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大均之友石濂：一位值得关注的清初岭南诗僧

屈大均之友石濂：一位值得关注的清初岭南诗僧

潘承玉

[绍兴]绍兴文理学院，2003年第1期

56-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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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潘承玉(1966-)，男，安徽桐城人，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后，绍兴文理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绍兴文理学院　中文系，浙江　绍兴　3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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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诗僧石濂曾长期是屈大均过从甚密的一位朋友，是明末清初岭南诗僧群体中的重要一员，他的作品具有摆脱酸笋、气近儒者、性灵主导、摹形独到四个特色；其最终被迫害致死，既是统治基础已经稳固官方转而采取更严厉的政治文化宗教政策的产物，也是潘耒由于视野狭窄无法理解较为进步的观念，和故意献媚最高统治集团，从而挟私中伤的结果；石濂的外交思想和外交作风，在极少数强权国家以势凌人的当今世界，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屈大均之于石濂，本非所交非人，他们之间可能有的过节被潘耒别有用心地张大其词了。我们应该还石濂以及他与屈大均关系的本来面目。
【摘 要 题】元明清文学
【英文摘要】Shi Lian,a Buddhist poet and Qu Dajun's intimate friend,was a member of Quangdong Buddhist poet group during the Qing Dynasty.His poets show four characteristies of elegance,Confucianism,intelligence and original description.Finally he was persecuted to death as a result of the severe poliey of the Qing governnent and also of Pan Lei's aspersion and accusation caused by his ignorance of Shi Lian's progressive eoneepts.The author maintains that the estrangement between Qu Dajun and Shi Lian is deliberately exaggerated by Pan Lei and we should restore the historical truth about Shi Lian's relation with Qu Dajun.
【关 键 词】屈大均/石濂/潘耒
Qu Dajun/Shi Lian/Pan Lei
【参考文献】
[1]　欧初，王贵忱.屈大均全集第八册附录：（汪宗衍）屈大均年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2]　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第二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3]　李灵年、杨忠主编?清人别集总目：第三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4]　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一

近年由欧初、王贵忱先生主编问世的《屈大均全集》，辑录了未见于此前《翁山文外》、《翁山文抄》、《翁山佚文》等各本的一篇《离六堂诗集序》曰：
古禅者多以诗言禅，使人得其诗于禅之外，此善于言禅而与《三百篇》之旨不相悖者也。《三百篇》中言性与天道十而四五，子思作《中庸》，多引之以明其说，故知六经善言道者，莫如《诗》；《易》之彖、爻、系辞，言多谐声叶韵，亦犹诗之遗也。《诗》始于“风”终于“颂”，得“风”之性者可以见道，得“风”之情者可以为诗，兴观群怨之萌芽，皆起于“风”。今之禅者罕知之，其诗动以禅语杂之，语虽是而诗非，微独累夫诗，且有累夫禅。吾尝病之。石和上诸诗体物幽深，指事笃切，而天人阖辟之机，万化显微之本，皆以宫商和谐，一唱三叹而出，超然独远，婉而多风，盖得《三百篇》之微者也。盖不以禅为诗而以诗为禅，其禅化而诗亦化者也，使人展卷读之，自有一片云行水流之致，是其以天胜者也。和上童真见道，积学有年，博雅恢奇，襟怀磊落，其所言象数，仰观俯察，皆从神明默契而得；即其挥洒笔墨，亦皆尽唐宋名家之妙，一技一艺之微，莫不超越前人。吾尝终日与游，如临深渊，莫测涯际，诗仅和上一端。吾好言诗，故但称其诗得“风”之性情，善于言禅也。番禺法弟屈大均拜题。
笔者不久前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查阅康熙间岭南诗僧石濂的《离六堂诗集》，屈大均的这篇序文确然具在；除此而外，该集还有一篇石濂的《自序》，根据香港学者汪宗衍先生《屈大均年谱》的意见，亦系大均代作（《屈大均全集》未收）：
吾洞山老祖，常以重离六爻偏正回互为宗旨，又分正偏五位、五位兼中，犹《易》之有六爻也。六爻从五生，以一变，而循环为用，故离六而不离五，然六爻变而能回互，而不落于正偏者，惟吾洞上一宗。言禅而不离五位，犹之言《易》而不离于六爻也。然则吾以“离六”名堂，何居？亦将并夫五而离之耶？曰：否否。夫离六者，以一归五也，位至五而止矣。兼中到一位，为五位中之最尊贵，非离六而不能变合。盖六为水，离水所以得火，离月所以得日，离心所以得性，故道贵乎离。先师浪杖人常著论尊火为宗，火在天为日，在人为性，在卦为离，离贵重离。吾洞上以重离表法，以火为用，烁破四天下，其亦《易》之明两作离之旨也。《易》之五为君，吾宗之五为君臣道合，君不偏于正，臣不正于偏，如银盘盛雪，明月藏鹭，混然而分明，斯为向上一路。知斯旨者始可言禅，并可以言诗。诗诚事君事亲之资，方外人亦所不废。言《易》不知君臣，言吾宗不知正偏，言诗不知忠孝之道，是皆失其本者。吾不识字，况复言诗?偶兴会所至，信口发声，侍者记录成帙，无容心于其间也。然以为禅，则离诗，非也；以为诗，则离禅，非也；以为诗禅互用，而无分别，非也。然离非也，合亦非也。知合之未始合，则离之亦未始离。五也六也，犹之乎非五与六也。兹因侍者请梓，书以示之。五岳行脚头陀大汕述。
大均少从陈邦彦学《毛诗》、《周易》。此序以《易》言诗，与上序以《诗三百》言诗合看，正好体现了大均本人作诗以《诗三百》为最高典范，复“从《易》变化出之，故能由神入化自开面目”[1](P.1884)的自觉追求。
此集十二卷，扉页题：“岭南长寿石濂汕禅师著，《离六堂诗》，板藏怀古楼。”首有摹刻精工的三十四幅著者自绘的生活行禅图，吴绮、梁佩兰等十四位诗坛名流序和自序，以及陈其年、方文等十多家诗评。诸序中，徐釚自言康熙甲子（二十三，1684）春始交石濂，十五年后与之再晤；周在浚言两年前康熙丁丑（三十六，1697）拜识石濂；陶煊序的署年直接是康熙己卯，则它们的写作和此集的刊刻时间都在康熙己卯（三十八，1699）前后。第五序及第四图《供母》题词（正文44字，亦未见任何收录）为大均作。集内卷一《秋水词寄怀屈翁山客楚》：
秋江碧落兮雁南飞，烟波浩渺兮何所依。水色白兮月色黄，怀美人兮隔潇湘。
惊淘起兮激空鸣，叹沧浪兮难为情。横龙吹兮悲风生，举世浊兮尔何清。深思不得兮，临流望屈平。
及卷二五言古《赠屈翁山》：
丈夫何所事，磨剑与读书。睥睨四海小，天地宠狂疏。
况君三闹后，文章出其右。两腋秋风生，秋风弹铗瘦。
弹铗忽悲歌，歌中牢骚多。往事不复道，养母在干戈。
移家东湖苑，花木欺偃蹇。强作故乡欢，哭笑学嵇阮。
英雄心不灰，对月拟谁来。著作空盈车，襟怀何日开。人生无知己，生死皆堪耻。
卷六五言律《寄屈翁山》二首：
美人隔岭表，梦去折芙蓉。长夜骑蝴蝶，何日跨白龙。
横身穿九塞，仰面落千峰。还忆罗浮里，读书风满松。
知君高隐处，将母在东湖。秋水怀朋友，春风听鹧鸪。
飞花移钓艇，醉月卧江芦。未识悲歌日，离骚著有无。
亦为《屈大均全集》整理者所编附录三《投赠集》未收。《翁山诗外》卷十一有作于康熙三十一年之《上元后二夕惠州、韶州两使君暨诸公同集长寿精蓝》，梁佩兰《六莹堂诗集》二集卷七有作于同时之《上元后二夕长寿石公邀同龚蘅圃、王紫铨、陈毅庵、方鹤洲、朱汉源、陈中州、季伟公、陈元孝、屈翁山、廖南日韦、黄葵之、摄之社集离六堂分韵》，王紫铨《忆雪楼诗集》卷上亦有同时之《上元后二夕集长寿精舍分赋得一“东”》。这样一来，《清诗纪事》照引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谓石濂“与屈大均龃龉，大均作《花怪说》诋之。事在康熙三十年辛未”，“《离六堂集》十二卷刻于辛未，削大均所作序。凡与大均投赠之作，亦去其目，绝交后所为也”，“其诗清丽，大均以为剽窃”[2](P.16105)，均为不实之词。最新出版的《清人别集总目》亦云此集刻于康熙三十年，复言“曾依尚之信门下。三藩平，瘐死广州狱中”[3](P.2464)。按三藩平在康熙二十年，距石濂之卒甚远。民国十九年刊印《清画家诗史》壬集错其集名为《六离堂集》，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错其集为《离云堂集》、《离云堂近稿》，若非排字误植，当因著者未曾过目此书之故。石濂字大汕，号 翁，各家也都错作厂翁。各家疏失之因，显然在于未能过目此书。至于其原籍或言苏州，或言金陵，或言嘉兴，实皆误。本集第一序为江西宁都人曾灿作，内明言“和上为吾乡九江人”，湖广长沙人陶煊作第十三序亦云“和上原籍江右，说法于广州”。就其一生主持广州长寿庵，享名三十馀年的行实而言，视为明末清初名家辈出的岭南诗僧群体中的一员，最为允当。比较遗憾的是，堪称地方文学史第一巨著的《岭南文学史》，并没有提及此人。

　　二

关于大均与石濂的所谓先善后恶关系，论者似多全信潘耒的《救狂砭语》。然而，第一，彼书附载大均丑诋石濂之《与石濂书》、《花怪文》并不见于大均殁前一年即康熙三十四年手自编定的《翁山文抄》等书，因此其是否出于大均之手或即便出于大均之手但后来是否自行悔删，值得疑问；第二，如上所述，刻于大均殁世三年以后的《离六堂诗集》并没有删削大均的题词和序，从石濂的角度说，其对大均并无真正的恶意显然。即便他们之间出现过不愉快甚至龃龉，也很可能是潘耒一手挑起的，就象他后来大肆在梁佩兰面前所做的那样。如果说大均一人交非其人还可以理解，那么多的诗坛名流都同时择友不善就非常值得奇怪了。除了卷首为之作序、题词、评诗的黄周星，徐釚、曾灿、徐崧、梁佩兰、高层云、吴绮、黄河图、唐化鹏、周在浚、毛际可、陈其年、方文、魏宪、宋荦等三十馀人外，诗集中唱酬题赠的对象还有余怀、陈恭尹、田雯、钱澄之、叶蕃、杜浚、宋实颖、王士祯、龚贤、澹归、天界巨音等名流大德数十人，总计与之有较密切的诗文往还关系的人物不下百人。曾灿《六松堂诗集》卷七有《赠别石濂上人》、《寄怀石濂师》，赞美他“如君傲雪凌云志，珍重人间汉代材”。赵执信《饴山诗集》卷八有《长寿庵赠石濂上人》、《石公刻所著〈海外纪游集〉未竟，余因以〈观海诗〉属之，复有此赠》、《酬石上人惠日南藤杖，因以为别》，言“颇爱宗风大，能知楚客狂”，“欣赏意良厚”，“相思各回首”。梁佩兰《六莹堂诗集》卷六有《寄怀石翁》、《石翁入住长寿禅院赋赠》，《二集》有《送石公之安南》等诗，一再以至尊法王称之。王煐《忆雪楼诗集》有《石濂师同游罗浮赠诗用东坡安期生韵》、《庚午嘉平望后送石濂师……》、《题长寿禅院十二观》等诗，对其“振锡昌宗风”、“赋诗亿万言”的努力和才艺大加推许。陶煊《石溪诗抄》有《答 头陀》长篇七古，誉为“ 翁释子天人师”，“千秋风义照传灯”。钱澄之《田间诗集》卷二十二有《酬石濂大师》，声称“天界威光借汝新”，“新诗落笔喜无尘”。陈恭尹《独漉堂诗集》卷四有《修禊后十日石濂禅师招同诸公雅集长寿禅林即事赋》，卷六有《癸酉人日偕王础尘、王新侯、王立安过石公精舍……》，卷八有《闰七月二日长寿石公招同毛匏村司马、张损持吉士……雅集离六堂次毛韵二首》、卷十有《大司马留村吴公招同……同里屈翁山奉陪京卿紫阁张公集石公离六堂即席次张公韵送之入都》、《腊月望日石濂大师招同张桐君……黄摄之同用庚字》，卷十一有咏石濂所构长寿庵诸胜之《离六堂》、《怀古楼》、《绘空轩》等，卷十二有《乙亥元日送石公泛海之交趾说法》，卷十三有《九月晦日同王惠州、王础尘、连双河诸公集石公精舍送秋同限蕉字松字》、《寿石公精舍分得二冬》等，崇敬之词比比皆是。等等。如果石濂真如后来潘耒所攻击的，是一位不法跳梁小丑，这么多的地方显宦和学士遗民与之保持了长期的密切关系，怎么也是不可能的。
石濂被害十多年后的康熙五十七年，自请归休的翰林院编修查慎行游粤，作《长寿庵坐湛庵禅师方丈听谈石公旧事》云：“津梁谁得限，传法到交南。涉海如航苇，还山遂筑庵。劫难逃宿业，风不动毗岚。贤嗣真龙象，千钧独力担！”（《敬业堂诗集》卷四十八《游粤集》下）对石濂及其继承人的事业表示出由衷的敬仰，其中“风不动毗岚”一句尤能见出事过境迁以后石濂在正直学人心目中的地位。
在清初诗坛上，石濂的确是一位值得重视的杰出诗僧。石濂的诗歌创作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其成就得到当时诗坛主流人物的高度评价。第一，虽为僧诗，却绝无一般僧诗的酸笋气，但仔细寻绎，又确有禅意寓之。陈其年评曰，“诗有习气，超出最难。昔方外以能诗名者，代不乏人”，“第一种癯削俭啬之气行于笔墨间，望即知之，求其卓立自拔，不为习气所锢者，不得也。石翁和上赋性超然，诗情深远，体格字句，雄丽流轶”，“超出习气之外，扩焉一人而已”。高层云序云，“其为诗包含庶物，澹远雄奇，不特无禅家馀习，并无诗家窠臼，远非灵彻、齐巳之比”。表现在题材上，如唐化鹏序所说，“有言美人者，饮酒者，杀人者，嬉而笑者，怒而詈者，愁而怨者，悲而哭者，慨叹者，嘲谑者，骇者，愕者，叫者，嚎者，叱者，喔咿者，狎昵者，泰者，倨者，屈者”，似无一合道而又无不中道。中道的要旨亦即屈大均序所云，“天人阖辟之机，万化显微之本，皆以宫商和谐，一唱三叹而出”。
第二，虽为僧诗，却有真正的儒者气象，有深沉的郁愤浸透其间，反映了较为深刻的社会内容。曾灿序云，“好为诗歌，清新秀丽，悲壮沉逸，深得风雅骚刺之旨”，“今和上之为人，岂可与枯寂浮屠同日而语乎？抑有托而逃焉者耶？当其狂歌裂眦，淋漓下笔之时，怀抱渊源，空今旷古，此其志岂小哉”。王培序称读石诗，“复有真儒在淄衣中”。樊泽逵序说，“感时伤世，悲天悯人之心，每每发露其言，和上岂僧耶？骚人耶？高士耶？抑贤而隐于禅者耶”。如卷二《赠黄九烟》云：“黄金世所重，文章世所贱。君如六月绵，我如腊月扇。吁嗟贵耳人，至宝岂得见。玉石同一珍，惠跖同一善。抱道多饥寒，肯食信陵馔？玄云无定宗，神龙终不变。”赞美黄周星的坚定民族气节，也抒发自己的愤世之情。同卷《抒怀》十八首之八云：“昔人弹鸣琴，致令江月深。今我弹鸣琴，江月黑沉沉。莫嫌声最苦，出之哀世心。何以天地变，风雨亦相侵。”十一云：“草屋蔽蒿莱，门篱杂枯柳。中有避世者，闻是东陵后。终年不见人，残篇长在手。有客问其意，相视不开口。良久发一啸，痛泪落几戽。”其故国之思更灼然可见。可以说，正是这种较为深沉的故国情怀，维系了石濂与包括大均在内的一大批明遗民的长期友谊。《清诗纪事》所选《河决行》用一千五百字的长篇容量，批评清官方颟顸无能，决策失误，致使“河功未见害先见”，加重了灾情；描绘各级官吏借公谋私，愚弄百姓的种种伎俩和虚耗民膏，迫虐民力的种种惨状云：
不讯河决从何干，但戮牛羊为犒劳。里长狂呼扰村庐，谁分贫富与鳏孤。
富者免差仗阿堵，贫者难免捉当夫。破衣露肘还搜索，无钱使用夜长缚。
缚缠手足似屠猪，忍冻吞饥怨命薄。奉公官长亦爱民，不信民间如此贫。
朝廷公务不能免，小民冤苦向谁伸。老生畏死欲逃息，公差捕夫如捕贼。
及至捕来已半死，带活连泥叠岸侧。凄凄夜哭度阴风，恐怕民夫不尽工。
乃指高阜荒狐穴，言是何年古帝宫。又道左侧丞相府，吩咐丁夫猛挑土。
此土挑去四五尺，以下尽是藏金所。一日挑得土一尺，干粮食尽无气力。
暂倚锹锄定喘吁，左右鞭扑如电击。……
卷三《饥民行》进一步将饥民的惨状与富贵家的豪奢作强烈的对比：
黄河铁底铜帮岸，百丈神沙忽崩断。横流直泻一千里，淮上人家淹大半。
春禾秋黍入龙宫，高邮一带桑田空。浮尸名姓不可考，江鱼收葬成大功。
江鱼贪葬腹胀死，渔翁得利喜不止。不知患难逐波涛，还道时丰谢天子。
孤帆北下遇今旬，寒风猎猎吹黄尘。白日河头闻鬼哭，惊看土穴蹲饥民。
沿路饥民不可数，锦衣富贵知谁苦。跃马青山射虎回，中宵把盏吴姬舞。
传花伐鼓声阗阗，骂绝古今骄寒毡。轻裘暖阁大欢呼，喝月飞光笑落天。
君不见陌上浮萍上枯柳，谁知倒裂高家口，苍生乞向江东走。
《牵夫行》用艺术的语言对朝廷平定所谓“三藩之乱”的正义性提出了怀疑：
愿作官路尘，莫作官路人。尘土践踏有时歇，人民力尽还伤身。王师北下传征西，舳舻千里如云迷。官吏催夫苦索钱，扶老携儿满驿涕。贫民出肘身无粮，牵船十日犹空肠。烈日寒霜任冻炙，皮穿足烂委道旁。前船牵夫死，后船牵夫续。一路鞭扑声，焉能辞惨毒。
呼天不欲求生还，但愿以身葬鱼腹。可怜风雨日凄凄，浪打河头新鬼哭。
如此真实细腻的揭示人民的苦难，不仅在僧诗中绝无仅有，较之清初以反映民生疾苦著称的吴嘉纪的诗作，亦有过之而无不及。乾隆间此集遭到官方严厉禁毁，从反面说明了它有很高的思想价值。
第三，以性情为发轫，以学问为根底，得之江山之助，不受宗古风气束缚，自成一格。黄河图评其诗，虽加了个玄妙的“道”，最突出的还是其中的“情”，“心者情之种也，诗者情之苗也。物理蓄结而感发，以达其致，是诗出于情，情生于心，而道则涵于心，泄于情，散于万有，诗其一也”，“我和上之诗原乎道者，殆犹是也。其触感而兴，喜而笑哑，怒而叱咤，哀而吁嘘，纵横佚荡，无不各踞颠顶”。范泽逵序云，“和上斋头释典而外，牙笺锦轴充栋，皆古今善本手迹，靡有遗编，其究心古人者深矣”，“且涵养于佳山胜水光风霁月之间，旷乎有得，由是自写其性情，绚然如天花之浪漫，蒸然如海市之离奇”，“和上之诗本于性情，兼以多闻多见之识力，宜其超然出尘也”。熊一潇序亦云，“和上天资高迈”，“所历更遍天下名山大川，化流海外，耳目间绝无恒境，胸中浩瀚奥衍，于数千百年帝王圣贤良臣杰士之名理勋业，是非得失成败之林，洞然指掌”，“至天经地志象纬历数稗史素问之学，三才具备，靡不曲畅旁通，故发而为诗，浑灏高宏，有如天际明霞，自卷自舒，不可端倪，又如皓月当空，举宇宙人物山河昆虫木石，巨细情状皆所毕照”，“所以和上诗不得指为三唐两宋何代何家，由其海阔天空，自成今古，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也”。李方广序亦云，“今之言诗，首汉魏六朝三唐，对此恐无着脚处也”。陶煊序着重强调其诗“莫不洗去时蹊，独标新旨”的自觉努力。诸家所论或许有溢美之词，但石诗具有性情、才学、江山之助结合而自成一格的特色是无庸置疑的。放开视野来看，石濂与后来性灵派宗主袁枚的诗，在审美旨趣上，实有一脉相承。
第四，在诗歌技巧上，摹形状物的水平很高，有很强的造型效果。正如王培评云，“读和上匡庐、太华、石淙、钓台以及天台、罗浮、钱塘观潮诸作，此又诗中之奇化也，然皆有能形异怪于难形之中，此又和上之奇化而能自形其奇化也”。在诗歌体式上，古体诗如《钱塘观潮歌》想象奇特，摹形如生，痛快淋漓，不可多得；一些律绝往往融情于景，以画为诗，不着痕迹，宛若淡雅水墨。如五律《渡太湖》：“九秋三岛外，一棹五湖边。水静芦花乱，山明枫叶燃。轻帆飞细雨，远树出晴天。何处来沙雁，随风入暮烟。”五绝《山中人》：“伊人何处住，日出锄白云。日入长歌去，花流一涧分。”

　　三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如高层云序所云，“为缁白所共仰者几三十年”的诗僧，康熙四十三四年前后却被迫害致死。这既是康熙后期统治基础已经稳固，统治集团遂抛弃较为宽松的政治文化宗教政策，社会氛围转趋紧张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中的一个，也和潘耒的告发中伤直接相关。而且，潘耒的告发，很大程度上是以已经死无对证的屈大均的名义进行的。
二人一是远在苏州的赋闲翰林院检讨和起居注官，一是出入于广州城西的佛门弟子，本来了无瓜葛。石濂得罪潘耒的主要原因，多数材料认为和后者两度游粤（分别在康熙二十七和三十八年）对之招待不周有关，是有道理的。无论如何，潘耒以曾是天子近臣的身份，悍然对之发起了足以置之于死地的上纲上线的无情告发运动，是确定无疑的。那篇据说多达万言、措辞激烈的告发专文《救狂砭语》，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潘耒生前文集定本已经自动删去，此不据引。但康熙四十九年《遂初堂文集》附刻《遂初堂别集》卷四，还是留下了他分别给地方行政长官、地方名流文人和地方高僧大德的三封信函。《致粤东当事书》云：
石濂谬述种种，其最甚者则《海外纪事》……尤可怪者，将安南分部之一岛主尊之为大越国王，颂扬之无所不至：启中有“聪明天纵，气贯微垣，君师并作，皇风浩荡”之语，诗中有“六宫瞻礼，列国大君”之句，上其大学士之启有“珥璧彤庭，簪缨紫禁”之词，题其门联曰“圣德及群生，王猷周八表”，赠之名曰“兴龙”，与之号曰“天纵道人”，皆与颂扬皇上无异。皇上为圣感寺僧霁仑作《五灯全书序》，而故将霁仑极力诋毁，故将御制序所褒之书极力贬剥，兼有不顾皇上道德文章之大及“累我君王瞒，请当今御制序文”等语，隐然谓皇上不当制序，则皆狂悖之甚者。又擅改洞宗世系，删去五代更换二代，则有灭绝祖宗之罪……昔孟子辟杨墨，谓其无父无君，为我兼爱，未即无父无君也，而孟子推其弊必至于无父无君，岂若此僧亲于其身无父无君乎……至其行事则狂妄更甚……其尤不法者，则在通洋一节。海禁虽开，而出洋贸易，本商贾之事，僧而通洋既非本分，乃石濂之通洋则多将干禁之物致诸交人以邀厚利，有闻之令人缩舌者。即不系干禁之物如缎匹等，皆缕金于其端，作“王府用，长寿定”六字。考安南莫氏初归顺时止封都统使，今阮福周未经请封，未收朝命而何得竟称王府，俨然与中朝亲王等……彼颂扬交人极其僭拟，至刻之于书，广行流布，而无一人指摘，则将谓中国无清议矣。彼行非法之事，出非法之物，久而无人禁止，则将谓中国无法纪矣……在昔潮州苦鳄鱼为暴，韩昌黎为文驱之而害除；宁州有妖蛇惑人，孔道辅举笏击杀之而妖息；迩年朱方旦左道惑众，王俨斋先生为讲官，于入直时劾奏之，皇上大喜，用其言诛方旦……
名之以无父无君之罪，昭然现必除必诛之心。但是，关于“无父”，石濂是公认的曹洞宗传人，他在数十年研习本门祖宗典实的基础上对前人传承统系有所纠谬，应属正常，即使真有误妄失实，也应由释门其他权威斥之，而无有方内人置喙的馀地；关于“无君”，潘耒视为把柄，据以推衍其罪的证据之一就是其传法海外之事及随之而来的《海外纪事》一书。著名学者周亮工之子周在浚的《离六堂诗集序》代表了当时人的看法：“读其《海外纪事》，道德文章诚能感动海洋国王，而往复议论不出五伦之外，首劝向化中朝，是世法所不能及者，而以佛法导之，其功德之大为何如也。”后来在民族意识方面最为敏感和在维护清帝至上权威方面最具奴性的四库馆臣，也没有看出《海外纪事》的什么问题，从而将之列入史部存目类，并加提要云：“国朝释大汕撰。大汕广东长寿寺僧，康熙乙亥春大越国王阮福周聘往说法，越岁而归，因记其国之风土以及大洋往来所见闻。大越国者，其先世乃安南赘婿，分藩割据，遂称大越。”也从石濂称以“大越”、“大越国王”。但是，潘耒却说石濂“付法于番国主，是卖法也”（下引）。好在《海外纪事》尚存人间。尽管有一些调鬼弄神的文字，其价值还是值得相当肯定。卷首有署名为“丙子（康熙三十五年）蒲月大越国王阮福周受菩萨戒弟子”的《本师海外纪事叙》，称治国需贤人贤师，但本国弹丸陋狭，“求其道德深纯，经猷素裕，语墨动静，堪为千秋师法大有为者，非中华圣贤佛祖之乡不可”，内文卷三亦多次引录阮福周对中华上国的倾慕之词，石濂本人劝阮福周尽早入贡请封的说辞更连篇累牍。可以说，该书从外到内均显示出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作为中华悠久文明继承和传播者之一的历史责任感。另一方面，书中卷三又明确说“世界无所谓华夷，自圣人出而分之耳”，对负山环海斩蓬蒿驱犀象而奠居十三世的这一海外小国，作者没有表现轻视心理和傲慢意识，所述行事处处遵从其习尚礼俗，特别是其人既自称大越国、大越国王、亲王、大学士，作者也就不管是否未经请封于中朝，一概从而呼之。书中自述赢得大越国举国上下的一致尊敬，临别前夕，阮福周来告“预领合国文武群僚，王亲国戚，同往海口，候送莲驾，使中华闻之，知国中奉重老和上如是，聊尽此心耳”。可以看出，不论在这趟宗教外交实践中还是在随后的写作过程中，石濂都有很可贵的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思想。可以说，既有民族自尊，又能平等对待他人，石濂的外交思想和外交作风，在极少数强权国家以势凌人的当今世界，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但是，在清初，潘耒一类人没有这样的视野和胸怀，出于盲目的民族自大意识、有意的媚上动机和彻底搞倒石濂的需要，他把《海外纪事》看作了石濂无视君上的一个有力证据。《海外纪事》卷一还写到他的出海是随同大批商人而行的，这也成了潘耒攻击他通洋干禁，谋取厚利的口实。后世论者也多认为石濂是能海外贸易的僧侣。实际上，在康熙二十三年始开海禁之前，长寿寺的物积富厚就早已出名，而其主要来源是地租收入；后来长寿寺庙建筑的进一步恢弘壮大，又源于阮福周的捐助。尽管如此，石濂涉足海外贸易还是确有其事的，这也不足为石濂病。因为，第一，石濂本来就是个“明季遗老之遁而入禅者”（《遂初堂集外诗文稿》王大隆跋，《乙亥丛编》本），不屑于以枯寂无能之僧侣自居；第二，海外贸易，沟通有无，不论是为自己谋利还是为庄严佛法，毕竟是于人无损的好事　况且古今中外宗教史上真正有影响的人物，罕有不重视其教耐以生存之经济基础者。
在《与梁药亭庶常书》中他进一步揭露石濂不光彩的发迹史，并把主要责任归于屈大均：
岭南素称法窟。六祖唱道于曹溪，匡真开宗于云门，大颠盛化于潮阳，近则大埔出木陈，珠江有天然，博罗产剩人，皆杰出丛林者。不意比来狮弦歇绝，乃有长寿石濂者，冒称知识，窃踞法席，观其行事，一如贾人方士之所为，全无本色衲僧气味，此在江浙必不能行，不知何以得行于贵乡三十馀年而无人检点也……初来广州，不过卖画观音，称讲师而已。忽为善知识，称觉浪法嗣，则翁山实证成之。翁山本从天然剃度，复为觉浪门人，后返初服，与天然诸法嗣不相得。见石濂，爱其聪慧，谓英年可造就，不惜口业，力为证明。翁山乃真亲见觉浪者。翁山既以石濂为觉浪之嗣，其谁曰非觉浪之嗣……又谄事平南王之幕客金公，绚得见平南及俺达公。广州长寿、清远飞来二寺皆实行和尚所住持，实行殁，公绚言于俺达，以石濂住长寿，长寿无产业，飞来有租七千馀石，乃于诸当事请以飞来为下院，尽逐实行之徒而并吞其租。翁山有力焉。自是石濂日益富厚……翁山实大有造于石濂，石濂既得志，遂疏翁山，翁山甚不平，业已赞成之，不可复言其伪，唯于诸相知前时一吐露，弟预闻之，故知其详……近阅其所著书，如《海外纪事》、《证伪略录》、《不敢不言》、《源流就正》等种种，夸诞不经，诡辩无理不能具述。即如《海外纪事》，首简称将有事北征，应上人之召，是妄语也；教学人饮酒，是破律也；付法于番国主，是卖法也；图章刻言性与天道，以尼山自居，是僭圣也；御制序特褒《五灯会元》，而贬剥不遗馀力，是抗旨也；《严统》毁板，乃浙中当事一时剖判之事，而以为奉旨严禁，是矫旨也；《五灯全书》业经御览赐序，痛加非毁，是讪上也……先生与翁山为金石交，翁山所言，先生安得不信……
言之凿凿，似不容不信。但稍加思索，就不能不疑：以大均之磊落峻爽，会如此沆瀣一僧？若石濂入主长寿纯是如此龌龊运作的结果，梁佩兰还会敬慕交加地写下《石翁入住长寿禅院赋赠》诗作？对石濂其人其事，近在咫尺，一直交游不停的佩兰竟然几十年不知底细，而远在几千里外的潘耒会洞若观火？这篇书的要害是要仍为天子近臣的梁佩兰，也承认石濂有“卖法”、“僭圣”、“抗旨”、“矫旨”、“讪上”等种种大逆不道之罪，从而向有关方面施加影响甚至直接奏告皇帝，将石濂置之死地。从文献来看，梁佩兰始终不为所动，并没有加入告发的行列。
就对清初最高统治者的态度而言，石濂的确与屈大均甚近而距潘耒甚远。除了《海外纪事》中有一处说给外邦人听的冠冕堂皇的谀圣语外，十二卷《离六堂诗集》几千首诗作没有一首颂圣性质的文字。相反，他与大批明遗民过从甚密，在诗中露骨地批评当今政治，完全不顾康熙帝的钦赏，大肆批评《五灯全书》等，都表明他对满清皇室至上权威的体认极其淡薄。大均一生著述上千万字，从不署清帝年号，倾其毕生心血为反抗清庭而死的南明四朝仁人志士树碑立传，根本不理睬清庭的博学鸿词徵试，其与清庭的格格不入，更是人所共知。潘耒则背弃国恨家仇，忘记老师叮嘱，热衷于投入满清统治集团怀抱，品节实可訾议。根据《碑传集》、《国朝耆献类徵》、《鹤徵录》等各种文献材料，潘耒之父凯明末列名向以气节著称的复社，后死于抗清斗争，兄柽章于南都亡后亦弃诸生，专以有明一代史事和文献自任，康熙二年因牵连庄廷 《明史》案被杀。其时潘耒已经十八岁，对于本来就诞生于江南抗清烽火之中，幼有神童之誉的他来说，这个年龄早已足够领会其间的国恨家仇。顾炎武曾专门就此作诗寄望。《亭林诗集》卷四《寄潘节士之弟耒》云，“笔削千年在，英灵此日沦。犹存太史弟，莫作嗣书人。门户终还汝，男儿独重身”。在成为潘耒之师后，除相处时不时以气节勉励外，炎武还于康熙十五、十七年两次专门自北京、陕西致函告戒，要其自保出处，不可热中干禄，落入蝇营蚁附之流。[4](P.290-791,P.801)潘耒的另一老师、著名遗民诗人徐枋，亦一再以不可轻搏清庭俸禄相规戒。《居易堂集》卷一《与潘次耕书》云，“足下既抱不世出之奇才，擅穷人益工之绝艺，而复以忧患坎坷玉汝于成，则天之所以与足下者甚厚，而足下其可轻用其才而轻视其所遭乎”，“仆之所以眷眷不能已于足下者，有其才而善成之，成之而善处之也”。但潘耒还是不念父兄在天之灵，不顾老师言犹在耳，于康熙十八年上京应清庭博学鸿词试得官，两年后又因进献极尽肉麻吹捧之能事的《平蜀赋》、《平滇赋》，而获康熙帝大加称赏，进充日讲官，知起居注兼纂修世祖实录，成了最受康熙帝宠信的文字近臣。康熙二十三年以浮躁降调归里后，又不甘寂寞，四处交接官绅，张扬声气，并攻击同里史氏《致身录》为伪书，著文与之论争，哓哓不休。大概就是因为告发石濂一事再次表现出了向最高统治集团看齐的“严正”立场，潘耒才于康熙四十二年起复原官，回到皇帝身边。于是久拖未决的告发案本身也就有了戏剧性的进展，石濂终于死定。
人之清浊，不比较无以自明。屈大均、石濂、潘耒，他们在清初统治集团淫威胁迫和利禄诱使面前的不同选择和归宿，标示了迥然不同的人格风范。但后世所知的石濂，在很大程度上却被潘耒抹黑了；屈大均之于石濂，本不属于所交非人，他们之间可能有的过节，也肯定被潘耒别有用心地张大其词了。我们应该还石濂以及他与屈大均关系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