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年天台教籍重归中土的史实

北宋初年天台教籍重归中土的史实
　　沈海波
　　中华佛学研究
　　第四期 (2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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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北宋初年，天台教籍由海外重归中土，天台宗亦由此复兴。天台教籍自何处求回？长期以来学者们对这一段史实往往疏于考证，并且因循《佛祖统纪．谛观传》的记载，认为得自高丽。本文从天台宗在高丽和日本的传播情况入手，[金*勾]稽各种史料，指出了旧说的错谬之处，并详细论证了天台教籍得自日本的有关史实。
　　关键词：1. 天台宗　2.义寂　3.谛观　4.高丽　5.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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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小引
　　天台宗智者大师学术精深，破斥南北，禅义均弘。其一生著述极为宏富。灌顶《智者大师别传》曰：“智者弘法三十余年，不畜章疏，安无碍辩，契理符文。挺生天智，世间所伏。有大机感，乃为著文。奉撰《净名经疏》，至〈佛道品〉，为二十八卷；《觉意三昧》一卷；《六妙门》一卷；《法界次第章门》三百科，始著六十科为三卷；《小止观》一卷；《法华三昧行法》一卷。”此外出自智者口述而为门人追记的还有很多。但是，智者大师的著作迭经法难的摧残和战乱的洗劫，至五代末已是残存无几。
　　有释义寂者，造天台山研寻止观，乃有慨于编简之零断也。宋赞宁曰：
　　先是智者教[这-言+亦]，远则安史兵残，近则会昌焚毁，零编断简，本折枝摧，传者何凭端正其学？寂思鸠集也，适金华古《藏》中得《净名疏》而已。[1]
　　此可见天台宗于其时已极凋零，故智者大师之著述亦仅可寻得《净名经疏》一种而已。于是义寂发愿于海外求书，终使智者大师的遗著能够得以完璧归赵，天台宗亦由此得以复兴。
　　智者大师的著述从何处复归中土？学术界对此问题一直有不同的观点。
　　二、学术界的一些观点
　　根据宋人志磐所撰〈义寂传〉的记载，天台宗的教籍是从日本求得的。其文曰：
　　吴越忠懿王因览《永嘉集》，有“同除四住，此处为齐，若伏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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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三藏即劣”之语，以问韶国师。韶云：“此是教义，可问天台寂师。”王即召师出金门建讲，以问前义。师曰：“此出智者《妙玄》。自唐末丧乱，教籍散毁，故此诸文，多在海外。”于是吴越王遣使十人，往日本国，求取教典。既回，为建寺螺溪，匾曰定慧，赐号净光法师。[2]
　　但是，志磐在〈谛观传〉中却又说天台宗教籍是谛观从高丽带来的。其文曰：
　　吴越王遣使致书，以五十种宝，往高丽求之。其国令谛观来奉教乘，而《智论疏》、《仁王疏》、《华严骨目》、《五百门》等，禁不令传；且戒观师，于中国求师问难，若不能答，则夺教文以回。观师既至，闻螺溪善讲授，即往参谒，一见心服，遂礼为师。[3]
　　两传的说法截然不同。有学者权衡二者后取〈谛观传〉之说。如蒋维乔曰：
　　盖吴越王据《永嘉集》“同除四住”之文，求天台教籍于海外，此天台书籍之所以得再传于中国之故也。但遣使日本之说，于日本历史无征，恐系遣使高丽，而误书日本也。证之《统纪》（指《佛祖统纪》──笔者注）〈谛观传〉而益信。[4]
　　钱俶遣使日本之说虽于日本历史无征，但钱俶遣使高丽之说同样也于朝鲜历史无征，我们如何可以仅据〈谛观传〉而否定〈义寂传〉的记载呢？所以，蒋氏的分析失诸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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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磐在撰《佛祖统纪》时，其〈义寂传〉系据《宋高僧传．义寂传》，他当然也注意到了此传与〈谛观传〉之间的不同。所以，他在〈义寂传〉中加案语云：
　　案二师口义云，吴越王遣使以五十种宝往高丽求教文，其国令谛观来奉诸部，而《智论疏》、《仁王疏》、《华严骨目》、《五百门》等不复至。据此，则知海外两国皆曾遣使。若论教文复还中国之宝，则必以高丽谛观来奉教卷为正。[5]
　　这种解释从表面上看颇能调和记载上的不同之处，所以，学术界咸据以立说。如日本镰田茂雄说：
　　天台宗的螺溪义寂得到吴越王钱弘俶的赏识，他奏请寻求因战乱废佛而散失的天台宗论疏，吴越王便派遣使者到高丽及日本去寻求。因而高丽派了《天台四教仪》的作者谛观带来诸部论疏到螺溪。[6]
　　杜继文也说：
　　为了寻找国内散佚殆尽的天台宗论疏，义寂奏请向各处搜求，钱俶乃遣使往高丽、日本等国。其后高丽僧谛观携带大量天台诸部论疏来华，使天台宗在宋初时呈现“中兴”之象。[7]
　　郭朋也说：
　　自唐安史之祸，特别是武宗灭佛、五代离乱之后，佛教各宗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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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资料，大都丧失殆尽。宋初，在吴越王钱俶的赞助之下，从朝鲜、日本等地寻回了一批佛教文献。其中，属于天台宗者为数尤多。[8]
　　诸家之说大同小异，皆以志磐之论为本。
　　然而，〈义寂传〉明云：“于是吴越王遣使十人，往日本国，求取教典”，并未提及高丽。所以，志磐试图调合日本和高丽两说的观点，似缺乏有力的证据。虽说大部分学者采用高丽说，但也有少部分学者采用日本说。如汤用彤即云：“宋初天台求经于日本。”[9]　那么，五代末天台宗教籍究竟是从日本还是从高丽，抑或是从两地同时求取的呢？此一问题不仅关系天台宗的历史，而且也牵涉到中国与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史。所以，笔者不揣浅陋，对此段史实略作考证。
　　三、〈谛观传〉质疑
　　谛观不见于《宋高僧传》，志磐撰《佛祖统纪》始为其立传。观其传文，不仅于其生平语焉不详，而且对其携教籍至中土一事的叙述，亦多有使人生疑之处。兹列举如次。
　　第一，高丽国既命谛观来奉教籍，又为何“不令传”《智论疏》、《仁王疏》、《华严骨目》和《五百门》等书呢？这恐怕是针对这几部书在北宋初年时仍然散逸在海外的情况，而衍生出来的话。
　　第二，高丽国既命谛观到中国求师问道，却又规定他“若不能答，则夺教文以回”。这是极不合情理的。唐宋时期，高丽国同日本一样，经常遣使到中土游学问道、求取经籍。如宋太宗端拱2年（公元989年），高丽成宗王遣僧如可书来请大藏经，太宗即命赐予，并赐如可紫衣。[10]　又如淳化元年（公元990年），高丽又遣使韩彦恭来宋，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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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佛经，得到新印的大藏经一部，翌年4月归。[11]　高丽求法僧为了能求取经籍，还经常主动带来一些中土佚籍，以示友好。如义天在宋哲宗时入宋求法，就将中土久佚的智俨《搜玄记》、《孔目章》，法藏《起信论义记》、《探玄记》，澄观《华严经疏》等奉赠慧因寺。可见当时高丽对于中土文化一直是怀著求法的心态的，谛观怎么可能会有“若不能答，则夺教文以回”的倨傲态度呢？
　　第三，〈谛观传〉称“观师既至，闻螺溪善讲授，即往参谒，一见心服，遂礼为师。”义寂因为天台教籍散佚，无法弘扬教义，所以才有志于搜求佚籍。而谛观既能睹天台教籍之全貌，识见必广，怎么会“一见心服”，甚至要拜其为师呢？
　　志磐所撰《佛祖统纪》，于史实往往多有错谬之处，向为学者所诟病。〈谛观传〉短短数百言，其所叙即颇多抵牾，可见其史料价值是我们需要谨慎对待的。
　　四、义寂求书的史实
　　《佛祖统纪》中的〈义寂传〉系据《宋高僧传．义寂传》而成，但是增益之处甚多，亦有令人生疑者。如智者大师的《妙玄》既然逸在海外，义寂又是怎么知道“同除四住”之语是出自其中呢？〈谛观传〉中也有相同的记载，其文曰：
　　法师谛观，高丽国人。初，吴越王因览《永嘉集》“同除四住”之语，以问韶国师。韶曰：“此是教义，可问天台义寂。”即召问之。对曰：“此智者《妙玄、位妙》中文。唐末教籍流散海外，今不复存于是。”[12]
　　志磐对文中的自相矛盾之处也有所觉察，但仍然试图为其圆通。他在传中加案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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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玄》既散失不存，未审何缘知之？必寂师先曾见残编耳。[13]
　　传文中既云“今不复存于是”，当然也就没有所谓的“残编”。所以，志磐的解释也是牵强的。
　　义寂求取教籍的记载，最早见之于《宋高僧传》。赞宁曰：
　　释义寂字常照，姓胡氏，温州永嘉人也。……既通律义，乃造天台山研寻止观，其所易解犹河南一照也。……后款告韶禅师，嘱人泛舟于日本国购获仅足。由是博闻多识。微寂，此宗学者几握半珠为家宝欤？遂于佛陇道场、国清寺相继讲训，今许王钱氏在两浙日，累请开演，私署净光大师并紫方袍，辞让不却，受而不称。及兴螺溪道场，四方学侣雾拥云屯。[14]
　　此传所叙较为平实，亦可纠正《佛祖统纪》记载中的失实之处。据此传可知，义寂从日本获取教籍后才能“博闻多识”，钱俶亦因此延请开讲，天台宗由此得以复兴。有文献记载：
　　智者大师位登诸地，示四依，得总持门，获无之辩，所述教法盈数百卷。净光大师义寂传而讲之。……[15]
　　又有澄彧所撰义寂塔铭曰：
　　师讳羲寂。……昔智者师迄湛然师，灯灯相续，遍布寰宇。自唐武宗焚毁，微言暂污，传持中废，而能苦心研味，在处宣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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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考文，诲人无倦。……[16]
　　此皆颂义寂兴教之功。正是由于义寂求得了佚失的教籍，并且苦心研味，才使得四方僧侣慕名而至。因此，谛观之师事义寂，当在义寂求取教籍之后。《佛祖统纪．谛观传》称谛观“既至，闻螺溪善讲授”，亦可证在义寂开演讲训、声誉日隆之时，谛观才礼其为师。其时义寂已经得到了智者的佚籍，谛观怎么还会来奉教籍呢？即使谛观师事义寂时也曾带来过教籍，但至少有一点已经可以肯定了，那就是义寂为中兴天台宗而求取的教籍并非从高丽得求。
　　那么，天台宗的教籍究竟是从何处获取的呢？《宋高僧传》中说得很清楚，是从日本。宋人宗晓为义寂所撰传略也说：
　　后时忠懿王以教相咨问德韶国师，师指授尊者，因是奏王，请出金门建讲，钦若敬奉，为之造寺，今螺溪定慧院是也。王又遣十人往日本国，取天台教藏回。赐师以净光大师之号。[17]
　　此与《宋高僧传》的记载完全符合。
　　在义寂求取天台教籍的过程中，吴越王钱俶起过重要的作用。志磐在为钱俶作传时说：
　　（钱俶）又尝召螺溪寂法师至金门建讲，问智者教义。以典籍不全，慨然遣使，赍重宝求遗书于高丽、日本。于是一家教卷复见全盛。[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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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寂是一介僧侣，当然无法到海外去求书，但是将求书的功劳全部归到钱氏的名下，也是不符合事实的。钱俶虽然虔心向佛，但将天台教籍得以复见的原因，说成是他“以典籍不全，慨遣使”，显然是将义寂的作用给抹煞了。《宋高僧传．义寂传》称“后款告韶禅师，嘱人泛舟于日本国购获仅足”，说明是义寂通过国师德韶，请钱俶出面派人到海外去求书的。
　　值得注意的是，志磐在钱俶的传中再次沿用了同时到高丽和日本两地去求书的说法。此说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其〈谛观传〉中所谓“谛观来奉教乘”的叙述。天台教籍得自高丽的说法，在宋代是颇为流行的：
　　有传天台智者教义寂者，屡言于师曰：“智者之教，年祀浸远，虑多散落。今新罗国其本甚备，自非和尚慈力，其孰能致之乎？”师于是闻于王，王遣使及赍师之书往彼国缮写，备足而回，迄今盛行于世矣。[19]
　　这说明在宋代的佛学界中，确有很多人认为天台教籍是从高丽得来的。这也是高丽说一直很有影响的原因所在。
　　但是，各种求书于高丽的记载，不仅出现的时间较晚（没有早于《宋高僧传》者），而且抵牾之处也很多，所以我们是不能将其视作信史的。笔者兹更从唐宋时期天台宗在高丽和日本的流传情况入手，再进行一些分析。
　　五、高丽与天台宗
　　天台宗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比较早，唐代新罗的法融、理应、纯英曾师事天台宗的六祖湛然，后回国传播天台宗，但传承不明。天台宗在高丽国的传播和弘扬，还是在五代末至北宋初年这一时期。
　　后唐清泰2年（公元935年），四明僧人子麟曾往高丽和日本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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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授天台宗。对于这段史实，有的学者是如此叙述的：
　　中国在唐武宗毁灭佛教及唐末五代战乱之后，佛教典籍颇多散佚，而高丽国保存中国典籍甚多。四明沙门子麟于后唐清泰2年（935）往高丽、百济等国求天台教籍，受到高丽国的接待，并遣使李仁日送师西还吴越。[20]
　　这段话受到了从高丽求书说的影响，所以对史实进行了虚构。有关子麟的史料记载：
　　法师子麟，四明人。五代唐清泰2年往高丽、百济、日本诸国授智者教。高丽遣使李仁日送师西还。[21]
　　据此可知，子麟到高丽和日本等地是去传授天台宗，而不是去求书的。
　　子麟在高丽传授天台宗的影响如何，现在已不可得知了。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天台宗在高丽的弘扬，是高丽僧人至中土求法的结果。五代末至宋初，高丽国有很多僧人到吴越地区学习天台宗。除了谛观外，还有非常著名的宝云法师。宗晓叙其行状曰：
　　石晋天福中，有通公法师来自高丽，南参螺溪，尽得天台一宗之道。复欲杭海，大帅钱公固留之。遂传洪于明之宝云，法席大开，得二神足而起家，一曰法智师，一曰慈云师。[22]
　　宝云本是高丽王室子弟，他在求得天台教义后，准备回国弘扬，不意因钱惟治的挽留，竟成为中土天台宗的一代宗师。宗晓序〈宝云振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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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曰：
　　宝云法师本高丽君族，乐道厌世，从佛剃落。首传华严《起信》，众已悦随，洎壮越沧溟来中国。初访云居，契悟南宗。重念台衡教观经五代离乱，仅存一线，遂挺志造螺溪寂公之室，顿受其传，具体之学声闻四方。已而誓返本国敷扬法化，因挈锡附舶四明。偶郡守淮海大王钱公请问心要，辟为戒师，自是缁白倾向固留演法。[23]
　　宝云在得到螺溪义寂的亲传之后，立誓要回国弘扬。这能够清楚地表明，五代末至宋初，高丽国试图向中土学习天台宗，并输回本国。
　　谛观和宝云最后都留在了中土，真正将天台宗传回高丽并加以弘扬的，是高丽王室子弟义天。高丽比丘白玄天龙说：
　　义天姓王氏，高丽国文宗仁孝王第四之子也，出家封祐世僧统。元祐初，入中华而上表，请传贤首教。乃而见许，肇往四明，事智师慈辨，而受天台教观。趋至灵芝，拜大智元照，而学律藏。从晋水净源，而闻贤首宗乘。亦遭圆照宗本律师，而问宗义大旨，曲如僧传等。厥雷声震于支那动三韩矣。[24]
　　义天在中土学习各宗教义，广求经疏。他特别倾力于天台宗，并且造访天台山，拜智顗祖师塔，述发愿文。义天回国时带著所请得的经书一千余卷。回国后，宣宗仿中国天台山国清寺为义天在杜山西南麓建寺，也称作国清寺。义天在高丽大弘贤首、天台的教法，并奏请将所携归的经书悉数刊行。由此天台宗在高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从五代末至宋初天台宗传输至高丽国的史实分析，高丽不但积极从中土学习并输入天台宗，而且还大量请取经疏，所以不可能出现高丽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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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土大量输出经疏的情况，[25]　更不可能出现如〈谛观传〉中所说高丽王故意留下几部经疏，甚至还准备掂量一下天台宗僧人水平的情况。
　　六、日本与天台宗
　　对于天台宗传入日本的史实，古人曾有过一些错误的认识。宋晁说之曰：
　　陈隋间，天台智者远禀龙树，立一大教，九传而至荆溪。荆溪后又九传而至新罗法融，法融传理应，应传瑛纯，皆新罗人。以故此教播于日本而海外盛矣。[26]
　　他认为日本的天台宗是从新罗传去的。这是大错特错了。事实上相对于朝鲜半岛而言，天台宗传入日本的时间要早很多。自唐代开始，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团就从中土学习天台宗教义，并且广泛搜集天台教籍。
　　唐贞元年间，日僧最澄入唐求法，他在台州临海县龙兴寺净土院抄取“天台智者大师所释大乘经等，并所说教，及第二、第五、第六祖等传记，并别家抄等”，总计一百二十部，三百四十五卷。[27]　最澄此行得到了台州刺史的襄助。五台山华严寺天台座主志远和尚曾向入唐求法的圆仁说：
　　日本最澄三藏贞元廿年入天台求法，台州剌史陆公自出纸及书手，写数百卷与澄三藏。三藏得疏却归本国。[28]
　　所以，最澄的收获颇多，不仅求得了大量的天台教，还有很多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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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澄回国后上表曰：
　　圆教难说，演其义者天台；妙法难传，畅其道者圣帝。……最澄奉使求法，远寻灵踪，往登台岭，躬写教，所获经并疏及记等，总二百三十部四百六十卷。且见进经一十卷（名曰金字《妙法莲华经》七卷、金字《金刚般若经》一卷、金字《菩萨经》一卷、金字《观无量寿经》一卷），及天台智者大师灵应图一张、天台大师禅镇一头、天台山香炉峰送柽及柏木文释四枚、说法白角如意一柄。谨遣弟子藏经奉进。[29]
　　比最澄稍晚些时候入唐的空海，也请得了天台宗若干种教籍，如智者《法华玄义》、《法华文句疏》、《四教义》及湛然《法华记》、清索《法华赞》、良贲《仁王经疏》等。[30]
　　唐开成3年（公元838年），日本天台宗僧人圆仁入唐访求天台圣与经籍。他带来日本比睿山延历寺东决天台教义三十条，先后向扬州、五台山、长安等地的高僧求法请益，受学天台《止观》和《遮那》。此外，他还大量抄写经卷。圆仁自述至五台山华严寺后：
　　引涅槃院安置阁下一房，此则讲《法华经》座主玄亮上人房。座主因讲，权居阁院。远和尚及文鉴座主院，天台教及文书备足。
　　廿三日，始写天台文书日本国未有者。[31]
　　圆仁此次入唐的收获更多，其自述曰：
　　长安五台山及扬州等处，所求经论念诵法门，及章疏传记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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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五百八十四部，八百二卷，胎藏金刚界两部大曼陀罗，及诸尊坛像、舍利并高僧真影等，都计五十种。[32]
　　其中在长安求得四百二十二部五百五十九卷，在五台山求得三十四部七十三卷，在扬州求得一百二十八部一百九十八卷。
　　此后，日本延历寺比丘圆珍入唐求法，也求得了大量的天台宗的经疏。圆珍自述曰：
　　两京两浙岭南福建道等巡游，传得大小二乘经律论传记，并大总持教曼荼罗桢天台圆顿教文，及诸家章疏抄记、杂碎经论、梵夹目录等，前后总计肆佰肆拾壹本壹仟卷，道具法物等，都计壹拾陆事。[33]
　　其他入唐求法僧所请得的天台宗经疏还有很多，在此不赘述。
　　日本僧人刻意搜求天台教籍，同日本国内天台宗的盛行有著密切的关系。而日本天台宗的盛行，又同唐代盛传的圣德太子为南岳大师所托生的传说有关。圆仁与志远和尚交谈时曰：
　　(志远和尚)便问日本天台兴隆之事。粗陈南岳大师生日本之事，大众欢喜不少。远座主听说南岳大师生日本弘法之事极喜。[34]
　　南岳大师是天台始祖智顗之师。这一传说也是推动中日间佛学交流的助因。
　　经过日本天台宗僧人的不懈努力，中土天台宗的主要经籍已被网罗无遗。景德3年（公元1006年）日本天台宗僧人寂照入贡时，即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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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释氏论及疏钞传集之类多有，不可悉数。”[35]　这就为日后天台教籍重归中土奠定了基础。
　　七、宋初日本向中土输出汉籍的史实
　　唐代，日本从中土求取经籍的同时，也曾将若干经籍带回中土。如圆珍入唐时即带来经疏五十二卷。[36]　两宋时期，日本虽然不再派出遣唐使，但是随著海上交通的发达，中日间僧侣和客商的往来则还是非常频繁的。而且，日本从大量向中土输入经籍，开始转变为同时向中土输出经籍。
　　宋太平兴国8年（公元983年），日本东大寺高僧然搭乘吴越商人陈仁爽、徐仁满的商舶入宋，并向宋太宗献书：
　　雍熙元年，日本国僧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献铜器十余事，并本国《职员令》、《王年代纪》各一卷。……其国多有中国典籍，然之来，复得《孝经》一卷、越王《孝经新义》第十五一卷，皆金镂红罗，水晶为轴。《孝经》即郑氏注者；越王者，乃唐太宗之子越王贞；新义者，记室参军任希古等撰也。[37]
　　然回国后，还曾派弟子奉表来献佛经等物。
　　北宋时期海上交通较为发达，而中日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也多靠从事海上贸易的商船。如日本永延元年（公元987年），惠心僧都源信云游博多时，邂逅宋商朱仁聪及同船的杭州水心寺僧齐隐，遂托其将自著《往生要集》携往中土。后《往生要集》还通过宋商周文德传入了天台国清寺。又如淳化2年（公元991年）9月，天台知礼送经教于源信，次年源信即托宋商杨仁绍回赠自著《因明论疏四明违略注释》。不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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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间如此，中国与朝鲜半岛间的交往亦是如此：
　　高丽国坦然国师，少嗣王位，钦乡宗乘。因海商方景仁抵四明，录无语归。[38]
　　正是由于在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商人们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才使海外的逸籍的复归有了可能。
　　随著中日间文化交流的加深，在北宋时期，日本不断有天台宗的有关经籍传入中土，这其中既有日本天台宗僧人的著作，也有中土久佚的天台教籍。日本长保5年（公元1003年），源信遣弟子寂照携《天台宗疑问二十七条》向知礼求教。寂照此行带来了很多经籍，分赠各处。寂照入宋后致书源信曰：
　　《往生要集》现在国清寺弘之，教主宗翌相逢示之。又遣双林行辿和尚一封，慥付便李送了。又《义目》一卷，逢天台有识令决了，追可献。又遣法相宗《因明》等，从五台山罢归，相访其人，可传付之。[39]
　　他带来最多的是天台教籍，其中就有中土久佚的南岳大师所著《大乘止观》。此书不久又告佚失。《天台霞标》在“天台典散亡数目”中列《大乘止观》二卷，注云：“宋咸平六年，日本禅师尝持入中国，今复亡去不存。”
　　宋熙宁5年（公元1072年），日本大云寺僧成寻携弟子七人，搭乘宋人的商船入华巡礼，并携带了更大宗的天台教籍和法器。据《参天台五台山记》所载，成寻此行带来的天台真言经书有六百余卷。
　　以上所举仅是北宋时期较为著名的两例，至于通过商人交流的经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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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是难计其数。可见在北宋时期，日本输出到中土的天台教籍，其数量是相当可观的。义寂求取教籍的行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这种背景，也使得义寂能够获得大宗的佚籍，并且复兴天台宗。这同时也可让我们理解，为什么义寂是从日本而不是从高丽求取教籍的。
　　八、天台教籍得自日本的确凿证据
　　天台教籍得自日本而非高丽，这一史实不但在有关义寂的早期传略中有记载，符合天台宗在高丽和日本传播的实际情况，更可以得到大量文献资料的强有力的证明。
　　《杨文公谈苑》中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佐证材料。据杨亿所述：
　　吴越钱氏多因海舶通信，天台智者教五百余卷有录而多阙，贾人言日本有之，钱俶置书于其国王，奉黄金五百两，求写其本，尽得之，讫今天台教大布江左。[40]
　　这条记载正可与《宋高僧传．义寂传》所叙相印证，表明钱俶确实是从日本将天台宗的教籍取回的。杨亿与四明尊者知礼的关系相当密切，现在还保存有两人往返书启十多通。[41]　而且，杨亿对日本的历史及中日间的交往情况也很熟悉。他自述说：
　　予在史局阅所降禁书，有《日本年代记》一卷及然表启一卷，因得修其国史，传其详。……案日本，倭之别种也，……盖通中国文字，故唐长安中遣其大臣真人来贡，皆读经史，善属文，后亦累有使至，多求文籍释典以归。[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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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德年间日本天台宗僧人寂照入贡，杨亿时知银台通进司，因此与其有所往来。杨亿自述曰：
　　景德3年，予知银台通进司，有日本僧入贡，遂召问之。僧不通华言，善笔札，命以牍对，云：“住天台山延历寺，寺僧三千，身名寂照……。”寂照领徒七人，皆不通华言。……寂照东游，予遗以印本《圆觉经》，并诗送之。[43]
　　可见，杨亿不仅与天台宗僧人来往密切，而且对于当时中日间佛学界交往的故事也相当了解。正是由于这一层关系，所以《杨文公谈苑》中关于钱俶从日本取回天台宗教籍的记载，就显得史料价值颇高了。
　　义寂求取的教籍并非完璧，还有若干种重要的经疏逸在海外，所以志磐在《佛祖统纪．谛观传》中便演义出了高丽国王故意留下几部经疏的故事。其实那是因为义寂得到的教籍中掺杂了伪书的缘故。伪书中包括了《仁王经疏》。义寂身后，天台宗僧人一直努力到日本访求真本《仁王经疏》：
　　有宋之初，台教乃渐杭海入吴越。今世所传三大部之类是也。然尚有留而不至与夫至而非其本真者。《仁王经疏》先至有二本，众咸斥其伪。昔法智既纳日本信禅师所寄辟支佛发，答其所问二十义，乃求其所谓《仁王经疏》。信即授诸海舶。无何中流大风惊涛，舶人念无以息龙鼍之怒，遽投斯流，以慰安之。法智乃求强记者二僧，诣信所，读诵以归，不幸二僧，死于日本国矣。[44]
　　虽然历经曲折，知礼还是未能如愿求得《仁王经疏》。至元丰年间，《仁王经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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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由商贾自日本携归。通过《仁王经疏》的求取过程，可以说明天台教籍自始至终都是从日本获得的。
　　〈谛观传〉说高丽王遣谛观来奉教籍时，将《仁王经疏》等几部经籍留下。笔者之所以认定这是志磐的演义，关键还在于高丽的《仁王经疏》还是从中土传入的。义天至中土求法回国后，曾耗费二十年时间搜求佛典，著成《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其书卷1著录《仁王经疏》一卷，并注云：
　　近从日本国流通云。是天台所说，待勘。[45]
　　这条注虽然简短，但却为我们提供了重要而可信的史料。说明高丽国的这部《仁王经疏》不但得自中土，而且还可远溯自日本。这就完全推翻了《佛祖统纪．谛观传》的记载，证明所谓“谛观来奉教籍”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九、小结
　　根据上面的考证和分析，现在可以清楚，义寂求取的教籍应是从日本求得，而非历来学者所认为的来自高丽。同时，通过对这一史实的探讨，我们对北宋初期中国与日本及中国与高丽间的佛学交流情况，也可以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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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宋高僧传》卷7〈义寂传〉页162，中华书局，1987年。
　　[2] 《佛祖统纪》卷8，《大正藏》册49，页190～191。
　　[3] 《佛祖统纪》卷10，《大正藏》册49，页206。
　　[4] 蒋维乔《中国佛教史》卷3，页20，上海书店，1989年，页20。
　　[5] 《佛祖统纪》卷8，《大正藏》册49，页191。
　　[6] 镰田茂雄《简明中国佛教史》，页256，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
　　[7] 杜继文《佛教史》，页33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8] 郭朋《中国佛教简史》，页305，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
　　[9]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页295，中华书局，1982年。
　　[10] 《宋史》卷487。
　　[11] 《高丽传》卷3。此与端拱2年之求书，疑系同一事。
　　[12] 《佛祖统纪》卷10，《大正藏》册49，页206。
　　[13] 《佛祖统纪》卷10，《大正藏》册49，页206。
　　[14] 《宋高僧传》卷7〈义寂传〉，页162，中华书局，1987年。
　　[15] 〈建传教院碑铭〉，载于《四明尊者教行录》卷7〈螺溪振祖集〉。《大正藏》册46，页925。
　　[16] 〈净光大师塔铭〉，载于《四明尊者教行录》卷7〈螺溪振祖集〉。《大正藏》册46，页927。
　　[17] 〈台州螺溪净光法师传〉，《四明尊者教行录》卷7。《大正藏》册46，页929。
　　[18] 《佛祖统纪》卷10〈吴越忠懿王传〉。《大正藏》册49，页206。
　　[19] 《五灯会元》卷10〈天台德韶国师〉，中华书局，1984年，页567。
　　[20] 高观如〈中朝佛教关系〉，《中国佛教》第一辑，页206，东方出版中心，1980年。
　　[21] 《佛祖统纪》卷22〈子麟传〉。《大正藏》册49，页246。
　　[22] 《四明尊者教行录》卷1，《大正藏》册46，页856。
　　[23] 《四明尊者教行录》卷7，《大正藏》册46，页928。
　　[24] 〈新编教藏总录流衍序〉，《大正藏》册55，页1165。
　　[25] 高丽僧人也常带来一些书，但数量往往很少，而且其目的是为了求取更多的经疏。
　　[26] 《仁王护国般若经疏》序。
　　[27] 《传教大师将来台州录》，《大正藏》册55，页1057。
　　[28]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2，页10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29] 《传教大师将来台州录》，《大正藏》册55，页1055。
　　[30] 《请御来目录》，《大正藏》册55，页1064。
　　[31]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3，页124～12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32] 《入唐新求圣教目录》，《大正藏》册55，页1078。
　　[33] 《智证大师请来目录》，《大正藏》册55，页1102。
　　[34]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2，页10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35] 《杨文公谈苑》，页1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36] 《福州温州台州求得经律论疏记外书等目录》，《大正藏》册55，页1092。
　　[37] 《宋史．日本传》。
　　[38] 《五灯会元》卷18〈高丽坦然法师〉，中华书局，1984年，页1224。
　　[39] 转引自王勇〈唐宋时代日本汉籍西渐史考〉，载于《中日汉籍交流史论》页117～118，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
　　[40] 《杨文公谈苑》页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41] 载《四明尊者教行录》卷5，《大正藏》册46，页898～902。
　　[42] 《杨文公谈苑》页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43] 《杨文公谈苑》页10～1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44] 《四明尊者教行录》卷6〈四明尊者遣僧日本国求仁王经疏〉，《大正藏》册46，页916。
　　[45] 《大正藏》册55，页1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