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好地发挥“禅”的真精神——关于南宗禅若干问题的思考

更好地发挥“禅”的真精神——关于南宗禅若干问题的思考
　　陈星桥
　　[北京]中国民族报，2006年8月22日
　　第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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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祖惠能
　　六祖惠能虽“不识字”，但智慧超群。仅从惠能后来所作“菩提本无树……”的偈以及在广州出山时的著名公案“不是风动、幡动，是仁者心动”来看，其悟性之高，堪称究竟。他所开演的南宗顿悟禅法（北方的神秀主渐悟说,南方的惠能主顿悟说,故有“南顿北渐”之称,后世称神秀为北宗禅之祖，惠能为南宗禅之祖。）具有宗、说兼通，突出自性自悟，平实无华，不故弄玄虚，不脱离实际，重视伦理的特点，前后始终一味，贯穿着般若妙智，非常契合国人的心性。笔者每读《坛经》，虽时隔千载，亦有醍醐灌顶般之感。但后世不少人将惠能禅这一接引最上乘根机的顿悟之法，用来接引所有的信众，造成种种流弊。这不是六祖惠能的错，而是宗派意识膨胀等因素造成的。
　　禅与教
　　“教外别传”的宗派意识，通过将教下的般若、佛性思想纳入自宗，另起炉灶，从而将禅与教对立起来，这是禅宗的一大特色，也是其慢戒慢教、甚至呵佛骂祖的一个重要原因。它对通途佛教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许多禅宗祖师早已意识到这一点，作了许多调和禅教关系的工作。如先德说：“依文解义，三世佛冤；离经一字，还同魔说”；圭峰禅师说：“诸宗始祖，即是释迦。经是佛语，禅是佛意，诸佛心口，必不相违，诸祖相承，根本是佛亲付。菩萨造论，始末惟弘佛经。”日本临济宗的创建者荣西禅师在《兴禅护国论》里说：“与而论之，一大藏教，皆是禅所依之经典；夺而言之，无有一言为禅所依之经典。”唐末五代法眼宗禅师延寿编集《宗镜录》100卷，征引了大乘经典120种，“诸祖语录”120种，“贤圣文集”60种，希望能融会禅教，振衰起弊。但始终收效甚微。究其根本原因，还是走不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误区，不能摆正佛教与宗门的关系问题。
　　清末民初，佛教处于内忧外患、大厦将倾的危机之中，以杨仁山居士、太虚大师为代表的高僧大德，以流通经典、开门办学、研究教理、整顿僧制、编辑佛教报刊为突破口，变革图存，各宗并弘，开辟了近代佛教的复兴之路，才逐渐扭转了过去以禅代教的积习。这昭示我们，以戒为师，以佛教教法为师，以成佛度众生为目标，仍是佛教之为佛教的基本准则，是佛法住世的基础。教与禅不是一或二的问题，而是整体与局部的问题。禅宗只是佛教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个核心的部分，只有佛教的健康发展，才有禅宗的健康发展，佛教文化和禅文化也才能更加发扬光大。只有归依佛法僧三宝，才能始称为佛教徒。所以，各宗派的佛教徒，首先是佛弟子，应致力于整体佛教的弘扬光大，而不应拘于宗派门户之见。
　　“平常心是道”
　　“道”是中国文化认知中的一个表示玄秘、自然，彰显普遍规律的词汇。在当时，禅门是将道与禅一样看待的，甚至以“道”代“禅”，这可能更适合中国信仰文化的口味。印顺法师以为，直截了当地“把禅学看作玄学，称参禅为‘参玄’，似乎石头是第一人。”有学者认为，道一唱“平常心是道”，以“道”取代“佛性”一词，是他的佛性思想玄学化、中国化的标志，而将“平常心”与“道”联系起来，是道一佛性思想世俗化倾向的体现。
　　从道一对“平常心”的解释来看，实际上并不平常，试想当今有谁能做到“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圣？”那为什么道一会将这种境界称作平常心呢？《五灯会元》卷十七中，有一则青原惟信禅师的语录：“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这段语录从一个侧面给我们透露了一点消息，道一的平常心是经过艰苦的参究历练、否定之否定后的结果，是吃饭时心在吃饭，睡觉时心在睡觉，不起任何计较，任运自然，活在当下，这是圣人、大修行人的心境。正如宋代无门慧开说的那样：“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而一般世人的所谓平常心，丝毫没有经过上述历练过程，自然是名同而实不同，有霄壤之别。
　　一直以来，受禅宗影响，世人多半都很羡慕禅者那种无是非争竞、无忧无虑的生活环境和心态，有的将“平常心是道”作为座右铭，希望自己的心能多一点宁静、平静，对功名利禄能看得淡一点，能保持情绪稳定，理性地面对人生的生老病死、升沉祸福，能从浮躁、得意、狂喜、傲慢、嫉妒、迷茫、不安、沮丧、焦虑、恐惧甚至绝望等不良心境中走出来。如果能这样，禅师们的贡献也很大了。至于“平常心是道”的禅门意趣太深，现代世人多望文生义，将二者混为一谈，也情有可原，只要不把它标新立异，而到处张扬也罢。
　　正确处理禅教关系，全面振兴佛教事业
　　禅宗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一个佛教宗派，其发展的大体趋势是：由达摩的以《楞伽经》印心，理入行入并重，逐渐发展到惠能的专弘《金刚经》，偏重理入；由达摩、惠能诸祖的宗通为主、说通为辅，发展到唐末至宋的唯尚宗通（内证），极端排斥经教，乃至呵佛骂祖；由达摩到神秀的楞伽师偏重渐修，发展到惠能南宗一系的极端强调顿悟；由唐末至五代以机锋为特色的“无字禅”，演化到宋代直至于今的以参究公案为特色的“文字禅”，以及反对搞形式主义和文字游戏的“话头禅”、“默照禅”；宋代以后更有了禅教一致、三教一致、禅净双修的趋向，已完全没有了当年的风光。可见禅宗1500年来的发展变化是巨大的。要认识禅宗的真精神，还应回归到初祖达摩的印度大乘禅法和以六祖惠能《坛经》为中心的中国禅思想。
　　汉传佛教长期以来形成的理论上的“至圆”（至玄）、修行方法上的“至简”（至易）、修证特色上的“至顿”的特点，在今天的摄受力日益下降，面临着深刻的危机，主要原因是缺乏一套切实可操作的大众修学体系。在国外，南传佛教以其思想朴实和修行的可操作性强，藏传佛教以其理论与修学体系的完整和神秘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信众；在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信众转向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有鉴于此，戒幢佛学研究所所长济群法师在《法音》发表了《一个根本，三大要领——关于汉传佛教建设的思考》的文章，认为当前汉传佛教界所以存在诸多问题，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由其依托基础所致，即目前盛行的修学体系存在缺陷；二是由实施制度所致，即现行佛教教育、僧团管理、弘法布教缺乏相关制度作为保障。他强烈呼吁，建设契合当代的大众化修学体系，认为这是当前佛教自身建设的根本。为此他提出了实施的三大要领，即佛教教育制度建设、僧团管理制度建设、弘法布教制度建设。
　　今天的时代已与禅宗创宗和盛行的时代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不仅可以，也应当跳出宗门的窠臼，对“禅”与禅宗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反思。既要肯定禅宗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的积极意义和深刻影响，也要充分正视它产生的诸多流弊；既不能用今天的眼光来苛求于古人，也不能将古人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针对特定根机所说的法，及其行为模式，机械地套用于今天，更不能将禅宗祖师开悟后乘性而谈的话语，当作真理随意拿到世俗生活中乱用。对于“拈花微笑”、“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等说法，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以断是非，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法华经》所说的开、示、悟、入的佛之知见，和历代禅德砺志以求、津津乐道的向上一着。通过对“禅”真精神的审思与回归，我们认为，禅宗的主流传承、弘扬着佛陀智慧、慈悲、平等的精神，并通过自净其心、修行开悟来成就佛果，说明它是一个佛教宗派，但无论它如何自许其理论和悟境多么高妙、效果如何顿捷，都不能背离佛教经教的基础和僧团基本的行为规范。所以我们有必要把它重新纳入佛教的信仰与教理体系之中，一是依据佛教的根本教义加以检验，二是根据时代的特点和佛教发展的要求进行规范。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禅”的真精神，纠正其太多的历史积弊，避免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以使整个佛教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
　　（连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