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本中与佛教

吕本中与佛教

蒋义斌
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
佛学研究中心学报第二期(1997.07出版)
页129-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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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吕本中字居仁， 生于宋神宗元丰七年 (1084)，(注 1)
卒于绍兴十五年 (1145)，(注 2) 是宋朝吕氏家族的重要成
员。在南宋时召开鹅湖之会的吕祖谦，便是其族孙。吕氏家
族由唐代算来至吕祖谦时， 已有十代，(注 3) 而吕氏家族
在吕公著 (1018-1089，字晦叔 ) 时，开始在学界显赫，欧
阳修出使契丹时，契丹主问及中国学行之士，欧阳修即以吕
公著回答， (注 4) 哲宗朝吕公著与司马光同心辅政。 (注
5) 全祖望说：“吕正献 (公著 ) 家登学者七
────────
(注1)绍兴十三年，大慧宗杲〈与吕郎中书〉中提及吕本中
，该信中说：“居仁自言，行年六十岁”， 以此推算
，本中当生于西元 1084 年。
(注2)《宋元学案》卷 96，页 143。本中于该年六月卒于上
饶。
(注3)见吕祖谦，《吕东莱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国学基本丛书 ), 卷 9，〈家传〉，页 203。 吕氏
家族在五代时， 后唐明宗即曾入仕，于唐明宗时吕梦
奇曾任御史中丞，见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台北
，鼎文，新校本 ) 卷 40，页 551。 并参见，潘富恩
、徐余庆， 《吕祖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 )，页 2。 吕氏家族在宋初即有吕龟图、吕龟祥二
人入仕。
(注4)《宋元学案》卷 19，〈范吕诸儒学案〉，页 7。
(注5)《宋元学案》卷 19，页 8，谓：“与司马温公同心辅
政， 民欢呼鼓舞，咸以为便，温公卒，独当国，除吏
一时之选。 ”卷 7，〈涑水学案〉，页 27 ：“ (司
马 ) 光以身付医，以家事付愚子，惟国事未有所托，
今以属公 (吕公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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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十七人”， (注 6) 而实际的人数尚不止十七人，(注 7)
在宋朝的家族学术中是极为突出的。
在七代人中有十七人登录学案，的确是项殊荣。在学术
颇有创获的宋朝，吕氏家族以其家学和宋代学界互动，而形
成吕氏家学。吕氏家学约可分为以下数点：第一、不私一家
、不专一师，主张“德无常师，主善为师”， (注 8) 如吕
希哲学于焦千之 (欧阳修弟子 )、胡瑗、孙复、邵雍、王安
石、程颐、张载等名儒， (注 9) 吕本中和刘安世 (司马光
弟、杨时、游酢、尹焞、王苹等学者讲学；(注 10) 第二、
主张“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由前言往行作为畜德的基
础，南渡后的吕氏家族，成为中原文献中心；第三、家族成
员多有和佛教对话的经验，如吕希哲和圆照宗本、证悟修颙
游，吕本中和真歇清了、大慧宗杲游。在前后延绵的吕氏家
学中， 吕本中“上绍原明 (希哲 )，下启伯恭 (祖谦 ) ”
，在《宋元学案》中，全祖望为吕氏家学及吕本中的学术地
位，作了总结说：

先生 (吕本中 ) 历从杨、游、尹之门， 而在尹氏最
久，故梨洲先生归之尹氏学案。愚以为先生之家学，
在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

──────────
(注6)《宋元学案》卷 19，页 8, 谓：“正献子希哲、希纯
为安定门人，而希哲自为荥阳学案。 荥阳子切问亦见
学案， 又和问、广问及从子稽中、坚中、弥中别见和
靖学案， 荥阳孙本中及从子大器、大伦、大猷、大同
为紫阳学案。 紫阳之从孙祖谦、祖俭、祖泰又别为东
莱学案。共十七人。”
(注7)参潘富思、徐余庆，《吕祖谦评传》，(南京，南京大
学出版社，1992)，页 2-6。
(注8)《宋元学案》卷 36，〈紫微学案〉，页 35。
(注9)《宋元学案》卷 23，页 111，谓：“荥阳 (吕希哲 )
少年不名一师，初学于焦千之，庐陵 (欧阳修 ) 之再
传也， 已而学于定定 (胡瑗 )，学于秦山 (孙复 )，
学于康节 (邵雍 )，亦学于王介甫 (安石 )， 而后归
宿于程氏 (二程 )，集益之功，至广且大”。 并请参
见《宋史》〈吕希哲传〉。
(注10)好问有五子，长子吕本中，《宋元学案》〈紫微学案
〉专述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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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盖自正献 (吕公著 ) 以来， 所传如此，原明 (
吕希哲 ) 再传而为先生， 虽历登杨、游、尹之门而
所守者世传也，先生再传而为伯恭 (吕祖谦 )，其所
守者亦世传也，故中原文献之传犹归吕氏，其余大儒
弗及也。故愚别为先生立一学案，以上绍原明，下启
伯恭焉。(注 11)

全祖望认为不得不为吕本中立一学案的理由有二：第一、吕
氏家学延绍中原文献之传，而为其他诸大儒所不及。第二、
吕氏在北宋时和司马光、王安石、二程、张载等学者游学，
(注 12) 和当时重要学者形成游学、互动的情势，虽如此，
吕氏家学仍维持“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的家学。吕本中
于吕氏家族，处于承先 (吕希哲 ) 启后 (吕祖谦 ) 地位，
因此今本《宋元学案》为吕本中立学案。
后世可能因为朱熹对吕氏家学的批判，渐以《伊洛渊源
录》作为道统，而忽视了吕氏家学的贡献，并因吕氏家学“
游学”，甚至“游”到佛学，而被批评为不纯于儒，朱熹甚
至劝人“不须理会”吕氏家学，朱熹说：

前日刘子澄寄得荥阳公 (希哲 ) 〈家传〉中数段来
，一段说吕初学于伊川，后与明道、横渠、李公择、
孙莘老游，所见日益广大。然公亦未尝专主一说，晚
更从高僧宗本、修颙游，观此，则吕家学问更不须理
会，直是可以为戒。(注 13)

朱熹对吕氏家学不专主一说、和佛教对话的学风多所批评，
在《伊洛渊源录》中更以吕本中和吕希哲的对话，来彰显吕
氏家学之不纯于伊川学，《伊洛渊源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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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1)《宋元学案》卷 36，〈紫微学案〉，页 28。
(注12)宋儒的游学，参见拙稿〈宋儒的游学及与佛教对话〉
。
(注13)《朱文公文集》，别集卷 6，〈与林择之〉， 页 5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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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吕希哲 ) 自少年既从诸老先生学， 当世善士悉
友之矣。晚更从高僧圆照师宗本 (1020-1099)、证悟
师修颙游，尽究其道，别白是非，斟酌深浅，而融通
之，然后知佛之道与吾圣人合。本中尝问公：二程先
生所见如此高远，何以欲却佛学。公曰：只为见得太
近。(注 14)

在吕祖谦去世后，朱熹对吕氏所代表的“浙学”，采公开批
驳的态度，而司马光、吕氏等认同道学的学者，亦被排斥在
道统的主流之外。

二、吕本中的多识前言往行

吕本中后世以诗名传世，宋代诗词以江西诗派最具盛名
，吕本中即为江西诗派巨匠，江西诗派的始祖为黄庭坚，则
出于吕本中的推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

本中诗法出于黄庭坚，尝作“江西宗派图”，推庭坚
为始祖，胡仔谓其诗清驶可爱，敖陶孙谓如散圣安禅
自能奇逸，皆极推重。朱子亦称本中论诗欲字字响。
(略 ) 尊江西派者，终推本中为赤帜。(注 15)

吕本中在诗文的造诣，为学界所肯定，即使批评吕本中不纯
于儒的朱熹，对他的诗文亦多所肯定。陆游称吕本中的诗“
震耀耳目而不失高古”，(注 16) 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说江西诗派深受到禅宗的影响，故引文说江西诗派的“奇逸
”是得力于禅。
全祖望说：“世以其 (本中 ) 喜言诗也， 而欲以江西
图派掩之，不
──────
(注14)《伊洛渊源录》卷 7，页 4a。
(注15)《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 158，〈集部别集类〉，页
1360。
(注16)陆游， 《渭南文集》，收于《陆放翁全集》，(台北
，世界，民国 59 年 ) 卷 14，〈吕居仁集序〉，页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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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先生所造甚高”，(注 17) 也就是说本中以诗名世，反而
让大家忘了他在学术方面的成就。
吕本中是北宋哲宗元祐年间名相吕公著的曾孙，元符年
间曾任济阴主簿、秦州士曹掾，征辟为大名府帅司干官。宣
和六年 (1124) 除枢密院编修官，靖康元年 (1126) 迁职方
员外郎，不久丁父忧。北宋亡，本中家族由北南下，绍兴六
年 (1136) 擢为中书舍人，绍兴八年迁中书舍人，兼侍讲。
(注 18) 陆游说：“公 (本中 ) 自少年时既承家学， 心体
而身履之，几三十年，仕愈踬，学愈进”。(注 19)
在朱熹眼中深染于禅宗的吕本中，有〈官箴〉三十三则
传世，本中说：“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
”，(注 20) 清帝曾手书“清、慎、勤”三字，刻石赐内外
大臣。(注 21)
吕本中〈官箴〉的主旨是清、慎、勤，〈官箴〉中主要
收集吕氏家族及当代善为官者的具体行履，作为为官之道，
如他曾举自己任泰州狱掾的经验，说明任职如何清、慎、勤
，(注 22) 〈官箴〉中所举的事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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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7)《宋元学案》卷 36，〈紫微学案〉，页 34。
(注18)《宋史》卷 376，〈吕本中传〉，页 11635。
(注19)陆游，《渭南文集》卷 14，〈吕居仁集序〉，页 81
。
(注20)吕本中，《官箴》，《四库全书本》谓：“当官之法
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
，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然世
之仕者临财当事不能自克，常自以为不必败，持不必
败之意则无所不为矣。然事常至于败，而不能自己，
故设心处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
(注21)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官箴类”，《官箴
》。
(注22)吕本中〈官箴〉谓：“予尝为泰州狱掾，颜歧夷仲以
书劝予治狱次第，每一事写一幅相戒，如夏月取罪人
早间在西廊，晚间在东廊，以辟日色之类。又如狱中
遣人勾追之类，必使之毕此事，不可更别遣人，恐其
受赂已足，不肯毕事也。又如监司郡守严刻过当者，
须平心定气，与之委曲详尽，使之相从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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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由文簿、文书之细，来说明“清、慎、勤”者，如谓：

当官者，既自廉洁，又须关防小人，如文字、历引之
类，皆须明白，以防中伤，不可不至慎，不可不详知
也。(注 23)

而他治泰州狱掾时，每一件事均以一纸写出。(注 24) 又举
吕希哲知单州时，“凡每月所用杂物，悉书之库门”。〈官
箴〉由实际的的事例，来说明“清、慎、勤”，是吕氏家学
“多识前言往行”的一贯作风。
吕本中〈官箴〉中所说的“清、慎、勤”，是他总结“
前言往行”的结论，其意义亦必须在他所举的实例 (前言往
行 ) 探明， 他所说的“清”除了“清心”、“廉洁”外，
尚有清心静虑之意，他举实例说明：

尝见前辈作州县或狱官，每一公事难决者，必沉思静
虑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则是非判矣。是道也，唯不
苟者能之。

清心静虑临事能断是非，作出正确的举措，应是吕氏家学格
物致知的一环。不过，引文中“沉思静虑累日，忽然若有得
”，被朱熹批评为“看话禅”的翻版，当述于后文。
“慎”字除了谨慎小心之意外，尚有谨于始“设心处事
戒之在初”之意，吕本中曾引孙思邈之语，来说明“慎于小
者，不惧于大”，他说：

孙思邈尝言忧于身者不拘于人，畏于己者，不制于彼
，慎于小者，不惧于大，戒于近者，不侈于远，如此
则人事毕矣。实当官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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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3)〈官箴〉第八则。
(注24)参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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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他又引司马承贞的话来印证说：

然世之仕者临财当事不能自克，常自以为不必败，持
不必败之意，则无所不为矣，然事常至于败而不能自
已，故设心处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权
智百端补治，幸而得免，所损已多，不若初不为之为
愈也。司马子微《坐忘论》云：“与其巧持于末，孰
若拙戒于初”。此天下之要言，当官处事之大法，用
力简而见功多。

司马承祯 (647-735) 是唐代的道士， 其道法中融合了儒、
佛，(注 25) 吕本中〈官箴〉所引，出自司马承祯《坐忘论
》的〈真观篇〉，《坐忘论》〈真观〉主张“体静心闲方可
观妙”。(注 26) 敬、慎原本是儒家的处事态度，而吕本中
在论述时，亦引用医家、道家的言论来辅证，正是“不名一
师”、“德无常师，主善为师”的家风。
“清”静、“慎”始，可能会让人以为是少作事、不作
事之意，前面已说明吕本中，认为任事要“勤”，方可无害
公私，任官的“清”、“慎”，不是要自保而无所担当任事
之意，〈官箴〉说：

前辈尝言：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此亦要言私罪
固不可有，若无公罪，则自保太过，无任事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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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5)卿希泰主编， 《道教》，(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
年 )，第一卷，页 269。
(注26)司马承祯， 《坐忘论》，(台北，新文丰，《正统道
藏》第 38 册 )，页 620。〈真观〉谓：“一行一言
堪成祸福之本，虽作巧持其末，不如拙诫其本。观本
知末，又非躁竞之情，是故收心简事，日损有为，体
静心闲，方可观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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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箴〉又说：“前辈尝言吏人不怕严，只怕读，盖当官者
，详读公案，则情自见，不待严明也”。(注 27)
吕氏家族任官，以清廉、有风骨、勇于任事、进退有节
而著称，王安石视吕公著如兄长，而公著父子不因势攀缘，
故为名流敬重，司马光以国事相托，《宋史》〈吕公著传〉
称公著「一切持正，以应天下之务”。(注 28) 公著平时“
简重清静”， (注 29) 其子希哲“读书危坐不动”， (注
30) 吕本中在南宋时反对秦桧的和议，陆游追述谓：“丞相
(秦桧 ) 自草日历，载公 (吕本中 ) 制辞， 以为罪，而天
下益推公之正”，(注 31) 当时参与评论秦桧的尚有禅宗高
僧大慧宗杲。
多识前言往行是吕氏家学的特色，家族成员多擅长史学
。吕公著和司马光为至交，而参与司马光编篡《资治通鉴》
的范祖禹，为吕公著的女婿。吕希哲每日读史，其孙吕本中
和司马光的弟子刘安世、私淑弟子陈瓘等交往密切，吕本中
并曾撰《春秋集解》三十卷，论者认为此书“采择颇精”，
(注 32) 吕氏家学甚重视孟子、《春秋》，吕本中曾说：
──────
(注27)〈官箴〉，第十二则。
(注28)《宋史》卷 336 〈吕公著传〉，页 10781。
(注29)吕本中， 《童蒙训》，(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四
库全书 ) 卷上，页 10a。 吕本中说：“正献公 (吕
公著 ) 简重清静，出于天性， 冬月不附火，夏月不
用扇，声色华耀视之漠然也。范公内翰淳夫祖禹，实
公之婿， 性酷似公，后荥阳公 (吕希哲 ) 长婿赵仲
长演，严重有法，亦实似公焉。”
(注30)《童蒙训》卷上，页 9b-10a。 吕本中述吕希哲读书
的情形，谓：“早晨经书每授五百遍，饭后史书可诵
者百遍，夜读子书，每授三百遍。每读书危坐不动，
句句分明。”又说：“荥阳公教学者读书须要字字分
明，仍每句最下一字，尤要令声重则记牢”。
(注31)陆游，《渭南文集》卷 14，〈吕居仁集序〉，页 81
。
(注3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 27， 〈经部春秋类〉，页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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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夏一辞不措，非关未究源流，直至孟轲没后，无人会读
春秋”。(注 33)
《童蒙训》是吕本中在家塾的教材，该书保存了许多“
道学”早期发展的资料，作为家塾的教材，本中由多识前言
往行的家学传统，教导子弟由实事理解为人处事之道，《四
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所记多正论、格言，大抵皆根本经
训，务切实用，于立身从政之道，深有所裨”。可见吕氏家
学对多识前言往行的家风，持之甚坚，且深有所得。

三、吕本中与伊洛学者的关系

在朱熹未完成伊洛之学的谱系，并取得正统地位之前，
吕氏家族几乎和道学的发展同时并行，在道学的进程中，到
处有吕氏家族的参与。程颐在太学时，得到胡瑗的赏识，当
时吕希哲和程颐是邻斋的同学，但在同学中，首先以师礼尊
程颐的是吕希哲，《童蒙训》说：

荥阳公年二十一 (一本作十九 ) 时， 正献公使公使
入太学， 在胡 (瑗 ) 先生席下，与伊川先生邻斋，
伊川长荥阳公才数岁，公察其议论大异，首以师礼事
之，其后杨应之国宝、邢和叔恕、左司公待制，皆师
尊之，自后学者遂众，实自荥阳公发之也。(注 34)

而程颐担任哲宗的经筵，则是出于司马光、吕公著的推荐。
吕希哲子吕好问，和程门弟子杨时的讲学，当时有“南
有杨中立 (时 )，北有吕舜徒 (好问 ) ”之语。 北宋亡后
，吕氏家族由北南迁，吕本中和二程门人讲学不断，吕本中
为吕好问长子，《宋元学案》〈紫微学案〉说：
───────
(注33)《东莱诗集》卷 19，〈即事六言七首〉，页 13b。
(注34)《童蒙训》卷上，页 3a。
(注35)吕祖谦，《吕东莱文集》卷 9，〈家传〉，页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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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望谨案：大东莱 (本中 ) 先生为荥阳冢嫡， 其不
名一师，亦家风也。自元祐后诸名宿如元城、龟山、
廌山、了翁、和靖，以及王信伯之徒，皆尝从游。 (
注 36)

其中杨时 (龟山 )、游酢 (廌山 )、 尹焞 (和靖 ) 均为二
程弟子。 史称吕居仁“于程门诸宿老， 从游殆遍”， (注
37) 另外，较晚师事程颐的王苹 (信伯 )，与吕本中亦有深
交，是本中的学侣。
程颐之学能传播开来，和他的弟子们有密切关系，如蓝
田吕氏传程颐之学入秦地、杨时传入闽地、谯天授传入蜀地
、谢上蔡及胡安国传入湖南、王苹传入吴地。(注 38) 杨时
极推重王苹，而朱子最贬之，明代王阳明，则又推崇王苹，
《宋元学案》〈震泽学案〉全祖望案语：

予读信伯集，颇启象山之萌芽，其贬之者以此，其称
之者，亦以此。象山之学，本无所承，东发 (黄震 )
以为遥出于上蔡 (谢良佐 )，予以为兼出于信伯。 (
注 39)

全祖望认为王苹、谢良佐、陆九渊的路数相近。原先游学于
吕本中，后师事王苹的周宪，曾说：

某供洒扫于吕公之门，大要分是非邪正，明进退出处
，严辞受取予之义，而躬行以尽性。(注 40)

将周宪介绍给王苹的是吕本中，由周宪的追述师门，亦可看
出本中教
───────
(注36)《宋元学案》卷 36，〈紫微学案〉，页 27。
(注37)《宋元学案》卷 29，〈震泽学案〉，页 4。
(注38)同前注，页 8。
(注39)同前注，页 11。
(注40)《宋元学案》，卷 29，〈震泽学案〉，页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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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特色。
朱熹是杨时的再传弟子，若由程颐算来，是伊洛之学的
第四代学者，朱熹的父执、师承中有不少人和吕本中有交往
。朱熹父朱松，吕本中曾有书信与之。(注 41) 朱熹在父亲
朱松去世后，即从刘勉之 (字致中，白水先生 )、胡宪 (字
原仲， 籍溪先生 )、刘子翚 (字彦冲，屏山先生 ) 三人学
，吕本中有〈寄刘彦冲兼寄胡原仲、刘致中〉诗，诗谓：

故人别去两经冬，今岁书来第几封。正以空疏少制作
，不因穷约废过从。养生漫说终难效，学道无心亦未
逄。若问真归是何处，五更常听寺楼钟。(注 42)

诗中可见吕本中和三人有深交，常有书信的往返，并热心讨
论“道学”的走向，事实上吕本中和三人一样和禅师大慧宗
杲往来论学。
吕本中知刘勉之甚深，因此学界认为吕本中对刘勉之的
评价，最为实录。(注 43) 吕本中曾参与推荐胡宪给朝廷的
行动，胡宪因母老而未就。(注 44)
吕本中曾至福州讲学，当时林之奇 (三山先生 )、李楠
(和伯 )、李樗 (迂斋先生 ) 等人均从吕本中学，而后吕本
中返回浙江，因此，福建学子引以为憾。(注 45) 吕本中在
福建的学生中，以林之奇最有表现，而有三山之学。
汪应辰亦是伊洛学者，绍兴六年中状元，《宋元学案》
有“玉山
─────────
(注41)《朱文公文集》卷 83， 〈跋赵忠简公帖〉，页 29a
，该帖中谓：“熹家有吕紫微与先君手书”。
(注42)《东莱诗集》卷 20，页 14a。
(注43)《宋元学案》卷 43，〈刘胡诸儒学案〉，页 49。吕
本中对刘勉之的评语有“老大多材十年坚坐”之句。
(注44)《宋元学案》卷 43，〈刘胡诸儒学案〉，页 50。参
与推荐的人除吕本中外，尚有范冲、朱震、刘子羽、
吕祉等。
(注45)《宋元学案》卷 36， 〈紫微学案〉，页 37-40; 并
参见卷 43，〈刘胡诸儒学〉，页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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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案”专述其学，说他：“骨鲠极似横浦 (张九成 )，多识
前言往行以畜德似紫微 (吕本中 ) ”， (注 46) 张九成、
吕本中均为其师，本中曾作诗予之，(注 47) 《宋元学案》
论汪应辰学术时说：“横浦、紫微并佞佛，而玉山粹然一出
于正，斯其为干蛊之弟子也”。(注 48)
由前所述，吕本中和伊洛学者可谓至深且切，吕本中是
否是“佞佛”，后文当有所述，不过《宋元学案》的评论，
很明显地，是受到朱熹的影响。伊洛之学原本是和佛教对话
的学术团体，如朱熹早年的老师刘勉之、刘子翚、胡宪三人
，均曾深入佛学，《宋元学案》说：“三家之学略同，然似
皆不能不杂于禅”。(注 49) 汪应辰亦曾向大慧宗杲请教“
看话禅”。

四、吕本中与大慧宗杲

绍兴十四年，大慧宗杲五十六岁时，曾写信给汪应辰，
讨论“看话禅”的宗旨，在这封信中，大慧提到吕本中，说
：

吕居仁比连收两书，书中皆云：夏中答隆礼书，常置
座右，以得为期。又闻，尝录呈左右。(注 50)

如引文中所述，大慧给吕隆礼的信，是写在前一年，于该信
中大慧有系统地说明“看话禅”的修行方法，(注 51) 因此
，吕本中读之甚仔细，并
───────
(注46)《宋元学案》卷 46，〈玉山学案〉，页 99。
(注47)《东莱诗集》卷 20，页 1a。
(注48)《宋元学案》卷 46，页 97。 《宋元学案》卷 43，
〈刘胡诸儒学案〉，页 49。
(注49)《宋元学案》卷 43，〈刘胡诸儒学案〉，页 49。慧
然录、荒木见悟注，《大慧书》， (东京， 昭和 54
年 )，〈答汪状元第一书〉，页 145。
(注50)慧然录、荒木见悟注，《大慧书》，(东京，昭和 54
年 )，〈答汪状元第一书〉，页 145。
(注51)该信收于《大慧书》，页 128。

页141

将此信又抄录了一份给汪应辰。汪应辰和大慧的接触，应非
吕本中的引见，早在绍兴十年时，张九成即带汪应辰去拜访
大慧请益。(注 52)
绍兴十一年 (1141) 大慧与张九成因议论朝政，为秦桧
所忌，并因而遭贬，(注 53) 但由大慧与吕隆礼、吕本中、
汪应辰的书信往来看来，被贬的大慧，反而更得到士人的尊
重。吕本中和大慧的交往，至少可以追溯到北宋末年，钦宗
靖康元年，右相吕好问奏请赐大慧“紫衣师号”，金人南下
， 大慧亦在金人搜补的名单中，大慧南下避金人，(注 54)
本中〈题圜悟与惇兄法语〉中说：

杲公昔踏塞马尘，城中草木冻不春。甲士却立不敢问
，其谁从之惇上人。袖手归来两无语，如今且向江南
住。云居老人费精神，送向高安滩头去。(注 55)

诗中的圜悟克勤是大慧宗杲的得法师父，圜悟安排惇上人，
协助大慧南下。
绍兴元年 (1131) 大慧上仰山，邂逅东林圭禅师，绍兴
三年大慧、东林圭一同拜访吕本中，本中当时颇困顿，对二
位禅师来访，颇为感动，曾作〈赠圭公、杲公四首〉其一谓
：

北归住江西，尘事日窘束。两公时踵门，高谊已绝俗。
空房拥残火，更许相就宿。不嫌寒无毡，肯厌饭脱粟。

经济、物质的匮乏，似乎更能彰显出三人玉清冰洁，其第二
诗谓：
───────
(注52)祖咏，《大慧普觉禅师年谱》，页 38。
(注53)参《大慧普觉禅师年谱》，页 40。
(注54)《大慧普觉禅师年谱》，页 20b。
(注55)《东莱诗集》，卷 12，〈题圜悟与惇兄法语〉， 页
4a。

页142

杲公玉壶冰，所至自清净。圭公出林鹤，肯与鸡骛竞。
吾穷得两公，颇觉意气盛。未能戋艰危，犹足起衰病。

本中和大慧是旧识，在困顿的处境，正是磨炼的最佳时机，
本中与大慧应是患难之交，其诗第三首谓：

杲固昔所熟，圭亦旧闻名。江西一聚首，遂宽南去程。
扫除文字习，追寻香火盟。期君向此道，隐若一长城。

对大慧的来访，本中难掩心中的知遇之情，其第四诗谓：

堂头老居士，我识盖自早。声名从少年，闭户今却扫。
公能为少留，尚可慰枯槁。欲知主人贤，但看此二老。
(注 56)

他乡遇故知、风雨故人来的生命再生，油然而起。
绍兴四年二月，大慧离开江西，“游方”至福建，在福
建时大慧和福建流行的曹洞宗真歇清了所传的禅法，展开大
论辩，大慧批评曹洞宗的禅法是“默照禅”，大慧的禅法强
调悟，《大慧普觉禅师年谱》说：“时宗徒拨置妙悟，使学
者困于寂默，因著〈辨正邪说〉而攻之”。(注 57) 对于大
慧的批评，当时士人，有为真歇清了抱不平的，如“该洽三
教”的郑昂，即与大慧争论，《大慧年谱》说：

郑昂早聪锐，该洽三教，粗见尊宿所至谈禅自若，闻
师力排默照为邪，昂忿气可掬。一日持香来，声色俱
厉，引释迦掩室及达磨鲁祖面壁等语，与师 (大慧 )
辩白。(注 58)
───────
(注56)《东莱诗集》卷 13，〈赠圭公杲公四首〉，页 11。
(注57)《大慧普觉禅师年谱》，页 28。
(注58)《大慧普觉禅师年谱》，页 30。

页143

辩才无碍的大慧，最后还是折服了郑昂，然而在大慧和郑昂
的争辩中，吕本中可能亦有参与。(注 59)
福建地区原本是受到真歇清了、宏智正觉等曹洞宗禅师
影响，如朱熹早年老师刘子翚便曾参学过默照禅，大慧给子
翚兄子羽的信中说：

近年以来，禅道佛法衰弊之甚，有般杜撰长老，根本自
无所悟，业识茫茫无本可据，无实头伎俩收摄学者，教
一切人如渠相似，黑漆漆地紧闭却眼，唤作默而常照，
彦冲 (子翚 ) 被此辈教坏了，苦哉苦哉。(注 60)

刘子翚甚至作〈圣传论〉，以禅解《周易》，(注 61) 大慧
认为儒佛有相通之处，但并不是附会，他对刘子翚以禅解易
的作法， 批评“非但不识佛意， 亦不识孔子之意”。 (注
62) 刘子翚主张“端坐静默”、“使虑无所缘”，将“寂然
不动”解释成“与土木无殊”，大慧认为凡此均是受了默照
禅的误导。
吕本中和真歇清了应亦有所接触，如吕本中〈赠了老〉
诗：“前年见公沧海上，法会堂堂万骑将，今年见公浙河东
，犹是当时旧老翁”。(注 63) 当然和吕本中有交往的僧侣
尚有多人，但其中以和大慧宗杲的感情最深，如〈寄云门山
僧宗杲〉诗说：“寄语只今能见忆，书来莫遣太
────────
(注59)《东莱诗集》卷 14，〈郑昂 (略 ) 作楞伽室老人歌
寄杲老〉：“楞伽室中绝皂白，去天何止三百尺。只
今更住最高峰，斋无木鱼粥无钟。已将虎兕等蝼蚁，
更许蛙蚓同蛟龙。闻道说禅通一线，为尔不识楞伽面
。一生强项我所知，气压霜皮四十围。世人未辨此真
伪，敢向楞伽论是非”
(注60)《大慧书》，页 83。
(注61)《宋元学安》，〈刘胡诸儒学案〉，〈刘子翚传〉：
“韦斋朱先生且以子公 (朱熹 ) 托之， 先生少喜佛
，归而读《易》，涣然有得。”
(注62)《大慧书》，〈答刘宝学〉，页 89.
(注63)《吕东莱诗集》卷 15，页 14。

页144

匆匆”。(注64)
然而吕本中和大慧的相契合，不止是感情的交融，儒、
佛的确有可以互相借鉴之处。《史记》〈太史公自序〉引春
秋纬说：“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
明”，《春秋》作为大经法，便是在“行事”中，进行反思
，这已是中国学界的常谈。洪州禅认为“作用是性”，举手
投足、平常日用中均有道，亦是由行事显道的路数，大慧宗
杲对当时道学学者的最大启发之一，是经、史均可以锤炼“
心术”的见解， 大慧在〈示成机宜 (季恭 ) 〉中说：“读
圣人经史处，尽是提撕底时节”，“三教圣人所说之法，不
著一一问人”，因为自已若心术正，则“自然头头上明，物
物上显”。(注 65) “心术”不但是经、史的会合点，亦是
儒、释、道三教的会合点，他说：

三教圣人所说之法，无非劝善诫恶，正人心术，心术不
正，则奸邪唯利是趋。心术正，则忠义唯理是从。理则
理义之理，非义理之理也。 圭峰 (宗密 ) 禅师云：作
有义事，是惺惺心，作无义事是狂乱心。狂乱由情念，
临终被业牵，惺惺不由情，临终能转业，亦此理也。佛
云：理则顿悟乘悟并销，事则渐除因次第尽，亦此理也
。(略 ) 永嘉云：一地具足一切地，一法遍含一切法，
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亦此理也。

吕本中家学主张多识前言行以畜其德，和大慧禅法颇有可以
相沟通之处，绍兴六年 (1136)， 吕本中任中书舍人，他在
福建的弟子林之奇，亦有意考进士，吕本中有〈送林之奇秀
才往行朝〉诗：“上欲穷经书，下考百代史，发而为文词，
一一当俊伟”，并希望林之奇不要以穷困通达为念，而应“
所愿求诸己”，(注67)亦以经史、求诸己训勉林之奇。
──────
(注64)《吕东莱诗集》卷 10，页 4b。该诗谓：“隋堤河畔
别支公，目断霜天数去鸿。岁月峥嵘如许久，江湖漂
泊略相同。无穷烟草夕阳外，不尽云山秋色中。寄语
只今能见忆，书来莫遣太匆匆。”
(注65)《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大正藏》卷 47)，卷 13
，页 912。
(注66)同前注。

页145

《大慧普觉禅师年谱》载，绍兴十年张九成带著汪应辰
来见大慧宗杲，谈及道学学者关心的格物，兹录之如下：

张 (九成 ) 与师 (大慧 ) 谈格物之旨。师曰：公 (
九成 ) 只知格物，而不知有物格， (略 ) 公闻之乃
顿领厥旨，乃题偈于不动轩壁间，曰：子韶 (九成 )
格物，昙晦 (大慧 ) 物格，识一贯，两个五百。(注
68)

张九成之意，儒、佛在格物上应有个交会处。大慧对格物的
见解，对道学学者深有启发，然而张九成被朱熹批评是套用
了“看话禅”来理解格物。
吕本中曾著〈大学解〉，其中有不少处，是解释格物，
但这些新意，亦被朱熹批评是“看话禅”的翻板。朱熹说：

格物之学二先生 (二程 ) 以来， 诸君子论之备矣。
张氏 (九成 ) 之乃释氏看话之法， 非圣贤之遗旨也
。 吕舍人 (本中 ) 大学解所论格物，正与此同，愚
亦已为之辨矣。(注69)

朱熹对伊洛之学的前辈学者，如张九成、吕本中的批评，是
否中肯，是值得商榷的，唯本文仅能讨论朱熹对吕本中批评
的部分。

五、朱熹对吕本中〈大学解〉的批评

在未说明朱熹如何批评吕本中〈大学解〉之前，先探讨
大慧宗杲如何看待格物。大慧不区分儒、释的高下，大慧开
示士大夫时，便常引用儒家的经典，他认为三教经典，同是
为开发人的善心，他认为他
─────────────
(注67)《东莱诗集》卷 14， 〈送林之奇秀才往行朝〉，页
10b， 本中此诗接著说：“夫岂效鄙夫，念彼不念此
，今来赴行朝，学已优则仕，穷通决有命，所愿求诸
已，圣贤有明训，不在于青紫，丈夫出事君，邪正从
此始”。
(注68)《大慧普觉禅师年谱》，页 38。
(注69)《朱文公文集》卷 72， 〈张无垢中庸解〉，页 41a
。

页146

的禅法，是种自我开发心智的方法，“看话”是看住话头，
所谓的话头，如麻三斥、干屎橛等，话头和佛教语词是可以
完全无关的。因此，他常用儒家的经典，教导人们如何运用
“看话禅”开发自我。 在〈答汪 (应辰 ) 状元〉第一书中
，大慧说：

儒即释，释即儒，僧即俗，俗即僧，凡即圣，圣即凡
，我即尔，尔即我，天即地，地即天，波即水，水即
波。酥酪醍醐，搅成一味，钘盘钗钏，镕成一金，在
我不在人。得入手时，不分老少，不在智愚，如将梵
位直授凡庸，更无阶级次第。(注70)

在实际理地没有凡圣的差异，是临济禅的特色，因此，传统
佛教教义中“真谛”、“俗谛”并不是绝对的，儒学也不一
定仅止于“俗谛”，(注 71) 这是大慧禅法的重要特色之一
。大慧在给汪应辰的第二封信中说：

为学、为道一也。而今之学者往往以仁义礼智信为“
学”，以格物忠恕一以贯之之类为“道”，只管如博
谜子相似，又如众盲摸象，各说异端。(略 ) 仁乃性
之仁，义乃性之义，礼乃性之礼，智乃性之智，信乃
性之信。义理之义亦性也。作无义事，即背此性，作
有义事，即顺此性。然顺背在人，不在性也。仁义礼
智信在性不在人也。(略 ) 若识得仁义礼智信之性起
处，则格物忠恕一以贯之在其中。(注72)

大慧认为道学家所谈的“道”、“学”，是种二分法，儒家
以“学”完成自我，而道学家又提出万事万物之理的探讨，
其方法有所谓的“格
──────────
(注70)《大慧书》，页 145。
(注71)唐代高僧宗密，亦主张合会儒佛，但宗密的合会是阶
层式的合会，亦即佛教是较高层次的真理，而儒家则
是最低层次的“人天教”，大慧的合会三教和宗密不
同，他并不采取阶层式的分疏。参见拙著，《宋儒与
佛教》，第六章。
(注72)《大慧书》，页 148-149。

注147

物”之学。大慧认为若能以“性起”的方式，则能将“学”
、“道”二者合而为一。大慧将“格物”解为格除物欲之意
，他教汪应辰说：“时时向行住坐卧处看，读书史处看，修
仁义礼智信处，侍奉尊长处，提诲学者处，吃粥吃饭处，与
之厮崖”。(注 74)
大慧〈与汪应辰〉第一书写于五十六岁时 (绍兴十四年
)，这年朱熹十五岁，从父命， 在刘勉之、刘子翚、胡宪处
学习。孝宗隆兴二年 (1164) 朱熹三十五岁，作〈答汪 (应
辰 ) 尚书〉第三书，在这封信里， 朱熹对格物致知之道，
有所澄清，并对吕本中的〈大学解〉有所批评，该信说：

格物只是穷理，物格即是理明。此乃〈大学〉功夫之
始。潜玩积累，各有浅深，非有顿悟险绝处也。近世
儒者，语此似亦太高矣。吕舍人书别纸录呈。(注75)

二十年前，汪应辰和大慧请益格物致知之道，而今朱熹在给
汪应辰的信中，对大慧的看法有所批评，尤其对禅宗所谈的
顿悟多所批评，也认为大慧的“看话禅”，是“终日味无义
之语”，朱熹说：

顾惑于异端之说，益推而置诸冥漠不可测知之域。兀
然终日味 无义之语， 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
必格而后明，伦必察而后尽。(注76)

朱熹对看话禅的看法是否公允，并非本文探讨的重心，重要
的是他反对儒学中有顿悟之教，朱熹曾明白地说：“以悟为
则，乃释氏之法，
────────
(注 73) “性起”是华严宗哲学的核心思想，大慧在为僧侣
、大众说法时，最常用的经典便是《华严经》。
(注 74) 《大慧书》，页151-152。
(注 75) 《朱文公文集》卷 30，〈答汪尚书〉第三书， 页
5b洁C引文出自该信，朱熹的注文。
(注 76) 同前注。

页148

而吾儒所无有”。(注 77)
朱熹曾作〈杂学辨〉， 篇后有何镐于乾道二年 (1116)
的跋语，〈杂学辨〉包含了〈苏氏易解〉、〈苏黄门老子解
〉、〈张无垢 (九成 ) 中庸解〉、〈吕氏大学解〉， 其中
〈辨吕氏大学解〉是批评吕本中的。由朱熹给汪应辰的前引
信件，可知隆兴二年 (1164) 他便已经写〈辨吕氏大学解〉
，并抄录给汪应辰。
吕本中说：“异端之学，皆不知所先后，考索勤苦虽切
，而终不近，故有终始为一道，本末为二端者”，很明显地
，他此处所谈的“异端”，并不是指佛教，而是指本末、终
始不相关连的学说，宋儒中并不以“异端”专属佛教的学者
，尚有陆九渊，陆九渊指出孔子时已有“异端”一词，而当
时并没有佛、老，因此指佛、老为异端的说法，是非常“卤
莽”的，(注 78) 前述大慧给汪应辰的信中，也用到“异端
”一词，其意义便是指“学”、“道”不一贯的学说，然而
朱熹〈辨吕氏大学解〉说：

其心未必不以为有先后者，世间之粗“学”；而无先
后者，出世间之妙“道”。两者初不相为谋，虽并行
而不相悖也。(略 ) 彼其阳离阴合，自以为左右采获
，而集儒佛之大成矣。曾不悟夫言行不类，出入支离
之为心害而莠乱曲紫夺朱之患又将无所不至也。(略
) 近世之言道者， 盖多如此， 其误后学深矣。 (注
79)

由大慧看来，道学家并没有将“学”、“道”整合成一贯，
朱熹则认为大慧的见解，仍是视“学”为世间法，而“道”
为出世间法。朱熹认为吕本中谈异端的方法，实是“集儒佛
之大成”，然而将佛教出世间法的“道”渗入到儒家的“学
”之中。不过，区分儒、佛的不同点，是朱熹一直坚持的。
───────────
(注77)《朱文公文集》卷 72，〈杂学辨〉，页 48。
(注78)陆九渊， 《陆九渊集》，(台北，里仁，民国 70 年
)，卷 13，〈与薛象先〉，页 117，并参见拙稿，《
宋代儒佛调和论及排佛论之演进》， (台北，台湾商
务印书馆，民国 77 年 )，页 184。
(注79)《朱文公文集》卷 72，页 46。

页149

吕本中解释格物致知时，认为：“知者，良知也，与尧
舜同者也”，至于如何能致此知呢？本中说：“理既穷则知
自至”，他说：

致知格物修身之本也。知者，良知也，与尧舜同者也
。理既穷，则知自至。与尧舜同者，忽然自见，默而
识之。

由良知来论述与尧舜相同者，令人想到陆九渊“东海有圣人
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
此理同也”之论。然而这种思路，是朱熹所反对的。
前文述及吕本中〈官箴〉：“公事难决者，必沉思静虑
累日，忽然若有所得者，则是非判矣”，而吕本中论格物致
知“理既穷，则知自至，与尧舜同者，忽然自见，默而识之
”之论，被朱熹理解为“看话禅”，朱熹说：

一物格则一知至，其功有渐积久贯通，然后胸中判然
不疑，所行而意诚心正矣，然则所致之知，固有浅深
，岂遽以为与尧舜同者，一旦忽然而见之也哉。此殆
释氏一闻千悟，一超直入之虚谈，非圣门明善诚身之
实务也。

朱熹对吕本中的批论，其实是缺乏根据的，猜测多于理解。
兹引吕本中《童蒙训》来说明，《童蒙训》论述为学之要时
说：

后生学问，且须理会曲礼、少仪、仪礼等学，洒扫应
对进退之事，及先理会尔雅训诂等文字，然后可以语
上，下学而上达, 自此脱然有得，自然度越诸子也。
不如是，则是躐等犯分陵节，终不能成，孰先传焉，
孰后倦焉，不可不察也。
────────
(注80)《朱文公文集》卷72，页46。
(注81)同前注。
(注82)《里蒙训》卷上，页17b。

页150

吕本中重先后、本末，不须再多加说明。为学须在平日行履
、洒扫应对、进退多理会，然亦先须有文字、训诂的训炼，
而后可以语上，在实践中“脱然有得”。吕本中认为不须和
其他诸子百家争论高下，在对经典脱然有得后，“自然度越
诸子”。
前引大慧与张九成讨论格物，大慧有“物格”之论，吕
本中论格物时，亦有“格物”、“物格”之论，本中说：

草木之微，器用之别，皆物之理也。求其所为草木器
用之理，则“格物”，草木器用之理，吾心存焉，忽
然识之，此为“物格”。(注83)

“格物”是“诚之者”的人之道，吕本中认为格物是了解草
木、器用之理，因为在程颐的“理一分殊”的思路中，各事
物均有其理，吕本中认为在理解了各分殊的理之后，仍有更
高层次的综合，因此，“草木器用之理，吾心存焉”，“忽
然识之”而称之为“物格”，朱熹对此论深表不满，他说：

程子为是言也，特以明夫理之所在，无间于大小精粗
而已。若夫学者之所以用功则必先后缓急之序，区别
体验之方，然后积习贯通驯致其极，岂以为直存心于
一草木器用之间，而与尧舜同者，无故忽然自识之哉
。此又释氏闻声悟道，见色明心之说。殊非孔氏遗经
，程氏发明之本意也。(注84)

朱熹虽对吕本中“博闻强识”表示赞服，但朱熹将他所说的
“格物”理解成禅宗的“作用是性”，朱熹说吕本中：“欲
置心草木器用之间，以伺其忽然而一悟”，(注 85) 显然是
种误会。
─────────
(注83)《朱文公文集》卷 72， 〈辨吕氏大学解〉，页 47a
。
(注84)同前注。
(注85)同前注。

页151

前述吕本中曾训勉子弟须“先理会尔雅训诂等文字”，
但文字、训诂是种工具，并非目的，朱熹在〈辨吕氏大学解
〉中批评吕本中说：

吾儒之说则读书而原其得失，应事而察其是非，乃所
以为致知格物之事。盖无适而非此理者。今乃去文字
而专体究，犹患杂事纷扰，不能专一，则是理与事为
二，必事尽屏，而后理可穷也。(注86)

朱熹对吕本中的批评，几乎完全不中“的”，在儒学的传统
，主张尽信书不如无书，语言与“真实”之间，并没有一一
对应的必然关系，因此须要时时刻刻去“正名”。
朱熹在〈辨吕氏大学解〉所批评的其实是“看话禅”，
朱熹由他理解的儒学来看禅宗，原本即有角度上的偏差。朱
熹也不是完全不能容忍大慧宗杲，(注 87) 他所介意的是儒
者的和会禅道。宋儒原本即对佛教、禅宗采取“对话”的态
度，朱熹自己也和佛教对话，(注 88) 他对吕本中的批评，
争“道统”的意味，多于论学。

六、结言

吕氏家族长期和佛教对话，成为其家学的重要特色之一
，但如朱熹般将吕氏家学视为不纯之儒学，恐亦不得当，失
之于武断，吕本中《童蒙训》说：

学问当以孝经、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为本，熟味
详究，然后通求之诗、书、易、春秋，必有得也。既
自做得主张，则诸子百家长处，皆为吾用。
───────
(注86)《朱文公文集》卷 72， 〈辨吕氏大学解〉，页 47a
。
(注87)例如朱熹承认佛教亦有见处，大慧是禅之侠者。
(注88)参拙稿《宋儒与佛教》，第六章。

页152

吕氏家学以儒者经典为主，是不争事实，吕氏家学对佛、道
等其他学术，是采取“对话”的态度，认为儒家的经典玩味
熟了，其他“诸子百家长处，皆为吾用”。朱熹对吕本中的
批评，并不中肯，吕本中晚年作诗云：“养生不能延年，忘
言未是安禅，圣学工夫安在，重寻曲礼三千”，(注 89) 与
前引《童蒙训》中“后学学问，且须理会曲礼、少仪、仪礼
等”之论，是一致的。
另外吕本中曾作〈九经堂〉诗，其中有：“圣人遗意要
沉思”、“且说九经得力处”之句，(注 90) 南宋宁宗嘉泰
四年 (1204) 陆游作〈跋吕舍人九经堂诗〉说：“吕公九经
堂诗，盖自少年与昭德尊老诸公，师友渊源，讲习渐渍所得
，又为其子孙而发，故雄笔大论如此。 ” (注 91) 时人对
吕氏以经传子弟，亦自有公论。

虽然吃素，不一定是佛教的专利，但自梁武帝“断酒肉
文”之后，吃素成为佛教的标示之一，吕本中有〈蔬食三首
〉：

杀物以活己，肉食固多惭。况无一事勤，敢于滋味贪
。(略 ) 磨刀向猪羊，渠有千种苦。厨人尽心力，博
汝一笑许。此道在忠恕，观彼更观汝。圣人虽未言，
宁可自莽卤。(注 92)

吕本中认为由“恕”道来检讨，“磨刀向猪羊，渠有千种苦
”； 由“忠” (尽已 ) 来看，“杀物以活己，肉食固多惭
，况无一事勤”，然而儒学对此似乎并无解答，吕本中在该
诗第三首说：
───────
(注89)《东莱诗集》卷 19， 〈即事六言七首〉，页 13b。
其中有“老来与世相忘”，知此诗当作于晚年。
(注90)《东莱诗集》卷 19，页 19b。 其〈晁公诗九经堂〉
诗谓：“人家有屋但堆钱，君家有屋定不然。一堂无
物四壁立，六艺三传相周旋。人言君贫君不顾，以此
辛勤立门户。圣人遗意要沉思，暂脱楚骚辞汉赋。他
年相见问何如，且说九经得力处”，一时师友规劝的
所在，于此可见。
(注91)《渭南文集》卷 30， 〈跋吕舍人九经堂诗〉， 页
182。
(注92)《东莱诗集》卷 19，〈蔬食三首〉，页 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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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钓不纲，于理已不隐。浮屠断肉食，此语说始尽。
人生惯便习，奉法乃不谨。要当守淡薄，万事可坚忍。
(注 93)

关于此问题，吕本中另有〈戒杀八首〉，其中第八首说：

虎狼非不仁，天机使之然。蛇虺肆百毒，此亦受之天。
愿君勿憎怒，悯此心谬用。仁气苟薰蒸，终皆变麟凤。
(注 94)

吕本中〈官箴〉的核心思想──清、慎、勤，在〈蔬食〉诗
均出现。在〈戒杀〉诗中说：“仁气苟薰蒸，终皆变麟凤”
， 在〈官箴〉中亦谓：“仁人所处能变虎狼如人类”，(注
95) 吕本中的〈蔬食〉、〈戒杀〉诗的确受到佛教的启发，
但其出发点，仍是儒家的关怀。
吕本中和大慧宗杲有深交，吕本中去世时，大慧的祭文
说：“ (吕本中 ) 深明造道，游戏大千”， 吕本中的讲友
王苹修正了大慧的看法说：“释氏只将此理来游戏，更无用
处，吾儒则不肯便休”，(注 96) 王苹亦为朱熹所贬斥，是
和陆九渊、王阳明思路较近的学者， (注 97) 他清楚地理
解吕本中仍是个儒者。
经朱熹完成的“道学”谱系，将北宋、南宋初所累积的
学术资源，作了番整理，一些重“史”的学者，被排除在“
道统”之外，吕氏家学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的学风，亦被
朱熹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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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93)《东莱诗集》卷 19，〈蔬食三首〉，页 5a。
(注94)《东莱诗集》卷 19，页 6b，该诗尚有“报”等其他
观念，值得分析。
(注95)〈官箴〉谓：“尝谓仁人所处，能变虎狼如人类，如
虎不入境，不害物，蝗不伤稼之类是也，如其不然，
则变人类如虎狼，凡若此类，及告讦中伤谤人，欲置
于死地是也。”
(注96)《宋元学案》卷 29，〈震泽学案〉，页 7。
(注97)〈震泽学案〉，全祖望说：“象山之学，本无所承，
东发以为遥出上蔡，予以为兼出于信伯，盖程门己有
此一种矣。”
(注98)参拙稿《宋儒与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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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和吕氏家族为同调讲友，如刘安世、王苹、陈瓘
等人，均能和佛教维持对话的关系，这些学者亦重“史”，
儒家“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和禅宗“作用是性”之间
，似乎有些关连，他日当再论之。
吕祖谦淳熙二年作〈酬上饶徐季益学正诗〉中，述及吕
本中的行履，与前所述，清、慎、勤等行履，颇能呼应，兹
之于后，以为结言，其诗云：

吾家紫微翁，独守固穷节。金銮罢直归，朝饭尚薇蕨。
峨峨李杜坛，总角便高蹑。暮年自誓斋，铭几深刻责。
名章与俊语，扫去秋一叶。冷淡静工夫，槁干迂事业。
有来媚学子，随叩无不竭。辞受去就闲，告戒意尤切。
(注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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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99)《吕东莱文集》卷 11，页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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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吕氏家族在七代学者中有十七人登录到《宋元学案》，
其表现令人刮目相看，吕氏家学的特色之一，是长期和佛教
对话，后来朱熹对吕氏家学多所批评，其中吕氏家学与佛教
的密切关系，尤其是朱熹著墨最多之处。
吕本中在吕氏家学中，上承吕希哲，下启吕祖谦，是吕
氏家学的重要成员，曾著〈官箴〉、《童蒙训》，其中《童
蒙训》是叙述其家学与宋代重要学者的“前言往行”，另外
，吕本中是江西诗派的重要成员，后世因为他在诗方面的成
就，而忽略了他的学术成绩。吕本中和大慧宗杲的关系密切
，朱熹批评吕本中解《大学》，是“看话禅”的翻版，朱熹
的见解是否确切，颇值得商榷。
吕本中有〈戒杀〉、〈蔬食〉等诗，虽明显地，是受到
佛教的影响，但其意涵，却是儒学的，这种和佛教对话之后
，促使儒学发展新意，正是吕本中为学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