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室瘗窟——中古佛教露尸葬研究之二（1）

石室瘗窟——中古佛教露尸葬研究之二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刘淑芬
　　大陆杂志
　　第98卷第2期(1999.02.15)
　　页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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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文是笔者关于中国中古佛教露尸葬研究的第二篇论文，除了林葬之外，石室瘗窟是中古露尸葬的另一种形式。然而，此种露尸葬却不见于印度，而可能和西域佛教有关。有时候，石室瘗窟是被当作林葬直接暴尸林野的一种调和形式，而被采用的。在文献或碑刻的资料中，系以“龛”、“石室”、“石窟”来形容这种葬法；另外，在关中一带的方言则把这种石室瘗窟叫做“空”。本文第二节讨论石室瘗窟的特征，第三节探讨此一葬法的来源，第四、五节分别叙述采取此种露尸葬法的僧人们和俗人信徒。由于采行此一葬法者以妇女居多数，故第六节特别就佛教对中古妇女信徒丧葬的影响，进行讨论。最后，则论及此一葬法可能是后来佛教僧人采取全身入塔(龛)，和僧伽肉身崇拜的滥觞。
　　关键词：丧葬、露尸葬、中古佛教、中古妇女
　　一、前言
　　本文是笔者有关中古佛教露尸葬研究的第二篇论文，[1]主要是探讨中古时期的石室瘗窟——同时为僧人和在家居士所采行的一种丧葬方式。中国中古佛教徒的露尸葬包括林葬、水葬和石室瘗窟三种形式。〈续高僧传·遗身篇〉传论中，提到当时僧人对于尸体的处理方式，就叙及这三种葬法：“又有临终遗诀，露骸林下，或沉在溷流，通资翔泳。或深瘗高坟，丰碑纪德。或乘崖漏窟，望远知人。”[2]其中，“露骸林下”即指林葬，“沉在溷流”则属水葬，“深瘗高坟，丰碑纪德”所指的是土葬；至于“或乘崖漏窟，望远知人”，所指的就是石室瘗葬；由于石室瘗窟是露尸葬的一种，它通常是没有门的，所以可以“望远知人”。
　　在各个民族中，丧葬方法都是很重要的课题，它不仅是人们对形体观念的反映，也显示了其对死后世界的想法或期望。就目前的文献资料所见，土葬是中国中古时期人士最常采用的丧葬方法，但因受佛教的影响，也有一部分佛教的僧俗人士，采取佛教的露尸葬 包括林葬和石室瘗窟两种。学术界自来并未注意中国中古时期的露尸葬，〈林葬—中国中古露尸葬研究之一〉，就是探讨这个问题。近年来，中国石窟考古学者关于龙门瘗窟的发现与研究，[3]促使笔者有意从历史学的角度，来探讨中古石室瘗窟这种埋葬方式，以期相互发明。考古学者主要是发现实存的瘗窟，并且根据刻在四个瘗窟的铭文以研究这个葬法。事实上，还有不少见诸于金石著录的墓志、塔铭上，也留有石室瘗葬的资料。本文主要是根据文献资料 包括诸《高僧传》和墓志、塔铭，探讨中古时期石室瘗窟这种埋葬方法。
　　本文第二节主要是对石室瘗窟做清楚的叙述，分别就它和林葬的差别、见诸文献上有关石室瘗葬的各种名词、如何开凿创建一个瘗藏遗体的石室瘗窟、以及石室瘗窟多系采取遗身坐式葬法，逐一讨论。第三节从头陀僧人的自然坐化于其所修禅的石室、而后就将遗体藏在其中，论及此一葬法可能原来是西域的葬法；另外，石室瘗窟也是对林葬一无遮掩的露尸葬法的一种调和形式。第四节讨论僧人的石室瘗窟。第五节则探讨北朝末年以后，受到此一葬法影响的俗人信徒们。又，由于采取此一葬法的俗人信徒多为妇女，第六节也论及佛教对妇女丧葬的影响。最后，在余论中则提出从此一葬法所衍伸出来问题：石室瘗窟后来更发展为僧人全身入塔的葬法，以及对僧人肉身崇拜。
　　第二节 石室瘗窟的特征
　　关于佛教的露尸葬，有其宗教的理念，并有经典作为依据，主要的目的是舍身血肉，将遗体供鸟兽虫鱼食用，这一部分已在〈林葬 中古佛教露尸葬研究之一〉中讨论，[4]此处便不再重覆。
　　本节主要是清楚地叙述石室瘗窟这种葬法：首先说明林葬和石室瘗窟的差别，次则说明文献上或墓志塔铭上提及石室瘗葬所使用的名词，再谈这种掩藏遗体的石窟或石室的几种开凿方式，最后论及石室瘗窟多系开放式的空间，以及葬者多采取遗身坐式葬法。
　　(一)石室瘗窟和林葬的差别
　　林葬和石室瘗窟同属露尸葬，因此，二者有两方面是相同的：第一露尸葬的理念都是要将遗体施给虫鸟走兽，有关林葬部分，笔者已经在〈林葬〉一文中详述，至于石室瘗窟也是如此。如隋文帝仁寿三年(六○三)，京师大兴净住道场僧人法纯去世，他的遗体系“葬于白鹿原南，凿龛处之，外开门穴，以施飞走。后更往观，身肉皆尽，而骸骨不乱。”[5]可知石室瘗藏的目的也是在于舍身血肉。又例：贞观初年时，伯济国僧人慧显到南方达拏山中修禅，后来他在山中过世，其同学便“舆尸置石窟中，虎啖身骨并尽。”[6]由此可见，石室瘗窟和林葬同是将遗体给施飞鸟走兽的露尸葬。
　　第二，对于露尸以后遗骨的处理方法，也是相同的。林葬将死者遗体暴置林野，待鸟兽食肉都尽后，其亲人或弟子会将遗骨收拾，或迳行埋葬，或起塔供养，或火葬余骨再起塔供养。[7]石室瘗窟的葬法也是后来由其弟子或亲人“收其余骨”，作同样的处置。如唐玄宗开元十二年(七三一)去世的宣化寺尼坚行禅师，遗嘱门人“造空施身”，采石室瘗葬；九年之后，才由她的弟弟和弟子“收骨葬塔”。[8]因此之故，迄今考古学者发现的瘗窟中并无遗骸。
　　至于两者的主要区别，则林葬是直接将死者的遗体暴露在林野中，一无遮掩；而石室瘗窟则是将尸体置于石窟或石室之中，略有掩蔽。关于其间的差别，《续高僧传·释法喜传》中的记载，可作为一个具体例证来说明。唐初雍州僧人法喜生前行经山林时，看见一幽隐之处，可作为林葬弃尸的处所，便指给弟子们看；他在贞观六年(六三二)十月十二日去世，弟子不忍执行他欲将遗体暴置林野的遗言，便“凿山为窟，将欲藏瘗”，打算将他窟葬。当夜即降下大风雪，埋没了山径，在将他遗体送往石窟安置的路上，法喜降神迹于弟子，说：“吾欲露尸山野，给施众生，如何埋藏，违吾本志？雪平荒迳，可且停行。”[9]又如，唐高祖武德五年(六二三)，长安延兴寺著名的僧人吉藏迁化“遗命露骸”，但是高祖敕命在终南山“觅石龛安置”其遗体，和吉藏的本愿不同。因此，其弟子先将其遗体放置在终南山至相寺附近的林葬场所“尸陀林”，施行林葬，后来才“收其余骨，凿石瘗于北岩。”[10]由此可见，石室瘗窟和林葬虽同为露尸葬，但暴尸的地点和方式不同；以暴尸的程度而言，林葬是最直接的，至于石室瘗窟则略逊一筹。
　　(二)有关石室瘗窟的名词
　　关于石室瘗窟这种掩藏遗体的空间或者此一葬法，见诸文献或碑刻的，有下列几个名词：有称为“龛”、“石室”、“石窟”或“石龛”；另外，关中一带的方言，也把这种石室瘗窟称之为“空”。以上的名词都是指在山崖石壁或平陵处，或是利用天然地形，开凿创建埋藏尸体的空间。考古学者将这种藏尸的空间，称作“瘗窟”。[11]“瘗”字的含意是隐而埋之，而石室或石窟藏尸基本上是一种露尸法，并未埋入土中，因此将它称为“瘗窟”，并不贴切。不过，本文为配合考古资料讨论，称此一葬法为“石室瘗窟”。[12]
　　在此要特别说明，在中古时期以前的文献中，“石室”有两个的含意：一是指政府主要藏书的地点，即所谓的“金匮石室”、或者是“兰台石室”。[13]一是指宗庙中藏神主之室，也叫做石室。[14]北魏建国之初，曾经“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一九八○年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内，就发现了鲜卑祖先的旧墟石室。[15]孝文帝承明元年(四七六)，在方山营建冯太后寿陵，并且建永固石室，做为清庙。[16]从晋代以后，僧人开始以石室为掩藏遗体的空间，此石室之意便有别于前二者。
　　由于金石学家大都不明了石室瘗葬是中古佛教徒的葬法之一，因而对“石室”一词，多有所误解。隋文帝开皇十三年(五九三)八月二十三日，比丘尼修梵卒于俗宅，两年之后，其子将她“窆于石室”。〈故比丘尼释修梵石室志铭〉云：
　　比丘尼讳修梵，俗姓张氏，清河东武人。瀛州刺史烈之第三女，幼而爽晤，规范闲明。有同县崔居士南青使君之第五子，以德义故归焉，未获偕老，而君子先逝，遂发菩提心，出家入道。不意法水常流，劫火将灭，以开皇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终于俗宅，春秋九十有一。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窆于石室。[17]
　　关于修梵的“窆于石室”，《古泉山馆金石文编》的解释是：“石室者，即塔也。不言塔而言石室者，亦因其终于俗宅也。”又说：“此志云终于俗宅，葬于石室，必是仍窆崔氏墓地。”[18]后来，陆增祥虽然指出“窆诸石室而铭之，从释氏法也。”[19]但他并未做进一步的说明。然而从其铭文中“形归掩石，神住开莲”，可知石室藏幽就是一种佛教的露尸葬法：
　　心游正觉，行依真谛，超彼胜津，凭兹善誓。电多急影，泡是虚线，形归掩石，神住开莲。春莺朝唤，秋萤夜燃。徒令孺泣，匍匐空山。[20]
　　凿成窟室以藏尸者，有称“石室”，也有称做“石窟”，或称为“石龛”。文献上所见，“窟”和“龛”可以互称，有时甚至“龛窟”连称，〈续高僧传·释普安传〉记载，隋代初年时，僧人普安应邀到陕西长安郊外的石龛居止修禅，就是龛窟并称的：
　　末有人于子午、虎林两谷合涧之侧，凿龛结庵，延而住之。初止龛日，上有大石，正当其上，恐落掘出，逐峻崩下。安自念曰：“愿移余处，莫碎龛窟。”石遂依言，迸避余所。大众怪焉，安曰：“华严力也，未足异之。”[21]
　　由上可知，龛和窟是相同的，且可连用并称。
　　僧尼的墓志塔铭中，有称“营空”、“为空”、或“凿空”以为葬所者，其实就是指石室瘗葬。“空”通“孔”，明、方日升《韵会小补》云：“空，秦人呼土窟为土空。”〈续高僧传、释法顺传〉中，有一段文字是叙述法顺在长安东郊马头开凿修禅的石窟，可以很清楚地显示这一点：
　　释法顺，姓杜氏，雍州万年人也。……十八弃俗出家，事因圣寺僧珍禅师，受持定业。珍姓魏氏，志存俭约，野居成性。京室东阜，地号马头，空岸重邃，堪为灵窟。珍草创伊基，劝俗修理，端坐指撝，示其仪则。忽一犬不知何来，足白身黄，自然驯扰，径入窟内，口衔土出，……乃至龛成，无为而死。[22]
　　上文称法顺在马头一带“空岸重邃，堪为灵窟”之处，修筑石窟，又得到灵犬襄助，“乃至龛成”。由此也可证明，“石窟”和“石龛”是相通的。
　　(三)石室瘗窟的开凿创建
　　以石室岩窟作为瘗尸之所，僧人首开风气之先，如果自己先前没有修禅的石室，则在其去世后就要特别凿建石室以掩藏遗体。掩藏遗体的石室瘗窟，有几种情形：一是利用天然的石窟或洞穴，二是在便于开凿石窟之地，稍事加工，便成窟室。三是累石做成一个石穴。
　　石室瘗葬可以利用天然地形，用以瘗藏遗体。如长安城南的韦曲，便有天然的石崖山壁，可作为石室瘗葬的处所。唐高祖武德三年(六二○)八月，净影寺僧人善胄圆寂，就是“葬于城南韦曲之北崖，遵遗令也。”善胄是净影寺慧远的弟子，专研《涅槃经》。[23]此外，曾从慧远游的长安慈悲寺僧人玄会、行等二人，在去世后也都是施行林葬。[24]
　　如果不是利用天然洞穴石窟，也可以一面利用天然地形“依岩为窟”，一面累石略事加工，做成一个埋藏尸体的窟室。如代宗大历十二年(七七七)八月二日，金陵钟山僧人元崇卒，遗命弟子予以窟葬，其瘗葬的石窟就是用这种方法筑成的：
　　临终，命门人无令封树。弟子如泉、澄添等奉全师教，以其月八日瘗于摄山之阳，依岩为窟，累石不磨不砻，遵遗诰也。[25]
　　如果不是利用天然的窟室，就要穿山凿石，做成窟室，或是穿土为窟；石室瘗窟多选择在易于开窟的地形建造，如长安城郊的杜城一带，就是适于开窟的地方之一。隋代京师延兴寺有一僧人灵达，他晚年修习头陀行，住在冢墓间；大业初年，他趺坐卒于墓丛中，后来为附近村人发现，将他“殓于杜城窟中”：
　　(灵)达后连寻定业，追访山世(野)，不顾名实，头陀林冢。虽逢鬼神，都不怖惮。大业之始，终于墓丛。初不委之，村人怪不乞食，就看已卒，加(跏)趺如在。因合床殓于杜城窟中。[26]
　　杜城在长安城南，明德门之西。后来也有僧人葬于杜城窟中，可知杜城一带的地形是容易开凿窟室的。如唐贞观六年(六三二)，长安大庄严寺僧智兴卒于寺，也是“葬于杜城窟中”。[27]
　　另外，也可以不用穿山凿石，仅用石头堆砌成一个窟室，作为藏尸的空间。如隋文帝开皇十七年(五九七)十月二十二日，智者大师智顗卒于天台山，临死前他嘱咐弟子以此法处置其遗体：
　　不久告众曰：“吾当卒于此地矣。… … 死后安措西南峰上，累石周尸，植松覆坎。仍立白塔，使见者发心。”[28]
　　其弟子“依有遗教而殓焉”。依上文叙述，应是累石做成一个藏尸的空间，其上立白塔。文献上所见，有的石室瘗窟上建有“白塔”者，如贞观年间，长安定水寺上座僧人僧凤赴岐州陈仓县(今陕西宝鸡市)西山龙宫寺讲经，后来卒于此寺，遂瘗藏在此县郊的石窟：“乃迁灵于县郭之北原，凿窟处之，仍施白塔。”[29]
　　白塔可能是指一种僧人墓塔，《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中，记载了很多僧人去世后，弟子子信徒为他们建立白塔，其中有采取林葬、石室瘗葬或火葬者。[30]关于白塔，笔者将在另文中详细讨论。
　　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八五九)五月二十六日，长安唐安寺比丘尼广惠卒，其弟子们将她瘗藏在长安城东南的韦曲附近的石窟中。道光年十一年(一八三一)，长安人氏李殿淳(容庵)在长安城南韦曲西北，发现〈唐故上都唐安寺外临坛律大德比丘尼广惠塔铭〉，铭云：
　　大中十三年夏五月二十六日，寂然入灭，报龄五十七，僧腊三十八。弟子性通等，号奉衣屦，如将复生。以其年六月十八日，幢盖香花，迁座于韦曲之右。呜呼！如来留影之壁，石室空存；舍利全身之函，珠台永閟。… … 铭曰：
　　… … 至宝深藏，慧光不息，松塔新成兮秦山北，后天地兮不泯者，惟… …。[31]
　　“迁座”意为奉座他迁，原指神或天子，此处指的是移置广惠的遗体至韦曲。从“如来留影之壁，石室空存；舍利全身之函，珠台永閟。”之句，可以得知她系葬于石室。又，铭云“松塔新成秦之北”，可知在其藏尸处是有起塔的。又如五代时抚州(今江西抚州市西)曹山僧人本寂卒，“弟子奉龛窆而树塔。后南岳玄泰著塔铭云。”[32]也是相同的情形。
　　另外，有所谓的“石龛”，所指的也是一种开放式的藏尸空间。唐太宗贞观元年(六二七)十二月二十八日，天台国清寺僧智晞卒，就葬在智者大师塔前的石龛中：
　　经停数日，方入石龛。颜色敷悦，手足柔软，不异生平。所窆龛坟，在先师智者龛前二百余步。[33]
　　此一石龛可能在智者大师瘗窟附近，开凿一个藏尸的窟室，也有可能是做一个石塔，其下开一个龛窟，以容遗体，下面一个例子对此一情况有较具体的描述。贞观十五年(六四一)正月十五日，梓州僧人慧震迁化，采石室瘗藏，其法是：
　　作石塔高五丈，龛安绳床，扶尸置上，经百余日，犹不委仆。[34]
　　由上可知，此系先建一石塔，塔身中开有一龛，而将慧震的遗体置于其中。
　　(四)开放式的空间与遗身坐式葬法
　　为了能达到露尸舍身的目的，绝大多数的石室瘗窟都是没有门户的。如前面提及东晋僧人单道开遗命要采取露尸葬，以尸体置于石穴中，不过，他的弟子并未遵行，而将他放在石室里：
　　敕弟子以尸置石穴中，弟子乃移之石室。… … 晋兴宁元年，陈郡袁宏为南海太守，与弟颖叔及沙门支法防，共登罗浮山，至石室口，见开形骸，及香火瓦器犹存。[35]
　　可见此一石室是开敞、没有门的。又如前面所提到的瘗藏智者大师遗体的窟室，虽然是“累石周尸”所做成的，但它也是一个开放式的空间，因此炀帝登基后，发现智者的枯骸端坐如生，所以“瘗以石门，关以金钥。”[36]将此一瘗窟封闭起来。另外，唐高祖武德七年(六二四)冬，以禅念为业的并州晋阳大兴国寺僧人慧超迁化，葬在石窟中，瘗藏其尸的石窟原先也是没有门的：
　　便殓于龙阜之山、开化寺侧，作窟处焉。经停一年，俨然不散，日别常有供礼，香花无绝。后遂塞其窟户，置塔于上，勒铭于右，用旌厚德矣。[37]
　　由上诸例，可知石室瘗窟多是开放式的空间，不设门户的。
　　由于石室瘗葬原是露尸葬，故窟室通常是没有门的；不过，少数的窟室是有木扉的，如属于晚唐时期的龙门万佛沟北崖一号瘗窟，其窟口拱腹内凿有对称方孔，可见当时是装有木门的。[38]因此如上文云“凿原成室而封之”，以及下文提到的智锴弟子将其遗体“缄于石室”，应该都是这种情形。
　　无论从文献或考古上石室瘗窟所见，至少有一部分石室瘗葬者是采取遗身坐式葬法的。如元康八年坐化在娄至山石室中的诃罗竭，弟子先是将其遗体火葬，但火不能烧，乃移还石室内，三十余年之后，即晋咸和年间(三二六—三三四)，西域竺定(字安世)前往其石室探视，看见诃罗竭的尸身仍是俨然平坐著。[39]又如，贞观八年(六三四)四月，太原沙门慧达趺坐而卒，也是将他以遗身坐式地瘗藏在石窟中：
　　以贞观八年四月，跏坐而终，人谓入定，停于五宿，既似长逝，又不臭腐，乃合床内于窟中。[40]
　　此处既说“跏坐而终”，又称“合床内于窟中”，应是采取一种坐式葬法。又，贞观十四年(六四○)，长安南郊义善寺僧人法顺卒于寺，先是在长安城郊樊川北原凿穴安置，尸身都无变异，其同学惟恐其遗体为野兽侵坏，所以将其藏在龛内：
　　因即坐送于樊川之北原，凿穴处之。京邑同嗟，制服□(上为一，下为旦)野。肉色不变，经月逾鲜，安坐三周，枯骸不散。自终至今，恒有异香，流气尸所。学侣等恐有外侵，乃藏于龛内。[41]
　　法顺遗体在石窟之内“安坐三周，枯骸不散”，可知是采遗身坐式葬法。又如贞观十九年(六四五)四月八日，绵州大施寺僧世瑜卒，“刺史感所未闻，作龛坐之，三年不倒。”[42]也是一种坐式的葬法。
　　此种遗身坐式的葬法，后来也出现一些变化。根据张乃翥对龙门瘗窟的分期研究，发现初唐时期高宗年间的瘗窟，系采遗身坐式葬法的设计；至盛唐开元晚季，瘗窟形式有的改为纵向卧式的葬法者；中唐时期的瘗窟的特点则均呈矩形单室、后壁横向卧式葬法的结构。[43]
　　三、石室瘗窟的来源
　　中国中古佛教露尸葬中的林葬系直接受印度的影响，但印度的露尸葬中并无石室瘗窟这种形式，从几个早先采取此一葬法僧人的背景看来，此一葬法似乎是受到西域佛教的影响。另外，从一些例子里，我们也可以看出：石室瘗窟是对林葬直接暴尸林野的一种调合方式。
　　(一)坐化禅窟石室的头陀僧
　　头陀，梵文作dhuuta，意即修治身心、弃舍贪欲，也称作“头陀行”、“头陀事”、“头陀功德”，主要是指去除衣服、饮食、住处三方面贪欲，有所谓的“十二头陀行”。[44]这十二个修行项目中，包括：在阿兰若处住、常行乞食、次第乞食、受一食法、节量食、过午不得饮浆、著弊纳衣、但三衣、在冢间住、在树下坐、在露地坐、但坐不卧。此间和住有关的是在阿兰若、在冢间住、在树下坐和在露地坐，因此之故，中国中古时期颇有一些修习头陀行的僧人们，在山林郊野找寻天然石穴、或自行开凿石室或石窟，在其间坐禅修行。唐初僧人道会对那一个时代头陀僧人的行径，有很简洁而具体的描述：“况五众名僧、四禅教首，头陀聚落，唯事一餐，宴坐林中，但披三纳。”[45]头陀行者或依林壑、或栖崖窟、或结庵而居，其中有的僧人最后更在其所住的崖窟、草庵内过世；有的很快就被人发现，有的则是经过一段时日，才为人所发现。
　　早自晋代，就有僧人坐化于修禅石室的记载，如西晋时僧人诃罗竭，自小出家，“多行头陀，独宿山野”。晋惠帝元康元年(二九一)，他到洛阳之西的娄至山石室中坐禅，元康八年(二九八)，他在石室中坐化，其弟子先是将他的遗体移出火葬，但令人惊异的是：他的尸身坐在火中，却完好无损。弟子们只好将其遗体再移回石室中安置。[46]晋代也还有一位高昌僧人法绪，到蜀地修行头陀，后来卒于其所居住的石室，就葬在这里：
　　后入蜀，于刘师冢间头陀山谷，虎兕不伤。诵法华、维摩、金光明，常处石室中，且禅且诵。盛夏于室中舍命，七日不臭。尸左侧有香，经旬乃歇，每夕放光，照彻数里。村人即于尸上为起冢塔焉。[47]
　　东晋孝武帝太元末，还有一位行头陀的炖煌僧人竺昙犹，他后来到了南方，“后游江左，止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禅。… … 后移始丰赤城山石室坐禅。”[48]始丰即今浙江天台县，他最后便在赤城山石室中坐化：
　　犹以太元之末，卒于山室。尸犹平坐，而举体绿色。晋义熙末，隐士神世标入山登岩，故见犹尸不朽。[49]
　　他坐化于石室之初，大概未为人知晓，后来才为人发现。又，这个石室也成为他的葬所，因此三十余年后(义熙末年)，隐士神士标入山时，看见竺昙犹的遗体仍在那里。
　　这种修禅的石室是可重覆地供其他的僧人使用的，在竺昙犹去世约一百年之后，僧人慧明登赤城山，找到竺昙犹的石室，并且看见昙犹的尸体仍未腐坏，便重新修整此室，并且在此石室之旁栖心禅诵，后来也在这里去世：
　　释慧明，姓康，康居人。祖世避地东吴。明少出家，止章安东寺。齐建元中，与沙门共登赤城山石室，见犹公尸骸不朽，而禅室荒芜，高踪不继，乃雇人开剪，更立堂室，造卧佛并猷公像。于是栖心禅诵，毕命枯槁。… … 以建武之末，卒于山中，春秋七十矣。[50]
　　直到北朝末年、以迄于唐初，也都有头陀僧人卒于郊野石室的记载。如后梁时荆州玉泉山僧人法忍，他在覆舟岩下行头陀三十余年，所居住的龛室非常狭小“才容膝头”，最后他在玉泉寺的北窟右胁而终。[51]又，北周时在长安城南樊川一带行头陀的僧人普圆，“有时乞食，暂住村聚，多依林墓，取静思惟。… … 因斯卒于郊南樊川也。”[52]又，唐初雍州新丰(今陕西临潼县东北新丰镇)福缘寺僧人道休就在他修禅的草庵里去世，数日后才为人发现：
　　常以头陀为业，在寺南骊山幽谷，结草为庵。一坐七日，乃出其定，执钵持锡，出山乞食。饭 满已，随处而食，还来庵所。七日为期，初无替废。… … 贞观三年夏内，依期不出，就庵看之，端拱而卒。[53]
　　从以上几个坐化于修禅石室、草庵的头陀僧人之中，可知其家世背景者有三人，都是和西域有关：法绪是高昌人，竺昙犹是敦煌人；慧明是康居人。至于其他三个人，都是姓族、地望不详，普圆和道休都是“未详姓族”，[54]而诃罗竭则《高僧传》称他“本樊阳人”，但中古并无樊阳这个地名，《法苑珠林》的记载则作“襄阳人”。[55]印度的露尸葬中并无石室瘗窟这一种形式，[56]因此，从上述早期坐化于修禅的石室的僧人的背景，似可推知石室瘗葬可能是西域的葬法。中国佛教史的学者认为：印度的佛教系经过西域、受当地文化影响之后，才传到中国来的。[57]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石室瘗窟这种形式可能是受到西域佛教的影响。
　　石室原来是僧人坐禅习静的场所，由于有些僧人终生在此修行，就死在此地；又，从晋代开始，石室也成为佛教僧人藏尸之所。一直到唐末，此一风气仍然不衰。这一点从会昌三年(八四三)能禅师在山中石室的铭文，可以看得很清楚。能禅师在山中开辟了一石室，作为修禅之所，唯恐为其他僧人侵占、作为藏尸之所，特别树铭立石，说明此石室是“不葬死僧”的：
　　自有此山，即有此窟，火不能焚，水不能没。能师矻矻，劳心苦骨，誓口山僧，凿成禅室。室成稽首焚香白佛：愿此石室，不口不室，与僧安禅，与劫终毕。猛兽勿入，毒虫应出。不葬死僧，不栖鬼物。茍违是铭，得罪如律。[58]
　　由此似可推知当时若有一个石室禅窟，是有被他人侵占作为瘗窟的可能。
　　(二)林葬的调和形式
　　从头陀僧人的自然坐化于修禅的石室中，到采用石室作为露尸葬的一种形式，其间是有轨迹可寻的。此外，石室瘗窟也被作为林葬的一种调和方式。
　　由于林葬直接暴尸于原野，以饲鸟兽虫蚁，对于执行此一遗愿的弟子或亲人而言，是有不忍和不舍之情。〈续高僧传·遗身篇〉的传论中，对林葬从其理念到实施的具体情状，有很简短而竦人心目的形容：
　　且夫陈尸林薄，少袪鄙▓[左为忻的字旁，右为吝]之心，飞走以之充饥，幽明以于熏勃，得夫相补，▓(右为甚，左为少)能兼济，遂有虫蛆涌于肉外，乌随啄吞狼籍，膏于原野，伤于慈侧。[59]
　　因此，就形式上来说，石室瘗窟比林葬而言，略有掩蔽，暴尸的程度较为轻征一些，对于为死者执行露尸葬的弟子、亲属来说，似乎比较可以接受。
　　从僧传或塔铭中，可知石室瘗窟是林葬暴尸林野的一种调整的形式。有些佛教的僧人或俗家居士遗言林葬露尸，但是其弟子或家人不忍遵从遗命，把其林葬的遗愿作了一点修正，而将其遗体瘗藏在石室或石窟之中。对于执行这种露尸葬死者的弟子或亲人而言，一方面得以遵从死者舍身血肉的遗愿，另一方面减低其暴尸的程度，使生者在心理上好过一些。如东晋时，敦煌僧人单道开卒于广东罗浮山的山舍，他遗命要以尸体置于石穴中---即是将遗体暴露在丛石之间的空隙。不过，他的弟子并未遵行，而将他放在石室里。[60]虽然露尸葬的目的是要“舍身血肉”，但石穴比石室更是一种开敞的空间，单道开的弟子应是怀有疼惜其师的心情，所以将其他的遗体置于石室。
　　又例，唐高宗龙朔三年(六六三)，长安济度寺比丘尼法愿去世，临终嘱咐家人将她弃尸林野，以“捐躯挚鸟，委形噬兽”。不过，她的姐姐和弟弟不忍心依照她的遗言，而在少陵原开凿石窟，以瘗藏她的遗体，也就是采取石室瘗窟的露尸葬法：
　　… … 忽现身疾，大渐之晨，谓诸亲属曰：“是身无我，取譬水汫，是身有累，同夫风叶。生死循环，寔均昼夜。然则净名申诫，本乎迅朽；能仁乖则，期于早化。金棺乃示灭之机，玉匣岂栖神之宅？诚宜捐躯挚鸟，委形噬兽。”… … 姐、弟永怀沉痛，不忍依承遗约，乃以其年十月十七日，营空于少陵原之侧，俭以从事，律也。[61]
　　法愿临终对于她后事的安排，充分显示出露尸葬的理念，不过，她的亲人们却难以接受她暴尸林野的遗愿，“姐、弟永怀沉痛，不忍依承遗约”，最后在少陵原“为空”，将其遗体掩藏在石窟里，从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石室瘗窟是露尸葬的一种调整的形式。又，后文云此葬法系“俭以从事，律也”，乃是依佛教戒律之意。
　　四、僧人的石室瘗窟
　　虽然文献或是考古方面的发现，石室瘗葬多集中在长安和龙门，不过，但从僧传可知，它也为其他地区的僧人所采行。
　　(一)长安的石室瘗窟
　　长安附近的石室瘗窟集中在杜城、马头和少陵原三个地区。文献上所见，杜城一带称开窟，而马头和少陵原则多以“空”或“穴”为名。
　　由于马头一带的地形易于凿成窟室，关中一带又习称土窟为“土空”，所以在马头凿成的窟室就称为“马头空”或称“马头穴”。隋开皇八年(五八八)，京师大兴云花寺僧人僧猛卒，“葬于城东马头穴，刻石立铭于云花寺。”[62]应是葬于马头的石窟之中。又，唐高祖武德六年(六二三)，长安大兴善寺僧法侃卒，也是“殡于东郊马头穴内”。[63]
　　长安兴圣寺尼法澄，曾在“马头空起舍利塔”，开元十七年(七二九)十一月，她命过迁化，就葬在马头空舍利附近的窟室中，〈大唐故兴圣寺主尼法澄塔铭〉云：
　　法师讳法澄，字无所得，俗姓孙氏，乐安人也。… … 遂于上元二年出家，威仪戒行，觉观禅思，迹履真如，空用恒舍，遂持瓶钵一十八事，头陀山林，有豹随行，逢神拥护。于至相寺康藏师处听法，探微洞悟，同彼善才；调伏坚持，宁殊海意。… … 卧讫迁神，春秋九十，开元十七年十一月三日也。以其月二十三日安神于龙首山马头空塔所。门人师徒弟子等未登证果，岂知鹤林非永灭之场，鹫岭是安禅之所？号慕之情，有如双树。… …[64]
　　按释迦牟尼在拘尸那揭罗城跋提河畔的娑罗双树林入灭，其林变白，有如白鹤。鹫岭，则典出印度王舍城南的尸陀林，因其中多死人，鹫鸟纠集于此，故人多称其地为“鹫头山”。[65]依此，则“岂知鹤林非永灭之场”，是以法澄的去世比附世尊的入灭；而“鹫岭是安禅之所”，则是暗示法澄采取露尸葬法。由此可见，法澄是葬在马头空的石室，而非其所修的舍利塔之内。法澄系太子太保宋国公萧瑀之第五女，萧瑀自身是三阶教徒，他有三个女儿(长女法名法乐，三女法名法愿)、一个儿子，和一个孙女(其子萧釴之女，法名惠源)出家。[66]自信行禅师以下，三阶教徒有实施露尸葬林葬的传统，[67]是以萧瑀之族出家者中，除了法澄采石室瘗藏的露尸葬之外，另有惠源也葬在长安少陵原的土窟中。
　　在马头以外，长安城南的少陵原、高阳原也有石室瘗穴。唐贞观十一年(六三八)长安崇义寺僧人慧頵卒，“葬于高阳原之西，凿穴处之。后又迁南山丰德寺东岩，斫石为龛，就铭表德。”[68]她系瘗藏在高阳原的石窟中，后来收拾余骨，瘗葬在终南山丰德寺东岩的石龛中。
　　少陵原在长安城南，终南山之北。[69]前文提及的长安济度寺尼法愿临终嘱咐要采取露尸葬，其姐弟就是为她“营空于少陵原之侧”，在少陵原开凿石窟以瘗藏其遗体。[70]关于“营空”，《金石萃编》云：“营空，疑即营窆之义，或借空为窆字。又，空与孔同，孔与穴同义。瑀之孙女为銊女，亦出家济度寺为尼，名惠源，塔志亦作‘神空’。”[71]王昶的解释并不正确，不过，他注意到“空”同孔、穴同义，可惜并未发现此为一种石室瘗葬法。他提及的济度寺尼惠源的塔铭是称作“神空”，按玄宗开元二十五年(七三七)九月二日，济度寺比丘尼惠源卒，其遗命更明白地说要在“少陵为空”，以为露尸葬所，〈大唐济度寺故大德比丘尼惠源和上神空志铭〉：
　　他日大师厌世示疾，以开元二十五年秋九月二日，从容而谓门人曰：“死生者，天之常道。身没之后，于少陵原为空，遵吾神也。”言卒右胁而卧，怡然归寂，始知至人不滞于物矣。… … 即以十一月旬有二日，从事于空，遵理命也。… …[72]
　　由上可知，“从事于空”也成为石室瘗窟这种葬法的代称了。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对“神空”的诠释是：“浮屠之法，焚骨而瘗之于塔，此独云神空者，盖墓而不塔也。”[73]这是不知“空”为关中一带的土话，也不了解中古时佛教僧俗人士有以石室瘗窟为葬的风气之一种推测。
　　又，玄宗开元二十三年(七三五)六月二十三日，长安青龙寺僧人光仪圆寂，遗言要葬在少陵原南：
　　遗言令葬少陵原南，乃凿原成室而封之。[74]
　　按少陵原多石室瘗窟，遗命葬少陵原南，也就是表明要在采取石室瘗葬；而后来果然是为她开凿一个石室以瘗藏其遗体。
　　长安宣化寺尼坚行禅师，卒于开元十二年(七二四)十月二十一日，临终遗嘱，“令门人等造空施身”，也就是为她开凿逼个石窟以瘗藏遗体，以此达到舍身血肉的目的。至开元二十一年“亲弟大云僧志叶、弟子四禅、贤道、法空、净意等收骨葬塔”。[75]〈大唐宣化寺故比丘尼坚行禅师塔铭〉云：
　　禅师讳坚行，俗姓鱼氏，京兆府栎阳人也。惟师贞行苦节，精勤厥志，捐别修而遵普道，钦四行而造真门。[76]
　　可见她是一位三阶教徒，隋唐时期三阶教僧俗信徒多有施行林葬者。[77]
　　(二)龙门瘗窟
　　龙门一地不仅有石窟造像，也有唐代佛教僧俗信徒的瘗窟。关于石窟寺中瘗葬人的洞穴，最早见于记载者是西魏文帝乙弗后葬于麦积山石窟；另外，敦煌、龙门、四川等石窟也有瘗窟。[78]在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中，迄今已发现十五个瘗窟。[79]
　　龙门瘗窟成群，主要是六世纪末以后，僧俗信徒陪葬在高僧大德的冢墓塔侧，形成一种的风潮，除龙门以外，还有安阳宝山、长安百塔寺、神禾原，他们往往是追随著其所景仰的某一位僧人，陪葬在其塔侧。[80]以龙门一地来说，如开元二十二年(七三四)圆寂的安国寺尼惠隐临终遗言：“吾缘师僧父母，并在龙门，可安吾于彼处，兴尊者同一山也。”[81]又如，卒于开元二十六(七三八)年的薛夫人卢未曾有，她宗事大智禅师，曾立遗嘱：“令卜宅所，要近吾师，旷然远望，以慰平昔。”[82]按，大智禅师塔在龙门奉先寺的西原。[83]因此，龙门瘗窟成群，其中有僧尼，也有俗家的善男信女的墓所。
　　迄今考古学者在龙门已经发现了三十九处瘗藏遗体的瘗窟，另外，还有九十四个埋葬火葬骨灰的瘗穴。瘗穴和瘗窟的不同是：瘗穴的规模较瘗窟小，其洞穴的高、宽一般不超过五十厘米。[84]
　　在龙门的三十九处瘗窟中，唐代前朝的瘗窟集中在龙门西山，中唐时期则分布在东山香山寺南崖至龙门桥一带，晚唐时期的瘗窟则分布在东山老君埧沟北崖和万佛沟北崖两个地带。[85]
　　从以下三个僧尼龙门瘗窟的铭记，可知其时人称瘗窟为“龛”。
　　在龙门的奉先寺南、王祥洞附近，有所谓的“惠灯洞”，这是卒于开元十九年(七三一)比丘尼惠灯的瘗窟。其窟高一·四六米，宽一·一六，深一·○二米。入口为圆形拱门，门右左雕二力士，门口上方镌有〈大唐 … … 尼和和 … … 铭并序〉，文云“于龙门西岩造龛”又称“爰凿岩窟”：
　　… … 右金吾将军崔瑶及口永和县主武氏，伤梵宇之摧口(构)，痛口(津)口(梁)之永绝，遂于龙门西岩造龛安置。… … 其铭曰：
　　… … 爰凿岩窟 … … 南口(瞻)国门 … …[86]
　　开元二十六年(七三八)，武三思之次女、洛阳景福寺尼灵觉卒，[87]葬在龙门石牛溪上方山沟的瘗窟“灵觉洞”，洞长三米，高一·一六米，地面有高约八公分的长台。洞内右壁的前方镌有〈大唐都景福寺威仪和上龛塔铭〉云：
　　… … 遂于龙门西岩造龛，即以其月□日□□□，礼也。季弟崇正哀友生之义重，悲同气之情深，如□□□遂为铭曰：
　　… 阙塞之北，口门之南，□ … … □潭下 … … 石，永閟幽深，天长地□(久)，耕□(凿)无□。[88]
　　开元二十六年，洛阳大奉国寺僧守忠卒，开元二十九年(七四一)，其弟子将他安厝在龙门南岳，天宝四年(七四五)，为铭记。〈口京大奉国寺故口口龛口记〉云：“遂安口口龙门南岳，口口口口不忘故也。”[89]可能守忠的师僧父母也都葬在此地，所以说“不忘故也”。
　　唐德宗兴元元年(七八四)十二月十四日，洛阳安国寺上座韦和上(尚)卒，韦和上法号圆净，她出身韦氏家族，祖先世代官宦，至其父“德高位下”，官亳州永城县丞。她去世之后，先是“敛柩于律院之东堂，为后人会之所，长老童蒙无不流涕。以兴元二年正月十日安神于龙门天竺寺西南原，礼也。”又，从其铭曰：“寂灭可乐，尘心自哀；蒸蒸孝子，奉神山隈。”[90]可知她是葬于龙门瘗窟的。
　　天竺寺位于今龙门西山寺沟北岭，邻近龙门石窟，[91]如上述的韦和上，以及弘圣寺僧人真坚，都是瘗藏在此地的瘗窟里的。从唐德宗兴元元年一所为洛阳弘圣寺僧人真坚所建立的经幢，可知他是在瘗葬在天竺寺南的石窟中，〈大唐东都弘圣寺故临坛大德真坚幢铭〉云：
　　兴元元年五月十二日，忽示现生灭，终于弘圣寺本院。俗年五十有七，僧腊三十七夏。其月十五日，于东都龙门天竺寺南□(右为土，左为凹)面阳安厝，仪也。出家姐安国寺主真心，俗弟卢州长史栈，弟子弘圣寺僧嗣兴等，敬造尊胜陀罗尼善幢，以记迁谢。[92]
　　因其在龙门天竺寺南的向阳的石窟里瘗葬，露尸葬是佛教的葬法，故云“仪也”，也就是“从僧仪” 之意。
　　另外，在龙门唐代护法寺附近，也有僧人的瘗窟。护法寺的地点，应在伊阙正北、今龙门村旁的阙口一带。洛阳敬爱寺僧人口满，他生前便在此地选好一个地点，并且树立了一所“尊胜经幢”，[93]作为为他死后露尸葬之场所，在此经幢上所刻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赞文〉中云：
　　爰有敬爱寺上座口满，幼怀悉达，早悟浮幻，… … 曾植善根，且真见逆，政性善挠，常以平等施于物情。利周害不能易其心，荣辱不能变其节。每于经行之际，宴口之坐，观物像湍流，存亡倏乎，冀身有托，愿立胜幢于护法东陲浴室院后先师塔侧而建崇焉。夫寿夭谁期。修短何口。傥身签火，暮便归于此，此则逆修之所也。… … 生作焚香洒扫之地，没为舍身归葬之原。… …[94]
　　这个地点是在护法寺东陲浴室院后其故师塔侧，据其赞文的描述其地是“立松原兮状亭亭，镇古冈兮高嶷嶷”，[95]应是位于一个高冈之上，和作为石室瘗葬场所形容的“千寻直壁，万仞高崖”很相似，而上文又说“傥身签火，暮便归于此”。上座僧口满其人平素就是“常以平等施于物情”，死后则采取“平等施身”的露尸葬，故他在生前即决定，以此地为“生作焚香洒扫之地，没为舍身归葬之原”。
　　又，在唐宪宗元和九年(八一四)故去的宁刹寺临坛大德比丘尼澄灿，也是在护法寺之西原，采石室瘗葬，其后门人追思之余，为她建立一所尊胜经幢，在此幢上的〈唐宁刹寺故临坛大德尼澄灿尊胜陀罗尼幢记并序〉中云：“即以元和九年八月七日终于本寺法花道场。是年九月，法葬于禹门护法寺之西原，以从礼也。”[96]宁刹寺是东都的一座尼寺，其寺多位比丘尼和龙门的石室瘗葬有密切的关系，如在奉先寺前崖瘗窟中采石室瘗葬的尼惠灯，即曾在长安三年出居于宁刹寺，大历二年圆寂的宁刹寺比丘尼惠空，也是葬在龙门的瘗窟中。[97]又，造幢记云“法葬于禹门护法寺之西原”，当系指此一葬法为佛教之葬法，故称“法葬”。
　　(三)其他地区
　　石室瘗窟也见于长安、洛阳的龙门之外的地方：
　　陈宣帝太建元年(五六九)，东阳郡乌伤县(今浙江)双林大士卒，“遂合殓于岩中”。[98]隋文帝开皇九年(五八九)七月十日，善于讲《涅槃经》的徐方中僧寺人慧□(右为日，左为桓)迁化，就是“窆于钟山之岩”。[99]
　　隋炀帝大业六年(六一○)六月，九江庐山僧人智锴卒于州治之寺，后来弟子将他的遗体载回庐山，封藏于石室之中：
　　气属炎热，而加坐如生。接还庐阜，形不摧变，都无臭腐，反有异香。道俗叹讶，遂缄于石室，至今如初焉。[100]
　　隋唐之际，有一位修行头陀行的僧人道林，他一生大都在山林结宇，或在山间绝远处凿龛居住修行。隋文帝敕命他住大兴国寺，但不久之后，他便逃到梁山之阳“河崖回曲，地称天固，凿山为窟，凝道其中。”唐高祖武德七年(六二四)七月，道林命过迁化，“停尸七日，色相无改，即于山栖凿龛之处。”[101]
　　武德七年冬，并州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大兴国寺僧慧超去世，就葬在离此寺十余里龙阜之山开化寺侧“作窟处焉”，一年之后，发现他的遗体仍然完好，就把此窟封闭起来，在其上建塔。[102]由上可知，石室瘗窟的本来目的是要敞开窟户，施予鸟兽虫蚁的，而因时经一年，慧超的肉身依然无损，所以才将此窟封闭。
　　唐初，蒲州(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仁寿寺僧人普明命过，“乃迁葬蒲□(左为土，右为反)东原，凿穴处之，树碑其侧。”普明其人专攻《涅槃》《四分律》和《摄论》，戒行精严。[103]贞观十九年(六四五)，蒲州普济寺僧人道英也是采取石室瘗葬。
　　初将终日，众问后事，英曰：“佛有明教，但依行之，则无累矣，英何言哉！”… …经于七日，将欲藏殓，道俗争之，佥曰：“英不乐喧哗，但存道业。”便即庄南夏禹城东、延年陵东(当作南)，凿土龛之。[104]
　　即以土做成一个瘗藏遗体的空间。
　　唐太宗贞观三年(六二九)，著名的法藏禅师在鄠县(陕西卢县)观台寺去世，也是采取石室瘗葬：
　　以贞观三年终于鄠县观台，因殓武子▓(左为土，右为追)际南云寺。沙门孝才，夙素知德，为铭贞石，在于龛侧矣。[105]
　　贞观中，长安定水寺僧人僧凤应邀至岐州陈仓县(今陕西宝鸡市)西山龙宫寺讲经，就在此地圆寂，即在县北采石室瘗葬：“乃迁灵于县郭之北原，凿窟处之，仍施白塔，苕然望表，远近瞻属，无不涕零。”[106]
　　又，贞观七年(六三三)八月，相州(今河南安阳市)僧人道昂卒于报应寺中，道昂为灵裕的弟子，他先前“常于寒陵山寺，陶融初教，纲领玄宗”，所以在寒陵山为其开凿石窟，以藏其尸：
　　还送寒陵之山，凿窟处之。经春不朽，俨然如初。[107]
　　唐玄宗开元四年(七一六)，河南嵩山闲居寺僧人元圭禅师迁化，遗体先置于寺北岗，至开元十一年(七二三)，方收骨起塔，〈大唐嵩岳闲居寺故大德圭禅师塔记〉：
　　至开元四年岁次景辰秋八月甲辰朔十日癸丑，终于庞坞，春秋七十有三。十三日景辰，权厝于寺北冈之东。至十一年岁次癸亥秋七月，乃营塔于浮图东岭之佐、大师味净之所，而庭柏存焉。癸已晦，奉迁于塔，从僧仪也。[108]
　　咸通十一年(八七○)三月十日，甘泉院晓方禅师卒，门人在寺南盘龙山顶建造石龛以葬，〈唐故甘泉院禅大师灵塔记〉云：
　　…故门人法顺等悉心勤力，肇建灵龛于院西南一百步盘龙山首焉，以明年口月口日，奉迁神座于是山。[109]
　　由上可知，虽然石室瘗窟这种露尸葬法特别集中在长安和洛阳的龙门，不过，它也散见于南、北各地。
　　又，隋唐时期，僧人的石室瘗窟也常成为宗教的圣地，不仅是信徒礼拜的场所，僧人也用以作为教化的活教材。隋代国师智者大师藏尸的石龛：“每年讳日，帝必废朝，预遣中使，就山设供。”[110]又如唐初僧人法顺藏尸的石龛“四众良辰，赴供弥满”，其弟子也常在此化导民众：
　　弟子智俨，名贯至相，幼年奉敬，雅遵余度，而神用清越，振绩京皋，华严摄论，寻常讲说，至龛所化导乡川，故斯尘不终(绝)矣。[111]
　　五、俗人的石室瘗窟
　　迄今所知，从唐代才有俗人采行石室瘗葬；不过，北朝末年时，皇室中也有两位是瘗葬在石窟之中。就现今所能掌握到的资料，唐代俗人的石室瘗窟仅见于长安和洛阳龙门。
　　(一)乙弗后和高欢的瘗葬
　　中国俗人最早采取石室瘗葬者，是西魏文帝皇后乙弗氏“凿麦积崖为龛而葬”。乙弗氏的葬于石龛，显然是受佛教的影响。她虽贵为皇后，但由于柔然对西魏的威胁，文帝采取和亲政策，另娶柔然主阿那怀的长女为后(即悼后)，因此命令乙弗后出家为尼，居于别宫。不过，文帝对乙弗后仍然旧情不忘，有意再续前缘。大统六年(五四○)，柔然入侵，据传是为悼后打抱不平而来的，因此，文帝以国家为重，赐死乙弗后，并且将她瘗藏在麦积山石窟。乙弗后就死之前，曾“召僧设供，令侍婢数十人出家，手为落发。”[112]可见她葬在麦积山石窟中，显然和她的佛教信仰有关。据傅熹年的考证，今麦积山第四十三窟就是乙弗后的瘗窟。[113]该窟内部分前、后两室，后室纵式葬尸，前室布置佛教艺术，是一个所谓的“含像瘗窟”。[114]
　　七年之后，东魏孝静帝武定五年(五四七)正月，大丞相高欢去世；当年八月，瘗葬在北响堂山石窟中。据《资治通鉴》的记载：
　　甲申，虚葬齐献武王于漳水之西：潜凿成安鼓山石窟佛寺之旁为穴，纳其柩而塞之，杀其群匠。及齐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发石取金而逃。[115]
　　唐·道宣的《续高僧传》也提及这一点：
　　仁寿下敕，令置塔于慈州之石窟寺，寺即齐文宣之所立也。大窟像背文宣陵藏中，诸雕刻骇动人鬼。[116]
　　一直到明代的文献，都记载著高欢瘗藏在北响堂山石窟中。《永乐大典》云：
　　智力寺：《元一统志》：“寺在磁州武安县。齐高欢薨于太原，默置于鼓山天宫之傍。”即此，滏阳乃虚陵也。[117]
　　智力寺，也就是今北响堂山寺。又，文云“滏阳乃虚陵也”，系因〈魏书·孝静帝纪〉上说“(八月)甲申，葬齐献武王于邺城西北”的缘故。考古学者也确实在今北响堂山第三窟中心方柱上部，发现一个洞穴，深三·八七米，宽一·三五米、高一·七七米，[118]这应当就是瘗藏高欢灵柩的陵穴了。赵立春认为此洞很小，而且“内部四壁皆为素面，洞内空无一物”，所以这是一个“虚葬”，而推测实际上高欢可能葬在河北磁县茹茹公主墓一带。[119]本文则认为此一陵穴原来应该是高欢的瘗窟，有以下几个原因：一、从唐代以迄明代的文献都说明了此是高欢的陵藏，《永乐大典》并且指出滏阳才是高欢虚葬之处。二、此洞虽小，不过瘗窟的形制本来就不大。三、赵文认为此一洞内四壁皆为素面，和记载不合：但如此系陵藏，而且如《资治通鉴》所言，窟成后尽杀其匠人，那么洞内的情形只能是推测。四、关于洞内空无一物，有以下两种可能，一是如《通鉴》所云齐亡之后，有“匠人之子发石取金而逃”，在盗墓时并毁移其柩。二是从后来佛教僧俗的露尸葬中，多收拾余骨，另在他处埋葬或起塔的情形看来，高欢的灵柩或有可能后来再葬于平陵。
　　(二)龙门的俗人瘗窟
　　乙弗后和高欢的采行石室瘗葬，确和佛教信仰有关，但迄今并无任何的资料可以说他们的埋葬有露尸葬“舍身血肉”的意图。不过，唐代洛阳龙门和长安地区的俗人石室瘗窟，则显系为露尸葬。如同林葬一样，这些采行石室瘗窟露尸葬者的墓志、塔铭或石窟的题记，有的系直接说明其系采取露尸葬，如下文所洛阳县文林郎之妻娄氏瘗窟的铭文中，就很清楚地说明她系“尸陈戢唐，魂藏孤岩，实曰尸陀法”：又，如葬于长安马头空石窟中的董夫人的墓志铭，就说明她遗言“不须棺葬，致诸岩穴”。有的则颇为隐讳，不过，从其所用和石室瘗窟有关的词语“空”、“龛”、“悬岩”，或者其家人遵从亡者遗言采取此一葬法的犹豫，也可推知其系采行露尸葬。
　　迄今龙门已发现唐代瘗窟三十九座，刊有铭文者有四所，其中三所有纪年的，[120]都属俗家的居士。另外，从迄今所发现的一些墓志铭中，也可知当时还有一些俗家信徒瘗葬在龙门瘗窟者。
　　俗家居士在龙门为窟以葬者，除了受佛教露尸葬的影响之外，有一部分的人也系受到其所崇敬的僧人的影响，陪葬其石室塔侧。如卒于武则天证圣元年(六九五)的封抱，〈大周故封府君墓志铭并序〉云：
　　府君讳抱，字义，河南洛阳人也。… … 粤以证圣元年五月七日，遘疾于绥福里第，归全知命，寝疾不医，正而已矣，闇忽永辞。其月二十日，卒于私第，春秋六十有八。嗟呼！千载所以疑生，九原于焉遂作。即以天册万岁元年十月二十八日，窆于龙门山之悬岩。左连嵩岳， 周晋之仙台；右带华阴，睇平公之神室；南临福地，兜率图弥勒之容；北极隍城，紫微立金轮之帝。[121]
　　证圣元年九月，改元天册万岁。故封抱以证圣元年五月卒，同年十月，葬于龙门山悬岩的瘗窟。其墓志铭云其所葬的地点“右带华阴，睇平公之神室”，可知僧人平公当是采取石室瘗葬，而他可能是平公的俗家弟子，依此可以推断他瘗葬于此，是含有追陪平公之意。
　　开元二十六年，大智禅师的俗家弟子卢姓女子名未曾有者，就是葬在龙门西岗的瘗窟中，〈有唐薛氏故夫人实信优婆夷未曾有功德塔铭〉云：
　　优婆夷讳未曾有，俗姓卢氏，范阳人，曾祖义恭。… … 开元二十六年正月己卯右胁而卧，告终于城南别业，春秋二十有二。是月景申，迁神于阙塞之西岗，礼也。… 自宗师大智，茂修禅法，… … 先是未疾之辰，密有遗嘱，令“卜宅之所，要近吾师，旷然远望，以慰平昔。”后之人慈悼兼极，不敢加焉。其殊致丰裁，犹略而不举，故铭窣堵波，用彰其徽烈。必后成正觉，当示献珠之奇；如未转女身，且为散花之侣。… …[122]
　　未曾有的“迁神于阙塞之西岗”，又据“故铭窣堵坡，用彰其徽烈。必后成正觉，当示献珠之奇”之句，可知其系在龙门施行石室瘗葬，并且有追陪大智禅师灵塔之意。在大智禅师的灵塔附近，也有其他陪葬的俗家弟子，如固安公卢从愿的夫人郑德曜，她生前“鉴照图史，精求大乘”，去世后“权殡于河南县伊川乡龙门西山灵塔之右，从遗命也”，此一灵塔即是开元二十四年起塔于龙门南岗奉先寺西北一带的大智禅师之塔。[123]
　　又例，天宝十三载(七五四)，葬于龙门瘗窟的安乡郡长史黄府君夫人彭氏，则系葬在其夫安乡郡长史黄府君之龛旁，〈大唐故安乡郡长史黄府君夫人彭城刘氏龛铭并序〉：
　　天宝十三载口月二十一日，寝疾终于东京宣教里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九。呜呼哀哉！即以其载秋月十日，葬于龙门南西山净土林太平口律师之塔北、长史之龛傍合祔，礼也。… …铭曰：
　　龙门峨峨兮白水汤汤，鹤林森森兮玄室光光。矧伊人兮宅兆，口幽魂兮冥茫。… [124]
　　由其系葬于“长史之龛旁合祔”之句，可知其夫安乡郡长史也是葬在龙门的瘗窟。黄氏夫妇同葬于“太平口律师之塔北”，应当也是为了追陪其师之故。又，太平口律师可能和前述封抱墓志铭所云“左带华阴，睇平公之神室”的平公，是同一个人。
　　另外，卒于高宗麟德二年(六六五)的河东王师，也是葬于龙门瘗窟，据〈大唐故河东王夫人墓志之铭〉云其夫朝散大夫任唐“弃荣不仕，归心正觉”，不过，王氏先其夫而逝，当是其夫将她葬在龙门的：
　　夫人讳师，字化，并州太原人也。… …未尽偕老之期，先致移天之祸。粤以麟德二年，岁在乙丑，五月壬申朔四日乙亥，遘疾终于温柔之第，春秋六十有二。呜呼哀哉，俄掩窀穸，其月十三日甲申，葬于龙门敬善寺西元祚之山，礼也。…其词曰：
　　… … 松心风月，托志烟霞。千寻直干，万仞高崖。(其一)
　　… … 卜彼宅兆，口兹迁厝。… …(其四)[125]
　　龙门开善寺区一带多瘗窟，又从其铭“松心风月，托志烟霞。千寻直干，万仞高崖。”之句，可见王氏遗体是掩藏在瘗窟中。
　　多数的瘗窟是需要以人工开凿的，今日龙门虽然仍有唐代瘗窟存留，但无由知道其建造的过程；不过，在〈润州刺史王美畅夫人长孙氏墓志铭并序〉中，则有寥寥数语，叙述造瘗窟的情景，弥足珍贵。长孙氏卒于武则天大足元年(七○一)，遗命于“龙门山寺侧为空以安神”，其子王昕等遵其遗令，于长安三年(七○三)在龙门凿造瘗窟，将她安厝其中：
　　夫人长孙氏，河南郡人也。… …以大足元年六月二六日，薨于汝州私第，春秋五十有四。夫人宿植得本，深悟法门，舍离盖缠，超出爱网，以为合葬非宜，何必同坟？乃遗令于洛州合宫县界龙门山寺侧为空，以安神埏。子昕等孝穷地义，礼极天经，思切风枝，哀缠霜露。从命则情所未忍，违教则心用荒然。乃询访通人，敬遵遗训，遂以长安三年，梯山凿道，架险穿空，构石崇其基，斫絮陈其隙，与天地而长固，等灵光而岿然。[126]
　　在长孙氏去世后两年，其子才在龙门开凿瘗窟“梯山凿道，架险穿空，构石崇其基，斫絮陈其隙架险”，其间固然有其子在儒家礼教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彷徨，不过，若不是利用天然的窟室，以人土开凿造窟费工费时，也必需经济能力富足者，才可以办到，这也就是龙门瘗窟所葬者，都是高门大族的缘故。如比丘尼修梵俗姓张，是瀛州刺史张烈的第三女，嫁给同属高门的同县崔氏；比丘尼惠源则为萧瑀的孙女。
　　唐中宗神龙三年(七○七)，王才宾之母也是在龙门采行石室瘗葬，〈大唐口口口口氏浮图颂〉：
　　… … 记嫔则于龙龛，觌母仪于鹫岭。乃为颂曰：… 大唐神龙三年王才宾为亡母造[127]
　　此外，在龙门凿龛而葬者，还有开元六年(七一八)四月二十三日去世的荣州长史薛府君夫人柳氏，“乃遗命凿龛龙门而葬，从释教也。”后来其女便在龙门西山营造岩龛，于同年八月二十九日“自殡迁葬于龙门西山之岩龛，顺亲命，礼也。”[128]从她去世到安神于瘗窟之间，有四个月的时间的差距，当是寻觅、开凿瘗窟葬需费时日之故。
　　考古学者对龙门瘗窟所作的考察，使我们对于此一瘗葬形式，有更具体的了解。在龙门西山敬善寺区，有葬于龙朔元年(六六一)洛阳县文林郎沈里之妻娄氏瘗窟。该窟窟口高一·五米，宽一·五米，立面呈马蹄形的拱柱结构，内部平面略近马蹄形，东西长一·○二米，南北长一·五三米，高一·五二米。窟内西壁原有榫式插入的活动优填王像一躯，今已不存。在窟北壁向外凿有圆拱形空龛，高一·一二米，深○·三五米；这就是娄氏遗身坐式葬法的空龛。[129]在此窟南侧门拱的拱腹间，刻有铭文，可知此系洛阳县文林郎沉里为其妻娄氏所造的瘗窟，就中说明了此系娄氏的遗愿：
　　大唐龙朔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洛阳县文林郎沈里为亡妻娄氏敬造优填王像一龛，以言纪事，勒之于后。… … 然娄宿殖德本，早莹禅心，识幻真幻之机，表身非身之始。… …鄙时俗之送终，精宝绣于泉壤；慕先哲之归向，寂分躯于草莽。显庆五年十亍，寝疾于思恭里之第而澹里，曰：“笄冠之初，契期偕老。岂意非福，痼瘵缠躬，不讳之后，愿从所志。”其月二十八日，薨于私第。遂延僧请佛，度建法坛，设供陈香，累七不绝。筮箴卜日，休兆叶从。宝幢香车，送归伊滨，尸陈戢唐，魂藏孤岩，实曰尸陀法，礼也。… …[130]
　　娄氏卒于显庆五年(六六○)十二月，次年十一月，方葬于此窟。上文云“尸陈戢唐，魂藏孤岩，实曰尸陀法。”按戢唐意为敛穴，“尸陈戢唐”意即石室瘗窟的葬法，“尸陀法”原指露尸于尸陀林的林葬法，[131]由于石室瘗葬也属于一种露尸葬，故云“实曰尸陀法”。
　　在龙门净土堂北崖张氏瘗窟，是盛唐时代的瘗窟。(见图一)该窟窟口方形，高一·二米，宽○·九米。内部呈宽二·四六米，深二·三三米的方形平面，门槛内侧为一高三五、长九七、宽一○厘米的梯形平台。平台西侧为一长二·四六米、宽一·二四米、深○·四四米的凹槽，凹槽西侧起一等长、宽一·○九米的石刻方床，这就是安置张氏遗体的石床。在此窟的窟额偏南侧，有题记云：
　　故赠使持节相州刺史萧元礼夫人张氏，少归佛口，频涉真如，知诸法之有为，… …自因口口，载此灵龛，庶使幽容，长垂不朽。乃为铭曰：
　　大哉至尊，立教 报，既空彼相，焉有此身？扙口口累，长为其口。[132]
　　从其铭文可知张氏之所以采取佛教的露尸葬的理念，而“载此灵龛，庶使幽谷，长垂不朽”，则说明了她采石室瘗葬法。
　　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种调合的形式，即做为虔诚佛教信徒的妇女先采行窟葬，后来由她的儿子捡拾其遗骨，与其夫合葬于祖茔。如武则天长安四年(七○四)正月二十日，定远将军安菩萨夫人何氏卒，“以其年二月一日，殡于洛城南敬善寺东，去伊水二里山麓，礼也。”如前所述，敬善寺区有娄氏的瘗窟，何氏有可能先葬于龙门敬善寺附近的瘗窟。至中宗景龙三年(七○九)，其子金藏启发先前于高宗麟德元年(六六四)在长安去世、葬在长安龙首原的安菩萨灵柩，和何氏的余骨，合葬龙门东北山麓处。按何氏原来葬在伊水西侧二里山麓的瘗窟，后来和其夫合葬的地点则是在伊水之东[133]，这可能才是安氏的祖茔所在地，按张乃翥指出唐代昭武九姓中的安氏家族，有因佛教因素葬龙门者。[134]
　　又，从以上诸例如娄氏瘗窟、安菩萨夫人何氏、河东王夫人瘗窟、荣州长史薛府君夫人，皆瘗藏在西山敬善寺区，可知龙门敬善寺附近有很多俗家信徒的瘗窟。
　　(三)长安俗人的石室瘗窟
　　关于长安的俗人瘗窟，迄今未有考古方面的资料，但从少数长安地区的墓志，可知长安在家的佛教信徒也有采行此一露尸葬法者。如贞观十八年(六四四)十二月十日，卫州刺史夫人杨十戒去世，她生前遗嘱舍身，后来由其子将她的遗体安置在万年县的同人原(即铜人原，在长安城的东北)，〈唐故使持节卫州刺史李君杨夫人(十戒)墓志铭并序〉：
　　夫人讳十戒，弘农华阴人也。…既而天昧与善，良人早世，… …以贞观十八年十二月十日，终于长安之太平里第，春秋五十八。有子元諴、元谨，并资内训，… … …粤以十九年正月十三日，厝于万年县同人原之空，遵遗制也。… …乃为铭曰：
　　… …山庭落日，松迳凝烟。纪徽音于万古，与兰菊而俱传。
　　孙延光、延嗣、延忠等，以开元六年戊午正月十四日改厝。(注：此行西镌于本文末行下，笔体与正文迥异，似为改厝时添刻。)[135]
　　杨夫人于十八年十二月十日去世，而于十九年正月十三日安厝在铜人原的石窟中，至开元六年(七一八)才由其孙辈为她收骨埋葬(改厝)，故最后一行的字体和前面不同。
　　唐高宗显庆六年(六五七)，寓居长安的董夫人临终之前，告诉其子明达在其身后将她的遗体“致诸岩穴，亘望原野”，也就是采取露尸葬，后来她的儿子遵从遗命，把她瘗藏在长安城南的马头空。〈大唐故董夫人墓志铭〉：
　　夫人姓董氏，陇西敦煌人，… … 属穹苍不慭，早丧所天。… … 夫人晚节，志尚幽玄，栖心净境，凝神释教。… … 临当属纩，爰有遗言：“吾没之后，不须棺葬，致诸岩穴，亘望原野。”有子明达，死谏未从，徒沥血以陈诚，愬苍旻而莫及。虽奉遵顾命，而心府失图。显庆六年二月十八日，卒于庸州之万年胜业里，春秋八十有七。还以其年岁次辛酉二月景寅朔二十五日庚寅，葬于京兆长安之城南马头空，礼也。哀子明达，望极终天，虽百身而难赎，徒结恨于三泉。… … 乃为铭曰：
　　… … 莓莓平皋，萋萋原隰。垄月夜明，松风晓急。无膝下以承恩，对空筵而饮泣。[136]
　　其子明达原先不同意她采取此种葬法，“死谏未从”，而在为其执行石窟瘗葬，… 这种露尸葬法时，心中仍有无限的不忍和痛苦，乃至于“虽奉遵顾命，而心府失图”。
　　唐高宗永隆元年(六八○)，上骑都尉方府君夫人张氏谢世，就在终南山采行石室瘗葬，〈大唐故上骑都尉方府君夫人张氏墓志并序〉：
　　夫人袭庆华宗，… … 加以夙祛祛万有，早昧三乘，得解脱于心王，了真诠于道谛。百龄有尽，俄归息用之涂；三界无安，遽掩旋真之宅。以永隆元年十二月三日奄于长安弘化里，春秋九十有一。以二年岁次辛已二月辛丑朔九日己酉，窆于终南山阴之礼。仍就方坟，载图圆塔，其铭曰：
　　… … 藏山遽迁，负舟行灭，恨起俄变，悲缠永诀。薤露朝凝，松风夜切。白日凄怆，黄泉幽咽。(其三)
　　依坟构塔，即隧标台，金铃细动，宝网轻回。…(其四)[137]
　　按隋唐时三阶教的僧俗信徒，多追随信行禅师，在终南山施行林葬，而后收骨埋葬或起塔。在长安的石室瘗藏者，此是唯一在终南山瘗藏者，张氏或有可能是三阶教徒，先采石室瘗葬，而后收骨起塔。
　　唐玄宗天宝七载(七八四)，契吴县令朱祥妻蔺氏去世，就是瘗藏在樊川的石龛中，〈有唐故蔺夫人(朱祥妻)龛铭并序〉：
　　夫人河西蔺氏。… … 夫人即梁王典军怀览之少女，契吴县令朱祥之嫡妻。遭代悯凶，孀居早岁；顾柏州而守义，撤铅粉以端怀。刻意缁门，虔心正惠；唯慈悲以洁行，不造次以违仁。居有一男，… … 亦有二女，在家出家。出者法名光严，自晤已祛于女相；在者孀栖慈氏，属念每矜其蕣华。越天宝七载秋七月，春秋七十有八，忽然示疾。无几，以其月十四日，右胁累足，终于长安之宣义里。是日，高释厥而来之曰：“相有奇矣，无合祔矣。”于是我嗣子惟明亦曰：“吾妣入于梵行，脱于世缘，非一日也。”乃卜其载九月十有七日，秘于此樊川之阜，龛之在矣。… …[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