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澄先生悼词

吕澄先生悼词
　　我国当代著名佛学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国佛教协会名誉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五台山研究会特聘顾问吕澄先生，因病于1989年7月8日5时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深深地怀念他对中国文化事业特别是佛教事业所作的卓越贡献，对他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
　　吕澄先生1896年1月10日生于江苏丹阳市，字秋逸，一字秋一，早年在镇江中学、常州高等实业学校农科学习，后就读于南京民国大学经济系，1914年至南京金陵刻经处佛学研究部随欧阳竟无大师学佛学。1915年，留学日本，入日本美术学院专攻美学。翌年归国，应刘海粟先生之聘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务长。1918年协助欧阳竟无在南京筹办支那内学院。1922年内学院建成，先生先后任教务主任、院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三、四、五、六、七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先生为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人之一，历任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名誉理事。
　　先生早年研究美学，著有《美学概论》、《美学浅说》、《现代美学思潮》、《西洋美学史》、《色彩学纲要》等美学专著，在美学方面的成就早为世人所推重。但为了寻找解决人生问题的真理，他断然放弃美学而研究佛学。从创办内学院起，他在佛学园地里辛勤地耕耘了七十个春秋，为我们留下了难以数计的精神财富。他一生撰写了大量佛学论文，以及《声明略》、《佛典泛论》、《佛学研究法》、《印度佛学史略》、《因明纲要》、《西藏佛学原论》、《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因明入正理论讲解》等十余部佛学专著。这些著作为海内外佛学研究者所重视，其中有的被收入重要佛学丛书，多次刊行。
　　先生于佛教学术事业，笃志精勤，超敏缜密，早年即被欧阳竟无大师比作世尊高足中智慧第一的舍利弗，以鹙子相呼。七十年来，他在佛学义理的研究和佛教典籍的校勘等方面，抉微阐幽，勘同校异，有着许多新的发现和独创的见解，是公认的具有卓越成就的当代佛学大师。
　　他在佛学义理研究中的重大发现之一，是从心性这个佛学核心问题上充分论证了印度佛学与中国佛学的根本区别，认为前者主张心性本净，是自性涅槃的心性本寂，后者主张心性本觉，乃是自性菩提。这一发现找到了一把打开佛学深奥之门的钥匙，从而使以往那些许多佛学难题得以迎刃而解，使一些伪经假论得以识破，也有助于正确地阐明宋明理学的实质和渊源。
　　在佛典整理方面，他的最大贡献是，费时十年校勘编印了一部《藏要》。这部丛书共收书七十种，四百余卷。先生通晓藏、梵、巴等文字，校勘除以汉文最好本子为底本外，还参考了现存的藏、梵、巴以及汉文异译等本子。这一工程是史无前例的，校勘之精细也是学林中所罕见的。这部《藏要》是佛学文库中的一颗明珠，国际佛学界的宝贵财富。他在校勘过程中还发现玄奘所译《瑜伽师地论》的第八十五卷至九十八卷，全部是《杂阿含经》的本母。这连玄奘本人也未曾知晓，要义幽沉，绵亘千二百年七十六年才被先生发现，乃写成《杂阿含经刊定记》。这一发现给研究瑜伽系的渊源和三乘的关系提供了有力的新根据，在佛学史上的价值是极其重大的。
　　先生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孜孜不倦，奋发精进。1955年斯里兰卡佛教界为纪念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发起编纂英文佛教百科全书，要求各国佛教学者给予支持合作。周总理接受斯里兰卡总理的请托，把撰写中国佛教条目的任务交给中国佛教协会，即成立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聘请国内佛教学者担任撰述，先生任副主编。全部汉文条目四百余篇，二百余万字，先生详加审阅，字斟句酌，还亲自撰稿近二十篇。稿子寄到斯里兰卡后，各国佛教界公认中国佛教部分水平最高。这种国际声誉的赢得，与先生出类拔萃的学术水平和辛勤劳动是不可分的。六十年代初，先生已近古稀之年，仍发心编辑出版一部超过中外历代《大藏经》水平的《中华汉文大藏经》。先生深知此非易事，所以终日干干，读经不懈。遗憾的是这项巨大工程被“十年动乱”冲垮了。但先生的心血并未完全化为乌有，在“文革”前即编出《目录》，“文革”后补充修订为《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印行。这部目录勘出前人未曾勘出的119部经籍，并重新分类编目，为后人编辑《大藏》提供了方便。
　　先生对己学而不厌，对人诲而不倦，他一生培育了一批又一批佛学人材。六十年代初，他欣然接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托，开办了一个为期五年的佛学班。先生对教学倾注了全部精力，给学员详细地讲授了中印佛学史、佛学通论、因明以及其他许多重要原典。对学员所作笔记，皆一字一句的认真修改。近十年来，先生的体质已相当虚弱，但仍有许多国内外中青年学者登门求教，先生也还是尽可能予以详解和指导。
　　先生在学术上贡献极大，但他严于律己，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始终过着清淡简朴的生活。早在四十年代，他的好友熊十力先生曾写信劝他：
　　“老弟弱冠已负盛名，如舍法事而或作他种生活，自当优裕。今吃苦数十年，……我所为老弟深念者，望于生活，宜勿太苦。人生将半百，过苦不可久。诸侄之体气，尤令吾见之而寒心。”
　　熊十力的信是吕先生治学为人的一个见证。事实上，早在1936年，南京中央大学曾以高薪聘请先生任哲学系主任，被先生婉言谢绝。先生不因生活困苦而舍弃对佛学的研究，始终布衣素食，身居陋室，不改其志，堪称知识份子的楷模。
　　今天这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和佛学大师离开我们长逝了，这不仅是佛教界的不幸，也是我国学术界、文化界的不幸，同有慧灯熄灭之感。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忠贞的爱国主义精神，学习他对学术事业的献身精神，学习他的高尚品德，为发扬我国佛教优良传统，为繁荣中国的文化事业和佛学研究事业而勇猛精进！
　　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