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学佛因缘和他的《发大心文》

中国近代是一个激荡的时代，其间各种政治主张、派别此起彼伏，政治革新的浪潮愈演愈烈。伴随着这样一个时代，在中国知识界，除了“中学为体”、“通经致用”以及“采西学”、“借法自强”这两大主流思潮外，还出现了一个独特又影响甚深的文化现象，即佛教文化的复兴。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明确指出：“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特别是“今文学家多兼治佛学”。事实上，无论是龚自珍、魏源，还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以及章太炎等，都曾认真研修，积极倡导佛学。他们一致认为“佛教济世之方”可与“世间法相辅而行”，只有佛学中“无我”、“奋迅”、“勇猛”和“大无畏”精神才能陶冶出轰天震地、治国平天下的人物，佛学可以有助于社会的改革、国民道德的改造和革命者无私无畏精神的培养。
　　龚自珍（1792－1841），号定庵，是对中国近代思想风气影响甚深的一位人物，他21岁开始“究心经世之务”，28岁师事今文经学家刘逢禄，习《公羊春秋》。他与林则徐、魏源等结识，以公羊学说抨击时政，倡言变法，是开晚清一代议政风气的杰出人物。由于他的一些诗文的广泛流传，如“吟罢江山气不灵，万千种话一灯青，忽然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等，近人大都知道他归信佛教，并崇尚天台宗。然于其信仰之深，历时之久，以及对其一生影响之巨，却几乎并不了解。至于一些人以为龚氏之学佛经历对其产生消极不良影响云云，则不免流于舛谬与误解。
　　龚自珍自小便很有佛缘，小时侯他随父亲居住在北京法源寺附近，便经常入寺玩耍，耳濡目染，增长了佛学的知识和兴趣。他正式学佛，大约是从29岁时开始的，他学佛的引进师，是清代著名居士彭际清的学生江沅。江沅（1767－1837），字子兰、铁君，江苏吴县人，晚清经学家和文字训诂学家。龚自珍的外祖父、清代著名汉学家段玉裁居苏州时，江沅出入其门数十年，承嘱撰《说文解字音韵表》十七卷，对古音颇有发明。可见龚自珍学佛之师从江沅，且过从甚为密切，是自有其缘由的。他们两人曾协力重刻《圆觉经略疏》，重辑《六妙门》，对佛经进行校勘，作《龙藏考证》七卷等。江沅过世后，龚自珍写诗追怀，自注曰：“江铁君沅，是余学佛第一导师”，“千劫无以酬德，祝其疾生净土。”
　　在学佛上，江沅直接师承彭际清居士。彭际清（1740－1796），本名绍升，字允初，号尺木，又号知归子、二林居士，际清是他受菩萨戒的法号。他生于仕宦家庭，少年习儒学，乾隆三十四年（1769）进士及第，授县官，辞而不就。他结识罗有高、汪缙，因读明末紫柏、憨山和莲池诸师之书，决意归佛，并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从苏州华藏庵的实定法师受菩萨戒。他衷心信奉净土法门，建念佛道场，设放生会，节校《无量寿经》，著《华严念佛三昧论》、《净土圣贤录》，晚年于杭州武林门外，常和二三禅侣静修念佛。他还会通儒佛，著《一乘决疑论》，对程朱等理学家的排佛言论进行评议，认为儒佛可相互参证，“圆融无碍”。其文学亦深受佛典影响，曾自述自读佛经后，始得为文之旨。从思想渊源上，彭际清对龚自珍影响甚深，以致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以为“自珍受佛学于绍升”。彭际清居士号“知归子”，龚自珍便自号为“怀归子”，盛赞彭居士之道德、学业：“震旦之学于佛者，未有全于我知归子者也”，“岂非大菩萨度世示现者哉！”（《知归子赞》）
　　受彭、江二师等的影响，龚自珍笃信佛家因果学说，注重行持，受持菩萨戒，归心净土。道光四年（1824），为了超荐亡母，他同他的妻子一起“敬舍净财”，助刊经疏，“愿以此功德，回向逝者”，冀亡母“夙业顿消”，往生净土，并愿于“命终之后，三人相见于莲邦。”（《助刊〈圆觉经略疏〉愿文》）道光十一年（1831），他还郑重发愿，八年内（至1838年）持诵《拔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即《往生咒》）49万遍。为了如期完成，他还发愿于行、住、坐、卧四威仪中随时随地念诵。为便于记数他还特立一记数簿，期望通过持咒而得佛力“秘密加被，灭我定业，上品上生，生阿弥陀佛常寂光土。”（《诵〈得生净土陀罗尼〉记数簿书后》）其信念之诚，志愿之高，令人惊异。
　　在龚自珍的佛学文稿中，《发大心文》最能标示他信仰的真切与修学的深度。我们知道，佛家修持首重信、愿、行。蕅益大师说：“信愿持名为修行之宗要，非信不足启愿，非愿不足导行。”（《弥陀要解》）省庵大师说：“入道要门，发心为首，修行急务，立愿为先。”（《劝发菩提心文》）故佛家历来都有注重发愿的传统。龚自珍在他的《发大心文》中，首先强调“人身难得，佛法难闻”，他以车船、马楫来比喻行愿的关系，认为要想得到佛法真实利益，解除自身的生死缠缚，度脱累劫父母眷属，修学六度，“须发大愿”，并誓断贪、瞋、痴种种心。接着，他从因果学说出发，认为今世虽以善念真心诚敬待人，却反致魔事，以及为人讥谤、凌侮，都是由于自己前生善根微浅，扰人正念，自负我慢，厚貌深中的结果。而今世“进身坎坷，横见贬抑”，“虽竭仁智，终无善局”，“凡所施作，垂成忽败”，以及所受“无量冤谗，无量忧泣”，都是由于自己前生“侥取荣利，贪赂罔法”，“害他眷属，累其一生”，“若有仇若无仇，一切破坏”，以及境遇顺遂，享福太过，所自然应得的报应。对此，他以佛法特有的慈悲无畏精神，发愿要坦然面对与承当苦难的现实人生，忍辱进道。对于自己所受的一切无礼侵逼，无论是横逆、欺诈、顽冥、妒忌、十恶五逆，都“应正思惟”，“生安受心”、“怜他心”、“度他心”、“感动他心”、“敬他心”、“让他心”、“爱他心”、“宥他心”，并“皆如是思惟，此我夙业，今生幸已受报，已偿已讫，生自庆幸心”。龚自珍接着还发愿，如若后生生于天上，则必于兜率内院供养亲近当来下生之补处佛，于佛降世时“最先请佛说法”，于佛涅槃时作“最后法供”。他还悲悯世人不值佛世，或又遭遇灭法人王障碍佛法，发愿要于法运衰微之世护持正法，“皆演佛法绪而以度之。”若是自己生于天上，威德自在，寂然安隐，调适洁净，更要念念不忘众生悲苦，解冤延命，救难疗苦，接济贫穷，引入正道。
　　他对佛发下大愿要普度众生：“先度此生父身母身眷属身，再度旷劫以来不可说不可说父身母身眷属身。又当度此世一切知识我之身，又当度旷劫以来不可说不可说知识我之身。又当度旷劫以来至于此世于我有仇有怨之身，乃至遍度旷劫以来至于今世，若因缘、若增上缘、若等无间缘、若有情而作缘、若无情而作缘，人所不见天眼乃见之身。”并于“十二类生中，各各入其类中，而说法要，而化导之。”龚自珍就自己所发大愿郑重表示：“凡此所愿，我实誓发，无虚诳心。”他虔敬祈请：“佛加被我，佛证知我，佛提撕我，佛成就我”，使他尽此身及未来生，无诸障碍，“正念相续，正愿相续，正知相续，正见相续，正行相续”，并表示要不惜身命，广修供养，愿化身无穷而以赞佛，劝人赞佛。在发愿文的最后，他说：“世界无尽，佛力无尽，众生无尽，一切法无尽，我愿亦无尽。”
　　龚自珍的这篇《发大心文》，深沉练达，悲愿无尽，感人至深。若非对佛法有切实的行履，对佛教慈悲救世精神有深切的领会，是不可能有此深心，有此伟愿的。正是在佛教自利利他、出世入世泯然合一的伟大精神熏习、陶铸下，龚自珍的思想境界在这里不断提升，从一身一家一国一天下，扩展到无尽众生、无量世界、竖穷来劫。龚自珍学佛之心至晚年尤笃，魏源称他“晚尤好西方之书，自谓造深微云。”（这里所说“西方之书”，即指来自古代印度的佛教经典。）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龚氏之学佛经历并非如一些人所定义的那样，所谓是由于找不到出路而“陷于苦闷绝望”的结果，更谈不上是什么“人生悲剧”。要知道，那首著名的诗篇：“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便是他晚年在经历了一生仕途的坎坷与近20年的佛学实践之后，于1839年（逝世前二年）辞官南下途中写就的。其胸襟之廓然，感时之深切，没有丝毫的消极与颓唐，而是将早年积极入世的情怀升华到一个更为深沉、廓然的境界，从中亦可见到佛家超然的宇宙观与奋迅救世的基本精神，同时也可看出龚自珍对自己所发广大誓愿真切的践诺，这足以释解长期以来一些人们对龚自珍学佛经历的诋毁、曲解与成见。
　　龚自珍一生研读了大量佛学经典，在佛教宗派中，他崇尚天台，排斥禅宗，依止净土。其佛学研究，不仅使他拓展了自己的精神境界，还帮助他扩大与丰富了自己的学术领域与视野，在他的诗文中，佛教的术语、名词，常常是顺手拈来，十分贴切。在《龚自珍全集》第六辑里，收录了他有关佛学的文章49篇，其中《最录》中有他对《八识规矩颂》、《原人论》、《禅源诸诠》、《永嘉集》、《念佛三昧宝王论》、《金刚錍》等经论的评述、考证、释疑，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