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云龙山大石佛考

徐州云龙山大石佛考
　　●云龙山大石佛到底开凿于哪一年？
　　●是谁雕刻了大石佛？
　　●为什么当时仅雕一佛头？
　　●大石佛是释迦牟尼佛还是阿弥陀佛？
　　按：自八八年出家来云龙山，早晚课皆在大石佛下跪拜。十几年来，面对这尊高三丈四尺（11．52米）的千年古佛，我思考过自己的人生和选择，思念过远方的亲人和朋友。然而，每当凝视着它那神秘的微笑，我总有一种按捺不住的冲动，想问它：你在笑什么？是笑我混沌无知，定力不够？还是笑你看破一切，永藏神秘？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年龄的增长，我对佛陀的虔诚与日俱增，然而，大石佛背后的神秘一直困扰着我：大石佛到底开凿于哪一年？谁雕刻了大石佛？为什么要雕刻大石佛？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为解开千年古佛的秘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便着手搜集资料。十五年过去了，随着材料的积累，藏在大石佛背后的秘密逐渐清晰起来，于是有了这篇考证文章。
　　一、 关于大石佛的开凿年代，《州志》记载有误。
　　《州志》载：“正平元年（451年），北魏拓跋焘①南下侵宋，路经彭城，由手下士卒用兵器依崖而凿，时只雕一佛头，方面大耳，法相庄严，人呼佛头岩。”
　　目前，有关兴化寺的所有书籍、资料，在介绍北魏大石佛时，都沿用《州志》中的这段话。起初，我向人介绍大石佛也经常引用这段文字。可是随着我对南北朝历史的了解和对徐州历史沿革的分析，发现这段文字仅是作者的想象，缺乏历史依据，其理由有二：
　　1、正平元年（451年），正处于魏太武帝灭佛时期，在“佛教沙门无论少长，全部坑杀，佛图形象及胡经全部焚弃”的诏书下，士兵不可能冒天下之的大不韪。
　　北魏从道武帝拓跋硅定都平城(大同市)开始，注意推崇佛教，平城一度造寺建佛盛行，僧侣人数增多。始光元年(公元424年)，太武帝拓跋焘继位，仍然崇尚佛法，但在谋臣司徒崔浩的影响下，转信道教。
　　据《魏书》记载，太武帝太延四年(438年)下诏：50岁以下的和尚一律还俗。太平真君五年(444年)正月，太武帝又下了《禁容匿沙门师巫诏》：自王公以下直至普通百姓，限于本年二月十五日前将私养的沙门、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送交当地官府，过期不出者，师巫、沙门处死，私养者门诛。
　　公元445年，胡人盖吴在杏城(陕西黄陵)起义，拥众十余万人。太武帝率兵镇压，于达长安一所寺院发现兵器，疑沙门与盖吴通谋，于是下令搜查，又发现酿酒器具和州郡官员、富人寄存的财物。太武帝大怒，遂下令捕杀长安所有的僧人，焚毁所有佛像，并通告朝廷官员，依长安办法行事，即《灭佛法诏》。
　　公元446年3月，《灭佛法诏》下达到全国各地，诸州郡及京师共杀和尚万人。一时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魏国境内的寺院塔庙无一幸免于难，史称“太武法难”。
　　废佛后六年（452年），太武帝驾崩，文成帝即位，下诏复兴佛教，佛教又逐渐恢复。
　　从《魏书》这一段有关灭佛的记载，可以得知，在太武帝驾崩前（452年），不可能有大型的佛像雕凿活动。
　　2、正平元年（451年），徐州一直由南朝刘宋王朝的太尉刘义恭驻守，魏国士卒在与刘宋军队的作战过程中，只是匆匆路过徐州，北魏士卒不可能在云龙山凿出石佛。
　　有关正平元年（451年）前后的战事，《北史·世祖本纪》是这样记载的：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闰十月，拓跋焘下令全面反攻，诸将分道进击。永昌王拓跋仁率部自洛阳趋寿阳(今安徽寿县)，尚书长孙真率部趋马头(今安徽怀远县)，楚王拓跋建率部趋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高凉王拓跋那率部自青州趋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拓跋焘自东平趋邹山(即峄山)。
　　（宋）文帝恐魏军进至寿阳，命康祖率众8000结车营与之激战，因寡不敌众，中矢而亡，所部多战死。魏军损失亦重，死万余人。魏太武帝率军占领萧城（安徽萧县），攻彭城未克。
　　十二月，（魏）太武帝引兵南下，使中书郎鲁秀趋广陵
　　(今江苏扬州西北)，拓跋那趋山阳(今江苏淮安)、拓跋仁趋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所过肆意残杀，城邑望风奔溃。时（宋）辅国将军臧质部遭魏攻击，败溃，弃辎重器械，仅率700人退入盱眙城。（宋）盱眙太守沈璞以郡当冲要，与臧质率兵抗击。拓跋焘见城坚难克，即留将围守，自率大军进至瓜步山(今江苏六合东南)，伐苇为筏，声言欲渡江。
　　为防魏军南渡，（宋）文帝命刘遵考等领兵分守津要，陈舰列营，沿江巡逻；太子刘劭镇石头城(今南京西)，统领水军。
　　太平真君十二年(451年)正月，拓跋焘因魏军无水师，无法渡江，又见宋沿江防备，难于突破，望江兴叹，遂从瓜步山北撤。
　　魏军回军途中进攻盱眙，制钩堞车、轮番攻城，三旬未克。又闻宋遣水军自海入淮水，并令彭城守军断魏军归路，即于(451年)二月燃烧攻具退走。魏军经过彭城，闻有追兵，于是尽杀所俘士民而去。驻于彭城的宋太尉刘义恭因畏惧魏军，未追。
　　从以上的战事记录看，北魏士卒在正平元年（451年），不仅没有时间在云龙山凿出大石佛，当时可能连徐州城都没有进入，在此雕佛更是不可能之事。
　　二、 大石佛的佛头雕凿时间应在公元467年之后。
　　从北魏与南朝刘宋王朝的战争史看。徐州云龙山大石佛佛头开凿不会早于公元467年，因为在这之前，彭城还属于刘宋王朝所管辖。这一点可以从《徐州府志》（沿革表）得知。
　　《徐州府志》（沿革表）载：（徐州）于明帝泰始二年（467）陷于魏。（《宋书·明帝纪》）
　　关于徐州陷于魏的那场战争，《中国历代战争史》有详细的记述，该书称之谓“彭城之战”。
　　宋泰始二年(北魏天安元年，466年)至次年（467年），在宋与北魏战争中，宋与北魏在彭城(今江苏徐州)等地进行的一场争夺战。
　　是年（466年）正月，宋晋安王刘子勋称帝，即帝位于寻阳(今江西九江西南)，宋徐州刺史薛安都等举兵响应。八月，刘子勋被宋将沈攸之所杀。十月，徐州刺史薛安都等遣使向宋明帝刘或乞降。宋明帝命镇军将军张永、中领军沈攸之率甲士5万往迎。薛安都等闻朝廷大兵北上，惧而降魏。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常珍奇亦于悬瓠(今河南汝阳)降魏。北魏遣镇东大将军尉元、镇东将军孔伯恭等率骑1万出东道援彭城，镇西大将军拓跋石等援悬瓠。十二月，（宋）张永、沈攸之进逼彭城。（魏）尉元率军亦至彭城，薛安都出迎。张水夜攻彭城南门，不克。467年正月，张永等退走，宋梁、南秦二州刺等亦为魏军所俘，宋淮北青、徐（徐州）、冀、兖四州及豫州淮西(汝南、新蔡、南顿、颍川诸郡)皆为魏所有。
　　彭城之战，详细记载了徐州在公元467年，才为北魏所有。因此，可以这么说，在公元467年之前，北魏不可能在徐州凿大佛头。
　　那么，该佛头是不是在刘宋王朝管辖时雕出的呢？带着这个疑问，我翻阅了《南朝刘宋王朝的兴趣和衰亡》及《南朝佛教史》等书籍，排除了刘宋王朝在徐州雕佛的可能性。
　　1、刘宋王朝当时还没有凿窟雕佛的理念。公元420年，刘裕（武帝）废晋恭帝建刘宋王朝，也崇信佛教。继任者文帝（424――453）、孝武帝（454――464）对佛教沙门也很尊崇，但是在公元451年左右，刘宋王朝还没有凿窟雕佛的理念。这种理念直至南朝齐梁间（公元489――511年）才逐渐产生。
　　2、佛教沙门偏重于理论的发挥。晋室南渡后，魏晋玄学的余绪承传于江南，皇室贵族多谈玄论道。在这种思想文化背景下，刘宋王朝的慧严、道猷、法瑗等著名佛教沙门也多偏重于佛教理论的发挥。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创立学派（中国佛教的宗派，大多数是这个时期创立的），对凿窟雕佛几乎没有兴趣。
　　3、徐州作为刘宋王朝与北魏对峙的前沿阵地，在公元451年左右战事不断，不可能组织人员雕刻石佛。
　　三、云龙山大石佛可能出现在公元471年至486年之间，也就是说，云龙山大石佛的佛头雕凿的上限是471年，下限为486年。
　　先说上限。云龙山大石佛之所以不可能出现在公元
　　471年之前，可以从北魏石窟造像的发展历史中找到依据。
　　《中国石窟艺术》把北魏石窟造像运动分为四个时期：
　　文成帝②倡导凿窟造像时期：即北魏和平元年（公元460年），文成帝下诏，以当时的佛教领袖“沙门统”昙曜③为主管，在首都平城（今大同市）西的武周山上凿窟造像开始，到凿出“昙曜五窟”，即云岗现编号为16、17、18、19、20窟为止（公元467年）。
　　献文帝④继承发展时期：即公元465年献文帝继位至公元471年退位这七年间。献文帝即位后，继续在武周山麓凿洞塑像，续“昙曜五窟”又凿出五组石窟，即现在的第7、8双窟，第9、10双窟，第1、2双窟、第5、6双窟和第11、12、13窟。
　　孝文帝⑤发扬光大时期：公元471年至公元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开造龙门石窟时期。公元471年，年仅四岁的孝文帝即位，汉人冯太后临朝听政，造窟运动开始向全国漫延，直至公元495年在洛阳龙门山开凿古阳洞三大石窟为止。
　　孝庄帝至魏灭亡的衰落时期。公元528年孝庄帝即位，至北魏534年被东魏取代，造窟逐渐减少。
　　文成帝倡导凿窟造像阶段，我们不必去考虑，因为文成帝倡导凿窟造像阶段（公元460年至公元467年）徐州还属于刘宋王朝，已排除在云龙山大佛开凿期之外；献文帝继承延续时期，也不必去考虑，因为凿窟造像还仅仅局限在大同武周山一带，凿窟造像还没有在全国推开，因此徐州云龙山大石佛出现的最早年份只能在公元471年。
　　再看下限。我之所以把云龙山大石佛的开凿年代的下限定在公元486年，是因为在徐州云龙山大石佛两侧有佛造像的年号题字，计有：魏太和十年七月造像（公元486年7月）；唐开元二十二年五月造像（公元734年5月）；唐乾元三年四月造像（公元760年4月）；唐元和十五年造像（公元820年）；宋政和七年造像（公元1117年）。这些年号题字都是当时开凿时留下的，没有值得怀疑的。
　　这样，我们就可把云龙山大石佛的佛头雕凿年代大体定在公元471年至公元486年之间，至于具体哪一年？我们还要从北魏与南朝刘宋王朝的战争史和北魏造窟运动的历史上去考证。
　　四、 徐州云龙山大石佛可能雕凿于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即公元485年。
　　通过以上的考证和论述，徐州云龙山大石佛雕凿的年代大致可匡定在公元471年至486年这十五年间，至于是哪一年？要看在这一时间段，有没有雕造佛窟的机缘出现。
　　从公元471年至486年，在徐州有史可考的历史事件有六：
　　1、魏孝文帝延兴元年（公元471年），魏使王崇巡察青、徐等州，抚慰新附，观省风俗。（《魏书·王宪传》）
　　2、 魏孝文帝承明元年（公元476年），四月辛酉，徐州大风，雹。（魏书*《灵征志》）
　　3、 魏孝文帝太和四年（公元480年），秋七月，齐角城戍主举城降魏，八月丁酉，魏遣徐州刺史，梁郡王嘉迎之。（《通鉴》）
　　4、 魏孝文帝太和五年（公元481年），魏徐州刺史薛虎子请于彭城积谷，以兵绢市牛，兴置屯田，魏主从之。（《魏书·薛虎子传》）
　　5、 魏孝文帝太和九年（公元485年），武宣王勰⑥，献文帝子，太和九年封，徒彭城。（《魏书·本传》）
　　6、 魏孝文帝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全国实行均田制和汉化政策，即孝文帝改革，徐州开始土地改革。
　　从以上六个事件看，最有可能促成徐州雕凿佛像的事件是第五项，即献文帝的儿子武宣王勰被徒封为彭城王。其理由有三：
　　1、 在北魏，从云岗石窟到龙门石窟等所有的造窟行动，都是皇室行为。它们有的是皇室直接出钱雇工匠所为，有的是在皇室的要求下，由僧人带领工匠所为。武宣王勰作为皇室人员和彭城王，最有可能做这件事。
　　2、 孝文帝太和九年，即公元485年，正逢北魏都城一带营造佛教石窟热潮，从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来到徐州的武宣王勰，与其他人相比，最有可能追随这场造窟风潮。
　　3、 北魏皇室有“结伴高僧、游心释典” 的风尚，武宣王勰的父亲献文帝、兄孝文帝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和佛教石窟营造的倡导者，他们在平城都曾“凿仙窟以居禅，辟重阶以通述” （《鹿苑赋》）。元勰作为献文帝的第六子，孝文帝的弟弟被封王来徐州，极有可能把他在平城结交的僧人和工匠一同带来，他们来到徐州的第一件事，可能就是寻山掘窟，以便“居禅”、“通述”。
　　我认为徐州云龙山大石佛应该是开凿于孝文帝太和九年，即献文帝的儿子武宣王勰被徒封为彭城王的那一年，也就是公元485年，并且主事者就是彭城王勰。
　　五、 对“云龙山大石佛不在窟中，且有头无身”的推测。
　　《州志》载：“时只雕一佛头，方面大耳，法相庄严，人呼佛头岩。”
　　《重修石佛寺大佛殿碑记》载：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知州王黾承③为石佛续凿两臂及胸，成释迦半身像，像高三丈六尺余。
　　北魏时期的石窟雕像要么是立佛，要么是坐佛，并且都是深居窟中，徐州云龙山的大佛仅雕一佛头，到清代才被人雕出身子，且置于露天之中，这是为什么？
　　根据中国石窟造像发展史中的记述，有三种情况可能导致上述现象出现：
　　1、 在石窟开凿过程中，当地发生了战争，开凿工程被迫中断。
　　2、 主事雕凿的人获罪或被杀，开凿工程搁置。
　　3、 在开凿过程中，石窟穹顶坍塌，石窟废弃。
　　徐州云龙山的大佛仅雕一佛头，就停工了，也不会出乎以上三条原因，那么到底是哪一原因呢？下面让我们逐一分析。
　　1、 开凿过程中，徐州有没有发生战争？据《中国战争》（南北朝）一书：从485年至515年的30年间，与徐州有关联的战争共发生了4起，分别是：
　　淮汉之战：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北魏乘南齐箫鸾篡夺帝位之机，兴师南下进攻南齐淮汉(今淮河中游沿岸)。是年十二月，魏孝文帝拓跋宏派征南将军薛真度督4将南下攻齐襄阳(今属湖北)：大将军刘昶、平南将军王肃攻义阳(今河南信阳)；徐州刺史拓跋衍攻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这场战争只动用了徐州的兵力，没有在徐州发生。
　　张惠绍、昌义之攻魏之战：北魏正始三年（506年），梁将张惠绍、昌义之攻魏于梁城(今安徽淮南田家庵附近)。五年二月，梁徐州刺史昌义之与魏平南将军陈伯之战于梁城，昌义之败走。这场战争只动用了徐州的兵力，也没有在徐州发生。
　　钟离之战：北魏正始四年(507年)，南朝梁军将领昌义之、曹景宗、韦叡等率军进攻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梁武帝萧衍为抵御魏军，派徐州刺史昌义之领兵进屯钟离。这场战争也只动用了徐州的兵力，没有在徐州发生。
　　朐山之战：北魏永平四年(511年)，南朝梁振远将军马仙埤率军与北魏军争夺朐山(治朐山，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海州)作战。三月北魏徐州刺史卢昶派郯城戍副张天惠、琅邪戍主傅文骥相继率兵赴朐山增援。这场战争也只动用了徐州的兵力，没有在徐州发生。
　　四场战争全发生在徐州周边，并且都发生在大石佛开工的10年乃至20年之后。由此可以断定，徐州云龙山大石佛因战争停工的可能性极小。
　　2、 主事雕凿的人是否获罪或被杀？《资治通鉴》第一百四十七卷载：“元勰，字彦和，献文帝第六子，孝文帝之弟。元和九年（485年），封彭城王。永平元年（508年），薨。”
　　由此可知，彭城王勰死于徐州云龙山大石佛动工开凿的第17年，在这17年间，大石佛若正常开凿，不会仅凿出一佛头。可见，徐州云龙山大石佛的开凿在彭城王勰死前就已经停工，不是因为元勰死去而工程搁置。
　　3、 在开凿过程中，石窟穹顶是否坍塌？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北魏云岗石窟的造型结构。
　　昙曜石窟造型：马蹄形平面，窟窿顶、草庐形式。石窟（佛洞）一般宽7丈、深6丈。内雕释尊迦牟尼佛，或结跏趺坐，或巍峨独立，两壁则饰以千佛, 该样式属北魏早期石窟造型。多由皇室和上层统治阶级直接经营，规模宏大。
　　中心塔柱窟造型：马蹄形平面，窟窿顶，窟中有石柱，饰成塔型，四壁凿佛龛，雕弥勒、释迦、多宝像释。该样式属北魏中、后期石窟造型，为防洞窟坍塌而创立。
　　从北魏时期的这两种石窟造型看，徐州云龙山的大石佛不属于其中的的任何一种，因为徐州大石佛不在石窟中，而是在露天石崖上。
　　起初，徐州大石佛真的是凿在露天石崖上吗？我的回答是：绝不可能。其理由有二：一是古印度佛教兴起后，佛教信徒、僧侣将石窟作为礼佛和修行的场所，佛必须雕在洞中，这是传统。二是北魏所有的大佛皆在窟中（只有云岗第
　　14窟的大佛因顶部坍塌处于露天）。
　　现在我们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徐州云龙山大石佛起初也在窟中，其石窟样式为北魏早期石窟造型――昙曜式。之所以成了露天大石佛，是因为在石窟开凿的过程中，顶部坍塌了。
　　这种推想，在云龙山大石佛实地可以找到依据：
　　1、 云龙山大石佛在进深12米处，两侧皆是山石，且饰有千尊小佛，正是北魏早期石窟造型――昙曜模式。
　　2、 云龙山大石佛两侧石崖越向上，越向内缩，只有洞窟才有这种走势。
　　3、 “三砖殿覆三丈佛”这种奇特的建筑样式，唯有洞窟顶部坍塌，在上面构建殿宇，才会出现。
　　4、 云龙山为折皱山，叠石陡立，凿洞极易塌陷。
　　云龙山大石佛当时只雕一佛头，且处于露天，确系洞窟坍塌，工程废弃所至。
　　结论：徐州云龙山大石佛雕凿于元和九年（公元485年），主持雕刻者为当时的彭城王、文献帝的第六子元勰。由于在雕凿过程中，顶部坍塌，于元和十年（公元486年）终止，留下一残洞和佛头。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徐州）知州王黾承为佛头续凿两臂及胸，成一完整的佛祖座像。后兴化禅寺僧人在残洞上构建庙宇，形成“三砖殿覆盖三丈佛”的天下奇观。
　　2004年11月24日于云龙山兴化禅寺丈室
　　注解：
　　①跖拔焘（408-452）：太武帝，明元帝长子，423年即位，太武帝拓拔焘，即位后先后消灭大夏，北燕，北凉，大大增强北魏国力，统一了北方。但在与南朝刘宋的战争中大败。452年死，时年45岁。在位28年，曾灭佛。
　　②文成帝（440-465） ：拓拔浚，太武帝嫡孙，452年即位，在14年。死于465年，时年26岁。以凉州沙门昙曜为沙门统，开凿云冈石窟 。
　　③昙曜：北魏时期著名僧人，来自凉州（武威一带）。年青时曾到过敦煌。文成帝拓跋浚继位，被任命为沙门统(也称僧统，负责掌管全国的僧尼事务)。公元460年，征集民工和石匠，在平城(今山西大同)的武周山一带开凿石窟，即内地最早的石窟――云岗石窟。
　　④献文帝（454-476）：文成帝长子，465年即位，在位7年。，即位时14岁。18岁时就让位给4岁的太子，476年死，时年23岁，崇尚佛教。
　　⑤孝文帝（476-499）：献文帝之子，471年即位，位29年。崇尚佛教。文帝一朝，进行改革，494年，迁都洛阳，推广汉化，并带头将姓改为"元"。加速了北方少数民族封建化的过程，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⑥武宣王勰：姓跖拨，后改姓元，字彦和，司州河南洛阳光睦里人也。献文帝之第六子，孝文皇帝之弟。太和九年，封彭城王。仕历侍中已下至太师。十七除官。永平元年岁在戊子，春秋卅六年九月十九日己亥薨。追赠使持节侍中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师领司徒公，谥曰武宣王。其年十一月六日葬于长陵北山。
　　关于彭城王勰的死因，《资治通鉴》上是这么记载的：北魏立高皇后之时，彭城武宣王元勰再三劝谏不可，宣武帝不听。高肇由此而怨恨元勰，数次在宣武帝面前进谗言诋毁元勰，宣武帝不听信。元勰崐推荐自己的舅舅潘僧固为长乐太守，京兆王元愉反叛，胁迫潘僧固与他同伙，高肇因此而诬告元勰北与元愉勾结相通，南招蛮贼。彭城武宣王元勰手下的郎中令魏偃、原先的防阁高祖珍希望高肇提拔他们，就与高肇勾结一起陷害元勰。高肇命令侍中元晖上报宣武帝，元晖不从，又命令左卫元珍去报告了。宣武帝就此事询问元晖，元晖说明元勰不会如此；宣武帝又以此事问高肇，高肇叫来魏偃和高祖珍作证，宣武帝就相信了高肇的诬陷。戊戌（十八日），宣武帝召元勰以及高阳王元雍、广阳王元嘉、清河王元怿、广平王元怀、高肇一起入宴。元勰的妃子李氏正在生产，因此他再三推辞不去赴宴。中使相继而来宣召，元勰万不得已，只好与李氏诀别，然后登车而去，进入东掖门，过小桥，拉车的牛不肯向前，打了它很久还是不向前迈进，又有使者责备元勰来的迟了，于是只好去掉牛，由人把车拉进去。宴会在宫中举行，到了夜间，全都喝醉了，宣武帝令他们各就方便之处休息。不一会儿，元珍带着武士送毒酒来了，元勰说：“我没有罪，希望能一见圣上，死而元恨！”元珍说：“圣上怎么可以复见呢？”元勰说：“皇上对明，不应该没有事就把我杀掉，乞求与诬告我的人当面对质！”武士用刀环向元勰的脸上打去，元勰大声呼喊道：“冤枉啊！老天爷！我如此忠心反而被杀！”武士又打，元勰只好饮喝毒酒，武士上前杀了元勰，天亮之后，用褥子裹了尸体装在车上送回他的府第，声称大王因酒醉而死去。李妃放声大哭，高声喊道：“高肇冤枉杀人，伤天害理，老天爷有灵，你怎么能得到好死呢？”宣武帝在东堂为元勰举哀，赠官和葬礼莫不优厚加倍。朝廷之内的大小官员，无不丧气叹息，行路男女都流着眼泪说：“高令公冤枉地杀害了贤德的彭城王。”从此朝廷内外对高肇更加憎恨得厉害了。
　　参考书目：
　　1、《中国佛教史》
　　2、《石窟艺术发展史》
　　3、《北朝北魏世系》
　　4、《北魏战争史》
　　5、《徐州府志》
　　6、《南北朝时期战争年表》
　　7、《帝王与佛教》
　　8、《中国石窟寺建筑》
　　9、《高僧传》
　　10、《魏书》
　　11、《水经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