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葛洪一生的际遇探讨其入世与出世思想

从葛洪一生的际遇探讨其入世与出世思想
　　彭慧娴
　　中华佛学研究
　　第四期 (2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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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葛洪为魏晋时期道教主要的代表人物。葛洪生在儒、道世家，年幼丧父，多次遭遇兵火战乱仍奋发自学。后拜师学五经、神仙导养之术等知识，并立志著一子书，令后世知其为文儒，但又慕仰归隐之士。其一生为官数次，却大都只是咨询性质的小官。由于葛洪经历了两晋、八个君王的更迭，政治腐败、仕族萎糜以及无数的宫廷斗争与内战，加上其性格之不好附会、奉迎，坚持不肯随波逐流等因素，形成其刑以辅德、君王修德、尚贤任能等的政治理想。这点从其代表作《抱朴子》外篇中即可明显得知。另外，当时社会亦崇尚道教养生之术，从葛洪一生中常入山归隐修道的行为，乃至晚年选择以修炼养生终了一生，又可发现其人生的理想。
　　入世与出世思想在葛洪身上皆可感受得到，但一般学者大多把他视为道家人物。本文拟从葛洪的家世背景、时代背景及其一生的际遇中，探讨在这一大环境中，葛洪之入世与出世思想形成的原因、内容与特色。进而发现，虽然葛洪以“身入世而心出世”为修道的最高境界，也以其一生尝试去实现此一理想，但最后却选择归隐山林的出世行为，而舍弃世间的治世理想，其实是与其身处魏晋时期，整个大环境的限制密切相关。
　　关键词：1.葛洪　2.《抱朴子》　3.入世　4.出世　5.道教　 6.魏晋南北朝　7.郑隐　8.鲍靓　9.治世　10.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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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自古以来，人类一直希望建立一个和谐美满、理想正义的生存社会，并努力提出改善社会的因应之道，尤其是知识份子，更是穷尽一生思索、反省并批判社会的现象，提出各种可能的意见与方法，也努力地去实践之。然而，当社会已处在极度腐败、混乱，而且这种现象竟已成为一种风尚时，知识份子在对时局的欲振乏力的极度失望与无助下，大多会消极的隐遁山林、超然修道或清谈玄义、不问世事以度余生。这种入世与出世的思想观念的形成显然与环境的变迁有关，而且二者似乎截然划分、互不相摄，成为不是积极入世就是消极出世的两种不同的选择。
　　东汉自桓灵以后，在宦官、外戚轮值当政下，党锢之祸频生，累及士子，使得许多读书人讳言政治，深感儒学不能予以安身立命的凭借，而弃儒崇道。到了魏晋时期，更是中国社会由短暂统一又走向分裂的时代，也是社会最动荡、政治最黑暗、民族灾难最深重的时期之一。当时的人生观约略可分为三派：[1]　一是要求顺情通性，得到自由自在的满足的逍遥论，如向秀、郭象的庄子注；一是要求调情感、除物诱、排智巧以期终老天年的养生论，如嵇康的养生论与答难养生论；一是求肆情纵欲，以享受人生的纵欲论，如列子杨篇。
　　葛洪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进入社会、参与政治活动，乃至最后隐遁山林渡余生，加上他的家庭背景与教育环境的熏陶，使他一方面有抱朴守质、淡泊名利的个性，笃志神仙之学的出世思想；另一方面又重视礼节与道德，甚至提倡德行与性命双修，强调修德是求仙的重要途径，以此来匡正流俗萎糜的弊病，更提出了各种为政之道，希望藉以对治当时的腐败之风的入世思想。
　　入世与出世的思想在葛洪身上皆可以感受得到，但一般学者大多把他视为好神仙之学的道家人物，甚少视为儒者。令笔者好奇的是：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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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洪具有这两种不同的思想特质真正的原因为何？是积极的世间关怀（入世），还是只是一种对世俗不满的批判？是积极的人生追求（成仙），还是消极的对世间的绝望与放弃下唯一的选择（出世）？因此，笔者欲从葛洪的一生际遇中探讨其入世与出世思想的特质与关联性，希望能藉此深入葛洪的思想内涵，进一步了解其在入世与出世的选择上的分化与融合关键之处。
　　二、葛洪生平简述
　　(一)葛洪的家世背景
　　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晋丹阳郡句容县人（今属江苏省）。出生约晋武帝太康4年(283)，卒约建元元年(343)，享年六十一。[2]　葛洪生于江南著名的士族家庭，祖辈世代为官。
　　洪祖父葛系（一作奚）曾仕吴，历任海盐、临安、山阴三县宰，入为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庐陵太守、吏部尚书等要职。[3]　如《抱朴子．外篇．自叙》中言：
　　洪祖父学无不涉，究测精微。文艺之高，一时莫伦，有经国之才。[4]
　　其从祖葛玄，字孝元，好神仙修炼之术，学通古今，博览经传子史，好弹琴、诵老庄、懂医术，常行奇技仙术于世，有神验。有弟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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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余人，郑隐为其入室弟子之一。吴人称之为“葛仙公”或“太极左仙翁”。[5]
　　葛洪之父葛悌，“以孝友闻，行为世表，方册所载，罔不穷览。”[6]
　　仕吴，历任五官郎、中正、建城南昌二县令等职。入晋后，历位大中 正、肥乡令、迁邵陵太守，卒于官。为官清正，廉洁无私，“举州最治，德化尤异，恩洽刑清，野有颂声，路无奸迹。”[7]　因此，从其祖父至其父之事迹可知，除了葛玄外余者均好儒学，且在仕途上皆有显赫之迹。
　　(二)葛洪的时代背景
　　魏晋时期，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特色。首先在经济上出现了士族豪强领主经济，江南兼并之风更盛，大批农民流为士族豪强的佃客和部曲。《宋书．武帝本纪》：
　　晋自中兴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兼并，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
　　随著士族豪强社会势力的强大，皇帝也与士族豪强们相竞争与妥协，形成社会上的腐败之风。[8]
　　在文化风尚方面，汉之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自汉末以来已名不符实，[9]　弊端丛生，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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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10]　的局面。选举官吏的权力都被宦官、外戚、士族和朋党把持，儒家失去了维系人心的力量。因此，到了魏晋时期，清谈之风兴起，形成以玄学为代表的士族文化；也有对当时传来的佛教文化和道教方术产生兴趣的，而不再走汉代“纯儒”、“经师”的路，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儒、释、道三教鼎立的局面。[11]
　　葛洪所处的时代，政治的崩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君王昏庸，大臣横暴，上下骄奢，朝纲不振，君臣伦理的原则几乎全部被破坏。葛洪从出生到卒世期间，经历了两晋、八个君王的更迭，以及无数的宫廷斗争与内战。[12]　这一世态的迅速变化，对其一生的影响应是不小的。
　　魏晋时，士族操纵朝廷用人之权，官位高卑皆视家族的背景，有权势的门阀士族和依附他们的门生故吏私为君臣。当时国家不断发生易君禅代的政治变乱，而士族的社会地位却不变，仍享有许多政治特权。实际上，魏晋社会就是汉末腐朽社会的延续，尤其是两晋之际。[13]
　　晋代以后，养生服药的人遍及社会各个阶层，神仙道教在上层士族社会中更是传播迅速。当时道教在魏晋社会的发展特征，据胡孚琛的分析有四点：一是道教的组织涣散，无统一的领导。二是天师道较具代表性且扩展到上层士族。三是早期道教产生分化和上层神仙道教逐步形成。四是道教发展的重要的过渡期，葛洪正处道教的过渡期，加上祖、父辈为儒官，从祖好神仙之学的家世渊源，故其兼收二家之精要，并为道教哲学作了关键性的贡献。[14]
　　(三)葛洪的一生际遇
　　《抱朴子．外篇．自叙》中葛洪将自己的一生交待得非常详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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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们也作了许多的考证与论述，[15]　本文兹引用陈飞龙教授一篇考证极为详究的文章：《葛洪年谱》，[16]　作为以下叙述的主要依据，并从葛洪的成长历程、学习历程、为官过程及归隐山林等四方面作介绍。[17]
　　葛洪的成长历程可从晋武帝太康4年（283）到惠帝太安元年（302），计二十年的岁月中去了解。《抱朴子．外篇．自叙》云：
　　洪者，君之第三子也。生晚，为二亲所娇，不早见督以书史。[18]
　　又云：
　　洪体钝性驽，寡所玩好。自总发垂髫，又掷瓦手博，不及儿童之群。未曾斗鸡骛，走狗马。见人博戏，了不自眄。或强牵引观之，殊不入神，有若昼睡。[19]
　　由是见之，葛洪的童年生活应是受宠而不甚好读书的，又自认为性情愚钝内向，手脚不灵活，不好与同伴玩。
　　葛洪十三岁父亡，故其生活与学习历程遂陷于饥寒困顿之境，不得已而躬执耕稼。又多次遭遇兵火战乱，先辈传下的书籍荡然无存。“乃负笈徒步行借，又卒于一家少得全部之书，益破功日，代薪卖之，以给纸笔。就营田园处，以柴火写书”。[20]　足见在父亡后其独立而艰辛的自学奋发的历程，只是此时没有就教的对象，而自认“贫乏无以远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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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孤陋寡闻，明浅思短，大义多所不通”。[21]
　　据陈氏考证，葛洪当于十五岁时拜郑隐为师，学神仙导养之术。郑隐明五经，知仙道等天文知识。至二十岁这五年间，洪兼学儒道，一心两用，致有“意志不专”之叹。时始作诗、赋、杂文，自以为甚佳，欲精治五经，著一子书，令后世知其文儒，且无意于仕途，故每览名人归隐之传，常仰慕其人而心向往之。此时也因欲锻炼身体、御寇避劫、猎取鸟兽而习武，这点对其以后的际遇亦颇具助益。
　　二十岁以前的葛洪，徘徊于儒、道之间，为求学、习作的阶段，更为以后的创作与方向奠下了很好的基础。
　　葛洪一生中为官数次，首次即在二十一岁时任将兵都尉，大破石冰之军，又被封为伏波将军。[22]　石冰事平，洪投戈释甲，欲径诣洛阳，欲广寻异书，以广见闻，但受到战乱所阻。[23]　欲返故里，又因陈敏据江东作乱而致周旋于徐、豫、荆、襄、江、广数州之间。二十四岁时，因广州友人嵇含上表推荐洪为参军。洪至广州未几，嵇含即遭人暗杀而亡，致洪滞留广州数年，绝意仕途，屡檄不就。
　　晋怀帝永嘉6年，葛洪三十岁隐居罗浮山，始与南海太守鲍靓相善，拜靓为师，受石室三皇文，且娶其女为妻。三十二岁返故里，闲居，州郡及车骑大将军礼辟，皆不就。[24]　后一年，勉受辟为府掾。[25]　又二年，受赐爵关中侯，食句容之邑二百户，洪上书固辞但未见许。
　　考葛洪于十六岁已立志撰一子书；二十岁著手草创；至三十五岁始撰成《抱朴子》一书。至其四十五岁时，洪因生活所迫，逢王导召其为补州主簿（史官），洪乃受职不辞。旋转司徒掾，又迁咨议参军，皆属“顾问”“咨议”性质。此应为洪最后一次为官，因其至六十一岁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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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一切职皆辞不就。[26]
　　葛洪素有隐居山林之志，《抱朴子．外篇．自叙》有言：
　　自度性懒而才短。以笃懒而御才短，虽翕肩屈膝，趋走风尘，犹必不辨，大致名位而免患累，况不能乎？未若修松乔之道，在我而亡已，不由于人焉。将登名山，服食养性。非有废也，事不兼济。自非绝弃世务，则曷缘修习玄静哉？……而古之修道者，必入山林者，诚欲以违远欢哗，使心不乱也。今将遂本志，委桑梓，适嵩岳，以寻方平、梁公之轨。[27]
　　迨郭文死时，因敬仰其人有“未卜先知”之术，而为其作传赞颂之余，慨叹人生无常，因而有隐居兰风山，从事修道之举。[28]　洪五十岁时，闻交趾产丹，请为句漏令。至广州，为刺史邓岳强留，乃止于罗浮山，从事炼丹。其在山数年，优游闲养，著述不辍。
　　晋康帝建元元年，一日，洪予广州刺史邓岳书，云：“当远行寻师、药，克期便发。”岳得书，心知有异，往见之，而洪已亡，视其颜色如生，体亦柔软，入棺，轻如空衣，时咸以为尸解得仙也。
　　(四)小结──葛洪的人格特质
　　从葛洪的一生际遇中可以发现其特有的人格特质，而这种人格特质往往不是单一因素所造成的，其中包括了其本身的性格、成长的环境、学习的内容、人生的际遇等等错综复杂的因素。今就以上所言，略作分析如下：
　　葛洪自小性格内向，在语言和交际上也显得木讷寡言，使其在长大后变得内敛沉著，遇事喜欢独立思考，也较有自己的见解，在社会活动中也坚持不肯随波逐流。在《抱朴子．外篇．自叙》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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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之为人也，而騃野，性钝口讷，形貌丑陋，而终不辩自矜饰也。冠覆垢弊，衣或褴缕，而或不耻焉。洪期于守常，不随世变，言则率实，杜绝嘲戏。不得其人，终日默然。故邦人咸称之为抱朴之士。[29]
　　在待人处世上，由于其“抱朴”之个性，故不会主动拜访长官，也不计毁誉。结交朋友也在审慎观察，详细了解后才往来。因是之故，非常讨厌浅近之人，“每与人言，常度其所知而论之，不强引之以彼所不闻也。及与学士有所辩识，每举纲领。……度不可与言者，虽或有问，常辞以不知，以免辞费之过也。”[30]
　　其亦痛恨邪恶不义之人，也具有口不论人是非、不妄意评价人物的性格，认为“我身在我者也，法当易知。设令有人问我，使自比古人及同时令我自求辈，则我实不能自知可与谁为匹也。况非我，安可为取而评定之耶！”
　　由于有这样的个性，因此对于世俗的萎糜作风及政治的腐败甚为不满，常有所批评及有自己的看法，倡“道内以治身，外以为国”、“道本儒末”的思想；但他受儒学渍染颇深，故其修持是以道为法，治世则以儒为本的。
　　又，葛洪认为富贵只可以逐渐获得，而不能立即便得到，且当富贵离开时也挽留不住，“隆隆者绝，赫赫者灭，有若春华，须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31]　“乐天知命，何忧何虑？安时处顺，何怨何尤？”[32]　“祸莫大于无足，福莫厚乎知止。”[33]　这种安贫知足的人生态度，乃至最后隐遁山林，笔者认为应是在见识与经历了许多变故后，内心经过一番的挣扎和调整而渐渐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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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明在《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一文中曾对葛洪的思想作以下结论：
　　葛洪这个飘零没落的士族分子，他的前后思想变迁的脉络，大体就是从入世而遁世，从儒家而至皈依神仙道教。但也始终没有忘怀儒家和道。这是与他的阶级出身、所处时代和个人遭遇息息相关的。[34]
　　葛洪的人格特质是独特而多面的，从其人生际遇与思想变迁来看，既有知识份子的积极关心社会动脉的入世精神；又有因社会的过度动乱与腐败，以及因自己的建树没有机会发挥，进而选择隐遁山林，不再为官问世事的消极心理。因此，葛洪的一生，其实是魏晋时期，知识份子面对与经历了社会的变化万千的心历路程的明显写照。[35]
　　三、葛洪入世与出世思想
　　(一)思想形成的因素
　　人在现世的生命活动，往往与其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而在参与的过程中也会有自己的“世间哲学”；但人的生命活动不只限于现世中，人亦有超现世的向往，即是人的出世的生命活动表现。[36]　葛洪在这两方面的思想，可从其代表著作《抱朴子》之外篇中明显的看出来。
　　“葛洪的抱朴、保守性格具现于外篇，就是延续并转化汉人旧学，其中含摄儒、墨、道、法、兵诸家，而归本于儒家，他以之论人间的得失、世事的臧否，常因应时势，因事制宜。所以论出处去就之道，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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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晋多故的政局，多倡逍遥隐遁，知止任命的道家思想；论君道臣节之道，感于晋世纷乱的政治，提倡君尊臣卑之说，君主修德，又能分官任贤，则权臣不再跋扈、能臣能有出身，近于外法内儒的思想。论讥俗救生之法，激于魏晋士风的颓废，因而主张严刑峻法的法家与省烦去侈的墨家，而反对俗儒的仁政、道家的迂阔。”[37]
　　依李氏之见，只是外篇就含摄了不只一家之言，大抵因其生处两晋之交，有感于权臣的跋扈和君势的微弱是致乱的主因，故也主张法家的刑以辅德之说。同时也含盖了入世与出世的思想，这与葛洪身处魏晋时期儒道的合同、离异交杂的时代因素密切相关。
　　如前所言，魏晋之际，世变纷纭，又逢北方大族南下，纷据要津，形成新的政治集团，使南方旧族没落。葛洪出生南方士族世家，受儒学的浸濡颇深，因此对北方士族的放荡、好变、奢华极为厌恶，故其在外篇中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以维护礼教的理由予以痛斥。因此，时代环境的更迭、多变成为其入世与出世思想形成的原因之一。
　　据林氏的分析，葛洪在十五岁从郑隐习道时，由于同时兼学经书，一心两用，意志不专，以致绩效不佳；既不能为纯儒，又无法证道，故在为官的过程中，内心经历了一番矛盾与挣扎。加上又经历了石冰之乱、八王之乱、陈敏之乱、永嘉之乱等变故，因而对自己身世的多难及友人嵇含的突遭暗杀深为感慨，认为富贵如华，难以长存，而宁可选择寄情于山林、修道以养天年。[38]　此为其思想转折之二。
　　另外，师友对他的影响也不小。首先跟随郑隐学道，虽自言所学不专，也没有随之归隐，但因博览儒道二书，所以也为其将来的思想与著述奠下了深厚的基础。鲍氏则是葛洪在仕途游荡多年后，主动向之学习的，当时的葛洪已从仕途趋向归隐绝仕之路了。再者郭文的“未卜先知”而亡，遂令洪羡慕其学道有成，而更刺激了他入山林专志神仙之学的心情。这一切皆对葛洪产生颇大的影响，令其在见仕途无所可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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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修道成仙成了他晚年认为唯一可以做、可能实现的理想，尤其在“生命之有限、人间荣华如朝露”的人生感慨下，觉得寻找一个精神的寄托，才是唯一可以慰藉心灵的方式。此为思想转变之三。
　　综观葛洪从对社会政治及风尚等的积极关注、治世理想的提出，渐渐走向归隐山林修道之过程及转变，虽稍能理解或分析出一部份的原因，但这毕竟是复杂而深刻的心路历程，实非外人所能尽见的。唯笔者从其一生的际遇与转变中，发现环境对葛洪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葛洪最终选择隐遁山林修道，或许如其所言的好神仙之学所致，但如果在环境许可下，足以让他发挥自己所规划的治世理想，宣扬其入世之哲学理念，那他又将会对入世与出世作何抉择与取舍呢？还会一本初衷地以出世为唯一的选择吗？选择修道成仙也就可能并不只是实现人生理想那般单纯了。
　　(二)思想内容与特色
　　1.在政治及社会风俗文化上
　　魏晋时代，上层道教的社会政治属性越来越强，葛洪是这个时期神仙道教代表性的人物，但他除了能接受有黄老道家渊源的养生论外，对士族名士的逍遥和纵欲两派都有所批评，提出以道为本的思想。他一方面推崇隐逸思想，鼓励知识份子脱离朝政，鼓吹神仙道教，他的代表著作《抱朴子内篇》更奠定了神仙道教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又主张山林中的隐士可以“论世务”、“议政事”。《抱朴子．外篇》即是此一思想的代表著作。[39]
　　外篇多为入世思想，对魏晋的禅让废立的政权交替方式大加申斥。《抱朴子．外篇．良规》有言：
　　夫废立之事，小顺大逆，不可长也。召王之谲，已见贬抑，况乃退王，恶其可乎？……夫君，天也，父也。君而可废，则天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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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父亦可易也。[40]
　　故其认为只有先巩固君权，确立君威，方能平息乱臣的跋扈与僭越。但，又提出君王必须修德、尚贤任能，任贤时须量才为用；也提出了若干察举的原则和方法，并以刑辅德等等的政治理想，[41]　表达了他力图割除时弊，挽救政局的愿望。
　　在社会风俗文化方面，葛洪一方面主张礼法省烦，以改礼学家烦琐之弊；但一方面又强调礼数，以改玄学家的放诞之习。提酒诫，明学问与教化的重要，企图以此挽救世俗的流弊，想以汉儒治学的精神及自己的新文学来变革传统观念。[42]
　　综观以上之思想内容，葛洪的政治等主张兼用了儒、道、法等的治世思想，是相当的积极、入世的，也颇能展现其为儒学世家的魄力与精神，一改过去修道者不问世事之态度，强调了隐士也要关心时局的观念。
　　2.个人修养方面
　　在个人修养上，葛洪也不是“纯儒”或“纯道”的，而是主张儒道兼修。在《抱朴子．内篇．释滞》言：
　　以六经训俗士，以方术授知音。欲少留则且止而佐时，欲升腾则凌霄而轻举者，上士也。自才力不能并成，则弃智人间，专修道德者，亦其次也。[43]
　　又《抱朴子．内篇．微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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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求长生者，必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44]
　　《抱朴子．内篇．对俗》又言：
　　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45]
　　由上观之，葛洪的修道是以儒辅道的，且若无修德的功夫是修不成仙的。至于他的道的境界，依林氏言，“承袭老庄的宇宙观，以道──或其作用的神秘而称之为‘玄’──为宇宙的本体，凡人修道体玄之后，不止能使精神长王，而且形体不衰，可达‘长生久视’的神人境界，出乎无上，入乎无下，遨游天地之间，逍遥恍惚之中，为人生欲求的最高满足和享受。”[46]
　　葛洪之所以想到达这样的境界，乃源于其对生命苦短的人生态度：
　　百年之寿，三万余耷，幼弱则未有所知，衰迈则欢乐并废。童蒙昏除数十年，而险益忧病相寻代有，居世之年略消其半，计定得百年者，喜笑平和，则不过五六十年。……六七千日耳。顾眄已尽矣，况于全百年者，万未有一乎！谛而念之，亦无以笑彼夏虫朝菌也，盖不知道者之所至悲也！[47]
　　因是之故，葛洪向往神仙的长生不老的境界，而建立出一套的神仙哲学的隐逸修道出世思想，并提出了禀赋、立志、明师、勤求以及积善修德等的修道条件用以实践其神仙理想。[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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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观葛洪的出世修道思想，固然其明显的是承袭了道教养生成仙的观念。另一方面，让他真正完全的舍弃世间的一切，全心投入修道炼丹的原因，仍可从其一生的际遇变化中感受得到，特别是其在仕途及人生际遇上的不尽如意，内心对世间的紊乱深感欲振乏力之下，所产生出来的无力感与幻灭感下的选择。因此，笔者认为：葛洪的隐逸出世思想应是在被动、无奈、消极的时空环境下形成的，而且是魏晋时期，知识份子在那样的大洪流下，无法避免的命运。
　　(三)综述
　　“人性”本身就横跨了“身”“心”二界，“入世”与“出世”的思想是可以视为“身入世心出世”的。二者之间可以是冲突，也可以是调合无碍的。[49]　但人毕竟是生活在大环境中，生活的智慧是靠生命长期的历练与长期的如理思惟而得的，能做到“身入世而心出世”，且能在其中悠游自在无所挂碍，其实不是一般人所能为的。
　　回顾葛洪的一生，从其父亡至其终老，较长的时间是在出世与入世间徘徊的。纵然其一再强调为官是迫不得已、非其本志，然其内外篇字里行间也一再透露出不满时事、对世事有所建言之态；再看其官职，除了首次为官的将兵都尉外，余者多为“咨议”“顾问”性质的无实权的小官，根本无法发挥其为政处事之理想。这对于一个儒学世家，以著一部子书立名后世的知识份子而言，其内心那种欲入世奉献心力却生不逢时的煎熬与挣扎是不小的。乃至最后一再亲眼见到世间的颓废与腐败，内心那股欲出仕提振风尚的热情是会一再被浇熄的。因此，其晚年选择以隐遁山林、不问世事、专心炼丹的生活方式，并且传其“预知时至”的化仙而去的结束不甚如意的一生，这样的结局似乎也是顺于时势及其性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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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结语
　　葛洪生在儒学世家，祖辈世代为官，自小受到儒学思想的熏习，虽自言少受督勤学经书，却多少受到其父为官清廉无私的影响，而对为官者的要求及当政者的祈望与建议，多采儒家等诸家的治世之道。又其一生遭逢多劫灾难，颠沛流离于数州之间，亲见社会风尚之颓糜与腐败，加上仕途之不顺心及故友之变等际遇，促其治世思想渐趋淡薄，转而专志于其一直以来所向往的神仙修道思想。
　　葛洪努力了一生，著述了《抱朴子》内、外篇以表其治身与治世之道，但终究抵不过大环境的洪流，无法真正做到其认为修道的最高境界──“身入世而心出世”。中国社会的知识份子多受儒家影响，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然而世事多变难料，若生不逢时，再大的理想也抵不过环境的大洪流。知识份子除消极的遁世或随波逐流，少有能做到“身入世而心出世”的超然态度。纵然如葛洪般努力一生，并著书以明志，终也只被视作道学之重要人物，而少言其治世之理念，使其求以“文儒”留名后世的愿望终难实现。
　　从葛洪早期立志著书与接受官职的事实来看，他对世间的关怀曾经是积极的。然而在经过了中年的流离生涯后，由于亲眼见到、接触到仕族子弟的萎靡奢滥，以及政治生态的无可救药，又因没有机会参与政事，内心那股对世俗不满的情绪，使其对世间从积极的关怀转变为消极的绝望与放弃，最终选择走入山林，终了一生。其入世与出世思想的分化原因，除了是性情上不合于世之外，整个魏晋时期的大环境，其实是主要而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也是当时大多数的知识份子所难以避免的命运。
　　【参考文献】
　　一、书籍资料
　　1. 晋葛洪著，天道馆主编校，《抱朴子》，台中：创译出版社，1981年6月。
　　2. 《晋书》卷72〈葛洪传〉。
　　3.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魏晋南北朝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
　　4. 王仲荦著，《魏晋南北朝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1980年12月。
　　5. 李丰楙著，《不死的探求──抱朴子》，台北：中时出版社，1982年12月。
　　6. 汤一介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台北：东大出版社，1988。
　　7.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
　　8. 胡孚琛著，《魏晋神仙道教──抱扑子内篇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9. 冯达文著，《回归自然──道家的主调与变奏》，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
　　10.宁稼雨著，《魏晋风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年9月。
　　11.刘精诚著，《中国道教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7月。
　　12.李中华注释，《新译抱朴子》，台北：三民书局，1996。
　　13.王利器著，《葛洪论》，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
　　14.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卷1，台北：中华道统出版社，1997。
　　15.《中国道教大辞典》，台北：东久企业有限公司，1996年7月。
　　16.《中华文化百科全书》册1，黎明文化事业公司、中华文化基金会印行，1989年10月。
　　二、期刊论文资料
　　1. 林丽雪著，〈葛洪事迹与著述考──葛洪研究之一〉，《国立编译馆馆刊》6:2，1977。
　　2. 林丽雪著，〈抱朴子内篇思想析论──葛洪研究之二〉，《国立编译馆馆刊》7:2，1978。
　　3. 林丽雪著，〈抱朴子外篇思想析论──葛洪研究之三〉，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文史哲学报》第28期，1979。
　　4. 陈飞龙著，〈葛洪年谱〉，《国立政治大学学报》第41期，1980。
　　5. 王宗昱著，〈评葛洪论儒道关系〉，《孔孟月刊》31:5，1993。
　　6. 王淳美著，〈魏晋之政治思想〉，《南台工商专校学报》第20期，1994。
　　7. 陈飞龙著，〈抱朴子修撰过程考论〉，《中央大学社会文化学报》第1期，1994年5月。
　　8. 李军著，〈玄儒佛道教育哲学比较研究〉，《孔孟学报》第70期，1995年9月。
　　9. 詹哲裕著，〈汉末魏晋时期老庄学说对儒家礼法思想的冲击〉，《复兴岗学报》57期，1996年6月。
　　10.李杜著，〈从哲学的了解去说宗教的入世说与出世说〉，《哲学与文化》23：7，1996年7月。
　　11.巨克毅著，〈论宗教的入世精神与社会正义〉，《宗教哲学》2:3，1996年7月。
　　12.邬昆如著，〈入世与出世的冲突与调和〉，《宗教哲学》2：4，1996年10月。
　　13.李刚著，〈汉魏两晋道教生命哲学的发生形成〉，《宗教哲学》2：4，1996年10月。
　　14.李军著，〈中国宗教教史上的一座丰碑──葛洪《抱朴子》道教教育理论探析〉，《哲学与文化》24：2，1997年2月。
　　15.吕武志著，〈《文心雕龙》与《抱朴子》文论〉，国立师范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43（1），1998。
　　16.饶宗颐著，〈审慎精细博洽──评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明报月刊》，1998年5月。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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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参考林丽雪著〈抱朴子内篇思想析论──葛洪研究之二〉，台北：《国立编译馆馆刊》7:2，1978年，页40。
　　[2] 关于葛洪的生卒年有各种说法，可参考陈飞龙著的〈葛洪年谱〉《国立政治大学学报》第41期，1980年）、胡孚琛著的《魏晋神仙道教──抱朴子内篇研究》之附录〈葛洪年谱略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钱穆著的〈葛洪年谱〉（《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册3，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7年）等，此采陈飞龙之看法。
　　[3] 参考葛洪著《抱朴子》，天道馆主编校，台中：创译出版社，1981年6月，页265。
　　[4] 同上注。
　　[5] 见胡孚琛著《魏晋神仙道教──抱朴子内篇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78。
　　[6] 同注3。
　　[7] 同注3。
　　[8] 同注5，页36～37。
　　[9] 参考林丽雪著〈抱朴子内篇思想析论──葛洪研究之二〉。据作者分析，儒学的衰微有内外在的因素：内在的因素是指儒学思想的堕落和经学的支离破碎；外在的因素则为政治的紊乱和民生的疾苦。详见页39～40。
　　[10] 见葛洪著《抱朴子．外篇．审举》，页171。
　　[11] 参胡孚琛著《魏晋神仙道教──抱朴子内篇研究》，页37～38。
　　[12] 见王仲荦著《魏晋南北朝史．魏晋南北朝大事年表》下册，上海：人民出版，1980年12月，页1058～1060。
　　[13] 同胡孚琛著《魏晋神仙道教──抱朴子内篇研究》，页39～40。
　　[14] 详析参见胡孚琛著《魏晋神仙道教──抱朴子内篇研究》，页46～47。
　　[15] 如注2。
　　[16] 陈飞龙著〈葛洪年谱〉，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学报》，第41期，1970年，页149～182。
　　[17] 略为参考李丰楙著《不死的探求──抱朴子》内的分类方式，台北：中时出版社，1982年12月，页29～52。
　　[18] 《抱朴子》，页265。
　　[19] 《抱朴子》，页270。
　　[20] 《抱朴子》，页265。
　　[21] 《抱朴子》，页266。
　　[22] 葛洪本不欲为官，此次则以“既桑梓恐虏，祸深忧大，古人有急疾之义”；又以“畏军法，不敢任志”之由勉强为之。
　　[23] 时值八王之乱未平，四处皆为乱事，道路受阻不得前进。
　　[24] 《晋书》卷72之葛洪传：“后还乡里，礼辟皆不就。”
　　[25] 时司马睿大事招延人才，多辟掾属。“掾”，属“顾问”、“咨议”性质的官职。
　　[26] 可参见《晋书》卷72〈葛洪传〉、《太平御览》卷664．〈晋中兴书〉所叙。
　　[27] 《抱朴子》，页269～270。
　　[28] 此事晋书未记载，据陈氏考证为实，参注16，页174～175。
　　[29] 见《抱朴子》，页266。
　　[30] 见《抱朴子》，页267。
　　[31] 见《抱朴子》，页269。
　　[32] 见《抱朴子．外篇．名实》，页269。
　　[33] 见《抱朴子．外篇．知止》，页260。
　　[34] 本段因无法找到确切的出处，故引自胡氏（注5，页96）之引文。
　　[35] 关于葛洪的心理与人格特质，胡氏的著述（注5，页82～99）中分析得甚为详细，值得参考。
　　[36] 参考李杜著〈从哲学的了解去说宗教的入世说与出世说〉，《哲学与文化》23：7，1996年7月，页1764～1765。
　　[37] 引李丰楙著《不死的探求──抱朴子》，台北：中时出版社，1982年12月，页111。
　　[38] 同注1，页41。
　　[39] 参考詹哲裕著〈汉末魏晋时期老庄学说对儒家礼法思想的冲击〉，《复兴岗学报》第57期，1996年6月，页134。
　　[40] 见《抱朴子》，页160。
　　[41] 详细内容可参考：林丽雪著〈抱朴子外篇思想析论──葛洪研究之三〉，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文史哲学报》28期，1979年。
　　[42] 可从《抱朴子．外篇》之疾谬、讥惑、名实、清鉴、行品、酒诫、弭讼、勖学、崇教、博喻等篇中得知此一理想。
　　[43] 见《抱朴子》，页42。
　　[44] 见《抱朴子》，页35。
　　[45] 见《抱朴子》，页15。
　　[46] 同注1，页66。
　　[47] 《抱朴子．内篇．勤求》，页79。
　　[48] 详细内容可参考注1，页51～56。
　　[49] 参考邬昆如著〈入世与出世的冲突与调和〉，《宗教哲学》2：4，1996年10月，页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