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元禅师与日本黄檗文化

隐元禅师与日本黄檗文化
　　隐元（1592-1673），名隆琦，俗姓林，福建福清人。是临济宗明末清初黄檗山万福寺高僧。在迁葬南明抗清名臣钱肃乐遗体后，于南明永历八年即清顺治十一年（1654）东渡，开创日本黄檗宗。隐元在日本，朝野名流皈依者甚众，名气颇大。如果说唐代高僧鉴真东渡，经历坎坷，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名垂千古，那么明末清初东渡的隐元可以与他相媲美。隐元及随行的东渡弟子，学识渊博，多才多艺，他们对当时日本禅学、医学、书法、绘画、音乐、诗词、习俗影响甚大。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历史政治的原因，使隐元及其弟子东渡的业绩不能在中土广泛流传，乃至鲜为人知。全祖望在撰写钱肃乐神道第二碑铭时，曾托钱氏嗣子二池搜集隐元遗文，可见其遗文流传不广。应该说，至今我国学术界对隐元的研究，还很不深入。本文仅就禅学领域作初步探讨，权当抛砖引玉。
　　一、 隐元是明末清初黄檗宗高僧
　　首先需要说明，本来禅宗有五个宗派，即伪仰，云门，法眼，临济，曹洞。其中伪仰，法眼，云门三家宋元之际俱呈衰微之象，至明代惟存临济、曹洞二家独兴。临济宗是禅宗最大的一个派系，出自黄檗，历史上南黄北济同兴同衰，而明清之际“檗山”现象足以表明黄檗已成为临济宗内一大流派，不然日本后来不会出现黄檗宗。说隐元是明末清初黄檗高僧，即是此意，与禅宗五家学说没有矛盾，因为历史内容是丰富而又复杂的。
　　隐元少时，家境贫寒，“难以攻读，至九岁入学，十岁废读，遂渐学耕樵为业。”他时常静夜坐卧松下，“仰观天河运转，星月流辉，谁系谁主，躔度不忒，心甚惑焉。然此道理非仙佛难明，才有恭佛仙之念”（《黄檗山寺志》卷三僧篇）。后来，乘船入浙东海域普陀山，在朝音洞寄居二年。“祷祝睹大士境界，遂欲轶尘”（《新续高僧传》卷五十六）。三十年后他回顾此事时深有感触地说：“彼中有波浪锦鳞来迎，则观音大士不负老僧之愿矣。”
　　隐元二十九岁时入本县黄檗山万福寺，礼鉴源兴寿禅师落发出家。鉴源兴寿，俗姓许氏，晋江人。法钦禅师弟子，黄檗中天正圆禅师之法孙。明万福寺第三代护藏，天启六年（1626）圆寂。本来黄檗山位于福清县之西南，以山中盛产黄檗（皮、根可入药，叶可食）而得名。始建于唐贞元五年（789），由曹洞法嗣正干禅师开创，初名般若堂，嗣后德宗赐名建福禅寺。禅门巨匠希运禅师承开山余光，卓锡弘化，大振禅风。自希运下传形成临济宗后，黄檗山道场就与临济宗同兴同衰，如同兴于宋，同衰于元。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大休禅师募缘重修殿宇，被尊为重兴之祖。后又经正圆禅师开山，法钦禅师重兴，到鉴源禅师时，万历皇帝赐藏赠匾，敕“万福禅寺”之名一直沿用至今。万历四十三年（1615），鉴源重建大殿，法堂，何乔远居士赠诗称诵。鉴源是黄檗山高僧，法缘成熟，晚年启迪隐元“心光灿发”对隐元以后的禅门生涯影响甚大。
　　天启四年（1624），密云禅师开堂金粟山广慧寺，阐述禅宗宗旨。隐元则“往依之，始露头角，机锋、酬酢迥出寻常”（《新编高僧传》卷五十六隐元传），深受密云器重。崇祯三年（1630），密云在隐元陪同下来到黄檗山，被奉为重兴后的第一代住持。密云返浙后，隐元留在万福寺，心情惆怅，挥笔题赋"檗山苍翠叠层层，难掩孤贫一个僧。堪笑化工又未瞥，春来秋去大忙生。"后移居狮子岩习静。崇祯六年（1633），费隐通容禅师继主万福寺，为第二代住持，隐元即师事之，进一步研究禅学。崇祯十年（1637），隐元继主万福寺，为第三代住持，不久重建殿宇，僧寮。明亡前后之际，隐元将住持法席让给法弟亘信行弥，飘然至浙江崇德县福严寺，福建长乐龙泉寺等地隐修。顺治三年（1646），隐元重新回到黄檗山，使临济宗的黄檗流派进入黄金时代。当时黄檗禅风遍及闽地，扩展到江苏、浙江，费隐的弟子亘信行弥、灵机行观、百痴行元、韬明行宗都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如行弥协助隐元修复万福寺，开设道场遍及福建各地，弟子众多。所谓“三里一庵，五里一寺，钟声所闻之处皆为寺产”（《黄檗山寺志》卷一）的盛况，即指这一时期。但是，他们都十分尊重隐元，如亘信行弥致隐元信云：“天童师翁，吾兄亲近多年，虽受印于径山费大和尚，实发大机用，普天下俱推重黄檗元法兄。”费隐也说隐元“数年来江外名闻甚隹”，可见隐元的声誉与黄檗的中兴是分不开的，隐元的贡献是无人可以替代的。
　　黄檗中兴，除隐元嫡裔继承和禅学造谐的作用，还与弟子中的新成分--明亡后许多遗民不愿降清而削发为僧的历史政治因素分不开。如千呆性安，俗姓陈氏，名云瑞，长乐人，崇祯十七年明亡明九岁，后落发为僧师事隐元弟子即非如一。南源性派俗语姓林氏，号香林，福清人，顺治二年（1645）披剃，师事隐元。独往性幽俗姓欧，名琪，字全甫，闽候官诸生，顺治八年（1651）披剃，师事隐元。独耀性日俗姓姚，名翼明，字兴公，浙海宁人，南明鲁监国职方主事。顺治九年（1652）披剃，师事隐元。凡此不胜枚举。这些人的加入，为黄檗宗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为日后隐元道播寰宇，声驰东赢提供了新的活力。隐元弟子众多，而且文化素质较高，都是一代名僧。除了皈依禅门已久的慧门如沛，木庵性韬、即非如一、虚白性愿等人外，前面介绍的弟子中亦多有建树。如独往性幽，为人慷慨激昂，素有节操之名，深得隐元器重，命修《黄檗山寺志》流传至今。独耀性日，素有反清复明之志，并直接参与斗争，隐元命掌书记职，编撰隐元六十三岁前的年谱，这对隐元六十三岁后扶桑弘道起到了推进作用，被隐元视为法门功臣。
　　黄檗中兴，还与居士支持分不开。这些居士，有的在海外，诸如何毓楚、魏尔潜、林守殿等人。他们对传播明代文化，兴隆日本长畸唐三寺，支持隐元东渡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有的在海内，其中有南明政权头面人物，如东阁大学士刘沂春。建国公郑彩，定西候张名扬，国姓公郑成功等人。从中不难看出，隐元及其弟子在修道的过程中，亦参与了反清活动，如独往性幽就参加了张名扬的北伐队伍。隐元在万福寺保护了一批危难中的反清志士，从他与道岳等人的信中或多或少地都反映了这一事实。当然，有了居士的支持，对万福寺和黄檗宗派，对隐元东渡及东渡后与中土联系，对开创日本黄檗宗，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隐元东渡并不是偶然的，当时的日本临济宗僧侣对他并不陌生。如崇祯十五年（1642）万福寺刊印的“隐元语录”舶载长畸时，日本妙心寺派僧侣当即购买阅读。明亡后，明遗民东渡不绝，其中就有逸然性融，净达觉闻，蕴谦戒琬等名僧，他们的宣扬使隐元在日本名声大增。适逢日本后光明天皇欲创一禅林，再加上日本承应元年（1652），二年（1653）长畸唐三寺（兴福寺、崇福寺、福济寺）的护法撞越陈性乾、何毓楚、魏尔潜等人先后上书希望邀请隐元东渡，经德川幕府批准，逸然遣使再三恳请，隐元终于答应东渡。费隐从黄檗中兴的利益出发，曾经给隐元写信，以“当守名闻，以荫后人”为由，劝告“决不可往应”，但隐元最终没有采纳。实际上，隐元秉性刚正，苦行高谊，最终决定东渡是基于两点考虑。第一、顺治八年（1615年）隐元的弟子也懒性圭遵照师命，应邀东渡探询日本的佛教状况，不幸溺死于海中，使隐元非常悲痛，出于子债父还的原因而东渡。第二、当时清兵破浙东四明山、舟山后，南明众多抗清名流战死，鲁王亦自去监国号，清廷对寺宇僧侣控制很严，迫害有反清复明意识的僧侣，“辛卯之难，寺中星散”。（全祖望《南岳和尚退翁第二碑》）这对隐元精神上打击很大，他在复魏尔潜信士的信回顾当时的情况说：“正君子道消之际，贤达豪迈之士尽付沟壑”。这也是他不听费隐劝阻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隐元看来，振兴禅宗与复明是分不开的，他把复明希望寄托在郑成功等名将身上，寄托在南明永历政权。事实上这也是当时流亡海外明遗民的共同愿望。如朱舜水于永历十二年应郑成功召回国，参加北伐，翌年事败后定居日本。所以，对隐元来说，虽然应邀东渡，但他更希望抗清形势有转机，然后再回国。永历八年清顺治十一年（1654）正月，隐元举慧门如沛继席黄檗，以三年为期，离开黄檗山万福寺。经泉州、安海、于六月初三日抵达厦门，受到郑成功，郑彩等人的款待。六月二十一日，由郑成功派“国姓爷”号战船护送，隐元率领大眉性善，慧林性机、独湛性莹、独吼性狮、南源性派等僧俗弟子计三十八人束装东渡。七月五日抵达长畸，被迎进兴福寺，后移住崇福寺。期间寓日的明遗民戴笠（曼公）依隐元剃度出家，法名性易，号独立，这是隐元东渡后收的第一个弟子。另外，木庵性韬、即非如一亦相继东渡，从此隐元的人生历程进入新的阶段。
　　二、隐元在普门寺弘扬黄檗禅风
　　隐元东渡，日僧非常喜悦，如大阪大仙寺湛月禅师说：“黄檗山隐元大禅师游于我扶桑，宣扬祖风，于戏是何幸哉。当于丛林衰替之秋，如冷灰之复燃矣，孰不随喜焉耶。”把振兴日本禅宗的希望都寄托在了隐元身上。
　　本来临济宗形成于晚唐时期，其创立者义玄禅师虽欲建立黄檗宗者，但其禅风以“看话禅”为主，严峻峭烈，尤以棒喝为盛。日本临济宗是日僧荣西于绍熙二年（1191）从南宋归国后开创的，后经南北朝和足利氏室町幕府初期，进入全盛时代，并在京都修“五山十刹”成为日本禅门主流。“五山”僧侣十分重视程朱理学修养，从而传播了带有禅门色彩的宋儒理学基本知识，皇室、幕府、武士皈依者甚多。但是，经历“应仁之乱”后，“五山十刹”受到破坏，临济宗的势力衰退，禅风败落。德川幕府初期，素有“幕府柱石”之称的崇传（1569-1633）参与策划包括“五山十刹”在内的寺院法度，亦未能振兴其宗。宽永年间（1624-1644）妙心寺和大德寺彼此独立，与“五山”南禅寺对峙，充分体现了临济宗的虚弱和禅风不振状况。不过，此间寓居长畸的明朝侨民修建唐三寺，接待中土临济宗和黄檗派僧侣东渡，为日本禅宗带来了无限生机。明历元年（1655）八月，隐元应日本妙心寺名僧龙溪宗潜邀请，在弟子慧林性机和日僧独照等人陪同下，前往摄津州富田普门寺说法。临行前，长畸奉行从百余名唐通事（专侍翻译工作）中选定刘宣义随行，萨摩侯锅岛直能出大船供航用。隐元一行经马关（今下关）入濑户内海，九月五日由大阪改乘小船，翌日到达普门寺。隐元此行，对振兴日本禅宗和创立黄檗宗有着很重要意义。
　　普门寺是日本临济宗名刹，建于镰仓幕府时期，“应仁之乱”后罹难，梵钟被毁而铄之。隐元到来时，“无殿堂之设，无寮舍之区”只有“破屋数椽”，可见普门寺的现状和居住条件还不如唐三寺和中土黄檗山，其为弘法而使日本禅宗冷灰复燃的献身精神，窥一斑可见全豹。梵钟乃寺宇之重要法器，藉以醒觉禅门教义，所以隐元到来后首先铸造梵钟。是年十一月初一日梵钟铸就，隐元撰写铭文如下：
　　天地为炉，偶铸尔形。威音为父，强安尔名。不假雕琢，一火即成。靡寂靡响，应叩则鸣。昏昏梦觉，蠢蠢皆惺。禅林礼乐，必也中兴。无量妙义，尽在此声。明历元年乙未孟冬吉月，临济三十二世黄檗山隐元琦谨书（《扶桑钟鸣集.摄津国普门寺》）。
　　隐元撰写上述钟偈，主要是阐述教外别传的禅宗思想，并流露其远大的抱负。隐元早年曾说：“我这里一法也”，因为他厌恶沉溺于雕刻的文字禅。本来黄檗宗祖祖相传只一心，佛与众生唯是一心，即心是佛，故黄檗宗希运禅师曾云：“形于纸何有吾宗。”（《黄檗山志》卷四希运条）普门寺钟铭“天地为炉，偶铸尔形”寓意一心是天地的本源，生死解脱只是在天地迷悟之间，靠修行内省，方能“昏昏梦觉，蠢蠢皆惺。”这是不立文字，不靠经教，以心传心的具体表现，所以说“不假雕琢，一火即成。靡寂靡响，应叩则鸣。”而“威音为父，强安尔名。禅林礼乐，必也中兴。无量妙义，尽在此声。”则表达了禅宗之声望，以及隐元振兴日本禅宗之决心。毫无疑问，隐元撰写普门寺钟鸣，弘扬黄檗宗旨，对振兴日本禅宗有着重要影响。
　　隐元到普门寺不久，即是年十一月初四日，龙溪请隐元举行祝国开堂法会，就任住持。然而，翌年四月无上东渡到达长畸，由木庵遣惟玄将慧门如沛及黄檗山诸檀越请隐元回国的书信送到普门寺。信内云：“请法驾回山，以安常住，慰四众之望。”（《黄檗山寺志》卷四清隐元回山书）隐元此时亦有回国之意，他在复木庵的信中说道：“闻无上至，老朽又添一足，涉险履危，擎波还国可无患矣。”当龙溪从江户回来后，隐元多次向他吐露此意。龙溪再三慰留，隐元为其诚意所感动，姑且答应结制一期告归。明历三年（1657）春解制，命龙溪去江户幕府辞谢，八月龙溪自江户回，告知幕府裁断滞留普门寺，隐元不得已许之，回国之念遂罢。顺治十三年（1656）二月二十日费隐禅师的信件历一年之久送达长畸，内云：“贤德受请弘法，既经三载，闻亦甚盛，当急流勇退。……望贤德急来，免得老僧朝夕注念。”言语恳切之至，长畸奉行恐加深隐元回国之念，道暂将信件扣压，直到隐元答应留住，始发往普门寺。隐元读之深感歉然，只好复书慰问恩师。
　　万治元年（1658）九月，隐元在龙溪陪同下去江户（今东京），住妙心寺未寺即汤岛天泽寺说法，十一月初一谒见幕府将军德川家纲，并会见大老酒井忠胜以下诸官员。十二月回到普门寺，作《东渡扶桑祖赞》。
　　隐元在普门寺期间，除费隐、如沛外，中土的法弟、法侄、弟子、擅越频频来信，几乎都希望他早日回国。他在这种情况下毅然留住日本，为振兴日本禅宗而无私地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其实，隐元向来主张忠孝两全，他何尝不想早日回到自己的祖国。如他在复未发禅人书中云：“塔事且缓，待吾归山时为之未晚也，”又说：“断然有成吾志，回山之日必也有期。”“有成吾志"是指南明政权光复浙，闽、就是他回山之日。独耀是他信赖的弟子，原是南明政权官员，顺治十三年（1656）八月二十日他致书隐元说：”倘太平有日，达之朝廷，奉诏征召回国，其“朝廷”即指永历政权，当时李定国已与郑成功相约以舰队直取江南，故信中才有“倘太平有日”句，这与隐元的“断然有成吾志”纯属一个政治概念。然而历史无情，隐元有国不能回，其内心矛盾痛苦可想而知。
　　三、隐元开创日本黄檗宗
　　万治二年（1659）春，隐元承永井信斋居士请，游京师山城（今京都地区）宇治地方。六月，德川幕府下旨令隐元留住日本，开创禅寺。龙溪请隐元选择新寺地址，隐元指定宇治太和山，当即获得幕府批准。是年十一月，幕府颁布禁止在新地建立寺院法令，而对隐元则例外，这充分体现了对他的重视和支持。在筹建新寺期间，隐元一直住地富田普门寺。
　　隐元领到宇治新寺地址后，木庵当即致书盛赞云：“留住京师，故不违航海本愿，太和山既锡，则开山是定矣。唯和尚主栽，当以缓缓待渠兴创，再三推请而后应之，为千古榜样，则妙莫大焉。”木庵不但全力支持，并希望师父从容应之。木庵于万治三年（1660）十月从长畸来到普门寺，协助隐元创建新寺。
　　宽文元年（1661）五月，宇治新寺落成，其建筑、寺规、禅风行持都依照中土黄檗山万福寺旧制，并且仍以“黄檗山万福寺”名之，志不忘旧也。（《隐元全集》黄檗开山普照国师年谱）八月二十九日，隐元进山成为宇治万福寺第一代住持。从此以后，隐元在此寺大畅临济宗风，并使日本开始有黄檗宗。实践了他早年的诺言“跨海非常木，撑天必大材。”（《黄檗山寺志》卷八）
　　宇治万福寺筹建和落成后，中土僧侣纷纷致书隐元，语调言词开始变化。如无得海宁致书云：“和尚东渡，为彼岸第一人。”费隐书云：“吾侪主法人，彼此一天，其道无二。”良冶性乐书云：“初建太和，法道东兴，其在斯时。”他们为隐元的成就感到由衷高兴，给予支持。唯独如沛在“肯定千古德业”后，语调如故，并执意退隐，其心情可以理解。因为当初隐元命他继席并以三年为期，所以他晚年每次来信都祈求隐元“早回祖山”。当时国内情况怎样呢？郑成功兵败后退守台湾，不久病死。东南沿海地区抗清势力严重削弱，清廷下迁海令控制浙、闽，东渡船数激减，所以隐元已不可能再回国。而费隐禅师的政治态度亦转变，他在写给隐元的信中极力颂扬顺治皇“隆重济宗，自古以来无比，要召善知识。……相闻亦欲召老僧”云云，与隐元的政治立场形成了鲜明对比。
　　宽文三年（1663）正月十五日，隐元奉德川幕府旨意，在宇治万福寺举行祝国开堂法会，四方各宗高僧云集，盛况空前。后水尾太上法皇委托龙溪请隐元提示法要，收到后读之大悦。八月即非如一及其弟子千呆性安从长畸赶来协助隐元弘法，唐通事刘一元、林道荣亦来拜望隐元。宽文四年（1664），唐通事刘宣义（法名道诠）、幕府大老酒井忠胜（法名性印）购进暹罗（泰国）大木，运至宇治万福寺供修缮用。长畸崇福寺檀越陈道隆前来探望隐元。是年九月，隐元将法席让给木庵，自己退居松隐堂。
　　宽文九年（1669），长畸唐通事，崇福寺檀越林守殿前来拜谒。并落发为僧，法号独振，于万福寺旁开创塔头定善庵。
　　宽文十三年即延宝元年（1673），隐元居日弘法已近二十年，后水尾太上法皇多次遣使赐礼慰问，隐元撰谢恩诗酬答：“廿年行化寓东方，屡受洪恩念不忘。珍重上皇增寿算，西来正法仗敷扬。”时隐元已病魔缠身，去日无多。太上法皇对隐元的弘教精神感叹不已，赞叹说“师者国之宝也，倘世寿可续，朕愿以身代。”流露出对日本黄檗宗开创者隐元的尊崇之深情，特授隐元“大光普照国师”之称号。隐元圆寂前，嘱其弟子“以法门为重，以道自贵，不可循俗苟求声利，自丧至德。若不依吾训，非吾眷属。”（《黄檗开山普照国师年谱》卷下）。为感谢德川幕府赐地开山檀护之恩，特书偈致谢云：“西来万里老桑门，赐地开宗感国恩。今日功圆恭致谢，河山位镇永长存。”四月初三日圆寂，终年八十二岁。
　　关于隐元开创的日本黄檗宗盛况及其影响，我们从元禄十年（1697）十一月千呆性安撰写的宇治黄檗山万福寺钟铭，序文中可见一斑“当山乃日国之大名蓝也，开山普照国师应聘东来，特承大元帅钧命鼎建。从为国家祝厘道场，殿堂焕然，规度毕备，常集十方龙象，大振断际家风。远邻京华，近临宇水。峻峦叠嶂，虎居龙骧。苍松翠柏，覆地遮天。诚天下之禅林，寰中之奇观也。”铭文中则说：“太和形胜，冠于日东。丹山碧水，映带梵宫。广集龙象，大振纲宗。”（《扶桑钟鸣集，山城国黄檗山万福禅寺》）宇治万福寺成为“日国”、“日东”名刹，当然不是单纯以地区自然风光之美而出名的，而是在于隐元开山“常集十方龙象，大振断际家风。”广集龙象，大振纲宗，其意义十分重大。除步趾隐元东渡的法子法孙外，在日本尚有龙溪、独照、独本、铁牛、铁眼等杰出的日僧，宇治黄檗山后继有人，人才辈出，对振兴日本临济宗影响甚大。这也是隐元东渡对日本禅宗的巨大贡献。当千呆性安接任宇治万福寺第七代住持时，中土万福寺第五十二代住持壁立如迳（1627-1724）致千呆书云：“吾祖东迁后，先渡海振宗风，芬芳挺出，孙枝秀根。”说千呆“扶桑国内太和山中高提祖印，独振玄猷，传持黄檗宗旨，挽回济水颓波。”（《黄檗山志》卷四）充分肯定了千呆及其先辈弘畅黄檗宗风，振兴日本禅宗的历史性作用。事实也的确是这样，黄檗宗的昌盛，对日本佛教界的影响非常大，享保十年（1725）武藏州（今东京都、崎玉和神奈川一带）目黑威德寺改从黄檗宗，延享四年（1747）秩父法藏寺改从黄檗宗，其风蔓延迅速，先后有近百座寺院改从黄檗宗。迫使德川幕府于宝历十二年（1762）下令严禁寺院改宗。可见日本禅宗在黄檗禅风影响下，滋长了一股生气，遂有白隐禅师出世，使日本临济宗衰退局势得以挽救。
　　隐元开创的日本黄檗宗，为日本佛教史增添了光彩，为中日文化交流史谱写了新的瑰丽篇章。独具特色的“黄檗文化”氛围，已成为日本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隐元被日本人民誉为“民族文化的大恩人”，也正是基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