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忍法师著：佛教手册（10）

第十一章 港台佛教简况
第一节 香港佛教
香港原属广东新安县，唐代时为南海贸易、交通必经之地，古称屯门。1842年，英国侵占了香港，迄今已为国际知名的东方港口。香港佛教历史悠久，最早有记录可查的来港弘法的人，是我国著名僧人杯渡禅师(380～458)。他在新界屯门的青山建立寺院，名杯渡庵，亦称青山寺，尔后，又在元朗夏村修建灵渡寺，现今仍有杯渡洞、杯渡井等遗迹。
此外，还有未见文字记载的佛教史迹。到了明代，锦田观音山的凌云寺也建立了，明清交替之际，各寺院活动均未留下记载，僧侣的活动见诸于历史的则是在民国以后的事。1916年先有佛学会之组织，次有卢家昌等人的设极乐院，茂峰法师的东普陀寺弘扬天台和净土二宗教义，其次有1920年太虚大师在铡鱼涌名园的讲经法会，影响渐广。1925年，成立了以宣扬密教为主的“居士林”。其后更有藉开设素菜馆以传扬中国佛教的有：蟠桃天、卫乐园、小祗园等素食处，形成香港佛教发展中之特色。同时，新界各地原有的佛教寺院，亦逐渐恢复。无论僧侣、居士皆积极推行佛教的发展，有“哆哆佛学社”专弘净土，另有竹林禅
院、鹿野苑的创建。又有张莲觉居士的建东莲觉苑与创办女子佛学院等。一时素食、讲经、弘法之风颇盛，遂有香港佛学会、香港佛教青年会的成立与《人海灯》月刊的发行。
1936年，东华医院举办香港有史以来第一次的“万善众缘水陆大法会”，由禅宗泰斗虚云和尚主持。至此，天台、净土、禅宗、密宗，乃至法相宗等，皆于香港次第展开，不论弘法、修持、文化，或佛教院校之教育上，均奠定相当的基础，呈现多样性发展的佛教。此种现象一直至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为止。
二次大战结束后，香港渐恢复原来的繁华景象。大陆解放期间，有很多僧侣卓锡此地。其中定居下来者，多自创小型寺院或精舍以安居，乃形成颇多公寓式的寺院与精舍，此亦为香港佛教特色之一。目前香港佛教的僧伽教育及一般社会事业方兴未艾，创办了中小学校(包括幼稚园在内)以至大专院校及研究所，计73所之多，目前在校学生共约七八万人。著名的能仁书院即为佛教界创办的大学。在这70多所学校中，最具佛教特色、历史最悠久，而且成绩最卓著的即东莲觉社的宝觉中学与新界大埔的大光中学。现今各种佛学会、精舍、佛教团体共200多个，僧人约400,尼众近3000，皈依的佛教徒约60万，加上其他信仰佛教而尚未皈依的总共约占香港600万人口的70％。
香港佛教文化方面，自1930年以来，曾有《佛学季刊》、《华南觉音》、《人海灯》、《香海佛社》、《无尽灯》等杂志出现。1960年有《香港佛教》，1970年有《内明》二种杂志相继问世，1986年又有《菩提》、《法言》等杂志的创办。其他如佛教图书馆、慈幼院、安老院、佛教墓地、佛教医院等事业均在日益发展中。此外，香港佛教社团组织大致有：香港佛教联合会、香港佛教僧伽联合会、世界佛教徒联谊会香港区会(总部设在曼谷)等国际性组织，比丘尼组织有东莲觉社、佛教大光园、般若精舍、慈航精舍、志莲净苑等，显宗组织有香港正觉莲社、香海莲社、菩提学，会、普慧莲社等，达数百之众；密宗组织有金刚乘佛学会、葛玛迦珠佛学会、香港佛教真言宗男居士林、香港佛教真言宗女居士林等，学术性组织有明珠佛学社、三轮佛学会，佛教法相学会、佛教法住学会等，讲经组织有香港佛教讲堂、光明讲堂、圆明讲
堂等，外国佛教组织有韩国佛教香港协会，香港佛教日莲正宗等。这些佛教团体中，香港佛教联合会最具代表性，现有普通会员万余人，办有一座佛教医院，11所中学和10所小学，六所幼稚园，一个佛教青年康乐营，一个佛教墓地，另有七间安老护理院、职业培训和青年中心等。
三中全会后，重申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香港与内地佛教界之间的交往亦日益频繁。1982年，香港宝莲禅寺组成“迎请大藏经代表团”102人来到北京迎请中国佛教协会赠送的乾隆版《大藏经》1986年，该寺计划在大屿山兴建一尊高达26.4米、重250吨的天坛大佛，中国佛教协会组织“募捐委员会”号召内地教友捐资，并得到教友们的热情乐助。

第二节 台湾佛教
佛教传入台湾，约在明朝末年荷兰统治时，随汉族的移民自福州传入。但现代学者以史实推论，则自三国时期以降，隋炀帝、唐昭宗、北宋末期、南宋孝宗等，都曾派兵或因战乱而移民至台湾、金门等地，故佛教信仰亦势必随之而传播至台湾。至郑成功经营台湾，佛教渐受重视。其子郑经尤为虔信，曾建弥陀寺于东安坊，且延请僧侣主持之。
至清代，闽粤僧侣来台者渐多，寺院亦渐次兴起，较著名者有弥陀寺、竹溪寺、海会寺、法华寺、开元寺、超峰寺、凌云寺、灵泉寺、龙湖岩等，迄今皆为二三百年的古刹。同时，大陆来的在家佛教斋教，如龙华派、先天派、金幢派等亦先后来台，其中以龙华派传来最早，时约乾隆(1736～1796)末年。当时的佛教活动已不得而知，惟缁衣大德中以澄声、照明、志愿三人名声最著。而在家居士之较著者多为明末遗臣，以沈光文、李茂春、林英、鲁王女、郑哲飞等人知名于世，开台湾佛教在家学佛之先河。
日据时代，日本佛教亦挟其威势相继来台，以临济宗、曹洞宗、天台宗、净土宗、真宗本愿寺派、真宗大谷寺派最盛，日本佛教徒视斋教为同调，颇加奖掖。据林衡道所著《台北市的寺庙》载，日据时代，仅就台北而官，所建佛寺中，绝大多数皆属斋教系统。而当时大陆传来的出家佛教：则以与大陆隔离而呈现衰落现象，加上日本政府谨慎而缓慢的施行台湾佛教日本化的计划，遂使台湾佛教渐受日本佛教同化，以比丘而娶妻茹荤者大有人在。1916年，善慧，德融等人在日本曹洞宗势力的扶植下，创办台湾佛教中学与台湾佛教青年会。1922年，善慧与本愿组织南瀛佛教会(为台湾省佛教会之前身)，并发行《南瀛佛教》月刊，刊行至台湾光复为止。这份刊物自创刊之后，皆采用中文，自1930年后，逐渐加入日文，又经若干时日，则已变成全部日文，此即日本欲将台湾佛教日本化的一大例证。
1945年，台湾光复以后，善慧鉴于正是弘扬正法之机，乃组织台湾佛教会，推举本源为第一届理事长。1949年，大批僧侣随国民党迁台，致使台湾佛教起一大变化。首先将台湾佛教会改为中国佛教会台湾省分会，受中国佛教会的领导。自此，有关佛教的行政、文化慈善事业、佛教僧伽教育及社会教育、佛教的弘传、寺院的兴建，与国际佛教的联系等，均陆续开展。如妙果首聘慈航来台创办台湾佛学院。大醒继之，于新竹青草湖灵隐寺设佛学讲习会。其后有印顺兴办佛学院。同时《台湾佛教》、《海潮音》、《中国佛教》、《佛教青年》、《今日佛教》、《菩提树》、《法音队《狮子吼》、《觉世》、《慈明》、《普门》、《佛教新闻》等杂志亦相继发行。至1990年春止，登记发行的佛教杂志近百余种。此外，翻印经典和译介佛学名著之风渐盛，早期有东初发起影印日本《大正藏》之正续两编。此外，1955年自日本迎奉玄奘大师灵骨返台，亦为台湾佛教界的大盛事。其他如出国弘法，与泰国、缅甸等法典文物之交流、出席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密教修持之提倡，念佛法门之唱导、僧尼戒律之弘传、禅宗奥典之阐扬，以至佛教图书馆、出版社、幼稚园、育幼院、养老院、诊疗所之设立、佛教新兴道场之创建等，皆显示台湾佛教正在蓬勃发展中。
近20年来，星云主持的佛光山尤为台湾新兴佛教道场中之最著者，其分院遍布台湾省各处及海外。其他如台湾中部有圣印的慈明寺及万佛寺，弘法事业亦绩效斐然。台北松山寺、华严莲社、善导寺等名刹，法务亦皆兴隆。佛学院方面，北部的中国内学院、华严专宗学院，能仁佛学院、莲华佛学园、菩提佛学院、法藏佛学院、海明佛学院、福严佛学院、佛光山台北女子佛学院、圆光佛学院，中部的中华佛教学院、佛光山福山佛学院、人乘佛学院，南部的香光尼众佛学院、佛光山中国佛教研究院、东方佛教学院，·开元禅学院、千佛山女子佛学院、净觉佛学院等校，皆颇见成果。
在大专学佛运动方面，由周宣德等《慧炬》杂志社同仁的热心倡导，亦已普及各大专院校。如大专院校的佛学社团，自1960年4月台湾大学创设“晨曦学社”以来，其他60余所院校亦纷纷设立佛学社团。另如暑期大专学生学佛之集会，有李炳南的佛学讲座、忏云的斋戒学会、佛光山的夏令营等，亦皆收效颇大。此外，高深的佛学研究单位，有中华佛学研究所、华梵佛学研究所、阳明山华冈之佛学研究所及佛教文化研究所、印度文化研究所、佛光山的佛学研究部等。华冈方面分别出版《华冈佛学》学报及《佛教文化》学报，佛光山则出版《佛光》学报，中华佛学研究所出版《中华佛学》学报，皆为专门性的佛学研究刊物。大体而言，自1970年以来，台湾佛教信徒的知识水准已有显著的提高，弘法方式逐渐革新，佛教信仰亦日渐：普及，与大陆佛教徒的友谊亦日益亲密，颇有一番新兴气象。

第十二章 我国与世界各国佛教关系
第一节 中印佛教关系
佛教从印度传华时期，自古以来传说不一。有的说秦始皇时(公元前246～210接近阿育王在位时)就有外国沙门室利防等十
八人赉经来中国。随后又有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宪从大月氏国的使者伊存口授浮屠(佛)经之说。而最通行的说法，则是东汉永平七年(64)明帝夜梦金人，即遣使往天竺寻访佛法，至永平十年(67)同摄摩腾、竺法兰并赉佛像和《四十二章经》等用白马驮来洛阳，并招待于鸿胪寺。随后在洛阳城西雍门外修建白马寺并请他译出赉来经典，一般认为这是中国正式有佛教、有寺院、有佛像和经典译出的开始。
但在这以前的永平八年(65)，汉明帝之弟楚王英已曾“为浮屠斋戒祭祀”，又相传汉明帝曾允许阳城侯刘俊等出家，又允许洛阳妇女阿潘等出家，为中国有僧尼之始。
公元前1世纪中，有毗卢折那(卢旃)阿罗汉由加湿弥那来到于田弘化，于田王为建赞摩大寺，是为新疆地区有佛教的开始。接着，龟兹、疏勒、莎车、高昌等地方也陆续传入了印度的佛教，并建造伽蓝。至公元1～2世纪间，这个地区的佛法已相当兴盛。同时天竺风格的石窟和犍陀罗式造像以及壁画等佛教建筑和艺术，也在龟兹、于田一带发展起来。
公元3世纪间，有天竺僧昙柯迦罗于曹魏嘉平年中来到洛阳，鉴于汉地沙门只是削发而没有禀受皈戒，又举行斋忏时仍用传统的祠祀礼节，认为不合佛制，遂译出《僧祗戒心》一卷，邀当地梵僧为立羯摩法传戒。这是佛教戒律在汉地流传的开始。
魏陈思王曹植曾依照梵僧歌咏的声调，运用佛教的题材以汉地文辞来制造梵呗，为中国佛教音乐文化的开始。
在印度笈多王朝(320～590)时，有中国沙门20余人，从蜀川群舸道出至印度，朝礼摩诃菩提圣迹。时室利笈多大王见而敬之，遂建支那寺供他们居住，并划给24个村庄以充供养。可见中国僧人在印度求法时所受的优遇和中印两国友谊的绵远。

当时中印僧人往来，主要通过冰天雪地的帕米尔高原、大小雪山和沙漠地带，他们“忘形殉道，委命弘法”的精神，成为中印佛教文化交流的支柱。
印度佛教造像和石窟开凿的风气，也给中国佛教界相当大的影响。如秦苻坚曾以金箔倚像，金坐像、结珠像，金缕绣像、织锦像等各种造像赠与释道安，而释道安、竺道一和名艺术家戴逵父子等也均造有各种精妙的佛像。又苻秦沙门乐僔和法良先后在敦煌鸣沙山开凿石窟造石佛像，为敦煌莫高窟造像的开始。紧接着沮渠蒙逊也在三危山凿岩造像。
到了南北朝时代，天竺各国屡次遣使来华通好。梁武帝亦于天监元年(502)遣郝骞、谢文华等80人至中天竺舍卫国请得释迦旃檀像归来供养。时中天竺优禅尼国王子月婆首那在梁被任为“总知外国使命”。北魏景明四年(503)南天竺国并以辟支佛牙献赠于魏，其时北魏大兴佛法，天竺、西域各国僧人来洛阳者有3000余人。
在此前后，中国沙门出现了一个往天竺求法的热潮。而第一个去印度巡礼佛迹，求取经律，并获得巨大成绩的是法显。他于东晋隆安三年(399)由长安出发西行，在巴连弗邑住了三年(405～407)，得到大量经律梵本，转经锡兰住了两年，于义熙八年(412)循海道回国。先后与佛陀跋陀罗共译出经典五部49卷。他还介绍自己西行的经历和天竺各地佛教情况，写成《历游天竺记传》一卷。其中并记录了许多有关印度古代史地的资料，为至今世界东方学者所重视。
关于中印语文的沟通，曾游南天竺的高僧慧叡于刘宋时应文学家谢灵运的咨询，著《十四音训叙》，条列经中梵汉音义，昭然明了。又天竺僧真谛，也在翻经的同时，纂集梵文词语，撰成《翻外国语》七卷(今佚)。六世纪初，洛阳融觉寺中国僧昙无最，撰成《大乘义章》一部，北天竺僧菩提流支见之弹指称善，并将他的著作翻成梵文，寄传西域。这是第一部汉译梵的中国佛教撰述。
隋唐时代，为中国佛教义学的成熟时期。传译佛典，臻于宏富。到了唐代，中印文化的沟通更为畅达。初唐的中印交通往来，主要有三条路线，一为由长安经清海(今青海)贯通吐蕃(今西藏)、尼泊罗(今尼泊尔)往印度的东道，一为经瞿萨呾那(今和田)等天山南路，越葱岭，过大雪山(今新都库什山)，入西北印度的中道，一为经屈支(今库车)等天山北路，越葱岭北面，通过迦湿弥罗的北道。此外，还有经云南、骠国(今缅甸)往东印度的陆行路线，以及由广州经南海诸国沿岸，过新加坡海峡，往印度的海行路线。当时唐梵沙门往来频繁，这一时期来到中国的印度佛教人士甚多，其中有北印度僧佛陀波利，远闻中国，五台山文殊师利灵迹，即杖锡东行，于仪凤元年抵达五台，虔诚礼拜，后返本国，取得《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梵本，再来长安。时有南印度僧金刚智，偕同他的弟子不空泛舶，于开元七年(719)来抵广州，翌年至长安广弘密救，建曼荼罗，沙门一行、义福等并从他受法，两京知名的缁素从而问学的甚众。更加以金刚智，不空等在唐的盛行弘传，遂兴起了中国的瑜伽密宗。
同时，唐代高僧前往印度求法的也甚为踊跃。首先是中国卓越的佛教学者玄奘，于贞观三年(629)由长安西行，循天山北路越葱岭至北、中印度各地，历参众师，广学经论，瞻礼圣迹，并在中印最高学府那烂陀寺戒贤的指导下，精研《瑜伽》等论及大小乘内外诸论，并被奉为寺中十大德之一。后来在当时印度18国王和有学问的沙门、婆罗门16000余人的曲女城学术辩论大会中标举论宗，赢得“大乘天”和“解脱天”的光荣称号。最后，赉着经律论等梵本520荚657部，于贞观十九年(645)返回长安。在朝廷的大力支持下，先后译出经论75部1355卷。他曾将所经历和传闻的印度、西域1 38国的佛教及著名史地情况，写成《大唐西域记》12卷，是东方学术界的名著，现在印度政府已经根据该书的记载，发掘出不少古迹，有助于考订印度的古代史。他还将印度已失传的《大乘起信论》和中国老子《道德经》译成梵文传至印度。随后又有义净，于咸亨二年(671)至印度，学习十年然后回国。先后译经论61部239卷。
公元7世纪间，中印度阿拶哩(一作阿吒力)，师赞陀崛多(一作室力达多)由摩揭陀来到南诏(今云南省)传播密教，受到南诏王细奴逻的崇敬，开建五密坛场，弘瑜伽法。他的弟子张子辰、罗逻倚等也由西印度来到南诏，相继传布阿吒力教，时称为“南诏七师”。他们的教法一直到近世还传持不绝。此外还有梵僧李成眉和他的弟子禅和子，于9世纪间由中印度至大理一带游化。
在这一时期，佛教也由印度传入中国西藏地区。当时藏王也先后遣使赴印清得高僧寂护和莲华生来藏，大弘中观、律学和密教。随后出家受戒的人很多，形成了西藏前弘期佛教的盛况，同时西藏佛教寺院建筑的造型艺术等方面，也受到了印度艺术的影响。
有中印度僧日称，经西域至西夏(今宁夏地区)弘化，于庆历七年(1047)转至宋京，奉诏入传法院译经八部70卷。又有中印度僧天吉祥，智吉祥、金总持等，也各赉梵本由西夏转来宋地，并奉诏入传法院各赐大师号。又有中印度僧总贤，初至北方契丹地区行化，并被奉为国师。
在此之前，中土沙门西行游访的有行勤等157人，于乾德四年(966)奉诏经西域、迦湿弥罗往印度求法。他们均于印度各地朝礼圣迹和参学，并赉回梵本、佛像和佛骨舍利等。
西藏地区佛教至10世纪末始复兴，曾先后迎请印僧佛护、慧护、阿底峡等入藏广译经典，促成了西藏后弘期佛教的隆盛。
10世纪以后，佛教在印度已逐渐遭到摧毁，至12世纪间甚至濒于灭绝。此后中印佛教关系遂告断绝，直至1984年，真禅、昌明法师率中国佛教代表团访印，中印佛教界才有了交往。

第二节 中斯佛教关系
中斯佛教关系始于公元4世纪间。当时狮子国(斯里兰卡的古称)王遣沙门昙摩航海送来1.4米高的玉佛像一尊，路上行了十年，义熙二年(406)才到达晋京(今南京)。这是中斯佛教关系始见于《梁书》的记载。
义熙六年(410)，中国高僧法显经印度到达斯里兰卡岛，看见有商人用中国产的白绢扇供佛。可见那时中斯两国间早已通商往来。法显在斯旅居二年，曾往无畏山寺、佛牙寺、支提山寺、摩诃毗诃罗(大寺)等处参学，并见到隆重的佛牙供养法会盛况，还求得《弥沙塞律》长、杂阿含等杂藏回国。法显在他的《佛国记》中记录了当时斯国佛教的重要情况。
元嘉六年(429)，舶主竺难提从狮子国载比丘尼8人来宋都，住影福寺。求那跋摩到宋都后，影福寺尼慧果、净音等欲请狮国尼重为受戒，时求那跋摩以为西国尼年腊未足，又十人不满，只好先学宋语，另托竺难提更请狮子国铁萨罗等11人来宋。这时先来的诸尼已通宋语，因请僧伽跋摩在南林寺，为中国尼众300余人次第重受尼戒。当时南京缁素并于建业城内(今南京南门外)建寺供养铁萨罗等狮国尼众，寺名铁萨罗寺。
唐贞观十二年(638)，玄奘法师曾到斯里兰卡对岸的南印度达罗毗荼国，并在他的《大唐西域记》中，记录了他所闻知的关于斯国的佛教情况。当时斯里兰卡有伽蓝数百所，僧伽2万余人，遵行大乘和上座部法。
金刚智的弟子不空三藏原是狮子国人，开元六年(718)14岁时在阉婆国礼金刚智为师、随侍东行，入唐弘法。不空弟子含光随师游学狮国返唐后，曾在五台山金阁寺创建密宗灌顶道场，还译述了关于毗那夜迦的秘密仪轨两部。
赵宋一代，狮子国沙门来到中国的有佛护和他的徒众五人，淳化四年(993)的觉喜，咸平三年(1000)的觅得哕，大中祥符九年(1016)的妙德等。他们先后带来了许多梵经和佛舍利、菩提树、画像等。都受到当时宋朝政府的隆重礼遇。
在殖民主义侵略斯里兰卡的年月里，中斯佛教界的往来几乎中断，直到斯里兰卡宣布独立，新中国成立以后，两国人民和佛教徒之间的传统友谊，才得以继续发展。1961年5月，斯佛教界派遣代表团到中国奉迎佛牙舍利，供其人民瞻拜，促进了中斯两国人民友谊的进一步发展。1979年8月“日，斯里兰卡总理普雷马达萨在访问我国期间，把一尊仿制的古代佛像赠给中国佛教协会，1986年，中国佛学院应斯里兰卡罗喉罗、维普拉萨拉二法师邀请，派遣五名学僧赴斯学习巴利语，学期五年，使中斯佛教友谊的发展，增加了新的一页。

第三节 中尼佛教关系
加德满都一带地区，原是一个巨大的湖泊，湖内有龙王居住，后来文殊师利菩萨由中国五台山来到此地，劈开湖南边的山岭将湖水放干，并在此建苏瓦扬普寺，因称此地为尼泊尔。(见《苏瓦扬普史书》)这一史实显示了中尼两国传统的亲切友谊。
释迦牟尼佛的诞生地——蓝毗尼，就是今天尼泊尔南部的洛明达。他的教法于公元1世纪间传入中国，由于我国各族人民的广泛信仰，佛教在中国逐渐成为一个系统完备的宗教。这就是中尼佛教关系史上的殊胜因缘。
由于这一因缘，我国历代僧人前往尼泊尔朝礼圣迹的人很多，其中最早、最知名的法显他在公元405年到达佛陀的家乡迦毗罗卫城(今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特附近)和佛陀的出生地瞻礼遗迹。法显以后十余年，中国名僧智猛也曾到迦毗罗卫朝拜佛迹。
在法显往访加毗罗卫的同时，一位迦毗罗卫籍的高僧佛驮跋陀罗来到了中国。他是释迦族人，大约于公元406年左右到达长安弘传禅学，先后又往庐山，建业等地译出了大量的经律。他的业绩深为中国佛教学人所追念。
玄奘法师于公元633年也朝礼过腊伐尼林(即洛明达)和迦毗罗卫城。那时迦毗罗卫已经倾圮，只剩宫殿故基窣堵坡和石柱的遗迹，玄奘在此瞻礼徘徊久之。
其时尼泊尔公主和唐文成公主都嫁与西藏松赞干布王为妃，这一段和好因缘，更促进了中尼的友好关系，因而沟通了一条从长安经拉萨、加德满都到印度的交通路线，也就是当时所称的“吐蕃尼波罗道”。不独唐朝使臣李义表、王玄策先后出使印度都经由此道，即唐代僧人玄照、道希、道方，玄会等往返印度，也都先后到过尼泊尔国。又玄照从印度返唐，途次尼泊尔时，国王还遣人护送他到吐蕃，探望文成公主后回到洛阳。964年，中国沙门继业等300人由宋太祖派遣赴印度求法，归途皆道经尼泊尔国。
由于尼泊尔和中国西藏地区紧邻，因之彼此之间在佛教关系上也很密切。中国藏文佛经有一部分是由尼泊尔古代的译师们所传译的。西藏寺院的古建筑以及梵式的、尼式的造像等佛教文化遗迹，也有许多出自尼泊尔的艺匠之手。
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曾向尼泊尔邀请艺匠80人到达西藏地区，为帝师八思巴建黄金塔。其中有一位名匠阿尼哥，礼八思巴为师，同至北京。阿尼哥曾一度为僧。由于他画塑铸金的技术都很高明，元朝特设梵像提举司，请他主持，令专管铸像、绘像，土木、雕塑等项工艺。当时中国两京寺观之像，多出于阿尼哥之手。现存的北京妙应寺白塔，也是阿尼哥所设计建筑的。
明太祖洪武十七年(1384)曾经派遣沙门智光为特使，携带国书彩币到尼泊尔通好，尼泊尔国王马达纳罗摩也遣使来中国，致送金塔、佛经、名马、方物。明成祖时，智光法师第二次奉派出使尼泊尔国，同时尼泊尔也遣使来报。
近数百年来，中尼两国都遭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两国之间的往来也受到阻碍。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尼两国佛教友好关系才得到恢复和发展。1956年，中国佛教代表团往尼泊尔出席第四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当时的国王马亨德拉暨王后赠送文殊师利菩萨像，并请赵朴初居士带回我国。1959年，甘露喜法师率团来我国访问。1961年由中国佛教协会赠款兴建的“马亨德拉大厦”落成和“科学大厦”奠基仪式在加德满都举行。1984年李先念主席向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赠送梵文《法华经》复印本。这部《法华经》原由尼泊尔传入我国，后保存在西藏萨迦寺，是一部极具学术价值的稀世珍本。1986年11月。班禅大师率人大代表团访尼，参加了“世佛联”第十五届大会开幕式，并将中国佛教协会拟在蓝毗尼兴建中华佛寺的蓝图赠送给比兰德拉国王。赵朴初会长以人大代表团特别顾问身份同行。班禅大师和赵朴初居士都受到比

兰德拉国王暨王后的热情招待。

第四节 中朝佛教关系
中国和朝鲜的佛教关系，始于公元4世纪间，即朝鲜的三国(亦称三韩：高句丽、新罗、百济)时代。苻坚于建元八年(372)遣使送佛像及经论至高句丽，尔后，高句丽兴建肖门寺及伊弗兰寺供使者顺道和阿道居住，是为朝鲜佛教之始。当然，在此之前，高句丽也有信仰佛教并与中国佛教徒相往来的人士，说明中朝民间佛教的关系由来已久。
东晋太元九年(384)，胡僧摩罗难陀由东晋来到百济，翌年帝都汉山建立佛寺，度僧10人，是为百济佛教之始。自此以后，佛法渐兴。梁大同七年(541)百济遣使至梁请求《涅槃》等经及工匠等。当时百济佛法兴盛，僧尼寺塔甚多。
朝鲜东南的新罗地区，佛教传入也较早，并早有新罗僧人来中国参学。梁武帝于太清三年(549)遣使偕同新罗学僧觉德送佛舍利至新罗。嗣后陈文帝于天嘉六年(565)又遣使与僧明观等往新罗国通好，并赠送经论1700余卷。
隋时高丽、百济、新罗三国向隋朝请得佛舍利起塔供养。其时三国在中国留学的僧人很多，对于中国佛教文化响往甚殷，尤其7世纪后期，朝鲜在新罗统一的时代，与唐朝友好往来更为密切。在唐僧西行求法的热潮中，新罗沙门也多相偕前往，如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即列有新罗、高丽僧8人。
唐代佛教各宗次第形成，而新罗、高丽学僧在诸宗中也英才辈出。首先是三论宗方面，有高丽沙门道登，于贞观二年(628)来到长安，继慧灌之后，从嘉祥寺吉藏受传三论幽旨，后赴日本，住元兴寺，畅演空宗。
慈恩宗方面，有新罗僧神防早年入唐游学，奉诏入弘福寺参与玄奘译场，为奘门四上足之一。原为新罗王孙的圆测，幼年出家，慧解焕发，于贞观初年来长安，太宗赐以度牒，令住元法寺，玄奘西游返国，一见如故，遂从受学，后被召为西明大德。圆测门下突出的新罗学者，有胜庄和道证。胜庄早年入唐，后为唐京大荐福寺大德，晚年参与义净译场任证文。道证从圆测受学有年，于武周长寿二年(693)由唐赉天文图返国。又新罗兴轮寺沙门道伦，也出自窥基门下。又新罗沙门智凤、智鸾、智雄于武周长安三年(703)入唐，在濮阳智周门下受学唯识，后赴日本，弘演法相宗义。
华严宗方面，有新罗僧义湘(625～702)于龙朔元年(661)来长安，往终南山至相寺，从智俨学《华严》妙旨，时与贤首法藏同学，相与钻研，咸亨二年(671)还归本国，在太白山创浮石寺，学徒云集，被尊为东海华严初祖。
律宗方面，有新罗沙门慈藏，贞观十二年(633)率门人们实等十余来唐京参学，十七年(643)唐帝敕赐衣衲及诸采缎。慈藏又以本国经像未全，在唐请得藏坪一部并佛像等返国。是为朝鲜有藏经之始。慈藏回国后，并敕为大国统，住王芬寺，大兴佛法。唐代道宣门下的新罗学僧甚多，所著戒律章疏当时盛传于海东。
禅宗方面，新罗沙门法朗于贞观年间入唐，从四祖道信受传心要。法朗的新罗弟子信行(704～779)也渡海来唐，受学于长安唐兴寺志空(、神秀的再传弟子)门下，后来返国弘传禅法。新罗本如禅师是南岳怀让的法嗣，新罗洪直禅师、慧哲禅师、鸡林道义禅师等都是西堂智藏的法嗣。而鸡林道义于德宗建中五年(784)入唐，在唐37年，参学于智藏、百丈，于穆宗长庆元年(821)返国，为海东迦智山第一祖。慧哲禅师于元和九年入唐，谒智藏于冀公山，开成四年(839)还至新罗，在桐里山太安寺大弘禅法。洪直禅师为海东实相山第一祖。又新罗无染禅师，乃蒲州麻谷山宝彻的法嗣。他于长庆元年(821)随国使王子昕入唐，先后参礼南山至相寺、洛阳佛光寺，并问道于如满，后诣蒲州参宝彻，受传心印。会昌五年(845)归国，大闸宗风，门弟子2000人，成为圣住山派。又有新罗五观山顺支禅师，乃袁州仰山慧寂的法嗣。他于大中十二年(858)入唐，参仰山得法而归，为新罗国沩仰宗的初祖。唐代先后由新罗来华学禅的僧人很多，其中高僧所著晤录也选载在我国禅宗的《传灯录》中。此外，唐末、五代先后由高丽来华学禅的僧人亦复不少，他们大都学有所成，归国弘传甚力。
密教方面，新罗沙门明朗于贞观六年(632)入唐学杂部密法，三年后返国创金光寺，·为海东神印宗的开祖。又新罗沙门慧超，弱冠入唐，开元七年(719)金刚智东米，因师事之，后泛舶南海，经狮子等国，历五天竺，遍礼圣迹，及至葱岭，于开元十五年返至西安，又从金刚智、不空受学密法，并入译场，笔受译经。在华前后54年，对密教的弘传颇多贡献。同时又有唐僧义林赴新罗，弘布胎藏法密教。
唐代入唐游学的僧人甚多，其中的金地藏，原为新罗王族，于中唐时渡海来华，至池阳(今安徽青阳)九子山(今称九华山)中晏然独坐，一区善信，悉皆宗仰。以贞元十九年(803)告众示寂，尸坐石函中，越三年未腐，群尊之为地藏菩萨示现。其山亦被尊为地藏菩萨道场。
宋代有高丽僧义天，原是高丽文宗第四子，年11出家于灵通寺，习华严教观，后被封为祐世僧统。于元丰八年(1085)率弟子寿介等来华求学佛法，并献赠经像，宋哲宗令居启圣寺。时中国贤首章句早巳逸失幸得义天持来，得以复传。义天于翌年赉经书1000余卷归国，大弘天台、贤首教法。后来又以金书《华严经》180卷寄赠钱塘慧因寺。慧因寺建阁珍藏，而慧因寺亦因之俗称“高丽寺”。
元代有元驸马高丽王子沈王王璋，于延祐六年(1319)赉御香紫衣入天目山礼中峰明本，并谘决心要，旋往杭州慧因寺听盘谷宣讲《华严》大意。其时江南绍琼禅师于元大德八年(1304)泛海去高丽，高丽王迎请于寿宁宫宣讲开示，高丽僧圆明、冲鉴从受禅法，并施行百丈清规，教化甚盛。
其时高丽沙门来中国求法的有禅僧普愚、慧勤、千熙、自超等，他们分别参礼南北丛林，历访禅宿，归国后均传弘甚盛。
明清以来，朝鲜佛教界出现了儒释会通、禅净兼修、教禅一致等风气，这与中国佛教界的情形大致相同，可见中朝两国佛教徒的关系从古到今都是息息相关的。

第五节 中越佛教关系
中越佛教徒之间的友好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2世纪末。时中国的著名学者牟融从苍梧(今广西梧州)奉母到交趾(今越南河内地区)居住，并笃志奉佛，著《理惑论》37篇，以扬佛教为始。至于越南佛教的禅宗前派、禅宗后派、雪窦明觉派、竹林临济禅和莲宗，都和中国佛教有很深的关系。
越南前期弘传的禅法，是毗尼多流支在中国师事禅宗三祖僧璨而传入的。他的弟子法贤也以《楞伽》为传法心要，法贤的弟子清辨，则以《金刚》为传法眼目，从此以下各代，更接中国南宗所传的顿悟禅法。
无言通禅师，原籍广东人，为百丈禅师弟子，于元和十五年(820)到越南，开创了越南禅宗后派。他这一系禅法在越南递相传持，绵延不断。中国禅宗的现成公案和体验方法，在这一禅派中也盛行传承，直到现代。越南的禅学大多是无言通这一流派。
越南禅宗的另一流派是雪窦明觉派，创始于雪窦重显的弟子草堂禅师，主要是传“雪窦百则”，越南李朝君臣多向他参学。
竹林派临济禅，也是越南禅宗后派的一个文流。公元13世纪间，越南陈太宗曾受教于由中国去越的天封禅师，又曾从宋朝德诚禅师参学。三传而至陈仁宗，更笃志禅学，后出家为僧，称为竹林调御，即为竹林派开祖。道场在安子山花烟寺，以临济禅为主。
17世纪的竹林派禅，渐渐带有净土教的色彩。越南新宗派莲宗，就是由竹林派中分枝兴起，由白梅麟角倡导而大盛。其渊源是南宋慈照子元所倡导的白莲宗，主张禅教双运，以教为佛眼，禅是佛心，以“阿弥陀佛”为一个禅的公案，但实修上专念弥陀名号。这和中国宋明以来禅宗净土相融合的佛教风气相似。

第六节 中柬佛教关系
柬埔寨古称扶南，隋唐以后称真腊，元明以来始称柬埔寨(或称澉浦只，甘孛智、甘菩遮)。相传这一民族渊源于晋译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45《诸佛菩萨住处品》中所说的“甘菩遮国”。
中国和柬埔寨从1世纪起就有往来，在佛教方面的交往则始于公元5世纪中。时有扶南王因遣那伽仙携带国书并赉金缕龙王坐像、白檀像，牙塔等，于永明二年(484)来中国，同时又有扶南的硕学沙门僧伽婆罗来南齐首都(今南京)延入正观寺内。婆罗博学多识，通数国语文，在华从求那跋陀罗精研《方等》，后来成为梁代有名的译经大师。
天监十八年(519)柬王留陀跋摩遣使赠送天竺旃檀瑞像和婆罗树叶来梁，大同五年(539)扶南米使赠送生犀，并言彼国有佛发。梁武帝令张汜等送扶南来使返国时，并遣沙门宝云往迎佛发，还请得名德真谛三藏赉大乘诸经论等梵本240笑一道来梁。
6世纪间，该国另一王朝建立，改称为真腊国，国都于伊奢那城。也就是玄奘所说的伊赏那补罗国(指真腊国首都)。那时中国学僧西行求法，也有途经该国的。如成都僧义朗、同州僧智岸、义玄等同附商舶，航经扶南，·到达马来半岛(古称郎迦戍)。
9世纪初，真腊王阁耶跋摩二世在今洞里湖东北开始建设伟丽而富有宗教特色的吴哥城，嗣经历代扩建，乃至成为都城，并在国兴建若干巨大的宗教建筑。12世纪，更在都城兴建规模宏伟的吴哥寺。在这以后，由于缅甸和泰国佛教的影响，真腊乃改奉南传上座部的巴利语系佛教。
关于当时真腊佛教的情况，周达观在《真腊风土记》中说：“宁姑(即僧人)削发穿黄，偏袒右肩，其下则系黄裙，跣足。寺亦用瓦盖，中只有一像，正如释迦之状，呼为孛赖；穿红，塑以泥，饰以丹青，此外无像也。塔中之佛，相貌又别，皆以铜铸成。无钟鼓铙钹幢幡宝盖之类。僧皆茹鱼肉，唯不饮酒，供佛亦用鱼肉。每日一斋，皆取办于斋主之家，寺中不设厨灶。所诵之经甚多，皆贝叶迭成，极其齐整，于上写黑字，既不用笔墨，但不知其以何物书写。僧亦用金银轿扛伞柄者，国王有政，亦咨访之。却无尼姑。……其俗小儿入学者，皆先就僧家教习，既长而还俗。”这是柬埔寨南传佛教情况在汉文中的最早记录。

第七节 中缅佛教关系
中国和缅甸从后汉以来就有友好的往来。公元7世纪间，玄奘、义净游历西土，都听得其国以“乞食杜多，是其国法”，佛教十分兴盛。8世纪间，骠国（即今缅甸）王遣其弟悉利移于贞元八年（792）向唐朝通好，并送来彼国有关佛教的乐歌10曲（《新唐书》说有佛印、赞娑罗花等12曲）。据传当时彼国有佛寺百余所，其俗好生恶杀，男女7岁便落发住在寺内，归依沙门，到了二十岁又可留发为居民。公元11世纪间，蒲甘（今缅甸北部）名王阿那罗多大弘佛教，巴利文上座部系统的佛法在缅甸开始兴盛。在这以后，中国云南傣族地区也传来了巴利语系的上座部佛教，并盛行弘布。18世纪间，缅甸国王孟云先后向中国朝廷赠送金塔、佛像、石长寿佛、贝叶缅字经、驯象、缅甸国乐等。当时中国朝廷也回赠缅甸许多珍品，内有佛牙舍利一颗，现尚供奉在该国敏贡佛塔中。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两国建立了亲密的外交关系，佛教徒之间的友好往来也频繁起来，1995年10月，缅甸政府和缅甸联邦佛教协会派遣代表团到中国迎请佛牙舍利，到缅甸巡展，供缅甸人民瞻拜。这是中缅佛教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促进了中缅两国人民友谊的巩固与发展。

第八节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佛教关系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佛教关系，开始于公元5世纪间。特别是唐宋以来，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往来频繁，佛教关系亦十分密切。
公元412年，法显由斯里兰卡航返祖国的途中到达爪哇，并，在该地停留了五个月。当时该国婆罗门兴盛，佛法还不算发达。随后印僧求那跋摩曾到该国大弘佛法，阁婆(即爪哇)国王母及王婆多伽先后归佛，一国人都从跋摩受戒。元嘉元年(424)宋文帝因沙门慧观、慧聪之请，遣使往阇婆国迎请跋摩，并致书阇婆王婆多伽，希望跋摩来宋弘法，并遣慧观等随使往请。恰巧这时跋摩已附商舶离开了阇婆，航行遇风被风吹到广州，后来到建业，并译出《菩萨善戒经》等。
到了唐代，爪哇岛上的诃陵国(亦作波凌)与苏门答腊岛上的室利佛逝国和中国佛教关系往来不断。其时中国僧人到达其地

的有：并州常憋、益州明远和会宁，交州运朗、洛阳昙润、荆州道琳、襄州法朗等。又建中初(781)，诃陵国僧辨弘从其本国将铜钹一具奉上长安圣佛院，螺两具、铜瓶四只奉上惠果阿阇黎，求受胎藏毗卢遮那大法。足见当时印度尼西亚也由中国传入了密教。
关于当时印尼群岛的佛教情形，据《南海寄归内法传》说：“南海诸洲有十余国，纯为根本有部，正重时钦，近日以来，少兼余二(大众部、上座部)。从西数之，有婆鲁师洲、末罗游洲，莫诃信洲、呾呾洲、盆盆洲、婆里洲、掘伦洲、佛逝补罗洲、阿善洲、末迦漫洲，又有小洲，不能具录。斯乃咸遵佛法，多是小乘，唯末那游，少有大乘。”
宋代中国与阇婆国(即诃陵)、三佛齐(即室利佛逝)国友好往来仍然繁密。太平兴国八年(983)，法遇从天竺取经回，途经三佛齐国，遇天竺僧弥摩罗阿阁黎，附书愿来中国译经，宋朝廷随即延聘他。咸平六年(1003)，三佛齐国王思离味哕无尼佛麻调华遣使来宋赠礼，并在其本国为中国皇帝兴建佛寺，宋真宗即以“承天万寿”为寺额，并铸钟相赠。又天禧元年(1017)，三佛齐国王霞迟苏勿吒蒲迷遣使致书并送梵经来中国。

第九节 中泰佛教关系
中国和泰国的佛教关系，始于公元5世纪。当时泰国境内各土著民族，如吉蔑、蒙、罗斛族都已信奉佛教和婆罗门教。其中吉蔑族居于东南部蒙河、湄公河流域。5世纪以来，其地僧人迭来中国讲经弘法，中国僧人和佛教使节也前往该地进行友好访问。
其在西部的蒙族、罗斛族，在今泰属马来半岛和湄南河下游建立了一些国家，中国史书上称之为盘盘国、赤土国、狼牙修国、堕和罗国。其中盘盘国在今泰南万仓、斜仔附近，人皆读婆罗门书，甚敬佛法。其国于公元5世纪间，遣使来我国通好，大通元年(529)、和四年(532)其王迭遣使送来画塔并沉檀香等礼品，六年(534)又遣使送来菩提国舍利及画塔图并菩提树叶、旃檀等香。赤土国在今泰南佛头廊、宋卡一带，“其俗敬佛，尤重婆罗门”。隋大业三年(607)炀帝遣常骏携礼通好，赤土国王礼待甚厚，并遣王子那耶迦等来隋赠送芙蓉冠、龙脑香、铸金多罗叶表等。狼牙修国在今泰南大年、吉打等地区，其地受佛教文化熏陶甚深，在天监十四年(515)即遣使阿撒多来梁通好。嗣后中国西行求法僧人，都曾在往印度行程中，经行其国，并多受其国王的礼遇。其后中泰两国人民交往甚为密切。我国元明清三代与泰国速古台、阿输陀耶、却克里各王朝始终和平友好，相互馈赠，往来不绝。其中龙涎香、沉香、降香、檀香等也不断由泰国输入，清高宗乾隆元年(1736)并曾赠铜与该国，作为造寺之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在1975年，中泰建立了外交友好关系以来，两国佛教之间的交往更为频繁。1982年泰国佛教界赠送三尊铜佛给中国佛教协会， 中国佛教协会迎奉佛像代表团于同年4月2日抵泰曼谷，并受到泰国僧王帕阿里耶翁沙卡塔然长老以及泰国前总理社尼·巴莫等的宴请利热情接待。1984年，泰国佛教界又赠送五尊铜佛像(三尊释迦佛、一尊弥勒佛、一尊观世音)给中国佛教协会。同年9月，泰国清凉洞住持转通法师率团来华朝拜五台山等圣地。1987年3月，泰国王储玛哈哇集拉隆功访华，先后参礼了上海玉佛寺和广州六榕寺，并赠送袈裟等以结胜缘。

第十节 中日佛教关系及日本佛教宗派
佛教传入日本，一般以日本钦明天皇十三年(552)百济的圣明王进献佛像、经论、幡盖和上表劝信佛法，为佛教传入之始。一说是继体天皇十六年(522)南梁司马达等来到大和，建立草堂，安置佛像礼拜，为日本知有佛教之始。
飞鸟时代，圣德太子摄政，下诏传播佛教，贵族大臣竟造佛寺，从此佛教广传于日本。推古三年(594)，高丽僧慧慈、百济僧慧聪来到日本，说法于法兴寺。圣德太子奉慧慈为师，学习佛教。由于圣德太子的弘扬，日本佛教很快得到流传，据推古三十二年统计，时有寺46所，僧816人，尼569人。
天平十三年(741)，圣武天皇敕建东大寺，并于诸国建国分寺，以东大寺为总国分寺，统辖国分寺。
东大寺是圣武天皇发愿， 良辨僧都奠基，行基菩萨劝化，天竺婆罗门僧菩提仙那导师完成的。他们被称为东大寺四圣。所铸毗卢舍那佛，称为奈良大佛，是日本最大的佛像。我国唐代鉴真受请赴日传戒，天平宝字三年(759)于奈良建立唐招提寺。天平宝字八年，又于奈良之西建立西大寺，与东大寺相对。于是有了奈良七大寺。
在飞鸟时代至奈良时代之间，直接和间接从中国传入了六个佛教宗派或学派：即三论宗、法相宗、俱舍学派、成实学派、华严宗和律宗。后迁都平安(今京都)，又被称为南都六宗。
三论宗以高丽僧慧瓘为初祖。慧瓘曾入唐从嘉祥吉藏学三论，推古天皇三十三年(624)赴日，把三论宗传入日本。其弟子智藏入唐后回国进行讲学，为三论宗第二传。智藏弟子道慈亦入唐，广学经论，回国后传三论之学，为三论宗的第三传。《成实论》于隋代由高丽慧罐传入日本，《俱舍论》也由道昭、智达等传入日本。上述二《论》在日讲习，渐至形成宗派，但由于未开创寺院独立弘传，只是《成实论》附在三论宗内弘传，《俱舍论》附在法相宗内讲习而已。
法相宗是由道昭传入日本的。道昭于白雉四年(653)随遣唐使入唐，诣慈恩寺受学于玄奘门下，在唐七年后携新译经论还归日本，住元兴寺，盛弘慈恩学说，是为日本法相宗初传，文武天皇四年(700)寂于元兴寺，遗言火葬，为日本实行火葬之始。显庆三年(658)智通，智达入唐，从玄奘、窥基学法相，业成返国，弘传所学，为日本法相宗第二传。长安三年(703)新罗沙门智风、智鸾、智雄入唐，受学于濮阳智周门下，后返日本大弘宗义，为第三传。以上均在飞鸟的元兴本寺传习，又称元兴寺传，或南寺传。开元四年(?16)玄防入唐，就智周学慈恩宗义，在唐蒙赐紫衣，于开元二十三年(735)返国，在奈良兴福寺大弘所学，为第四传，又称兴福寺传或北寺传。
华严宗是道璿因应日本学僧普睿、普照之请，于开元二十四年(736)渡日，弘扬此宗，为华严宗第一传。同时有唐贤首法藏的弟子新罗国审祥，住日本大安寺开讲《华严经》，为日本华严初祖。
律宗是奈良六宗中最后传入的宗派。开始有兴福寺的荣睿与大安寺的普照入唐敦请鉴真东渡弘律。鉴真曾五次航海失败，终于第六次、即天宝十二年(743)抵达日本，而荣睿则于途中病故。翌年在奈良东大寺筑坛传戒，日皇、皇后、公卿等400余人皆从受菩萨戒，又日僧灵裕、贤戒、志忠等80余人皆舍旧戒从受新戒。为日本登坛授戒之始。后在唐招提寺终其一生。生前由其弟子所塑的遗像，至今犹存，为日本的国宝。由于鉴真的弘化，遂开日本戒律一宗，而鉴真即为日本律宗初祖。
贞元二十年(804)，最澄、空海入唐求法，从天台山修禅寺遭邃、佛陇寺行满学习天台教观，并从道邃受菩萨戒，又从禅林寺翛然受学牛头禅法。翌年(805)转赴越州龙兴寺，从泰岳灵岩寺顺晓学习密教，并受秘密灌顶。回国后，最澄在比睿山创立日本天台宗，成为台密的创始人，空海在高野山创立日本真言宗，后被称为“平安二宗”。
9世纪时，嵯峨帝皇后桔氏，笃信佛教，特别崇仰我国马祖道一法嗣盐官齐安的禅风，特派慧萼入唐延请齐安。齐安推荐高足义空应请。义空率法弟道防东渡，初住京都东寺。皇后时请入宫，叩问禅要，后创建檀林寺，被请为开山，桔氏遂被称为檀林皇后。其后慧萼再度入唐，于五台山请得观音圣像，唐大中十二年(858)，回国至普陀山洋面时，船不能进，因而登陆建寺，供奉观音。普陀山遂为中国四大菩萨道场之一。
净土宗是源空依中国善导大师的《观无量寿佛经疏》深信弥陀本愿理论而创立。他门下有圣光的镇西派、证空的西山派、隆宽的长乐寺派、觉明的九品寺派和幸西的一念义派，合称为净土五派广此外属于净土系的还有融通念佛宗和时宗，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十三宗中的二宗。
从净土宗分出的还有以亲鸾上人为宗祖的净土真宗，亦称“真宗”、“一向宗”。亲鸾撰《教行信证文类》六卷，为创宗根本圣典。真宗以净土三经(《观无量寿佛经》、《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为依据，奉龙树、世亲，昙鸾(印度)、善导、道绰(中国)、源信和源空(日本)七位高僧，称为三国七祖。亲鸾寂后，其幼女觉信尼与亲鸾之孙如信，于京都东山大谷亲鸾墓旁建立佛阁，奉安亲鸾影像，为本愿寺的起源。本愿寺的住持以血统传承。到第十一代以后，分为东、西两派，加上兴正寺派、佛光寺派、锦织寺派、毫摄寺派、专照寺派、证诚寺派、诚照寺派等，即为现在真宗的十派。1948年北海道还成立有真宗北本愿寺派等。目前真宗系共有22个教团。
中国禅宗早由道昭、道睿、义空等传入日本，但未独立成立宗派。后睿山的觉阿于南宋乾道七年(1171)到中国，从杭州灵隐寺慧远受临济宗杨岐派法脉，四年后回国，是日本有临济禅之始。
荣西于乾道四年(1168)和淳熙十四年(1187)两度入宋，参学于天台、庐山、育王、天童诸山，时虚庵怀敞住天台万年寺，荣西再度往谒，受传临济心印，后怀敞移住天童，荣西随侍研学，于1191年蒙受衣具印信。回国后在建仁升山，后应源实朝之请，赴镰仓创立寿福寺，开始传禅法于关东，为日本临济宗的开祖。
荣西的再传弟子道元于嘉定十六年(1223)入宋，历访天童、径山、天台等地，参谒无际丁派、浙翁如琰等尊宿，终于得到天童长翁如净的启发而开悟。于宝庆三年(1227)归国，在永平寺开山，成为日本的曹洞一宗。
禅宗自镰仓时代传入日本后，经吉野时代(亦称南北朝)至室町时代的200余年间，由于朝野崇奉，不断得到发展。临济宗十四派的本山几乎都在京都和镰仓。当时模仿中国宋代禅宗五山十刹制度的镰仓五山和京都五山的僧侣，致力于诗文的研究，形成了五山文学。其后日本遣明的正副使节，多为五山僧侣所担任。此时禅宗的思想、文学、美术、风俗，习惯等，对日本国民生活的影响很大。如茶道、花道、香道与书道等，均随禅宗的发展而流行。
日本禅宗自镰仓时代以来，由临济与曹洞平分天下。到了德川时代，由于锁国政策，只留长崎一港与外国通商。居住在长崎的华侨，先后开创了紫山福济寺(漳州寺)、东明山兴福寺(南京寺)和圣寿山崇福寺(福州寺)，即所谓三唐寺。三唐寺的住持，均从中国请去。最初有明僧真圆、觉海、超然、迎然等。至明永历八年(1654)，福州黄檗山高僧隐元隆琦，因长崎崇福寺僧超然的四次邀请，于同年7月偕门弟子泛舶到日弘化，又受江户德川幕府的皈依，在宇治开创黄檗山万福寺，举扬黄檗宗风，被奉为日本黄檗宗初祖。成为日本禅宗三派之一。
明治维新后，日本兴起资产阶级改革运动，于明治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政府以太政官布告，许可僧侣带妻食肉和蓄发，同时又命僧侣于法名上加姓，于是某些寺院的僧侣便公开娶妻食肉。明治二十二年，日本政府颁布宪法，允许信教自由。佛教徒兴办各种社会事业，派遣僧侣出国考察和留学，创办学校，培植人才，并开始向国外传播佛教及从事监狱的教化等。自明治维新的60年间，日本的佛教形成了十三宗56派。
战后新兴宗教有显著发展。据统计，日本大约每20人中即有一人参加新兴教团，其中70％属于日莲宗系统。主要有；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妙智会、灵友会、佛所护念会、妙法寺大僧伽、念法真教、孝道教团、解脱会、真如苑等。此中除天台系的念法真教、孝道教团和真言系的解脱会外，其余创价学会等均属于日莲系。到目前为止，佛教仍是日本的主要宗教，现在日本佛教各宗所立大学20余所。还有许多学会、研究团体，专门从事佛学的研究。各宗还派遣传教师到欧美各国弘扬佛法并建立别院。

第十一节 英国佛教
佛教在英国的传播，始于20世纪初。英国第一个比丘名叫贝纳特(法名阿难陀弥勒)。他于1898年去锡兰(今斯里兰卡)、缅甸研究佛法，在缅甸成立了国际佛教会，1908年率布道团去英国传教，但遭到了失败。1906年杰克逊、埃伦等人在伦敦首先组织了英国佛教协会，公推李斯·戴维斯为会长。两年后，改名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佛教会，并在利物浦、伯明翰、曼彻斯特、牛津、剑桥和布莱登等地建立分会，出版《佛教评论》。参加这个会的主要是一些对佛学有兴趣的知识分子和一部分白人信徒。这个会由于创建人相继逝世，不久即衰落。1924年法官洪飞斯在英国灵智学会中建立佛教中心，出版《英国佛教》；1526年又从灵智学会中分离出来，单独成立了伦敦佛教会，并在丹佛、爱丁堡等地建立分支，把《英国佛教》攻名《中道》。这个会提倡大，小乘并行，参加的人数较多，迄今还有重要的影响。1926年锡兰的达摩波罗去伦敦传授佛法，创立了摩诃菩提会伦敦分会。这个组织主要宣扬南传上座部的佛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佛教一度衰落，战后即又复苏，除原有的大小乘佛教继续发展外，还引入了藏传佛教的很多派别。如空仁波且建立的桑耶林西藏中心，土登益希和索巴仁波且主持的曼殊室利研究所等。
近年来，英国佛教徒人数有较大的增长，1970年联合王国有佛教徒约3万人，1975年骤增至8万多人，1980年又增至12万人以上。1970～1978年每年平均增长率为11.3％。其中藏传佛教徒约占50％。上座部信徒约占25％。禅宗信徒约占25％。出现了
12个主要佛教中心和45个教团组织。

第十二节 德国佛教
德国最早倡导佛学研究的是马克斯·缪勒。最早弘传佛法的是奥登堡。他著的《佛陀生涯·教义·教团》一书，曾被翻译成14种文字。与奥登堡问时代的有威柏、纽曼、盖格、格拉泽纳普、瓦勒泽尔，他们有的研究巴利语经典，有的研究梵浯经典，其中有些人还兼通汉语和藏语等。在纽曼、塞登斯杜车、奥登堡等人通力合作下，把巴利语阿含经典全部译成了德语。继起者有安吞苏特(法名三界智)、格林和达尔克等人。三界智把巴利语典籍《清净道论》和《弥兰陀王问经》译成德语。达尔克在欧洲最初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阐述佛陀教义，著有《佛教》，《佛教的世界意识》等书。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研究佛教贡献最多的鲁本在《印度哲学史》(1954)中对佛教的起源和发展作了系统的阐述，并且编辑、翻译出版了《印度佛教资料选辑》。早期德国的佛学研究着重翻译，校勘巴利诺佛典，阐述小乘佛教教义，但后来也扩及大乘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研究，翻译和出版了不少著作。1956年霍夫曼发表的《西藏佛教》一书在学术界受到好评。
1913年，塞登斯杜车首先在柏林建立了德国佛教传道会，陆续出版了《佛教徒》、《佛教新报》、《佛陀世界镜报》等。1921年格林和塞登斯杜车在慕尼黑附近的乌亭建立了佛教联合会，出版了《乘》杂志，参加这个组织的有500人。1925年瓦勒泽尔在慕尼黑创立了佛教协会，主要宣传佛教的哲学思想，普及佛教知识。1932年达尔克在柏林北郊的福禄那乌建立了有名的佛教精舍，内设佛殿、禅堂和图书馆等，是欧洲佛教运动的中心道场之一。1951年柏林佛教徒建立了柏林佛教会，1954年建立了汉堡佛教会，1955年联合成立了德国佛教会。1960年改名为德国佛教联合会，设总部于汉堡，这是联邦德国佛教徒的统一组织。同年，藏传佛教信徒在柏林建立了圣弥勒寺，又称圣弥勒教会，主要宣传和实践密宗的教义。根据《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刊》的报告，联邦德国约有佛教徒?万人(另说少于5万人)。佛教徒大都集中居住在大城市，如汉堡、柏林、慕尼黑、斯图加特和下莱茵等地。

第十三节 法国佛教
法国的佛学研究至今已有100余年的历史。首辟蹊径的是的若夫，他在巴黎倡立了法亚协会，把梵语《妙法莲华经》等译成法语。继起者有列维、福切尔和波尔兹洛斯基等。列维长期研究汉藏和梵文佛典，校勘《中边论颂》，法译《大乘庄严经论》，另外和日本佛教学者高楠顺次郎等编纂了佛教词书《法宝义林》，现已出版6卷。列维的弟子普桑，用法文校订、注释龙树的《中论颂》及释月称的藏译《明句沦》，另外把玄奘编辑的《成唯识论》和世亲的《俱舍论》译成法语。列维等人的活动为欧洲现代佛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巴黎法兰西学院的雷诺、戴密维和费洛赛特对梵汉佛教研究也作出了贡献。佛教信仰者卡贝尔曾精心校订了巴利语大藏经。在藏传佛教研究中比较突出的有大卫·尼尔和拉露。拉露著有《西藏的宗教》(1957)和《敦煌所藏十万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藏文写本》(1939)等。
最早的佛教组织——佛教友谊会是在中国太虚法师的推动下，1929年由尼泊尔建立的。以后改名为巴黎佛教会，自1939年起出版《佛教思想》月刊，定期举行佛事，展览佛教艺术，是目前法国佛教徒的统一组织和活动中心。1945年后，大批越南佛教徒定居法国，在巴黎建立了越南佛教徒联盟。近年来，藏传佛教各派在法国也很活跃。宁玛派在卡斯特朗市仿照西藏寺院的形式建立了乌金滚桑却林寺，该寺占地面积120公顷，规模宏大，每年有大批的法国和欧洲的藏传佛教信徒去学习密法。据《基督教百科全书》统计，1980年法国有佛教信徒近3万人，其中约有半数是亚洲裔佛教徒，其余为法国佛教徒。主要集中在巴黎、格里茨、班尼斯堡、莫金等城市。

第十四节 苏联佛教
苏联流行的佛教，主要是17世纪时期从我国蒙藏地区传入的藏语系佛教(俗称喇嘛教)。17世纪30年代，首先是卡尔梅克人受到蒙古佛教徒的影响，尔后，佛教又从蒙古、西藏传入俄国叶尼塞河上游的图瓦(乌良海地区)。于是佛教逐渐在布里亚特、伊尔库次克、赤塔等地广泛流传开来，并不断得到发展壮大。19世纪时，布里亚特地区喇嘛人数已有15000余人，占该地人口总数的10%，颇具规模的寺院有36座，庙宇100余座。图瓦地区的佛教亦十分隆盛，有寺院20余座，喇嘛3000余人。
1764年，叶卡婕琳娜二世设最高喇嘛教职称，确定达仓寺(伊沃尔金格寺)为俄国佛教教务中心所在地。1853年，俄国政府颁布《关于俄国喇嘛教僧侣的规定》及其他有关政策，佛教徒遂拥有一定的特权和巨额财富。十月革命前，沙俄皇家科学院出版了《佛教文库}丛书，宣扬佛教学说有助于改善人类整体的道德，在佛教文献语言学、佛教文献文字比勘以及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
十月革命后，苏联的佛教一度处于低谷，喇嘛、寺院大为减少，佛学研究也暂时处于停顿状态。自50年代中期起，苏联的佛教活动开始恢复，1956年，苏联所有佛教团体举行隆重的法会，纪念释迦牟尼佛涅槃2500周年。此后，每逢佛教节日，达仓寺及各地寺庙香烟缭绕，信徒云集，佛教四众过着正常的宗教生活，各地寺庙亦皆得到修复与开放。
苏联现有僧侣约50万人，信仰佛教的民族主要有：亚里布特、卡尔梅克、图瓦等族。
苏联佛教徒教务委员会(亦称“苏联佛教协会”)是苏联佛教领导机关。协会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二人，委员七人。主席由喇

嘛僧众中选出，当选者荣获“班迪多－堪布－喇嘛”的称号。现任主席是吉姆巴·扎姆斯·艾尔迪涅耶夫。协会会址设在布里亚特共和国首都乌兰乌德市的达仓寺内，其经费来源主要靠教徒捐助、佛事收入及苏联和平基金会的专门捐款。另外，苏联政府每月给每位教徒开支约120卢布的生活补贴费。
1970年，苏联创办第一所佛学院以培养佛教事业接班人，还派遣年青僧人去蒙古人民共和的甘登寺留学。苏联佛教协会也是“世界佛教徒联谊会”会员国之一，1969年还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共同发起组织“亚洲佛教徒和平会议”这一国际性组织，以团结各国尤其是亚洲佛教徒一道，为争取世界和平，禁止和销毁核武器，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第十五节 美国佛教
美国是一个盛行基督教的国家，原没有佛教。19世纪末期，日本向太平洋地区扩张，开始向夏威夷群岛移民。日本佛教也随之展开活动。日本佛教徒首先在夏威夷等地建立了净土宗别院(分院)。日本西本愿寺也派人去檀香山等地传教，建立了寺院。夏威夷并入美国后，佛教活动尤为活跃。随着日本移民涌入美国本土，西本愿寺和其他教派(日莲宗、真言宗、禅宗的临济宗和曹洞宗等)派出大批的传教人员并建立众多的寺院。1899年西本愿寺园田宗惠开始在旧金山活动，逐步建立了今天最有势力的佛教团体——美国佛教会。接着在洛杉矶、芝加哥、纽约等地建立佛寺，发展教徒。1900年只有救徒儿千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发展到18000人。佛教由美国北向加拿大，南向巴西、阿根廷等地传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日美处于战争状态，日本的传教活动被勒令停止，一度受到挫折，但在战后即恢复并有较大规模的发展。50～60年代，美国佛教信仰的主流是大乘禅宗和日莲宗。千崎如幻最先在纽约建立了第一禅院，佐佐木周承在纽约又建立了临济禅堂。创价学会是附属于日莲宗的在家居士社团，由于它的教义具有现代化的内容，仪式简单，组织比较严密，适应美国的社会生活，在50年代的后期和60年代初期崛起后，迅速成为美国佛教中最大的教派。70年代以后，藏传佛教的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等主要教派都在美国传教、建寺，吸引了大批群众参加。南传佛教的上座部也在华盛顿、洛杉矶等地建寺，开展活动。中国汉传的大乘佛教在上世纪末就由华侨传入夏威夷，以后又传入美国本土，在夏威夷没有中华华侨佛教总会，修建美丽堂皇的檀华寺和启华学校。在纽约旧金山都设有佛教会和寺院，参加中国佛教会活动的极大部分是华裔和侨民。
目前美国佛教徒约有20～30万人(不包括信仰藏传佛教的信徒)，有40个较大的佛教团体、教派组织。其中重要的有美国佛教会(西本愿寺)，北美日莲佛教会(创价学会)，美国佛教联合会(白人组织)，泰西佛教团、美国第一禅堂、东渐禅窟、华盛顿上座部佛教中心，普世佛教徒联谊中心、夏威夷华侨佛教总会、旧金山纽约华侨佛教会、曹洞宗北美教友会，高野山美国别院，净土宗美国别院、罗彻斯特禅宗中心、藏传佛教宁玛派禅定中心，噶举派禅定中心、萨迦派研究中心、美东佛教总会，中美佛教总会等。佛教徒分布在美国十几个州，藏传佛教徒集中在加利福尼亚洲、新泽西州、华盛顿州、马萨诸塞州，科罗拉多州、佛蒙特州，大乘佛教徒集中在夏威夷、旧金山和纽约三地，南传上座部佛教徒集中在华盛顿，洛杉矶和加利福州的凯米尔。佛教为了适应美国的社会生活，已有了很大的变化。宗派、寺院常被称为教会，教徒称为会员。宗教生活一般安排在星期日上午在佛寺中进行，在钢琴伴奏下，读诵英译的佛经，代替了东方的晨钟暮鼓，顶礼焚香。在军队中还配有随军僧侣。
近年来，意大利、瑞士、瑞典、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对佛教的研究也很活跃，建立了不少佛教研究所和佛学研究中心，出版了一系列佛教研究著作和期刊。例如意大利的中东远东研究所，在杜齐的主持下编辑出版了著名的《罗马与东方丛书》，其中包括很多佛教著作。但在这些国家中，佛教信徒为数不多，故未列专题介绍。

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关宗教条款

第三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岐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国务院批转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关于确定汉族地区佛道教全国重点寺观的报告》的通知
(一九八三年四月九日)
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关于确定汉族地区佛道教全国重点寺观的报告》，现发给你们，望贯彻执行。
确定和开放一批汉族地区佛道教全国重点寺观，作为宗教活动场所，是落实党的宗教政策的一项重要措施。它对团结广大宗教职业人员和信教群众，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和反对霸权主义，具有深远的意义。各级政府应加强领导，要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切实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名单所列寺观包括所属碑，塔、墓以及附属园林等(一般以“文化大革命”前的范围为界限)，应在当地政府宗教事务部门领导下，由佛道教组织和僧道管理，使用，其产权属社会公有(即国家所有)。名单中现为非宗教部门管理、使用的寺观和原属寺观的资产包括文物应共同清点造册，对古建筑状况作出记录，·交接清楚。所有交接工作，应在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主持下进行，并在今明两年内完成。撤出的单位特别是职工，当地政府应予以妥善安置。
这些寺观既是宗教活动场所，又大都座落在风景名胜区或是国家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加强对这些寺观的保护是宗教、园林、文物等政府部门以及宗教组织的共同责任。因此，既要保障宗教职业人员和信教群众正当的宗教活动，又必须严格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国家有关保护环境，园林、风景名胜的规定，精心加以保护，接受文物、园林部门的检查指导。对某些具有很高历史艺术价值的建筑和特别珍贵的文物，应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具体保护方案由宗教、文物部门商定。今后这些寺观的维修，在宗教事务部门领导和文物部门的指导下，由佛道教组织和僧道负责，财政部门应给宗教事务部门增加必要的寺观维修和文物保护费用。
今后如确因宗教活动需要，开放已定为国家或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寺观，由宗教事务部门商得文物部门同意，属于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报国务院审批，属于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遗迹，由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