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山辽、金刻经(本藏部分)的底本是《开元录》本和《契丹藏》本（2）

房山辽、金刻经(本藏部分)的底本是《开元录》本和《契丹藏》本（2）
　　2石经的《千字文》编号
　　在直接谈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搞清楚《开元录·入藏录》与《开元释教录略出》(以下简称《略出》)的关系问题。过去人们一直认为这两部经录因为都是唐开元十八年(730)智升所撰，所以它们之间有着直接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智升撰《略出》的目的是将《开元录》入藏经典的编帙附以《千字文》帙号，同时增录每部经籍的译撰者，便于使用。所以尽管《开元录·入藏录》明确记载：“合大小乘经律论及圣贤集传见入藏者，总一千七十六部，合五千四十八卷，成四百八十帙。”但由于《略出》所用千字文自“天——群”字，共479帙，故而人们一谈及《开元录》的分帙，就必然依据《略出》的《千字文》编次来评说。这实际上是个误解，因为《略出》所录经典的部数、卷数、帙数以及每帙的用纸数均与《开元录·入藏录》不相同，所以有的学者已经指出，《略出》不是智升所撰⑨。
　　在房山石经《千字文》编号的探讨方面，可以说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这种误解的困扰。由于辽、金刻经的《千字文》编号与《略出》出入很大，故而中外学者们最初发现石经与《随函录》的函号一致，便认为《契丹藏》是依《随函录》编目的，辽、金石经的《千字文》函号是据《契丹藏》的函号附上的。后来应县木塔辽代秘藏首次面世，其中12卷辽刻经本的《千字文》函号正好与石经相符，学者们又以石刻《大宝积经》120卷，前50卷未见《千字文》编号，自第51卷始方为《千字文》“人”字作函号(笔者按：前此记作“至〔鸟〕字起始见编号”10，有误)，其时为辽重熙十七年(1048)，从而进一步认为自此时起，石经便开始了以《契丹藏》为底本刻经的时代。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本文前面所列举的辽、金石刻带有《千字文》函号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须摩提菩萨经》、《大方便佛报恩经》、《杂阿含经》经文，有的连同版式均不同于《契丹藏》本，又该如何解释呢?所以笔者认为不能只单纯地根据石经的《千字文》编号与《契丹藏》一致，便认为凡是带千字文的石经就必然是《契丹藏》的复刻本，或者是以《契丹藏》为底本。
　　拿《千字文》编号来讲，与房山石经相同的虽然只有《随函录》和《契丹藏》，但是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与石经分帙完全相同，只是未标千字文的《开元录·入藏录》。这部《入藏录》已成为后世佛教徒用来整理各寺院中的佛典及抄写、镌刻大藏经的准绳。而《随函录》所依据的河府方山延祚寺藏本和《契丹藏》所据之燕京地区的藏本，则恰好经卷的分帙与《开元录·入藏录》相同，只不过是附上了千字文而已。
　　房山云居寺的刻经，至辽重熙年间，在受到已雕就并印刷流通了的《开宝藏》和《契丹藏》的影响，或者此时有一部分《契丹藏》本已被请置云居寺，故而石刻佛经也必须跟上时代的潮流，所刻经碑要有《千字文》编号。这对于石经的刻造并不是一件难事，只要将智升送来的4000余卷经本，对照《开元录·入藏录》的经卷分帙，依次标注上《千字文》函号就可以了。而且由于新请到的部分《契丹藏》本，其分帙同《开元录》，所以随手取来，便可使用。能够这样做的原因，关键是否经底本的经种和卷数与《开元录》相同。如果没有这个先决条件的话，比如说《开宝藏》使用的是四川益州(今成都)的经本，此种经本《放光般若经》是20卷，2帙；《摩诃般若经》是27卷，3帙。而房山石经本则分别为30卷，3帙；40卷，4帙。两相比较，仅两部经便差了两帙。也就是说，依据益州的经本，其分帙是不会与《开元录》相同的。
　　如果以上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话，那么房山辽、金石刻带有《千字文》编号的，但其内容却与《契丹藏》有出入的部分经卷，它们依据的底本是什么?所使用的《千字文》编号又从何而来?解决这些疑问的答案，可以说已经找到了。
　　3关于“复刻本”的问题
　　如果说房山辽、金刻小碑石经是《契丹藏》之复刻本的话，那么它必须在以下三个方面均与《契丹藏》相同：第一、《千字文》编号；第二、经文内容；第三、版式。现就石经情况来说，第一方面没有问题，所用《千字文》编号与《契丹藏》一致；第二方面存在问题，部分经卷内容与《契丹藏》不符，如本文前面所举的几个实例，可以肯定它们不是《契丹藏》的复刻本；第三方面存在的问题颇多，版式不统一。
　　首先是存在着相当一部分每版非27行，间或亦有每行非17字的经卷，例如：
　　①辽大安九年至十年(1093—1094)通理大师所刻经碑第224—233函，《千字文》“听——尺”字的《瑜伽师地论》100卷，是每面28行，每行17字的格式。
　　②同为通理大师时所刻的第255函，《千字文》“尽”字的《成唯识论》10卷，此论以每行18字居多，拿第一卷第一版来说，共24行，前9行每行17字，后15行每行18字居多；第二版共27行，前12行每行17字，后15行每行18字(间有17字或19字的)。此卷共14版，以后各版的情况亦类似。估计此部经属于原底本残缺，而以它本补足的情况。
　　③金皇统九年(1149)刻第259函，《千字文》“履”字的《长阿含经》卷一，每面26—28行不等，间有29行或30行的。
　　其次部分辽、金刻经每版版头经名卷次的标注也不同于《契丹藏》本。丹本一般来说是用略名，就象《大智度经论》这样经名字数不算多的，在版头标注时都略为“智度论”。而象辽保大元年(1121)刻第201函，《千字文》“景”字中的《虚空藏菩萨能满诸愿最胜心陀罗尼求闻持法》一卷，及金大定十七年(1177)刻第199函，《千字文》“羔”字中的《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四卷，每版版头一行均一字不少的刻出经题全名。卷次亦如此，刻作“卷第一”，而丹本则省略“卷第”二字。
　　再次辽、金刻经与见存之《契丹藏》本于同一卷经的同一版次，其首行经文的首、末字与末行经文的首、末字均对不上号，这在前面已举出的《大方便佛报恩经》和《中阿含经》的例子，已是明证。
　　总之，石经在以上三个方面，如有一方面与《契丹藏》本不符合，都不能说是《丹藏》的复刻本。
　　综上所述，房山辽、金刻有《千字文》编号的石经，其本藏部分所据之底本，既非单独为《契丹藏》本，亦非单独为《开元录》本，而是二本兼而有之。这与房山石刻大藏经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是分不开的，主要有两点：其一是房山云居寺自唐开元十八年以后一直是据《开元录》本刻经，此本之4000余卷经本至辽代仍未刻完；其二是云居寺地处辽朝文化中心燕京附近的范阳县，在燕京刊印的官版《契丹藏》，必然成为辽代云居寺刻经除《开元录》本以外而采用的另一个重要的底本。这种依据两种底本刻经的事实，不仅反映在辽代初期刻的大碑石经中，同时也见于其后刻的小碑经中。这一事实还可以从辽、金刻小碑中，多数是每碑面刻经文27行或28行，每行17字的格式得以验证。
　　至于说辽、金刻小碑石经是《契丹藏》的复刻本的观点，这种一概而论的提法是不准确的，如本文举出的许多实例都说明了这一点。从辽、金刻小碑石经每碑面经文占有的行数并不很规范来看，除了其所据底本非仅为《契丹藏》本外，还与石经有相当一部分是私人出资助刻，一般来说在每块经板或一部经中的若干块经板上都要占用一至二行，用来刻施主的姓名等，势必减少了刻经文的行数有很大关系，可能也与石料的尺寸有关。所以总观辽、金刻小碑经，会有一部分是《契丹藏》的复刻石本，但数量不会很多。由于《契丹藏》散佚严重，目前传世者仅有几卷，从这几卷残经与石经相校的结果看，尚无一卷可称之为《契丹藏》之复刻本的石经。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房山石经由于使用了唐开元年间金仙长公主奏赐的宫廷写本，即《开元录》本和官刻《契丹大藏经》作为底本进行镌刻，而这两种版本都是以校勘精当著称于世，尤其是在《开元录》本已全佚和《契丹藏》本罕见于世的今天，房山石经得以此两种版本为底本雕刻的佛教大藏经，其学术价值和版本价值都是不言而喻的。
　　注释：
　　①周绍良：《房山石经与〈契丹藏〉》，载《房山石经之研究》，中国佛教协会出版，1987年9月第172、174页。②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高丽大藏经》，第38册，第513页。
　　③同上第38册，第530、531页。
　　④第38册，第616页。
　　⑤《中华大藏经》第32册，第661—663页。
　　⑥《中华大藏经》第22册，第581页。
　　⑦《影印高丽大藏经》，第38册，第537页。
　　⑧《大正藏》第55册，第1048、1052页。
　　⑨方广钅昌：《佛教大藏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3月，第280—287页。
　　10周绍良：《房山石经与〈契丹藏〉》，载《房山石经之研究》，中国佛教协会出版，1987年9月，第172页。
　　11《中华大藏经》第65册，第95、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