龟兹国与西域的大乘佛教──从两汉至鸠摩罗什时代（1）

　　香港能仁书院讲师
　　提要
　　自西元前一世纪至一世纪顷接收佛教以来，古龟兹国一直是丝路北道上小乘教法的大宗。不过，小乘教的风行并不等如全然切断了大乘教在该国流通的命脉。鸠摩罗什以前，小乘教在龟兹虽颇有一枝独秀的如虹气势，然而大乘教仍孜孜不倦地尽其所能，拓展生存的领域。至罗什游学回国后，凭借一力鼓吹，龟兹大乘教的声望更攀登至史无前例的巅峰状态。
　　整合经录的记载，可发现龟兹吸收大乘教，主要受益于两大西域教国──大月氏与于阗的弘法活动，而两国的大乘教信仰各有其侧重面，大月氏特尊崇方等深经，于阗则奉华严部为中心。若分别考察两国流通的经籍、僧众的传法译经活动，与龟兹大乘教状况的关系，可发现龟兹明显受大月氏大乘教的烙印较深，这可能由于两国古来在文化、语言已紧密交融之故，兼且随侍大月氏高僧移译经典的龟兹佛徒并不在少数，以致月氏大乘教经籍的弘规，亦顺理成章地为龟兹佛教学者所吸纳。至于作为于阗信仰核心的华严部，反而遭到龟兹佛教界的拒斥，于兹该国大乘教对于龟兹的影响力，诚然逊于月氏。
　　至罗什，龟兹大乘佛典的传译活动，不论在数量、种类上的扩充，皆取得长足的进展。不过，罗什的译经事业虽开辟了中土佛教的新面貌，彼所译出的大乘教经典，大体上仍践履其祖国龟兹大乘教的一贯发展路向，此即以方等部为核心。罗什从大月氏赍来的大乘佛典体系中，撷菁采华，重新移译，另一方面又大力引入中观等新学，令龟兹的大乘教风一度高张，追源寻本，大月氏对龟兹大乘教的启导之功，理当不可忽略。
　　关键词：1.龟兹　2.大月氏　3.于阗　4.鸠摩罗什　5.大乘教
　　【目次】
　　一、前言
　　二、 罗什以前龟兹国的疆域与势力范围
　　三、大月氏的佛教与龟兹
　　四、大月氏的大乘佛教概况
　　五、于阗的佛教与龟兹
　　六、于阗的大乘佛教概况
　　（一）《大方广佛华严经》六十卷
　　（二）《大般涅槃经》四十卷
　　（三）《禅要秘密治病经记》
　　（四）般若类经典
　　（五）《观世音忏悔除罪经》一卷、《法华经．提婆达多品》
　　七、罗什以前的龟兹大乘佛教
　　（一）罗什以前龟兹僧徒传译大乘佛典的概况
　　（二）大月氏、于阗、龟兹三地大乘译经状况之对照
　　八、罗什与龟兹的大乘佛教
　　（一） 罗什修学大乘教的历程
　　（二）罗什时的龟兹大乘佛教
　　（三） 罗什的大乘教典翻译事业
　　九、结语
　　一、前言
　　龟兹出生的鸠摩罗什（Kumārajīva，西元344-413），是中国佛教史上卓越不凡的第一流译经大师。由于他的倾力弘扬，本属小乘教国的龟兹，也一度弥漫著尊崇大乘的学风。然而龟兹的大乘教发展，并非以罗什为嚆矢。什公之前，已陆续有大乘教典从西域地方流入斯土。本文主要探讨从两汉至罗什时代的数百年间，西域等地将大乘教传入龟兹之端绪，及所作出之相关贡献。
　　二、 罗什以前龟兹国的疆域与势力范围
　　龟兹（Kucha），大抵指今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专区库车县，也包括今阿克苏区的绝大部份土地，现代维吾尔语作Kuca(r)，在中国古籍里，又屡见丘慈、丘兹、苦叉、屈茨、屈兹、屈支、拘夷、归兹等异名。龟兹位处天山中段南麓，《北史》云：“在尉犁西北，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都延城。”[1]　《汉书．西域传》叙其地理位置，谓：“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南与精绝、东南与且末、西南与扜弥、北与乌孙、西与姑墨接。能铸冶，有铅。东至都护所乌垒城三百五十里。”[2]　故知龟兹四周诸国环绕，非处边陲之域。而汉时由中原通西域，从玉门、阳关西出后分南北两道，[3]　龟兹居北道中心；魏时扩充为南、北、中三道，中道与北道均诣龟兹。[4]　由于稳扼北道要塞的优势，龟兹古来即享有东西交通之便利，形成多民族聚居，孕育了质直而开放的社会风气，[5]　同时荟萃邻邦语言风物，融摄为自身独特的文化内涵。史载龟兹“风俗、婚姻、丧葬、物产与焉耆略同”，[6]　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7]　学胡书及婆罗门书算计之事，尤重佛法[8]　──然则印度的传统学问、外道经书、大小乘佛典，都已为龟兹兼收并蓄。[9]　除此之外，西汉宣帝时，龟兹绛宾王曾在国内推行汉化计划，“治宫室，作缴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汉书．西域传》）东汉初年，班超拥立的白霸王并大力吸收中原及外来的宗教、文化、艺术、法律和典章制度，由此奠定了白氏家族统治龟兹八百余年的基业。[10]　凡此种种，皆证明龟兹古来已习于跟外来文化发生频密的交流，其东西千余里的疆域，乃是西域各族和中原文化交相辉映、竞放异彩的舞台。
　　据《汉书》所记，龟兹拥户口六千九百七十，人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11]　在西域五十余国中，侪身北道大国之列。[12]　然虽兵力充足，物产丰富，也有延绵不断的宗室世系担当本国元首，可是在魏晋以前，龟兹国的政权却非完全处于独立自主的状态，毋宁说，她更像一个居于匈奴、中原、西域诸国的夹缝中，必须依靠估量国际政治氛围的大趋向而决定自身外交政策的半独立国家，对强国往往依恃，对弱国时而侵凌，而很多时候，是藉著联合各国的集体外交行动，为本国谋求最大程度的生存空间。
　　汉时，龟兹倚仗匈奴之威势，曾数度拓展疆域。西汉昭帝继位前（西元前86年），龟兹的影响力已扩大至扜弥（在南道中段，与龟兹仅一河──今塔里木河──之隔）、轮台（在渠犁以西）、渠犁（即乌垒，西域都护府所在地）诸小国，使势力远播北道以东、于阗河东南部，控制了塔里木盆地南北两路的要道。至西元23年前后，龟兹所辖范围达今之拜城、库车、新和、沙雅、轮台、渠犁诸地，即大部份北道东沿地带，其后更相继兼并姑墨、温宿（两国均在今阿克苏）、尉头，占领了北道西沿的出入口。[13]　西元73年（明帝永平十六年），龟兹从于阗手中夺疏勒，杀其王忠，立左侯兜题为疏勒王。章帝时，又一度控制莎车，使龟兹的领地从渠犁以西伸延至疏勒，已相等于据有北道沿途整片土地，[14]　加上势力直闯南道尽头，换言之，全盛时期的龟兹，凭借占据北道、染指南道西部关口，无疑已晋身为西域的新霸主。然而未几疏勒、莎车旋又被班超收复。爰及魏晋，虽与邻国持续有战事发生，龟兹却无法进一步扩展其领土，反而受到焉耆、前秦、后凉的侵凌。因此总的来说，在历史上，龟兹的疆土虽随时代有异，大体上不出北道中西段的范围。
　　以上所述，为龟兹由西汉至魏晋时所统辖的边疆和势力范围。从地理位置观之，龟兹处于中西陆路交通的要冲，康居、大宛、大月氏等国人前来中国，皆取道龟兹，方可抵达，造就了龟兹成为丝路北沿的佛教重镇，对佛教从西域入华，起著不可忽略的桥梁作用。[15]　不过佛法在何时、何地传入龟兹、内容为何，已无法从文献中获得直接的记录。假如要了解龟兹大乘佛教的源头和沿革，吾人只能从其时西域大乘佛教流行的情状略作推敲。
　　西元一世纪至三世纪，与龟兹素有频密政治往来、并在境内有佛教流通的国家，包括疏勒、莎车和于阗，前两者主要流行小乘，并兼有大乘，后者主要是大乘。距离龟兹较远的葱外大乘教国大月氏，是将大乘佛典输入岭东国家的嚆矢。由于本文著重探讨龟兹大乘教的情状，以下将集中析论从两汉至罗什时代，两大西域教国大月氏及于阗的大乘佛教，对龟兹大乘教发展所起著的关键作用。
　　三、大月氏的佛教与龟兹
　　若按《魏略．西戎传》所记，西汉哀帝元寿元年（西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一事属实，则大月氏必在其前已接受佛法，保守估计，至少应为西元前一世纪顷。而大月氏文化远涉龟兹，据史传记录，似未见于西汉年间。盖自西元前177年起，龟兹已听命匈奴。当匈奴老上单于（西元前174-161年在位）伐月氏并杀其王时，龟兹国人或有可能被调配参与征战，因而接触过月氏国人，但除此以外，龟兹与大月氏鲜有在外交领域上的直接往来，故相信在西元前一世纪以前，两国间尚未展开官方的政治和宗教交流活动。果尔，设若大月氏在西元前一世纪接受佛法后，历数十载的沉淀消化始对外弘扬，而古代的文化传播，又动辄需时数十寒暑，甚至上百年之久，那么佛教最终抵达龟兹，最早应在纪元前一世纪中后期，最晚应在纪元一世纪以内。
　　大月氏佛教得以大规模向东弘化，不能不提及西元前58年登基的迦腻色迦一世。玄奘《西域传》卷2云：“迦腻色迦王以如来涅槃之后第四百年，君临膺运，统赡部洲，不信罪福，轻毁佛法。”后来王目睹牧童作窣堵波的奇迹，才开始深敬佛法。这段传说，足见在西元前58年前，佛教在该国已流通有年，且国人已明了到佛经里因果报应的教义，不唯停留在怪力乱神的迷信层次，是以史传才将王不信罪福，等同于轻诋佛法之举，这为大月氏至迟在西元前一世纪引进佛法的推断，多添一项旁证。
　　迦腻色迦一世的领土，包括健驮罗、迦湿弥罗及东至遥捕那河（Jumna）之马图剌（Muttra），南至恒河北岸之波罗捺城（Benares），北自判查布西北至印度河西部。[16]　从王归依佛法以前，所发行的货币，刻有希腊、波斯、印度婆罗门诸神的形象（后来始铸造释迦牟尼佛像的钱币），可见西元前91至80年，大月氏从阿姆河北南迁至大夏的都城蓝市城一带时，其地原属于东方希腊文化与印度文化混合的区域。迦腻色迦一世在位时，佛法大盛，王在位二十八年后驾崩（西元前30年），尔后直到一百余年后践祚的迦腻色迦二世（约西元110年即位）为止，中间的继位者，包括胡韦色迦（西元前31年即位）、韦苏特婆（约西元10年即位）、阎膏珍（约西元75年即位）、韦西斯迦（西元95年即位），都不是醉心佛教的君主，仅丘就却（约西元40年即位）一人尽力护持佛法。吴焯先生认为，大夏原属多元文化地区，佛教在这里远远没有明朗化，也无法取得统治地位，因此也很难想像，在西元前后，大月氏的统治者会认真地把佛经介绍给远在葱岭以东的西域诸国。[17]　诚然吴氏的提法不无道理，不过，笔者仍然认为，不能完全否定西汉哀帝时大月氏遣使来华弘教的可能性，其理由有如下数点：
　　一、伊存授经之事发生于西元前2年，即胡韦色迦王（西元前31年～约西元10年，在位约四十年）掌政年间。胡韦色迦虽不似迦腻色迦一世般笃信佛教，但尝建壮丽之伽蓝，[18]　故不能谓彼毫不推动佛教。且大夏原是印度、希腊两国文化交融汇聚之地，大月氏移住于该地后，自迦腻色迦一世开始虽敬信佛教，但出于管治需要，统治者仍得尊重在原地的印度、希腊两大文明传统。因此胡韦色迦王铸造刻有非佛教神祇图像的金币，可能旨在平衡国内不同宗教信仰的势力，未必说明了王对佛教信仰之薄弱。王既不排斥佛教，且需向帝国内的佛教徒展现相容并包之泱泱风度，因而对本国僧侣远赴葱外诸国传法，开启方便之门，亦可谓合乎情理之举。
　　二、西元前129年（武帝元光元年）、西元前119年（武帝元狩四至五年）张骞两度出使大月氏，故其与中土的邦交，可谓源远流长，古来两国互相遣使的事例，绝非罕有。[19]　然而两地的交通亦尝闭塞中断，如王莽篡汉至东汉初年，汉地与大月氏的官方交通便一度中绝了六十五年。《后汉书．西域传》曰：
　　王莽篡位，贬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与中国遂绝，并复役属匈奴。……永平中，北虏乃胁诸国共寇河西郡县，城门昼闭。十六年，明帝乃命将帅，北征匈奴，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阗诸国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20]
　　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即西元73年，以西域自绝六十五载而向上推算，则知西元前8年以前，当汉仍置都护时，大月氏和中土仍可循正式的外交途径往还。而即使到了永平中期，汉将西域的都护撤走后，大月氏僧侣仍有可能循非外交途径向中国学者、士大夫弘教，[21]　所以伊存授经一事，未必是无稽之谈。东汉和帝永元六年（西元94年），班超平定诸国叛乱，使五十余国悉入贡而内属于汉。及和帝晏驾，西域又相继叛乱。至顺帝永建二年（西元127年），西域长史班勇，击降焉耆，使龟兹、疏勒、于阗、莎车等十七国内属。由这时起，直至元嘉二年（西元152年）的二十多年间，东汉在西域朝威最盛，葱岭内外，诸国偃旗息鼓，局势安靖，大月氏与东汉恢复了交通，宗教传播又再度活跃起来。桓帝建和元年（西元147年），大月氏佛僧支娄迦谶前来洛阳宣教，[22]　即为一例。
　　要之，自西元前后以降，大月氏与汉地在佛教传播上的互动关系愈见深厚，纵使从王莽至东汉初年，两地官方外交中绝六十五年，双方在宗教事务的联系未尝完全隔绝，而使伊存授经的事迹，未可被全盘否证。而一俟官方外交复通，大月氏佛徒重又纷至沓来，充分显示了斯土僧人对来华弘法的高度热忱，与坚定不移的志向。
　　三、汤用彤先生曾力证汉明帝求法故事大致可信；[23]　而牟子《理惑论》、《历代三宝记》、《出三藏记集》等典籍，又记载明帝求得的《四十二章经》出自大月氏。季羡林先生在〈再谈“浮屠”与“佛”〉一文中，推断《四十二章经》的原语就是大夏文。[24]　这样看来，永平求法的故事说明了早期佛法是经由大月氏传到中国来的。当时大月氏的统治者，正是礼敬佛法的丘就却。
　　西元前一世纪后期，大发正信的迦腻色迦一世处处优礼佛教，令佛教进入贵霜王朝史上第一个全盛时期。嗣续迦腻色迦一世的是胡韦色迦，在彼治世时，有所谓伊存授经一事，如其属实，则在纪元前2年以前，佛法或已多少流入在东传路线上途经的龟兹国了。其后到了西元40年顷丘就却在位时，佛教在大月氏再次受到帝王的热烈尊崇。丘氏是所谓“佛法的保护者”，弘扬教义不遗余力，造就大批僧侣东来传教。从地缘位置上考虑，作为东进路上中途要冲的龟兹国，应该至迟在西元一世纪后半期，已从大月氏的宣教者那里听闻佛法了。不过，龟兹国人亲身从事的译经活动，却迟至纪元三世纪才开展，由此推断，该国在一世纪后半期恐怕尚处于初禀佛法的启蒙阶段，还未形成组织整饬、规模庞大的信仰集团。至西元二世纪中顷，在迦腻色迦二世的文韬武略下（西元129年即位，或作144年，另有诸种异说），大月氏领土扩展至喀什葛尔、叶尔羌、和阗诸地，佛教信仰盛况空前，该国沙门支娄迦谶、支曜等纷纷远来汉土弘道，同一时间，康居、安息等僧人也陆续前往中原宣流法化。可以想像，当日的龟兹，定必与中原一样，源源不绝地吸取佛法的养分，随著日就月将，佛教在斯土渐渐落地生根，茁壮成长，迨至西元三世纪时，龟兹遂得以从单纯的佛法接收者身份，慢慢过渡为西域教国里的护法中坚。
　　四、大月氏的大乘佛教概况
　　罗什以前，西域的佛教大国中，论向中土弘法之积极程度，和经典的传译数量，首推葱岭以西的大月氏。据羽溪了谛在《西域之佛教》的统计，从后汉至南北朝四百年间，经大月氏译介到中国的佛典，至少有二百零四种，[25]　当中经律论悉备，涵盖大乘华严部、方等部、般若部、法华部、涅槃部、小乘经部、大乘律部、小乘律部、大乘论部、小乘论部、杂部、秘密部等共十二部。[26]　后汉与西晋属于大月氏佛徒译经的高峰期，东晋次之，往后已甚凋零。大月氏僧众赍来和译介的佛典，相信颇大程度反映了其时该国佛教的流行状况。
　　从大月氏的译经数量来看，大乘教明显占优，其中又特别敬重方等部。按羽溪氏的统计，自后汉至东晋，已由九名月氏国的译师，译出方等经一百部，这说明了大月氏僧徒偏重方等部乃普遍现象，很难归因于个别译师的一己取向。至于该等佛典，是否悉从大月氏传来？与大月氏佛教有何关连？吾人可试从大月氏译师的生平、游历与译经事业，略窥一、二。
　　先看东汉时期来华弘教的大月氏沙门支谶。《开元录》卷1载，支谶于桓灵帝世近四十年间，在洛阳译《道行》等经二十三部六十七卷（《历代三宝记》卷4载二十一部六十三卷）。此经于桓帝时由天竺沙门竺朔佛携来，似乎亦源自天竺。又谶所译的《般舟三昧经》一卷，涉及阿弥陀佛信仰，很可能是西元一世纪左右在北印度编纂而成，[27]　迨至二世纪顷，辗转流传到西北印贵霜王朝境内。
　　另一位祖籍大月氏的优婆塞支谦，从孙权黄武初至孙亮建兴中（223-253）译经无数。支谦的祖父法度在灵帝时率数百国人来华归化，谦自身曾受教于支谶的学生、同是月氏人的支亮，习得汉书、婆罗门书，妙善方言，通六国语音，故虽在汉地出生，谦仍拥有深湛的西域文化素养。谦与天竺沙门康僧会、[28]　竺将炎（持炎、律炎）、维只难等，在译经事业上合作无间。难从天竺赍来《昙经》（《法句经》）梵本二卷，炎与谦共译出。当时天竺、罽宾已归属大月氏的势力范围，[29]　以此推论，支谦所译经典中，除《昙》外，应有不少是从月氏国传来的原本。
　　最后需提及最有代表性的竺法护。法护先祖是大月氏人，世居炖煌郡。晋武时，为搜罗方等深经，游历西域诸国，习学外国语三十六种，赍回大批佛典 （《高僧传》作一百六十五部，《祐录》作一百四十九部），写为晋文。法护是罗什以前中国最伟大的佛教译经师，传译经典一百五十四部三百九卷（《祐录》），其中大部份属方等深经。《祐录》卷2“新集条解异出经录”，收录罗什重译法护所出的大乘佛典，至少包括十三部，可见护公对什公的大乘译经事业，也甚有启导之功。
　　慧皎《高僧传》记述，法护曾慨叹方等深经蕴在葱外，乃发愤遍游西域诸国，大赍梵经还归中夏。由于西晋时贵霜王朝的疆土向葱内外急剧扩张，推测护公求得的原本中，必有相当一部份出自大月氏领土。另外，除法护从外国搜罗的原本外，依经录记载，确有部份原典的出处与大月氏有关，包括：
　　晋武帝太康五年（284） 罽宾文士竺候征若携《修行道地经》至炖煌
　　同年 从炖煌龟兹副使羌子侯得梵书《不退转法轮经》
　　晋武帝太康七年（286） 于阗沙门只多罗传入《般若》（《光赞般若》）的胡本
　　晋武帝永康元年（300） 从罽宾沙门得《般若》
　　三世纪前后的罽宾、于阗已归属大月氏帝国，因此上述的《修行道地经》和两种《般若》胡本，无疑来自月氏。至于龟兹副使羌子侯授予法护的《不退转法轮经》，根据周连宽先生的说法，二世纪时印度人将梵文佛典携入龟兹，三世纪时，龟兹国内精通梵书者与日俱增（例如法护的助手帛元信），但要迟至四世纪，龟兹人才借用婆罗谜文字创造出本国文字。[30]　由此推论，羌子侯所授的梵书佛经，应是以西域某国文字，而非以龟兹文字缮写，不过到底此经原属于葱外抑或葱内，则甚难定夺。
　　从大月氏来华、或祖籍该地的译师所宣译的佛典类型，可知大月氏原是大乘教主导的国家，且特别崇敬方等深经。汉晋时，西域大乘教的重镇，葱岭以东是于阗，葱岭以西是大月氏。若考虑月氏国的领土、国力、交通、地缘等因素，再加上弘法的规模和密度，吾人有理由相信，龟兹的大乘教必然曾直接受益于大月氏僧众接踵而来的弘教活动。笔者在本文稍后部分，将尝试析论两国大乘教在发展进程上的具体关联。
　　五、于阗的佛教与龟兹
　　关于佛教传入于阗的传说，《阿育王息坏目因缘经》（苻秦昙摩难提译）卷1云：
　　阿育王闻，喜庆欢悦，和颜悦色，告耶奢曰：……今当分此，阎浮利地，吾取一分，一分赐子，使我法益，长生寿考，治化人民，如今无异。新头河表，至娑伽国，乾陀越城，乌特村聚，剑浮安息，康居乌孙，龟兹于阗，至于秦土，此阎浮半，赐与法益，纲理生民，垂名后世。（《大正藏》册50，页175上）
　　这段文字叙述阿育王将部分领土，包括龟兹和于阗，赐让儿子法益，俾其依循佛法，纲理民生。但吾人不难发现，所谓让出疆土一事，其实颇有疑问，盖秦土亦在授赐名单内（阿育王约与秦始皇同时），而实际上，阿育王断无可能将中夏的土地亦一并赏赐给法益。[31]　再者，西元前三世纪，阿育王派遣宣教师游化的九个地方，尚未进入葱岭以东的边境，[32]　故彼等曾否踏足于阗、龟兹，甚至远赴秦土，诚属可疑。[33]
　　在于阗佛教的传说中，每当提及寺院佛像时，大都强调是从葱岭以西的佛国恭迎过来的，例如《使西域记》、《西域记》卷12便有类似的故事，似乎暗示了于阗佛教的来源与西北印度有深切关联。[34]　现存见诸《魏书．西域传》、《洛阳伽蓝记》卷5、《西域记》卷12以及《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5的记载，咸谓毗卢折那阿罗汉（或作毗卢旃、卢旃，《西域记》和《三藏法师传》明言彼来自迦湿弥罗）将佛法传入于阗，而按照西藏《于阗古代史》，这是于阗建国后一百七十年的事迹，大约发生于西元前一世纪前半叶之际。[35]　在论及大月氏佛教时，笔者曾推断，约在西元前一世纪中后期，或至迟在西元一世纪以内，龟兹国内已开始有佛法流通，若于阗果于西元前一世纪前半叶输入佛法，则至少较龟兹早数十年闻说经教。
　　于阗最初接受的教化，是属于大乘法抑小乘法？溯自阿育王时，末阐提于迦湿弥罗和犍陀罗弘道，遂使西北印度成为说一切有部的根据地，若于阗的佛法真个来自迦湿弥罗，最初无疑属于小乘教。[36]　然而出人意表的是，尔后于阗却逐渐发展为西域大乘教的策源地。魏甘露五年（260），朱士行等前往于阗取得《道行经》的原本，证明在三国年间，大乘教在斯土早已根深蒂固。401年，西域求法高僧法显途经于阗，在《佛国记》中赞叹佛教的衍盛，谓“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者”、“瞿摩帝僧是大乘学，王所敬重”，据此，当时大乘学已在于阗稳占压倒性的优势。于阗的大乘佛教，直至玄奘来访时（644）犹历久不衰，[37]　故此于阗真可称得上是典型的西域大乘教区。
　　于阗与龟兹之间的交通开发甚早。西元一世纪后期，于阗王广德杀莎车王贤并灭其国，将莎车属国并为己有，成为匈奴南下的障碍，匈奴遂谋攻于阗。《后汉书．西域传》载：
　　匈奴闻广德灭莎车，遣五将发焉耆、尉黎、龟兹十五国兵三万余人围于阗，广德乞降，以其太子为质，约岁给罽絮。冬，匈奴复遣兵将贤质子不居征立为莎车王，广德又击杀之，更立其弟齐黎为莎车王，章帝元和三年（也）。[38]
　　章帝元和三年即西元86年，由此而知于阗与龟兹在政治、外交领域上的接触，绝不会晚于西元一世纪后期。
　　龟兹古国南向有三条通道，其中通往于阗和莎车两条陆路，均取道今阿克苏、巴楚、柯坪，[39]　因此凡前往于阗必路经莎车。而莎车、龟兹之间的通道，在西元46年莎车王贤攻龟兹时已被打开了，如是位处莎车东南端的于阗，或在其时已开通了往龟兹的陆路。不过无论如何，于阗与龟兹之间的交通往来，应不会迟于一世纪后期。到了西元三世纪，龟兹正式兼并姑墨、温宿、尉头，[40]　雄踞了北道，南下塔里木盆地的路线亦已完全开通，只要沿著和阗河河床，横越塔克拉马干沙漠，就可以直达大乘教国于阗，[41]　所以魏时于阗与龟兹之间的通路，较诸汉世，更加畅行无碍。
　　在古代文献里，亦有明载于阗、龟兹进行宗教交流的事迹。玄奘在《西域记》卷12瞿萨旦那国（于阗）一条写道：
　　王城西南十余里有地迦婆缚那伽蓝，中有夹纻立佛像，本从屈支国而来至止。昔此国中有臣，被谴寓居屈支，恒礼此像，后蒙还国，倾心遥敬，夜分之后像忽自至，其人舍宅建此伽蓝。
　　此寺院得名殆因奉祀地迦婆缚那菩萨而来。内里供奉的纻立佛像，年代虽不可考，但这段记事足以证实，于阗与龟兹确曾进行过关涉到佛教的交流。又《高僧传》卷13，谓法献在宋元徽三年（475）前赴西域，在于阗得龟兹国金锤鍱像，可见直到五世纪，两国之间仍有互通佛法。
　　1993年，在今于阗县城北面约220多公里的喀拉墩遗址附近，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法国科研中心一三五所合作发现并发掘了两座佛殿遗址。对该两处佛殿进行复原后，研究人员认为佛殿中央残存的基座原应为中心柱，与龟兹石窟形制相同。C14测定这两座佛殿大约建于魏晋时期，发掘者认为，它们“很可能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中国佛教遗存之一”。[42]　喀拉墩佛殿的发现，替于阗与龟兹在三世纪时的佛教交流活动，提供了除文献记述以外的历史文物证据。
　　如前所述，于阗佛教是从印度迦湿弥罗（罽宾）直接传入的，早期奉行小乘教，其后大乘教始跃居主导地位。而在龟兹同样占居主流位置的小乘教，相信亦是源于罽宾，经于阗后流入境内，故与于阗的小乘佛教一脉相承。
　　六、于阗的大乘佛教概况
　　欲概观于阗佛教的流行状况，最直截了当的途径，莫过于透过汉文文献里关乎从于阗赍来佛典的诸种记述，进行仔细考察。现就两晋至南北朝年间，出自于阗之大乘佛典种类，及该等经典的来华始末，作一简明述要。
　　两晋至南北朝间，有史传录载而确认为从于阗输入的大乘佛典原本，包括以下数种：
　　（一）《大方广佛华严经》六十卷[43]
　　按《祐录》卷9〈华严经记〉，[44]　《华严经》胡本凡十万偈，支法领从于阗得三万六千偈，以晋义熙十四年（418），由北印度沙门佛驮跋陀罗著手翻译，至元熙二年（420）出讫。
　　（二）《大般涅槃经》四十卷
　　综合《高僧传》卷2及《祐录》卷14昙无谶传的记述，谶在罽宾搜罗《大般涅槃经》前分十卷（《祐录》作十二卷），后因本品数不足，在于阗更获中分和后分，其后续译出四十卷《大般涅槃经》，称为北本。刘宋时，慧观等再治前经，编为三十六卷，史称南本。
　　（三）《禅要秘密治病经记》
　　《高僧传》卷2云，北凉安阳侯沮渠京声赴于阗求法时，于瞿摩帝大寺获得天竺法师佛驮斯那授《禅要秘密治病经记》二卷，后于宋孝建二年(455)在竹园寺译出。[45]　京声共译经二十八部二十八卷（《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8，《历代三宝记》卷10作三十五部三十六卷），其中必有部份原本出自于阗。
　　（四）般若类经典
　　众所周知，《放光经》的原本，是朱士行在魏甘露五年（260）于于阗求得，元康元年（291）在洛阳译出。竺法护所译的《光赞经》十卷，是《放光》的同本异译，由于阗沙门只多罗在太康七年（286）赍来，同年十一月出讫。两本俱出自于阗国（《祐录》〈合放光光赞略解序〉）。
　　另《长房录》卷9载，周武帝世，中天竺优禅尼国王子月婆首那先在邺齐受魏禅，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忽遇于阗婆罗门僧求那跋陀持有《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七卷之梵本，到陈天嘉乙酉之岁（565）由月婆首那译出，可知此经亦尝流行于于阗。
　　（五）《观世音忏悔除罪咒经》一卷、《法华经．提婆达多品》
　　据《高僧传》卷13，宋元徽三年（475），法献在于阗求得《观世音灭罪》（《祐录》卷2作《观世音忏悔除罪经》一卷，兹从），《弘赞法华传》卷2及《历代三宝记》卷11，又谓彼同时获授《妙法莲花经提婆达多品》。唐僧详《法华经传记》卷1引《西域志》所述：“昔于阗王宫有法华梵本，六千五百偈。”证明在唐以前，于阗境内已有不同版本的《法华经》偈本传颂。
　　依上文所述，迄至南北朝顷，于阗国内流传的大乘佛典种类，至少包括法华、般若、华严、涅槃和秘密诸部。羽溪氏曾据中国历代经录和僧传中所列举的大乘教译典，统计出历来可认为于阗传入的原本，发现当中以华严和方等部的比例最高，其次是般若和秘密部。[46]　的而且确，华严部在于阗，确实享受著殊遇。自五到八世纪，于阗和位于叶城的遮拘迦国（又名子合国、斫句迦、朱居国），一直是华严信仰的大宗。[47]　由于华严信仰大行其道，于阗境内的佛教美术遗迹里，留存著为数众多的卢舍那佛像。[48]　除此以外，在于阗流行的《华严经》偈本，也相当详备。除了东晋支法领引介的三万六千偈本外，周武后证圣元年（695），北于阗人实叉难陀从于阗赍来并翻译出八十卷《大方广佛华严经》。关于这个偈本，法藏《华严经传记》卷1记曰：“今大周于阗所进，逾四万颂。”（《大正藏》册51）这表明在唐代以前，于阗已庋藏著《华严经》的不同偈本了。
　　要之，于阗固是大乘教为主的佛国，然而考诸经录，便知其地同时亦兼行小乘、密教和禅法，像《宋高僧传》卷2提及于阗人释提云般若的事迹，谓其“学通大小，解兼真俗，咒术禅门，无不谙晓。”此即于阗相容大小乘宗派的明证。于阗流行的小乘教派，包括饮光、法藏、化地各部，[49]　《大乘二十二问本》更明言化地部在印度已灭，在于阗盛行（《大正藏》册85）。于此可见，于阗虽以大乘教为主导，但小乘教在国内的力量也不可小视，偶然小乘信众还会汇成一道洪流，与大乘教戮力抗争，例如《高僧传》卷4，便载有于阗小乘学众企图阻挠朱士行持《放光般若》原本回国一事。
　　关于大乘佛法从北印度至于阗的东进途径，根据印顺法师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中指出，大抵是从乌仗那、商弥而到Wakhan；然后一直向东（不一定经过塔什库尔干），经昆仑山区（Karakoram）东行；或经叶城（Karghalik）到叶尔羌（Yarkand），即法显所到的子合，玄奘所说的斫句迦；或经皮山（Guma），或从于阗南山，抵达于阗，成为以大乘为主的教区。
　　七、罗什以前的龟兹大乘佛教
　　（一）罗什以前龟兹僧徒传译大乘佛典的概况
　　龟兹国本是小乘一切有部的教区，与于阗小乘教一根而发。《西域记》屈支国一条云：“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取则印度，其习读者，即本文矣。尚拘渐教食杂三净。”前已言之，于阗奉行的有部派别饮光、法藏、化地，实际上同样流行于龟兹，[50]　这是由于于阗小乘教从罽宾一带输入后，经两条路线抵达龟兹：或从莎车西移至疏勒再到北道，或顺于阗河的丝路支线北上，通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抵姑墨再东移至龟兹，[51]　故于阗与龟兹的小乘教，同可溯自罽宾，称得上系出同门。
　　今新疆拜城县的克孜尔石窟，是古龟兹佛教艺术遗址，开凿年代跨越东汉晚期至唐宋。石窟内部残留著根据一切有部教义绘制的壁画，是该部风行龟兹的真实写照。[52]　除了石窟艺术充满有部色彩外，在库车附近发掘出的龟兹语和梵文佛典断片、残卷，也多属于有部系统。据悉在被发挖掘出来的有部佛典中，用龟兹语抄写的，就包含了《十诵比丘戒本》、《十诵律波逸提》、《波罗提提舍尼》、《法句经》、《悲华经》、《古城比喻经》等断片。[53]
　　龟兹国的小乘教风貌，散见于古代经录和史传的记述中。《慈恩传》卷2引述龟兹小乘教僧人鞠多劝告三藏法师的一席话：“此土《杂心》、《俱舍》、《毗婆沙》等一切皆有，学之足得，不烦西涉受艰辛也。”鞠氏又斥《瑜伽师》是“邪见书”，毫不掩饰地表现出睥睨大乘的轻慢姿态。慧英《大方广佛华严经感应传》卷1又言：
　　圣历年中（698-700），于阗三藏实叉难陀云：龟兹国中唯习小乘，不知释迦分化百亿，现种种身云，示新境界，不信华严大经。有梵僧从天竺将华严梵本至其国中，小乘师等皆无信受，梵僧遂留经而归，小乘诸经师遒以经投弃于井。
　　是知到了唐代，龟兹的大乘教已没有多少生存余地。但以上所记，均出于唐人经录，仅代表七、八世纪时的情状，在此之前，龟兹虽属小乘教区，但大乘教仍颇有生存空间，在鸠摩罗什时更一度高张。以下简略回顾在罗什以前，龟兹国内大乘教的流布状况。
　　依本文推断，佛教约在西元前一世纪中后期至西元一世纪内传到龟兹，至三世纪顷，龟兹佛教开始步入成熟期，并且日益隆盛。《晋书．四夷传》记载：“（龟兹）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此见佛教信仰之兴旺衍盛。两晋时，来华宣化译经的龟兹僧徒、王族子弟不绝于途，从彼等从事的译经活动、赍来佛典，以及生平学养等资料，有助探讨东汉以后，龟兹大乘教的流布情况。
　　自东汉和帝永元三年（91）起，龟兹王族白霸在班超的扶持下登上王位，此后直至八世纪末，龟兹王位几为白氏所垄断。在中国古籍里，屡见龟兹王族姓白，[54]　有时“白”又作“帛”。据知，最早来华传译佛典的龟兹人，是魏正始末年（249前后）的帛延。魏甘露（256-260）中，延译出《无量清净平等觉经》等六部经，《祐录》卷2又载其译出《首楞严经》二卷、《叉须赖经》一卷、《除灾患经》一卷。另依《祐录》卷7〈首楞严经后记〉，东晋咸安三年（373），有龟兹王世子帛延协助支施仑移译《首楞严》、《须赖》、《上金光首》、《如幻三昧》等经。两位帛延的生存年代相隔百年之久，然译出之经典却甚为酷似，亦皆姓帛，姑勿论《祐录》所记，是否张冠李戴，将两者身份混淆，或以一人讹作二人，但几可肯定的是，彼（等）系来自龟兹。至于彼（等）综览的典籍大同小异，或是因为这些经典，曾一度在龟兹广泛传布之故。为节省篇幅，现将两晋年间龟兹僧徒、居士参与之译经，及从该国赉来的佛典，逐一胪列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