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文学的起源与发展（下）

中国佛教文学的起源与发展（下）
　　◎远　尘
　　--------------------------------------------------------------------------------
　　变文的特点，一是说唱相间，散韵结合演述故事。说为表白宣讲，多用俗语或浅近骈体文；唱为行腔咏歌，多为押偈句韵的七言诗。这种体制虽与讲经文相似，但变文一般不引原经文，唱词末句也无催经套语，不标“平”、“断”、“侧”。二是说白与吟唱转换时，每有惯用的过阶语作提示，如“……处若为陈说”、“……时有何言语”之类。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
　　狱卒行至第七隔中，挑青幡，打铁鼓：“第七隔中有青提夫人否？”其时青提第七隔中，身上二十九道长钉，鼎在铁床上不敢应。……狱主闻语，扶起青提夫人，母瘦却二十九道长钉铁锁腰生杖转绕，驱出门外。母子想见处：
　　生杖鱼鳞似雪集，千年之罪未可知。
　　七孔之中流血汁，猛火从娘口中出。
　　蒺藜步从空中入，由如五百乘破车声。
　　腰肾岂能于馆舍，狱卒擎叉左右遮。
　　……
　　阿娘昔日极芬荣，出入罗帷锦帐行。
　　那堪受此泥犁苦，变化千年恶鬼行。
　　口里千回拔出舌，胸前百过铁犁耕。
　　骨节筋皮随处断，不劳刀剑自凋零。
　　……
　　儿与娘娘今日别，定知相见在何年？
　　那堪闻此波吒苦，其心楚痛镇悬悬。
　　地狱不容相代替，惟知号叫大称冤。
　　隔是不能相救济，儿急随娘娘身死狱门前。
　　这段变文将散文和韵文组合得十分和谐，在散韵转换处以“母子相见处”作为过阶提示语。从而把目连救母的故事讲述得可谓感天动地。三是变文演出，或辅以图画。这从《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的标目可知。《降魔变文》正面为图六幅，背面抄与画图内容回应的唱辞六段，是变文配有图画的证明。
　　变文的取材，大体有三类：一是演说佛教故事的宗教性变文，如《降魔变文》、《破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等。这类变文通过佛经的故事说说唱唱，宣传佛家的基本教义。但它与讲经文不同。它们不直接援引经文，常选佛经故事中最有趣味的部分，铺陈敷衍，渲染发挥，较少受佛经的拘束。二是讲史性变文，如《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等。它们大多以一个历史人物为主，撷取轶事趣闻，吸收民间传说加以渲染。第三类是民间传说题材的变文，如《舜子至孝变文》、《刘家太子变文》等。
　　佛教的兴盛，促进了唐代僧人弘法方式的变革。俗讲和变文就是这种变革的结果。俗讲和变文的产生，使佛教深奥的义理变为通俗浅近，从而为更多的人接受佛教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僧人独创的这两类特殊的文体形式，也大大扩大了唐代文学的体裁，为唐代文学的繁荣注入了生机。
　　僧人佛教文学是继佛经文学之后兴起的另一类文学形式。历代僧人在诗歌、偈颂和歌谣中，不仅表达对经典教义的理解和修证的体验，而且还抒怀言志，关心民生疾苦。俗讲和变文的出现，使深奥的佛教教义变得通俗，对佛教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僧人文学补充了中国文学表现内容和体裁的不足，是僧人对中国文学做出的杰出贡献。
　　三、文人佛教文学的兴盛
　　中国古代文人一向有与僧人交往的传统。文人与僧人交往的原因多种多样，有官运亨通时把佛教作为加官晋爵的精神慰藉的；有自幼受家庭影响而笃信佛教的；还有的是在官场失意，心情沮丧时寻求解脱而接触佛教的，如是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文人在接触佛教之后，很多人成为虔诚的居士。由于中国古代文人一向有吟诗作对的传统，所以他们在诗文创作中自然会写下大量与佛教有关的诗文，以此抒情言志，表达坚定的信仰。
　　文人佛教文学作品是在东晋以后出现的。从那时起一直到近代，凡是在文学上做出巨大贡献，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家，都不同程度受到佛教影响。其中如谢灵运、沈约、杜甫、白居易、柳宗元、苏轼、龚自珍、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是代表一代思想和学术水准的杰出人物，他们都写下了大量佛教文学作品，他们中有的还吸收了佛经文学和僧人文学的优点，创作了许多哲理深遂，意境优美的诗文，推动了佛教文学的大发展。
　　在佛教文学史上出现最早的诗人是谢灵运（385—433），他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创作大量山水诗的诗人。他一生好佛，曾撰有《佛影铭序》，并参与修订《涅槃经》，他的诗受佛理影响很深。谢灵运曾作有《无量寿佛颂》：
　　法藏长王宫，怀道出国城。愿言四十八，弘誓度群生。
　　净土一何妙，来者皆清英。颓年欲安寄，乘化好晨征。
　　这首诗叙述了佛陀前世为法藏比丘时，发大四十八大愿，拯救苦海众生。热情颂扬了佛陀的悲智切愿。
　　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爱国诗人杜甫（712—770），不仅是一位忧国忧民的杰出诗人，而且对佛教情有独钟。他一生写了许多禅诗，表达自己人生的苦闷和向佛的决心。他的《谒真谛寺禅师》就是写的他对佛陀的景仰。诗云：
　　兰若山高处，烟霞嶂几重。
　　冻泉依细石，晴雪落长松。
　　问法看诗妄，观身向酒慵。
　　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
　　杜甫曾多次称“诗是吾家事”，并说“语不惊人誓不休”。但在这首诗中，诗人却把“诗歌”称为“妄事”，可以看出，由于来到佛寺，接近禅僧，他的思想产生明显变化，这是他饱经沧桑之后的感悟。他的渴望皈依佛教的感情是真实的，因为他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心灵需要得到休息。
　　宋代文学家苏轼与僧人往来最为密切，历史上也流传有许多关于这方面的佳话。苏轼还创作了大量富含人生哲理的诗词，如他著名的《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君知否？路人长困蹇驴嘶。
　　这首诗是苏轼奉和子由（苏辙）的诗歌而作。嘉裕元年苏轼和子由一起赴京应试经过渑池一寺院，与老僧奉闲和尚言谈甚欢，苏辙作了一首《怀渑池寄子瞻兄》题于旧墙壁上。几年后，苏轼故地重游，老僧已死，墙上诗句已不见踪影，诗人由此感叹人生聚散无常，就像鸿雁在雪上留下的爪印一样，雪干之后便甚么也没有了。
　　宋代严羽（1197—1241）的诗歌理论对后世影响极大，他曾写有文学理论专著《沧浪诗话》。在《沧浪诗话．诗辨中》，他把对诗的领悟比作禅师参禅，真实而贴切地道出了禅与诗的密切关系。此外，他还写有一首《访益上人兰若》：
　　独寻青莲宇，行过白沙滩。
　　一径入松雪，数峰生暮寒。
　　山僧喜客至，林阁供人看。
　　吟罢拂衣去，钟声云外残。
　　这首诗写诗人独去寻寺访僧，那泛著寒光的沙滩，随著脚步而形成的雪径，茫茫的松林，重叠的群峰，构出一幅清峭的画面。山僧喜客至，故有指点林阁之事，诗人喜寺院幽静，故有吟诗相酬之事。末写云外钟声，袅袅不绝，与这幅画面既相和谐，又使得个中情事有余不尽。
　　以上例举了几则文人诗歌作品，从中我们可窥一斑而见全貌。事实上，文人佛教文学作品的体裁多种多样，不仅有诗词和散文，而且有戏剧和小说，正是这些体裁多样，内容各异的作品，推动了佛教文学的繁荣和兴盛。
　　从佛教文学兴起、发展和兴盛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佛教文学是中国佛教文学的源头，僧人文学使佛教文学得以创新和发展，文人佛教文学作品的大批涌现，对佛教文学的兴盛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佛教文学不仅是宣誓佛理教义的有力工具，而且也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