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写本所见鸠摩罗什汉译佛教经籍举要

吐鲁番写本所见鸠摩罗什汉译佛教经籍举要
　　吴 震
　　佛教源自古印度，其经典随佛教传入中国而被译为汉文。自东汉以来，历代译经家相继不绝。在中国佛教史上，译经最多而影响大的“四大译经家”中，鸠摩罗什以时代最早而名居第一。这位出生于新疆库车(古龟兹国)的佛经翻译家于401年到长安，至 413年去世，12年间翻译了数十部经论。
　　在鸠摩罗什之前，汉译佛经虽已积多，但“支、竺所出，不与胡本相应”。罗什所译“义皆圆通”。因罗什通汉语，故其汉译经论“并畅显神源，挥发幽致”。且其为人“笃性仁厚，汎爱为心，虚己善诱，终日无倦”，深得各方人士敬爱。他的门下弟子有数千人之多，其中著名者不下数十人。所谓“什门四圣”、“什门八俊”、“什门十哲”，则是其中的佼佼者。鸠摩罗什以其精审的大量经论译著及传道授业，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今年适逢鸠摩罗什诞生1650周年，为纪念这位出生在古代新疆的中国佛教贤哲，现从吐鲁番地区先后出土的汉文写本佛经中，选取其所译经论名目于后，以见这位佛经翻译家对中国佛教影响之一斑。
　　笔者不谙佛经，且吐鲁番以往出土佛经又大多流散于国内外，加之时间所限，即便新疆博物馆庋藏之佛经写本，亦未及逐一勘验。因此本文所论未必尽当，不妥之处尚祈识者指正。
　　一 资料来源与选取依据
　　吐鲁番地区先后出土汉文佛经写本数以百计，但大都残损。从书体或题识所系纪年看，时代大抵起自3世纪，迄于8世纪，而以北凉、麴氏高昌国时期为多。但因条件所限，我们不仅没有机会看到这些出土写经的原件或照片，甚至业已刊布的资料也不能完全看到。幸而日本友人池田温教授以其所编《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出版。以下简称《集录》)见赠，得以置诸案头随时检索。为完成《集录》，池田先生不仅充分利用了前人成果及日本国内的藏品和资料，还先后赴巴黎、伦敦、柏林、圣彼得堡(前列宁格勒)和我国北京、上海等地，走访写本收藏单位，目验原件。因此，《集录》资料可信。这是本文资料来源之一。
　　其次，池田温先生1991年1月寄赠我《吐鲁番古写本展》(日文。以下简称《写本展》)一册，是日本朝日新闻社当年编印的，为“现代书道二十人展第35次纪念展”的展品图录。其中刊出有柏林国立印度美术馆收藏的吐鲁番出土汉文写经5件，日本四天王寺出口常顺管长提供的该寺藏品汉文所写经、律、论13件，并分别由池田温、藤枝晃二位先生等作了解说。这是本文资料来源之二。
　　建国以来新出土的吐鲁番汉文写本佛经，除部分藏于吐鲁番地区博物馆(以下简称“吐博，，)外，大都收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以下简称“新博”)。新博的这类藏品，除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所出 (大都残损)已收入《吐鲁番出土文书》外，还有1965年吐鲁番安加勒克(安乐故城)南废寺塔基出土的十多件，虽亦各有不同程度残损，但大都保留原题经名。这一部分佛经承王欣同志相助，提供了名目清单。这是本文资料的又一来源。
　　我们从上述资料中首先选定“吐鲁番写本”。所谓吐鲁番写本，包括(一)吐鲁番地区出土之写本，不论其原件是否写于吐鲁番地区；(二)虽非出土于吐鲁番，但据题识中纪年或地名确知原件写于吐鲁番地区之写本。在选定吐鲁番写本后，再依以下原则认定属鸠摩罗什之译本。
　　(一)判明写经年代 据《出三藏记集》卷一《大智论·后记》，鸠摩罗什于姚秦弘始三年(东晋隆安五年，401)十二月二十日抵达长安，次年(402)夏始于逍遥园中为姚兴译经论。这就是说，401年以前所写的经卷，不可能是罗什所译，当然可以排除。
　　我们判明年代的依据，原则上凡题识中标明纪年者，从其纪年；无纪年者则依书体。因为各个时代书体不尽相同，往往有演变之轨迹可寻。当然，任何原则都不能绝对化，书体固然有其时代特点，但因书手不同，也会存在同一时代的不同体势。因此还要结合讳字、纸张等条件以确定时代。例如《写本展》刊出的《佛遗教经》以标准的“章草”体书写(这在写经中罕见)。章草本来广泛流行于汉代，但此经确是鸠摩罗什译出，据藤枝晃氏鉴定，是写于“极上唐麻纸”上，当然不可能是汉代人所写。藤枝晃先生定为“八世纪前半”所写，[1]可从。好在这类无纪年或纪年残缺的写本，前人大都作过鉴定，断代大致可信，可以参考。
　　无纪年可据之写本断代如此，有纪年可凭的写本也并非全无问题。如《集录》76页及附图2所见《譬喻经》，题识云“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写。此“甘露’元年，说者不一。中村不折氏以为是曹魏纪年 (当257年)，池田温氏从常盘大定之说，置于前秦(当359年)。《集录》同页所收出自吐峪沟的《维摩经义记》，题“甘露二年正月廿七日沙门静志写记”。罗振玉《增订高昌麴氏年表》以为是高昌麴朝纪年，池田温氏亦置诸前秦。但以上诸说似均难以成立。笔者认为，此“甘露”应是高昌当年所建年号 (但非麴氏高昌纪年)，题记中之“酒泉城”亦非河西肃州治所，乃高昌之酒泉城。因疑此“甘露”元年当460年或491年[2]。由此可见，有纪年之写本同样亦需加以审定。
　　(二)判别经论名目 在写本年代判定后，再据内容确定经论名目，进而认定译者为谁。如吐博编著的《吐鲁番博物馆》(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2年出版。以下简称《吐博》)68页图122、123，题为《佛经抄本残卷》者，前缺，残存经文41行及题记5行，每行文字均有残损。经文一一列举应以某种“身”得度者，即“现”某种身而为说法。可知此残卷内容为说观世音菩萨普门圆通之德，示现三十三身普使一切众生圆通于普门之道者，是为《法华经》二十八品中之《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简称《普门品》。经与《中华大藏经》相勘，果出自《妙法莲华经》，[3]惟第14行漏写经文一句：“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又，37行已损首二字下，省略了“尔时无尽意菩萨以偈问曰”及以下偈文。其余与今传本基本相同。
　　一般说来，吐鲁番写本佛经虽大都残损，但只要存其首或尾部，往往可见原写经卷品目，因而可据以定名。名目确定后，不难确定译者为谁，并从中认定何者为鸠摩罗什译本。
　　我国自东汉以来，历代都有佛教经论的汉译，且大都见诸有关“经录”。有的只有一种译本，如罗什所译《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其译者不难确定。但有些经籍却有异译本，甚至多达数种。就上述《妙法莲华经》而言，除罗什所译7卷本外，还有西晋竺法护先译的《正法华经》10卷，隋阉那崛多与达摩笈多共译的《添品妙法莲华经》7卷，今并流传。幸而这种不同译本名称不一，不难判明译者为谁，且以往所出写本，大多有前人研究成果可资参考。
　　二 鸠摩罗什汉译经论举要
　　经检吐鲁番写本，得鸠摩罗什汉译经论数十件，现依所属经论择要分别列出。首列经名并标出吕澂《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简称《新目》)中之编号，以备检索；次注以收藏处所及资料依据。
　　(一)妙法莲华经
　　《新目》涅槃部0418。7卷。姚秦弘始八年(406)译出。吐鲁番写本中此经残卷最多。
　　1．妙法莲花经·譬喻品第三
　　2．妙法莲花经·法师品第十
　　3．妙法莲花经·安乐行品第十三
　　4．妙法莲花经·药王菩萨本事品第廿
　　二
　　5．妙法莲花经·观世音普本品第廿四
　　以上五残卷同出于吐鲁番安乐故城南废寺塔基，现藏新博。五卷书体相同，原标经品名目及次第大多夹写于残卷中(不在卷首)，其前连写上一品次之经文，说明这是同一经卷写本中不相连接的五个残部。据书体当写于5世纪中(大约不迟于北凉承平年间，即443～460年)，是罗什译出此经后不久的传抄本之一，也是目前国内所藏该经最早写本。王欣同志正据以与今传本校勘[4]。
　　6．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出自柏孜克里克石窟，现藏吐博。据题识写于高昌建昌五年(559)。余见上文。此品有单本一卷传行，曰《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长行罗什译，偈颂阉那崛多译。[5]此残卷末未见偈颂，也许是阉那崛多译出偈颂前的单行写本。
　　7．妙法莲华经·方便品 据题识写于“己已岁”，依书体被定为相当于北凉承玄二年(429)。此说可从。现藏日本书道博物馆。王树枬《新疆访古录》(一)收录。《集录》82～84页并图9。这也是罗什所译早期抄本之一。
　　8．妙法莲华经卷第十 亦见于《新疆访古录》(一)。现藏日本书道博物馆。据题记，写于柔然之永康五年(470)七月，当阚氏高昌国时期。《集录》88～89页。
　　9．妙法莲华经·普门品 据残存题识知为萧道成所造。参照同出于吐鲁番的另一残经题记，得知其时萧道成结衔为“使持节、侍中、都督南徐、兖，北徐、兖、青、冀六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南徐州刺史、竟陵郡开国公”。衔内“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均刘宋升明元年(477)八月所加，次年二月又加道成“太尉”。[6]是本件当写于升明元年八月至二年正月之间。《集录》91页作升明元年，是。本件藏柏林德国科学研究院。该院还收藏一件出自交河故城的《妙法莲华经》第六卷。见《集录》158页，约当6世纪所写。
　　10．妙法莲华经·药王菩萨本事品 首尾残缺，残存经文30行，说(药王)菩萨舍身断臂事，因知属《妙法莲华经》之《药王菩萨本身品》。现藏日本四天王寺。见《写本展》第19号。抄写时代亦当5世纪。
　　11．妙法莲华经卷第一 柏林德国科学院收藏。据卷末题记，此经是比丘法惠等发愿而写。见《集录》194页。池田温氏置于“七世纪前半”，可从。题记所列人名中如赵众洛、范阿隆、赵武隆、张丰德、赵隆子、赵恶仁等，均曾见于唐永徽、龙朔年间(650～ 663年)之吐鲁番文书内。
　　13．妙法莲华经卷第六 据题记，写于高昌“义和五年戊寅岁(618)十月一日”。现藏上海图书馆。见《集录》178页。
　　14．妙法莲华经卷第二 据题记，武周长安二年(702)天山府右果毅宋知古为其亡父写此“法华经一部”。日本书道博物馆藏。
　　见《集录》259页并图101。
　　其余过残者从略。下同。
　　(二)佛说仁王般若波罗密经
　　略称《仁王般若经》或《仁王经》。二卷。
　　《新目》未录。此经唐代天竺僧人不空 (Amoghavajra．705—774年)别有译本，亦二卷，名曰《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7]出于8世纪。下列写本均属7世纪前，当是据鸠摩罗什译本抄写。
　　1．佛说仁王般若波罗蜜经卷上 据题记，是高昌王麴乾固于延昌卅一年(591)所写。原出吐鲁番，现藏柏林德国科学院。见《集录》143页。
　　2．仁王经卷上 亦高昌王麴乾固所写，时在延昌卅三年(593)八月。原出吐峪沟。日本大谷家二乐庄旧藏。《集录》146页。
　　3．仁王般若波罗蜜经卷上 按题记，写于高昌延寿四年(627)，“经生令狐善欢抄”，“崇福寺法师玄觉校”。上钤“奉闻奉信”朱印。当是奉高昌王麴文泰之命抄写。现藏日本四天王寺。《集录》181页。
　　(三)维摩诘所说经
　　罗什于姚秦弘始八年(406年)译出。《新目》0165。3卷。
　　1．维摩诘所说经·佛国品第一 1965年出于安乐故城南废寺塔基。现藏新博。据书体大约写于6世纪。
　　2．僧肇《注维摩诘经》 原出吐鲁番，现藏日本四天王寺。《写本展》27号。藤枝晃氏于解说中以此卷写于“七○○年顷”。然其时当武周，写本中“国”、“人”、等却并不用武周新字。若写于唐代，又不避唐时讳(如“世”、 “民”等)。文中亦不避隋时讳 (“坚”、“广”等)。可见并非写于隋或唐以后。从写本中“寂”作“家”，及凡从“具”、从“頁”之字大都省去末笔一点，或将“具”旁写作“具”(除个别见于注文之小字偶尔疏忽外)，明显是因避陈后主(583～589年)“叔寳”、陈宣帝陈顼之名讳。因此，笔者以为此卷可能由南朝人写于陈后主时。
　　3．罗什、僧肇《注维摩诘所说经·方便品第二》 原出吐鲁番，包尔汉旧藏，后赠黄文弼，今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注文分别写明“罗什曰”、“释僧肇曰”。写本明显避唐太宗及高宗名讳，当写于高宗朝以后(7世纪)。见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27～28页，图版八、九。
　　(四)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即《大品经》。全24卷。姚秦弘始五至六年(403—404)鸠摩罗什译出，见于吐鲁番写本有：
　　1．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十四 题记云，本卷是梁天监十一年(512)“江州刺史、建安王萧伟”所造。出自吐鲁番。现藏日本书道博物馆。王树枬《新疆访古录》收录。见《集录》102页。
　　2．同上 卷末题“大品经卷第十八”。高昌王麴乾固写于延昌卅九年(599)。原出鄯善县吐峪沟，现藏伦敦不列颠图书馆。见《集录》152页。
　　3．同上 卷末题“大品般若”。据残存题记，麴乾固写于延昌四十(600)年。亦出吐峪沟，旧藏日本大谷家二乐庄。《集录》153页，图66。
　　4．佛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出自鄯善，现藏日本书道博物馆。亦收入《新疆访古录》。《集录》119页并图48。据残存题记，是萧梁散骑常侍淳于某(名残)于大同元年 (535)因奉使芮芮(柔然)造此经一百卷。大概是造经者以此功德祈求平安返回梁朝。
　　(五)佛说首楞严三昧经
　　吐鲁番写本有罗什所译：
　　佛说道首楞严三昧经(卷下)残卷 据题识，本件写于“太缘二年岁在丙子”，“令狐广嗣於酒泉……为史良奴写此”的“供养经”。“太缘”年号史籍失载，据甘肃酒泉所出北凉造经石塔、吐鲁番出土北凉文书有“缘禾”纪年，所系干支与北魏延和年次相当。此太缘二年丙子亦与北魏太延二年(436)合，宜亦属北凉。时北凉臣属元魏，但心非诚服，常自建年号，终为北魏攻灭。此以“太缘”代“太延”或亦示北凉既慑于北魏武力，又不甘屈服之心态。题记中之酒泉，也可能是高昌之酒泉城。
　　本卷出于吐鲁番，纸背写回鹘文历书，原包尔汉收藏，后赠袁复礼，发表于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26～27页(图版六、七)。《集录》85页录其题识(误以“太缘”属刘宋)，并见图十。
　　(六)佛垂般泥洹略说教诚经
　　一卷。此经是释迦牟尼临终之际对诸弟子所说关于持戒、四谛等教理及修行等教诫。略名《佛遗教经》。《新目)0409。吐鲁番所出《佛遗教经》如《写本展》所揭第28号，首尾均缺，残存“行，以章草体恭书，每满行之行末文字各有不同程度残损。现藏日本四天王寺。藤枝晃氏以写经用纸为“极上质唐麻纸”，定此件年代为“八世纪前半”。
　　(七)大智度论
　　100卷。《新目》0912。这是一部论释《大品般若经》的巨著。古印度龙树 (Nagarjuna)造。据《出三藏记集》卷十《<大智论>后记》：此论于弘始四至七年 (402～405)译出。吐鲁番所出有：
　　1．大智度论(残卷) 前后均缺，残存 32行。藤枝晁氏据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勘同《大智度论》第六十一卷，并拟此卷写于“六OO年顷”，即当高昌国时期之延昌末年。见(写本展》第25号。原出吐鲁番，现藏日本四天王寺。
　　2．大智度论第二十一卷(残卷) 原出吐峪沟，旧藏日本大谷家二乐庄。卷末题“大智度论卷第廿一”，另行残存“西州司马麴”(下缺)。纪年残损。池田温氏置于七世纪(《集录》255页)。按题记称西州，是在 640年高昌入唐后。《通典》三三：“贞观二十三年，高宗即位，遂改诸州治中为司马”。是因避高宗名(治)讳。此称“司马”，当在永徽元年(650)以后。又，永徽二年十一月，唐以高昌末王麴智盛之弟智湛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安西都护、西州刺史”；[8]显庆三年 (657)五月，再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旧安西复为西州，置都督，以智湛为之，以统高昌故地。[9]此写本题记中称“西州司马”，不称“西州都督府司马”，如非疏略，是表明写于永徽元年至显庆三年(650～658年)之间，很可能即在智湛兼任西州刺史之时。
　　(八)十诵律
　　61卷。《新目》0721。此为说一切有部 (Sarvastivada)的根本戒律书。据《高僧传》卷二，姚秦弘始六年十月十七日开译，由专精《十诵律》的厨宾沙门弗若多罗宣诵梵本，鸠摩罗什译为汉文。三分才二而弗若多罗病故。适龟兹僧昙摩流支于弘始七年秋至长安，因庐山慧远之书面要求与秦王姚兴的敦请，乃同罗什继续将此律书译毕，成58卷。罗什未及最终审定而卒，后由卑摩罗叉整理校订为61卷传世。吐鲁番出土有：
　　十诵律(残卷) 首尾俱缺，残存55行。见《写本展》第21号。原件藏日本四天王寺。藤枝晃氏勘同《大正藏》一四三五号，与今传《十诵律》卷第廿一部分相当。据纸张与书体，藤枝晁氏定此卷写于“五世纪前半”。
　　(九)十住论
　　具名《十住毗婆沙论》。龙树著。罗什译。《新目》0910。14卷。《出三藏记集》卷二作“十卷’。丁福保《佛学大辞典》作“十七卷”。此是大乘经论。吐鲁番写本有：
　　十住论第七 现藏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见《集录》87、88页，图13。题记云：“凉王大且渠安周所写”，“用纸二十三张”。可知写于北凉末，安周继无讳称凉王于高昌时 (444～460年)。
　　三 几点思考与推论
　　以上所举汉译佛教经论九种30卷，自然也不可能包括流传于古代吐鲁番地区的鸠摩罗什汉译经籍之全部，但从中仍不难看出罗什译经对当地影响之深远。
　　(一)中国最早汉译佛经固非自鸠摩罗什始，最先传入吐鲁番地区的汉译佛经亦非出自罗什所译，但罗什译经一出，即很快流传至吐鲁番地区，并取代了先译本，则是从吐鲁番写本中见到的事实。
　　吐鲁番写本中汉译佛经年代最早的有，大谷探险队得自吐峪沟的《诸佛要籍经}(西晋沙门竺法护译出)残件，旧藏日本大谷家二乐庄。据题记写于“元康六年(296年)三月”(《集录》74页，图1)。其次如敦煌所出《贤劫千佛名经》残卷，据题记是北凉神玺三年(399)“於高昌写”(现藏安徽省博物馆)。[10]又，柏林国立印度美术馆藏神玺三年写本《正法华经·光世音品》残卷，原出吐鲁番高昌故城(《写本展》第3号。《集录》 87页并图4)，此经亦西晋竺法护所译。以上均属罗什译出经论之前的汉译本。
　　然而如上所举，鸠摩罗什译出经论一经问世，很快就广为流传，并取代先译本。从 5世纪初，罗什译经即传入吐鲁番地区。此后罗什所译《妙法莲华经》取代了先译《正法华经》就是明显的例证。这种情况在敦煌石室所出写本中也同样有所反映。然则鸠摩罗什汉译经论何以会如此迅速流传且远及高昌呢?
　　(二)鸠摩罗什汉译经论之所以迅速弘传，除有时代的、历史的原因外，还有其翻译水平超越前人。
　　作为河西割据政权下的高昌郡，吐鲁番地区先后隶属于前凉、前秦、西凉、北凉等。 443年，北凉余裔又据此，仍称凉王。460年，柔然最终灭北凉，立阚氏为高昌王。继之高车杀阚氏，立张孟明为王。其后马氏、麴氏嬗替为王。每一次王位易姓，均伴随着一场攻杀。民族与门阀之间矛盾交织。麴氏高昌虽渐趋稳定，但在外先后受制于柔然、高车、铁勒、突厥；内部至少也曾发生过613～620年间的动乱，引发政变、复辟的争战。[11]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加之当时人们把一切天灾人祸视为神灵的惩罚，因此崇信佛法，以求禳灾降福。于是举国奉佛，弘传佛教典籍。作为“护国三经”的《仁王般若》、《金光明》、《法华》俱见于吐鲁番写本中。玄奘西行取经，滞留高昌期间，应高昌王麴文泰之请，亦为说《仁王般若经》[12]。
　　此外，原居吐鲁番的车师前部，不迟于 4世纪时已信奉佛教。《出三藏记集》卷八，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有云：“(苻秦)建元十八年(382年)正月，车师前部王名弥第来朝，其国师字鸠摩罗跋提，献胡《大品》一部，四百二牒，言二十千失卢 (sloka)”。同书卷九所载佚名《四阿鋡暮抄序》： “有外国沙门字因提丽，先齐△(车师)前部国，秘之佩身，不以示人。其王弥第求得讽之，遂得布此。余以壬午(382年)之岁八月，东省先师寺庙，於鄯寺令鸠摩罗佛提执胡本，佛念、佛护为译，僧导、昙究、僧睿笔受，至冬十一月乃讫”。可见车师前部自王以下皆诵经奉佛，佛教被视为国教。佛教植根于高昌有其历史渊源。
　　至于先后统治高昌的河西诸王国，自王以下亦均为佛教信徒。高昌自且渠无讳、安周兄弟，至麴氏之诸王，也都皈依佛门，师事僧侣。于是在这一时期的吐鲁番写本中，出现了大量佛教经卷。然而这种时代的、历史的原因，尚不足以说明罗什译经何以迅速传播，且达于此间。
　　罗什译经之所以受到厚爱，实因其译文大大超越前人。现仍以《法华》为例：如上所述，其译本有三，先于罗什者有竺法护之《正法华》，晚于罗什者则有隋阇那崛多等之《添品》。然而唐释道宣(591～667年)《<妙法莲华经>弘传序)云：“三经互沓，文旨互陈。时所宗尚，皆弘秦本。”直至明永乐十八年(1420)，朱棣《御制大乘<妙法莲华经>序》仍称：以上三种译本中“惟三藏法师 (即“东晋龟兹三藏法师鸠摩罗什”)独得其旨。”笔者曾就以上三译本略加勘比，上述两序所言实非过誉。可见罗什译文水准之高不仅超越先译，亦为晚出译本所不及。
　　(三)鸠摩罗什所译经论之所以能达到前无古人的水平，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个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有前人译经的经验教训可资借鉴自东汉以来中国开始佛经翻译，至5世纪初鸠摩罗什汉译佛经时，已有大约二百多年的历史。最初译经者大都是来自大月氏、天竺等地的沙门，其汉语、汉文水平难免有一定的局限，以致“不与胡本相应”，但毕竟留下了一批译著，为后译者积累了不少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罗什在这一基础上继续前人的译经工作，自然会超越前译。
　　2．罗什自身佛学造诣之高，且通晓梵、汉语文 由于鸠摩罗什自幼出家，精研大小乘经律论，又通晓梵、汉语文，故在转译经文时“游刃有余”。如他开始重译《大品》时，手持“胡本”以汉语宣讲，姚兴“执旧经以相雠校。其新文异旧者，义皆圆通。众心惬伏，莫不欣赞。90可见罗什译经品位之高，与其自身素质之高是互为表里的。
　　3．罗什译经时拥有一大批高水平的助手 在秦王姚兴全力支持下，为罗什译经配备了一批高水平的助手。其中不仅有姚秦的僧正僧※，悦众(知事)僧迁等僧官，还有诸多才识修养堪称上乘的高僧，如僧睿、僧肇、道融、昙影、道标、道恒等，其后都成为罗什门下高足。这个庞大的译经班子多达八百余人。也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他的这些弟子襄助，其译文可能不会如此精妙。
　　罗什译经之所以取得空前成就，主要原因大致如上。此外，他在译本的选取上，也注意到适应当时中国佛教发展的需要，因此新译一出即广为流传。且仍以《妙法莲华经》为例，它虽是一部大乘佛经，却调和了大小乘各种说法，重点弘扬“三乘”(声闻、缘觉、菩萨)归一(佛乘)”，以为一切众生皆能成佛。这自然符合各阶层人们的共同愿望。
　　从吐鲁番出土文书得知，在武周证圣元年(695)，高昌县崇福寺僧仍日诵《大智度论》以为课业；新度僧人则日读《法华}两卷。[14]据前引道宣《<妙法莲华经>弘传序》所言：“时所宗尚，皆弘秦本”可知，这里僧人所读《法华》必是罗什译本。由此可见罗什译经影响之深远。
　　注释：
　　[1]见《写本展，第28号图版及藤枝晁氏之解说。
　　[2]有关此“甘露”年号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从略，请见拙作《敦煌吐鲁番写经题记中“甘露”年号考辨，，载《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
　　[3]《吐博，120页文字说明有“墨书《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一语。但刊出的图版上不见此墨书。经询吐博同志，始知上述文字有误。“墨书”二字实指此卷以墨笔书写，应与其后经名断开。但经名既定，不知图版何以又作《佛经抄本残卷》1此卷宜依题记正名为《高昌建昌五年(559)比丘义导写<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该经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一五册。中华书局，1985年10月。
　　[4]参见王欣《新疆博物馆藏吐鲁番写本<妙法莲华经)残卷校勘》(暂定题。待刊)。
　　[5]参见丁福保《佛学大辞典》606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新一版。
　　[6]见《资治通鉴》卷一三四。
　　[7]见[5]书267页。
　　[8]《册府元龟》卷九九一，“西州”之“西”，原误作“府”。
　　[9]《唐会要》卷七三；《隋书·地理志》及《元和郡县志》卷四十。
　　[10]参见石谷风《谈宋代以前的造纸术》，《文物》1959年1期。该期38页图1刊出卷末部分。石文误解“三年”为“二年”。又，《集录》78页。
　　[11]请见拙作《麴氏高昌国史索隐》，《文物》1981年l期。
　　[12]《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
　　[13]《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八册，485～490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