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浊恶世的求法者

今年三月初我回到台湾，在新营妙法寺参观传戒，也在其它几个道场作田野调查，找寻、整理关于中国佛教梵呗的资料。经过了四个月，因想溯源几种台湾主要的佛教唱念，于是在回芝加哥大学完成博士论文前，决定去探访大陆的几个和近代台湾佛教文化较为相关的佛寺。此行的收获甚大，除了证实这几年来我于学术上所作的推论，即厘清鼓山韵、浙派、海潮音及律腔的仪规和唱念特色；另一大收获便是对二十世纪的中国佛教和佛教求法者，在接连一波波的乱世狂涛下，如何适应、如何入门与如何传法，有了较清楚的概念。

　　这篇文章是感念于一路上所遇见的老法师们，于五浊恶世中所体现的求法精神，尤其这段历史至今咸少为人所提及、所了解，于是我整理了几个历史的片段，藉此呈现一点二十世纪大陆的中国佛教的历史概廓，也对那些将毕生奉献于佛教的修行者表达一份敬意。


　　近代中国佛教僧团的发展与运行，从一九四○年对日抗战开始，遭遇到强烈的干扰与阻碍，从此浩劫便不曾停息。中国大陆经过内战、整风、文革，一直到一九七九年落实宗教政策后，才开始重点式地进行回复寺庙的行动，以及表明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然而七九年之前的连绵战火及政治斗争，毁坏了寺院文物及僧团组织。七九年之后，由于社会上普遍缺乏宗教认知及寺院未获得政治支持的情况下，寺院文明失落，这一页中国佛教史也因此被埋没了。

　　在这段没有声音的历史里，有许多佛教的求法者，以其坚定的道心，于横逆中无所畏惧。就在大陆宗教政策开放后，他们又成为该地传衍圣教的灵魂。

　　今年七月，我到中国大陆参访了十几间佛寺，也采访了一些老法师，在访谈的过程中，看着老法师们满身的历史沧桑，听着他们时而欣喜、时而感慨的话语，我屡次被带回历史的洪流里，体念老法师们于五浊恶世求法的精神，内心不禁肃然。


永恒的试炼

　　宝华山隆昌寺位于南京市近郊的句容市，是著名的律宗道场，有「律宗第一山」之称，从梁朝宝志和尚（公元四一八——五一四年）开山以来，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了。由于其律范严整，为明清以来最重要的传戒道场，也是近代主要的律宗道场，在中国佛教仪轨和戒律的传衍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兵马倥偬中冒险求戒

　　抗战时期，宝华山的情况如同其它日军占领地区一般惊险。那是段极为惨痛的历史，光是南京一个县市，便遭日军屠杀了三十几万人，虽然日本政府因其政治立场，没有绝对禁止宗教活动，但是日本军队依然屠杀了许多佛教徒。

　　世局动荡中的宝华山仍继续传戒，有许多戒子冒着漫天烽火前来求戒。仁渊老法师是一九三七年来到宝华山的，他回忆当年在宝华山，日本鬼子、汪精卫的军队，或国民政府的军队及新四军到处可见。新四军在隆昌寺附近山区打游击，偶尔向隆昌寺要粮，日本鬼子更多，来了就抢，见人就杀！在混乱的世道中，不知来人是友是敌，但走在宝华山崎岖山路上求戒的戒子却未曾怯步！

　　现在常住于栖霞寺的传道法师是宝华山在战乱期间最后一次传戒的戒子，之后国共内战爆发，宝华山从此停止传戒。中国大陆后来由极左派掌权，中断了佛教公开信仰和传法，造成中国大陆佛教的黑暗空白时期，然此时局共业却造就了宝华山传戒的仪轨流传到海外，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因而有了更完备的传戒轨范。


独特道风，谁来持续？

　　宝华山隆昌寺的规矩基本上和其它佛寺相似，但它毕竟是律宗道场，在仪轨与道风上自然不同于和其它禅宗丛林。例如隆昌寺占地虽大、殿堂多，但它的山门却异常狭小，明显不同于多数丛林的广阔山门。会有如此迥异的风格，据说是因为律宗道场戒律严范，僧人平时不得随意出入；另外一说则是隆昌寺平时功课极多，为使院内静谧，所以才将山门造得狭小、偏僻，以避干扰。

　　此外，隆昌寺平日的五堂功课内容及唱念方法也与其它十方丛林不同，自成一格。文革前隆昌寺平日的五堂功课为：第一堂是早课——楞严咒、过文（怡山文）、三皈依，之后过堂。八点上严净殿，为第二堂，内容是大悲咒、十小咒、四大祝延赞。之后休息约一小时，十点左右上午殿，午殿唱诵内容为弥陀经、绕佛、拜愿、三皈依。第四堂是晚课，一般约下午四点左右，视季节而有所调整，冬早夏晚，内容为蒙山、唵　娑摩罗、绕佛、过文（净土文）、三皈依。吃完开水，约七点开始第五堂功课，礼大悲忏。每逢十四及月底之前一日，晚课改礼忏悔文，第五堂功课则为忏摩。每月十五日及月底诵戒。

　　现在老宝华的人数寥寥无几，年轻僧众则来自各地丛林，多不谙律腔与律宗仪规。目前五堂功课和一般丛林的早晚二时课诵相同，早殿过文已不唱怡山文，而改念以丛林的普贤发愿文，晚课的「唵　娑摩罗」难得有人会唱了，所以改为赞佛偈。而梵呗已由律腔转为海潮音（江苏一带之唱念音调，尤以天宁寺为中心）。

　　七月十日清晨，我听见打板声，马上上钟鼓楼。当日是寺里的纠察师父扣钟，其唱韵和台湾许多佛寺的扣钟偈基本上相同，钟扣三阵后，代方丈林祥法师进钟鼓楼，拿起鼓槌，开始击鼓。鼓槌所到之处，鼓声强、弱、缓、急，历历分明，如万马奔腾在鼓面上，声声惊天动地、呼风唤雨，……法师专注地凝视着前方，彷佛天地间只剩下了他和鼓和阵阵慑人的鼓声，而我只能悄然独立在微凉的晨曦中。

　　然而更大的惊喜是在鼓声之后，早课开始了，我听到了从法师们的心、口流出的是宝山梵音，唱韵独特的律腔楞严咒，一个几近失传的中国梵呗！从那浑厚的唱腔与笃定的神情中，我感受到老法师们以贞定的道心，走过乱世的坚持，然而未来是否能再保有律宗道场自成一格的仪轨与道风，对经历风浪的宝华山而言，将是另一种考验。

　　或许对每一时代的修行人来说，修行的本身就是一种永恒的试炼吧！


筚路蓝缕，重建寺观

　　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所遭遇的灾难，以文化大革命对佛教命脉的摧毁最为彻底，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下，不仅是宗教，其它中国的物质与精神文明都同遭破坏。但是再大的迫害也无法消灭人们心中的真实信仰，因为思想无影无形，肉眼看不见、四肢触不着，尤其佛法的基本精神是无我、无相，从何消灭？就算不能公开收弟子、建佛寺，佛教的信仰在这十年中并未中断，它依然在许多人的心海中翻腾、吶喊。


五浊恶世，问谁能安住？

　　大陆从推行「大跃进」以来，资本家与宗教信徒都是被打击的对象，栖霞寺的本振法师即是其中一位。

　　本振法师今年七十六岁，一九二五年于南京古宁寺剃度、受戒，戒腊已有五十二年。文革开始（一九六六年），法师被迫离开佛寺，被下放到集体农场，当时在集体农场内工作的人包括天主教、基督教、回教等其它宗教教徒。七一年以后，他便自己种田过日子，到七九年大陆推动落实宗教政策后才回到栖霞寺。试想在战乱频仍及政治迫害充斥的时代，要坚持修行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但本振法师却说：「从中国历史看来，这次的战乱或迫害并不是唯一的，只是它摧毁得更彻底罢了，想想苟活于五浊恶世，有谁能安住？」对他而言，没有什么痛苦是吃不消的，在任何时刻，就算是文化大革命的迫害，他内心仍保有自己的信仰。

　　本振法师的经历多少也是其它老法师的心情写照。七九年大陆宗教政策开放，有信仰的自由，当然比不开放好，但是落实政策后寺庙的回复工作，其困难是非比寻常的。因为文革期间，所有僧人被赶出寺院，寺院被占据，佛像、经典全部被摧毁，这种空前的浩劫，岂是目前有限的人力、经费，在短期内可以重建的？


空手回复天宁寺

　　以常州天宁寺为例，文革前它是中国四大丛林之一，寺院结构规模之大，法会之盛，使它享有东南第一丛林的美誉。七九年中国在重点式回复寺院的过程中，请回了四位天宁寺的老法师，即松纯（现任方丈）、文永、正元及洪德（已过世）四位法师，请他们回寺的任务便是希望能把佛像塑造起来，有了佛像，再加上法师驻锡说法，佛、法、僧三宝就具足了。

　　虽然该寺占地百余亩，殿、堂、楼、阁数百楹，但在七九年请回法师们时，只供给了一个小室，那时的天宁寺事实上已成为一个民间仓库，到处储放着钢材、机器。汽车可以从大门口直驶到大雄宝殿前，多数建筑受到破坏，寺内部分房舍已成民房，没有任何佛像、经典。十八年来，这几位师父空手回来，逐步地回复了天宁寺。到目前为止已收回、重修了多处殿宇，并另外找地供给了三百多户人家居住，使他们能让出寺地。

　　谈到寺院的修复工程，点点滴滴都是靠这些老法师们到处张罗的。如在当时要回复天宁寺时，海内外许多来自天宁寺的法师，或关心天宁寺的人士曾热心捐款塑造了三尊佛像，运到大殿前时，却无法进入。因为大殿早已成为常州博物馆的仓库，佛像在殿外放了七天七夜，后来还是经过打官司，才把博物馆请出去。但是寺方仍然要花一大笔钱去搬运博物馆的物品，最后博物馆是搬了出来，却搬到了附近的清凉寺。


清凉寺内的老迈身影

　　清凉寺原来也算是座大寺院，今年才得以开放，现在的情况相似于当年刚放的天宁寺，寺地成了商店、展示中心、仓库及民房。我在清凉寺看到妙云法师独自为清凉寺的回复而辛劳奔波，法师已是快上八十岁的人了，不论是募款、监工、大小寺务及各类佛事，都需要他亲自主持，看到他来往于寺院各个角落忙碌的老迈身影，令人十分不忍。

　　各地寺院的老法师们其实就是寺院的精神支柱与主力，法的传承、传统的延续及寺院的修复重建工作，都必须依靠他们。这些文革前出家的法师们，多已老迈，年轻的出家众虽然慢慢增加，但因中间的断层太大，加上社会上的宗教教育基础薄弱，不免出现寺院传统青黄不接的情况，虽然如此，那些老法师们依然用他们残余的生命，延续着中国佛教的慧命，重建寺院，提携后学，实在令人感动。


走过历史，重新起步

　　此行我于中国大陆参访了十几个大丛林：金山寺、高旻寺、天宁寺、天童寺、涌泉寺、云居山等，参加了各家的早晚课诵，于课诵之间，体会其丛林精神。整体来说，现在中国佛教在大陆，其僧团制度与宗教教育的建立或许尚未圆满，但不可否认，佛教的传统经由老法师们及许多人的努力是留下来了。虽然这些很可能只是一些基本的概念和形式，但是假以时日，我相信下一代的僧伽便可以从传统的佛教仪规中，领会出佛法和生活行仪的密切关系，而使中国佛教的僧伽制度与修持法门更加健全。而我于一路上，也曾遇见几位修持用功的年轻比丘与比丘尼，他们的知识、威仪与德行不亚于在香港、台湾或新加坡的佛门修行者，他们将会是佛教明天的龙象。

（编者按：本文作者为芝加哥音乐系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领域为南亚音乐、佛教历史与文化、中国佛教音乐，以及十九、二十世纪西方音乐史等，目前并于该校教授世界音乐、宗教与音乐等课程。文内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