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佛教领袖太虚大师

(1889——1947)
　　释太虚，俗姓吕，乳名淦森，浙江省石门县(后改名崇德县)人，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夏历腊月十八日，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州(民国改为海宁县)的长安镇。父亲吕骏发，是石门县乡下的农家子，10余岁时孤苦无依，到海宁州长安镇，投入泥水匠张其仁的门下学艺，从学多年，学会了泥水工的粗细全套功夫。张其仁见他能干精巧，就将16岁的女儿许配给他，纳他为赘婿。这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初的事，是年年底，乳名淦森的太虚就出世了。
　　不幸第二年吕骏发一病身亡，出生8个月的太虚就成了孤儿。他的母亲张氏，带着他在娘家守寡了4年多，就由生母作主，再嫁到邻县的石门县洲全镇李姓人家。自此，太虚就由他外祖母抚养。
　　他的外祖母姓周，信奉道教，道名理修。他本是江苏吴县的富家女，出嫁后，丈夫死，家人星散，她带着一个四、五岁的儿子逃难到浙江海宁州的长安镇，嫁给张其仁做续弦。婚后又生一女，就是太虚的母亲。
　　张其仁前妻也遗留下一个儿子，名张祖纲，算是太虚的大舅，开米店为生。周理修带去的小儿子张子纲，是太虚小舅。张子纲读过书，赴过童子试，因患吐血病染上了鸦片烟癖，在乡下开蒙馆糊口。
　　太虚的外婆因信奉道教，在女儿再嫁后，带着外孙到长安镇外3里处的大隐庵修行。她的儿子张子纲也就在庵中设了一处蒙馆。所以，太虚依他外婆在庵中长大，也随着他舅父断断续续的读了几年书。
　　太虚13岁时，外婆把他荐入长安镇沈震泰百货店做学徒。由于那时他染上虐疾，做了几个月，因虐疾时发，为店中辞退。外婆一向对他疼爱有加，就把他再接回庵中休养，温习四书，学习作文。
　　第二年，外婆又送他到镇上的朱万裕百货店做学徒，百货店的老板喜爱看小说，太虚在店中空闲时，也看了许多如《七侠五义》、《水浒传》、《今古奇观》、《聊斋志异》之类的章回小说。如此过了一年，他已16岁，智识渐开，内心的苦闷也愈为增加。这时他生起了
出世的思想，决计到普陀山去出家。
　　在夏历四月初的某一天下午，他把衣服穿整齐，带着他工资积下来的七、八元私蓄，藉故离开长安镇，目的是去普陀山。但是一个16岁的大孩子，头一遭出门，竟搭错了到苏州去的船，他发觉后由中途的平望下船，当地距莺豆湖边的小九华寺不远，他想起9岁那年随外婆朝九华山，曾到寺中去过，既然要出家，何不就在此处出家?
　　他进入小九华寺，找到士达和尚，说明来意，士达收留了他。士达对他说，十方丛林，不能剃度徒弟，所以10多天后，带他到苏州木渎灵岩山的一个小庵中，为他剃度。士达是禅宗临济派，乃给他取派名唯心。士达的师父奘年老和尚，住持宁波团桥头玉皇殿，所以太虚在灵岩山住了几个月，士达领着他到宁波，托请奘年老和尚照应他。奘老和尚是太虚的师祖，对太虚极其慈爱，带他到镇海就医服业，医好他的宿疾虐疾病，并为他立了个表字叫“太虚”。　　　
　　太虚出家之年，虚岁16，实足年龄不到15岁，那是光绪三十(1904年)年夏天的事。他5月剃度，9月到宁波奘年老和尚的玉皇殿，11月间，宁波天童寺传戒，奘年老和尚陪着太虚到天童求戒。
　　当时天童寺住持是八指头陀寄禅，也是这次传戒的得戒师。佛制沙弥年满20始能受比丘戒，可是那个年代没有身份证一类的证明文件，受戒前问：“年满20了吗?”求戒者答称“已满”就可通过，太虚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受戒，虽然他心中也不以为然，但习惯如此，也就只好从俗了。那次受戒的共120多人，未满20岁的有四、五位，还有一位比他更小一点的。
　　受过戒，奘年老和尚特备了一席斋，请寄禅写介绍信，送太虚到永丰禅院学经。寄禅看出太虚神慧，堪为法器，有意栽培他，当下修书介绍他到永丰禅院依止水月法师。水月名岐昌，以表唱水陆忏文名于时，且善属文，宁波寺院一般缘起、疏启一类的文字，大都请他来做。太虚到永丰禅院几个月的功夫，一部《法华经》已读诵得滚瓜烂熟。水月很器重他，让他住在内库房，这段时间太虚阅读了《指月录》、《高僧传》、《风洲纲鉴》；继之开始受读《楞严经》，并买了《诗韵》，学习作诗。
　　这时，圆瑛在天童寺，从寄禅和尚习禅，常到永丰禅院访水月法师。圆瑛长于诗文，太虚正在学诗，二人遂由诗文结为朋友。圆瑛出生于光绪四年(1878年)，长太虚11岁。
　　太虚18岁时，到天童寺去听道阶法师讲经。那时听经叫做“学教”，讲的经不外是《法华》、《楞严》或《弥陀疏钞》。讲的方法，或依天台四教仪讲，或依贤首五教仪讲。道阶是南岳默庵法师的传人，精于天台，兼通贤首与唯识，是那时一位很叫座的法师。太虚由于学教的关系，就搬进天童寺住入禅堂中，并学习坐香、跑香、吃放参、敲教香、当值、出坡等。在这段时间内，寄禅和尚给他许多精辟的开示。他和圆瑛见面的机会更多，圆瑛约他在御书楼上关圣像前，订盟换帖结为兄弟。
　　翌年，他在天童寺听道阶法师讲《楞严经》、《相宗八要》及《贤首五教仪》。道阶法师在讲堂上称赞阅藏的利益，圆瑛鼓励并介绍太虚到汶溪西方寺阅藏。于是，天童寺的经期一完毕，圆瑛就陪同太虚到西方寺，为他引见净果和尚。净果安置太虚在藏经楼阅藏寮阅藏。
　　太虚在西方寺阅藏，对他是一段很重要的经历。后来他在《自传》中说：“圆瑛介绍我到西方寺阅藏，大有造于我一生，故后来他与我虽不无抵牾，我想到西方寺的阅藏因缘，终不忘他的友谊。
　　他在阅藏期间，一日阅《大般若经》垂尽时，“忽然失却身心世界，泯然空寂中灵光湛湛，无数尘刹焕然炳现如凌空影像，明照无边。”以后，他再阅《法华》、《华严》、《台贤教义》等经论，恍然都像是自心现量境界，不再为语言所拘，过去所有的疑团从此冰释。
　　太虚在西方寺阅藏期间，结识温州来的华山和尚。华山是西方寺住持净果的朋友，来访净果，也住在阅藏寮，平常翻阅禅宗语录。他是一位具有新学根底，且具有革命思想的人物。少年时代即已蜚名讲肆，文字辩才均所擅长。他在杭州与松风创设僧学堂，见太虚是有慧根的法器，就对他讲解世界大势、中国情形及佛教要改革流弊、振兴僧学，才能适应时代潮流等等。太虚初闻此说，不以为然，二人辩论数日，相争莫决。西方寺的净宽为之调解，太虚亦为好奇心所驱使，表示愿意看看新学的书籍。
　　华山拿了一部分书给太虚看，包括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的《新民说》、章炳麟的《告佛弟子书》、谭嗣同的《仁学》、严复译的《天演论》、《五洲各国地图》等。太虚读后，陡然激发他以佛学入世救世的弘愿热心，使他由“超俗入真”而转到“回真向俗”的路上，也因此与华山深相契好。
　　结识华山后未久，他又结识了革命僧人栖云。栖云俗姓李，湖南人，闻似中过秀才，弱冠出家，曾从八指头陀参学五、六年，又到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光绪末年，与徐锡麟、秋瑾等回国潜图革命。太虚受栖云革命思想的影响，阅读《民报》、《新民丛报》及邹容的《革命军》等革命书刊，使他有了“中国的佛教亦须经过革命”的思想。
　　宣统元年(1909年)初，他受到华山和楼云的怂恿，到南京入杨仁山居士创办的“祇洹精舍”就读。祇洹精舍有学生10多名，出家众有仁山、智光、开悟、惠敏等人。杨仁老授《楞严经》，苏曼殊教英文，谛闲法师任学监，但只读了半年，祇洹精舍以经费困难而停办，仁山等人学转入江苏僧教育所办的江苏僧师范学堂，太虚以华山的推荐，到普陀山的化雨小学任教员。年底，又回到西方寺阅藏。
　　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间，栖云由广州来到西方寺，约太虚到广州，协助白云山双溪寺住持月宾组织僧教育会。3月间，二人到了广州，后来因为月宾是湖南人，与广州当地僧侣有语言习俗上的隔阂，僧教育会未组织起来，暂在双溪寺安住。但栖云与广州的革命人士往来频繁，太虚也时常参加各种秘密集会。革命党人粗豪放浪，太虚受他们的影响，也变得豪放不羁，失去原来的纯洁循谨。除此以外，他也交了许多的佛学诗文上的朋友，如邹鲁、叶夏声、陈静涛、邓尔雅等。曾从杨仁山居士学佛的梅光羲，这时在广州任广东司法研究馆监督，二人也时相往还。光羲并以一部新刊印的《成唯识论述记》送给太虚。
　　太虚在广州的第二年，3月29日广州革命党人起义，七十二烈士殉难，官厅追捕党人颇严，太虚不敢在双溪寺再住下去，迁到江西会馆避风头。4月9日，栖云为官厅逮捕，并在栖云寓所查得太虚的一首《吊黄花岗》诗，认为太虚有革命党的嫌疑，就派差役到白云山双溪寺拘捕，索之不得。太虚闻知此事，就匿居到潘达微的平民报馆中。当时，报纸上曾登的太虚的《吊黄花岗》诗，有以“阿弥陀佛的革命”为标题者。后来经过他的诗文之交江孔殷、盛季莹等向官方疏通，得到官方“速即自离广州，可以不究”的承诺，太虚乃于是年夏天平安的返回上海。
　　在广州被捕的栖云，被关了几个月后获得释放。民国成立后，他曾担任过团长、清乡司令、兵站司令等军职，后来息影沪上。1947年，太虚圆寂时，他还参加了追悼会。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中秋节后，武昌起义，不旋踵各省响应，中华民国诞生。太虚由上海到南京，组织“佛教协进会”，因接受仁山的建议，在金山寺开会。开会之日，由于新旧派的对立，会场上发生冲突，协进会因而停顿下来。1912年4月，宁波天童寺寄禅和尚出面，在上海组织“中华佛教总会”，召太虚到上海相助。佛总成立，太虚组织的“佛协”也并入佛总。到了1913年元月，寄禅以保护寺产事到北京内务部交涉，与民政司长杜某发生争执，当晚在北京法源寺入寂。寄禅的诗友熊希龄，以此事报告袁世凯，国务院以此核准了佛教总会的章程，佛教寺产得到了一点保障。
　　3月底，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正式召开成立大会，选出常州天宁寺的冶开和热河都统熊希龄为会长，释静波为副会长(事实上实权操在静波手中)，会中通过太虚为《佛教月报》总编辑，仁山亦驻会办事。公历5月13日是佛诞节，太虚主编的《佛教月报》创刊，不过只出了4期，就因故停刊。
　　民初那几年，太虚以所办的佛教协进会失败，继之八指头陀逝世，使他对佛教的前途颇抱悲观。再加以种种世缘的牵扯，使他对佛教大有离心的趋势。这时他就以坊间各种新旧译著的小说文学书来消遣。当时流行林纾的译著、李涵秋小说等，他莫不遍读，并常用化名在报纸杂志上投稿，习为文人名士的落拓疏放，对佛教已若即若离。但使他终不与佛教绝缘者，一者是寄禅生前，曾唤他入其丈室，诵《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一章相助勉；再则他的师祖奘年老和尚对他始终关怀爱惜。以这两位老人的关系，使他不忍心脱离佛教。
　　在这几年中，他除了在佛教总会几个月外，不曾做过其他有关佛教的事业，但为僧俗朋友所邀，闲游于上海、宁波、杭州、绍兴等处，结交不少朋友。1914年夏天，他心中善根不断的唤醒他：“不能再混下去了”，终于决定结束这种游荡的生活，到普陀山去闭关。
　　宣统元年(1909年)，他在普陀山的化雨小学任教半年，认得法雨寺的了余和尚。了余闻得他要去闭关，为他准备下锡麟禅院楼上的关房，备下书桌、书架、器用什物。1914年8月，太虚带了10多件书籍行李的箱笼，到普陀山进入关房。时，印光法师已住法雨寺多年，特来为他封关。太虚在关中坐禅、礼佛、写作、阅读，日有常课。他阅读各种新旧学书籍，旧的如经史子集，新的如民国经世文篇、严复的各种译著，以及章太炎、梁启超的著作。
　　翌年春间，他开始精研《三论玄疏》，特于《百论疏》用功尤多。继之在关中著作，首成《佛法导论》，为整个佛法的概观。又作《百法明门论的宇宙观》、《教育新见》、《哲学正观》、《辩严译》、《订天演》、《论荀子》《论韩愈》等论文。1915年10月，北京政府公布《管理寺庙条例》31条，条文中予地方官以限制僧徒及侵害寺产的大权。他在关内阅及，审度时势，撰写了《整顿僧伽制度论》一书，备异日施行。
　　他闭关3年，应该到1917年秋天满期。但1917年春天他动了出关之念，请了余老和尚来为他开关，出关后到前后寺院去看了些朋友。朋友看他样子变了，原来他留了胡须。这年，太虚29岁，留下胡须看起来老成稳健，非复昔年的疏放情态了。
　　出关之后，到上海、宁波各住了一阵子。这时台湾基隆月眉山灵泉寺住持善慧，请圆瑛法师去讲演佛学，圆瑛事繁不克分身，荐太虚以自代。太虚以此机缘，游历了台湾的基隆、台中。在台中寓慎斋堂，并应雾峰林纪堂、林献堂兄弟之请，到林宅为说佛法。台湾演讲事毕，善慧和尚陪着他到日本游历及考察。在日本游历两旬，于1917年的12月下旬回到上海。
　　太虚大师一生致力于佛教改革运动，倡导人生佛教，讲学弘法，席不暇暖，认真地说，是由1918年才开始的。
　　大师出关以后，先到台湾演讲，继到日本考察，对于自己在关中3年的研究和创见增加了信心，他立下了整顿僧制的心愿，因而开始他为时30年的改革运动和弘法事业。
　　1918年，他得到陈元白、蒋作宾、黄葆苍诸人的发心协助，在上海创办“觉社”。觉社以出版专著、编辑丛刊、演讲佛学、实地修行为宗旨，这是他佛教改革运动的第一个据点。《觉社丛刊》季刊出了5期，为配合弘法需要，于1920年2月改为《海潮音》月刊，这是大师推动佛教改革运动，倡导人生佛教唯一的刊物。《海潮音》出刊迄今70余年，目前仍在台湾发行，这是中国佛教历史最久的一份刊物。
　　大师的弘法事业，由1918年开始，数年之间，遍历沪、杭、武汉、北京、广州、长沙，讲席频开，法缘极盛。尤以武汉方面的信众，对大师的志业支持最为热切，1922年有“武昌佛学院”之创立，为整顿僧伽制度作准备。1923年4月，汉口佛教会成立“宣教讲习所”聘大师为所长，招生讲习。
　　1923年暑假，大师主持庐山暑期讲习会，首开自由演讲佛法的风气，使中外他教教徒亦大为惊异。1924年7月，出席在庐山举行的世界佛教联合会，并发起组织中华佛教联合会。1925年冬，日本召开东亚佛教大会，我国佛教界组织中华佛教代表团，由大师任团长，率团赴日出席。1926年春，与章炳麟、熊希龄等发起组织全亚佛化教育社(后改名为中华佛化教育社)。7月，拟筹办环球佛教图书馆。8月，南游星洲，10月返国。1927年4月，出任厦门南普陀寺住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闽南佛学院是那段时间华南最具规模的佛学院，培育出不少弘法人才。
　　1928年7月，组织中华佛学会，设筹备处于南京。8月，偕译员郑大朴、赵筹人游化欧美，乘安特雷朋号轮船出发，经西贡、星洲、锡兰，9月抵埃及、法国。在法时列名为世界佛学苑发起人。10月至英国，11月转比、荷、德国。1929年元月，离德转法赴美，4月经日本返回上海。6月，当选中国佛教会常务委员，11月当选中国佛学会会长。
　　1930年春，游化闽南，在南普陀讲经。并应大众之请，连任南普陀寺住持。9月，成立世界佛学苑所属的北平“柏林教理院”，并入川弘法。1931年四月，以南京佛国寺为世界佛学苑苑址。同月，任全国佛教徒会议执行委员。10月，游化开封、洛阳、西安。11月，在西安被公举为崇仁寺住持。1932年10月，任奉化雪窦寺住持。12月，辞去南普陀寺住持。1935年4月，大师促成之《佛教日报》创刊，任社长，范古农任总编辑。11月，赴香港弘法。
　　1937年，卢沟桥事变，8月大师入川，12月迁中国佛学会于重庆长安寺。1938年10月迁《海潮音)杂志至重庆出版。同年在重庆组织僧伽救护队，随军服务。1939年5月，当选为云南省佛教会理事长。9月，组织中国佛教访问团，任团长。12月，率团访问东南亚佛教国家，由滇入缅。1940年元月，由缅甸至印度，转锡兰。3月抵新加坡，转吉隆坡、槟城。4月，访问团于返回星洲后取道西贡、河内返回昆明。
　　1941年2月，任东方文化协会名誉理事。1943年，与于斌、白崇禧、冯玉祥等发起组织中国宗教徒联谊会，任常务委员(佛、伊斯兰、天主、基督教各一人)。同年2月，任大雄中学董事长。1944年8月，患轻度中风，在重庆缙云山疗养数月，始告痊愈。1945年春，任西安大兴善寺巴利三藏院院长。8月抗战胜利，12月出任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6年元旦，国府授予胜利勋章。4月，返南京，在镇江焦山设僧才训练班，为整理佛教训练人才。8月，抵镇江焦山，主持训练班结业典礼。1947年3月12日，在上海玉佛寺为退居的震华法师行封龛礼，说法将毕，忽中风旧疾复发，延至17日下午圆寂，享午59岁，僧腊44年。
　　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太虚大师不仅是一代佛教领袖，同时也是佛学思想的巨擘。大师的佛学思想，虽然亦得力于他钻研经典和各宗教法，但对佛学的见解，亦来自亲身的体验。大师幼年，听力敏锐，记忆力过人，几至过目不忘。19岁时，在西方寺阅藏，及阅《大般若经》时：“积月余，《大般若经》垂尽，身心渐渐凝定。一日，阅经次，忽然失却身心世界，泯然空寂中，灵光湛湛，无数尘刹焕然炳现，如凌虚影像，明照无边，坐经数小时，如弹指顷。”
　　此后，大师再阅《法华》、《华严》等经论，恍然像是自心现量境界，不再为语言所拘，所有过去疑团从此冰释。
　　1914年，在普陀山闭关，穷究经论，自《楞严经》中窥得唐代以后中国佛学的纲要，作成《首楞严经摄论》。他认为《楞严经》是中国佛学的“大通量”：“未尝有一宗取为主经，未尝有一宗贬为权教，应量发明，平等直入。”又称：“此一部中兼赅禅、净、律、密、教五，而又各各专重，各各圆极。”
　　大师以《楞严经》为宗本，他的思想并不拘泯于大乘各宗中的任何一宗，而是融合各大宗派，主张诸宗平等，各有殊胜。
　　大师早年，也是依据古德传统，将佛法分为禅、讲、律、净、教五门。禅者教外别传，属于宗门；讲者包括天台、贤首、慈恩，属于教门；律是出家在家所持的成戒法；净是修学净土；教指的是密教。
　　普陀山闭关后，他的见解转变，认为小乘只是大的阶梯，大乘才是佛法的根本。小乘在中国仅有毗昙、俱舍、成实三宗，而毗昙、俱舍摄于唯识，成实附入于三论。早期在中国流行的大乘十一宗，就中《涅槃》归之法华，《地论》归之于华严，《摄论》归之于唯识，于是整个佛法可归纳为大乘八宗，即天台、贤首、三论、唯识、禅、律、净、密。八宗各有殊胜义，皆以成佛为究竟，唯各宗于一切法所起观行不尽相同，如唯识宗以一切法皆是唯识所变，三论宗以一切法皆是空无自性。因此，八宗各有殊胜，不能偏废，亦不可说此优彼劣，或彼高此下。此一观念突破了古德判教的传统。
　　迨及后期，大师于《论大乘三宗》一文中，判大乘佛教为三宗。他在文中说：
　　往者尝据空与非空不空，合说大乘为一切法空宗，唯识圆觉宗之二宗。然以唯识与圆觉犹可分也。故究竟显了，乃分三宗：
　　一、法性空慧宗……………………………………无漏般若主
　　二、法相唯识宗………………………有为唯识主——基师义
　　三、法界圆觉宗……………………………………无为真如主
　　大师在文中更加以说明曰：
　　此三宗之差别何在?法性非安立故，一切名相不可施设故，唯用遮词遣破，破无可破，毕竟无一名可得，故唯引发法空般若以通达，龙树系大乘学属之。法相是安立故，施设诸法名相故，多用表词成立，破亦为立，显了无一法之不建，故当善巧唯识现义以贯持，无著系大乘学属之。法界非安立非不安立，遮表破立，同时一致，施设不施设，皆不可思议，故是如来大圆觉海之所印证。
　　太虚大师有两句名言：“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志在整理僧伽制度。”在他计划推行的佛教改革方案中，有下列3项重点。他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一文中提示：
　　一、革除：革除历代君相利用神道设教的迷信；革除家族化剃度法派的私传产制。
　　二、革改：革改遁隐为精进修行，化导社会；革改度死奉事鬼神为资生服务人群。
　　三、建设：建设由人而菩萨的人生佛教；以人生佛教，建设中国僧寺制；更收新化旧建设中国大乘人生的信众制。以人生佛教，造成十善风化的国俗及人世。
　　以上三点，是大师毕生从事佛教改革运动的总旨趣。遗憾的是，他30年努力以赴，目标并未实现。他晚年在《我的革命失败史》一文中说：
　　　　　　我的失败，固然也由于反对面障碍力的深广，而本身的弱点，大抵因为我理论有余而实行不足，启导虽巧而统率无能，故遇到实行便统率不住了。然我终自信，我的理论和启导确有特长。如得实行和统率力充足的人，必可建立适应现代中国之佛教的学理和学制。
　　事实上，没有安定的社会环境——30年间战争不断；没有政府的支持——政府只在“寺产兴学”上动脑筋；佛教僧侣本身自觉者太少，狮身虫太多，都是指佛吃饭、赖佛穿衣者流。大师虽苦口婆心，声嘶力竭，其奈独力难撑大厦何?
　　1947年3月12日，大师中风旧疾复发，京沪杭甬等地的缁素弟子闻讯来集，多方医护。大师以化缘已尽，于17日下午一时一刻，在玉佛寺直指轩安详舍报。出家弟子大醒、亦幻、尘空、灯霞、月耀、松月、演培，在家弟子李子宽、谢健、沈仲均、卫立民、杨树梅、过圣严、胡圣轮，侍者杨承多，玉佛寺住持苇一等人均随侍在侧。
　　3月19日行封龛礼，各界参加典礼者3千余人，备极哀荣。4月8日行荼毗礼于海潮寺，得舍利三百余粒，而心脏不坏，亦满缀舍利。14日，众弟子送大师舍利灵骨至奉化雪窦寺。6月6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
　　大师一生著作等身，后由弟子印顺、续明、杨星森等编辑为《太虚大师全书》，都700万言。

附录：武昌佛学院创办始末
　　民国初年，佛教界出现了两位佛学思想巨擘，一位是佛教领袖太虚大师，一位是唯识宗师欧阳竟无居士。他们二人同出于石埭杨仁山居士门下，各办了一所佛学院——欧阳竟无在南京创办“支那内学院”；太虚大师在武昌创办“武昌佛学院”。宁汉两大佛教学府遥遥相对，人才汇集，各领风骚。唯以对佛法见解不同，两院间屡有义理之争。以笔墨为武器，以杂志作战场，云海波澜，至为壮观。
　　这两所佛学院，带动当时佛学研究的风气，也对中国佛教振兴和现代化发生绝大的影响。本书在《宜黄大师欧阳渐》一文中，曾叙述支那内学院创立的始末，于此再介绍武昌佛学院创办的经过及其沿革。

一
　　辛亥革命后，民国肇建，太虚大师在当时维新风气的影响下，到南京组织“佛教协进会”，并与释仁山合作，希望改镇江金山寺为佛教学堂。1912年3月，仁山“大闹金山寺”，功败垂成，连带着太虚大师的“佛教协进会”也无疾而终。以后，他在普陀山闭关三年，阅藏读书，撰写《整理僧伽制度论》。出关后，赴台湾讲学，到日本考察，对于日本的佛教组织和管理，与他撰写的《整理僧伽制度论》，印证之下，“堪相印合”，增加他对中国佛教改革的信心。
　　1921年，太虚大师主持杭州净慈寺，原希望“先从此处整理成一模范僧寺”，作为整理僧伽制度的实验。他“并筹办永明精舍，以作研究佛学，栽培人才的地方。”但由于思想保守的诸山住持杯葛，数月之后，他退出净慈寺，到北京讲经。
　　1921年9月，太虚师在北京广济寺讲《法华经》，北京佛教界名流居士如庄思缄、夏仲膺、蒋维乔、胡子笏等咸逐日听讲，甚至连大师旧友，远在武汉的李隐尘、陈元白亦赶到北京听讲，法会极一时之盛。讲经圆满，李隐尘、陈元白二人请大师到武汉弘化，大师乃于1922年元月有武汉之行。
　　李隐尘是湖北黄冈人，原任湖北堤工督办，后来他的黄冈同乡萧耀南出任湖北督军，隐尘于1922又兼任陕鄂禁烟督办，是湖北官场的红人，而陈元白是武汉富商，他们二人信佛十分虔诚。1922年元月，大师应汉阳归元寺之请，在寺内讲《圆觉经》。隐尘鉴于大师住持净慈寺之种种障碍，建议大师“纯凭理想，于武汉新创一养成佛教基本人才的学校。”此事于《太虚大师自传》中有如下之叙述：
　　辛酉年底(指夏历言，即1922年元月)，我由杭至鄂时，武汉佛教会(会长李时谙)前栋已经造成……我即住于会客室后面的寮房。时谙主会务，侍奉昕夕，隐尘等时过聚谈。鉴于我接管净慈寺的垒生故障，主张纯凭理想，于武汉新创立一养成佛教基本人才的学校，我乃提出佛学院的办法及学科纲领……隐尘、元白与武汉信徒杨显卿、王森甫等，集议数次，虽院址未能觅得，已决定照我的佛学计划，积极筹备开办。
　　佛法讲因缘，武昌佛学院的创立，上有李隐尘的提倡号召，下有陈元白的奔走联络，鄂督萧耀南也间接维护，这样就得到了许多佛门善信的支持。后来，在汉阳归元寺开筹备会，由李隐尘、王森甫、汤铸新、皮剑农、陈元白、萧止因、熊云程、萧觉天、赵子中、王韵香、孙自平、周可均等30余人自认为发起创办人，筹备佛学院的工作就紧锣密鼓的进行，同时也成立了筹备会。
　　这时，最重要的事情是探寻适当的院址，筹备会曾在汉阳、武昌寻觅，亦曾到武汉大学所在的东湖，拟置地建屋，唯以秋季就要开学，时间上赶不及，最后在武昌通湘门内，找到了一所十分合用的空宅。
　　通湘门内这所空置的大宅院，主人原是黎元洪(曾任北洋政府大总统)族叔，曾任川汉铁路总办的黎大钧所有，后来由其后人黎邵平继承。黎邵平在汉口租界内另有房舍，此宅遂空置未用。李隐尘出面与之接洽，黎邵平亦赞成佛学院的宗旨，所以就以极低廉的代价——1万5千银元售与佛学院。太虚大师谓：“此宅四围空旷，门前甚堂皇壮丽，宅中兼有林沼花圃，加以添造修理后，足可适用。”这真是多方因缘和合所致的结果。
　　筹备处由李隐尘任处长，皮剑农任会计，赵南山任庶务，王又农(后来出家，法名大刚)任文牍。为了赶得上秋季开学，大师又函召俗名董慕舒，曾在四川任县长，甫随大师剃度出家的大觉，由宁波到武昌协助，负责佛学院的改造工程及各种设备的购置。大觉颇有干才，且又勤勉尽力，任劳任怨。3个多月的时间，把黎氏住宅改造为佛学院——改造讲堂、行持处、斋堂、寮房，增建厨房、浴室、厕所等。购置各种器物，完成开学的准备。

二
　　另一方面，列名发起人的胡子笏、皮剑农等，根据太虚大师的《佛学院大纲》，草拟《佛学院章程》。并由太虚大师撰《佛学院缘起》，王又农写呈文，连同缘起、章程，呈请湖北省长公署及省教育厅立案，并转教育部备案。太虚大师在《佛学院缘起》中，首论“人不可不修佛学”，次论何者为佛，再论何者为佛学，四论佛学系派，五论救世必以佛学，以说偈语为结论，言简意赅，是大师佛学思想的具体说明。
　　《佛学院章程》全文15章，内容概要为：
　　第一章总纲：订定佛学院的名称为“武昌佛学院”，院址设于“武昌通湘门内千家街”，宗旨为：“招集有志学佛之人，不分缁素，授以佛学，俾使行解相应，能宏法利世为宗旨。”
　　佛学院的组织方式，是“由创办人组织之，成立时别立院董会，凡创办人皆为本院院董。本院创办人每年需担任佛学400元以上之经费（或自捐或募化）。佛学院院务，“由院董会礼请大德沙门一人为院长总持之，于院董中公推一人为院护协持之。”并且明定：“本院于大德沙门得礼请为座主，于各刹长老得礼请为首座，于诸方法师得礼请为护讲。”院中“教务事务各职员，由院长协同院护延请之。”
　　佛学院的学制，是：“先办修学、讲习二科，3年后改设专宗大学及研究部、中学部。修学科暂定为1班，俟逐渐扩充，每班限额60名，3年毕业；讲习科不限额数，以半年为修业期。”
　　第二章入院：规定学员入院的资格和录取的方法为：“一、年龄在16岁以上者。二、身体健全、品性端正者。三、曾受比丘戒或沙弥戒或三皈依者。四、曾习教典及文理清通者。五、发心求法救世，誓不退愿者。”修学科学员报名时，须经过院方的三种考试：“一、口头问答。二、作文。三、入院共住一星期，察验品性行持。”
　　第三章课程：订出修学科3年6学期课程的内容。第一学期：《大乘起信论》、《大佛顶首楞严经》、小乘佛学概论、佛教各宗派源流、《因明入正理论疏》。第二学期：《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心经》、《金刚经》、《文殊般若经》、印度佛教史、印度外道概论。第三学期：《成唯识论》、《摄大乘论天亲释》、《解深密经》、《楞伽经》、《弥勒上生经》、中华佛教史、西洋伦理学及心理学概略。第四学期：教观纲宗、《十不二门指要钞》、《大乘止观》、《维摩经》、《法华经》、各国佛教史、西洋心理学及生物学概略。第五学期：《华严一乘教义章》(五蕴观、妄尽还原观、三圣圆融观、法界观)、《华严经十地品》、中华孔老诸子、两晋玄学、宋明理学、西洋哲学概论。第六学期：七佛与三十二祖偈、信心铭、《六祖坛经》、《永嘉大师证道歌》、《梵网经及瑜伽菩萨戒学处》、《阿弥陀经》、《十六观经》、《往生论》、《十住心论》、宗教及社会学概论。国文、英文、日文、藏文、行持等，则贯穿于每个学期中。
　　第四章为学年、学期和修假，第五章为缴费，第六章为试验，第七章为毕业，第八章为退学，第九章为各员职务及权限，第十章为公共规约，第十一章为奖惩，第十二章为礼仪，第十三章优待，第十四章扩充，第十五章附章。另附有董事会章程23条，订定院董会的职权和义务。
　　在前三章标出武昌佛学院的特色。它不是一般学习佛学知识的佛学院，也不是专为培育经师论师的僧学堂，而是造就“行解相应”，立志“弘法利世”的革新佛教人才。缁众学僧毕业后，要以改造寺院为现代化的僧团，以弘法济世为目标；白衣学员毕业后，要以组织正信社团，推展人生佛教为己任。太虚大师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一文中称：佛学院的课程“参照日本佛教大学”，管理则“参取丛林制度。”从课程内容看，函盖性、相、台、贤、禅、律、密、净各宗，体现了八宗平等的精神；并加入文、史、哲学、心理学、生物学等科学知识。
　　佛学院的筹备处，特请国学名师黄季刚(侃)撰写《礼请院长疏》。5月4日，在汉口佛教会，正式礼聘太虚大师为院长。是日为夏历4月初8，佛诞，典礼庄严隆重。7月13日，佛学院召开院董会成立会，推举梁启超任院董长。李隐尘为院护。

三
　　在佛学院改建工程和立案手续进行的同时，佛学院已对外招生。8月中旬，各省投考学生陆续到院，经过入学考试，录取正备取生共60名。9月1日(夏历7月10日)举行开学典礼，湖北督军萧耀南亲临观礼，并登台致辞。此时，筹备处任务完成，把事务移交给院方，由太虚大师任院长，智信任监院，竹林任会计，玉皇任庶务，大觉任学监。教员方面，有史一如、杜汉三、陈济博、了空法师等人。这一期的学生，出家缁众有漱芳、能守、默庵、会觉、观空、严定、法尊、法舫、量源等，在家白衣有程圣功、陈善胜(后来出家去名净严)、张宗载、宁达蕴等。王又农、陈维东等亦住院旁听。后来有继续入学者，学生最多时达到百余人。
　　自1922年9月起，到1926年10月止，这4年多之中，是武昌佛学院的全盛时期。在最早两年，学生续有增加，教员方面也增聘了释妙阔、释大勇、唐大圆、唐畏三(后来出家法名大敬)、张化声等。课程方面，太虚大师亲自讲授世亲的《发菩提心论》与《瑜伽真实义品》（以此二课代《起信论》)、及佛教各宗派流源、八转声义、六离合释等，空也法师讲《楞严经》，杜汉三讲国文，陈博济、史一如授日文，史一如另授小乘佛教、《俱舍论》、《因明入正理论》、《印度六派哲学》。
　　史一如是四川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在北京各大学任教。1918年，皈依太虚大师，潜心研究佛典，手不释卷。他在佛学院期间，翻译出日本的《小乘佛教概论》上下篇、《因明入正理论讲义》、《印度佛教史》、《中华佛教史》、《印度六派哲学》等著作，作为佛学院讲义。他是国人最早翻译日本佛学著作的学者。他在武昌佛学院的地位，犹如吕澂在支那内学院，不幸于1925年因病逝世，实是武昌佛学院的损失。
　　第二年秋季开学，太虚大师感到禅林管理难达预期的成效，学监一职亦找不到适当的人选(最早的学监大觉辞职到四川弘法)；同时学生程度不齐，施教困难，因此决定将这一期学生提前毕业，把第二、三年的课程浓缩在第二年授完。这一年，以大师亲讲的《成唯识论》为主课，社会人士来院旁听的，常在百人以上。
　　1924年6月15日，第一届学生60余人毕业。大师拟出彻底改革的办法，在毕业生中选出20名成绩优良者升入研究部；续招新生时，他计划以受过比丘戒者为限。大师志在建僧，首重律仪，施以严格生活管理，模仿丛林规制，以树立整理僧伽制度的基础。惟这项办法未为院护李隐尘所同意，所以第二届招生仍是僧俗兼收。
　　是年9月1日，武昌佛学院第二届学生开学，这一期的新后，出家众有大醒、迦林、恒渐、枕山、寄尘、机警、亦幻、墨禅等，俗家学生则有虞佛心(德元)、苏秋涛等。这一学期，院董会也开会改选，推出汤铸新任院董长。教员方面，唐大圆、张化声等仍继续任教，另聘善因到院任都讲——教务主任。至于研究部方面，则由大师亲自教导，授《大乘五蕴论》、《发菩提心论》等，但只开始而未讲完，10月底，大师突然辞职离院。《太虚大师年谱》1924年10月底记载：
　　秋杪，大师忽召集全体员生，宣布院务交善因代行；留函致院董会，辞院长职，即日搭轮离汉。突如其来之行，颇滋武汉缁素疑讶。

四
　　太虚大师抱着满怀壮志与理想，于1922年创办武昌佛学院，因缘和合，过程顺利。如今第二届甫告开学，大师何以遽萌退意呢?《太虚大师自传》说：
　　1924年春起，我已得了胃病，入夏渐剧，食饭呕吐，改食麦包，将三、四个月，拟作短期完全休息。又因第二期系随他意办，亦减少了热心及松懈了责任。我因此两因离去，不知者曾别作与某人有何意见的冲突，完全误解。
　　大师自传所述，只是他辞职离院的主因，还有一些客观的因素在内，兹分析如下：
　　一、大师有意彻底改革佛学院，第二届招生，计划只招收受过比丘戒的大学部学僧40名，“先注重律仪训练，严格施以生活管理，以为实行整理僧制的基本”。但未为院护李隐尘同意，所以第二届仍是僧俗兼收，这未免使大师灰心，所以自传中说“系随他意办。”
　　二、大师的佛教革新运动，得到理念相同的开明之士所支持，相对的也为思想保守的诸山长老所反对。《年谱》1924年6月载：
　　是年春夏，大师门下，以狂热为教之革新精神，引起长老不安，成新旧之争。
　　这一年由春至夏，先是湖南旅鄂的沙门漱芳和居士唐大定（唐大圆之弟）等，发出“上湖南省诸山长老暨诸檀护书”，以兴办佛学院为请；次之为佛学院江浙同学，发出“致江浙各丛林寺院启”、“再致江浙诸山长老书”，以三事为请，即是要求江浙诸山长老，“组织江浙僧界联合会，办有系统之佛学院，设慈儿院。”江浙诸山长老领袖圆瑛、禅斋等虽然“复函赞勉”，但内心之不安可知。
　　在佛学院开办的第二学期(1923年春)，大师命佛学院学员宁达蕴、张宗载等，推动社会佛化青年运动，提出“农禅、工禅”，“社会服务”，“自食其力”，“和尚下山”等口号，期使佛教人间化，人间佛教化。是年暑假，大师在庐山主办暑假讲习会，成立“世界佛化新青年会”。1924年5月，“世会”改名为“武汉佛化新青年会”，同时在北京也组织了“北京佛化新青年会”，仍由宁达蕴、张宗载负责主持。宁、张在京，7月初以道阶、觉先、太虚、现明、明净、圆瑛、转道、会泉、性愿、持松、空也等人名义，发出快邮代电，宣称：
　　佛教30年来，一迫于戊戌维新，再挫于辛亥革命，三排于外教，四斥于新潮。若无方便护持，将归天演淘汰，此固非面壁独参者所关怀，亦非玄谈业缘者所能救也。
　　代电中提出八大使命，充满了革命情绪：
　　第一使命，在废除数千年老大帝国时代旧佛教徒的腐败风气，露出新世运非宗教式的佛教精神……第二使命，在打破一切鬼教神教，中西新旧偶像式铜像式的陋俗迷，圈牢式的物质迷。
　　这份代电措辞太激烈，做的也太卤莽。代电一出，各方震动，北京僧界被列名者致书大师，表示“有关佛教大局，万难承认。”印光大师也致书唐大圆称：“光生而愚拙，概不预社会诸事，妄受彼等诬谤，加以第一魔王之嘉号。而谛闲为第二，范古农为第三，以马一浮为破坏佛法之罪魁。”其他方面之反对者，亦可想而知。未久，北京的民生通讯社发出消息，指张宗载为留俄共产分子。后来，张虽向中外报章声明，民生通讯社也道歉了事，但形势日非，张宗载、宁达蕴铩羽而去，返回四川。北京的佛化新青年会会务停顿，也就是瓦解了。
　　昔日，王荆公变法，以重用吕惠卿辈躁进之士，卒致失败；太虚大师革新佛教，亦以用卤莽青年而为己树敌，遭受抵制，这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
　　北京佛化新青年会事件，可能亦是大师辞职原因之一。
　　三、支持大师办佛学院的人，中途都换了目标。此事的关键人物是释大勇。
　　大勇俗名李锦章，四川巴县人，毕业于法政学校，民初任军政司法等职，后来从天宝寺佛源法师学佛，窥知门径，衷心向往。1919年，他偕黄葆苍、董慕舒二人，到上海找到时在主持“觉社”的太虚大师，依大师剃度出家。李锦章即出家后的大勇，黄葆苍即出家的大慈，董慕舒即出家后的大觉(曾在佛学院任学监。)
　　大勇剃度后，在镇江金山江天寺受具足戒，参究禅宗。1921年，随侍太虚大师到北京讲经。当时念佛法门风行一时，大勇于此不满足，发愿研究密乘。1922年冬，他与持松法师东渡日本，于高野山密宗大学专修密教，1年余后，受传法大灌顶，得大阿阇黎学位。回国后先在杭州、上海开坛传法，旋至武汉，住佛学院，武汉佛教会集会欢迎，请其开坛传法。一个多月中，开灌顶坛10次，佛教会男女居士及佛学院学员200余人都一窝风的迷上密宗。大勇未久去了北京，接着持松也到了武汉，出任武昌洪山宝通寺住持。1924年秋，原来支持佛学院的鄂督萧耀南，转而支持宝通寺，请持松修护国般若经法会，并开坛灌顶。许多信众都转向宝通寺学密宗。接着，大勇在北京慈因寺成立了“藏文学院”，武昌佛学院研究部的学员，如大刚、超一、严定、法尊、观空、法舫等，都退学转到北京藏文学院。研究部的学员差不多走了一半。
　　在上述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再加以胃病转剧，大师唯有辞职一途。
　　两个多月后的1925年元月，“武院”院董会开会，推孙文楼居士为代表，专程赴宁波，恳请大师回武昌，继续主持佛学院。大师于元月25日(乙丑年春节)抵汉口，回武院继续主持院务。

五
　　太虚大师二度回到武昌佛学院，对院务逐渐加以整理，为学生讲《二十唯识论》。后来因各地弘法事忙，席不暇暖，在院的时间就较少了。1925年春，他前往北京讲经，到山西游访晋祠。夏天在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演讲，到庐山开暑期讲演会。10月，抵南京访欧阳竟无居士于金陵刻经处。参观支那内学院，继之担任中华佛教代表团团长，到日本出席东亚佛教大会。1926年，除在各地演讲外，春天在上海与熊希龄、章太炎、王一亭等人发起组织“全亚佛化教育社”(后改名为中华佛化教育社)，推动佛化运动。
　　是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10月10日攻克武昌城。在武昌围城期间，佛学院第二届学员约30人，先后离院避难，教职员亦星散。革命军人入城，佛学院大部分院舍为军方征用，军官学校武汉分校的军医处进驻佛学院。这时代理院务的善因回了湖南，院中只剩下一个俗名唐畏三，后来依大师出家的大敬，留在院中看守图书和法物。
　　1927年底，法舫回到了佛学院。法舫是院中第一届毕业生，在研究部期间，闻大勇在北京办藏文学院，他随着同学们到北京去学藏文。1925年秋，大勇率学法团一行20余人，由北京经四川入西康，准备到西藏学法，法舫也是团员之一。行至西康甘孜，为守军所阻，不能前进，学法团留在当地，依大格洁西尊者学藏文经典，法舫以入藏机缘未熟，所以回到武昌，在佛学院中陪着大敬守院舍，同时刻苦自修，专攻俱舍和唯识，3年之间，学力大进。
　　1928年春，佛学院院董王森甫、熊云程、夏致贤、赵子中等出面召开董事会，改选新董事，推王森甫任董事长，太虚大师任院长，雷定坦任院护。佛学院的人事，以大敬为事务股监院，张化声为修持股主任，唐大圆为教育股主任。改组后的数个月内，在未被军队占用的房舍中，开办佛经流通图书馆，也开设平民小学，招了一班附近的贫民子弟施以教学。

　　1928年8月，太虚大师赴欧美游化。10月20日，在法国巴黎与国际友人20余人，于东方博物院开会筹设“世界佛学苑”。定宗旨为：“昌明佛学，陶铸文化，增进人生之福慧，达成世界之安乐。”大师为发起人兼召集人，事后他函告武昌佛学院同仁，筹备改“武院”为世界佛学苑。
　　1929年4月14日，佛学院召开第一次世界佛学苑筹备会议，与佛学院有关的人士都出席参加。会中推唐大圆为筹备主任。时，大敬已离院回湖南，武院改由法舫管理，会中并决定世苑开设研究部，预计7月开课。
　　7月15日，世苑研究部开课。世苑的人事安排，院长是太虚大师，教务主任唐大圆，训育主任净严，教授有法舫、张仲如、唐祖培等，研究员有尘空、法空、海印、胡慧严、张慧藏等30余人。是年10月，太虚大师回到佛学院，住了一个星期。当时佛学院中的驻军仍未迁走，工作未能推展，大师为研究员编“大乘宗图”及“研究佛学之目的”。
　　1930年6月，法舫奉太虚大师之召赴上海，谒大师于净业社。大师命他到北平去筹备世界佛学苑(华英文系)的柏林教理院（设于北平柏林寺内）。9月，柏林教理院成立，世苑筹备处也由武昌迁到北平柏林寺。武院的研究部也停办了。柏林教理院由柏林寺住持台源和常惺任院长，胡子笏主财务，法舫任书记兼教理院监学。柏林教理院办了一年多，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局紧张，就宣告停办，法舫又奉太虚大师之命，回到武昌，恢复武院的工作。
　　1932年初春，武院董事长王森甫、董事罗奉僧和法舫3人，聘请军方人士徐克成督办和夏炳灵司令为院护，托情向军方收回院舍。到了夏天，军队撤出，法舫重加整理修缮。6月底，太虚大师回武院，指示成立世界佛学苑图书馆。9月25日，世苑图书馆开幕，院董会改推方本仁（耀庭）任董事长，法舫主持馆务。图书馆设立研究部，下分编辑、考校二室，芝峰任编辑室主任，会觉为考校室主任。研究员有谈玄、尘空、苇舫、本光等。以后陆续来馆者，有力定、守志、印顺、竺摩、止安、月耀等，人才济济，这可以说是武院的中兴时期。
　　在图书馆筹备期间，除佛学院原有有图书外，太虚大师委托谈玄到上海，把他自己的藏书全运到武院。这时馆中有大正藏，卍字续藏、频伽藏、巴利文藏经。先后又添购了四部备要、四库全书增本、万有文库等。王新基居士捐赠了二十四史及志书，刘觉生居士捐赠了图书集成。此时图书馆共计有图书22428种，24230册，11万1000余卷，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有此数量藏书，甚属不易。
　　法舫主持馆务6年，在馆中开办了预备班，授课一、二年，成绩优良者升为研究员，1933年及1935年各招生一次，学员有福善、明性、道屏、智定、雨昙、敏智、觉民、雨堃、茗山、杨星森等。授课的教师先后有芝峰、印顺、会觉、张化声等。
　　1935年秋季，预备班因经费困难而停办。1936年9月，宽道法师发起募捐，他首先月捐百元为倡，在馆中成立高级研究部，分别研究6个学科：阿含俱舍系、法相唯识系、法性般若系、法界显密系、教乘次第系、宗教历史系。研究员有茗山、福善等。1946年8月中旬，太虚大师抵武汉，23日图书馆为研究员讲“新与融贯”，由福善笔记。大师释“新”义曰：
　　佛教中心的新，却是以佛教为中心，而适应现代思想文化所成的新佛教……
　　中国佛教本位的新，是以中国二千年来传演流变的佛法为根据，在适应中国目前及将来的需要上，去吸收采择各时代各方域佛教的特长，以成为复兴中国民族的中国新佛教。
　　这时中日战争已经爆发，八年抗战开始，未几大师应缁素之请入川，直到1946年3月，胜利后，才重到武昌一次。
　　未几，武汉时局紧张，图书馆的高级研究班解散。法舫于1938年元月赴重庆，谒太虚大师于长安寺的佛学社。大师命他到缙云山的汉藏教理院任教，而武昌的世界佛学苑图书馆则由苇舫接任管理。
　　1938年10月，日寇侵入武汉，佛学院旧址房屋大半毁于炮火，世苑图书馆被迫停办。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太虚大师命苇舫回武汉，设法修整武院，恢复图书馆，惟此时武院又为军队驻用，工作无法进行。到了1946年8月，驻在武院的军队离去，苇舫得佛教正信会之助，修葺房舍。9月间又招了几名研究员，恢复上课。正值太虚大师欲重整武院，实现他整理中国佛教的计划，不意化缘已尽，1947年3月17日在上海圆寂。
　　1948年年底，大师在家弟子李子宽居士来到台北，与张清扬居士二人捐资取得台北善导寺的使用权，原计划将武院的世苑图书馆迁到台北来，惟以时局变化太快而未果。只有大醒法师于1949年，将大师1920年创刊的《海潮音》杂志迁到台湾印行，这是唯一迁到台湾的大师弘法事业。

六
　　1949年，位于武昌通湘门内的武昌佛学院结束，前后维持了近30年。虽然20多年中屡有变革，历经沧桑，但是它对后代却发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带动佛教举办僧学的风气：民国初年，佛教所办的僧侣学堂，先后有上海华严大学、观宗学社、法界学院、天台学院等，但都规模小，寿命短。武昌佛学院的创办，为佛教现代化教育开创了新局面。武院之后，各地继起的佛学院，有1923年开学的支那内学院，1925年创办的闽南佛学院、玉山佛学院、1928年创办的竹林佛学院，1929年创办的九华佛学院，以至于后来的柏林教理院、鼓山佛学院、汉藏教理院、焦山佛学院、栖霞佛学院、玉佛寺佛学院等，但在规模与造就人才上，仍不能与武院相比。
　　二、开创近代佛学研究风气：武昌佛学院教学方针，是八宗平等、应化多方，打破了历来的拘持己宗排斥他宗的成见与旧习。此外，复加授哲学课程，吸收他家学说思想，开拓学者的思想空间与胸襟。这种新的教学与研究方式，是以往佛教学堂中所没有的。
　　此外，1921年至1931年间，武昌佛学院与支那内学院屡有法义之争，当时佛教界及学术界多人都卷入了这一场笔战。双方为了辩论法义，无形中带动佛学研究的风气。这是笔战附带产生的作用，关于两院间的法义之争，见本书欧阳竟无传，此处不赘。
　　三、造就人才，促进佛教复兴：中国佛教，至清季末年，义学不彰，衰微已极。1912年，释仁山在金山寺开会，曾说：“金山寺内僧众(不下三、四百人)，倘有人能写出300字通达的书信的话，我仁山愿把头剁掉。”金山寺为国内名刹，尚且如此，其他寺院可想而知，由此可见僧侣文学素质之低落。
　　武昌佛学院兴起，为佛教造就了大批德学兼优的人才，这些出身于武院的学僧，或在社会上讲经弘法，或在学院中传道授业，对后代产生了绝大的影响。即以今日台湾佛教而言，1949年，大陆僧侣相继来台，改变了日治时代的陋规，重兴中国佛教的遗范。这些大陆来台高僧中，直接出身于武院者，如大醒法师、印顺导师；间接而与武院有关者，如出身于闽南佛学院的慈航法师，出身于汉藏教理院的续明法师，以至于在星马弘化的演培法师(汉藏教理院)，都对台湾佛教发生了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