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上传灯者 谁将继后尘——《普门学报》第二期读后感

　　徐孙铭(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手捧厚厚一本《普门学报》第二期，开始我不免有点发愁：这么大个部头，我什么时候能啃完？可是，从读完第一篇〈从四圣谛到四弘誓愿〉，再到第二篇〈基督教“爱观”与佛教“慈”悲观的比较〉、第三篇〈六朝佛教史研究的现代化途径初探〉……越是往下读，越是有味，真有爱不释手之感。
　　我花了三天时间，终于读完全部文稿，深受法益。
　　一、学术品位高
　　佛学研究刊物的品位高低，当然不外乎对佛陀根本教义的正确诠释和精当的发挥，对历史事实的准确考量与严密的逻辑论证，以及针对重大现实问题，予以重要的理论导向，对未来作科学的预测和展望。我所读过的佛学杂志，大陆的有几种，档次也高，但似乎出的太少(如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主编的《佛学研究》，档次高，也很有影响，但是一年只刊出一期，能维持下来已属不易)，有的则不定期，零打碎敲，缺乏高屋建瓴、大气蓬勃之感。而手头的《普门学报》已出六期；这第二期既有星云大师“再对四谛‘三转法轮’，藉此统一世界的佛教”的悲心宏愿和对佛教根本教义的融会贯通，也有慈容法师对国际佛光会的回顾与前瞻--脚踏实地的开拓进取；既有历史研究的深厚底蕴，如六朝佛教史的研究、江泌女子僧法诵出经的研究，又有佛教现代化、人间佛教、唯识派心理学的宏论；既有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又有诠释星云大师解行的论文和目录的中英文对照；至于对山水诗歌饶有趣味的赏识与品味，以及画龙点睛的书评、内容丰富的书讯、文摘等，形式多样，凝重厚实，颇能发人深醒，给人启迪。如：星云大师论《阿含经》隐含大乘佛教思想(《普门学报》第二期，第二十九页)；“度生而不著相，发最胜心、最上心、无颠倒心、无量无边的发心，才是真正的‘众生无边誓愿度’”(第二十五页)；“四弘誓愿”是“四圣谛”的延伸(第二十页)；“四大菩萨是四弘誓愿的代表者”，“‘苦集’的解决者，也是‘灭道’的完成者”(第三十五页)，都讲得十分贴切、精到，且通俗易懂，便于为信众所理解和接受。又如：翟本瑞、尤惠贞论基督教等西方宗教赋予“爱”以伦理学上的价值，但“爱”亦反向消解了宗教本身的神圣性；而大乘佛教“慈悲喜舍”作为自我修证与人际互助的伦理皆是自律的，而不是超越的神所给予人的。因此，依佛教自觉觉他、自度度人的教义而言，十法界众生的实践活动，必然形成“生命共同体”的互助关系，而诸佛菩萨与凡夫众生间更存在著永不止息的救度与超脱的修证过程；这两种宗教由于基准不同，各有其分位与价值，人们依各自的社会背景与心理基础而有不同的选择(第五十四页)。这种比较、会通，颇有说服力，对认识佛教道德伦理的定位，以及提高自度度他的自觉性都有启迪意义。
　　二、开拓创新，古为今用
　　学术研究，贵在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佛法西来，又传东土，走向世界，慧命不断，法轮常转，贵在不断吸取新鲜养料，开拓前进。〈佛教“空”的观念及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影响〉一文，澄清了世人对大乘空观的“虚无主义”、“唯心主义”的误解，从辩证法的高度、豁达地对待世间得失、促进僧俗的交流、沟通的角度进行诠释，很有新意。〈佛法与自由〉一文，对太虚大师在社会历史总体的基地上实现人的完全自由，即成佛理想作了精到的阐释，并对其“自由史观”既有浓厚的入世色彩，又启动了传统佛教中蕴含的自由精神，构成新佛学作了独到的概括，指出其未能实现的客观原因，并提出自己的见解：摆脱山林隐逸之局限，使佛法在现代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更好服务于人的自由事业。〈六朝佛教史研究的现代化途径〉一文，以后秦姚兴的政治与佛教的关系为例，采用美国学者大卫·伊士顿的政治系统理论，论述姚兴在四世纪末年，面临大乘般若经义如何正确掌握与面对小乘批判般若空义的困境，及时了解国内外政教环境的需要，聘请高僧鸠摩罗什，翻译大量的大乘般若系经典，建立最早的僧官制度，从事建寺、法会、斋会的佛法活动，有效地执行了满足国内外需要的佛教政策，精确地掌握“般若”空义，主导大乘般若思想的潮流，又建立般若台为弘扬佛法的象征中心，率领核心亲信集团从事佛经的翻译、研究工作，从而得出“姚兴高度的掌握政教结合政策，凝聚‘王者’的国家意识，对以后中国佛教的发展有划时代的影响”的结论。这种研究方法新颖，富于创新精神，所得的结论也切合史实。虽然当今的形势已非西元四世纪可比，“政教结合”的政策也与今日许多国家和地区“政教分离”相异，但了解内外政教环境的需要，聘请高僧、掌握正确的导向、培育僧材、健全制度、重视经典的诠释和通俗化，采取有效的满足国内外的需要的各项措施，却是有普遍的借鉴意义，有强烈的现实启示作用的。〈关于江泌女子僧法诵出经〉一文，从文献上作了详尽的考证，例举大量事实，令人信服地说明：时人及后人对僧法诵出经基本持否定态度，但把疑经问题正式提到中国佛教文献学的议事日程上来，是僧祐的贡献；排除疑经、伪经的干扰，反映了中国佛教可贵的理性精神，对于促进佛教信仰的健康发展，有正确的导向作用；法经对“经非金口，义无传译”的疑经、伪经，坚决排斥，反映了他把传译的形式(包括规则、规范、程式)看做比经典的内容更重要，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种思想方法，此后对中国佛教界一直有较大的影响(第九十九页)。由此，我们想到，一个九至十六岁的女子，在前后七年中“诵”出二十一种经，凡三十五卷，虽然从信仰的角度说，也许很虔?#092;，“不可思议”，不可否认，无可非议，但佛教是讲正信的宗教，是以理性为主导的宗教，也是神圣的宗教，不是随便什么人说几句“经文”就可以鱼目混珠的(不管是有意作伪也好，无意也好)。僧祐、法经等高僧大德的确为后代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激浊扬清，辨别邪正，崇尚真理，这是佛教的优良传统，这种精神在今天仍然值得大大发扬。
　　三、从佛教文化与佛法理论结合的高度阐释哲理、抒发性灵
　　佛教历来认为文字般若虽非究竟，但仍不失为悟道、求得般若智慧、证入涅槃的助缘，故本期学报对于佛教文化(文学、艺术的哲理、意境)也给予一定的关注。〈宋初九僧诗集考述〉虽是一篇考证《九僧诗集》的文章，但对于将此诗集的历史面貌重新还原，正确认识宋代僧人的诗作、思想境界及其贡献，有正本清源的作用。〈谢灵?#092;山水诗的佛学思想〉一文认为，支道林把道家“目击道存”的思想与“即色游玄”论点相互渗透，形成了即色--游玄的艺术结构，从自然山水的描写(即色)，到对人生玄理的感悟阐发(游玄)的艺术形式，深深地影响了谢灵?#092;的山水诗创作(第一五四页)；慧远的法身思想，也影响了谢灵?#092;的山水观(第一六?页)。在谢灵?#092;山水诗中所描写的景物，透过顿悟观照的方式，启开主观情智活动，来观察物象自在之形貌，达到一种主客俱泯、物我不二的境界。作为中国山水诗的真正开拓者，他游心于晋宋时期重要的佛学思想，并且将其内化成哲理情思，把佛教哲学与审美观点融为一体，大大开拓了山水诗的意境，将禅与诗推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形成山水诗创作的另一个高潮(第一六?页)。这一论述，颇耐人寻味。虽然笔者不懂诗歌，但联想到湖南佛教史上一些著名居士，如魏源，不就是步谢灵?#092;的后尘吗。魏源青少年时就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极喜好游名山大刹。他曾描述自己“少年好远游、曾踞祝融之峰最上头”(《魏源集》下册，第六八四页)。他从少年游南岳始，至六十四岁终老僧寺，一生中一有机会便游名山大刹，足遍布大半个中国。东到定海普陀山，再到天目山、庐山、泰山、华山、黄山、九华山、五台山、嵩山、恒山、天台山、武夷山等等，无不游遍。魏源对名山大刹不是一般的喜爱，而是酷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溺仙溺佛溺山水，与溺酒色无殊轨。嗜好不专溺不深，安能万事不易此。”(《魏源集》下册，第六八八页)他遍游名山，并非普通的喜欢游山玩水，而是“溺山水”与“溺佛”紧紧联系在一起，不仅对山水情有独钟，而且欣慕清高的僧人、高道，朝拜壮观的佛寺道观。魏源既是净土宗信徒，又将禅宗、华严、天台、净土等宗派的思想融于一炉。作为古近代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深入佛教，归心净土，融会诸宗，把“经世”与“出世”融通、统一起来，把“师夷长技”与“制夷”结合起来，弘扬了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包容涵摄精神，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为湖湘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弘扬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这不仅说明佛教文化为旅游事业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景观，作出卓越的贡献，而且说明佛教文化对于吸引信众，尤其是喜欢“溺仙、溺佛、溺山水”、“出入佛老”的文人陶冶性情，“即色游玄”，提高精神境界，悟入佛教正道，是有积极的导引作用的。《普门学报》作为高品味的佛学研究刊物，注意在这方面组稿和选用稿件，是蕴涵深意的，也是符合“人间佛教”精神的。
　　四、提出推进“人间佛教”思想的重要理念
　　佛教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如何发展，这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期组织了〈中国佛教现代化的尝试与挫折〉、〈佛法与自由〉、〈建设人间佛教的宗教家〉、〈人间佛教是当代佛教的主流〉、〈人间佛教对社会福利的贡献〉等五篇力作，说明太虚之佛教革命的失败，是从“复兴佛教出发”，不是从“大众心理感受出发”；其理论亦不足以支撑此庞大的改革?#092;动(第二五六页)；印顺法师大半生的事业，是对佛教思想史“探其宗本，明其流变，抉择而洗炼之，使佛法能成为适应时代，有益人类身心的、‘人类为本’的佛法”(第二一四页)；星云大师则认为佛教不只是一种宗教，而且可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使“人间佛教”的理念“搭起可循阶以进的步道”；他不仅是人间佛教理论的实践者，更是这种理论的开拓者(第二六五-二六六页)；认为在不失理想的前提下，注重“‘观念启蒙，培育人才’，这种步步为营的策略，才是改革佛教的稳健方式，也是数十年佛教现代化过程中的诸多挫折，所挤出的一点教训”(第二二三页)。这些论点深刻地说明，佛教的改革和现代化是在末法时代，在坚持佛陀根本教义的基础上，为了适应现代人的不同根机、不同特点，继续开拓前进，“依人乘行果进修大乘行”，开展“人间佛教”的理论和实践。这是需要许多代高僧大德和四众弟子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宏伟大业。前人或者在理论上有所开创，或者在实践上有所前进，但都需要不断的总结和完善，付出艰辛的劳动和努力精进才行。由此笔者想到，纵观二十世纪中国大陆和台湾两岸的佛教史，在阐述和实践“人间佛教”理论上，太虚大师、印顺大师(包括其著名弟子证严法师)、星云大师和赵朴初居士，都是有划时代意义、有重要影响的佛门人物。新时代、新世纪呼唤有更多这样顶尖式的人物来荷担如来家业；那么，不仅虚云和尚所说的“变末法时代为正法时代”、佛教现代化的任务能圆满完成，“使世界人类的人性不失，且成为完善美满的人间”(太虚语，第二六四页)的佛光净土、祥和世界也一定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