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太虚大师　振兴佛教事业

缅怀太虚大师　振兴佛教事业
　　智敏法师
　　被推崇为我国近代佛教史上著名革命大师的太虚大师，他对当时佛教所作出之丰功伟绩，必有其一定之依据。并非如一般所想像，从其个人的敢想敢闯之个性而出现。据个人之分析，乃是从佛教之基本原则，即三主要道中发展出来者。虽然，大师示现凡夫身，不能如佛陀那样证得圆满，于度生事业能做到丝毫不爽、恰如其分，然其大方向正确，虽不中、不远矣！
　　早在1928年时，大师提出“三佛主义”，迄今仍为照耀着振兴我国佛教前途发展之指路明灯，而八十年来之实践，越发证明其准确性和必要性。
　　大师宿根深厚，十九岁时在西方寺读《般若经》即得到悟境，其后廿六岁与廿八岁时，又历二次悟境，契入般若正见。大师自谓：“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菩萨瑜伽戒本。”是具有大乘菩提心者。而菩提心必建立于出离心之基础上。个人出离，故属二乘，度一切众生出离，即菩提心也。于是出离心、菩提心、般若正见，大师于此三主要道，兼而有之，则其思想，必不凡也。以其契悟般若，故思想解放，能不拘泥于中国具体历史社会反应于佛教内之各种保守条框，这些保守思想，在当时普遍存在，甚至现在还有。
　　尤其对藏传佛教，有视为洪水猛兽者，有视为婆罗门教性力派者，有显密不分、竟以《菩提道次第广论》视为密法者，甚至有将藏密与政治一并联系而观者。诸如此类，皆是对藏密未经真正研习了解，而率尔作出的主观上之误解。
　　唯大师能拨除一切成见，独具慧眼，如云：“中国至清季，除参话头念弥陀外，时一讲习者，亦禅之《楞严》、净之《弥陀疏钞》，及天台《法华》与《四教仪》，或《贤首五教仪》，附《相宗八要》而已。经律论古疏早多散失，保之大藏者亦徒资供奉，及翻阅以种善根耳。空疏陋之既极，唯仗沿习风俗以支持。学校兴而一呼迷信，几溃颓无以复存。迄今欲扶掖以经论律仪，亦尚无以树立其基础。而借观西藏四五百年来之黄衣士风教，独能卓然安住，内充外弘，遐被康青满蒙而不匮，为之胜缘者虽非一，而此论（指《广论》）力阐上士道必经中下士道，俾取密之士， 亦须取一切经律论所诠戒定慧遍为教授，实为主要原因。论云：‘若于此次第决定、数量决定之智慧方便中仅取一分者，当决定知不成菩提。’”“于是不没自宗，不离余法，而巧能安立一切佛教，皆趣修证。故从天竺相性各判三时，以致华日诸宗之判摄时教，皆逊此论独具之优点。”在藏译资料缺如之当时，能做出如此正确圆满之结论，真是令人钦佩之至。
　　总观大师之三佛主义，首先是建立有组织有纪律之僧团，提倡僧教育。今则佛学院及佛教书刊，全国已普遍发展。而建立如法僧团一事，则愈见松弛，戒律一般亦不重视。第二建立居士组织，在海外似乎已经兴起，国内则居士矛盾甚多，宗派与宗派之间，甚至同一宗派同一师父教导下，亦分数派，分裂不和。此种状态，亟需改正。且居士组织必依赖于僧团，故其组织原则，亦当依僧团之结戒十义、六和等法则，不可效法世间社团组织。第三人间佛教，应如赵朴老所说“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促进社会主义物质和精神二种文明之发展，尤其在国内安定团结，国际世界和平上起特殊作用。而必以成就佛之三身、普利群生为最高目的，不能仅为顺世逐流，搞庸俗化之相似佛法。是以三者之完成，尚待努力。
　　大师曾云，西藏佛教，至元明间，变猥杂垂尽，幸赖宗喀巴大师救之以正法时期戒律、教理，卒获重兴。而其中尚有重要一环节隐而未说者，乃宗大师继承阿底峡尊者等一切清净传承。因此，三主要道之原则，必配之以清净法流之传承，佛教中兴之缘乃具。近代海公上师，几经险阻，赴藏亲近当年大德康萨仁波卿，尽得显密清净传承；且在汉地组织如法僧团，已略具规模；同时效法宗大师，发愿转末法为正法，住五六百年。
　　中兴我国佛教之宏伟事业，六百年前，有宗大师在雪域倡导，获大成就，堪为借鉴。完成因缘，大德高僧，前仆后继，有志者，事竟成，发心济世救民，广度一切者，盍兴来夫！
　　多宝讲寺 智敏
　　八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