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葬----中古佛教露尸葬研究之一(三)

林葬----中古佛教露尸葬研究之一(三)
　　刘淑芬
　　大陆杂志
　　第96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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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三阶教的僧侣塔墓群
　　六世纪末三阶教出现，和《尸陀林经》、《佛说要行拾身经》等经典的流行，有许多三阶教僧人采行林葬，又由于三阶教俗不分，也对男女信徒一视同仁，更有追陪祖师在一的风气，囚此终南山、宝山等三阶教的圣地，就出现了僧俗塔墓群。
　　(一)、终南山
　　从代宗大历二年在终南山建信行塔院，因其地僧俗墓塔成群，而将它称为“百塔寺”。这一个名称从八世纪沿用至十世纪，至宋初方改名为兴教院。从六世纪末以降，至十世纪为止的四百年间，此地可以说是三阶教徒特定的埋葬地。(注161)
　　1.僧人
　　终南山的楩梓谷、至相寺、■[至*鸟]鸣■[土*追]一带，是隋末以后长安附近三阶教僧俗林葬的处所，也是其墓塔所在地。在此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三个处所其实都在同一地区，信行禅师的墓塔位于终南山梗梓谷■[至*鸟]鸣■[土*追]，(注162)又，<大周故珍州荣德县丞梁君墓志铭井序>云：“归葬终南山至相寺楩梓谷信行禅师塔院之东”。由此可知，至相寺、楩梓谷、鸱鸣■[土*追]应在同一个区域。
　　终南山作为林葬的特定处所，和信行禅师在此施行林葬、树塔有关。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信行禅师在京师大兴城的化度寺去世，实行林葬：“送尸终南山鳿鸣之追，道俗号泣，声动京邑。舍身收骨，两耳通焉。树塔立碑，在于山足。”(注163)信行塔碑所在地，就是终南山至相寺的北岩，其地另外有其弟子净名法师和裴玄灯的塔碑。(注164)自此之后，信行的僧家弟子多采行林葬，并建塔于信行禅师塔旁。后来，三阶教的俗家信徒采行林葬者，也送尸终南
　　山，并且在信行塔侧建塔，以埋藏余骨。前文已提及，到代宗大历二年时，在信行禅师塔所建立塔院，因此其地僧俗墓塔栉比，故称为“百塔寺”。直到宋代时，此地仍然是“小塔累累相比”。(注165)信行禅师塔在至相寺的北岩，至相寺是隋代三阶教僧人创建的寺院。它的创建者，是灵裕的弟子■[青*杉-木]渊，灵裕还时常来往此寺：
　　(释■[青*杉-木]渊)承灵裕法师，擅步东夏。乃从而问焉。....裕因大嗟赏，以为吾之徒也。....渊谓：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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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期，更流神府，博观盛集，全无可师，还返裕所，具陈性欲。后整操关壤，屏迹终南，置寺结徒，分时程业，三辅令达，归者充焉，今之至相寺是也。裕后敕召入朝，才有间隙，径投渊寺。(注166)
　　最早陪葬在信行墓塔的僧人，是信行弟子本济之弟善智，他是一名僧人，迕于大业三年(607)，弟子们将他在信行墓之右。(注167)至于善智是否采行林葬，《续高僧传》并未交代；不过，从其兄本济是三阶教重要的传教者，以及他陪葬在信行塔侧这两点看来，他极有可能是施身禽狩的。大业七年(611)四月八日，至相寺的创建者■[青*杉-木]渊圆寂，则显然是采行林葬，他的弟子法琳(也就是<辩正论>的作者)在其林葬的处所，建了一所舍利塔。(注168)
　　大业十一年(615)九月十二，日信行的弟子本济卒于所住之慈门寺，亦行死舍“弟子道训、道树，式奉尸陀，追建白塔于终南山下，立铭表德。”(注169)“尸陀林法”即林葬法，“式奉尸陀”也就是实行林葬之意。唐高祖武德三年(620)，长安慈门寺僧人善旷卒于寺，“遗告
　　舍身山路，不须茔垄。弟子捃萃余骨，起塔于终南龙池之峰。”慈门寺是信行所创的五寺之一，普旷传中对他力行头陀之事，描述甚详“乞食人间，栖投林冢，二十余载。”(注170)又，龙池寺在终南山交谷东岭的野猪池附近，隋代开皇初年，僧人道判在此地建草庵，作为修行的道场，并且集众说法。开皇七年，文帝敕命度支等郎李世师在此造院舍，并且赐额“龙池寺”。(注171)由于龙池寺地处僻静，而成为终南山另一处林葬的场所。贞观五年(631)十一月十六日，信行的接班人僧邕禅师在化度寺迁化，遗命林葬。僧邕是太原人，他原来是邺下僧稠禅师的弟子，隐居山林，行头陀行。信行闻其名，招请他出山，后来隋文帝召请信行至长安，僧邕也同行，一起在长安布教。信行去世之后，僧邕总摄三阶教徒“及行之殁世，纲总徒众，甚有住持之功。”(注172)僧邕舍身的地点，就在信行林葬的鸱鸣丘，后来收骨起塔，也陪葬在信行塔侧，<化度寺塔铭>云：
　　即以其月廿二日，奉送灵塔于终南山下鸱鸣■[土*追]，禅师之遗令也。徒众□收其舍利，起塔于信行禅师灵塔之左。(注173)
　　由此可知，“奉灵魄于某处”或“奉送灵塔”是林葬的代称。贞观十一年(637)十一月二十六日，僧邕的弟子会昌寺僧人德美去世，送尸鸱鸣丘，而后收拾余骸，在信行禅师塔附近起塔：“乃送于终南山鸱鸣■[土*追]，后又收骸于楩梓谷起塔。”作为一胎三阶教的僧人，德美的师承是很清楚的，他除了是僧邕的弟子之外，也曾师事默禅师十多年，默禅师是道善的弟子，而道善其人是为信行之教的奉行者。(注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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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贞观十三年(639)二月二十八日，至相寺僧人智正去世，他的后事是采取林葬：“弟子智现等，追惟永往，感息难顾，鸠拾余身，于寺之西北凿岩龛之。”(注175)从智正的传记中，没有具体说明他是三阶教徒，不过他曾追隋至相寺有渊法师，住此寺二十八年之事，他应是一名三阶教的僧人。唐高宗永徽六年(655)五月九日，至相寺的僧人弘智迁化，“露骸林下，攸骨焚散，遵余令也。”由于洒扬火葬余灰，无有余遗，所以在至相寺山门外，为他建立一所高达二丈四尺的礼碑。智正的传记中。并未叙述他的师承，不过，从他住在三阶教的至相寺；以及他生性豁达，并且重视和俗人的来往：“陶甄士俗，延纳山宾”，“凡有福会，必以箫鼓为先，致令宾从如云，真俗不爽，于缘悟矣。”(注173)这些行径和三阶教重视对俗人的布教，是颇为一致的。
　　光明私为“三阶五寺”之一，唐高宗显庆元年八月五日(656)，光明私大德僧慧了法师圆寂。信行禅师对他颇为器重，他长时期隐居山林，最后在光明寺去世。一如三阶教的僧人，他也采行林葬，在信行塔侧起塔：
　　法师□慧了，俗姓宋氏。....有信行禅师者，释氏之冠冕，乘门之栋梁，....。一见法师，叹之良久，曰：“绍隆三宝，非佛子而谁！”法师游刃三乘，括曩十地，阐龙宫之奥旨，演鹿野之微言。远近归依，道俗钻仰，尔乃心敦寂灭，志绝攀缘，晦迹林泉，韬光岩谷。....显庆元年八月五日■[穴/锓-金*徂-且]疾，迁神于光明寺禅坊，春□□十有四。即以二年二月十五日，于终南山楩梓谷禅师□□□骨起塔。(注177)
　　在显庆二年(657)去世的化度寺僧人僧海禅师，次年，也在信行塔墓附近起塔。<大唐化度寺故僧海禅师塔铭>云：
　　大唐化度寺故僧海禅师，年六十有六，俗姓刘，绥州上县人也。永徽五年十一月八日卒，禅众以显庆二年四月八日，于信行禅师所起方坟焉。显庆三年岁次二月廿五日癸已建(注178)
　　铭文中虽然没有提及他林葬之事，不过，化度寺为三阶五寺之一，僧海卒于显庆二年，次年方陪窆信行塔侧，可以推知他应是舍身林葬，而后收骨起塔的。同样怀著「志存亲近善知识”之心，陪葬在信行塔后的三阶教道安禅师，是在高宗总章元年(668)迁化，林葬之后，将近两年之后方收骨起塔，<道安禅师塔铭>：
　　大唐故道安禅师，姓张，雍州渭南人也。童子出家，头陀苦行，举三阶集录，功业成名，自利既圆，他利将毕。以总章元年十月七日，迁形于赵景公寺禅院，春秋六十有一。又以三年二月十五日，起塔于终南山■[至*鸟]鸣■[土*追]信行禅师塔后，志存亲近善知识焉。(注179)
　　在玄宗开元二年(714)圆寂的法藏禅师的塔铭中，说他去世后是“施身于终南山楩梓谷尸陀林”，这一点颇值得注意。前此的资料都称送尸终南山，但未说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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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南山何处林葬，在此塔铭中便点明了终南山楩梓谷尸陀林，而此处正是信行舍身起塔处。<大唐净域寺故大德法藏禅师塔铭并序>：
　　禅师讳法藏，缘氏诸葛，苏州吴人。....禅师自少出家，即与众生作大善知识，道行第一，人天殊胜，开普门之幽钥，酌慈源之蜜波。....粤以开元二年十一月十九日，舍生于寺，报龄七十有八。....即以其年十二月廿□日，施身于终南山楩梓谷尸陀林。由是积以香薪，然诸花叠，收其舍利，建■[土*穴/卒]睹波于禅师塔右。(注180)
　　由上可知，法藏禅师在林葬之后，又火化余骨，建塔供养。作为一个三阶教忠诚的信奉者，法藏的塔铭中，也附记三阶教的原委和信行的信念与著作，使得此一塔铭成为研究三阶教历史珍贵的文献之一。
　　(二)俗人
　　在终南山楩梓谷信行禅师侧，围绕著一些俗人的墓塔，他们几乎都是三阶教徒，在其塔铭中充分显示三阶教的信仰。例如，于开元十年(722)过世的<优婆夷张常求塔铭>云：
　　优婆夷俗姓张，字常求，望本南阳人也。性乐超尘，志同冰镜，遂诣京华，得闻普法。开元十年构疾，至其年二月廿五日，逝化于怀德之私第焉，春秋七十八。迁柩于禅师林北起坟，礼也。(注181)
　　上文云“遂诣京华，得闻普法”，即说明了张氏到长安，是为了学习三阶教。三阶教起源于河南，后来西向传入长安，信行在长安建立了五所寺院，可以说三阶教后来是以长安为其传教中心。塔铭中仅称开元十年张常求在长安怀德里的自宅去世，并未提及在何时迁其柩于信行禅师林北起塔，她很可能是采行林葬，其后再检拾遗骨起塔的。又，建于玄宗干宝十二载(752)的<故优婆夷段常省塔铭并序>，其中不仅叙述段常省的信仰，也具体地显示了三阶教的旨义：
　　盖闻宿植胜因，生逢政教，仰辱师友，意达直心。学普敬法门，慕不轻密行，贞心守志，尘俗不污其情；性等虚空，证真如之境。独拔爱网，厌世荣华，菩萨埵雄，悲重迦文之妙典。火
　　宅之内，驾驭三车，舍内外之财，望三祈愿满。(注182)
　　其中，“学普敬法门，慕不轻密行”，“舍内外之财”等，都是三阶教的教义。终南山三阶教的俗人塔葬，大都是先实行过林葬的，有的塔铭说得很明白，有的则是颇为隐晦；不过，从字里行间也不难看出来。如建于武则天长安三年(703)的<大周故居士芦州巢县令息君之铭>，直称是舍身林葬：
　　惟君讳直，字仁爽，清河郡□吕望之后也。春秋七十有七，痷从风化，以调露元年八月十九日逝于鄠县修德之里。即以其月廿五日，迁柩于终南山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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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寺尸■[(阻-且)*(施-方)]林，舍身血肉，又收骸骨。今于禅师林所起砖坟焉。....(注183)
　　塔主是芦州巢县令之子尚直，他在高宗调露元年(679)八月十九日卒于鄠县(今陕西南郑县)，而在当月廿五日，其遗体便被迁至长安城南终南山云居寺尸陀林，实施林葬“拾身血肉”。由下可知，终南山除了楩梓谷，龙池寺之外，云居寺附近也有一作为林葬场所的“尸陀林”。尚君在鄠县去世，仍将其灵柩自鄠县迁至终南山尸陀林，实施林葬。又，<段常省塔铭>也明白地说她采行林葬：
　　春秋七十有六，以天宝八载九月十日卒于私第，舍报归林，以天宝十二载建塔于兹。(注184)
　　另外，林葬后要收骸埋葬，或起塔掩藏，因此，塔铭中有“收骸”等词者，也暗示了其系采林葬。如建于显庆三年(758)的<大唐王居士砖塔之铭>云：
　　以显庆元年十一月廿九日，■[穴/锓-金*徂-且]疾终于京第，春秋七十有三，即以三年十月十二日，收骸起灵塔于终南山楩梓谷。(注185)
　　由于林葬是以血肉普施飞禽走兽，不是马上就可以销蚀血肉，达成目的；因此，在实施林葬和收骸掩埋、起塔之间，就有若干时日的间隔。那些塔铭中没有明说林葬者，也可从其去世的年月，和收骸、起塔时日的差距，判知其是否施行林葬。
　　家族墓塔
　　值得注意的是，终南山的俗人墓塔中，有不少家族和夫妇的塔葬和墓地，充分显示出其家族皆为三阶教徒，如城阳管氏家族、雍州蓝田梁氏、和安定乌氏人梁氏家族。城阳管氏家族中，管均、管真、管俊分别在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和干封元年(666)年去世，都先举行林葬，而后在高宗调露元年(679)十月十四日，由管均出家的儿子、弘福寺僧嗣泰为他们三人收拾余骨，建了三个墓塔，<大唐故绵州万安县令管府君之墓志>：
　　公讳均，城阳人也。干封元年正月十二日，遘疾薨于私第，春秋六十九。以调露元年十月十四，日息弘福寺僧嗣泰收骨起塔于终南山■[至*鸟]鸣埠禅师林左。(注186)
　　<大□□□□都督上柱国□□郡开国公孙管真墓志>：
　　讳真，城阳人，显庆四年八月廿日终于私第，春秋卅有二。以
　　调露元年十月十四日收骨于■[至*鸟]鸣埠禅师林左起塔。(注187)
　　<大唐故营州都督上柱国渔阳郡开国公孙管俊墓志>：
　　讳俊，城阳人，干封二年五月廿日终于私第，春秋一十有三。以调灵元年十月十四日，于■[至*鸟]鸣埠禅师林左起塔。(注188)
　　如上文所示，管俊年仅十三，亦采林葬收骨起塔，可知是由于其家族信仰的缘故，所以管氏家族墓塔皆陪葬在信行禅师塔。左雍州蓝田人氏梁氏数代坟塔，也都在终南山鸱鸣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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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议郎、行泽王府主簿、上柱国梁寺和其夫人唐氏梁氏夫妇“合葬于终南山楩梓谷口隋信行禅师林侧，陪大父录事参军之旧莹。”这又是家族皆为三阶教信徒、其墓塔皆在终南山楩梓谷信行塔侧之一例。尤可注意的是，梁氏家族三阶教信仰前后绵延，至少历时一百年之久。<大唐故朝议郎行泽王府主簿上柱国梁府君并夫人唐氏墓志铭并序>：
　　君讳寺，字师暕，雍州蓝田人也。....曾祖遵，周秦州清水县令。....祖殊，隋监门事参军。....父柱，皇朝奉义郎骑都尉。....君承积善之余祉，....咸亨四年，授文林郎，随班例也。....永隆二年，恩诏授上柱国。....垂拱元年，授朝议郎行泽王府主簿。....以垂拱四年十月五日，终于长安怀德里第，春秋卅有一。夫人晋昌唐氏，名惠儿，后魏骁骑将军、本郡守契之七叶孙，即故司农寺长乐监敏之第二女也。....以垂拱四年九月廿七日，终于长寿里第，春秋三十有六。粤以其年十一月十七日，合葬于终南山楩梓谷隋信行禅师林侧，陪大父录事参军之旧莹，申夙志也。(注189)
　　上文云其葬于信行禅师林侧，是“申夙志也”，墓志中同时也叙述梁氏夫妇的信仰。(注190)虽然上文标题作准，始惊炭折，俄看薪尽。”“构层台于翠阜，刻贞石于黄垆，山山兮□塔，往往兮真徒。”(注191)可知虽然名为“墓志铭”，事实上梁氏夫妇可能先采取林葬，收骸火化，而后起塔的。
　　另外，在终南山楩梓谷信行禅师塔院之东，也有安定乌氏的梁氏家族墓塔。建于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6)三月六日，<大周故珍州荣德县丞梁君墓志铭并序>云：
　　君讳师亮，字永徽，安定乌氏人也。....大父殊，隋任右监门录事；显考金柱，唐奉义郎，....君珠薮夜光，玉田朝彩，....起家任唐朝左春坊别教医生，....秩满，俄而上延朝谴，授珍州荣德县丞。....以万岁通天元年七月二日，终于益州蜀县，春秋卅有七。鸣呼哀哉！即以万岁通天二年三月六日，葬于雍州城南终南山至相寺楩梓谷信行禅师塔院之东，陪先茔也。(注192)
　　梁师死在益州蜀县身故，归骸于终南山信行禅师塔院之东“陪先茔也”。由此可见，梁氏家族应该都是三阶教信徒，故其家族墓地在三阶教徒塔葬地。除此之外，河东望族的裴氏和三阶教关系十分密切，信行的弟子居士裴玄证也陪葬在信行塔侧。裴玄证原先是个出家人，住在化度寺，后来拜信行为师，信行的著作都是出自于他之手，信行禅师的塔铭也是他撰述的。他后来还俗，也应是本著前述某些三阶教僧人的舍戒还俗的信念。
　　(裴玄)证本出家，住于化度，信行行止，固又师之。凡所著述，皆委证笔。末从俗服，尚绝骄豪。自结徒侣，更立科纲，返道之宾，同所击赏。生自掣碑，具陈己德，死方镌勒，树于
　　塔所，即至相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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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岩之，前三碑峙列是也。(注193)
　　上文云：“至相寺北岩之前，三碑峙立”，所谓的是裴玄证撰文的<隋信行禅师传法碑>，<唐化度寺净名法师舍利塔碑>和<唐逸民正议大夫裴玄证碑>三个塔碑。(注194)在裴玄证之后，一直到唐代宗大历年间，裴氏家族都和三阶教有密切的关连。贞观年间，裴玄智掌理三阶教寺院化度寺的无尽藏，(注195)这是一个重要的职务。裴玄智可能与裴玄证有亲戚关系。(注196)大历二年，在信行禅师塔处建立塔院，据张芬碑记，其地是唐相裴公所施舍的，(注197)此裴公有可能是裴行俭。按：裴氏家族的二名妇女就陪葬在信行塔侧，她们是礼部尚书裴行俭(？-682)妻库狄氏，及太常协律郎裴公妻贺兰氏。据宋，张礼《城南记》云：
　　百塔，在楩梓谷，唐信行禅师塔院，今谓之兴教院。唐裴行俭妻库狄氏尝读信行集录，及殁，迁窆于终南山鸱号堆信行塔之后。由是慕信行者往往归葬于此，今小塔累累相比，因谓之“百塔”。(注198)
　　由此可知，裴行俭妻库狄氏是三阶教徒。又，在开元四年(716)去世的太常协律郎裴公之妻贺兰氏也是位三阶教徒，不但舍身林葬，也陪葬在信行塔侧。<大唐太常协律郎裴公故妻贺兰氏墓志铭并序>云：
　　夫人贺兰氏，曾祖虔，隋上柱国；祖静，皇朝左千牛；父元■[折/心]，潞州司士，并宏翰深识，布声于代。夫人即协律之姑女也。童姿粉妍，笄态琼淑，惟德是与，乃宾我裴公，宜其锵锵，....洎大渐，移于济法寺之方丈，盖攘衰也。粤翌日，奄臻其凶，春秋卌有四，即开元四年十二月十日。至十九日，迁殡于鳿鸣追，实陪信行禅师之塔，礼也。夫坦化妙域，归真香茔，衡之冥果，则已无量。....(注199)
　　开元时期，济法寺是三阶教僧人驻锡的寺院。(注200)因此，贺兰氏病危时，移寝于济法寺；及她去世后，更采林葬、而后陪葬在信行塔侧。由此可见，裴氏家族和三阶教的关系匪浅。至于裴氏家族在此是否也有家族墓塔？则有待新资料的出现。除了上述的家族墓塔之外，信女程氏和其夫婿皆塔葬于终南山，他们应是三阶教的信徒，<夫人程氏塔铭并序>云：
　　....(上缺)果东邵东阿人，....以显庆四....(下缺)四日，终于京第，春秋五十有....(下缺)明元年十月五日、迁塔安□，遵先志也。(注201)
　　程氏卒于显庆四年(659)，至文明元年(684)才迁葬，祔葬于其夫婿的灵塔，是“遵先志也”，因此，她有可能先实行林葬，而后收骨起塔。又，三阶教徒的居士王孝宽，也是陪葬在终南山的楩梓谷信行禅师塔所，<大唐王居士砖塔之铭>中，就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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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佛教的理解和实践：
　　居士讳公，字孝宽，太原晋阳人也。....居士早标先觉，本遗名利，遍览典坟，备穷义窟。观老庄如糟粕，视孔墨犹灰尘，得给园之说，罄求彼岸之路。励精七觉，，仰十地而克勤；肝食一麻，欣六年之■[焦*页]■[卒*页]。....以显庆元年十一月廿九日，寝疾终于京第，春秋七十有三。即以三年十月十二日，收骸起灵塔于终南山楩梓谷。....(注202)
　　王氏卒于显庆元年(656)，至显庆三年(658)“收骸起灵塔”，可知他系采林葬的方式。附带一提，在信行禅师塔之侧有诸多俗人墓塔外，也有三阶教徒土葬的墓地，如功曹参军梁君夫人就是葬在楩梓谷之阿，<大唐功曹参军梁君故夫人成氏墓志>云：
　　夫人讳淑，雍州渭南县主簿第三女，成肃公之后也。....曾祖璨，隋任济州东阿县长；祖贵，唐任幽州永寿县令。....春秋廿有二，以麟德元年十二月二日，卒于隆政里第。鸣呼哀哉！即以其月十一日，殡于终南山楩梓谷之阿。....(注203)
　　上文称“殡于终南山楩梓谷之阿”，也是出于陪葬于信行塔侧的用意。
　　(二)、宝山
　　在有“三阶教发源地”之称的安阳宝山，也有僧俗塔墓群。(附图三、四)灵泉寺原名宝山寺，创建于东魏孝静帝武定四年(564)，隋文帝开皇年间，改名灵泉寺。因为三阶教在隋末曾遭禁断，当时还离京师、也是三阶教的摇蓝的相州西部山林地带的宝山，就成为教徒托身的好去处。(注204)
　　因此，这里就聚集了很多僧俗信徒的墓塔，不分僧俗男女是三阶教的特色，(注205)从以上三点看来，宝山的僧俗塔墓群的塔主，应该大都是三阶教徒，而且多是实行林葬者。在今河南安阳宝山灵泉寺一带----包括在寺西的宝山，和寺东的岚峰山，和寺东北的马鞍山，迄今尚遗存有两百零九处的石刻窟龛，其中在宝山和岚峰山有大量的雕墓塔，堪称为“宝林塔林”。(注206)这些墓塔绝大多数是为埋藏或纪念林葬的僧人所建造的，其中有一部分墓塔是有题记的，对于我们研究林葬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1.僧人
　　宝山塔林中有五十八个有题记的僧人墓塔，有的题作“灰身塔”，“碎身塔”、“散身塔”、“支提塔”。绝大多数都仅记塔主姓名、和造塔的年月、其中仅有少数有较详细的生平事迹。在宝山的僧人墓塔，大都是先实施林葬，再捡拾遗骨火葬。如<慈润寺故大灵琛禅师灰身塔铭文>中，就提到他的遗体先是“依经葬林，血肉施生”，而后“肌膏才尽，阇维镂塔”，(注207)由于后来施行火葬，所以此塔也叫“灰身塔”。另外，从<续高僧传·释■[青*杉-木]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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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法琳夙奉遗踪，敬崇徽绪，于散骸之地，为建舍利塔一所，用津灵德，立铭表志云。”可知“散骸”为林葬之代称；因此，称“散身塔”即显示墓塔主是采行林葬的。又，从僧顺禅师的塔铭看来，林葬后再行火化遗骨，也可以称做“散身塔”。(注208)和灵泉寺早年历史有关的名僧道凭，有可能施行林葬者。东魏武定四年(546)，道凭在灵泉寺东岚峰山西麓的断崖上开凿大留圣窟。据<续高僧传>云：北齐文宣帝天保十年(559)三月七日，道凭在宝山寺迁化，但没有说明是采取何种葬法。(注209)今在灵泉寺旧址有一对单层方形的石塔，塔侧刻有：
　　大齐河清二年三月十七日，宝山寺大论师戚法师烧身塔。(注210)
　　可知这是道凭的“烧身塔”。从他去世到武成帝河清二年(563)时建塔，其间相隔了四年之久，道凭有可能是采行林葬，而后收拾余骨，再予以火葬，故云“烧身塔”。其火葬后骨灰，也有可能是“散之风府”，一无遗余；因此，建立这一对石塔，是属于纪念性的塔，而非埋藏骨灰的墓塔。
　　在宝山的一些僧人墓塔的铭文中，清楚地显示他们确实是三阶教派，而且施行林葬。如灵琛、僧顺、慧静。在贞观二年(628)三月六日，慈润寺僧人灵琛(554-628)辞世，从其塔铭可知他是信行的弟子，而且采行林葬。<慈润寺故大灵琛禅师灰身塔铭文>云：
　　禅师俗姓周，道讳灵琛。初以弱冠出家，即味大品经论，后遇禅师信行，更学当机佛法。....但世间福尽，大闇时来，年七十有五，岁在玄枵三月六日，于慈润寺所，结跏端俨，泯然迁化。....又康存遗嘱，依经葬林，血肉施生，求无上道。合城皂白，■[祈-斤*互]教弗违，含悲伤失，送兹山所，肌膏才尽，阇维镂塔。....(注211)
　　唐太宗、高宗时代，慈润寺是相州地区很兴盛的一所寺院；同时有不少慈润寺的僧人在宝山建立墓塔。(注212)又，贞观十三年(639)二月十八日，在光天寺中迁化的僧顺禅师，也是三阶派僧人。岚峰山四十七号铭文<光天寺故大比丘尼僧顺禅师散身塔>(附图五)：
　　僧顺禅师者，韩州涉县人也，俗姓张氏，七岁出家，随师听学，遍求诸法，卌余年，忽遇当根佛法，认恶推善，乞食头陀，道场观佛，精勤尽命，鸣呼哀哉。春秋八十有五，以贞观十三年二月十八日卒于光天寺，门徒巨痛，五内崩摧，有缘悲慕，无不感切。廿二日送柩于尸■[(阻-且)*(施-方)]林□，弟子等谨依林葬之法，收取舍利，建塔于名山，....(注213)
　　塔铭中“忽遇当根佛法，认恶推善，乞食头陀，道场观佛”，以及塔铭云“人存认恶，普敬为宗，息缘观佛”，以及身后的舍身林葬，都清楚地显示出她是一位三阶教教义全面的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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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从僧顺禅师的塔铭中，可知宝山有作为林葬特定场所的“尸陀林”，亦可见林葬在此地蔚为风气。
　　贞观十五年(641)四月廿三日，慧静法师卒于相州，其弟子法演在宝山岚峰山为他建了灵塔，以埋藏其灵灰。虽然从<唐故慧静法师灵塔铭>中，看不出他和三阶教有直接的关连，不过，冢本善隆从他出身自三阶教信徒的河东裴氏的家族、和三阶教发源地相州的地缘关系，以及他生平盛修经像的行为----这也是三阶教义所重视的，推断他和三阶教有所关连。(注214)除此之外，从慧静法师灵塔铭中，可知他是实行三阶教徒的林葬法：
　　弟子法演，早蒙训诱，幸得立身，陟岵衔恩，展申诚孝，阇维碎骨，迁奉灵灰，凿镂山楹，图形起塔，铭诸景行。(注215)
　　从“阇维碎骨，迁奉灵送”之句，可知慧静的遗体先经林葬，所以火葬其余骨(碎骨)。由以上诸点，我们可以得知慧静当是三阶教徒。从宝山僧人墓塔的铭文中，可知其中以圣道寺，慈润寺、光天寺的僧人居多数。就中以圣道寺的墓塔为多，共有十八个。(注216)关于圣道寺，由于其墓塔铭文都只简短地记载其生卒年，，所以我们所知不多。不过，从圣道寺的墓塔主都是清一色的比丘尼，可知圣道寺为一尼寺。又，现今宝山尚存有七个光天寺比丘尼的墓塔。光天寺也是一所尼寺，隋·王邵<仁寿元年六月十三日内史豫章王臣暕宣舍利感应记>云：“相州于大慈寺起塔，....建塔之明年八月，光天尼寺写得陕州瑞相图，置于佛堂。”(注217)从光天寺比丘尼的塔铭，可知她们的遗体多采行林葬，如前述的僧顺禅师。另外，光天寺比丘尼普相法师的灰身塔铭云“乃依经上葬，收其舍利”，按土葬是埋尸地下，故云“下葬”；林葬置尸于林野，故云“上葬”。虽然其塔铭中看不出她和三阶教有直接的关连，不过，从她的采行林葬，又在有三阶教比丘尼的光天寺，可以推知普相也应是三阶教徒，而光天寺是一个三阶教的寺院。
　　宝山塔林的铭文的特征之一，是其间有很多比丘尼的墓塔。(注218)从宝山圣道尼寺和光天尼寺的墓塔，可知此二寺应属三阶教的寺院，其中有不少比丘尼采行林葬。另外，实施露尸葬----包括林葬和石室痤窟的俗人信徒，也以女子居多，这和前述三阶教的教义中对妇女的态度有关。
　　慈润寺灵琛禅师(享年七十五岁)，以及光天寺的僧顺禅师(八十五岁)，他们二人都以高龄去世，在他们有生之年的教化影响下，环绕著这两所寺院中之定有相当多三阶教信徒。(注219)今宝地区犹存有十个慈润寺僧人的墓塔。综之，可知从唐初至中唐时期，宝山为一三阶教徒重要的墓塔区，其中还有作为林葬弃尸之所的“尸陀林”。
　　2.俗人
　　今日在宝山一共有十二个唐代俗人灰身塔或墓塔，除了两个年代不明者之外，其建造的时间从唐太宗贞观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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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645)，到唐高宗麟德元年(664)。有具体年代的十个塔铭皆作“灰身塔”。
　　虽然到了唐代，宝山才出现俗人的墓塔，不过，早在隋朝时，就有晋州洪洞县令孙佰悦人在宝山施行林葬。宝山最早的俗人墓塔，是贞观十九年(645)二月八日大申优婆夷的三个女儿为其所建的灰身塔，灵泉寺岚峰山四十八号铭文：
　　故清信女大申优婆夷灰身塔记大唐贞观十八季五月廿七日终，至十九年二月八日，有三女为
　　慈母敬造。(注220)
　　佛教徒的俗家信女大申，当系在去世后先行林葬，而在次年才由其女收骨起塔。贞观廿年(646)，晋州洪洞县令孙佰悦女----圣道寺尼智觉为其父在宝山建灰身塔，(附图六)虽然较大申优婆夷灰身塔晚一年建立，不过，孙佰悦却先大申去世，而且实施林葬。灵泉寺宝山八十三号铭文，就把孙佰悦的的信仰及其实践，交代得非常清楚：
　　故大优婆塞晋州洪洞县令孙佰悦灰身塔铭：优婆塞姓孙，字佰悦，相州尧城人也。世衣缨，苗裔无坠。身居薄宦，情达苦空，每厌尘劳，心希彼岸，虽处居家，不愿三界，见有妻子，常忻梵行。悦去隋朝身故，未经大殡。悦有出家女尼，字智觉，住圣道寺，念父生有之恩，又忆出家解脱之路，不重俗家迁穸，意慕大圣泥洹。今以大唐贞观廿年十月十五日，起塔于宝山之谷，冀居家婆塞之类，同沾释氏之流。....(注221)
　　孙佰悦为相州人，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由于地缘之便，他可能很早就接触了三阶教林葬的思想，塔铭中说他在隋朝去世，当时“未经大殡”，应是采取林葬。在三十年之后，才由其出家的女儿鸠拾其余骨，建塔于宝山之谷。孙佰悦有女儿出家为尼，并且住在圣道寺，可知他的家族应该都是三阶教徒。
　　又，从上文“冀婆塞之类，同沾释氏之流”之文，可知俗人陪葬在僧人墓塔之侧，也还有另外一层用意，可以满足个人生前不能出家为僧徒，死后可以如同僧人一样埋葬的心愿。又如，在高宗永徽二年(651)去世的一名清信女，也系采行林葬；至永徽六年(655)，才由其子女为她建造灰身塔。岚峰山五十六号铭文：
　　故清信佛子玉，永徽二年七月终，至六年正月廿六日□此名山，男女等□□为母造灰身塔刊石□记。(注222)
　　塔铭云“故清信佛子玉”，或有脱漏，由后文可知死者是名清信女。上述俗人墓塔主和其家族都是虔诚的佛家信徒，不仅塔主本人是虔诚的信徒，其家人也都信奉佛法。如灵泉寺宝山一一九号铭文<刘才勘父灰身塔>的铭记中，就详细描述了塔主生前造像、造经的事迹，以及其子在其父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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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为他祈福所做的造像，转经等功德。
　　相州邺县万春乡绥德里、住段王村刘才戡、□才□父灰身塔父讳□，字宝文。父存之日，敬造□像一帐，礼大方佛；造涅槃经、读一七遍；造法华经、读□九遍；造维摩经、读十四遍；造金刚般若经并论读廿一遍。右并父自造。父□后，才戡等息为父敬造楞伽、地治、各转二遍。今所造功德，具录如前。父□于此灵泉寺西南一里起塔，身受五□菩萨□□斯立记。以麟
　　德元季，岁次甲子十一月癸未朔九日壬子，以为铭记。侄易□果。(注223)
　　在灵泉寺的十二个俗人灰身塔中，有三个灰身塔是由塔主出家女儿所建造的，如前述孙佰悦灰身塔，灵泉寺岚峰山四十一号<故清信女佛弟子范优婆夷灰身塔>和岚峰山八十一号铭文<故大张优婆夷灰身塔>，都是出家女尼为其父或母所造的。(注224)可见佛教是其家族的信仰，这和终南山楩梓谷信行禅师塔侧出现了家族的墓塔和墓地，可以互相发明。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林葬中有一种形式是舍身血肉之后，火化余骨，再飘洒骨灰，遍及上天下地一切有情。因此，在宝山的浮雕墓塔，其中未必全埋藏有僧俗人的遗骨，而是属于纪念性的墓塔。部分墓塔的题记作“支提塔”，就是点明了其中并无骨灰的事实。按《摩诃僧袛律》(大·1425)中记<塔法>云：“有舍利者，名塔；无舍利者，名枝提。”(注225)由于骨灰飘扬，可以说是身骨丝毫不存；或许因而发展出宝山的浮雕墓塔的特殊形式。宝山墓塔大皆都由塔身、塔顶和塔刹三部分构成，塔身开一龛，里面通常是有一僧人或俗人(即林葬墓塔主)的刻像，颇有纪念性的意味。
　　六、余论
　　从本文对中国中古时期林葬的研究中，可知中国中古露尸葬的来源是印度，林葬原是古代印度人的葬法之一，后来诸外道的苦行者将它提升为宗教上舍身的行为，具有功德。佛教的戒律中，则仅把林葬视为一种埋葬方法，不过，由于戒律中要求僧人的禅思和头陀，都涉及在尸陀林中住，可能影响及日后僧人在尸陀林施行林葬。就中国实行林葬僧人的背景看来，他们多是注重和谨守戒律者，或是习禅的僧人。又，从六世纪末兴起的三阶教，对林葬的发展有相当的助力。
　　中古时期确实有一部分佛教僧俗信徒采行林葬的事实，显示了佛教对中国中古社会影响的某些层面，是我们前此尚未注意到的。第一，中古佛教对传统传统丧葬制度的影响，超乎我们的想像之外；如上文所论的林葬的露尸葬，可以说是唐代厚葬之风下的一股异流。(注226)为什么像林葬或石室瘗窟这样的露尸葬，可以为一向提倡孝道、重视慎终追远的中国社会所接受？本文认为中古社会佛教信仰的披靡、三阶教的出现和流传，和林葬有关的《尸陀林经》、《要行舍身经》经典的流行，使得某些佛教徒愿意采取“血肉施生”的林葬。不过，他们仍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林葬也被僧人和信徒解释为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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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的行为；因此之故，林葬也不为政府所禁止。唐代僧人法琳(572-670)的《辩正论》，系回应时人对佛教的非难所作的，值得注意的是，法琳是三阶教僧人彭渊的弟子，他辩称林葬是“无违忠孝”的。他首先指出依性分不同，孝可分为小、中、大三种等级，而佛教的孝是属于大孝，佛教的葬法也是一种“慎终追远”。《辩正论》(十论九箴篇)中的<内箴忠孝无违指六>：
　　夫人伦本于孝敬，孝敬资于生成，故云非父母不生，非圣人不立。....且爱敬之礼异容，不出于二理；贤愚之性殊品，无越于三阶。故生则孝养无违，死则葬祭以礼。此则礼制之异也。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匮，此性分之殊也。比夫释教，其义在焉。至如洒血焚躯之流，宝塔仁祠之礼，亦敬始慎终之谓也。....回轩实相之域，凝神寂照之场，指泥洹而长归，乘法身而遐览，斯不匮之道也。(注227)
　　他同时也认为释迦牟尼在其父母死后的尽孝，是“孝敬表仪，兹亦备矣”：
　　暨乃母氏降天，剖金棺而演句；父王即世，执宝床而送终，孝敬表仪，兹亦备矣。(注228)
　　至于林葬可以免父母的宿业，有资父母的冥福，因此，也是孝道的一种：
　　且经劝尸陀，普施飞走，意存宿债，冀免将来。(注229)
　　为了突显出林葬的血肉施生，是有别于庄子的“以天地为棺椁”之说，法琳也大力挞伐庄子之说和其相依的求仙的行为。相对于佛教林葬的“有资于冥福”，他特别指出庄子之说是“死无冥益之利”。(注230)
　　法琳之说，似乎也可反映当时一部分僧人对林葬的宣扬，认为它可以免除死者的宿业，以为冥福，所以是“无违忠孝”的。这种说法似乎也收到了一些效果，建于天宝十二载(753)的<段故优婆夷常省塔铭并序>云：
　　春秋七十有六，以天宝八载九月十日卒于私第，舍报归林，以天宝十二载，建塔于兹。知神魂而不固，其词曰：妙慧归真，德超上智，慈悲起行，忠孝无二。敦故重新，心存刚志，宿植德本，动静合理。女刘三娘建。(注231)
　　塔铭云“慈悲起行，忠孝无二”，似乎比“无违忠孝”还要更进一步肯定林葬的孝道。佛教对形体的观念，也是促使佛教徒能够采取林葬的原因之一，这也表现在某些塔铭中。如前面提及的<大唐故朝议郎，行泽王府主簿上柱国梁府君并夫人唐氏墓志铭并序>中，就提到梁氏夫妇采行林葬起塔，由其子梁景先为父母执行的，他体认到“形资业起，业立则形存，化以缘生，缘亡则化息。”因此，愿意遵行其父母林葬的遗愿：
　　其子景先等，以为形资业起，业立则形存，化以缘生，缘亡则化息。履霜增感，岂若奉于遗音；闻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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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慕，固可说于真侣。....(注232)
　　另外，我们也看到了一向受到儒家孝亲观念影响的人，在执行其父母露尸葬遗嘱时的踌躇彷徨。如王美畅夫人长孙氏的儿子王昕等人，就是其中的一例。长孙氏卒于武则天大足元年(701)，她遗命采行石室瘗窟的露尸葬：“于洛州合宫县界龙门山寺侧为空，以安神埏”。王昕等人在遵从亡母的遗命时，有很深的犹豫和不安，<□□□□□王美畅夫人长孙氏墓志铭>云：“从命则情所未忍，违教则心用荒然。”(注233)真是把王昕等人在为其母执行露尸葬时，为人子女者犹豫与彷徨的心情，形容得非常生动。就因为有这层矛盾，乃迟至长安三年(703)，才在龙门凿造痤窟，将她安厝其中。
　　然而，对那些家族都是同样信仰的人，就没有这层顾虑，如孙佰悦是由其出家的女儿智觉为其建塔的，在塔铭中就说“念父母生有之恩，又忆出家解脱之路，不重俗家迁穸，意慕大圣泥洹。”(注234)
　　第二，三阶教的流行程度，可能超乎我们先前的理解。有关三阶教研究，日本学者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成绩斐然；本文则在三阶教对隋唐时期丧葬----特别是俗人信徒林葬后起塔这方面的影响，了一些补充。中古林葬是受到和三阶教有密切关系的疑伪经典《尸陀林经》、《要行舍身经》流行的影响。隋著三阶教的流传，也有俗人采行林葬而后起塔，陪葬在其所景仰的僧人塔侧，以求“亲近善知识”，同时希望“冀婆塞之类，同释氏之流”。就目前资料所及，可知俗人林葬起塔者都是上层阶级者，而从敦煌写本《三阶教某禅师行状始末》，则显示三阶教的信徒中有一部分是中、下阶层人士，(注235)因此，三阶教在唐代可以说是一个流行于上、下阶层的教派。
　　此外，是否有一些中、下阶层的三阶教徒也实行林葬，不过，由于他们经济力不足以建塔，以埋藏林葬余骨，因此未曾留下记录？从笔者对中古露尸葬的研究，可知早在第三世纪时，中国便有僧人痤葬在石室痤窟中，而从第五世纪开始，就有僧人施行林葬。由此可见，露尸葬比盂兰盆会和地狱十王信仰的传来还要早一些；因此，可以说佛教开始影响中国死亡的信仰和仪式，是从露尸葬开始的。不过，我们如要充分了解佛教对中国死亡信仰的影响，则有必要对此三项都做深入的研究，并且探讨其重叠之处和相互的影响。另外，在艺术方面，中古佛教的露尸葬也留下了它影响的迹痕。
　　由于林葬的形式，表现为宝山特殊的浮雕式墓塔；(注236)至于露尸葬的另一形式石室痤窟，则在龙门留下了成群的痤窟。(注237)我们如困对中古佛教的露尸葬能有更多的了解，相信在解读、诠释这类墓塔、痤窟的形式和风格，可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注 释
　　注161：《三阶教之研究》，121-122。
　　注162：同前书，130-131。
　　注163：《续高僧传》，卷16，习禅一，<隋京师真寂寺信行传>，560上。
　　注164：《续三阶教资料杂记》，96-98。
　　注165：宋·张澧，《游城南记》(万历刊本，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摄制北平图书馆善本书微卷)，页21。
　　注166：《续高僧传》，卷11，义解七，<隋终南山至相道场释彭渊传，511下。
　　注167：同前书，卷18，习禅三，<隋西京慈门道场释本济传>，578中。
　　注168：同前书，卷11，义解七，<隋终南山至相道场释彭渊传>，511下-512上。
　　注169：同注167。
　　注170：《续高僧传》，卷11，义解七，<唐京师慈门寺释普旷传>，512中。
　　注171：同前书，卷12，义解八，<隋终南山龙池道场释道判传>，517上、中。
　　注172：同前书，卷19，习禅四，<唐京师化度寺释僧邕传>，584上。
　　注173：《金石粹编》，卷43，页17，：《八琼室金石补正》，卷30，页1至3，<化度寺塔铭>。
　　注174：《续高僧传》，卷29，兴福九，<唐京师会昌寺释德传>，697中。
　　注175：同前书，卷14，义解十，<唐终南山至相寺释智正传>，536中。
　　注176：同前书，卷24，护法下，<释弘智传>，642中。
　　注177：《金石续编》，卷5，页5至6，<光明寺慧了塔铭>。
　　注178：周绍良、赵超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71-272。
　　注179：<金石萃编>，卷57，页19，<道安禅师塔记>。
　　注180：同前书，卷71，页153，<法藏禅师塔铭>。
　　注181：《唐代墓志汇编》，1257。
　　注182：《金石萃编补略》，卷2，页23，<唐段常省塔铭>。
　　注183：《金石萃编补略》，卷6，页22至23，<尚直砖坟铭>。
　　注184：《金石萃编补略》，卷2，页23，<唐段常省塔铭>。
　　注185：《金石萃编》，卷51，页27至28，<王居士砖塔铭>。
　　注186：《唐代墓志汇编》，调露011，<大唐故绵州万安县令管府君之墓志>，659。
　　注187：同前书，调露013，<大□□□□都督上柱国□□郡开国公孙管真墓志>，659。
　　注188：同前书，调露014，<大唐故营州都督上柱国□□渔阳郡开国公孙管俊墓志>，661。
　　注189：《古志石华》(收入：<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第二册)，卷7，页8至9，<梁寺>：《唐代墓志汇编》，775。
　　注190：《古志石华》，卷7，页9至10，<梁寺>：《唐代墓志汇编》，776。
　　注191：《古志石华》，卷7，页10，<梁寺>：《唐代墓志汇编》，776。
　　注192：《金石萃编》，卷62，页8至10，<梁师亮墓志>；《唐代墓志汇编》，万岁通天017，<大周故珍州荣德县丞梁君墓志铭并序>，900。
　　注193：《续高僧传》，卷16，习禅一，<隋京师真寂寺释信行传附裴玄证>，560-上、中。
　　注194：<续三阶教资料杂记>，96-98。
　　注195：《太平广记》(收入：《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十七编第五册，台北，新兴书局，1979)，卷493，总页3696。
　　注196：<续三阶教资记杂记>，99。
　　注197：《金石萃编》，卷57，页7，<道安禅师塔记>，引张芬碑记。
　　注198：《游城南记》，页21。
　　注199：《金石萃编》，卷71，页6，<贺兰氏墓志铭>。
　　注200：《三阶教之研究》，86。
　　注201：《唐代墓志汇编》，720。
　　注202：《金石萃编》，卷51，页27至28，<王居士砖塔铭>。
　　注203：《唐代墓志汇编》，麟德028，<大唐功曹参军梁君故夫人成氏墓志>，414-415。
　　注204：<三阶教资料杂记>，69。
　　注205：同前文，72。
　　注206：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编，《宝山灵泉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2-3。
　　注207：《安阳金石录》，卷3，页1，<慈润寺灵琛禅师灰身塔铭>：《唐代墓志汇编》，17。
　　注208：《宝山灵泉寺》，94，岚峰山47号铭文<光天寺故大比丘尼僧顺禅师散身塔>。
　　注209：《续高僧传》，卷8，义解四，<齐邺西宝山寺释道凭传>，484下。
　　注210：丁明夷，<北朝佛教史的重要补正一祈安阳三处石窟的造像题材>，《文物》四(1988)：16。
　　注211：《安阳金石录》，卷3，页1，<慈润寺故大灵琛禅师灰身塔铭文>：《八琼室金石补正》，卷29，页25至26，<慈润寺灵琛灰身塔铭>：《唐代墓志汇编》，17。
　　注212：<三阶教资料杂志>，69-70。
　　注213：<宝山灵泉寺>94。《唐代墓志汇编》，50。
　　注214：<续三阶教资料杂记>，102-103。
　　注215：<宝山灵泉寺>，90。《唐代墓志汇编》，56-57。
　　注216：关于宝山僧俗墓塔的统计，取材自《宝山灵泉寺》，附录一<灵泉寺现存碑刻录文>，附录二<灵泉寺附近摩崖石刻铭文题记>，75-96。
　　注217：《广弘明集》(大·2103)，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卷)，215中。
　　注218：大内文雄，<宝山灵泉寺石窟塔铭·研究一隋唐时代宝山灵泉寺>，74。
　　注219：<三阶教资料杂记>，74。
　　注220：《宝山灵泉寺》，94。
　　注221：《唐代墓志汇编》，89。
　　注222：《宝山灵泉寺》，94。
　　注223：同前书，88。
　　注224：同前书，93、96。
　　注225：《大正新修大藏经》，卷33，498中。
　　注226：关于唐代的厚葬之风，《唐会要》卷38，<葬>，有很多朝廷欲抑制其时此一风气的记载。并见：牛志平，<唐代的厚葬之风>，《文博》五(1993)。
　　注227：《广弘明集》(大·2013)，收入《大正新大藏经》，第52卷，183下。
　　注228：同前注。
　　注229：同前注。
　　注230：同前注，183下-184上。
　　注231：《金石萃编补略》，卷2，页23，<唐段常省塔铭>。
　　注232：《右志石华》，卷7，页9-10；《唐代墓志汇编》，775。
　　注233：《八琼室金石补正》，卷49，页13，<润州刺史王美畅妻长孙
　　氏墓志>：《唐代墓志汇编》，1029-1030。注234：《宝山灵泉寺》，85。
　　注235：Mark Edward lewis，"The Suppression of the Three Stages Sect：Apocrypha as a Political Issue"，in Robert E.Buswell，Jr.ed.Chinese Buddhist Apocrypha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0)，PP.207-238。并见：<三阶教某禅师行状始末)一文。注236：罗哲文认为：中国的塔林很多，但“像宝山灵泉寺这样用石刻浮雕出的塔林尚属罕见....第一位为自己安排后事的长老法师所采用的办法，我想是煞会苦心，也是切合宝际因地制宜的措施。”(《宝山灵泉寺》，<序言>，2-3。)如果能对宝山的墓塔主多系采取林葬者的角度来理解，对于宝山浮雕
　　式的墓塔将有更具体的诠释。
　　注237：张乃□，<龙门石窟唐代痤窟的新发现及其文化意义的探讨>，162-164。并见，拙著，<石室痤窟----中国中古佛教露尸葬研究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