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元禅师与日本黄檗宗

隐元禅师与日本黄檗宗
　　明末清初，东渡日本的隐元禅师，把中国文化中的建筑、雕塑、书法、印刷、医药、音乐、饮食等传入日本，对日本近世佛教产生巨大影响，成为日本佛教禅宗和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盛事，在福清的历史上，留下了重彩一笔。
　　（一）
　　隐元，俗姓林，名隆琦。明神宗万历廿年（1653年）十一月四日，出生于福清万安乡灵得里东林村（现属上迳镇）。父林德龙，母龚氏。在兄弟三人中，隐元行三，原名曾丙，号子房。父亲在隐元六岁的时候，迫于生计往湖南、湖北一带谋生，一去不归，从此便家道中落。隐元九岁就学乡里的中峰社学，翌年冬即辍学，不得不学起农事，随兄长耕樵，维持生计。
　　隐元少年时就非常聪明。长大渐渐显露出成为宗教家的苗头。他经常与两三个朋友坐卧松树下，仰观天河运转，浮想宇宙的秘密，觉得宇宙间的至理，除非是仙佛难以明了，便有了向佛之意。此时的隐元虽未出家，却已看破红尘，与世无争了。十八岁时他加入径江念佛会，开始学习修行佛法的要领。
　　隐元二十岁的时候，母亲和兄长便摧他娶妻，他以“连父亲的去向尚不可知，为人之子实在是一件不孝的事情，等见到了父亲之后再娶妻室尚不为晚”为由拒绝了。第二年他与母亲商量，把为他结婚而积攒的银钱作路费，踏上了寻找父的旅途。苦苦寻找两年，父亲依然下落明。万历四十二年春，在寻父途中，隐元遍访浙江各地寺庙。他觉得，除了观音菩萨在冥冥之中帮助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于是他乘舟前往舟山列岛中的普陀山。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庄严肃穆，佛教圣地殊异于俗世间的一切，使二十三岁的隐元俗念顿消，进而有了心愿，便投身到潮音洞主身边，做了一个茶头，每日在佛前殿后为僧众提供茶水，而从未露出丝毫的苦累之色。由此也深得潮音洞主的喜爱。翌年三月，隐元辞别潮音洞，乘船返回故乡。隐元后来谈起此事说道：从前我巡拜普陀山，在潮音洞大士面前许愿，崇信三宝，这是我最初说出出家志愿的时期。出家的志向，这时就已经定下了。
　　（二）
　　抱着出家的心愿回家，虽然身在故里，心却在普陀。直到二十六岁时，终于说服了母亲，再次踏上去普陀的旅程。可在途经福宁地方时，旅费被盗，无可奈何，只好返回家乡，继续耕樵，过着念佛持戒的生活。二十八岁时，母亲去世了。家中请了清远里黄檗山万福寺的和尚来料理后事。隐元到上迳印林寺里拜会了黄檗山来的和尚鉴源兴寿。鉴源得知隐元出家的愿望后，恳切地对他说：“求道并不一定要选择地方，有缘的地方就是你的道场。”奉劝他在黄檗山出家。但隐元认为，与普陀山相比，黄檗山离俗世间太近，不适合于辩明佛法。鉴源说：“任俗无妨，心不俗就好”。隐元终于恍然大悟。万历四十八年二月十九日师从鉴源落发，了却了多年来盼望出家的宿愿。
　　隐元出家时，黄檗山万福寺的建筑中只有大雄宝殿、方丈室、藏经阁、择木堂等几座殿堂，昔日的佛教道场毁于倭乱，早已荒废了。所以出家不久，他就承担化缘任务，奔波于福清、莆田之间。这年冬天，在福清海口瑞峰寺听了道亨法师讲的《楞严经》后，下定决心新年之后要亲自重建黄檗寺，并动身去北京化缘。途经杭州的时候，隐元遇到了从北京回来的时仁了解到北方战事正紧，只好放弃进京化缘的想法。
　　在与时仁相处的日子里，隐元与时仁经常交谈。一次，隐元向时仁请教：“依照经书解释佛义像是冤屈了三世佛，偏离经书一字则如同魔说，其中缘由实在无法明白。”时仁说：“过三十年以后再告诉你。”隐元听了十分失望。
　　后来，隐元回想起当年的事情，深有感触地说：“时仁说的过三十年以后再告诉你，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动力。如果当时时仁依据经文做解释的话，我也就不会另求答案，回黄檗寺去了。那么，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我了。”因与时仁会话而愤然分手，隐元开始四处参拜领悟。他先后参访了浙江嘉兴县的兴善寺、海盐县鹰窝顶的云岫庵、峡石山的碧云寺、秦驻山的积善庵等。寻访秦驻山积善庵时，受庵主景西的邀请，在此庵度过了夏天。在各地参学、听经，隐元产生很多疑问。一天，隐元与景西正谈及往天台山通玄寺向临济宗高僧密云圆求教之事，忽闻密云圆悟来到海盐县金粟山广慧寺，当即与景西一道乘船前往金粟。
　　隐元在金粟山从师圆悟体验禅学，辩道解疑，道业大进。两年后，隐元大彻源底，豁然开悟。从此，隐元机锋显露，在与密云圆悟的法嗣五峰如学参禅问答后，名闻金粟山。崇祯二年，密云圆悟应黄檗山万福寺耆宿信众恳请，许诺住持黄檗并请隐元同往。崇祯三年春，隐元随侍密云圆悟进住黄檗。崇祯三年八月，密云圆悟退居金粟山，圆悟法嗣费隐通容应请于崇祯六年十月住持黄檗。隐元从费隐通容之请任“西堂”，彼此禅机相契。崇祯七年，43岁的隐元成为费隐通容最初的法嗣。崇祯十年，隐元接受众请住持黄檗。至此，密云圆悟、费隐通容、隐元隆琦三代同声唱道，一时成为禅门盛事。
　　隐元住持黄檗后，倾心重兴伽蓝，苦心经营，并以千日为期开阅全部藏经，黄檗面貌为之焕然一新，蔚为禅宗一大丛林。七年后，退居福严寺。清顺治三年，年届五十五岁的隐元再登黄檗法席，长达九年。这段时间。他致力于建庵修塔，增置田产，倾力教化，或游行诸方，或问道酬、利众化他，黄檗宗风闻名遐迩，其禅风盛于江南。
　　（三）
　　《海上见闻录定本》记载：庚子，顺治十七年（一六六零年）七月，（郑成功）命兵官张光启往倭国借兵，以船载黄檗寺僧隐元及其徒五十众。进倭人敦请隐元，故载与俱往。赐姓（郑成功）书与倭国王，而不及上将军主国政者，倭人兵亦不发。
　　尽管这一记载的时间与目前较流行的说法即隐元是顺治十一年初秋到达日本相差六年之久，但隐元第六郑成功的船东渡日本这事实是确信无疑的。
　　发起邀清隐元赴日之举的是日本长崎兴福寺第三代住持逸然性融（1644年渡日）。当时寓居逸然门下的无心性觉是隐元法嗣也懒性圭的禅友。恰值崇福寺住持空缺，顺治八年，该寺檀越邀请也懒赴日，不幸遇大风浪，船毁人亡。无心在万分痛异之余，恳请逸然邀请也懒本师隐元。逸然作函再三，礼请隐元。感其至诚，隐元将黄檗法席委任法嗣慧门如沛，毅然称行，相约三年后返回。除了上述原因致使隐元决心东渡日本外，当时的战乱及“子债父还”的心理，同样是促成他东渡的因素。抗清志士多与隐元有交往，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隐元东渡，继渡宋求法僧荣西、道元开创的日本临济宗、曹洞宗之后，独树一帜，开创了黄檗宗。日本黄檗宗称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为“古黄檗”或“唐黄檗”，以示与隐元开创于日本京都有府宇治市的黄檗山万福寺相区别，并道出了两地黄檗间的渊源关系。
　　隐元从东渡到溘然圆寂，二十年间，历尽艰辛挫折，竭力弘扬祖风。顺治二年，他决定滞留扶桑弘法异邦后，在宇治市动建了“新黄檗”，并专门从福建泉州请雕塑师范道生雕塑佛像。制定了新黄檗的规约，促进了新黄檗的兴隆发展，使中国佛教古黄檗的传统、法式得以弘扬。隐元的家风，明末的黄檗禅，具有强烈的西方净土色彩，禅净融合的宗风和教化形式，给长期处于锁国状态下，力图摆脱固定化、形式化束缚的日本佛教界带来了活力。隐元的禅净双修与密教祈祷主义相融合的佛教思想特色，令日本佛教界刮目相看。
　　隐元禅师的高风亮节，备受日本朝野的推崇。不论是皇室、朝廷、幕阁、幕臣，还是各地大名、藩士、信士、庶民，他们或亲自参谒，或求诗偈、题赞，或为外护，竭尽所能援助黄檗山的经营，赞助禅师语录、诗偈集的出版。这一切，弘扬了古黄檗宗风，巩固了与各阶层的联系，促进了新黄檗在日本的发展。
　　（四）
　　还在隐元东渡之前，当时著名学者黄道周、书法家张瑞图、陈贤，雕塑家范爵、范道生等与黄檗高僧就已有交谊。隐元为首的黄檗禅僧和文化人的东渡，直接传播了明清文化，在思想、文学、语言、绘画、书法、篆刻、建筑、雕塑、印刷、音乐、医学、饮食等方面，都对日本近世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的黄檗僧多能诗善赋，时有“诗南源，文高泉”之说。南源性派擅诗作，高泉性氵敦长文章，都深得隐元推崇。隐元与他的弟子木庵性韬、即非如一三人的书法作品广为世人珍藏，被誉为黄檗三笔。黄檗派书风给当时书法界很大影响。
　　隐元东渡，带给日本中华医学理论的同时，也给日本带去了民间验方偏方。这从即非如一著的《福清县志续略》中的一段记载可知：“吾邑福清之盐，谓之海盐，居民于海边掘小坑……不半日结成冰霜，其色莹洁，其味甘美，颇胜诸盐也。……附救急神方，备防不虞，谅不嫌”。这里记载了用盐急救毒蛇伤螫、溺水、妊妇逆产、妊娠心痛、风火牙痛等多种痛的办法，足可让我们窥其一斑。
　　饮食文化方面，有家喻户晓、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隐元豆”。还有由黄檗禅僧传入日本的“普茶料理”。盛行于明代的饮茶方法之一煎茶，也由黄檗禅僧传入日本，如今，已成为日本茶文化生活的一种重要形式。
　　新黄檗山万福寺里，一派中国情调：现在的大小三十余座殿堂都是江户初期兴建，具有典型的中国明代禅寺建筑风格；殿堂内外悬挂的众多匾额和楹联，都是出自隐元及其弟子木庵、即非等人手笔，雄浑飘逸，显示着一代禅风。明代雕塑家范道生新塑的佛像，栩栩如生。
　　现在，黄檗宗寺院在日本已发展到五百多座，信徒众多。具有鲜明的汉传佛教文化风格的黄檗禅已深深扎根在日本，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和纽带。隐元为推动和促进中日本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文 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