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严法师著：日本佛教史（1）

　　圣严法师

　　一、古代的日本及其初期的佛教

　　（一）日本及其人民
　　日本的地理环境
　　日本与中国，仅一衣带水相隔，乃系同文同种的兄弟之邦，故以中国人读史，颇感亲切；日本人读了中国史，方知其与中国文化有息息相通之谊，唇齿相依而发扬光大。但以日本人写日本史，不免民族自尊的主观色彩，而失之于偏颇。日本佛教之成长，赖于中国的输入者，自隋唐以迄晚清，未尝间断。其为本国之开创，实在不多。然于日人所写的日本佛教史，大多强调自国先贤的成就，而轻淡中国古德所赐的功绩。
　　日本在地图上的位置，北方遥望苏联，西边隔日本海而与朝鲜半岛对峙，西南越过东海又与中国呼应，东方则为太平洋。她是一个岛国，自北而南，依次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等四个大岛及其附近的许多小岛，组成一个蚕形的国家。有人说她像一弯新月，实则更像是蚕。中国地图像桑叶，蚕则以桑叶为其营养而繁殖滋长。她的面积共为三十八万二十余方公里，与中国的四川省相当。
　　日本境内，山岳耸立，以本州的富士山主峰，为其国家精神的象徵。河流湍急，地壳脆弱而时有地震，所以养成勇敢进取而心胸偏狭的民族性。唯其气候温和，草木茂盛，景物宜人，有东方的瑞士之称。
　　日本的民族
　　根据学者的考察，当中生代时，日本岛屿本和中国的东部及韩国相毗连，但至新生代的初期，亚洲东北部与美洲的西北部毗连之处，被海水冲断而成为白令海峡；日本西部与亚洲东部的相接之处，也因地壳变动而陷落，成为日本海。
　　日本列岛与大陆断绝后，在长时间中，恐即成为无人的荒岛。据近代考古学家及人类学家研究，日本始有人迹，是在新石器时代的末期，距今约为三千年前。
　　考察日本的民族，亦颇复杂，大致上可分三大系：
　　一、旧虾夷族：这是白种人，自亚洲西部，经西伯利亚，从库
　　二、通古斯族：原居亚洲西部，分先后三批移殖日本。第一批约与虾夷族同时到达。第一、二两批是零星的少数，第三批是大量的。一、二两批称出云族，第三批称为天孙族。天孙族藉武力与智力的优越，以大和地方为根基而经略列岛，奠定了国家的基础。此族即是日本民族的主干，称为大和民族，称为原日本人（Proto Japanese）。
　　三、其他的少数民族：这是到达较晚的外来移民，其中包括由南方渡海而去的印度支那（Indo-Chinese）、印度尼西亚族（Indo-Nesians）、尼格利他族（Negrito）、马来亚族（Malayans），以及由中国本部经朝鲜半岛去的汉族。日本史上，被称为准人、熊袭、国栖、佐伯、八掬胫、肥人、飞鳝人等。就是指的这些民族，日本人喜称之为‘归化人’。
　　中国去的日本人
　　由中国的史书中看，有个家喻户晓的‘徐福入海求仙药’的故事，徐福受秦始皇派遣，率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竟尔一去不返，不知所终。后来传说，徐福到了日本，成了日本人的祖先，并且在日本也真有徐福的墓。但经近代学者的推想，徐福去日本的故事，未必实有其人，却确有其事。他是中国人逃难避乱而向日本移民的象徵。西周之初，东周之末，中国内乱频仍，人民不堪虐政的压迫，相率而避难于日本，或经朝鲜半岛而至日本。‘徐福’为避秦始皇的暴政，所以藉神话传说以说明史实。因此，根据近代学者研究，日本的出云族，便是‘秦’系的中国民族。
　　中国秦系的移民，对日本文化的贡献极大。他们多业蚕桑与绢织，圣德太子非常赞美他们开发日本经济之功，叹为‘国家之宝’。他们后来因居邑封地而受姓的，有波多、波田、惟宗、时原、香登、高尾、已智、山材、樱田、三林、长冈、奈良诸氏。
　　汉人东渡者，据源光国大的日本史氏族志蕃别汉土条所载：文、净野、武生、樱野、古志、栗栖、高道、桧前、桑岛、丰冈、下日佐等十一氏为汉高祖之后。又有汉灵帝的苗裔，坂上、文部谷、山口、大藏、池边、木津、高田、井上、石村、高向等三十七氏。实则，华人之东渡而入籍日本者，历代以来，已不知凡几了。
　　日本人的宗教
　　日本古代，一如其他原始民族，宗教信仰是由自然神的崇拜而至祖神及英雄神的崇拜。他们崇信的自然神，包罗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禽兽虫鱼、宇宙万象，均在崇敬之列，号称八十万神。其中以农神的崇拜，尤占优势。在乡村之中，春季有丰作之祈愿祭，秋季有收获之感谢祭。
　　同时，对于建立功勋的明君贤相，以及出类拔萃的英雄豪杰，他们也被视之为神。
　　正因为把伟大的人物神格化了，日本各大族为了自我抬高自族的地位和出身，编造出种种祖先的神话传说，并使各大族之间结合成为一个美丽的开国神话。
　　据日本古代传说，天地初开，有七神相传，称为神世七代。又生八大洲，最后生天照大神、
　　月读尊、素盏鸣尊。天照大神乃教民耕作、养蚕、纺织等业。天照大神之孙琼琼杵尊。又叫做天孙，天孙的后裔，便是天孙族；由素盏鸣尊自高原天逐降出云，其后裔便是出云族。大神赐天孙镜、剑、玉之三种神宝，天孙即率其儿到日向地方建都立国，这就叫做天孙降临。
　　日本的第一位神武天皇，是天孙的重孙，故自有天皇之后，又分成两大氏族，由神武天皇延续下来的后裔，称为皇别氏族；由天孙直接延续的其他后裔，称为神别氏族。于是，日本人在宗教神话的基础上，便分裂为好多阶级。天孙族至尊至贵而有与生俱来的优越感。
　　他们的天照大神，乃是女性的日神，所以自称为日本国，并以红日作为他们国家的徽志。
　　他们，敬畏神威而感谢神恩，古代的社会，是采用‘祭政一致’的方式。天皇是政治领袖，也是宗教领袖。皇居即是神宫，天皇被视为神。这种情形，到了武家政治时代，一度中落，明治维新之时，又复抬头而形成对外扩张的侵略势力。第二次大战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天皇才又回复成了人的身份。但是，日本民族对于天皇的敬信，由来已久，故仍未便废除。可见其基于宗教信仰的力量，是何等的深远。
　　（二）日本佛教史的开始
　　日本的历史
　　日本之有信史，是从圣德太子的时代开始。因为在此之前，日本尚无历法，年
　　代也无从记录。到推古天皇十年（隋文帝仁寿二年，西纪六○二），始由百济僧观勒传入历书，于推古十二年甲子岁元月使用，这是中国刘宋文帝元嘉二十年，由何承天所创的元嘉历。中国历以干支记年，六十年为一元，二十一元（一千二百六十年）为一蔀。又按汉代的阴阳五行之说，相信每逢辛酉岁，国家必有大变革。推古天皇九年，即为辛酉，因而上溯一千二百六十年，定为神武天皇即位之年。实则此乃日本人的假定而已。
　　推古天皇时代之前，日本确已有了文化。其文化之开始，即是前面所说，由秦汉的移民，输入了中国的文化。故到圣德太子的时代，已知运用流行于中国大陆的儒释思想。
　　佛教的最初传入，是在继体天皇时代（西纪五○七─五三一），佛教的公开传播，则自圣德太子肇始。所以我们介绍日本史，也从此时起步。
　　时代的分期
　　对日本佛教史的分期法，学者间偶有不同，大致则可分为七期：
　　一、飞鸟时代：自钦明天皇至文武天皇期间（西纪五四○─七○七，因其建都于大和的飞鸟地方，故称飞鸟时代。
　　二、奈良时代：自元明天皇至光仁天皇，凡七帝约七十年间（西纪七○八─七八一），因建帝都于奈良，称为奈良时代。
　　三、平安时代：自桓武天皇至后鸟羽天皇，凡四百年间（西纪七八二─一一九七），因于延历十
　　三年（七九四），迁都至平安京，故称平安时代。
　　四、镰仓时代：平安时代之末，皇朝势力衰落，武人相争，战乱结果，由源赖朝统一全局，掌握实权，任命为征夷大将军。于后鸟羽天皇建久三年（西纪一一九二），在镰仓地方创设将军幕府，开武家政治的端绪。直到后醍醐天皇元弘三年（西纪一三三三），北条高时灭亡为止。其间因以镰仓为政治中心，故称镰仓时代。
　　五、吉野及室町时代：后醍醐天皇，为欲收回政权，由于新田、楠、北畠等诸将之勤王，于元弘三年讨灭了当时的‘执权’北条高时，结束了镰仓幕府。但又有足利尊氏，占领镰仓，起叛天皇，进入京都，另外拥立光明院。后醍醐天皇即奉神器，南迁至吉野地方，直到后龟山天皇于元中九年（西纪一三九二），同到京都，将神器传交京都的后小松天皇，乃是日本史上的南北朝时代。南朝都于吉野。北朝的将军幕府，开于京都之室町，故连称之谓吉野室町时代。室町时代约经二百年，当其末叶，天下大乱，群雄割据，故又名为战国时代。战国之结束，是由于大名织田信长及其部属丰臣秀吉，相继平定而告统一，接着便是江户时代的来临。
　　六、江户时代：战国之终，由于织田信长，次第勘平，再经丰臣秀吉，完成统一之局。但在秀吉死后，德川家康又起而灭掉秀吉之子，遂于后阳成天皇庆长五年（西纪一六○○），开幕府于江户（今之东京），直到明治维新（西纪一八六八），凡二百六十余年之间，称为江户时代。
　　七、明治维新之后：德川幕府第十五代将军庆喜，于孝明天皇庆应三年（西纪一八六七），将大政奉还朝廷，明治天皇祚位，颁诏王政复古。第二年开始维新运动，是为明治元年。经四十四载，明治殁，大正开始，至西纪一九二六年，大正崩而昭和继位。明治迄今，不过百年，日本的进步，位居亚洲第一，足资吾人借镜之处，实在很多。
　　佛教初传日本的年代
　　比起中国，日本之有佛教，是很晚了。虽然，中国人之移民日本，周秦时代已经开始，佛教的传入，最初也由于中国移民的携带，但要得着此一携带佛教去日本的消息，却已晚在中国南梁的时代。
　　根据皇圆撰选的扶桑略记一书，引用法华验记的资料，继体天皇即位十六年（梁武帝普通三年，西纪五二二）二月，汉人司马达到日本，结草堂于大和国高市郡坂田原，安置佛像，皈依礼拜。此系移民日本的华人所信，尚未及于日本民间。但是，华人迁至日本，除了由大陆直接飘海而去的，尚有经朝鲜半岛而东渡的。朝鲜之有佛教，比日本早了一百五十年。于是，凡从这两地去的华人或韩人，均可能带去佛教的信仰。先在他们自己人之间流行。继而亦无形中为日本民间的若干人士所接受。由民间信仰，再影响到上流社会的思想。这是佛教传日的一大主流。
　　较前稍晚，根据日本书记所载，钦明天皇十三年（西纪五五二）十月，朝鲜半岛的百济国圣明王，遣臣姬氏达率怒唎斯致契等，奉献释迦佛金铜像一尊，以及幡幢、经论。并且述其功德：‘是法于诸法中，最为殊胜，难解难入，周公、孔子，尚不能知。此法能生无量无边福德果报，乃至成就无上菩提。譬如人怀随意宝，遂所须用，尽依情；此法妙宝亦复然，祈愿依情，无所乏。且夫远自天竺，爰泊三韩，依教奉持，无不尊敬。由是百济王臣明，谨遣陪臣怒唎斯致，奉传帝国，流通畿内，果佛所记，我法东流。’
　　这是佛教传至日本的又一主流。日本学者习称前一主流为私传，后一主流为公传。也就是民间传入与政府传入的分别。
　　百济王为何将佛教奉献给日本，因为当时的朝鲜半岛，共有三国，百济孤出半岛西南端，东南为新罗，北方为高句丽，而以百济国小民寡，其南邻任那，即为日本势力范围，故常乞助隔海的日本以求自保。百济王对日皇称臣纳贡，佛教为当时中国大陆的显学，百济王以佛教奉献日皇的心态，一如利玛窦将西方科学介绍给中国。
　　崇佛与排佛的争持
　　百济王以盛情，将佛教奉献日皇之后，倒为日皇惹上了麻烦。因在当时的天皇，虽有至尊的名位，却未能有实权统治全国。全国分由神别、皇别、诸蕃等三大氏族相互角逐。在天皇左右，尤以神别氏族的物部氏、中臣氏及皇别氏族的苏我氏，相争最烈。物部氏为开国以来的门阀，世业将帅，富于保守思想；中臣氏乃神道教之僧侣，拥护旧有神道。苏我氏系新兴势力，尝办理外来移民事务，与华人及韩人接触，富有进步思想。佛教传入，日皇大喜，但仍不能决定如何处置，便交群臣公议，因此，三大氏族，便自然地分成两派主张。
　　大臣苏我稻目以为：‘西方诸国，一皆礼之，丰秋日本，岂独背也。’他是赞成礼佛的。
　　大连物部尾舆及大夫中臣镰子，乃持反对意见：‘我国家之王天下者，恒以天地社稷百八十神，春夏秋冬，祭拜为事，方今改拜蕃神，恐致国神之怒。’
　　两派并峙，各不相上下。钦明天皇便将佛像赐苏我氏，试行礼拜。苏我稻目乃舍其向原之家为佛寺，称向原寺，或以地在飞鸟村之丰浦，而称丰浦寺。此为日本贵族奉佛之始，亦为其有佛寺之始。适值当时天花流行，物部尾舆及中臣镰子即以为疫病之起，实敬佛所致，乃烧佛殿，并弃佛像于难波之掘江。可是灾疫不息，复将佛像捞起，重建寺宇。
　　经此一来，两派仇恨愈深，斗争愈烈了。
　　苏我马子与佛教
　　继钦明天皇而登极的是敏达天皇，以稻目之子苏我马子为大臣，任尾舆之子物部守屋为大连。他们两人仍为佛教问题而起纠纷。敏达天皇十三年（西纪五八四）马子经营佛堂，奉安佛像，并且迎奉僧尼，从播磨国（兵库县之一部）迎得来自高句丽的还俗沙门惠便，以及由惠便剃度的司马达等之女名岛，出家法号为善信尼，同时又由善信剃度的禅藏及惠善两尼。此为日本之有出家众之始。但此所说的司马达等，恐系另一人，而非六十二年之前，由南梁去的那位司马达，因为善信出家时，仅十一岁。但此三尼，均为中国或朝鲜的归化人，不是日本人。
　　苏我马子所供佛像为另由百济输入的弥勒像等两尊，他于自邸之东筑佛殿，屈请三尼，大会设斋。司马达等于斋食之上感得佛舍利。献与马子。马子益信，遂将石川地方的自宅，献作精舍。敏达天皇十四年二月，建塔于大野丘之北，再度大会设斋，并将前得之佛舍利，藏于塔顶柱头。
　　然而，此时又有疫病流行，物部守屋及中臣镰子之子中臣胜海，趁机上奏天皇：‘何故不用臣言，疫病流行，国民将绝，恐及天皇陆下，岂非于苏我与行佛法之所由耶？’天皇因之下诏，断绝佛法。守屋即行焚烧寺塔，抛弃佛像，并迫马予引渡善信等三尼，剥夺三尼法衣，禁锢于海石榴之街市，且遭鞭打之刑。至十四年六月，马子再度奏准，请还三尼，造新精舍，奉事供养。
　　到用明天皇即位，佛法开始兴隆，因为天皇之母，即是马子之妹，用明天皇二年（西纪五八七）卧病之时，召群臣议，欲舍身三宝。物部守屋、中臣胜海以为不可背国神而敬蕃神。苏我马子则引丰国法师入禁中，守屋愈为不快，即同到他河内国阿都地方的别墅去，显示出形势紧张，非同平常了。
　　用明在位仅两年即崩，当其将崩，有善信尼之兄（或弟）鞍部多须奈，奉皇命刻佛像建寺而行出家，号为德斋法师。多须奈出家之前的儿子鞍部止利，是个精巧的雕刻匠，被称为鸟佛师，法隆寺金堂的本尊像以及其他好多佛像，均出于此人之手。
　　用明崩后，为了皇位继承，两派终于引起了战争，结果苏我氏胜利。马子受用明之皇妹炊屋姬之命，讨灭了为守屋及其支持而谋夺皇位的穴部惠皇子。当时年仅十四岁的厩户皇子，也就是后来的圣德太子，亦参与了马子讨伐守屋的战事，此到下面再说。
　　马子胜利，拥钦明天皇与苏我氏女所生的第十二子即位，是为崇峻天皇。然而，苏我氏得势之后，虽然信佛，但以外戚而专权，崇峻即位，不过五年，即被马子所弑，而由敏达天皇之后，即是用明天皇之妹炊屋姬，继登大宝，称为推古天皇。
　　推古以前的日本佛教
　　崇佛与排佛两派的相抗，相当于中国隋代初期。崇佛派虽屡受挫折，但至敏达天皇时代，佛经佛像、律师禅师、比丘尼、咒禁师、造佛及建寺的工匠等，已相继由百济源源输入日本。及至用明皇朝，物部氏灭亡，崇佛派的苏我氏独盛。讨灭物部守屋之战，实在非常吃力，由于马子及厩户皇子均系佛教徒，在进军之际，厩户皇子头戴四天王像，并与马子同作祈祷，愿天佛相助，因之士气大振。战败守屋之后，皇子建四天王寺于难波（大阪）的玉造地方，并以守屋之奴的半数及其旧宅，作为寺领产业。马子也造法兴寺于飞鸟地方。到了崇峻天皇元年，百济遣来僧惠实等六人，以及寺工、炉盘工、画工等数人。马子也亲向百济僧问佛法。崇峻天皇亦于五年建造大法兴寺。
　　可见，在推古以前的士多年间，佛法已很受到重视，及推古女皇即位，她本人自幼夙信佛教
　　，被她立为太子，也就是她的侄儿厩户皇子，又是虔诚的佛子。故自推古开始，日本佛教遂达兴隆状态。
　　（三）圣德太子与佛教之兴隆
　　厩户皇子
　　未成为太子之前，厩户的全名是厩户丰聪耳皇子，简称厩户皇子，是用明天皇的长子。生于敏达天皇三年（西纪五七四），那正是中国的北周武帝下令灭佛的一年。他的母亲是穴穗部间人皇后。当他的姑母推古天皇即位，便立为太子，摄理皇政。
　　厩户幼时，尊信佛法，聪敏睿智。十四岁时，便奉姑母之命，与苏我马子共同讨伐排佛派的物部守屋。被立为太子之时。尚不过二十岁，嗣后拟政三十年之间，对于佛法之兴隆、国政之创革，均为日本史上的开山鼻祖。日人敬之若圣若神的程度，大致则有类于中国儒家之推崇为成王摄政的周公相似。可惜其寿不永，薨时仅得四十九岁。
　　圣德太子
　　圣德之名，乃是后人追仰其丰功伟绩而给的尊称。当时的太子也有好多尊称，例如圣王、法王、法大王、法主，或者单称为王。又因他的所居而被称为上宫太子。
　　外戚苏我马子，虽然专横一时，太子妃，也是苏我氏之女，但到太子摄政，深知氏族社会的弊害，同时他对中国的文物制度，非常钦慕，所以着意经营，仿效改革。但因他与苏我氏的关系
　　太深，唯有弘扬佛法，才能达成改革的目的而又不致伤了苏我氏的和气。故于推古二年（西纪五九四，隋文帝开皇十四年） 二月，给大臣马子颁下兴隆三宝之诏。到了推古十一年十二月，制定紫、青、赤、黄、白、黑等六种冠位，纠正向来氏族的世袭制度，以臣、连、国造、伴造等的贵贱阶级，如今所制的冠位，则属于因有功勋的个人，而分等级，因此一扫氏族国家时代世袭门阀政治的弊端，开启登用人材之门，以确立朝廷政治的权威。
　　推古十二年四月，圣德太子又制定了宪法共十七条，以佛教的思想为精神的指导，用儒家的义理为政治的设施，采法家的原则为推行的方法。以期推行佛法，实施仁政，阐明君臣之义，宣示天皇神圣，暗斥当时豪族的跋扈欺君与祸国殃民。现在将其十七条宪法中的佛教思想介绍于下：
　　宪法中的佛教思想
　　宪法第二条条文：‘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则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何世何人，非贵是法。人鲜尤恶，能教从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皈依三宝之功，能够直曲杜枉；人虽或者向恶，若能教化得法，无不从善如流。教化之法寄于信仰的最高指导，唯有对于三宝的信仰，才是人间最高的指归；不但是普天下的各国应以此为极高的指导原则，就是胎、卵、湿、化的四类众生，若舍三宝，即无脱苦之门。大意如此，可见圣德太子对于三宝崇信之深切，可谓无以复加了。
　　宪法第十条的条文：‘绝忿弃瞋，不怒人违。人皆有心，心各有执。彼是则我非，我是则彼非。我必非圣，彼必非愚，共是凡夫耳。是非之理，讵能可定。相公贤愚，如镮无端。是以彼人虽瞋；还恐我失。我独虽得，从众同举。’这一条的内容及形式，都有点像四十二章经的格调，乃是运用佛法以训勉人民从自家心地上做工夫的。其中的用词遣句，也都在尽力采用佛典语汇，例如‘绝忿弃瞋’、‘人皆有心，心各有执’、‘共是凡夫’等，均甚明显。
　　圣德太子之崇信佛教，并以归敬三宝，实践佛法而教国民，那是他的最高明处。他知道惟有以佛教信仰的启发与自觉，人间始能达成真实和平的目的，以之对付氏族之弊，不过是其一端而已。
　　据余又荪的隋唐五代中日关系史的意见说：‘太子提倡佛教，其所收之效果。大约言之，为（一）以佛教之教义而养成和平和睦之精神，导动乱之人心趋于正途。（二）接受佛教之文化以促进日本文化之发达。（三）当时日本停滞于氏族社会阶段，每一氏族各信奉其氏神，形成分裂之现象。太子提倡佛教，超越各氏族氏神之上，使人民普遍信奉佛教，由信仰统一以促成国家统一。’

　　佛教中心的飞鸟文化

　　推古天皇都于奈良县的飞鸟地方，文化史上称为飞鸟时代。此一时代的中心人物是圣德太子，此一时代的中心文化是佛教文化。圣德太子虽对于当时中国大陆的各种学问：佛、儒、道、法与经籍史籍，无所不通，但他专注于佛教文化的推展，却是事实。所以，
　　当时的日本，是以佛教文化而放出灿烂的飞鸟文化。
　　飞鸟时代的佛教事业非常之多，现举其重要者介绍如下：
　　一、创建寺院：圣德太子建有在大和地方的法隆学问寺、中宫尼寺、橘尼寺、池后尼寺、葛城尼寺，以及摄津的四天王寺、山城的蜂岳寺（亦名广隆寺），此七寺最有名。尚有苏我马子所建的法兴寺等好几个寺。到推古晚年时，计有寺院四十六所，僧侣二千三百八十五人。在这些寺院之中。以今之大阪的四天王寺及奈良县的法隆学问寺最有名。四天王寺的兴建缘起已如前述。法隆寺的用意在于兴隆佛法。为建此寺，除了日本工匠之外，特向百济招来寺工、瓦工、雕刻工、画师等，大陆佛教艺术的输入，一时达于鼎盛。其中以法隆寺的建筑，日人称为现存世界的最古木造建筑物。原物系推古天皇十五年所建，但可能会被火烧一次而于元明天皇和铜年间（西纪七○八──七一四）重建，纵然如此，距今也有一千两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了。
　　二、讲经制疏：圣德太子深达佛理，故于推古十四年秋，受天皇之请而讲胜鬘夫人经三日。其次又于冈本宫讲赞法华经，颇得天皇嘉许，而将播磨国之水田百町施太子，太子转施法隆寺。太子说法时，于俗服之上加着袈裟，宛如沙门，而以优婆塞之身份自居。唯仅以三日的时间，讲完胜鬘经，其简略可知。太子选择胜鬘经，是因此经是叙述一位皈依释尊的女性菩萨胜鬘夫人；推古天皇为女性，日本开国神话中的天照大神，也是女性的太阳神，此可谓观机逗教之举。至于
　　法华经，乃为中国佛教家誉为经中之王的一部重要经典，会三归一，畅佛陀的本怀，示佛教的极致。中国的天台智者大师，也正好活动在这个时代，此真所谓：‘东海有圣人出也，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也，此心同此理同。’
　　圣德太子不但讲经，并且为经制疏。他作有法华义疏四卷、胜鬘疏一卷、维摩义疏二卷，合称谓‘上宫御制疏’。此为日本最早的佛教著述，就中的太子亲笔草本法华义疏四卷，现仍存于日本的皇宫，视为传国之宝。
　　三、对外交通：推古之世，太子的政治建设是在休养生息的原则下完成的，对内对外，皆不主张用兵。尤其对外政策，愿以不亢不卑的对等地位，与中国接触，并尽量吸收中国的文化，以助长日本的进步。从中日交通史上看，推古之世，遣使入隋，先后计有四次。初次是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即推古八年，第二次为隋炀帝大业三年，即推古十五年，第三次为大业四年，第四次为大业十年。第一次在日史无记载，而见于中国的隋书倭国传。自第二次起，日本派遣了大批通晓中国文化的学者来中国留学，例如隋书倭国传中说：‘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天皇的日本读音）遣使朝贡，使者曰：“闻西海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使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这就是使臣小野妹子及其所带的一批人员。其中有名的有八人：倭灌直福音、奈罗译语惠明、高向汉人玄理、新汉人大国、学问僧新汉人日文、南渊汉人请安、志贺汉人惠隐、新汉人广齐。这些人的头上两字如奈罗、高向、南渊、志贺，都是地名，汉人是指研究汉学的人，下面两字才是名字。他们到了中国，留学时间极长，都在十五年至三十二年之间。直至唐有天下，他们才回日本。将其所学，建设日本。比如学问僧日文，文化革新时被任国博士，且举为僧官的十师之一。
　　当然，除了遣使入隋之外，对于朝鲜半岛的往还，更加密切，故有惠慈、惠聪、惠观、观勒、昙徵等沙门，先后自半岛赴日，传播佛法。因此，又藉这些朝鲜半岛的沙门为媒介，将盛行于中国南北各地的佛教及其他文化如天文、地理、方术、历书，介绍到了日本。试看圣德太子在未遣使入唐之时，所讲所疏的三部佛经、胜鬘经，是刘宋文帝元嘉十二年（西纪四三五）自印度到江南扬都的求那跋陀罗，译于丹阳；法华及维摩二经，是姚秦弘始三年（西纪四○一）到长安的鸠摩罗什所译。胜鬘出于南方，法华、维摩出于北方。以此可见，到了飞鸟时代，盛行于中国南北朝时代的佛典，日本都已由朝鲜半岛输入了日本。不过，尚有一个事实，我们切不要忽略了，那就是直接由中国大陆移民而去的中国人，也是主要的文化使臣。
　　僧官及僧尼令
　　由于政府提倡佛教的信仰，寺院及僧尼数目日增。推古天皇三十二年（西纪六二四），已有寺院四十六座，僧八百十六人，尼五百六十九人。天武天皇九年（西纪六八一）之敕中，有‘京内二十四寺’之语，以此可以推知飞鸟京都的佛教盛况。持统天皇四年（西纪六九○），于七大寺作夏安居的僧数，竟达三千三百六十三人。
　　僧尼人数激增的结果，必有流弊发生，是以在推古三十二年，开始设立僧官制度。僧官分为僧正、僧都、法头的三等。迄大化革新之际（六四五──六四九），又选十师任命为僧官。于天武天皇二年（西纪六七四），成立三纲之施设，即以僧正、僧都、律师，称为僧纲。养老六年（西纪七二二）以后，置僧纲所于药师寺。各寺亦设三纲，即为寺主、上座、都维那。僧尼本有戒律制裁，但到养老年间。朝廷所颁的养老律令之中，即有专门为僧尼而制的二十七条，称为僧尼令，将僧尼纳入政府法令的管束之下。它的隶属系统，由上至下是：治部省──玄蕃寮──僧纲──三纲──僧尼。
　　初期佛教的思想
　　我们在未结束本章之前，应了解一下初期的日本佛教，其思想状态究竟如何？
　　此所谓初期，是指奈良时代以前的飞鸟时代。
　　由于日本早期已有他们自己的风俗习惯及神祇的信仰，所以，佛教虽为日本接受，却已和印度及中国所行者略有不同，此即日本化的佛教或佛教化的日本之特色，此与以后的发展颇有关系。
　　圣德太子深信佛法，但他却于推古十五年，颁发祭祀神祇之诏，信佛崇佛，仍不废日本古来的诸神崇拜。太子亲率群臣，祭祀诸神。以作国民的示范。此在日本学者，以为是独立性的文化自主的表现，实则是为适应当时民间的要求而行的权巧方便。
　　由于祀神的旧习俗，初期的日本佛教，特重助德之祈祷，史家称之为祈祷佛教。
　　物部氏灭亡之后，苏我氏在政治上的势力很大，待苏我氏灭后，由孝德天皇即位（西纪六四五），继圣德太子的余绪而革新政治，称为大化（年号）革新。在佛教方面，自推古十四年以来，规定各寺于每年四月八日及七月十五日设斋会，即是浴佛会及盂兰盆会，这种仪礼的形式，颇合日人的口味。
　　当时盛行的佛经有金光明经、法华经、仁王般若经、金刚般若经、药师经、观音经等，他们不求明白经义，只期藉咒愿力而延长寿命、消灾、愈病、祈雨、护国，他们仍以求神的心情奉佛，祈得现实生活的平安与如意。
　　其对净土之信仰，也有可述者，古代日本对于墓窟的建筑，非常讲究。由古墓的发掘，见其凡为人间的生活所需之衣食器物，墓中一应俱全，尚有家畜家禽及仆从奴婢的土制偶像。此系认为墓窟即是死人的国度。但至大化革新之际。鼓励薄葬，代之而起的是沙门道昭随佛教的输入，而带去的火葬法。此时佛教的净土思想，已为日本人所接受，取代了墓窟思想。在日本人看净土，乃墓窟世界的升华。接着，为求冥福，乃改原先的建墓思想而为热烈地建筑佛教的寺院。他们的建寺心理，有同中国人的修建宗祠。例如推古天皇二年，诸臣连（官阶）等，各为酬报君亲之恩
　　而建佛舍，又如葛城氏的葛城寺、秦氏的广隆寺、藤原氏的山阶寺（即兴福寺）、纪氏的纪寺，都可说明这一倾向。故而直到近世，日本之信佛与奉神，并行而不冲突，寺院及神社，也互通生气。日本佛教史上之有僧兵、一揆（匪类）之战祸杀伐，皆为其他佛教地区之所绝无。原因在于日本初期的佛教思想之中，即混有日本神道教的成分了。
　　由于信仰佛教而着重现实生活的祈祷，故至文武天皇时代（西纪六九七──七○七），有一位叫做役君小角的人出现，这是一个道教化的佛教人物，他能役使鬼神，为之采薪汲水，若不用命，即以咒术缚之。他诵的有密教所博的孔雀明王经神咒，他虽与道教关系密切，后世称之为‘修验道’或山岳宗教的鼻祖，将之列为日本密教的一个旁支。

　　二、奈良时代

　　（一）古京六宗
　　何谓古京六宗
　　所谓古京，乃后世史家为便利，以古京平城京与新京平安京，两相对称而立。奈良时代定都于平城京，后人称为古京。奈良时代的佛教，主要宗派的建立，共有六家，所以称为古京六宗。
　　所谓六宗，即是：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律宗、华严宗。其实，成实及俱舍两个小乘宗，是附属于三论及法相两个大乘宗而输入，后来也无何发展，故被称为‘寓宗’。以此六宗而对后起于新京的天台及真言两宗，显出全部日本佛教的源头，除了禅宗之外，取自中国佛教的财富，均尽于此了。
　　现将日人桥川正所着概说日本佛教史第四章，所列古京六宗的一表，抄下参考：
　　俱舍宗──有宗──┐
　　　　　　　　　　　├─寓　宗──┐
　　成实宗──空宗──┘　　　　　　├─小　乘──┐
　　律　宗────────独立宗──┘　　　　　　│
　　法相宗──有宗──┐　　　　　　　　　　　　　├显　教
　　　　　　　　　　　├─　三乘教　─┐　　　　　│
　　三论宗──空宗──┘　（权大乘）　├─大　乘─┘
　　华严宗──缘起论宗──　一乘教　─┘
　　　　　　　　　　　　　（实大乘）
　　此表所标大小权实的立论，是根据凝然大德八宗纲要的观点。凝然是华严宗的人，所以这是贤首教的判教法。
　　一、三论宗：日本的三论宗，最初是由高句丽沙门惠观，于推古天皇三十三年传入。此人曾
　　来中国，亲近嘉祥寺的吉藏大师，学习三论宗。后奉高句丽王之命，派到日本，住元兴寺盛弘三论。于大化二年（西纪六四六），奉敕在宫中讲三论。并创建井上寺于后河内。门下俊才颇多，著名者有福亮、慧轮、慧师、智藏、僧旻等人。实则于推古十年去日本的百济沙门观勒，也是三论法匠，但他未事弘通，所以日本以惠观为三论宗初祖。
　　惠观门下的福亮，祖籍中国江南，是归化了日本的出家人。他学三论，兼通法相，又到中国研究三论奥义。返日之后，住元兴寺，任僧正。大化元年被选为僧官的十师之一。
　　此后，智藏与道慈，也入唐学三论。智藏本是福亮的俗家儿子，于天智天皇时代（西纪六六二──六七一）入唐，依吉藏大师学。持统天皇之世（西纪六八七──六九六）返日，住法隆寺，宣讲三论，为三论宗的第二传。
　　道慈是智藏的弟子，于大宝元年（西纪七○一，则天武后大足元年）入唐，通学六宗，但以三论的根柢而师事吉藏之法孙元康。养老二年（西纪七一八，唐玄宗开元六年）返日住大安寺，为三论宗第三传。此人风格清高，长屋王（高市皇子的长子）招赴诗宴，他固辞不往，并谓：‘僧既方外之身，何烦入宫赴宴。’他颇不满当时僧风，着有愚志一卷，惜已不传。
　　智藏门下尚有智光及礼光二人，颇崇西方净土，同住元兴寺。智光的著述很多，除了现存的净名玄论略述四卷及般若心经述义一卷之外，尚有已失传的大般若经疏二十卷、法华文述记五卷、净土论释五卷、盂兰盆经疏、中观疏记等。所以这是一位奈良时代有数的三论学者。
　　道慈之后，尚有善议、安澄、勒操等次第相传。智光之后，则有灵睿及药宝、愿晓等，灯灯互传。前者称为大安寺流，后者称为元兴寺流。
　　从大体上说，奈良时代以前，是以三论宗为佛教义学的主流。进入奈良时代，则为法相宗的全盛时期。至奈良末叶，三论宗已非常衰微了。
　　二、法相宗：法相宗的传日，是由入唐留学于玄奘门下的道昭之功。当时玄奘自印度及西域诸国游历归来，德望重于一时，门第三千，七十贤士，上足四人。玄奘所传唯识法相，乃当时最新的佛教思想。道昭于孝德天皇白雉四年（西纪六五三年，唐高宗永徽四年）入唐之际，正逢其盛。但是，道昭非仅一介义学沙门而已，他约于齐明天皇七年（西纪六六一）归日之后，建禅院于元兴寺之东南而住，收藏了许多经论。同时尽力于社会公益专业，周游全境，于路傍穿井，于河口设船及造桥。文武天皇四年（西纪六七六）三月，世寿七十二岁示寂，是为法相宗初传。
　　法相宗的二传是智通及智达，于齐明天皇四年（西纪六五八）奉敕入唐，与道昭同学于玄奘门下，又学于窥基座下。智通返日后，于大和国创观音寺，盛弘法相。
　　智通入唐后的四十五年，又有智凤、智鸾、智雄，于大宝三年（西纪七○四）奉敕入唐，师事中国相宗的三祖朴杨智周，合此三人为法相宗的第三传。
　　智凤门下出有一位智德兼备的大弟子义渊，他创有龙盖、龙门、龙福、龙泉、龙象等五寺。大宝三年任僧正，被尊为一代耆宿。圣武天皇因尊其学德，乃赐姓冈连，而改其原有俗姓的市往氏，并以其兄弟承传此姓。
　　义渊门下龙象争荣，其中以玄昉、行基、良敏、宣教、行达、隆尊、良辨等最为有名。世称为渊门七上足。若以三论宗的道慈列入，则为八上足，因为道慈亦尝学法相于义渊座下。
　　玄昉于养老元年（西纪七一七，唐玄宗开元五年）入唐，也是学法相于智周之门。唐玄宗深爱其才，准三品位，赐紫袈裟。于天平七年（西纪七三五）归日，携回经论五千余卷，藏于兴福寺。是为法相宗的第四传。
　　以上相宗共分四次传日，一二两次，称为南寺传，即是元兴寺传，亦称为飞鸟传；三四两次，称为北寺传，即是兴福寺传，又称为卸笠传。考察其源头。南寺传是受学于玄奘，北寺传则汲流自智周，故其思想有所出入。但在南北两寺之间，另有一派的相宗传承，即是药师寺、东大寺、西大寺。
　　奈良时代的相宗著名学者有很多。行基门下出有法海、行信、胜虞。胜虞门下出有源仁、慈宝、泰演、守印、护命等人。玄昉门下出有慈训、善珠、行贺、常腾等人。除此两人之门，义渊之下的另外高弟所传者，亦出有神睿、玄宾、贤憬、修圆、德一等人。可见奈良时代的相宗学者
　　，几已为北寺派所包办了。
　　尚有可述者，以上各人之中，以护命及善珠二人的著作最多。神睿则与三论宗的道慈，并称为教界的二大人物。护命及德一两人，又是与天台宗最澄论战的两大论敌。总之，法相宗在奈良时代，人才辈出，形成了当时佛教思想的最大主流。
　　三、四、成实宗及俱舍宗：成实宗是依成实论而得名，它在日本未尝独立成派，而是附属于三论宗下的。天武天皇时代（西纪六七三——六八五），百济沙门道藏，造有成实论疏十六卷。凝然之时（西纪一二三九——一三二一），尚见到此书，但在日本史上，专门学成实的人，实在太少了。往往是由三论学者附带研究的。
　　俱舍宗何时输日，不得确知，大概是随同着法相宗的道昭返日而附带去的了。但是俱舍要比成实的情况较好，例如护命及明诠，都是俱舍学者，尤其护命，他承新罗的智平之说，主张‘有为法体不生灭’之义，而与其他各人所主张的‘有为法体生灭’之说相异。俱舍虽为法相的寓宗，但它却被视为佛教的基础学问，故学习的人亦较多。古来以东大寺为俱舍宗的根本道场。
　　五、华严宗：华严宗初传日本，是在圣武天皇天平八年（西纪七三六，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由唐僧道璇首先带去了华严章疏，但他并未弘扬。当时有良辨，曾受道璇之教，至天平十二年十月，良辨始请了一位来自新罗的审祥法师，开讲晋译的六十华严。他曾入唐亲从法藏大师受学，故系根据法藏所着的探玄记，连续讲了三年，并集京师大德十六人为其听众。因此，日本即以审祥为华严初祖，良辨为二祖。
　　良辨门下出有实忠、安宽、镜忍等，而以实忠为三祖，等定为四祖。圣武天皇天平二十一年，敕诸寺讲说经论之际，因以华严经为本，并敕东大寺为华严本寺而称为华严寺。圣武天皇极重华严，乃以华严思想而实现其政教一致的理想。故而华严宗在当时，已占有帝王宗教之地位。
　　六、律宗：一般均以唐僧鉴真赴日，为日本律宗之始，实则前述之善信尼，尝赴百济受戒；推古天皇之世，亦有百济律师抵日。天武天皇时代，更有沙门道光，奉敕入唐学习律藏，返日后奉敕作有‘四分律抄撰录文’一卷。天平八年，道璇至日，亦携有律宗章疏，并在其驻锡的大安寺，讲‘行事钞’，这是戒律思想的显著流布。道璇门下的善俊，也是明律之名匠。不过，到此为止，虽有戒律之讲学，却尚未能设置戒坛，未能如法如律以三师七证正式受戒。结界、登坛、受具的传戒大法，则有待于鉴真律师的努力。
　　鉴真律师
　　鉴真律师是扬州江阳县人，十四岁时随父入大云寺，见佛像，受感动而求父亲许他出家。唐中宗神龙元年，依道岸律师受菩萨戒，景龙元年至长安。次年，受具足戒于西京的实际寺。嗣后即巡游南京，究学三藏。回到扬州，开始弘律，声动江淮之间。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道岸的传人义威律师入寂后，他即以四十六岁的盛年，被许为天下授戒大师。据其弟子思托的
　　‘唐大和尚东征传’载，当时的鉴真，已前后讲大律及疏四十遍，律抄七十遍，轻重仪十遍，羯磨疏十遍。而在讲律传戒期间，兴建寺院僧舍，供僧十万众，造像不知其数。
　　到了五十五岁那年，发起赴日之愿。系由于当时随使来华的两位日僧荣睿及普遍，恳请他‘东游兴化’。他问众中何人愿去？众人默然。唯有他的高弟子祥彦，竟持反对意见，认为大海难渡，去者‘百无一至，性命难存。’于是，鉴真拍案而称：‘是为法事。何惜生命，诸人不去，唯我即去。’祥彦听了也说：‘大和尚若去，彦亦随去。’因此，纷纷表示相同意愿者，共二十一人。
　　可是，要去日本，真不容易，先后六次，历十一年，五次失败，第六次才如愿以偿。前五次不是被官方发觉，阻留不放，便是在海中遇风，船破折回。其中最艰难的是天宝七年的第五次，乘船漂至海南岛的南端，他再由广西、广东一路传戒向北。可是，由于旅途劳顿以及水土不服，为他而滞留中国多年的日僧荣睿，病死在梧州；常随弟子祥彦，也病死在吉州的船上；他自己在韶州，因瘴患眼，而被一个外国庸医，误治成双目失明。在他整个赴日的行程之中，总计有三十六个比丘先后死亡，道俗二百多人中途退出，唯有另一日僧普遍及鉴真的弟子思托，自始至终，追随着他而同到日本。
　　唐文宗天宝十二年，第六次出发，仍系随着日本遣唐使返航日本而偷渡出境，经过三十四天海程，终于十二月二十日到达日本的鹿儿岛南端。这次随同鉴真赴日的，尚有他的亲信弟子二十三人，中有智首等三位女尼及三位胡僧。他也带去了大批的法物，其中有佛肉舍利三千粒，佛像一批，金字华严经八十卷，大佛名经十六卷，金字大品经一部，大集经一部，南本涅槃经四十卷，四分律六十卷，法励的四分疏五本各十卷，光统的四分疏百廿纸，镜中记二本，智首的菩萨戒五卷，灵溪释子的菩萨戒疏二卷，定宾的饰宗义记九卷及补饰宗记一卷，戒疏二本各一卷，观音寺高律师的义记二本十卷，南山的含注戒本一卷及疏，行事钞五本，羯磨疏等二本，怀素的戒本疏四卷，大觉的批记十四卷，音训二本，比丘尼传二本四卷，玄奘的真本西域记一本十二卷，南山的关中创开戒坛图经一卷，次第禅门十一卷，天台的止观、玄义、文句各十卷，四教仪十二卷，行法华忏法一卷，小止观一卷，六妙门一卷，明了论一卷，以及王右军的真迹行书一帖，王献之的真迹行书三帖等。
　　开坛传戒
　　鉴真律师到日本时，已六十六岁了，但他在日本所受的殊荣，也是空前的。可以说他是受到了日本朝野举国的欢迎和崇仰。他在至日后的第二年二月一日到了难波（今之大阪）港，唐僧崇道等先已在恭迎。第三天，大纳言正二位藤原朝臣仲麻吕，遣使奉迎，亲来拜谒的日本高僧有三十多位。二月四日入京都，圣武天皇派正四位上安宿王，亲到罗城门外慰迎，安置于东大寺。二月五日，日本宰相、右大臣、大纳言以下高官百余人，亲来礼拜问讯。并由天皇派遣刚
　　由中国归国不久的遣唐使吉备真备为朝臣敕使，传达天皇口诏：‘大德和尚，远涉沧波，来投此国，诚副朕意，喜慰无喻。朕造此东大寺经十余年，欲立戒坛，传授戒律，自有此心，日夜未忘。今诸大德远来传戒，冥契朕意，自今以后，授戒传律，一任大和尚。’过了几天，圣武天皇又封鉴真为传灯大法师。
　　圣武天皇于唐天宝八年让位，成为上皇，自称沙弥胜满。于天宝十三年（西纪七五四），日本孝谦女皇天平胜宝六年四月，在东大寺大佛殿而建立日本的第一座戒坛，登坛受戒的第一个人，即是圣武上皇，接着皇后、皇太子等求受菩萨戒者四百四十余人，舍旧所受戒而再禀具的亦八十余人。此后即于大佛殿之西，设戒坛院，重叠三层，以表菩萨的三聚净戒。
　　考察鉴真所传的戒律思想，他是站在四分律分通大乘的立场，兼南弘山及相部二宗的。自此，日本除东大寺外，尚于西国观音寺（太宰府）及东国药师寺（下野），各设戒坛一座，合称为天下三戒坛，举行传戒。唯其东大寺准‘中国’（佛法盛行地）方式，以十师传授，观音寺则准边地（佛法微弱区）授戒法，以五人僧传授。
　　鉴真律师在日本弘律十年之后，即于天平宝字七年 （西纪七六三）五月，以七十七岁高龄示寂。初五年住东大寺，后五年住于他自建唐招提寺。他也精通医药，故对日本医药知识的贡献亦至大。鉴真赴日之际，正是华严宗在奈良盛大之世，华严开启理想之境域，戒律指导生活之规范，
　　相得益彰。
　　（二）东大寺与国分寺
　　圣武天皇与东大寺
　　圣武天皇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热心于佛教事业之推展，并以佛教思想来建设他的国政。当他即位之时，度僧三千，并请六百僧人于宫中转读大般若经。基于佛教慈悲精神而行大赦、禁屠宰、免税、施药、施米，以利人民及于含生。
　　东大寺之建造，先后费时达十年，自天平十五年，敕诸国募化，为大殿奠基，至天平胜宝四年，始行落成。圣武上皇亲率孝谦天皇及文武百官，莅寺为大佛开光。请自天竺来的婆罗门僧正菩提迁那为导师，道璇为咒愿师。此次法会之盛大，佛法东渡以来，前所未有。
　　东大寺的伟大处，是在建筑工程之庄丽。大佛殿的规模，重叠四层，四面各十一间（两柱之间的间隔），建坪一千三百五十坪，高十五丈六尺。南中门外，尚有两座高三十二丈的七层塔婆，东西对峙。再看殿内的佛像，本尊毗卢遮那铜像，曾经八度改铸始完成，像高五丈三尺五寸，镕铜七十三万九千五百六十一斤，炼金一万四百三十六两。胁侍为各高三丈的二臂如意轮观音坐像及二臂虚空藏菩萨坐像，分列本尊的东西两侧。此寺被称为四圣建立，那就是由于圣武天皇的心愿，行基菩萨的劝化，良辨为之开基，菩提迁那为其导师。
　　东大寺与国分寺
　　考察圣武天皇创建东大寺的用心，实为受华严思想的启示，以此作为其理想政治的象徵。他以东大寺为日本帝国的中心道场，令诸封国各建国分寺，为此中心的附属。
　　华严教系的梵网经中说：‘我今卢舍那，方坐莲华台；周匝千华上，复现千释迦；一华百亿国，一国一释迦。’卢舍那佛即是毗卢遮那佛的同名异译，他是本尊，释迦是本尊的化身，化身属于本尊。因此，圣武天皇以东大寺象徵国都，以东大寺的本尊象徵天皇；以国分寺象徵诸国，以国分寺的释迦象徵各国的国司；以百亿释迦象徵各国的人民。因此，可用一表对照说明：
　　┌理想……卢舍那佛→千华大释迦→百亿小释迦
　　└现实……天皇→诸国的国司→人民
　　国分寺的建立
　　讲到国分寺的出现，先要介绍金光明经。自从天武、持统、文武天皇等历朝以来，盛讲之金光明经，为西凉昙无谶的四卷译本，至圣武天皇时则用唐义净的十卷译本，叫做金光明最胜王经。圣武天皇神龟五年（西纪七二八），书写金字最胜王经六十四部，每国颁一部，并令转诵，祈祷国家之平安。这是开创国分寺的预备工作之第一步。
　　天平九年，全国天花流行，为求禳灾，为求福国利民，令各国各造释迦丈六像一尊，并写大般若经一部，这是第二步。
　　天平十国，令各国各造金光明四天王护国寺（僧寺）及法华灭罪寺（尼寺）一座，各写金光明最
　　胜王经及法华经一部，分置僧尼二寺。并令各造七重塔一座，安置天皇所颁的金字最胜王经。至天平十三年，便诏以僧尼二寺而建立国分寺。僧寺住二十人，封户五十户，施水田十町；尼寺住十人，施水田十町。僧尼每月八日必须诵最胜王经，每半月行诵戒羯磨，每月六斋日，禁止国人渔猎屠宰。于是，完成了佛化政治的理想。
　　思想源流
　　东大寺及国分寺的模式，乃是来自中国。推古之后，日本渴慕逆移殖学习中国文化制度，不遗余力，佛法则是其最大的一环。隋唐时代的中国，佛教发展，如日中天，寺院之建筑，亦极辉煌。现在列举数端如下：
　　一、隋文帝仁寿元年（西纪六○一），雍州以下三十州，各建塔以分置舍利。（广弘明集）
　　二、则天武后天授元年（西纪六九○），武后诏于东西两京及天下诸州，各建大云寺一座。（唐会要、资治通鉴）此乃根据大云经的经名为寺名。圣武天皇则亦以光明经护国及法华经灭罪为寺号。
　　三、唐中宗神龙元年（西纪七○五），于诸州置佛道二教寺观各一，佛教为中兴寺，道教为中与观。同三年，改中兴之名为龙兴。（旧唐书中宗本纪）
　　四、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西纪七三三），令天下州郡，各建一大寺，号龙兴寺及开元寺，并将武后时的大云寺改为开元寺。（佛祖统纪、释氏稽古略）
　　可见，圣武天皇的国分寺，渊源于隋唐，而非别出心裁。再说大佛像的铸造，也是学自中国的风尚。例如唐高宗自咸亨三年（西纪六七二）开始，历时三年多，在东都洛阳之龙门，造立了一尊卢舍那佛石像，身高八十五尺，胁侍二菩萨像，亦高七十尺。此后，又有则天武后，于久视元年（西纪七○○）发愿在洛阳北邙山的白司坂，造大铜佛。中宗神龙之初，加以修缮，而告竣工。
　　（三）奈良佛教的文化及其利弊
　　慈善事业
　　奈良佛教的可贵处很多，慈善则是其一。于元正天皇养老七年（西纪七二三），在兴福寺内设施药及悲田二院。这要追溯到圣德太子的福田事业，他曾于四天王寺设置敬田、悲田、疗病、施药等四院。敬田是寺院的三宝部份，即是人民归敬三宝的道场；悲田是贫穷孤独者的救济所，为养老院及孤儿院的性质；疗病及施药，是公共卫生设施。圣德太子除令人民笃敬三宝之外，并设悲田、疗病、施药之三院，乃国家之大基，教法之最要。由此发展而有了奈良时代的慈善事业。
　　天平二年（西纪七三○）四月，圣武天皇的光明皇后，将她宫职的经费，节省下来，设置施药院，又置悲田院以济贫病之辈。被皇后亲身洗涤疗养的癞病患者，亦达千人之众。这种慈爱精神，史家传为美谈。她的女儿孝谦天皇，也继母后遗志，于天平宝字元年，为了救济贫病之徒，以垦田一百町，永远拨给兴福寺的施药院。
　　同时，自飞鸟时代以来，佛教沙门，多精医术。例如：法莲以医道济民而于养老五年接受褒奖；鉴真律师亦精医药，虽已双目失明，仍以鼻嗅辨别药种，而为日本汉医仰为其祖。圣武天皇临崩之际，受诏入内寝的看病禅师，达一百二十六人。佛教重视医药，乃基于当时盛行的梵网经中所说：‘看病福田，第一福田’而来。
　　一般的公益事业
　　从事公益事业者，有三位代表人物。一是法相宗的道昭，他巡锡全国，在人多之处及交通要道之傍，穿了很多井，造了很多桥。
　　另一位是行基菩萨，他和他的弟子，比道昭做的公益事业更多，游行全国，造桥筑堤，修路架屋，开发水利，而且工程浩大，非同小可。例如：木津川的泉大桥、淀川的山崎桥。又于摄津都西郡的比卖岛崛川，开了一条长六百丈，广八十丈，深六丈五尺的大港。又设布施屋于各交通要口，供给没有川资的旅人住宿。行基的事业，实在感人，他一生中，除了公益，尚设立道场四十九所。
　　还有一位是和气法均尼，她是和气清麻吕之姊，俗名广虫。当时孝谦天皇因沙门道镜事件而出家为尼，广虫侍伴孝谦天皇出家，法名叫做法均。她也做了好多感人的事。天平宝字年间，有藤原仲麻吕（惠美押胜）之乱，平定之后，其党徒三百七十五人，当处斩刑，由于法均尼向天皇乞谏而减处流刑。乱后天下发生大饥馑，人民多有将幼儿抛弃而不能顾的，法均尼派人收养者，达八十三个。
　　教育的普及
　　谈到教育，又要说到圣德太子，他以法隆寺为研究佛法的学问寺，即是寺院中的教育机构。日本的学校教育，实即以此为发源。推古天皇十六年，随使臣小野妹子来华者之中，即有四位学问僧及四个学生。其中的学问僧日文及高向玄理，到了大化革新时，被任为国博士；另一学问僧请安，返日之后，则成为中大兄皇子（即后来的天智天皇）的老师，教授周公孔子之教。可见当时的学问僧，乃是兼通内典与外学的。
　　根据佛教思想而发展教育的人，则为吉备真备。他于灵龟二年（西纪七一六，唐玄宗开元四年）入唐留学，天平七年（西纪七三五）返日。他是大政治家，也是大教育家，甚至有人说他是日本的仓颉，日文由他发明，此固不足采信。但他设立教授内学及外典的‘二教院’，虽是由推古时代的学问寺发展而来，却将日本的学校教育，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另有一位大纳言石上宅嗣，他于宝龟十一年（西纪七八○）出家，法名梵行，舍其旧宅为阿閦寺。在此寺之一隅，别设芸亭院，陈列内外兴的各种图书，公开由人阅览。此乃是以佛教为中心的日本第一所公共图书馆。
　　可惜，以上的二教院及芸亭院的遗迹，今已不明其所了。
　　文学与美术
　　此时的日本文学，是以汉文学为主，以汉诗为盛。由于圣武天皇的提倡奖励汉文学，例如他亲自抄录隋唐人的作品中，又多系佛教文学──王居士的诗，真观法师的颂、诗、赞、奉请文，释灵实的赞、杂文、祭文，释僧亮的诗等。所以日本在此期间的佛教诗歌，也有不少，例如作于天平胜宝年间的‘佛足石歌’最有名，共有二十一首。又如智藏、辨正、道慈、道融等四人的诗，则汇于诗集‘怀风藻’中，尤以道慈最为能手。
　　再说美术，当圣德太子薨后，其妃橘大郎女，为追怀太子而刺绣帷帐两幅，描写太子所期往生的佛国净土的情形，后世称此为天寿国绣帐，或称为天寿国曼荼罗，这是合刺绣与绘画而为一的佛教美术。
　　由于中国美术品及美术家的不断输入，奈良时代的日本美术，较前代已有长足的进步。在雕刻方面，以东大寺法华堂的日光、月光二菩萨像，以及同寺戒坛院的四天王像，最为有名。在绘画方面，则以药师寺所传的吉祥天女图，最为有名。
　　政教混同的弊端
　　所谓奈良文化，其最大的功劳者乃是圣武天皇。他以保护佛教作为推行政治的建设，所以有天平文化之称。但是，圣武天皇的目的，是在政教合一，故他让位之时，即自号为沙弥。此后他的女儿孝谦天皇，也出了家。其经过是这样的：
　　天平宝字二年，孝谦让位，淳仁即位。至五年，由孝谦的宠臣藤原仲麻吕，企图控制天皇及上皇，逼孝谦上皇及淳仁天皇，以临时行幸之名，迁都至藤原仲麻吕所经营的近江保良宫。适孝谦上皇得病。诏沙门道镜前去诊病，奇验，因得上皇的信任，自由出入宫廷。仲麻吕见势，遂觉地位不保，而向上皇奏诉道镜怀有野心，上皇闻之大怒，而还平城京的法华寺出家，法号法基尼。仲麻吕知道大势已去，便于宝字八年（西纪七六四），起兵作乱，被称为惠美押胜之乱。乱平，上皇重祚，即是称德天皇。有了出家天皇，即起用出家的道镜为太政大臣禅师，次年又授道镜法王之位。同时起用沙门基真为法参议大律师，圆兴为法臣。称德天皇第三年，又为道镜置法王宫职，行使任命大夫以下的官职之权，并用法王宫职之印。法王的供养，同于天皇。最后，道镜竟起窥得皇位之念。称德天皇第六年驾崩之后，道镜终于失败。一时政治混乱之极，故被日本史家诟病不已。
　　写经佛教
　　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他们的片假名，是采用正楷汉字的边傍组成，他们的平假名是采用草书汉字的边傍组成。他们初有文化，均用汉文，因此，佛教由中国输入，便省了译经的工作。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不知耗费了多少人的智力精力，用在译经上面。日本得天之厚，不必译经，便将精神致力于写经上面。由于大乘各经，多鼓励读诵、书写、供养的功德。在印刷术尚未发达之时，流通佛典，广布佛法的唯一方法，的确也靠书写。此在奈良时代，特别隆盛。例如：大宝律令中，规定政府的中务省图书寮，司理写经之职。奈良时代的皇后宫职，开有写经所。圣武天平六年，诏设写经司，置有长官专任其职，此为写经的黄金时代。除了政府官设的写经事业外，尚有寺院的及贵族的私设写经所。写经运动对于日本文化的贡献，实在很大。唯其流于形式主义而不以经义的实践为重，故被史家将奈良时代称为写经佛教。
　　同时，由于朝廷全力提倡佛教，佛教的运动，便集中于京都所在地。天皇迁都，著名的寺院往往也跟着迁徙。据说天武天皇九年（西纪六八一），京内寺院有二十四座，养老四年（西纪七二○），都下有四十八寺读药师经。寺院集中于都市，固然利于发展，但也难免因此而染上了市嚣的尘习。僧尼生活，易受声色所动而趋于堕落。

　　三、平安时代

　　（一）天台宗的开创与发展
　　新京的气象
　　奈良末叶，政治纪纲颓废，社会秩序混乱。至延历十三年 （西纪七九四，唐德宗贞元十年），桓武天皇自古京迁都至平安（今之京都），目的是在整顿纪纲，统一民心，刷新风气。
　　对于佛教政策，也与上次迁都时不同，上次迁都，把飞鸟的寺院也迁至平城，这次则首先自延历四年起，限制建寺，禁止将土地施入寺院，禁止寺院作营利事业。并且下令，整肃僧风，矫正教政一致的弊习。如今迁移新都，规定旧京的寺院，仍当留置原地。到了新都，另外创建东西两寺，以作庄严及镇护国家。于是面目一新，教界的新人物也开始出现了。最有名的，那就是开创天台宗的最澄，以及密宗的鼻祖空海。
　　最澄传教大师
　　最澄是近江国（滋贺县）人。传说他是我国后汉孝献帝后裔，于宝龟十年（西纪七七九，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十三岁时，投大安寺行表之门出家为僧，二十岁受具足戒于东大寺。见到平城京的佛教现状，竞以虚荣为事，颇为不满，于是发金刚不坏不退之誓愿，登比睿山，隐于山林，以建立道心之宗教，绝‘服饰之好’，断‘嗜好之欲’。
　　此时，天台教的典籍，已由鉴真律师传到了日本。最澄先学唯识章疏，入山之后，专修天台三大部及四教仪等。至延历十六年（西纪七九七），由于内供奉寿兴之推奏，列最澄为内供奉之一员，以近江国的税收，受理比睿山寺的费用。所谓内供奉，是推选十位戒律精严德智隆高的大德，原系供奉于宫中之内道场，又称为十禅师。次年，于山上讲法华经。此后讲筵年年不绝。二十年，邀请六宗七大寺的诸山大德来山，开大法会，命名比睿山寺为一乘止观院。这个法会，是智者大师的圆寂纪念日，后来永为定式而改名霜月会。二十一年，由于和气弘世及和气真纲两兄弟的发起，礼请最澄出山。至高雄山寺，启建法华三大部之讲筵。讲筵终期，即奉天皇下达入唐求法之诏，遂应命上表，感激皇恩，并谓于法华之深旨尚须探求贯通，于天台之章疏尚未得其定本。
　　延历二十三年，最澄随同遣唐使，乘船来华。他的身份是还学生，以别于留学生。留学生是长时期的学习，还学生是作短时期的视察观摩。另有随行的留学生圆基及妙澄，加上一个为他担任译语的沙弥义真。
　　最澄来华，于唐德宗贞元二十年九月一日，船到明州（浙江宁波）休息半月，即南下至台州，访龙兴寺座主道邃。适逢开启摩诃止观等的天台讲筵，最澄即在欣喜之下，传受了天台法门，并得到天台章疏二百余部。其次又谒佛陇寺的行满，承传天台教义。道邃及行满，均系天台六祖荆溪湛然的弟子，最澄是做了天台七祖的传人。
　　可是，最澄留华期间，虽尚不足一年，他却除了学习天台教，又跟国清寺的惟象传受了密教。在越州（绍兴）的龙兴寺，又受善无畏及金刚智的法孙晓顺阿阇梨的密法灌顶，并得经疏一百余部。同时又在禅林寺的翛然座下，传受了禅法心要，此可能是南宗旁出之牛头系下的禅。
　　因为当时的道遂，盛倡台密禅融和之说，行满则主张台禅律并修之论。最澄受其时风影响，便在中国承传了台密禅律的四宗大法，日本天台宗之不同于中国的天台，便是在其融和了这四宗的思想而成。因为最澄所传，非仅天台而已，此实含有综合佛教的倾向。
　　天台宗的成立
　　贞元二十一年（延历二十四年）五月，最澄返日。第二年，奏准天台法华宗为古京六宗之外的独立宗，并与六宗的地位相等。
　　但是，此一新宗成立之后，南都（平城）的法相宗，即起而与之作义理之论争。其论争焦点，是在三乘一乘权实之问题。此实继承中国佛教之争议的余绪。法相宗的主将是德一，他首先作法华新疏以难破最澄，他以法相宗的立场，判法华经为权教；最澄起而反击，判法华经为一乘实教。德一为此著书，约十多部，最澄反驳之着，也有八、九种。
　　又有一个问题，从来日本全国僧尼受戒，即以鉴真所建的天下三戒坛为准，但于最澄归国之后，认为天下三戒坛是小乘戒，他的天台宗为求彻底的独立，标榜要另设大乘戒坛。这在南都六宗，当然不会同意，因而又引了一阵论战的纠纷，故而一直等到最澄圆寂后第七日，始获准建立。
　　最澄以五十六岁的庄龄，寂于弘仁十三年（西纪八二二），四十五年之后，于清和天皇贞观八年，谥号传教大师。此亦为日本之有大师号的嚆矢。
　　最澄的门下
　　最澄自立大乘戒坛，主要是看不惯奈良南都佛教的腐败。南都为都市佛教，他所建立的是山林佛教，淡泊名利。所以他有两句名言：‘衣食之中无道心，道心之中无衣食。’
　　最澄寂后第二年，比睿山的一乘止观院，更名为延历寺。寂后第六年，大乘戒坛在山上建立完成。最澄门下数百，上足弟子则有义真、定光、圆澄、圆仁等。
　　义真即是初以沙弥身份，随最澄来华任其通译的人。最澄寂后，为比睿山第一代座主。根据大师遗志，于山上创建戒坛院，振兴大乘圆顿之菩萨戒。义真门下，则出有圆珍，后为第五代座主。
　　圆仁与圆珍
　　圆仁出于最澄之门，但他又于仁明天皇承和五年（西纪八三八，唐文宗开成三年）来华。在中国凡九年，正好赶上唐武宗会昌法难，目击沙门还俗者约三千人，佛像佛经，摧毁殆尽！然其在中国亲近的大德之多，范围之广，不让其师。他依终南山的宗睿学悉昙；从嵩山寺的全雅传受密教仪轨及曼荼罗等；于大兴善寺的元政受金刚界之大法；于青龙寺的法全传胎藏界之大法；又就醴泉寺的宗颖学止观法。会昌法难，圆仁险遭池鱼之殃，化装成道士身份，始逃出长安，而于承和十四年，返回日本。
　　圆仁返日之后，一心发展比睿山的延历寺，先后建立总持院、定心院、法华三昧院、常行三昧院等，一时殿堂达于鼎盛。同时承最澄之遗业，推展了舍利会、天台大师供会、不断念佛会等的法会，开发了山门的基础。贞观六年，以七十三岁之高龄示寂，八年被谥为慈觉大师。其门下之有名弟子，则为安慧、慧亮、长意、相应、安然，尤以安然最为著称，深达圆密两教之奥旨，厌离名利之争夺。
　　圆仁继定光为第三代座主，其弟子安慧为第四代座主，第五代座主，则为义真门下的圆珍。
　　圆珍于十五岁时投义真门下出家，三十九岁，即是文德天皇仁寿三年（西纪八三，唐宣宗大中七年）来华游学。他在中国的路线是从福州、台州、越州，经河南的洛阳而入长安。此期间，他依良壻学天台；又从福州开元寺的般若多罗、长安大兴善寺的智慧轮、青龙寺的法全等，传受密教。特别是法全，授他两部之大法以及抄写的仪轨。大中十二年返日之时，携去典籍四百余部达一千卷，其对文化输日之贡献，可谓大矣！
　　圆珍归去之后，贞观元年，受大友氏之请，住近江三井的园城寺。八年奏准以园城寺为天台睿山的别院。十年以园城寺为传法灌顶的道场。宽平三年（西纪八九一）七十八岁入寂，至醍醐天皇延长五年（西纪九七）谥号智证大师。
　　良源及其门流
　　圆珍以后，天台宗的座主，约七十年间，均由圆珍的系下产生，此所谓智证门徒。圆仁系下仅保有京都之法性寺、山科之元庆寺等山外的势力，直到良源出来，成为第十八代座主，圆仁系才又恢复到山门（此睿山）的势力，此所谓慈觉门徒。
　　良源十二岁出家，二十六岁参加承平七年（西纪九三七）于兴福寺召开的维摩会中，即以理辩击败了南都的义昭；又于应和三年（西纪九六三），在清凉殿设法华会，论破了法相宗。世称之谓应和宗论，于是名声大振。至康保三年（西纪九六六），遂继位天台第十八代座主，僧官位次累进为大僧正。自行基以来二百二十年间，已未见有大僧正的任命，故此系为良源的殊荣。
　　当时，睿山因曾受火灾而寺舍失修，异常荒芜，良源悉心为之中兴，重举学事，力行法会，恢复了昔日盛世的状态。另有自最澄以来，共有三塔或三院，即是睿山的东西两塔，加上横川一塔。在此之前。由于智证门徒，力量不及，所以横川地方景况寂寥，至良源时代，三院则达于同样的繁盛。此真是事在人为了。
　　良源于宽和元年（西纪九八五）化去，享寿七十四岁。其门下之盛，比拟孔子与罗什三藏，所谓门徒三千，贤士七十，四哲为最。源信、觉运、寻禅、觉超，号称四哲。四哲之外，尚有性空、增贺、安海，亦为一时龙象。
　　由源信及觉运之下，分为二流。
　　源信隐于横川兜率谷之惠心院，专以著述为己任。着有一乘要决三卷、大乘对俱舍抄十四卷、妙行山要集六卷、往生要集六卷等，共有七十余部百五十卷。宽仁元年入寂，世寿七十六岁。以其学风所被，弟子们即形成一种门风，自此以下，出一学派，仰源信为创祖而称惠心流。
　　觉运，常住于檀那院，大张天台教义，着有一实菩提偈、观心念佛、念佛宝号、草木发心修行成佛记各一卷等。他与源信虽同阐天台，意趣则互有出入。后人以其有别，故分之为惠心与檀那二流。由此二流又各出四流，总称为山门八流。
　　八流与两流
　　此八流是指良源之下的系统所分出。先由惠心流出觉超，三传出忠寻；檀那流出遍救，三传出澄豪，两流并行，盛极一时。
　　澄豪称为慧光房流，澄豪门下颇众，又出三流：长耀开创竹林房流（亦称安居院流），智海开创毗沙门堂流，尚有圣融吸取竹林房流而开出猪熊流，总称之为檀那四流。
　　忠寻门下的皇觉，开出椙生流。皇觉之后，经范源、俊范，至静明而开出行泉房流。静明门下出政海而开土御门门迹流。由惠心流而兼吸檀那流的证真，复开出宝地房流。合称之为惠心四流。
　　以上两大系八支流，总名之为山门八流。
　　现在再说寺门二流。因在良源之后，比睿山上以慈觉门徒的势力隆盛，智证门徒则处于劣势，致到智证门徒的余庆，出任第二十代座主时，受慈觉门徒的压迫，就职仅三个月，即辞退而去。余庆受迫之后，率领智证门徒千余人，下山移至三井的园城寺，而与山上的延历寺对立。因此分裂为山门与寺门。自此之后，两门之间，即屡有争战，互成水火。
　　寺门派，后亦分为二流。由圆珍之门第四传而出千观，经元范而出澄义及范守，范守之下的良明，则与澄义拮抗，争辩义理。后世遂称澄义一派为龙渊房流，良明一派为智寂房流。合称为寺门二流。
　　为便于记忆，现将天台宗的门派，列表说明如下：
　　台密的发展
　　上面已经说到日本的天台宗，是承受了台、密、禅、律四宗的思想而成。其中除发展天台本宗的宗义之外，则以发展密教为最可观。因别于空海所传的东寺密教，故称为台密
　　台密的主流有三个人，即是最澄、圆仁、圆珍，被分别称为根本大师（最澄）流、慈觉大师流、智证大师流。最澄倡圆密一致说。圆仁主张圆密一致之中应有一分差别，密分理及事，圆密之关系，乃为理同而事别。也就是说，从理而言，释迦与大日是相同的；从事而说，则有差别。台密之大成者，乃是圆仁的弟子安然，他进一步而倡理同事胜，以为大日胜于释迦，故其不免有自失台教立场之嫌。
　　圆仁之下出良源，因其常住横川，故称川流。安然之下出皇庆，皇庆居于东塔南谷，故称谷流。谷流之末，又有相实的法曼院流、良佑的三昧院流、荣西的叶上流、圣昭的穴太流。穴太流之末，又由澄豪创西山流。其以义争而分之派别，总共有本末十三流。
　　（二）真言宗的开创与发展
　　空海弘法大师
　　平安初期，日本佛教界出现了两大慧星，一位是最澄；最澄生后七年，第二位便是空海的诞生。
　　空海于宝龟五年（西纪七七四），生于赞歧国造的后裔佐伯氏之家。佐伯氏这一族人，自大化革新之后，出了好几位高僧，例如圆珍，即与空海同一血统。空海幼学论语孝经等书，延历十年入大学寮，修学明经道，此系儒学科目，专攻中国古圣先贤之书，但终不能使他感到满足。于是
　　发心皈依了三宝，并作三教指归，以批判孔老释三教的优劣，用述其入佛的大志。他评老庄为神仙小术，孔孟是俗尘微风。此书作于延历十六年，当时二十四岁。他的怀抱是‘念念厌离朝市之荣华，日夕饥仰岩薮之烟霞。’欣求山林生活，与最澄相同。
　　空海出家，二十三岁，于东大寺受具足戒，此后即巡游诸国，修炼苦行。他之成为密教的大师，也有其原因。他曾在佛前祈求：‘吾从佛法，常求专要，三乘五乘，十二部经，心神有疑，未能取决，唯愿三世，十方诸佛，示我不二。’由此而感一梦：有人指示他，大毗卢遮那经，便是他应所求的。遂于大和高市郡久米道场的东塔之下得到了此经，使他解决了一部份疑惑，但其仍有未足，因之发心来华，传受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