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的惨痛代价

　　现代化的惨痛代价
　　袁保新
　　（编者按——于原文次序略有改动）
　　今天我们谈这个主题，将从大环境、大时代的反省着手，来思考我们现代人应该如何自处，如何安身立命。在二十一世纪之初，面对整个人类长期历史的演进，反省人类的进程，我们有很多的感慨。有位很有名的未来学学者叫“Toffler”，曾写了一本在台湾也很畅销的书叫《第三波》；其中讲到人类文明的发展到二十世纪，已完全走入科技的时代，此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盛的物质文明，非过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人所能想象，但这种种物质上的改善却也让人类付出了三项很惨痛的代价：
　　第一、社会的秩序失调。
　　虽然我们的生活改善了，但社会却变得更动荡不安。旧时代社会原有的秩序瓦解了，而在没有新秩序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疏离，彼此不敢信任，人类生命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大家回忆一下台湾在这四十年来的发展，应该印象深刻：四十年前，大家的物质生活并不富裕，寒流来时就缩着身子直打哆嗦，但那样的生活大家还是走过来了。再看看现在，虽然丰衣足食，可以吃得很好、穿得很好，然而富裕的生活却没有让我们过得更安心：晚上走在街头，从旁呼啸而过的摩托车，令人担心不晓得何时灾难将降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也可能进入豪华的餐厅，但也不知哪一个角落会突然烧起一把野火。我们社会，表面上是进步的，却已付出了严重的代价，没有秩序、没有了大家共信共守的行为轨道。台湾的年轻人曾流行一句话，让人听了蛮心惊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似乎人人都可以为所欲为了。但大家想想：若台中的交通号志现在突然失灵了，人车应该如互动呢？我们需要秩序，而秩序是要规范轨道的，然而在整个二十世纪，在获取物质文明的过程中，人们已逐渐失去了秩序。
　　第二、现代人失去了人与人之间的共识。
　　人与人之间共同的信仰、价值及理想越来越薄弱，「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爱拼才会赢」，每个人都认为为达到自己的目标可以为所欲为，因此很少会从别人的立场，去设想别人生活的过程中可能也有追求的目标。然而世界只有一个，不可能容许这么多的目标，那么我们应如何的携手并进，相互合作，让每个人都能自我实现呢？一般人却又不去作这样的思考。而只想到自己要如何达成目标，而为达成此目标，则凡是阻碍我的，将都被视为敌人，甚至不择手段。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共识缺乏，人情淡薄，纵使同住在一栋大厦，但邻居互不认识，也不打招呼，只是关了门各过各的日子。大家没有了共同坚持的价值、判断及理想。现在的父母常感叹很难和小孩形成共识，年青人是所谓的「新新人类」。在家里是如此，在外面的工作场合亦差不多是这样的景况。我们发现在同侪当中，彼此的意见也常是纷歧的，比如在大学里头，大家高喊着校园民主、教授治校，但常常简单的事要开十次会议，每次开会要三小时，每次出席人数七、八十人，讨论到最后彼此还是不欢而散。但问题是，人与人之间基本的互信没有了，连共同生活的同侪也都不能信任，那又如何能在生活中得到安全感呢？当生活的安全感都没有了，就只有把自己保护起来、装备起来，而成为街头战士，以防灾害降临自身了。因此现代生活中，每个人都在焦虑紧张的状态中生活。
　　第三、现代人失去了生活的意义。
　　心理分析维也纳学派第三期有一种学说——「意义治疗学」，代表性的学者叫“Frankl”，在他的临床研究中，发现二十世纪精神官能症中有一种精神官能症无关乎遗传，而是与生存意义有关，亦即作为现代人活下去的理由、意义是什么，由于变得模糊不清，使得现代人常常身陷生命无意义状态中，感到生命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再加上外在环境的急速变迁，他变得无法适应，因而把自己封闭起来，严重者则进入焦虑的状态。当代的精神官能症中即有一种属于这种意义匮乏的症状，原因不是别的，而是活下去的目的不明确，因而抑郁烦恼。总而言之，人类创造了空前未有的进步，但实际上想一想，也让我们付出了很惨痛的代价。
　　因此，很多古老文明的国家，如日本，在他们突飞猛进，追求现代化的同时，仍很强调要保有他们传统文化的价值理想。而身为中国人，其实是很幸运的，我们有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有很多的往圣先哲，在过去，他们很勇敢地面对时代的冲击，带领所有人去思考：人活下去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轨道是什么？并且结晶成宝贵的智能。这在今天来看，应该都是弥足珍贵的。因为有很多的国家，在面对二十世纪的巨变时，都试图从传统哲学、宗教中，尽可能为社会建立新秩序，为人与人之间寻找共识，为人生方向指出目标。
　　四、我们尴尬的存在状态
　　记得在我们这个年辈，念大学时，当时台湾很流行「存在主义」。若从西方哲学发展的背景来看，「存在主义」的崛起，基本上就是在响应刚刚说的那种现象---「人的存在问题」，也就是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才发展出来的。换言之，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家也感受到人的存在出了问题，人无法安立他自己，所以思考「存在」。而这种存在意义的探索，其目的就是希望能找到答案，以帮助我们安立现代人的生命，安立现代人的灵魂。
　　对于西方存在主义的崛起，在我们当代中国，有位前辈唐君毅先生，曾有很深刻的反省。唐先生解释，所谓「存在」，往往指涉到一些场所，一些关系脉络。而存在出了问题，亦即这些场所、这些关系脉络里头，人出现了「四不挂搭」的困境，变得孤孑无依，全无凭借。他曾透过四个观念来说明人是活在哪里？亦即人是活在天地之间，人我之中，也就是说，人必须在天、地、人我这四重脉络关系中展开他的一生的。然而当代人类在繁盛的科技文明中，天、地、人、我的关系改变了，这种关系的改变何以出现呢？它的意涵又是如何呢？首先，让我们说明现代人「上不在天」的处境。
　　１、上不在天?神圣世界的失落
　　所谓「上不在天」，意谓着现代人逐渐失去了超越性的宗教信仰。基督宗教原是西方文明重要的基石，但从十九世纪末，基督宗教逐渐世俗化后，繁盛的科技文明让十九世纪欧洲人越来越具有自信，他们相信透过科技的进步，就可以把彼岸世界实现在今生今世，因此已经失去了早期基督徒对超越的神圣世界的向往。以前作为一个西方人，在他生命当中永远有一个让它敬畏的对象，即所谓创造一切的上帝，但到了十九世纪，尼采说：「上帝已经死亡了」！此意义非常复杂，但却代表整个西方超越宗教的情操已经式微了。基督宗教越来越世俗化，一般人在盲目的崇拜科技之余，已无此超越的神圣世界的向往了。所以说上不在天，人与天的超越世界的关系被斩绝了！这种情形，在当今台湾社会，也有类似的现象。
　　人要不要有超越的神圣价值及理想？好多年前，前辈学者徐复观先生曾说：二十世纪中国人的社会，其特征是「不思不想」，因为现代中国人早已放弃了作为人的思想的权利。但在我看来，台湾经过三十年的变迁，已不是不思不想，而是「不知敬畏」。生命中再没有可让他敬畏的对象，所以「爱拼才会赢」，「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谁怕谁」。我们发现，以前中国旧社会的人，他心中有天有地，有往圣先贤、列祖列宗，至少心中起码还有家族长辈父兄。但现在年轻人既不知有往圣先哲、也不知有列祖列宗。父母师长的话当作耳边风。在他生命中缺少一种约束性的力量。生命中应有敬畏的事物。中国人以前总是相信有天的，天代表一切造生的来源，代表天理公义，是最后的仲裁，所以中国人以前在最无助的时候总是会呼天。但现代人现在已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了，什么都不怕。尤其是年轻人。以前台中备受飚车族困扰，那些年轻人，当他飚车时，什么时候把生死当作重要的事看待过了。父母的话听不进去，生命中没有让他敬畏的人与事或一句话，变得肆无忌惮。
　　我们讲现代人「上不在天」，指的就是我们失去了超越的神圣世界，神圣世界总是会令人敬畏的，这种敬畏之情对生命会发挥提携、督促与鼓励的作用，能使人不断向上，以争取实现更高的价值，让生命变得庄严起来。但现代人无此神圣的理想，只是追求当下感性的快乐和放纵，不相信有神圣永恒的事物，此即所谓「上不在天」。二十世纪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都在面临这样心灵上的危机。
　　２、下不在地?人与自然世界的紧张
　　其次讲「下不在地」：人是活在自然世界中，自然世界绝不仅是科学所理解的那样，只待技术加以征服的对象而已。在中国以前的观念里，自然世界也是有生命的。在中国人的反省中，人的生存，没有父母就没有我。同样的，没有自然世界也没有我。所以在面对自然世界时，中国人会要求自己以孺慕之情来面对它，因为那也是生我育我的父母。没有自然世界供给人生存的基本的条件，人是活不下去的。所以中国人要讲究爱物惜物，人与自然世界所形成的关系，是人与人、生命与生命之间的一种亲和对待的关系。但在科技文明中，人们早已习于把自然世界视为理性认知的对象，或纯粹只是物质，一经人了解它的结构后，即可转化为资源，来为人类的某些目的而服务，于是乎自然世界沦降为只是等着技术被征服的对象而已。此时人与自然的关系即越来越窄化，终致形成紧张敌对的状况。
　　然而自然资源不是无限的，它有其生命的律动与节奏，当你不加以尊重而恣意索取时，他将会进行反扑，人将会以更惨痛的代价来偿还。就如今夏的贺伯台风，即说明了在人为的恣意破坏下，大自然就会毫不留情的反扑，至今仍让人心存余悸。所以近来常谈及的生态保育、永续经营与发展等，这些绝非仅只是学者专家们高谈阔论的话题，而是我们生存在地球，关乎人类至为重大的问题。如果我们再不好好思索这些问题，恐怕过不了几代，我们将无法在地球上生存下去。
　　事实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应是如此紧张的。我们看中国历史上以前的文学作品，有所谓的山水诗、田园诗。自然山水是可以让人悠游徜徉之所在，是可以让人修养、游戏，让生命得到滋润，获得安顿的地方。它充满了情趣与意义。中国的很多文学作品，很多皆以山水、田园作为题材，它谈的是人与山水的互动，是如此的生动，如此的美。美当然是一种情趣、意义啊！自然世界原可以产生出如此的面貌。
　　所以二十世纪初，英国有位科学物理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他曾嘲讽西方科学发展到今天，已让人类对自然世界的认知、掌握越来越狭窄。他曾举例设想了一个画面：在一个雨后的山坡，绿草如茵，有一只刚从母胎出生不久的小象，正在蹒跚地学习走路。由于刚下过雨，因此地上湿滑而且泥泞不堪，这只小象走啊走着，一不小心就从山坡上滚了下来。当我们设想这画面的同时，如果有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听着听着，忽然就笑了起来。他想着，小家伙那么臃肿，圆滚滚地从山坡上滚了下来，想想看那有多滑稽、多好玩啊！但同样的情形，若是一个习惯以科学术语来理解世界的人，他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象有多重？坡度有多陡？然后再换算成加速度有多少？完完全全地把它量化了！各位，当我们在面对此画面时，试问一下：到底是量化的科学较能知道真象？或是三岁稚童哈哈大笑那样的表情哪一个能代表了解图画的真象呢？这就说明了现代人长久以来，已习惯用西方的科学术语来理解自然世界，结果是把自然世界从我们生命中越推越远！只是把它当作资源、工具，纯粹认知的对象，而缺少了生命的互动，所以现代人的存在变得越来越单调了。
　　３、外不在人?人与人之间的疏离
　　前面谈的是现代人「上不在天，下不在地」的困境，如果我们再考察现代人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那么从二十世纪来看，更为惨烈。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即说明了人与人之间的不易和平相处。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表面上是越来越近，但实际上的关系却是越来越远。我们可能在台中火车站买票要去台北，依仪表板显示我们先付了钱给售票小姐，然后售票小姐接受我们要搭的车班，就把票拿给我们。就这样咫尺天涯，一公尺不到，但我们有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吗？既没有善意的微笑，也没有传达任何敬意，而纯粹只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行为。这样的关系是怎样形成的？是社会的「建制」。现代人的关系表面上看似密切，但事实上，这只是靠社会建制、一些机构制度使你我相遇，使你我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来互动。而在此制度之下，我们都只是角色，只有相对的权利义务，人与人之间没有相温相照，没有真正情感的互动。表面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密切，错综复杂，但大家想想，我们抽屉存放的名片，如果一阵子不整理，过没多久，恐怕很多人都早已忘了谁是谁了。这种表面上热络，互相握手寒喧的情况，一旦场合改变时，他的样子、声音，恐怕也记不得了。人与人之间没有真正的互动，彼此的关系只是透过看不到的第三者，所谓的一些机构建制来建立，只有相对的彼此权利义务的规范，所以人变得越冷漠，只是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
　　４、内不在己?自我认同的迷惑
　　过去我们看卡缪的《异乡人》，常自觉是异乡人，人在现代社会中感到陌生，表面上，人与人之间很热络，而实际上是孤孑的灵魂，我不了解你，你也不了解我。这叫「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外不在人」。然而，自我的心灵世界是否就是宁静、和谐的吗？也不是，从学术思想的观点来看，整个人类对自我的认知，在西方历史发展当中是经过很多次冲击的。达尔文进化论说人是猴子变的；佛洛依德心理分析说明整个人的意识结构，最后的底层是一些性欲、冲动跟本能，整个人的心理其实是冲突的战场。现代人在对自我认知方面，常感到越来越困惑。再加上外在环境物质文明各式的引诱下，难免心动，于是心的外驰常使我们感到生命缺少宁静与和谐。所以现代人变得「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外不在人，内不在己」。「人」原本是存在于天、地、人、我这四重关系跟网络当中的，但此网络在快速文明的发展下，带来了严重的扭曲跟变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