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求法僧俗出国前、后学习域外语文的机缘

浅论中国求法僧俗出国前、后学习域外语文的机缘

曹仕邦
中华佛学学报第 10 期
中华佛学研究所发行
1997.7月出版
页249～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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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所论，首先是中国求法者出国前学习梵文的途径为何
？他们的语文师资，最初是来华弘法的天竺或西域僧人，后来
加入了旅居中夏的印度居士，更有求法归来的华僧和译场中人
。
至于西僧教授华人梵文所使用的媒介语，则是汉言。原先
他们为了在禹域弘法而学习华夏语文，而居住于今河西走廊一
带的小月氏人曾扮演过重要角色。事缘自东汉以至西晋初，印
度曾是建国于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国底附庸国，印度僧侣多数
懂一点宗主国的月氏语，当他们自陆路进入玉门关之后，便利
用月氏语向兼通两种语文的小月氏人学习汉语。此外，依本文
所考，西僧往往跟旅行商人们结伴东迈，他们在途中可能通过
粟特语或Prakrit，跟同行的汉族旅行商人先学点初阶汉语，
然后在来华后生活于华言环境中逐渐加强中国语文的能力，于
是可以通过汉语来教授梵文。
及至华人求法者学过梵文再首途之后，循陆西行，沿途所
经都是西域的佛教国度，而梵文在这些国度的佛寺中是通用语
文，因此中夏求法者只要找上一家佛寺，便可使用梵文作媒介
语来要求帮助，不必先学懂沿途各国的不同语言。自中国跋涉
往印度，陆途大抵要走上三年，倘使三年来求法者都一直使用
梵文跟西域僧侣交涉；甚或在西域顺便听讲佛法的话，则达印
度时，他们的梵文已很流利了。因此古时循陆求法者远比循海
的来得多。
至于僧史中载有兼通各种外语的求法高僧，则关乎他们的
学习语文能力和兴趣，西行不必多学不同语文。
（本文原属仕邦于民国84～85年度缴交于本研究所的研究专题
《中国佛教求法史研究》的首章，如今稍作改写，以应本学报
的邀稿。）

　 关键词︰1.小月氏人的媒介角色 2.中亚佛寺通行梵文
3.三年求法行程与梵文的磨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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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华人求法者在国内学习域外语文的机缘与师资

华人僧俗（注 1 ）出国前学习外语（注 2 ）的师资，
主要是东来弘法而通中国语文的外国法师。何以言之？佛法
来华，最初是个别忘身为法的外国沙门甘冒生命之险，闯过
沙漠、雪岭或汹涛大海前来禹域，然后逐渐将释迦遗教弘扬
于此土。他们的努力，已为治佛教史的人所公认。至于所谓
东汉明帝（ 58 ～ 75 在位）于永平十年（ 67 ）或以前感
梦金人而主动遣使往天竺求法的神话，已愈来愈不被人接受
了。 （注 3 ）而西僧来华后跟禹域之人接触之初，首先遇
到了彼此语言不通的问题，下面的故事，可助说明其中苦况
。
在西晋武帝（261～290在位）御宇之世，有印度僧人竺
高座到达中国的敦煌郡（今甘肃省的敦煌县）。由于当时印
度是大月氏国的属国，故竺高座懂得宗主国的月氏语。而敦
煌一带原属月氏人西迁建国前的故土，境内仍住了不少称为
“小月氏”的月氏族遗民，他们兼通汉语和月氏语。于是竺
高座便收了一位八岁的当地月氏儿童作沙弥，取法号为“竺
法护”。
竺高座所以收竺法护（约266～308时人）为徒，因为这
徒弟兼通两种语言，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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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据冯承钧先生《历代求法翻经录》（商务印书馆，台北
，民国 51 年台一版）所收有史可稽的西行求法者之中
，便有三位是俗人身份︰他们是刘宋时的沮渠京声（约
412 ～ 439 时人），见页 32，编号 76； 元魏时的宋
云（约 518 ～ 521 时人），见页 40， 编号 98 （附
沙门惠生的事迹中）； 唐代的质多跋摩，见页 75，编
号 161。按，质多跋摩本属随北道使西行的俗人，至缚
渴罗（ Balkh，古称“大夏”）才出家，可见西行时仍
非沙门。冯承钧先生在书中未志质多跋摩的法号，这位
华僧事迹见于《求法高僧传》卷上页 3 中。 由于史书
记载了求法者之中有俗人，然则失载的居士身份求法者
当不在少数。
注2:华人求法者不独到印度去，亦有仅在西域（今我国新疆
省境，和中亚细亚诸国）的佛教国度参学的，因此，他
们所学习的域外语文应包括西域方面的。据季羡林先生
〈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收在《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中，三联书店，北
京， 1982 ），知道新疆省境内的和阗县、焉耆县和库
车县境内发现了三种以梵文字母拼写的文字，但都不是
梵文。经过学者们的研究，知道它们是古代于阗国（今
和阗）、焉耆国（今焉耆）和龟兹国（今库车）的本国
文字， 不过利用梵文字母标示发音而已（页103～106）
。由是知道西域的佛教国度，有她们自己的语文。
注3:据杨宪益先生〈汉明帝梦佛求经的神话〉（收在《零墨
新笺》，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香港，1983）所考，其
事绝不可能发生，而神话的出现，则缘于这位皇帝有保
护及宣扬佛教的事实，后世佛教徒便造出明帝梦佛求经
的神话（页347～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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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用月氏语跟自己交谈，也能替自己讲经说法时用汉语翻译，
更能在其他时间用汉语替自己奔走办事。（ 注 4 ）
从上述故事，反映了早期东来弘法的外国法师跟华人接触
时语言不通的一面。
然而他们既然不避险阻来华弘法，当抱定学习中国语文的
决心。因为古时华人一向自视为天朝大国之民，不屑学习外语
，倘使外国法师不通华言，又如何向傲岸自高的华人宣弘？梁
释僧祐（445～518）在《出三藏记集》（《大正藏》编号
2145，以下引用简称《祐录》）卷13〈尸梨蜜传〉略云︰

尸梨蜜（ `Sriimitra ）， 西域人也。 永嘉中（约
310 ）始到此土（页 98 下）。（尸梨）蜜性高简，
不学晋语，诸公（东晋之达官贵人）与之语言，蜜因
传译（页 99 上）。

从“蜜性高简，不学晋语”的反面，使我们知道来华西僧们多
数是努力学习华夏语文的。
然而华夏使用方块字，方块字不标音，其发音靠著口耳相
传。而西域天竺则习惯使用拼音文字，故他们在学习此土语文
之时，不免有杆格之处。《祐录》卷1〈胡汉译经音义同异记
〉略云︰

梵书制文，有半字、满字。所以名半字者，义未具足
，故字体半偏；所以名满字者，理既究竟，故字体圆
满。又半字为体，如汉文言字，满字为体，如汉文诸
字，以者配言，方成诸字。诸字两合，即满（字）之
例也；言字单立，即半（字）之类也。半字虽单，为
字根本，缘有半字，得成满字（页 4 中～下）。

上引僧祐所论，是极宝贵的华人对拼音文字初步认识的记载。
据仕邦的研究，知道“半字”指今日称为“字母”的事物，因
为它是梵文的字底“根本”，然而它单独存在（即所谓“单立
”）之时并无意义，必须跟其他的“半字”配合起来才成为音
义具足的“满字”，换言之，此指字母拼写后才成为一个梵文
的“字”。 （注 5 ）
由于中印两国的人彼此对“文字”概念不同，中国方块字
的特性，是每个字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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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以上正文所述，是根据拙作〈竺法护引导佛法“广流中
华”的民族背景〉（刊于《大陆杂志》 72 卷一期，台
北，民国 75 年）页 26 ～ 27 的考据。
注5:参拙作〈华人对拼音文字初步认识的两项记载〉页 142
，刊于《中国学人》第二期，香港，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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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独立单位，各有自己的形、音、义。僧祐拿自己的概念去了
解西方传来的新文字，而梵文字母有形、音而无义，因此祐公
说它是个“半字”，再用“诸”字由“言”与“者”两字合成
，而借“言”与“者”作为半字的例子，更用“诸”字作为“
满字”的例子。虽然“言”与“者”本各有自己的形、音、义
，跟梵文字母（半字）依然不同，但在当时已找不出更好的说
明方法了。6
读者们会问仕邦︰以上是华人对拼音文字初步认识的例子
而已，这又跟西方来华的法师们学习华文有何关系？仕邦的回
答是︰习惯使用方块字的华人对拼音文字的了解如此，显示了
学习外来语文的不易，然则我们可以想像一向使用拼音文字的
西僧，他们学习方块字之时，同样有其困难啊！7
然而据史实所昭示，西方来华的法师们的确不少学通汉语
汉文的，而学习外国语文，是需要有媒介语为助，那么西僧们
学习汉族语文的媒介语是什么？
虽然史阙有关，无从探究了。然而从种种历史线索，仍可
大略推究出来。依仕邦的愚见，大抵应通过如下三种媒介语。
第一，前面述及竺高座与竺法护师徒故事之时，使我们知
道今河西走廊一带住了不少的小月氏人。而在竺高座来华之时
或以前，印度是大月氏的属国，西僧们不少懂得宗主国的月氏
语。倘使天竺沙门从陆路来华，则抵达敦煌之后，可以通过月
氏语而向兼擅月氏语和汉语的小月氏人学习华言。而来华西僧
中的大月氏僧侣，8 则在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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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前注引拙文页143。
7 走笔至此，想到西僧既有使用拼音文字的传统，则他们也
许对汉语发音较易于把握。举个例说，仕邦于1977年赴澳
洲留学的前一年，曾找在香港搜集博士论文资料的Dr.
Jerome Hill帮忙补习英文，当某天我们谈起“香港”的
“香”字之时，Dr. Hill即时指出这字的国语发音并非单
音，而是由Hsi—i—ang三音组成。此事可见母语属拼音
文字的人对发音的把握反应快捷。
8 大月氏国曾有不少僧俗来华弘法，参日本羽溪了谛氏撰，
贺昌群先生译的《西域之佛教》（商务印书馆，上海，
1956）页119～123，又页129～132。
9 僧史所载支娄迦谶的故事，是这方面的一项线索。《祐录
》卷13〈支谶传〉略云︰“支谶（粱释慧皎［497～554？
］《高僧传》［《大正藏》编号2059］卷1作“支娄迦谶
［Lokaaks.in，见页324中］，约167189时人），本月
支国人也。禀持戒法，以精勤著称。汉桓帝末（约167～
189 ）传译胡文，出般若道行品等。沙门竺朔佛者，天竺
人也。以灵帝光和二年（179）于洛阳译出般舟三昧经，
时（支）谶为传言”（页95下～96上）。同书卷7录未详
作者的〈道行经后记〉略云︰“光和二年十月八日，天竺
菩萨竺朔佛（主译?，时传言者月支菩萨支谶”（页47下
）。同书同卷录未详作者的〈般舟三昧经序〉略云︰“光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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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五郡学习汉语更来得方便了。9 若仕邦以上的推断为合，
则河西地区的小月氏人在中印佛法交流上，曾起过相当重要的
关键性作用！
第二，举凡不同民族而发生接触，尤其商业接触之时，必
然发展出一套彼此皆能会意的语言。如古时欧洲人跟东方人（
主要是跟土耳其人）贸易之时是讲一种彼此皆听懂的；称为
Lingua Franca的混杂语。10 又仕邦服务星洲期间，知道华
人跟马来人交往时所讲的是一种马来人听得懂；但毫无文法规
范的“市场马来语（Basar Melayu，按，正式马来语非常讲究
文法）”。而据治中西交通史的学人们底研究，知道古时活跃
于中国与西域之间的不同母语底旅行商人们，他们彼此交往时
使用的是粟特语（Sogdian，梵文称之为Suulii），而这种粟
特语却是近似于Lingua Franca或Basar Melayu，非正统粟特
人所讲的语言。西僧来华，往往加入旅行商人队伍之中，11
他们为了跟同行的旅行商人交往，多少会学一点粟特语，然则
西僧们可以在一边跋涉东行、一边通过粟特语作媒介而向汉族
的旅行商人学习一点基本汉语呀！
第三，古时汉族旅行商人之中有往印度作贸易的，他们不
免要懂一点当地语文。而印度的梵文其实分为Sanskrit和
Prakrit两类，前者属祭司、王公等知识份子使用的雅语，非
常讲究文法规则，更讲求“连音变化律（Sandhi）”，相当于
我们的“文言”，12 而比文言文更不易学懂。13 后者则属
于一般人使用的俗文，没有Sanskrit那些复杂的规则，相当于
我们的“白话”。14 由于Prakrit是一般民众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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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十月八日，天竺菩萨竺朔佛于洛阳出，时传言者，月
支菩萨支谶”（页48下）。据上引三条史料，都说明支娄
迦谶来自“月支国”，即西域的大月氏。来华之后，他不
特能将胡本佛经译作汉文，更能帮助他人译经时作“传语
”。“传语”者，据拙作〈论中国佛教译场之译经方式与
程序〉（收在《中国佛教译经史论集》，东初出版社，台
北，民国79年初版，民国81年一版二刷）所考，知道古时
译场的译经方式是︰由担任“主译”的外国法师将梵文佛
经逐句读出，然后向在场的全体助手讲解这句经文的意义
。倘使主译不通汉言，则由一位称为“传语”的口译人员
即时对众将主译的讲解口译成汉语，俾大家明白主译所讲
的话（页3～8，又页32～40）。如今支谶能为竺朔佛译经
时作“传言”，则他兼通梵汉双方的语文，那么谶公的汉
语从那里学来？按，大月氏建国于今中亚细亚的阿姆河（
Amu Daria）流域，是个内陆国，然则支谶循陆来华的可
能性较高。而进入玉门关以后，便是他的同胞小月氏人聚
居的河西五郡，那么谶公的华言，极大可能是向这些母语
相同的的小月氏人学来。
10 此事由友人孙君述宇博士示知，谨附此志谢！
11 参仕邦未刊专著《中国佛教求法史研究（以下简称“求法
史研究”）》第二章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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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相当于我们所谓的“普通话”的语言，易于学习，汉族
的旅行商人会学学这种语言来跟印度人作买卖，那么来华西僧
也可通过Prakrit来向上述旅行商人学习汉语呀！
当然，以上所论仅属仕邦的推测，然而既有可能存在的媒
介语来帮助西僧学习初阶汉语，那么来华日久，他们之中自然
有华言通利之人。15 《祐录》卷14〈鸠摩罗什传〉略云︰

鸠摩罗什（Kumaarrajiiva，344～413），天竺国人
也（页100上）。（后秦）弘始三年（401），（鸠摩
罗）什至长安，（后秦君主姚兴394～415在位）
待以国师之礼，仍请入西明阁遥逍园译出众经。什率
多闇诵，无不究达。转能晋言，音译流利（页101中
）。

据本传所言，什公抵达长安之后才“转能晋言”，这反映了西
僧来华日久，缘于在汉语环境生活的关系而逐渐加强了华夏语
言的能力。
西僧之中既有学通汉语的人，自然能以汉语作媒介而教授
准备西行求法的华夏僧俗学习梵文了。
求法者除了向西僧学习语文之外，仕邦认为更有如下的途
径︰
第一，向旅居中夏的印度居士学习。《祐录》卷13〈竺叔
兰传〉略云︰

竺叔兰，本天竺人也。祖父娄陀，笃志好学，清简有
节操。时国王无道，百姓思乱。有贼臣将兵得罪，惧
诛，以其国豪呼与共反，娄陀怒曰︰我宁守忠而死，
不反而生也！反者惧谋泄，即杀之而作乱。娄陀子达
摩尸罗，先在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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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周一良先生〈中国的梵文研究（收在《魏晋南北朝史论
集》，中华书局，北京，1963）〉页323～324。关于所谓
“连音变化律”，周一良先生在所著中指出是“某字母与
某字母联作一起，就要发生变化”（页324），但却未有
举例说明。今仕邦举一例以见，如“观自在”的梵文
Avalokite^S'vara，这个字是由Avalokita (seen) 与
IIs'vara?lord) 两字合成，而首字的末一字母a跟次字
的首一字母II联在一起之时，变成e^音，这便是“连音变
化律”的实例。
13 仕邦自己学过一下梵文，深知这种语文不易上手。
14 同注12引周一良先生文，页234。
15 学习外语能否有成关乎每个人的个别差异，故来华西僧之
中不懂华夏语文的大有人在，不然古时译场不必设立任职
“传语”的助手来帮助主译（参注9）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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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妇兄二人并为沙门，闻父被杀，国内大乱，即与二
沙门奔晋，居于河南，生叔兰。叔兰幼而聪辩，从二
舅咨受经法，一闻而悟。（叔兰）善胡、汉语及书，
亦兼诸文史。然性颇轻躁，游猎无度。以晋元康元年
（291）译出放光经及异维摩诘（经）十余万言。既
学兼胡汉，故译义精允（页98中～下）。

唐释道宣（596～667）《续高僧传》（《大正藏》编号
2060）卷2〈隋西京大兴善寺北天竺沙门那连提黎耶舍传〉附
〈万天懿传〉略云︰

（那连提黎耶舍［Narendrayas'as，490～589］于北
齐）天保七年（556）届于京邺，文宣帝（550～
559在位）请为翻译，居士万天懿传语。懿元鲜卑，
姓万俟（音“墨其”）氏，师事婆罗门，善梵书语（
页432下）。

据上所引，竺叔兰是缘于其父避难来华而生于中国的印度人，
长大后学兼华梵，此类人自可作为求法者出国前的语文老师。
而万天懿这鲜卑人因师事来华的婆罗门而学懂梵语梵文，正是
中土之人向非属沙门的印度人学习梵文的例子，虽然万俟氏并
未出国求法。
第二，向求法归来的华人僧俗学习。《祐录》卷15〈宝云
法师传〉略云︰

释宝云（376～449），凉州人也。（宝）云在外域遍
学胡书，天竺诸国字音训诂，悉皆贯练。后还长安（
页113上）。

像释宝云一类精通天竺语文的求法归僧，自然可以教授后辈求
法者的外语。此外，前面提到的竺法护，他后来追随师父竺高
座游历西域国，不特懂梵文，更通习外国异言三十六种，然后
携回大量梵本佛经并加译出。16 倘使护公愿意的话，他也能
教授汉族同胞以梵文啊！
第三，向译场中人学习。北宋释赞宁（919～1001）《宋
高僧传》（《大正藏》编号2061）卷3〈唐京师总持寺智通传
〉略云︰

释智通（约611～653时人），陕州安邑人也。隋大业
中（约611）出家受具，后隶名总持寺。自幼即有游
方之志，因往洛京翻经馆学梵书并语，晓然明解。属
（唐）贞观中（约638），有北天竺僧赍到千臂千眼
经梵本，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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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同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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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649在位）束力搜天下僧中学解者，充翻经馆
缀文、笔受、证义等。（智）通应其选，与梵僧对译
成二卷。（唐高宗［650～683在位］）永徽四年（
653），复于本寺出千啭陀罗尼（等）共四部五卷。
后不知所终（页719下～720上）。

据本传所言，智通因“自幼即有游方之志”而向译场中人
学习梵语梵文，可见他的“游方之志”指有意西行求法，这反
映了有志出国的人，译场是先学点梵文的场所之一。虽然本传
所述智通生平是在国内译经，未言他是否出国寻法？然而传末
有“后不知所终”一语，则很可能通公后来真个跋涉西行，而
不幸在求法途中失踪！

二、循陆求法跟语文训练的关系

自魏晋以迄隋唐，是中国僧俗西行求法运动由发轫以至极
盛的时期。据梁启超先生（1873～1929）和冯承钧先生所找到
的资料，都说明了从陆路到印度的无论如何比循海路的多。17

何以走陆路的比较多？我们很容易想到两点︰首先是陆路
比较安全，因为出了玉门关以后，所经多数是西域的佛教国度
，18 僧俗在域外既易找到借宿的寺院，同时佛教国的君主臣
属对佛教徒会比较客气。虽然其间不无险阻，19 但非全程均
属如此。何况这些佛教国本身便是参学的好场所，中国僧俗往
往仅到西域求法为已足，20 不一定要远涉天竺。其次是循海
西行多在唐中叶以后，21 那时中国对外的海上交通

─────────
17 据梁启超先生〈中国印度之交通〉（收在《佛学研究十八
篇》，中华书局，台北，民国45年台一版）中的〈西行求
法古德表〉（在该文页220。按，梁先生这十八篇的每
篇页数都自为起迄）搜罗到的人物，循陆的求法者约有一
百一十一人，循海的约三十四人。又据冯承钧先生《历代
求法翻经录》（版本与出版时、地参注1）所收集到的人
物，则循陆的约一百一十四人（编号为21 、24、56、
65、76～78、80～84、97～99、146～153、155～156、
158～162、171、174、178～179、197～199），循海的约
三十六人（编号为79、153、157、164～173、175～176
、180～196）。
18 参日本羽溪了谛氏《西域之佛教》（译者与出版时、地参
注8）全书所论。
19 参拙作未刊专书《求佛史研究》的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
和第四节。
20 如本文注1提到刘宋时北凉国的沮渠京声居士，便是仅到
西域的于阗国（今新疆省和阗县）求法而非到天竺去。又
较早的三国时高僧朱士行（约260时人），也是仅到于阗
，见《祐录》卷13本传页97上～中。
21 参梁启超先生〈西行求法古德表〉页13～19，又参冯承钧
先生《历代求法翻经录》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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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发达，22 在唐以前，海道比较危险。23
当然这两点的理由都很充分，不过仕邦还想到一点，就是
循陆对外国语文进修是否有所帮助的问题。
举凡出国留学，总不能不先学一点外国语文便贸然出境，
此理揆之古今皆然，24 古代僧徒因此在西行前先学一点梵文
（参本文首节）。然而陆途要经过西域诸国，求法者是否要兼
学许多这些国度的语文？《续高僧传》卷4〈唐京师大慈恩寺
玄奘传〉略云︰

释玄奘（602～664），本名袆，姓陈氏，洛州缑氏人
（页446下）。（出国求法前）广就诸蕃，遍学书语
，行坐寻授，数日便通（页447中）。

据此，奘公出国前是学过许多西域语文的，因此他能在域外用
外语跟西域僧徒辩论佛法。唐释慧立（卒于664以后）《大唐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下引用简称“慈恩传”，《大正藏
》编号2053）卷2略云︰

（玄奘法师）入屈支国（本注︰旧云龟兹，讹也），
城西北阿奢理儿寺（本注︰此言奇特也），是木叉毛
匊多（Moks.agupta？）所住寺也。毛匊多理识闲敏，
游学印度二十余载，虽涉众经，而声明最善。壬及国
人咸所尊重，号称独步。见（玄奘）法师至，徒以客
礼待之，未以知法为许。谓法师曰︰此土（指

─────────
157、164～170、172、173、175～176、180～181 、
183～196。上引梁先生的表和冯先生的书，其出版时、地
参注17。
22 参日本桑原## 藏博士撰、陈裕菁先生译《蒲寿庚考》（
中华书局1957年版）页2～110；及同一作者撰，冯承钧先
生译而改名《中国阿剌伯海上交通史》（商务印书馆，台
北，民国74年台二版）页1～143之所论。
23 参拙作未刊专著《求法史研究》第四章第三节。
24 凡事均有例外，如距今约三十年前，香港有一家怀抱大志
要“革新亚洲”的研究所某年选派一位研究人员到美国哈
佛大学读博士。由于这是所方保送，不必考留学英文试便
可首途，于是此君便施施然启程，托大得连据中文来查英
文词汇的“汉英辞典”也不带一本去。及至抵土步，凡事
要使用英文，才赶忙写信回来要太太用空邮寄一册《麦氏
汉英大辞典》（Mathew'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到美国去应急。像这样的英文修养便贸贸然去留学，
结果自然既为校方不许读博士，连硕士也未能拿一个，只
好白衣归国！

．

页258

屈支国）杂心、俱舍、毗婆沙等一切皆有，学之足得
，不烦西涉受艰辛也。法师报曰︰此有瑜伽师地论不
？毛匊多曰︰何用问此邪见书乎？真佛弟子不学此也
！法师初深敬之，及闻此言，视之犹土。报曰︰婆沙
、俱舍，本国（指中国）已有，恨其理言浅，故来
欲学大乘瑜伽论耳。彼（指##多）曰︰婆沙等汝所未
解。法师报曰︰师今解不？曰︰我尽解！法师既引俱
舍初文，（##多）发端即谬，因更穷之，（##多）色
遂变动，云︰汝更问余篇。又示一处，亦不通。（
##多）曰︰论无此语。时王叔智月出家，亦解经论，
在傍坐，即证言︰论有此语。乃出本对读之，毛匊多
极惭，云︰老忘耳。又问余部，亦无好释（页226下
～227上）。

同书同卷略云︰

至活国，淹留月余。彼国有沙门名达摩僧迦（
Dharmasinga？）游学印度，葱岭以西，推为法匠，
其勒、于阗之僧，无敢对论者。（玄奘）法师欲知
其学深浅，使人闻师解几部经论？（达摩僧迦）诸弟
子皆怒，达摩笑曰︰我尽解，随意问！法师知不学大
乘，就小教（即小乘）婆沙等问数科，不是好通（“
好通”即解答得好之意），因谢服，门人皆斩心。从
相见欢喜，（达摩）处处誉赞，言己不能及（页 228
上）。

上引两条都是玄奘三藏未达印度之前，在葱岭以东（屈支国即
今新疆省库车县）和葱岭以西（活国在中亚细亚Oxus河以南25
），跟域外沙门辩论经义的故事。这两条史料都未载玄奘有传
译人在旁口译，可见奘公能够跟木叉毛匊多和达摩僧迦直接辩
论。前引《续高僧传》称奘公西行前在国内“广就诸蕃，遍学
书语”，难道奘公在屈支国时使用屈支语而在活国则讲彼国语
言来跟人家辩论小乘佛教的义理？
虽然道宣书称玄奘出国前向诸蕃“遍学书语”，但跟著一
句是“行坐寻授，数日便通”。据如今学习外语的经验，能够
数日便通习一种外语，不过是这种外语的普通会话。由是知奘
公所习西域语文，大抵亦为了方便到域外时酬对用的各国普通
会话而已。倘运用这些西域语文来跟当地人辩论高深的佛义，
恐怕不足应付。
再者，玄奘西行目的据《慈恩传》卷1略云︰

─────────
25 参日本望月信亨博士（1869～1948）所编的《佛教大辞典
》（以下引用简称《望月大辞典》，世界圣典刊行协会出
版，东京，昭和49年［1944］改订第一刷发行），页
759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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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法师（在国内）既遍谒众师，备食其说。详
考其理，各擅宗涂，验之圣典，莫知所从。乃逝游西
方，以问所惑。并取十七地论，以释众疑，即今之瑜
伽师地论（Yogaacaryabhuumis'aastra）也（页 222
下）。

知道他要到西方“以问所惑”并取回《瑜伽师地论》梵本的，
因为有意深究佛家奥义，只有亲自跑到印度去。况且，当时西
域佛教国度流行小乘，故屈支国的木叉毛匊多甚至认为《瑜伽
师地论》是“邪见书”，而“真佛弟子不学此”，更说明若谋
取得十七地论，也只有远征印度。因此，奘公学习外语，其重
心必然放在梵文方面，虽然《慈恩传》及其他史料未言他出国
前如何下苦功学习梵文！
更有进者，屈支国的木叉毛匊多和活国的达摩僧迦都曾留
学印度，当然深知梵文。尤其《慈恩传》称木叉##多“声明最
善”。所谓“声明”，据玄奘三藏口述西游闻见；译经助手释
辩机（约645～649时人）26 笔受的《大唐西域记》（《大正
藏》编号2087）卷2略云︰

详夫天竺之称，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
云印度（Indu）。印度者，唐言月，月有多名，斯其
一称。以其土圣贤继轨，导凡御物，如月照临，由是
义故，谓之印度（页875中）。详其文字，梵天所制
，而七岁之后，渐受五明大论，一曰声明，释诂训字
，诠目流别（页876下）。

据此则“声明”即印度的文字学，换言之，即谓毛匊多的梵文
甚佳而已，慧立笔下作此强调，正暗示当时的辩论以梵语进行
。何以言之？西域的佛教自印度传入，故梵语通行于佛门。晋
宋之际释法显（卒于423以前）《高僧法显传》（即俗称《佛
国记》的书，《大正藏》编号2085）略云︰

至鄯善国（今新疆省女若羌县），其国王奉法，可有
四千余僧，悉小乘学。从此西行，所经诸国类皆如此
，唯国国胡语不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页
857上）。

据此知道法显西迈之时，梵语梵文在西域诸国的佛刹中早已成
为通用语文。由是推知，玄奘在屈支国和活国跟彼国高僧辩论
佛义之时，必然使用梵语。尤其不同国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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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释辩机的年代，是据陈援庵先生（18001971）〈大唐西
域记撰人辩机〉（收在《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
版社，上海，1981年）页266～283所考而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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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母语的人，彼此辩论原非本国土产的佛门深奥义理之时，使
用梵语对辩，自然更易把握要点，畅所欲言。因此，更使仕邦
深信玄奘当时用梵语来跟葱左和葱右的外国沙门辩论。
缘于梵语梵文在西域佛寺中成了通用语言，一如今日在国
内各大学以至中学内使用英文能够行得通一样。加上前面玄奘
的例子，仕邦作出一项大胆的推论，就是华夏僧俗西行求法之
前，不必学习太多域外语文，只要学过梵文便够了！何以言之
？第一是人类受到“个别差异”的限制，并非人人都有学习外
语的天赋，倘使求法之人仅学过梵文便足以在域外生活，自然
鼓舞更多人兴起西行求法的勇气，因此魏晋至隋唐，西行求法
者络绎不绝于途。
第二，何以西行前学过梵文便够？前面说过，梵文在西域
寺院中成了通用语言，那么往天竺求法的僧俗在途经西域时，
只要使用梵文，便可以跟当地寺院交往求帮助，27 而经过两
三年旅程中一直都使用这种语文在各佛教国参学；讲说或辩论
的话，则到达印度本土之时，他们的梵语梵文已很流利了。玄
奘三藏能够在五天竺受到名王高僧礼重，何尝不是跟他辩说通
利有关？而他的语文能力，正是旅途三年来，28 不断获得使
用机会而加强的！是以仕邦认为求法者多循陆路的原因（尤其
唐代中叶以前），此途能提供“语文训练机会”应该是一个选
择的重要因素。
至于唐中叶以后求法者往往循海，一方面缘于西域经常为
吐蕃所陷，另一方面，则由于在南海有学习梵语梵文的机会，
如唐义净三藏（635～713）《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大正
藏》编号2066）卷下有净公自述，略云︰

（义）净以（唐高宗［650～683在位］）咸亨三年（
671）十一月，遂背番禺，长截洪溟，似山之涛横海
，如云之浪滔天，未隔两旬，果之佛逝，经停六月，
渐学声明（页7下）。

自述中提到的“佛逝”是尸利佛逝（S'riivinaya）的简称，
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国苏门答腊（Sumatra）岛的旧港（
Palembang）一带，古代是个佛教大国。而“声明”即梵文的
代名词，前已言之，则当时在东南亚地区有机会学梵文，求法
沙门也不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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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正如今日一位不懂华言的外国朋友跑到台北来，自己一个
人在路上忽然有事要找华人帮忙，而当时遇到的路人恰巧
都不会英语的话，则他只要找到一家学校，进去求助，自
然找到会说英语的人给他指点一样。仕邦所以用“英语”
为例，因为这种语言是如今世界上普遍通用的语言，出门
的人多少会一点英语。
28 见《慈恩传》卷3，页237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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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陆了。
读者们也许会问︰前面说过仅学梵文已足够应付西行求法
时沿途的酬对，何以本文首节提到有些求法者学过多种语文，
如竺法护、释宝云等是？再者，梁启超先生称古时求法僧俗为
“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29 若求法相当于今日的留学
，然则留学期间，又哪能同时学习这许多外语？30
是的，求法沙门中有些人的确兼通多种语文，护、云两公
而外，玄奘三藏在域外亦学通多种外语，后晋刘日句（888～
947）《旧唐书》31 卷191〈方伎传〉中的〈僧玄奘传〉略云
︰

僧玄奘，往游西域，在西域十七年，经百余国，悉解
其国之语（页2551下）。

亦见奘公有外语天赋。
然而不独千五百年前的“留学生”有外语天赋特佳的人，
在近世亦有此类留学生，如辜鸿铭（汤生，1857～1928）和陈
寅恪（1888～1969）两位前辈就是众所周知的人物。仕邦手边
无辜先生的资料，却有一册蒋天枢先生所撰的《陈寅恪先生编
年事辑》（以下引用简称“事辑”），32 现在就拿蒋先生书
中所述以见︰
据《事辑》的叙述，陈寅恪先生在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
）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留学日本（页22～25），又在清宣
统二年（1910）至民国三年（1914）留学德、法、瑞士三国（
页30～37），更在民国八年（1919）至十三年（1924）留学美
国和德国（页43～56）。至于留学诸国时所学通的外语，计有
希腊文、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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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本文注17 引梁先生〈中国印度之交通〉一文，它的副题
作“亦题为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见该文页1。30
友人孙君述宇博士曾为仕邦谈及当年他到美国耶鲁大学修
读英国文学的博士学位之时，依校规要先通过拉丁文、德
文和法文的考试，方能进行撰写学位论文。孙博士毕业于
香港新亚书院英国文学系，修读过德、法文，但未有拉丁
文的课程，求助于照顾新亚学生到耶鲁深造的卢鼎教授（
Prof. Harry Ludin），卢鼎教授仅嘱他到图书馆找一册
Teach Youself Latin 一类的自修书籍去自学拉丁文。虽
然经过自修之后终能通过拉丁文考试，但过程辛苦异常。
孙博士是修习外语出身的人，而要在读博士时多学一门外
语，亦感到不易。仕邦自己留过学，亦深知在修读学位的
压力之下，很难抽时间多学外语。以上有关孙博士的遭遇
，是获得他本人首肯才述出的。
31 艺文映印武英殿刊本，台北，约出版于民国48年至53年之
间。
32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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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巴利文、土耳其文、藏文、拉丁文、满文、蒙文、突厥文
、西夏文、波斯文、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和匈牙利
的马扎儿文（依次见页43、45、51、52、80），陈寅恪先生对
外语知识的广博，颇可使人骇服！
何以寅恪先生在留学期间能学懂上述十七种外语？倘使我
们翻翻《事辑》中所述这位前辈留学诸国的历史，虽然他老人
家曾就读德国的柏林大学、瑞士的苏黎世大学、法国的巴黎大
学和美国的哈佛大学，但全都未修读学位，换言之，这是在各
大学中选课的一种“游学”。游学外国在寅恪先生那个时代是
华人留学生的一种风气，如傅斯年先生（1896～1950）便是留
学英、德两国而不读学位的人。33 这种作风，跟现代人出国
留学的誓必拼一个硕士或博士回国，不然无面目见江东父老34
的心态35 很不相同。
缘于当年游学外国的人无修读学位之压力；无赶写论文之
劳形，因此大把闲暇，可以随心所欲地兼习多种外国语文。同
样，古时西行求法的僧俗到域外是游方参学，并非修读学位，
即使玄奘与义净的有“三藏法师”尊称，前者因兼通经、律、
论三藏而在住世时有华人僧俗如此称呼他，身后成了公认的尊
号；36 后者则同样三藏兼明而为武则天女皇（623～705，
690～705在位）加三藏法师尊号，37 都并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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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参杜正胜院士与王泛森博士主编的《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
》（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出版，台北，民国84年）
的〈附录一︰生平大事年表〉中1919年二十四岁至1926年
三十一岁的纪事，在页234。
34 仕邦曾戏称现今的PhD应译作“搏士”而非“博士”。据
自身经验，修读这一高等学位的紧张真个像打肉搏战，撰
写论文的最后阶段简直忙乱紧张得“六亲不认”。
35 不过，现世仍有像陈寅恪、傅斯年等的高逸之士。如杜维
运硕士在所撰《赵翼传》（时报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台北
，民国72年）的长序中有如下的话，略云︰“1962年至
1964年，负笈英国剑桥大学，在指导教授蒲立本（E.G.
Pulleyblank，1922～）师的教诲下，作了中西史学的初
步研究。1964年春夏之交，我匆匆返国，论文没有写成。
蒲师告我论文写成后再来剑大拿博士学位。1966年，我在
台大讲授史学方法论一课，沈淫其中，觉学位对我无用，
遂将蒲师之命，置诸脑后。其后十余年，我如醉如痴般写
‘史学方法论’，决定不去剑大拿学位”（页13）。读了
上述的夫子自道，杜硕士俨然是一位视博士如草芥的清高
人物，不似某君在美国普林斯敦大学修读博士而过不了关
，仅拿一个Terminal Master 归国，数十年来一直郁郁
不欢，终成痼疾那么看不开！
36 参拙作〈玄奘与义净被尊称“三藏法师”的原因试释〉（
刊于《新亚学报》卷15，香港，1986）页330～333。
37 参前注引拙文页33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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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考取如此崇高的尊位。因此他们跟陈寅恪先生的情况相若
，无怪古时求法者之中有人可以学得多种外语了。
至于梁启超先生所以称求法者为“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
生”的原因，则缘于任公先生跟寅恪先生住世时代前后相近，
而清末民初的留学生多数抱著游学欧美日本的态度，不重视修
读学位。任公先生当日所见留学生如此，无怪他称古时游方参
学的僧俗为“留学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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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on How the Chinese Buddhist Pilgrims
to Learn
Sanskrit before and after Their Departure
to go to India

Tso, Sze-bone
Associate Researcher,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Summary

From 3rd Century to 8th Century A.D. there were
many Chinese Buddhist cleric or lay pilgrims went
to India to seek for the Buddhist Dharma. Before
their departure, they should have to learn Sanskrit in
order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Indian Buddhist monks.
Firstly, they learnt this language from the monks
who came from India or the Buddhist states in Central
Asia to China to preach the Buddhist truth. And
then, they followed the Indian lay immigrants,the
Chinese pilgrims who returned from India and the
member of the Translation Centres in China to learn.
In order to go to China to surmon the Buddha's
doctrines, the Western monks should have to
learn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first place. Or
they could not communicating with the Chinese people
after arrived. Therefore, they accompanied with the
Chinese travelling merchants to head China and learnt
the above-mentioned language en route. The media for
their linguistic learning, the author believes, were
Sogdian and Prakrit. After they reached the Ho-hsi
Corridor of China, the Western clerics advanced their
Chinese Language by the assistance of the bilingual
Lesser Ju-chih people that living there. After that,
the Western monks taught Sanskrit trough the media
of Chinese to the Chinese monks or laymen who
intended to make their pilgrimage to India.
Why did the people of Lesser Ju-chih could give
hand to the Western monks?It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during lst Century to 3rd Century A.D., India had
once been under the sovereignty of the Gandharaa
(also known as 'Kusaana' or 'Kushan' ) Kingdom
that established by the people of Great Ju-chih in the
Valley of Amu Daria. In this situation, the Indian
monks of this period would have been learning more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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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 the sovereign Ju-chih language. And the
people of Lesser Ju-chic, however, were the same
people of the Great Ju- chih. Therefore, the Western
monks could find their tutors to help advancing their
Chinese Linguistic level after arrived the Corridor
mentioned above. For the Lesser Ju-chih spoke both
Chinese and their own language.
After the Chinese pilgrims had already learnt
Sanskrit to a certain level, they began to
engage their pilgrimage. If a pilgrim who went
westward by land, along his pilgrimage route were the
Central Asian Buddhist states. And Sanskrit was
very popular among the Monastic Order of these
state.In case that Chinese pilgrim who facing some
difficulties and seeking help, simply he just found
a Buddhist establishment in that strange country and
used Sanskrit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monastic
members, his problem would therefore be solved.
Therefore, this is no need for a Chinese pilgrim to
learn many foreign languages of the different Central
Asian states.
Normally, one should take a three year journey
to reach India from China in the past.In case a
Chinese pilgrim who used to speak Sanskrit to the
Central Asian Clerics, and listened to the
preachers of the local monks, or even debated
Buddhist doctrines with them during his three
year journey, his Sanskrit would become very fluent
when arrived India. This would be the reason why the
Chinese pilgrims who set foot by land more then that
by sea to go to India.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records, some of
the Chinese cleric pilgrims learnt many different
western language during their pilgrimage. This is due
to their personal linguistic talent and interest.

Key words: 1. the mediate role played by the people
of Lesser Ju-chih
2. the popularity of Sanskrit among the
Buddhist establishments in Central Asia
3. three years en route before reaching
India and the practising of Sanskr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