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前禅影(十二)
灯前禅影(十二)
说通与宗通
王开府 台湾师大国文系教授88.6.8
在佛教所有宗派中,禅宗对语言、文字的态度是极为特出的。达摩的禅法是“藉教悟宗”,“教”有其重要性。但《续高僧传》引述达摩禅法“理入”云:“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名理入也。”“不随他教”在《楞伽师资记》作“更不随于言教”。这和《续高僧传》的说法虽略有不同,但“他教”也无非是“言教”,可见“理入”的方法,已不再“藉教”,而系透过“凝住壁观”进入“悟宗”的境界,所以说“与道冥符,寂然无为”。
慧可传达摩的楞伽禅,他是“言满天下,意非建立;玄籍遐览,未始经心”,因而受到“滞文之徒”的评议。慧可传四卷《楞伽经》,是“专附玄理”而反对“变成名相”。他的门人中便有“口说玄理,不出文记”的一系。然而,不论是“专附玄理”或“口说玄理”,仍然需要语言作媒介。
《续高僧传》为慧可弟子“法冲”作传时,说《楞伽经》是:“专唯念慧,不在话言。于后达磨禅师传之南北,忘言忘念、无得正观为宗。后行中原,慧可禅师创得纲纽,魏境文学,多不齿之。领宗得意者,时能启悟。”可见慧可虽然口说玄理,在禅法上却主张由“忘言忘念”而“悟宗”。这仍是不离达摩禅法的矩矱。
不论是达摩或慧可的禅法,都是藉由言说(“藉教”“口说”),而又超越言说(“不随于言教”“忘言”)。这种特色,后来一直为中国禅宗所坚守,而其发源处则不能不追溯于《楞伽经》。
前文在谈达摩禅法的“理入与行入”时,曾提及《楞伽经》中有“说通”“宗通”之分。前文已引用有关这两种“通”的经文,予以说明,此处不再重复。简单地说,“说通”是透过佛所说之经教言说,而理解真理;“宗通”是离开言说,直接契入真理。这两种方法各有用处。《楞伽经》说:
言说别施行,真实离名字,分别应初业,修行示真实,真实自悟处,觉想所觉离。
言说的分别施教,是对初学的人(初业)说;经由实际的修行,才能自悟真理(真实),而这是离开言说(名字)的。在这样的悟境中,能觉想的主体或心识与所觉想的客体或对象,二者之间的分别对立都被超越,语言文字在此便派不上用场了。至于分别言说对于初学有何帮助呢?《楞伽经》有以下的说明:
诸修多罗悉随众生希望心故,为分别说显示其义,而非真实在于言说。如鹿渴想,诳惑群鹿,鹿于彼相计著水性,而彼无水。如是一切修多罗所说诸法,为令愚夫发欢喜故,非实圣智在于言说,是故当依于义,莫著言说。
在佛教中本来就所谓的“四依”,即依法不依人、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见《大般涅槃经.卷六.四依品》)。这里说的“当依于义,莫著言说。”是“依义不依语”。对于“语”与“义”的差异,《楞伽经》又说:
云何为语?谓言字妄想和合,依咽喉唇舌齿龈颊辅,因彼我言说妄想习气计著生,是名为语。大慧!云何为义?谓离一切妄想相、言说相,是名为义。......观语与义非异非不异。......若语异义者,则不因语辩义,而以语入义,如灯照色。复次,大慧!不生不灭、自性涅槃、三乘一乘、心自性等,如缘言说义计著,堕建立及诽谤见、异建立、异妄想,如幻种种妄想现。
“语”是因言说妄想而生;“义”是离言说妄想计著而入。但二者并非矛盾对立,而是“非异非不异”。“语”虽然不是“义”;透过“语”却可以“辩义”“入义”。“灯”虽然不是“色”;用“灯”却可以照“色”。所以我们也不能否定“言说”有一定之功能。但是如果计著「言说”而不能超越之(离),便会陷入种种如幻的妄想。“言说”虽是契入真理的方便,却不能视“言说”为真理,所谓“非真实在于言说”。对言说文字与“义”的关系,《楞伽经》有更精辟的说明:
一切言说堕于文字,义则不堕。......如来不说堕文字法,文字有无不可得故,除不堕文字。大慧!若有说言如来说堕文字法者,此则妄说。法离文字故。是故大慧!我等诸佛及诸菩萨,不说一字,不答一字。所以者何?法离文字故,非不饶益义说,言说者众生妄想故。大慧!若不说一切法者,教法则坏。教法坏者,则无诸佛、菩萨、缘觉、声闻,若无者,谁说为谁?是故大慧!菩萨摩诃萨莫著言说,随宜方便广说经法,以众生悕望、烦恼不一故,我及诸佛为彼种种异解众生,而说诸法令离心意、意识故......诸菩萨摩诃萨依于义,不依文字。若善男子、善女人依文字者,自坏第一义,亦不能觉他,堕恶见相续而为众说。
“言说”会陷于文字之中;“义”则否。如来知道文字之虚幻不可得性,所以不会陷于文字中。法离文字,因此如来说法系“不说一字”“不答一字”,如来教法的“义说”能饶益众生,但如果以如来陷于文字,则是众生自己的妄想、妄说。如来如果不说法,则破坏教法。所以方便说种种法,以适应众生的不同需要,使众生都能离开心识。但是,那些依执于文字的人,因为陷于恶见而说法,自己破坏了第一义,也不能使别人觉悟。
如来即使分别说诸乘,只是为引导众生的缘故,不能视“诸乘”之说为究竟。当心识灭尽时,诸乘也无有,所以《楞伽经》说:“诸天及梵乘,声闻缘觉乘,诸佛如来乘,我说此诸乘,乃至有心转,诸乘非究竟,若彼心灭尽,无乘及乘者。无有乘建立,我说为一乘,引导众生故,分别说诸乘。”
以上《楞伽经》对语言文字的观点,后来的禅师都无异说。如《六祖坛经》中惠能便云:
一切经书及文字,小大二乘,十二部经,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故,然能建立。若无世人,一切万法,本无不有。故知万法本从人兴,一切经书因人说有。
执空之人有谤法,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大不合言语,言语即是文字。自性上说空,正语言本性不空。迷自惑,语言除故。暗不自暗,以明故暗;暗不自暗,以明变暗。以暗现明,来去相因。
禅宗也不是不用语言文字。虽然一切法自性空,但语言文字之相对性质不能一概予以否定或取消。如明、暗系相因而生,各有功能;一旦除去语言文字,徒然自生迷惑。
惠能在〈无相颂〉中说:“说通及心通,如日至虚空,惟传顿教法,出世破邪宗。”这种“说通”与“心通”之区分,正是来自于《楞伽经》的。达摩弘传的“楞伽禅”“如来禅”,与惠能所传的祖师禅,在这点上是相当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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