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湛然非彼湛然

此湛然非彼湛然
　　徐文明
　　同名相混是古今都存在的一个使人大伤脑筋的问题，这一问题不仅存在于世俗社会，就连出家的和尚也无法避免。历史上，不少僧人由于法名相同，时代相近，被人误认为是一个人。譬如天台宗九祖湛然（711—782），由于同时代也有名为湛然的禅宗高僧，便被视为禅宗内部南北宗之争的参与者，这显然是未察二者实非一人之故。
　　禅宗三祖僧璨终老于淮南一带，于是后世这一地区便出现了三祖崇拜。唐天宝年间，舒州李常受神会启发，为三祖荼毗起塔。至大历年间，独孤及等又借为三祖请赐谥号、塔额的机会为北宗张目。杜继文先生《中国禅宗通史》一书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首先提议为僧璨申请“尊号”的僧人，是“长老比丘释湛然”，他与“大律师”澄俊，会同来自广陵的嵩岳惠融。来自庐江的开悟等共同发起。他们的目标是“俱纂我七叶之遗训”，即维护普寂在禅宗中的七祖地位不动摇。湛然（711—782）是中兴天台宗的名师，由他出面肯定普寂为一系为正统，说明北宗势力同时渗透到了浙东地区。湛然是左溪玄朗的弟子；玄朗与尊崇曹溪的玄觉在禅观念上有严重分歧，可见天台宗同禅宗南宗相左而倾向北宗，有一贯性。此后，禅宗南宗与天台宗的对立，也始终没有消除（1）。
　　杜先生显然是将为僧璨请尊号的湛然当成了天台宗的九祖湛然，其实这一说法有待商榷。独孤及《舒州山谷寺觉寂塔隋故镜智禅师碑铭并序》原文有云：
　　长老比丘释湛然，诵经于灵塔之下，与涧松俱老，痛先师名氏未经邦国焉，与禅众寺大律师澄俊，同寅叶恭，亟以为请。会是岁嵩山大比丘释惠融至自广陵，胜业寺大释开悟至自庐江，俱纂我禅师后七叶之遗训，自相与叹，塔之不命，号之不崇… …。
　　这位“长老比丘释湛然”是住锡舒州山谷寺，长期诵经于三祖灵塔之下，并且是与开悟等“俱纂我禅师后七叶之遗训”，为普寂之弟子的北宗高僧，那么天台湛然是否具备这些条件呢？
　　荆溪湛然，据梁肃《碑铭》、《宋高僧传》、《天台九祖记》、《佛祖统纪》等，江苏常州人，俗姓戚氏，年二十余，求学于左溪，得其法要。始以处士传道，天宝七载（748）于君山净乐寺出家，往越州昙一律师法集，广寻律范，复于吴郡开元寺敷行止观，朗公入灭，乃独自弘道于东南，始居兰陵郡常州妙乐寺（后世亦称之为妙乐大师），后移隶台州国清寺，建中三年（782），示化于天台山佛陇道场，寿七十五，腊三十四。
　　虽然湛然没有精确的年谱传世，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历五年（770）至七年时，湛然在天台山佛陇道场，绝非在舒州山谷寺中诵经于僧璨灵塔之下。大历年时湛然已至晚年，正忙于著书立说，破斥诸家，又如何抽得出时间跑到舒州参与禅宗的南北之争？据《天台九祖传》，荆溪曾自述其经历如下：
　　开元十六年，首游浙东，寻师方道。至二十年，于东阳金华，遇方岩和尚，示以天台教门，授止观等本。遂求于左溪大师，蒙诲以大旨。自惟识昧，凡所闻见，皆纪于纸墨。暨至德中，移隶此寺。乾元以来，攒成卷轴，盖欲自防迷谬，而四方道流，偶复传写。今自衰疾，诸无所任，留此本兼玄疏两记共三十卷，以寄此藏，傥于先师遗文，碑补万一，则不负比来之诚。幸众共守护，以贻后学。大历十二年祀孟秋，沙门湛然记。
　　这段话本是湛然在将所著三部记成之后寄与姑苏开元寺大藏时所附的一封书信，从中可以看出，荆溪湛然至德年间（756—758）隶名吴郡开元寺，虽然湛然作此书时在国清寺，但是“此寺”指的不是国清寺，而是吴郡开元寺，下文又有“此藏”，指的是开元寺大藏，可为一证。乾元（元年758）以后，开始著述。于大兵大饥、战乱不休之际，祖述本门章句，破斥南北异说，卓然成数十万言，使天台一宗，焕然中兴。大历五年（770）至七年时，正是湛然著书立说的关键时刻，这个时候他不在天台传教修禅，弘扬本宗，却跑到舒州为禅宗三祖请尊号，为北宗普寂争正统，若无绝大理由，这是很难令人置信的。
　　从湛然自述经历来看，他倒是有可能从普寂问学的。湛然开元十六年（728）十八岁时开始游学浙东，二十年（732）二十二岁时始遇六祖大弟子方岩玄策，蒙授止观，不久又求学于左溪玄朗（673—754）。则其从左溪受学最早不超过开元二十年（732），《佛祖统纪》谓其开元十八年（730）始学于左溪，恐怕是把时间提前了，因为前引乃湛然自述，应当无错。湛然从左溪多长时间史无明述，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左溪去世之前他就离开了。这就使他有可能到北方从开元二十七年（739）灭度的普寂问学。但是对于这一时期荆溪是否到过北方史无明述，即便他到了北方，以一个不满三十的白衣处士的身份能否见到普寂恐怕是有疑问的，即便能见着普寂，恐怕也不会被视为弟子之一，因为当时后世无论是天台还是禅宗从未见过湛然为北宗弟子的记载，湛然本人亦未道及。
　　湛然未有年谱存世，除了此信道及之处外，对其史事难于确考。僧传云其年二十余，受经于左溪，《统纪》便据此将他从学的时间定为开元十八年（730），又为此将他从学玄策的提前到开元十五年（727），今以湛然自述为正。僧传又称天宝初年湛然登僧籍，《统纪》则将此定为天宝七年（748），并称是在宜兴君山乡净乐寺，时年三十八岁。湛然寿七十二，腊三十四，据此天宝七年应是他受具戒的时间，不一定是始出家的时间。但《统纪》既然又明确指出他受戒的具体地点，想是必有所本，如此则湛然在出家之年便受具足，想是由于当时他的年龄已经足够大了。
　　湛然开始传法的时间不详，诸书所说不一。《天台九祖传》道其身为处士时便开始弘法，学者悦随，《统纪》则称他在出家后先依越州昙一律师求学律范，其后“久之”演止观于吴郡开元寺，僧传的说法与此相近。今据其自述，湛然弘法最早始于至德元年（756），地点即苏州开元寺。
　　湛然最早于吴郡开元寺弘法，后来又于常州妙乐寺传道，晚年移居台州国清寺，终老于佛陇道场，这是公认的说法，但他何时于常州传教，何时移居天台，则难于定论。
　　《天台九祖传》谓其始居兰陵，尝至五台寻礼，晚归台岭，卒于佛陇。然据《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兰陵县本为战国时楚置，治所在今山东苍山县兰陵镇，后屡经变迁，唐贞观时废兰陵县，唯留兰陵郡，则此兰陵当为兰陵郡。兰陵郡本为东晋元帝大兴时侨置，治所在兰陵县（今江苏武进县西北万绥镇），南朝宋改名为兰陵郡，唐时延用（2）。兰陵郡虽然在江苏，然他书皆称湛然曾住锡常州妙乐寺，未言其曾住止兰陵。常州，隋开皇九年（589）置，治所在常熟县（今常熟县西北），后移州治至晋陵县（今常州市），大业初改名为毗陵郡，唐武德三年（620）复名常州，天宝元年（742）晋陵郡，乾元元年（758）复为常州（3）。湛然既居常州妙乐寺，故兰陵或为晋陵、毗陵之误。
　　湛然《止观辅行传弘诀》题为“唐毗陵沙门湛然述”，表明他在作此著时住止毗陵郡（常州），而据其弟子普门所作永泰元年（765）《序》，可知此书成于此前。则此书作于乾元元年（758）至永泰元年（765）间，为湛然最早的著述之一。现存湛然其他著作多题为天台沙门湛然述，无一题为兰陵沙门者，表明湛然确实并未住止兰陵，兰陵应是毗陵之误。
　　李华（卒于大历初年）为荆溪之友，其作《故左溪大师碑》称“入室弟子，本州开元寺僧行宣，常州妙乐寺僧湛然，见如来性，专（或谓传）左溪之法门”，此碑不知作于何时，然其中并未给湛然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可能在结识湛然之前，值得注意的则是称之为常州妙乐寺僧，表明当时湛然住在毗陵。
　　湛然何时离开苏州开元寺，移居常州妙乐寺，史无明载。但至少在永泰元年（765）以前他已经到了常州，他在常州呆的时间较长，故后世称其为妙乐大师。据《佛祖统纪》卷四十一，大历三年（768）湛然于天台佛陇为道邃说止观法门，如此则湛然此时已经移居天台，而《天台九祖传》又称道邃始于常州妙乐寺从湛然问学，受业五年，未知孰是。
　　据《天台九祖传》，湛然始居兰陵（应为毗陵），尝于江淮名僧四十余人同礼五台，遇不空弟子含光，含光称前随不空游历天竺时，有天竺僧盛赞天台法门，并请将智者著述译为梵文，回传天竺，这一故事也见于《宋高僧传·含光传》，未知真假，但湛游历五台有可能为真。含光为不空弟子，不空表其住止五台山金阁寺，而金阁寺建于大历二年（767），湛然与含光相见最早始于此年。而据《宋高僧传》，含光是在不空卒后，被代宗派往五台山修功德的，其时与湛然方才相遇。而不空卒于大历九年（774）六月，这表明大历九年（774）时湛然还在妙乐寺。然据梁肃大历九年（774）十一月《常州建安寺止观院记》，湛然弟子法禺建止观精舍，以请“天台湛然大师”转法轮于其间，表明其时湛然已移居天台，因此可能僧传之说有误。
　　据梁肃《台州隋故智者大师修禅道场碑铭并序》，佛陇道场本为智者得道之处，陈朝号之为修禅寺，隋朝废其寺号，只称道场，“自大师没后一百九十余载，长老大比丘然公，光照大师之遗训，以启后学门人”，湛然还盛赞法智护持智者遗居之功，可能这是湛然经营佛陇之始。然智者卒于隋开皇十七年（597），其后一百九十余载当是贞元三年（787）以后，此时湛然已经去世多年，怎么会始居佛陇道场呢？可能梁肃推算有误，应该从智者道场于陈太建九年（577）敕名为修禅寺算起，如此则会是大历二年（767）以后，这与前述诸说大多一致。
　　现存湛然著述除《止观辅行传弘诀》外，皆题为天台沙门湛然述（撰），《十不二门》题为“唐荆溪尊者湛然述”，肯定为后人所加。这表明湛然自乾元开始著述以来大多数时间在天台山，可能《佛祖统纪》所说无误，就是大历三年（768）左右湛然移居天台。
　　顺便指出，湛然大历十二年（777）所寄与苏州开元寺大藏的“此本兼玄疏两记共三十卷”，指的应是《止观辅行传弘诀》十卷，《法华玄义释签》十卷，《法华疏记》十卷，是湛然解释天台三大部的著作。而汤用彤先生以《止观辅行传弘诀》为四十卷（4），是仅据《大正藏》目录所致。
　　从诸书所载湛然经历来看，找不到任何他曾经到舒州为三祖僧璨请谥号的根据。如果说荆溪真是普寂的弟子，并且出面为三祖争谥号、为普寂争法统，那么后世的天台宗自然不肯提及，但是与天台有隙的禅宗绝对不会放过这个可为禅宗大争面子的机会（后世南北之争早已淡化，而与天台之争则是更重要的），肯定会大书特书，以表明天台九祖实得法于禅宗的。
　　左溪玄朗与玄觉在禅观念上有分歧是不错的，但若由此说明“天台宗与禅宗南宗相左而倾向北宗”，恐怕就有问题了。就实而言，天台宗与禅宗的关系在初期一直是很密切的，和北宗则没听说有什么来往。左溪在从慧威受学之前，曾经同六祖弟子印宗禅师商榷秘要，相互推许，又与玄觉为至交，虽然见解不同，但并不妨碍两人的朋友关系。后世有说玄觉参拜六祖是受了左溪的激励，这一说法虽然有待论证，但也表明了两人的亲密关系，事实上，二人并未由于相互批评而绝交。
　　就湛然本人而言，他的启蒙老师并非玄朗，而是禅宗大师，六祖亲传弟子之一的方岩玄策。根据湛然的叙述，玄策不仅是一位禅宗大师，还是精通天台止观的台宗法师，玄策的天台教法可能来自玄觉，也可能来自慧威或左溪。湛然先从方岩，后依左溪，这可能是由于后来方岩去世（开元二十年时玄策已是九十岁左右的老人了），或者玄策令其往依左溪。无论如何，总是表明玄策与左溪一派同样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湛然自己承认曾受学于方岩玄策，表明他和禅宗南宗有一定的关系，而他与北宗则不见有来往的记载（除了杜先生指出的有待考证的湛然为普寂争正统之说），他又怎么可能亲疏不分，反而向着与他没多大关系的北宗呢？
　　湛然的使命和心愿是重振天台，中兴本宗，以与盛极一时的唯识、华严、律宗、禅宗等相抗衡，为此，他不得不表现出强烈的宗派色彩。他一方面注解天台三大部，深化一宗教观，以立自；一方面著《止观义例》、《金刚 》等，批判诸家异说，以破他。经过他的努力，天台宗的声望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尽管还不能与深受朝廷尊崇的其他宗派完全抗衡，但已为后世天台宗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湛然表现出的宗派成见是十分明显的，为此有时不惜割裂事实，曲为之说。譬如他讲受学于方岩，只说蒙示以天台教门，不谈禅宗义理，恐怕不太准确。作为六祖大弟子的玄策绝不可能在教授弟子时只讲天台教法，不述本宗宗义。明明学过禅宗南宗禅法却韪莫如深（可能湛然对此并不欣赏，否则他就成了禅宗传人，不会是天台高僧了），对于他未曾接触过的北宗怎么会如此情有独钟呢！
　　湛然批评过南宗是不错的，但他针对的是整个禅宗，并非专对南宗。他在《止观义例》中指出禅宗的禅法是“暗证”，证而无教作根据（5），但这是对整个禅宗的攻击，南北宗都包括在内了。他为了说明天台宗在传承上也胜过禅宗，不惜改变宗史，把傅大士也拉过来为天台教观辩护。他在《止观义例》卷上中引述相传傅大士所作的《独自诗》云：“独自精，其实离声名。三观一心融万品，荆棘丛林何处生？独自作，问我心中何所著，推捡四运并无生，千端万绪何能缚？”道是“位居等觉”的东阳大士尚且以三台宗的三观四运为心要，表明一家教法不仅上承佛祖，还与作为弥勒化身的傅燮暗合，足见其高明。他还指出“设使印度一圣来仪，未若兜率二生垂降”，意思是说即便印度来的圣人菩提达摩很了不起，他也是来礼拜作为弥勒下生的傅大士的，含有以傅大士为天台教祖之意，暗示天台教祖远胜禅宗为之骄傲的初祖。这只能视作对禅宗的攻击，因为禅宗不论哪一宗派都将达摩奉为初祖。如果荆溪湛然真是北宗门徒，则他一方面为三祖请谥号，一方面又攻击初祖，不是自相矛盾吗？
　　因此，无论是从史事方面还是思想方面来看，荆溪湛然赞同北宗、攻击南宗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试想当时天台诸祖都未得朝廷尊号，已至暮年的湛然不想方设法为他们请加谥，却大老远跑到舒州为不相干的禅宗三祖求封赐，这对于宗派成见极深的湛然是多么难于想象呀！
　　因此，对此只能解释为当时存在两个法名相同的湛然，一为天台高僧，一为禅宗长老。禅宗的湛然不如天台宗的湛然出名，只见了于独孤及的《碑铭》，不见于后世禅宗及他派史料，可能他是在山谷寺潜修的禅者。
　　禅宗之湛然虽非天台之湛然，然二人时代相同，化地相近，故易于混淆。而后世又有与鹅湖大义（746—818）辩论之湛然法师，杜继文先生同样将其误认为是天台湛然，恐怕亦是同名易混所致。杜继文在论述“无情有性”时云：
　　在当时提倡“无情有性”的是与牛头宗关系密切的南阳慧忠，在天台宗则是撰《金刚 》的湛然。湛然曾参与神龙寺法会，同洪州系有正面的交锋，他登座宣称：“佛道遐险，经劫无量，南鄙之人，欺绐后学”，大义斥其为盲者“迷信”（6）。
　　鹅湖大义为马祖弟子，据韦处厚《兴福寺内道场供奉大德大义禅师碑铭》，大义俗姓徐，衢州须江人，幼年出世，童稚落发，二十受具戒，后从学道一于江西。大历中宴坐于上饶郡西百里之鹅湖山，不久学者云集。贞元初，礼部侍郎刘太真出典是郡，通修津梁，为水所败，乃请大义下山相助，结果工程进展顺利，不久告成。“可能就在此后，大义进入长安，居慈恩寺”（7），由右神策护军霍公表闻，为内供奉大德，与皇太子李诵关系密切。李诵即位为顺宗，大义更受尊崇。顺宗去位，大义回归本郡。元和十三年（818）卒，年七十三，腊五十四。
　　《碑铭》更言，大义在与其时尚居储宫的李诵“一言遂合”之后，“入内神龙寺法会，群僧有湛然法师者，登座云：‘佛道遐险，经劫无量，南鄙之人，欺绐后学！’大师曰：‘彼自迷性，盲者可咎白日耶！’顺宗顾谓诸王曰：‘彼不谕至道。’其俦叱下，数旬而卒”。
　　根据杜继文先生自己的解释，大义进入京师是在贞元初年之后，那么他参与神龙寺法会亦应在此之后，而荆溪湛然早已于建中三年（782）去世，何以参与在他卒后数年（贞元元年为785年）才举行的法会呢？
　　若令荆溪湛然参与法会，这一法会就非得在建中三年（782）二月以前举行不可。若要满足这一条件，首先得使大义在贞元年前到过京师，其次须让荆溪湛然晚年入京，这两个前提恐怕都很难成立。
　　从顺宗（当时尚为太子）的态度来看，他明显是偏向大义的，这只能解释为此事发生在二人结识之后。顺宗大历十四年（779）受封为宣王，建中元年（780）立为太子。根据碑文的记载，顺宗是在被立为皇储之后结识大义的，因此此事应当发生于建中元年（780）后。从这一方面来说，从理论倒是上存在着湛然参与神龙寺法会的可能性。
　　然而根据碑文的叙述及杜继文先生的解释，这种可能性事实是无法变成现实的。大义是在孝文皇帝（德宗）依靠神策军统领李晟平定朱 之乱后进入长安，并由右神策军护军霍公推荐而为内道场大德的，他结识李诵当于此后。而靖难之事发生在贞元元年（784），因此其时早已去世的荆溪湛然还是无法同大义对话。
　　注释：
　　（1）杜继文《中国禅宗通史》197至19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2）《中国地名词典》249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3）同上书791页。
　　（4）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139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5）吕 《中国佛学源流略讲》167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6）杜继文《中国禅宗通史》248页。
　　（7）杜继文《中国禅宗通史》2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