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巴利语

略谈巴利语
／ 贺 /蔡奇林
前言
台湾近年来，原始佛教、南传佛教有逐渐受到重视的趋势。一方面，北传《阿含经》不再被视为小乘经典，而广为流行。另一方面，南传佛教禅修成就者（如泰国的佛使比丘、阿姜查，缅甸的马哈西等高僧）的相关著作陆续被译介出来。而以「四念处」为主的（内观）禅修法门也受到广泛而持续的注意。当然，在文化界最重要的大事，莫过于《汉译南传大藏经》的出版了。由于这种种因素的相互激荡，使得南传佛教的圣典语「巴利语」，也逐渐受到重视。因此，以下我们就拣几个要点来谈谈它。
什么是「巴利语」？
巴利语（Pali-Bhasa）是记录南传佛教「三藏圣典」所用的语言。「南传佛教」是指现在流行于斯里兰卡（锡兰）、缅甸、泰国、高棉、寮国等南亚国家的佛教。Pali一词，本来并不指「语言」，而是指南传佛教的「圣典」（经律论三藏），是用来跟圣典的「注释」（Attha-katha）相对的。这种语言叫做「巴利语」，是十二世纪以后的事。此前，依上座部传统，它一直称为「摩揭陀语」（Magadhi），或「根本语」（Mula-Bhasa）。后来由于南传佛教各国间常进行文化交流，不同语系的各国比丘间，自然而然以这种记录圣典的语言来沟通，于是就称它作「圣典（Pali）语」，即「巴利语」。
巴利语在印度语中的位置
从语言系统来看，巴利语是属于印欧语系，印伊（印度伊朗）语族，中期印度亚利安语的一种方言。印度亚利安语由时间可区分为：古代（如吠陀语、古典梵语）、中期（纪元前六世纪~纪元后十一世纪顷）、与现代（十一世纪后）三期。其中巴利语所属的「中期印度亚利安语」总称Prakrit语。Prakrit语的意义，根据最通常的主张，是与Sanskrit（古典梵语）相对的语言。亦即古典梵语是根据「巴你尼（Panini）文法」人为规定完成的人工语、雅语、标准语，而巴利语则是没有人为成份的自然语、俗语、民众语。二者同样渊源于古代印度的吠陀语及其它日常用语，因此有着非常亲近的近亲关系。
巴利语的起源
巴利语在印度本土早已消失，它的语音系统与现存印度的任何一种语言都不一样。关于它的起源，从十九世纪起，东西方学者就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说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以下二说：
一、摩揭陀语说：依照上座部的传统，认为巴利语就是佛陀用以说法的古摩揭陀语。因为世尊一生游行布教的足迹，多半在摩揭陀国（Magadha，约当现今印度的比哈尔省Bihar）一带，而他的弟子也大多是东部人。因此他所用的语言，极可能就是东部方言摩揭陀语。
再则，佛般涅槃后不久（B.C. 486），大迦叶尊者召开的经典编辑会议「第一结集」，便是在摩揭陀国首都王舍城（Rajagaha）郊举行的。佛灭一百一十年顷（B.C. 370）「第二结集」的所在地毘舍离（Vesali），也在摩揭陀国北部不远。阿育王时代（Asoka, B.C. 269~231）举行的「第三结集」，地点在首都华氏城（Patali-putta,即今印度比哈尔省首都巴特那(Patna），还是在古摩揭陀国王舍城北部附近，当时通行的行政语言便是摩揭陀语（或半摩揭陀语）。
第三结集在佛教史上有一件重要大事，那就是阿育王采纳了当时会议召集人帝沙目犍连子长老（Tissa Moggaliputta）的建议，组成了一个弘法使节团，四出宣扬佛教。其中，阿育王的儿子摩哂陀长老（Mahinda）等一行七人，前往楞迦岛（Lanka,即锡兰）弘法，同时还携去了这次结集的三藏圣典。因此，上座部相信，传持圣典的巴利语就是摩揭陀语，也就是佛陀说法以及历来结集三藏的用语，而巴利语三藏自然就是佛教一脉相承的正统经典。
二、西部印度语说：由于巴利语与摩揭陀语，在语言本身的特质上，存在若干明显的差异。因此，也有不少学者主张，巴利语应是源于「西部印度语」。其主要理由是：印度地方现存的三十多件阿育王法敕文中，属于西部群的基尔纳尔（Girnar）刻文，最接近巴利语。巴利佛教所属的上座部，其根据地即是西部印度优禅尼（Ujjeni）为主的地方，且其附近地区发现的刻文也与巴利语相近。并且，把上座部佛教传入锡兰的摩哂陀长老，据说生于优禅尼，并在这里出家。这样，认为他以西部印度语为母语，将上座部经典传入锡兰，也是十分合理的推论。
巴利藏的写定与流传
佛陀时代并没有书写的经典，教法是靠师弟间口传心受的办法保存流传的。这种口诵传承的方式，是古代印度社会普遍的习惯，婆罗门教的圣典《吠陀》、《奥义书》便是如此。那么，这口耳相传的巴利圣典，直到什么时候才用文字记录下来呢？确实的时间，目前并不清楚。但是，一般有两个说法：
第一个说法是，在阿育王派遣摩哂陀长老到锡兰弘法的时候，同时带去了第三次结集的三藏。这样，很可能当时就有文字记录的典籍。而书写经典的文字，可能就是阿育王时代通行的「婆罗米文」或「驴唇体」字母。而在锡兰也发现到纪元前二世纪左右「古僧伽罗字母」的山洞石刻，字母形体与驴唇体颇为相近。这样，巴利三藏写定的年代，也许可以算做纪元前三世纪中叶以后，即第三结集之后，地点在印度本土。
另一个说法是，巴利三藏写定的工作，是在锡兰岛婆咤伽摩尼王（Vatta-gamani, B.C.43~17）时代的第四次结集才完成的。这次结集以勒弃多长老（Rakkhita Thera）为首，召集大寺派（Mahavihara）长老五百人，于纪元前二六年前后，在锡兰中部玛达雷（Matale）的灰寺（Alu-vihara）诵出上座部的三藏及注疏，并决定把经典用「僧伽罗字母」（锡兰文）音译，写在贝叶保存。
这次（第四）结集，为什么决定把三藏写定下来呢？据说，当时锡兰岛上的佛教有「大寺」（Mahavihara）及「无畏山寺」（Abhayagirivihara）二派，保守而严持戒律的大寺派，与前进开放的无畏山寺派意见不和，纷争迭起。大寺的比丘唯恐其眼中的异端无畏山寺派歪曲教法，因此才决意书写，以永存正法。
从三藏的流传来看，这次结集包含两项重要事件：一、它是「整部三藏文字化」的开始。（之前，第三结集记录的经典，可能只是三藏中的重要部份，其余内容依然以口诵流传）二、这种文字记录是以当地字母（锡兰文）「音译」的方式来保存的。从此以后，用自己国家的文字字母音译保存巴利圣典，就成了上座部佛教通行的不成文制度。所以后来缅甸（用缅文）、泰国（用泰文）、高棉（用柬埔寨文）、印度（用天城体），还有中国云南傣族地区（用傣文），乃至近代国际通行的「罗马拼音」，都是沿用这个办法。
巴利语的发展阶段
巴利语从发生到现在两千多年间，事实上也历经了几个发展变迁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圣典「古偈颂」中的巴利语，约至纪元前三世纪止。这些偈颂保留了许多与吠陀语共通的语形，由于音韵或省略的关系，许多地方艰涩难懂。第二阶段是，圣典「散文」中的巴利语，约至纪元前一百年为止。此阶段内容合于文法，文章舒畅自然，优美而深刻，可谓极其难得的珍品！第三阶段包括圣典的注释书、教理纲要书、史书等，以五、六世纪为中心，前后数百年间。此阶段文章也相当简练畅达。第四阶段为后世各种文献的巴利语，约从十世纪到现在。此一阶段的巴利语以锡兰为中心，而后发展于缅甸、泰国等地。由于时代、地域与早期巴利语已有隔阂，再加上梵文化的影响，文章显得造作别扭，极不自然。
另外，巴利语从十二、三世纪起，也一直是南方各国僧侣间沟通佛法的「交谈用语」。因此，随着时代的变迁，也新造了许多现代生活中的语汇，如akasa-yana（飞机）、ayo-yana（火车）等。总之，巴利语正如许多语言一样，一直不断在使用，也一直不断在变迁发展中。这不正是佛法所谓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吗？
巴利三藏
在所有现存的印度语佛经中，巴利三藏是时间最早，数量最多，而内容也最完整的一套。以下略举其要：一、律藏：包括「经分别」（Sutta-vibhavga）、「犍度」（Khandhaka）、「附随」（Parivara）三部分。二、经藏：包括五部（尼柯耶，Nikaya）：(1)长部（Digha- nikaya），相当于北传《长阿含》。(2)中部（Majjhima- nikaya ），相当于北传《中阿含》。(3)相应部（Samyutta-nikaya ），相当于北传《杂阿含》。(4)增支部（Avgu- ttara-nikaya ），相当于北传《增一阿含》。(5)小部（Khuddaka- nikaya），包括《法句经》（Dhammapada）、《本生经》（Jataka）、《无碍解道经》（Patisambhida-magga）等共十五部经典。三、论藏：有《法集论》（Dhamma-savgani）等七部。
此外，还有藏外典籍，包括觉音（Buddhaghosa）、觉授（Buddhadatta）等人的三藏注释（Attha-katha），及后世对注释的解疏（Tika），还有教理纲要书如《摄阿毘达摩义论》（Abhidha-mmattha-savgaha），史书如《岛史》（Dipa-vamsa）、《大史》（Maha- vamsa），以及其它著名的典籍如《弥兰陀王问经》（Milinda-pabha）、《清净道论》（Visuddhi- magga）等。
巴利三藏除贝叶版、纸张版外，目前还有二套含「全文检索」功能的（罗马化字体）计算机「光盘版」。一是泰国Mahidol大学出版的暹逻版，另一套是泰国法身寺出版的「巴利圣典协会」（英国P.T.S.）版。另外，巴利藏除南传各国语译本外，还有英、日、德、汉及部份法、义等各国译本。其中台湾元亨寺出版的《汉译南传大藏经》，总七十册，目前已出版至第五十六册论藏的《发趣论》。这个译本是由日译版《南传大藏经》转译过来的。由于「日译」本身并非精本，又经第二手转译，可靠度略嫌不足（语意含糊及翻译错误的地方不少）。尽管如此，它的出版实有着重要的意义！终于弥补了这一页汉译史上的缺憾，让使用中文的学者得以初步了解《巴利藏》的大体内容。当然，如果因此方便，能够激起另一波真正深入原典的研究，乃至直接本于原典的译注，则其意义就更大了！在台湾这样虚华、急利的宗教生态下，能够投注如此庞大心力、资源，从事艰巨的「基础文化工程」（译经事业），这真令人欢喜赞叹！
佛陀对语言的态度
无论对教法的传播者或学习者来说，「语言」都是重要的。——它是成就「闻慧、思慧」的基本凭借。那么，佛陀对「语言」究竟抱持怎样的态度呢？关于这点，巴利语《律藏》「小品」（Culla-vagga,Vin.II.p139）有个著名的故事，大意是：「有二位比丘，是兄弟俩，出身婆罗门，音声优美，擅于言词。他们一起到世尊那儿，向世尊说：『尊师！现在的比丘，种种名、种种姓、种种种姓、种种家族，都来出家。他们使用各自的方言俗语，污损了佛陀的教言。尊师！请让我们用雅语（Chandaso指梵语、吠陀语）表达佛说吧！』佛世尊诃责他们说：『无知的人啊！怎么可以这样说呢？这样并不能引导不信佛的人信佛……』接着又做了简短的开示，并向所有比丘说：『比丘们！不许用雅语表达佛说！违者得突吉罗（dukkata,即犯轻过）。比丘们！我应允你们，用自己的方言（Sakaya niruttiya）来学习佛所说的道理。』」
从这段记录可以清楚看出，佛陀是个「讲求实际效益而反对权威迷信」的平民教育家。他不认为语言有高下贵贱之别，怎样能让学习者「容易闻思教法」才是最关键要紧的！毕竟，觉悟与解脱是来自对教法的「正确理解」与「精勤实践」，而无关乎「语言音声」的是否「尊贵优美」。因此，佛陀反对采用上层婆罗门阶级的雅语，他说：「吾佛法中不与美言（Samskrta雅语、梵语）为是，但使义理不失，是吾意也。随诸众生应与何音而得受悟，应为说之。」（大正藏24册822页上栏）这便是佛陀平等、务实、开放的语言态度。
这个故事，也是极富启发性的：一则，在这种务实的态度下，随着佛法的辗转流布，经典自然以不同地区的不同语言翻译记录了下来。这些「翻译的典籍」（如汉译、藏译等）保留了各时期各地区流行的教法内容，是十分珍贵的资料！因此，我们对它与对「印度语（如巴利语、梵语）记录的典籍」应当「平等重视」才是。其次，若要实现世尊「随诸众生应与何音而得受悟，应为说之」的悲愿，则教界应当严肃面对「如何培养训练各种语文翻译人才」的重要课题！再则，学习「经典语言」不过是增进教法理解的可能途径之一。我们切勿「偏信」（迷信）它，以为：「懂得它才能（或就能）懂得佛法」。尤其，对大多数没有充裕时间研究语言的修学者而言，如果能把更多的时间、心力投注在「自己熟悉的语言记录的经典、书籍」上，反而可以获得更大的「闻思效益」。最后，如果我们学习这些语言的目的，是希求透过它（标准的语音），「持诵咒语」以得「感应」的话，那就去佛教诫太远了！

结语
巴利语与巴利圣典流传至今，已经两千多年了。它的存在，表达了佛弟子精诚为法的坚毅心行，这是值得深深尊重的！当然，它所传持的教法，既不必是－－如北传、藏传所卑视的－－「小乘佛教」；也不必是－－如南传自己所尊仰的－－「嫡传、正统的佛教」。回归事实，他不过是全体佛教诸多传承中「谨守早期佛教朴实深刻教风」的一系罢了！然而，由于它是印度语，并且是较接近佛陀时代用语的一种，加上其教法内容「素朴纯净」的特色；因此，拿它来与其它传承、或后期发展、或又经翻译的经典对比，自然可以从「语言文献」乃至「教法内容」的比较研究中，相互发明，更加切当的把握佛法的根本正义。毕竟，现代的佛法研究，不是宗派主义的，而该当积极吸收各部派传承中深刻精华的特质，并且勇于舍去不契正理的异方便，使佛法历久弥新、行健不息！这样，才是研究巴利语与巴利佛教的积极意义！
(本文刊于《法光杂志》第九十二期，八十六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