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二字门考论

四十二字门考论
　　王邦维
　　中华佛学学报第12期 (1999．7月出版 )
　　页17~24
　　中华佛学研究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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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学者们对“四十二字门”的原意是为了帮助记忆和宣传佛教教义的看法，大体上一致。但对于其来源，学者们则有：1.中亚说、2.西北印度说、3.印度本土说等三种看法。笔者认为：从语言的特点和佛教经典形成的过程来看，“四十二字门”最早形成于西北印度的可能性很大，但使用“字门”作为表达、诵读、记忆经典的方法在印度本土或在梵文文献中也早有传统。英国剑桥大学的教授J. Brough首先发现：西晋竺法护译《普曜经》讲到“四十二字门”时，在每一条的开首，举列不是“字”，而是“词”。这在所有讲到“四十二字门”的经典中，是最为特殊的，或者可以说绝无仅有。中国南北朝时代慧思曾有《四十二字门义》的著作，可惜这部书大概唐以后佚失了。此外，清代的《同文韵统》之“大藏经字母同异谱”，根据十三种佛经，排列出一个梵字的对照表，其中九种都是出自“四十二字门”。“四十二字门”与《悉昙章》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四十二字门”的四十二个梵字，既然一开始就被称作“陀邻尼目佉”，实际上成为一套咒语，不仅念诵，也可书写，当然也就被认为是悉昙的一种。尤其是唐代，佛教的密宗和悉昙都盛行，二者互相结合，文人学士、士大夫等也常常以能书写悉昙字为时尚。
　　关键词：1.四十二字门　2.《普曜经》　3.悉昙　4.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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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汉译及梵文佛经中所见四十二字门
　　佛经中组织和宣传佛教的学说，有种种不同的形式。其中一类，便是排列出一个梵字表，每一个梵字，代表一个或一组关键词，通过这些关键词，把佛教一些最基本的教义组织起来。每次诵读，首先诵出一个梵字，然后诵出与这个梵字有关的一个或几个词，然后是完整的一句或几句经文。这种形式，对于僧人们诵读和记忆经典，自然会有极大的方便。这类方法，如果从大处分，主要有两种，一种依五十字排列，另一种依四十二字排列。后者又称为“四十二字门”。关于“五十字”，使用最典型的是《大般涅槃经》。[1]　而关于“四十二字门”，常见的则是在“般若”和“华严”两类经典之中。“般若”类的经典中有：
　　西晋竺法护译《光赞经》。
　　西晋无罗叉译《放光般若经》。
　　姚秦鸠摩罗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即一般所称《大品》以及与此相关的《大智度论》。
　　唐玄奘译《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华严”类的经典中则有：
　　东晋佛陀跋陀罗、唐实叉难陀以及般若分别翻译的三种《大方广佛华严经》。
　　唐地婆诃罗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入法界品》。
　　唐不空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四十二字观门》，现今通行的《大正藏》本还有每个字的悉昙字写法。
　　“般若”和“华严”类的经典，现在大多还有梵本可以作对照。其中几种已经有近现代的学者的校勘本：
　　Watasahasrika ed. by p. Ghosha.
　　Pabcavijwati ed. by N. Dutt.
　　Gandavyuha, ed. by D. T. Suzuki and H. Idzumi.
　　根据梵本，很容易就可以对比出“四十二字门”的原字。
　　以上这些经典，虽然名称不同，其中四十二字的汉译字以及解释的内容和方式也有大小不等的差异，但四十二个字和它们排列的次序则绝大部分是一致的。关于四十二字门的汉译字，这里不再抄出，过去早已有人将这四十二个梵字在不同的汉译佛经中的译音字排列成表，供人研究和参考。这里只用拉丁体字母列出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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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ra
　　pa
　　ca
　　na
　　la
　　da
　　ba
　　da
　　sa
　　va
　　ta
　　ya
　　sta
　　ka
　　sa
　　ma
　　ga
　　tha
　　ja
　　wva（c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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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dha
　　wa
　　kha
　　ksa
　　sta
　　jba
　　rtha（ha, pha, ita）
　　bha
　　cha
　　sma
　　hva
　　tsa（sta）
　　gha
　　tha
　　na
　　pha
　　ska
　　ysa
　　wca
　　ta
　　dha（sta）
　　但如果考虑到异本或字体上的“异读”，上面四十二梵字中少数的几个还可以作一些补充，这就是上面括号中列出的那几个字。
　　这四十二个梵字，以最前面的五个字为标识，往往又被称为“arapacana”或者“arapacana syllabary”汉译就是“阿罗波遮那”。四十二字，总起来又称作“陀邻尼目佉”，梵文则是dha-ra-ni-mu-kha。汉译“字门”一名中的“门”字，就是从这里来的。
　　二、其它语言文献中的四十二字门
　　以上是四十二字门在梵文及汉译佛教经典中的情况。在此之外，这四十二字还有不少踪迹可寻。与上面所引经典同时甚或更早的是以佉卢文字母刻划在佛像底座或抄写在木牍上的例子。
　　年代稍晚一些的是于阗文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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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最晚的藏传佛教的例子。
　　巴利文经典中没有四十二字门。这一点，对探讨四十二字门的来源不无意义。
　　三、关于四十二字门的来源
　　完整的四十二字门，虽然是以梵字的形式组织而成，但其梵字排列的次序和梵字本身却非常费解。首先，从语言和语音学的角度看，四十二个梵字的次序与正常的梵文字母表（varnamala）看不出有任何联系。在这一点上，它与“五十字”的情形完全不一样。其次，这四十二字中，缺乏梵文的某些最基本的音字，却有一些在一般的梵文文献中很难见到或没有过的音字。第三，这些少见的音字，指示出它们最早不大可能出自梵文或梵文经典。
　　四十二字门的这些奇异之处，早已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对于四十二字门的性质，就其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记忆和宣传佛教教义而言，学者们没有异议。但对于其来源，学者们则有不同的几种意见。这些意见包括：
　　一、 中亚说。
　　二、 西北印度又称犍陀罗或即佉卢文说。
　　三、印度本土或即梵文说。
　　我的看法，从语言的特点和佛教经典形成的过程来看，四十二字门最早形成于西北印度的可能性很大，但使用“字门”作为表达、诵读、记忆经典的方法在印度本土或在梵文文献中也早有传统。类似的例子在佛经中其实不只限于四十二字门，而且也不限于“五十字”。例如传为三国时康僧会所译的《旧杂譬喻经》里有一个故事，其中就使用一个梵字来表达一句话乃至一件事。故事本身非常风趣，几乎近于文字游戏。在佛教以外，也不乏类似的例子。
　　四、《普曜经》中的四十二字门
　　《普曜经》是佛传一类的经典，其主体部分应该说形成得相当早。一般认为，《普曜经》属于部派佛教时期或部派佛教的经典，依照较多的学者们的看法，具体地讲，属于说一切有部，现存的《普曜经》有三个版本（versions）。这三个版本是：
　　一、西晋竺法护译《普曜经》。
　　二、唐地婆诃罗译《方广大庄严经》。
　　三、梵本的Lalita Vistara，有德国学者S. Lefmann的天成体字校勘本。依照Lefmann在导言中的说明，他的校勘本，主要依靠的是在尼泊尔发现的几种梵文抄本。这些梵文抄本的年代，相对来讲，都比较晚。
　　这三部所谓“同本异译”的佛经，在相同的一个地方，即〈现书品〉一节，都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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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字门，但内容上却有大小不等的差别。第一、第二两部经讲的都是四十二字门。但《普曜经》讲到四十二字门时，在每一条的开首，举列不是“字”，而是“词”。这在所有讲到四十二字门的经典中，是最为特殊的，或者可以说绝无仅有。《方广大庄严经》相应的一段在〈示书品〉，其四十二字的形式和内容与前面提到的经典中看到的没有什么特异之处。但Lalita Vistara的情况却又不一样，举列的不是四十二字，而是依照通常的梵文字母序列排列的四十六个梵字，除最末一字外，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梵文字母表。当然，这一点，也可以说明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个梵本，在流传抄写的过程中，已经有了不小的改变，这是梵本定型较晚的证据之一。
　　《普曜经》讲四十二字门，首先举列的不是“字”，而是“词”，这一点，非常值得注意。英国剑桥大学的教授J. Brough首先发现这一问题，他由此还提出一个推想：竺法护在翻译《普曜经》时，手中持有的原本──不管是梵文本还是其它语言的文本──其中关于四十二字门一节，原文中举列的一定是“词”，而不是“字”，因为同样是竺法护翻译的《光赞经》里，同样的四十二字门一节，译文中举列的是“字”，而不是“词”。[2]　Brough的这条推想，确实很有见地。而且，我的看法，竺法护翻译的《普曜经》，保留的不仅是另一种四十二字门的表现形式，而且这种形式相对于常见的四十二字门的形式而言，可能出现得更早一些。
　　从《普曜经》中的四十二字门举列的是“词”而不是“字”这一点出发，Brough还有一个推想。他认为这四十二个“字”或“词”最早来自某一部佛经或佛经中的某一段，也就是说，它们首先是一段经文的四十二个关键词，然后进一步演变成四十二个“字”。考虑到《普曜经》本身在佛教经典形成史上的地位，竺法护翻译《普曜经》的年代，以及他的本子可能的来源等各方面的情况，应该说Brough的这个设想也有一定的道理。
　　五、四十二字门在中国的影响
　　四十二字门通过经典的翻译，传入中国以后，曾经有过广泛的影响，而且影响还不仅局限于佛教僧人之中。有关的事例很多，这里只简单地举两个例子作为说明。
　　一个例子是南北朝时代的僧人慧思。慧思是天台宗智顗的老师，后世被尊为天台宗的第二祖。慧思一生，著作不少，其中之一就是《四十二字门义》。可惜这部书大概唐以后在中国就佚失了。唐代到中国求法的日本僧人大多见过此书，而且不止一次把这部书带回日本。以慧思在天台宗的地位，这部书对后来在日本天台宗的发展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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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应该有所影响。也许以后有一天在日本的寺庙藏书里还能发现此书。
　　另一个例子是编成于清代的《同文统》。[3]　《同文统》的卷5收入了一份“大藏经字母同异谱”，根据十三种佛经，排列出一个梵字的对照表，其中九种都是出自四十二字门。《同文统》一书，虽然编成很晚，基本上不属于佛教书籍，而是文字、音一类的工具书，但却收入了这样一个梵字表，说明梵字，其中即包括“四十二字门”，影响已超出于佛教之外。
　　以上两件事例。一前一后，大致已经可以说明“四十二字门”在中国的影响。当然，这方面需要研究的问题也还有不少。
　　六、四十二字门与悉昙的关系
　　中国古代佛教僧人以及学者讲的“悉昙”或“悉昙学”，其实应该作两种理解，但过去极少有人作过认真的区分。
　　第一种理解，所谓悉昙，只是指梵文或梵字的拼写以及有关的一套规则。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4“西方学法”章有一段讲：
　　创学《悉昙章》，亦云《悉地罗窣堵》。斯乃小学标章之称，但以成就吉祥为目，本有四十九字，其相乘转，成一十八章，总有一万余字，合三百余颂。凡言一颂，乃有四句，一句八字，总成三十二言。更有大颂小颂，不可具述。六岁童子学之，六月方了。斯乃相传是大自在天之所说也。[4]
　　就是指的这种情形。在古代印度，这是五明论之一的声明论的一部分。而《悉昙章》中梵文或梵字的拼写，自有一套明确的规则。“四十二字门”显然与此没有直接的联系。四十二字门中的四十二个梵字，排列的次序既与正常的梵字排列次序完全不同，列出的梵字大部分又不是所谓的“根本梵字”，其中有些字音，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至今还不很清楚，但不是来自梵语，则是肯定的。这四十二个梵字，因此与这里讲的悉昙和悉昙章拉不上关系。
　　第二种理解，则是把悉昙字的念诵和书写以及与此有关的佛教密宗的一些理论也称作悉昙。四十二字门的四十二个梵字，既然一开始就被称作“陀邻尼目佉”，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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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成为一套咒语，不仅念诵，也可书写，当然也就被认为是悉昙的一种。尤其是唐代，佛教的密宗和悉昙都盛行，二者互相结合，文人学士、士大夫等也常常以能书写悉昙字为时尚。四十二字门自然成为念诵书写的内容之一。但这样往往就引起一种误解，以为这四十二个梵字就是梵文的“根本字母”。中国古代的僧人和学者，曾经很认真地讨论过梵文究竟有多少个字母，常见的有五十二、五十一、五十、四十九、四十七、四十六以及四十二字等数种说法。前几种说法，在不同的条件下，都可以成立，惟独四十二字说实际上不能成立。[5]　我们看日本平安时期的僧人安然的《悉昙藏》以及其它讲悉昙的著作，其中也有这样的错误。再看上面讲到的《同文统》书中的“大藏经字母同异谱”，把不同性质的“五十字”和“四十二字”不加区别地排列在一起，而未加以说明，看来也是因为不清楚这其中的问题和差别。
　　这一误解，如果更往前追究其原因，则还有一条，那就是汉译《大智度论》卷48中的“四十二字是一切字根本”那句话。这句话显然只能在某一种特定意义上去理解。但当时恐怕不是人人都明白这一点。
　　当然，如果只是从佛教修行包括念咒以获得宗教功德的角度讲，似乎也不必过多地去深究以上所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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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Discussion of the 42 Syllabary
　　Wang Bangwe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Summary
　　Scholars agree that “the 42 (arapacana) Syllabary” was designed to assist memory and to help spread Buddhism. However, there is disagreement as to the source of this alphabet, assigning it to Central Asia, northwestern India, or India proper. I believe that examination of its linguistic properties and the conception of Buddhist texts indicates northwestern India as the most probably source. However, using “Syllabary (Letter Doors)” to express, recite, and remember texts has a long tradition in India proper and in Sanskrit literature.　Professor J. Brough of Cambridge in England was the first to notice that when Zhufahu (Western Jin Dynasty, 239~316 A.D.) mentioned the 42 Syllabary in his translation of the Puyao Sutra, at the beginning of each section he did not provide letters, but words. This is unique among all texts concerning the 42 Syllabary.　During the South and North Dynasties (5th and 6th centuries A.D.), Hui-shi wrote An Exposition on the Meaning of the 42 Syllabary; unfortunately, this work was lost sometime after the T’ang Dynasty. The Qing Dynasty Unified Rhymes (Tongwen Yuntong) includes charts comparing the letters recorded in the Canon. These charts compare the letters listed in thirteen sutras; nine of these alphabets are of 42 letters.　 However, the 42 Syllabary is not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Siddham alphabet. Nonetheless, the 42 letters begin with DHA-RA-NI-MU-KHA, which actually can function as a mantra, so the letters may not only be recited, but also written, so of course they were considered a type of Siddham. Especially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when both Tantric and Siddham practices flourished, they influenced each other, and the ability to write Siddham letters was prized among the fashionable gentry.
　　Key words: 1. 42 syllabary 2. Puyao Sutra 3. Siddham 4. Sanskrit
　　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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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五十字”一节，在北本《大般涅槃经》的〈如来性品〉中，在南本中则被单独分了出来，题作〈文字品〉。
　　[2] J. Brough: The Arapacana syllabary in the old Lalita-vistara, in BSOAS, XXXVIII, 3, 1975, pp.581～585.
　　[3] 知道这部书，有些偶然。三天前因为同事的介绍，得以认识台湾的林光明先生。林先生对佛教咒语极有兴趣，研究也很有成就。谈话间我讲到“四十二字门”以及梵字的翻译问题，他于是告诉我《同文统》中也有一些材料。林先生还立即用电话请求在台北的同事将有关的三页传真给我，供我参考，《同文统》的全书，也正在从台北邮寄过来的途中。林先生古道热肠，我由衷感激。
　　[4] 拙稿《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页189。
　　[5] 拙文〈玄奘的梵音“四十七言”和义净的“四十九字”〉曾对四十七、四十九两种说法作过一些初步的讨论。拙文载于《周绍良先生欣九秩庆寿文集》，中华书局，1997年，页225～页230。对五十字说，拙文〈谢灵运〈十四音训叙〉辑考〉中亦曾有所涉及。拙文载于《国学研究》卷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页275～页300，拙文修订稿又载《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语言文献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631～页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