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的生死观

孔孟的生死观
　　 最近几年“生死学”的研究颇为热门。傅伟勋教授以“生死智慧”是“现代人切实需要的精神资粮”（见所著〈［禅］佛教、心理分析与实存分析〉一文）。历来儒家对生死的问题著墨不多。宋儒程明道曾批评佛教说：“圣贤以生死为本分事，无可惧，故不论死生；佛之学为怕死生，故只管说不休。”（《河南程氏遗书》第一）姑不论佛教是否怕死生，儒家不想多谈生死却是事实。
　　 儒家不论生死，本无所谓“生死学”。但丧礼是儒家重要的礼制，儒家重视“死”之生命礼仪，殊堪玩味。所以，即使儒家没有系统化的“生死学”，却不能说没有前后一致的“生死观”------即对生死的一贯态度或信念。以下就根据《四书》的有关文献，来探讨孔孟的生死观。
　　 儒家对“死”的本身，不作理论性探讨的态度，肇始于孔子，请见以下的对话：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
　　
　　 孔子回答子路说：不知道“生”，怎么知道“死”？这似乎不能反过来解释为：知道“生”的真相，就知道“死”的真相。而应进一步诠释为：不知道活时该如何自处的人，就不知道死时该如何自处了。因为人的自处之道，不因生死而有差别。道德人格或行为，岂能因生死而有所改变。《中庸》记孔子回答子路问“强”，就说：“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有关“死”的问题，孔子重在君子如何面对死亡，而不是在寻求对死亡真相的解答。在面临死亡时，人不应改变其原有的操守，这是关于死的道德态度，属于伦理学的应然问题；至于死亡的真相、死后的情形，孔子并没有直接说明，因为这是宗教学或科学的实然问题。孔子不是宗教家，也不是科学家，他对“死”不作回答，正符合他的知识态度，他曾告诉子路：“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
　　 此外，孔子教导子张“学干禄”时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同上）这虽然是孔子的政治伦理，却也和他的知识态度一致。
　　 子路感兴趣的问题或许是在死亡真相本身，而孔子回答的重点却不在此。所以孔子的回答，不能诠释为：不知道生命的真相，就不能知道死亡的真相。孔子对死亡问题，与其说是宗教取向、科学取向或知识取向，不如说是道德取向。这样的态度，一直为后代儒者所遵循。
　　“死”本身虽难可了知，“生”之事却是儒学的重心。孔子对人生有极扼要的训示，他说：“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人的生命是依正直而活的；不正直的生命活在世上，只是侥幸免于刑罚而已。
　　 如果以“生”与“死”相较，儒家当然肯定“生”的价值。孔子赞美“天”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中庸》也说：“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能创生万物，正是天的美德。而人之常情，自然以生为可欲，以死为可恶，所谓“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论语．颜渊》）孔子也以颜回“短命死矣”为“不幸”（见《论语．雍也》，又《论语．先进》）。不过，“生”的价值并非绝对的。君子所追求的绝对价值是道德，这是超过生命价值的。孔子因此说：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人的价值既然在超越生命的道德上，一个品德败坏而衰老的生命，不仅没有生存的意义，还有害于社会。孔子曾这样严责原壤：“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论语．宪问》）没有道德的生命是不值得称述的，下面一段话是很好的例子：“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论语．季氏》）
　　 君子不害怕“死”，却忧虑死时没有值得称述的德行，所谓“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因此，君子一辈子好学修德，如孔子之自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他既不知老，又何虑死！
　　 道德价值的坚持可以超越对生死的好恶，孔子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君子好学且笃信善道，至死不渝。但入危邦、居乱邦，白白送死，却是不智的，这是不好学、不知善道所致。孔子批评子路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论语．述而》）子路大约是孔子所谓的：“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中庸》）这样的性格，就是不能“守死善道”之类。所以孔子曾担心子路说：“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论语．先进》）孔子弟子南宫适说：“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论语．宪问》）羿与奡也是不能“守死善道”的人。
　　 “守死善道”之教，曾子颇能加以弘扬，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他称赞“临大节而不可夺”的人为君子。曾子自己病重面临死亡时，所关心的仍是道德修养的问题，他说：“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又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以上见《论语．泰伯》）曾子也很重视丧祭，他认为这与风俗教化有密切的关系，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
　　 “守死善道”的人，是不是都会“杀身成仁”呢？那也未必。孔子说：“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论语．卫灵公》）
　　 有关以死效忠之事，死或不死，须视是否有利于人民而定，不死未必是不仁。例如齐桓公杀公子纠，召忽以死效忠，管仲却不死，子路和子贡都怀疑管仲不仁，孔子却因管仲辅佐桓公，有利于天下，反而赞美他。（见《论语．宪问》）
　　 孔子虽然说“仁者寿”（《论语．雍也》），但“自古皆有死”，圣人也不例外。人在历史的洪流中，生命何其短暂，孔子见河水川流不断，不免兴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阳货也说：“日月逝矣，岁不我与！”（《论语．阳货》）君子与其坐叹生命的无常，不如珍惜有限的生命，创造不朽的价值。
　　 无论如何，死亡终是无可奈何的事。伯牛病重，孔子感叹地说：“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论语．雍也》）颜渊死时孔子悲呼：“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人的老、病、死，是生命的自然现象或超越的限制，孔子称之为“命”或“天”。子夏也说过：“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儒家思想系以伦理为主，死亡之事以不解解之，称之为命、天，这多少已有些宗教的意味了。
　　 孔子一生有两次生命受到威胁，一次是受困于匡人，一次是桓魋欲加害他。但孔子“乐天知命故不忧”（语见《周易．系辞上传》），他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又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
　　 面对他人的死亡，孔子的态度是“哀而不伤”。孔子认为对于一切人的生或死，都应以礼相待。孔子说：“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中庸》）又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颜渊死时，孔子虽然“哭之恸”，但对颜渊的葬礼，孔子仍依礼不主张厚葬。（见《论语．先进》）
　　 孔子极重视死亡之事。《论语．乡党》记载：对无法安葬的朋友，孔子会主动为他料理丧事。又说：“见齐衰者，虽狎，必变。……凶服者，式之。”〈述而〉篇也记说：“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孔子对死亡的看重，不只表露于言语之间，也显示于行事之中，是言行一致的。
　　 孔子逝世后，子贡赞其一生说：“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论语．子张》）孔子死后百年，孟子出而光大孔子之学。
　　从政治的角度考量，孟子重视人民的“养生丧死无憾”（〈梁惠王上〉）。如就孝子之事亲而言，“丧死”比“养生”更值得强调，他说：“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离娄下〉）而在丧礼中为死者尽哀，乃人性之自然流露，所谓：“哭死而哀，非为生者也。”（〈尽心下〉）
　　 以道德价值与生死作轻重权衡，孟子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告子上〉）
　　人的好恶抉择（所欲与所恶），有超过生死的，是因为选择了“义”（取义）。道德的抉择，使人能舍生、不避死。孟子认为这种“道德心”非贤人所特有，任何人都有。
　　孟子警告那些不能抉择道德的人，是自取忧辱与死亡，他说：“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离娄上〉）
　　孔子说“杀身以成仁”；孟子说“舍生而取义”，都是以道德价值重过生命价值。孟子说：“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万章下〉）但是孟子也反对无意义地牺牲生命，他说：“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离娄下〉）又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尽心上〉）
　　人的生命固有其客观的限制，所谓“死生有命”。不过，尽其道、受其正，却是主观可以抉择的，这是“知命”“正命”。孟子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上〉）“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尽心下〉）“立命”“俟命”之道就是“正命”。《中庸》也说：“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君子“知命”“正命”“立命”“俟命”，是孔子所谓“人之生也直”；小人“不知命”“不受命”“行险以徼幸”或“桎梏死”，则是孔子所谓“罔之生也幸而免”。
　　个人的肉体生命与事业发展，都有其客观的限制，这可称之为“命”或“天”；但人的道德生命，应不计成败，尽其在我。孟子就曾劝滕文公说：“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梁惠王下〉）
　　孟子也有“乐天”“畏天”之说，他劝勉齐宣王“交邻国”之道，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梁惠王下〉）
　　以儒家之乐天知命，总是相信“顺天者存；逆天者亡。”（〈离娄上〉）“顺天”的“顺”不是一般的逆来顺受、委曲求全，而是“顺受其正”。因此，儒家肯定人主观正面的努力，孟子曾引〈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又引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离娄上〉）他不断勉励人重视自己主观的力量。儒家生死观的宗教意含较淡，其故在此。
　　孔孟面对生死的问题，都提出“命”或“天”的概念。但孔孟不走神秘而非理性的解决之道，仍始终坚持道德理性的抉择，以道德来面对死生之有“命”、富贵之在“天”，这是儒家“居易”之道。当今日科学无法解开生死之谜，而宗教又非人人得以信受时，儒家基于道德理性所提供的生死智慧，可以指引我们一条生命的坦途，实深具时代意义。
　　(本文原发表于“高中教育双月刊”第二期，87年10月10日出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