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索氏家族研究

敦煌索氏家族研究
前言

敦煌索氏家族是汉唐时期的名门望族之一。在从汉末到唐末的八百年间，索氏族人一直活跃在变化纷繁的敦煌历史舞台上，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索氏家族有名闻域内的《索氏谱》（注释：《世说新语》卷十七<伤逝>注引《索氏谱》“（索）元，字天保，敦煌人，父绪，散骑常侍”。）。清代学者张泽辑录的《续敦煌实录》收入索氏人物四十四人。索氏家族是敦煌大族的典型代表。本文试图以索氏家族为例来考察敦煌大族的发展轨迹。在对索氏家族进行系统考察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史学界在敦煌大族这个领域内所了取得的研究成果作一简要回愿。
最旧致力于敦煌大族研究院的学者是罗振玉。其代表作有《补唐书张议潮传》与《瓜沙曹氏年表》。他以《旧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册府元龟》、《辽史》、《文献通考》、《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和敦煌文书、碑刻资料依据，对唐末五代时期先后执掌归义军政权 批复议潮、曹议金两大家族的世系以及他们的政治活动作了简明扼要的考证，开创了敦煌大族研究这个敦煌学研究新领域（注释：姜亮夫《唐五代瓜州张曹两世家考》，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姜亮夫在罗振玉《补唐书张议潮传》和《瓜沙曹氏年表》的基础上，撰写了《唐五代瓜州张曹两世家考》一文，重新考实其史迹，修正罗氏原著中的一些谬误，补充了罗氏著作中的缺漏，对张、曹两氏的家世以及他们的活动作了详尽的论述。这篇文章成为归义军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注释：姜亮夫《唐五代瓜州张曹两世家考》，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邓文宽所撰《归义军张氏家族的封爵与郡望》一文认为唐五代时期，敦煌社会生活中门阀观念仍很严重。张议潮、张淮深、张承奉的封爵“南阳郡开国公”是依据理张氏家放的郡望而获得的（注释：邓文宽《归义军张氏家族的封爵与郡望》，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一九九0年。）。史苇汀在其所撰《世族与石窟》一文中阐述了敦煌世家大族在莫高窟中营建活动，揭示出敦煌世俗社会与宗教界的紧密联系（注释：史苇湘《世家与石窟》，载《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李军的《西凉大姓略考》一文对李暠所建西凉政权中各大族的来源、发展、影响作了一番论述（注释：李军《西凉大姓略考》，载《兰州大学学报》一九八三年第三期。）。刘安志的《唐朝吐蕃占领沙州时期的敦煌大族》一文对吐蕃占领敦煌前后沙州大族进行的抵抗活动以及吐蕃占领敦煌后沙州大族在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影响作了精辟的论述（注释：刘安志《唐朝吐蕃占领沙州时期的敦煌大族》，载《中国史研究》一九九七年第三期。）。马德的《敦煌阴氏与莫高窟阴家窟》一文论述了敦煌望族——始平阴氏的渊源、发展及其在莫高窟的修窟营造活动（注释：马德《敦煌阴氏与莫高窟阴家窟》，载《敦煌学辑刊》一九九七年第一期。）。孙修身所撰《敦煌李姓世系考》一文对敦煌李氏的世系、族望、郡望等问题作了详细考证，指出敦煌李姓出自陵一系，与李暠一族以及唐皇室毫无关系（注释：孙修身《敦煌李姓世系考》，载《敦煌学辑刊》一九八三年第三期。）。姜伯勤《从敦煌邈真赞看敦煌大族》一文依据敦煌文书中的邈真赞对敦煌地区所有名族的来源、发展、影响作了简要论述（注释：姜伯勤《从敦煌邈真赞看敦煌大族》，载《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台湾新文出版公司，一九九七年。）。此外，日本学者池田温的力作《八世纪初的敦煌氏族》在敦煌大族研究领域中的地位检其重要。该文详细论述了敦煌诸大族的渊源入其在归义军政权中的任职、婚姻和社会活动情况（注释：（日）池田温《八世纪初的敦煌氏族》，载《东洋史研究》二四一三，一九六三年。）。
　　众多学者的辛勤探索已取得丰硕成果。敦煌大族研究成为敦煌学研究领域中一个重要课题。但是，目前对敦煌大族的研究尚处于初阶段，存在著研究面过窄、深过不够、相互缺乏联系等部下。尤其是对于敦煌大族的个案研究，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取得研究成果较少。本人试图对索氏家族　的渊源及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婚姻等方面的活动加以详细论述，以求对敦煌大族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我把敦煌索氏家族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有以下四点：（一）索氏是汉唐时期敦煌大姓，在敦煌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为百分之六，仅次于张氏，宗族强盛，社会影响比较大（注释：（日）池田温《八世纪初的敦煌氏族》，载《东洋史研究》二四一三，一九六三年。）。（二）索氏家族是最早迁入敦煌的大族，在汉末至唐末的近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始终活跃于敦煌的社会生活中。我们通过对索氏家族的研究，可以窥见敦煌社会发展的脉络。（三）索氏家族是敦煌地区一个典型的“礼乐名家”，不但在政治上很有影响，在文化上也有颇有成就。（四）敦煌索氏家族在敦煌会修建过若干所寺院，在莫高窟留下一系列大型石窟，对敦煌地区佛教的发展和莫高窟这座东方艺术殿堂的形成作出过一定贡献。
　　笔者将依据正史记载、敦煌文书、敦煌碑记资料，分两个阶段（汉晋时期的敦煌索氏和隋唐五代时期的敦煌索氏）展开论述。

第一章　汉晋时期的敦煌索氏家族

　　第一节　　索氏家族的初步发展——汉代
　　敦煌古称“瓜州”，是羌、戎、匈奴等少数民族世世代代生息繁衍、生产生活的地区。汉代以来，中原地区的汉族统治者为了适应封建大一统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在这一地区连年用兵，于汉武帝无鼎六年（前一一一）设置敦煌郡。从此，大批中原汉族士兵、农民、商人移居于此，其中包括一些官吏和将领。这些官吏、将领凭籍其在政治、经济上的优势，不断发展壮大家势力，形成敦煌地方豪族。
　　绝大多数不清敦煌豪族都是在汉陆续迁入敦煌的。在唐代执掌归义军政权的张议潮家族，就是由长安西迁而来敦煌的。p.3556<张氏墓志铭并序>云：
　　家本长安万年县，子孙因官，寅居沙州，遂为敦煌人也。
　　皇考讳淮深，前河西一十一州节度使、特进、检校司徒、南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实封五百户。
　　由上文可知，张议潮一家原居长安，因做官而西徒至敦煌，成为望族。敦煌氾氏也是由汉由中原地区移来的名族，s.1889《敦煌氾氏人物传》云：
　　成帝御史中丞氾雄，直道见弹，河（和）平／元年，自济北卢县徒居敦煌，代代相生，遂为敦煌望族。
　　由此可见，敦煌氾氏原居济北，于东汉字秤元年（一五０）迁至敦煌。在敦煌名族中，以巨鹿索氏迁入最早，p.2625号《敦煌名族志》云：
　　汉武帝时，太中大夫索抚、丞相赵周直谏忤旨，徒边，以元鼎六年从巨鹿南和迁于敦煌。凡有二祖，号南索、北索。初，索抚在东，居巨鹿之北，号为北索。至王莽天凤三年，鸣开都尉索骏马复西敦煌，骏在东，　居巨鹿之南，号为南索。莫知其长幼，咸累代官族。
　　敦煌索氏为西汉太中大夫索抚之后，原居河北巨鹿，于元鼎六年（前一一一）迁入敦煌，这一支后来被称为“北索”。王莽天凤三年（十八），索氏家族又有一支由巨鹿西迁而至，这一支为鸣开都尉索骏之后，称为“南索”。在历史长河中，“北索”影响较大，名人众多。西晋大政治家、书法这家索靖和执掌归义军政权的索勋都属于北索。而南索势力弱小，影响较小，逐渐为人遗忘。后代敦煌索氏追根溯源，都将郡望称为“世鹿”。又因为索氏家族在建都凉州（今甘肃武威）的前凉政权中影响甚大，后来被列入“凉州六姓”之中。
　　严格地讲，西汉时期的索氏家族还算不上什么世家大族，但他们在敦煌已经具有一定的影响。西汉末年，天上大乱，窦融任张掖属国都尉，史称他“既到，抚结豪杰，怀辑羌胡，甚得其欢心”（注释：《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这里的“豪杰”主要指河西的豪强大姓，其中包括索氏家族。
　　西汉时期，在政治上居于重要地位的是开国功臣、贵族子孙及方吏、军人和儒生。豪族的影响局限于地方，还有形成对政权的垄断。
　　东汉王朝建立以后，随著地主、官僚、商人三位一体的形成，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地位日益巩固了。由于他们对土地的长期占有和对仕进选拔的垄断，当时就出现了一批累世公卿的门第，如杨震四世三公、袁安四世五公等等。更由于刘秀政权是凭藉南阳、颖川两郡豪族的支持而建立起来的，面对豪族的压力，刘秀不得不对他们采取产拉拢优待政策。因此，东汉时期就出了一批累世仕宦家族。史载：
　　张奂，字然明，敦煌［渊］泉人也。父惇，为汉阳太守。奂少游三辅，师专太尉朱宠，学欧阳《尚书》……复举贤良，对策第一，擢拜议郎。……梁冀被诛，奂以故吏免官禁锢。……在家四岁，复拜武威太守。……生子猛，以建安中为武威太守（注释：《后汉书》卷六十五<张奂传>。）。
　　可见张奂祖孙三代连任太守之职，在河西地区颇有影响。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敦煌索氏累代为官，前揭p.2625号《敦煌名族志》云：
　　后汉有索頵，明帝永平中为西域代（戊）已校尉，居高昌城。頵子堪，字伯高，才明，举孝廉，明经，对策高弟（第），拜尚书郎，后迁幽州刺史。其抚玄孙翊，字厚山，有文武才，明兵当，汉安帝永初六年拜行西域长史。弟华除为郎。华之后衾，字文长，师事太尉杨赐展。孙翰，字子曾，师事司徒，即咸致仕官。宗人德，字孟济。祖毅，太尉橡。父桓，杜陵令。德举考廉，拜驸马都尉，桓帝延熹元年，拜东平太守。子韶，西部长史。
　　索頵又见于《后汉书·西域传》，文中称他“欲废后部王涿鞮，立破虏侯细致”。此外，还有西域长史索班，清代学者张澍认为“此索班汉史虽不著其地望，然太守曹宗敦煌人，而长史必本郡人可知”（注释：（清）张澍《志敦煌实录》卷二。）。郦道元还记载敦煌索励，“有才略”，曾跟随刺史手奕　在楼兰屯田（注释：《水经注》卷二<河水注>。）。
　　由以上资料我们可以看出：东汉时期，敦煌索氏虽远在僻地，却屡受征召，出任太守、刺史一类品秩较高的官职，逐渐发展如为河西地区的一个仕宦之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索氏以文化、家风为世人所尊崇，例如索湛“才明，举考廉、明经”，索翌“有父武才，明兵法”，索袒“德举孝廉”，似乎已经成为一个以儒学传家的家族，开始具备魏晋时期门阀大族最显著的特征——家风、家学。
　　第二节　　索氏家族的大发展——魏晋时期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年代，也是一个急据变革的朝代。这一历史发展阶段中最突出的是一个政治现象就是门阀士族的崛起。这种政治现象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一、魏晋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繁，社会动荡，豪强地主纷纷筑坞堡以自保，并占有大量劳动力，土地兼并进一步加剧，地主庄园经济大规模发展起来。葛洪称吴国的豪强大族“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注释：（晋）葛洪《抱朴子·昊天篇》。）。金城曲氏、游氏有大量的田庄坞壁，其经济、政治势力东达秦州（今甘肃天水），西至禄福（今甘肃酒泉）、西平（今青海西宁），时谚云：“曲与游，　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楼（注释：《晋书》卷八十九<曲允篇>。）。”在长期占有土地的基础上，门阀望族经济势力日益强大，他们在政治上也要求占据垄断地位。二、曹魏时期实行的九品中正制逐步发展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注释：《晋书》卷四十五<刘毅传>。），豪门大族把持了国家的用人大权。三、由于文化教育的落后，大放垄断经学，形成“家学”、“家风”。家风成了衡量家族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准（注释：唐长孺《魏晋南北进隋唐史三论》，　第四四页，武汉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正是在长期享有经济、政治特权，推崇家学的基础上，门阀士族势力空前兴盛，出现了一批以门第自高、讲究郡望、谱牒的世家大族。
　　这一阶段，中原地区正处于战火弥漫、干戈不息的动乱局面中，而河西地区总的形势正如陈寅恪概括的那样：“秩序安定，经济丰饶，既为中州人士避难之地，复是流民移徒之区，百余年间纷争扰攘固所不免，但较之河北、山东为经大乱者，略胜一筹（注释：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一九六三年。）。”河西地区政治局势较为平稳，加之相继统治可西地区的五凉政权都比较注意到“保境安民”，敦煌大族的势力又在有所发展。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已经形成了一批得到普遍承认的门阀大族，他们在政治、经济上的控制著河西地区，在文化上居于垄断地位。
　　曹魏时期的河西地方豪强已经具有相当强的实力，史载：“太和中，［慈］迁敦煌太守。郡在西邮，以丧乱隔绝，旷无太守二十岁，大姓雄张，遂以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旧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土。……先是属城狱讼众猥，县不能决，多集治下；……又常日西域杂胡欲来贡献，而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与留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注释：《三国志》卷十六月<仓慈传>。）”这段话说明敦煌地区受中央政权影响较弱，地方豪族把持政权，占有大量土地，垄断对外贸易。索氏家族在敦煌地区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亦应成为地方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敦煌索氏家在河西地区的望族地位的确立，归功于西晋时期的索靖、索綝父子。他们是显赫的政治地和卓越的才干大大提高了敦煌索氏家族在全国的知名度，扩大了影响，奠定了过索氏“礼乐名家”的社会政治地位。
　　索靖是北地太守索堪之子，索抚之后（注释：s.530号<大唐沙州释门索法律义辩和尚修功德记碑>：“远祖前汉太中丈夫抚，直谏飞龙，毁犯逆鳞之势，赵周下狱，抚恐被诛，以元鼎六年自巨鹿南和徒居于流沙，子孙因家焉，遂为敦煌人也。”索义辩为索抚之后。又p.4660号<索义辩和尚邈真赞>云：“轩皇之泒，在龙堆鼎族。晋代英贤，魏朝樟木。”“晋代英贤”指晋司空索靖。索义辩自称为索靖之后，则索靖也应为索抚之后。）。他深受晋武帝器重，曾任酒泉太守，拜驸马都尉，死后赠中司空，极其荣显。驸马都尉一职，由尚公主者担任（注释：《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制>“附马都尉”条：“诸尚公主者刘惔、桓温皆为之。”）。索靖可能联姻晋朝皇室，惜不可考。索靖是西晋朝延的重臣，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极有影响。太康末年，河间王马颙举兵进攻洛阳，索靖率领从雍州、秦州、凉州赶来的义兵，英勇与敌作战，中箭而亡。索靖五子“皆举秀才”，而少子綝“有逸群之量”，更是西晋政权中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曾任安西将军、冯翊太守、侍中、太仆等要职。西晋末年，刘聪进犯关东，劫掠长安，晋怀帝被囚禁，索綝立晋愍帝。他与匈奴刘聪大百战，最后被刘聪所杀。索靖父子的赫赫功绩使敦煌索氏成为河西望放，后代敦煌索氏都自称为索靖之后。一度执掌归义军政权的索勋，即称其祖为索靖。<大唐河西道归义军节度索公纪德之碑>云：
　　分玉裕，讳勋，字封候，敦煌人也。□□□□□□□□祖靖，仕魏晋，位登一品，才术三端，出入两朝，功名俱遂。
　　索靖父子是敦煌过索氏家族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式人物。
　　西晋政权为匈奴贵族刘聪所灭后，中原地区又陷入战乱之中。这时在西北地区建立起前凉、后凉、北凉、西凉、南凉五个地方割据政权，其中前凉、北凉、西凉都是在敦煌大族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竭力扶持和重用敦煌大族。索氏家族作为一个根基深厚的大家族，受到各政权的重用。
　　前凉政权实际上是河西大族的政治联盟，代表著河西大族的利益。张轨到河西后，“以宋配、阴充、泛瑗、阴澹为股肱谋主，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之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注释：《晋书》卷五十六<张轨传>。）。宋、阴、泛均为敦煌大姓，很明显，这是维护河西世族利益的政策。在这种政策的引导下，敦煌索氏全力持前凉政权，活跃于政治舞台上。
　　索氏家族在前凉政权中的地位极其重要，他们在各方面对前凉政治生活发生影响和作用。张轨时期，河西地区废弃货币，改用布帛作为标准度量单位，太府参军辅劝说张轨：“古以金贝友币为贷，具谷帛量度之耗。汉制五铢钱，通易不滞。泰始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匹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币之甚也。今中州既乱，此方安全，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注释：《晋书》卷五十六<张轨传>。）。”张轨采纳了他的意见，在河西地区恢复使用钱币。张天赐时期，索泮为冠军记事参军、禁中录事、西郡武威太守、典戎校尉，兢兢业业，政绩卓著，“天赐甚敬之”，苻坚称赞“凉州信多君子”（注释：《晋书》卷一一五<索泮传>。）！张重华“好与群小游戏，屡出钱帛以赐左右”，徵事索振劝谏说：“先王寝不安席，志平天下，故缮甲兵，积资实。大业未就，怀恨九泉。今遗烬尚广，仓帑库竭，金帛之费，所宜慎之（注释：《晋书》卷八十六<张天赐传>。）。”索振的这番话，对张重华影响很大。
　　前凉时期索氏一门先后居要职者有十二人。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不掌握一定的军事知识是难以维护家族的地位和利益的。索氏家族中许多人以武功见长，握有军权。在前凉政权中索孚担任伊吾（今新疆哈密）都尉、张掖太守；索元会任征虏将军。正是由于他们掌握一定的军事知识，又有号召力，历史悠久，索氏家族在各政权频繁更替之际能处于不败之地。
　　前凉历时七十六年，于西元三七六年为秦所灭。前秦占领敦煌后，略阳人王穆起兵反抗，敦煌索嘏和敦煌郭禹“起兵五千，运粟三万石，东应王穆”（注释：《晋书》卷九十四<隐逸传>。），支持王穆的反抗斗争。前秦在淝水之战中迅速瓦解，敦煌又处于氐人吕光建立的后凉政权统治之下。
　　后凉主吕光在河西实行残暴的统治，很快激起河西人民的反抗。吕光统治末年，沮渠蒙逊建立起北凉政权。西元四００年，李暠在敦煌建立起西凉政权。西凉是汉人政权，它代表著敦煌大族的利益。索氏家族对西凉政权拥有立之功，是西凉政权的主要支柱。最初李暠由效谷县令升为敦煌太守，就是由沙州治中索仙推举的。李暠建国之初任命的二十二名重要官吏中，索氏家族有：左长史索仙、牧府右司马索承明、西平太守（今青海西宁）、威远将军索训、广武（今甘肃永登）太守索慈、武兴太守（今甘肃武威附近）索术，居敦煌诸大姓之首（注释：《晋书》卷八十七<凉琥昭王列传>。）。
　　综观两面晋十六国时期的敦煌索氏家族，我们发现他们文化素养较高，普遍受到各政权的器重。这一阶段索氏家族人物见诸史载者四十一人，其中有官职者三十人，多担任太守、参军等地方官职。他们的政治活动使敦煌索氏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第三节　　敦煌索氏高昌分支活动情况
　　汉晋时期索氏家族在敦煌很有影响，是一个名族，望称巨鹿。这一时期索氏家族的一些人又西迁至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盆地），在高昌发展成一个颇有影响的大家放，我们称之为敦煌索氏高昌分支。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共出现索氏人物四十五人次（注释：郑炳林、杜斗城《高昌王国的民族和人口结构》，工《西北民族研究》一九八八年二期。）。敦煌索氏高昌分支仍望称巨鹿。
　　索氏家族在汉代因做官而定居高昌，形成高昌索氏。前揭p.2625号《敦煌名族志》记载有东汉明帝时西域戊已校尉索郡，他曾居住于高昌，其后代中有人在西域任职。索郡是最早移入高昌的敦煌索氏人物。
　　索氏族迁入高昌的最重要历史阶段是魏晋十六国时期。如前所述，这个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繁，社会动荡，而河西社会秩序安定，是中原人民避难的目的地。然则前秦苻坚在平定中原以后，意欲进一步统一全国，派遣吕光率领十余万军队攻打西域。苻坚的这一军事举措给河西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河西人民为了躲避战乱，纷纷向西涌入高昌地区。一些河西世家大族为了保全家产地位，也随著这股流民潮移入高昌。<张礼臣墓志铭>云：“苻坚肆虐，挺扰五凉，避难西奔，奄居右地（注释：侯灿《解放后新出土吐墓志铭录》，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集，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０年。）。”“右地”指高昌，张氏是为了避苻坚之乱而迁入高昌地区的。宋氏是敦煌望族，后来迁入高昌。<张季宗及夫人宋氏墓表>云：“河西王通事舍人敦煌张季宗之墓表，夫人敦煌宋氏（注释：侯灿《曲氏高昌王国官制研究》，《文史》第二十二辑，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高昌袁氏系田张掖、武威一带迁入，<任氏及夫人袁氏墓表>云：“夫人张掖袁氏（注释：侯灿《曲氏高昌王国官制研究》，《文史》第二十二辑，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高昌大姓中绝大多数是魏晋时期从内地（主要是河西地区）迁移而至的。索氏家族是由敦煌迁入高昌的名族，<索守猪墓表>云其为敦煌北府人。即为一例证（注释：侯灿《曲氏高昌王国官制研究》，《文史》第二十二辑，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
　　西元四六０年蠕蠕杀沮渠安周而立阚伯周为高昌王，到六四０年唐期侯君集灭高昌而设西州，这一阶段为历史上的高昌王国时期。先后称王者阚、马、张、曲四姓十六王都是中原地区迁来的大族。高昌王国的中央大权主要集中于张、索、阴、史、马等汉族十姓手中，这些大姓是高昌王国的实际统治者。
　　索氏家族中许多人在高昌王国政权中握有重权，职位很高，是高昌政权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索演达会任记事参军，索守猪任兵曹参军，都是高昌郡府中的重要官员（注释：侯灿《曲氏高昌王国官制研究》，《文史》第二十二辑，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索显宗任虎牙将军，一位在吐鲁番文书中被称为索氏的人曾任镇四府虎牙将军、三门将，这些都是重要的事将领。
　　贞观十四年（六四０）唐灭高昌后，将高昌贵族内迁至洛阳（注释：陈国灿<跋“武周张怀寂墓志”>，载《文物》一九八一年第一期。）。一九七二年吐鲁番阿斯塔那二０四号墓出土了一件河南县的欠钱契卷，契云：“贞观二十二年（六四八）八月十六日，河南县张元隆、索法惠等二人向县诉桓德过琮赎价钱三月未得。”经过坊正、坊民的斡旋，决定“别立私契”，规定桓德琮偿还“赎宅价”及其利钱的期限。陈国灿认为张元隆、索法惠在贞观二十二年前被迁往洛阳，后来又回至故乡西州（注释：陈国灿<跋“武周张怀寂墓志”>，载《文物》一九八一年第一期。）。唐灭高昌后，索氏一些人曾被内徒洛阳。
　　高昌索氏婚姻关系可考者共九例：张氏五例、贾氏二例、曹氏一例、氾氏一例。张氏、贾氏、曹氏、范氏均为汉晋时期迁入高昌的中原望放，在高昌社会生活中影响较大，权势颇盛。索氏与张、贾、曹、氾诸姓的联姻，体现出明显的身分内婚姻的特征：讲究门当户对，政治色彩较浓。
　　索氏家族高昌分支是敦煌索氏的支系，他们在高昌地区的政治、婚姻活动扩大索氏家族的影响，推动了当地社会的时步。
　　第四节　　汉晋时期敦煌索氏的文化影响
　　汉晋时期中原地区动荡不息，而河西地区相对比较安定。因此，中原地区大量文人学士避居于此，著书讲学，使河西走廊在文化上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史书称：“区区河右，而学者埒于中原”（注释：《交史》卷八十三<文苑传>。），这是一点也不夸张的。尤其是应该指出的是，五凉时期河西地区的各割据政权的执政者重视经史，提倡儒学，尊崇佛教，擢拔人士。例如西凉王李暠执政后思贤若渴，“采殊才于岩陆，拔翘彦于无际”（注释：《晋书》卷八十七<凉武昭五列传>。），广泛吸收有识之士，信任并重用他们。博经通史的宋繇，在西凉时期“讲诵不废”，“雅好儒学”，李暠临终之时嘱以军国大计（注释：《晋书》卷八十七<凉武昭五列传>。）。李暠自己便是当地著名的文学家。在这种社会风气的推动下，河西地区涌现出一对后代很有影响的儒学大家，如皇甫谧、氾胜、段灼、宋纤、刘昺等人。
　　魏晋时期索氏家族不但具有历代高官的资历，而且具有足以为人称羡的“家学”，对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也有所贡献。他们或著书立说，名噪一时；或潜心书法，留墨香于后世。其中以索靖、索紾、索永、索缓、索晖、索敞、索紞最为著名。
　　索靖不仅是西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他是被称为“草圣”的书法家张芝的晚辈，与尚书令卫瓘并称“二妙”。他断承并发展了张芝草书，在我国书法发展史上贡献很大。他的字与张芝的草书一脉相承，然而，“形异甚，矜其书，名其字，银铭趸尾”（注释：《晋书》卷六十<索博传>。）。他的书法“有若山形中裂，水势悬流，雪岭狐松，冰河危石。其坚劲则古今不逮”（注释：（唐）张彦远《索靖传》。）。索靖还会著有《五行三统正验论》、《索子》、《晋时》各二十卷及《草书状》等书（注释：《晋书》卷六十<索靖传>。）索靖在唐代仍为人们怀念、敬仰，p.3721 号<瓜沙两郡史事编年并序>云：
　　丙辰，开元四年六月县令赵义本刊到任，其令博览经史，通达九经，寻诸古典，委张芝索［靖］俱敦煌了也，各检古迹，具知处所。
　　索靖可谓一代文化古人，他与索代另两位人物索紾、索永人及乡人氾衷、张□俱以文学知名，被称为“敦煌五龙”。
　　索氏家族其他成员见载者有：索袭，前凉时人，“游思于阴阳之术，著天文地理十余篇，多所启发”（注释：《晋书》卷九十四<隐逸传>。）。他被敦煌太守阴澹称为“硕德石儒”。索紞“少游京师，受业太学，博综经籍，遂为通儒，明阴阳天文，病况术数占候”（注释：《晋书》卷九十五<艺术传>。）。索绥为前凉张骏时儒林妹祭酒、西曹掾，著《凉国春秋》五十卷、<十夷颂>、<命传>十余篇（注释：（唐）刘知几《史通·正史篇》。）。索晖著《凉书》（注释：（唐）刘知几《史通·正史篇》。）。西凉时还有索敞，“专心经著，尽能传延明业，凉州平，入魏，以儒学为中书博士”。京师贵游之子，“前后显达，位于尚书、牧、守者数十人，皆受业于敞”。他著有《丧服要记》等书（注释：《魏书》卷五十二<索敞传>。）。西秦政权中有索棱，“好学博文，姚苌甚器重之，　委以机密，父章诏檄，皆棱之文也”（注释：《十六国春秋辑补》之<后秦录>。）。
　　索氏家族在魏晋时期的文化贡献主要集中于史学、书法、儒学几个方面。在史学方面，索绥的《凉国春秋》、索晖的《凉书》是叙述十六国时期割据政权历史的重要资料。索靖的书法艺术具有独特的魅力，是我们书法艺术中的一份珍贵遗产。索袭、索紞是著名的儒学大师，为弘扬河西文化作出了贡献。

第二章　隋唐五代时期的敦煌索氏家族

　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门阀制度走向衰落的历史阶段。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门阀望族渐失去了他们在政治、经济上的优势。尤其是隋朝以来实行的科学制度对他们打击更大，使他们陷入“世代衰微，全无冠盖”（注释：《新唐书》卷九十五<高俭传>。）的尴尬境地。然而，在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意识中，他们仍然处于优越的地位，有较大的影响。连唐宪宗、唐文宗嫁女都要“取门阀者配焉”，“取世家子以闻”（注释：《新唐书》卷一四六<李吉甫传>。）。特别在某地区，同上于特殊的历史原因，门阀势力不但没有衰落下去，还表现下“回光返照”的迹象，以以前更加兴盛，敦煌大族就是如此。对于这种历史现象，唐长孺作了精辟的论述：“在隋初和唐初，南北朝以来各地的奋门阀已丧失过去由制度所保证的政治经济特权，但他们在社会上传统的崇高地位仍程度不同地得以保持，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地域环境的差别和遭际的不同，各地区的奋门阀在社会政治上的地位亦各有不同（注释：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四四页，武汉大学出版，一九九六年。）。”
　　敦煌地理位置偏僻，长期处于“四面六蕃围”的环境中，受中原地区的政治变乱和社会变革影响较小，因此，门阀大族所受冲击较小，得以维持下来。另一方面，唐中叶以后，一度统治敦煌的吐蕃贵族为了稳定社会秩序，曾采取持植、优待世家大族的政策，这也足使敦煌旧族势力得以保存。此外，从敦煌大族自身来看，他们具有一定的政治才干，不易被历史所淘汰。因此，唐、五代时期是敦煌门阀大族贵最为活跃的一个阶段，他们受到到各政权的重视，影响颇广。
　　唐、五代时期的索氏家族人物繁盛，对政治界、佛教界都有一定影响。本文将分政治活动、婚姻关系、在佛教界的活动、在佛教界的活动、经济活动四个部分进行论述。
　　第一节　　索氏家族的政治活动
　　隋唐时期敦煌索氏家族仍活跃于敦煌诸政治机构。p.4610号《索崇恩和尚修功德记》提到其先辈隋朝散大夫索哲，唐安西通海镇将军索恪，沙州法曹参军索艺，县学校书郎索稚，左金吾卫会州黄石府折冲都尉索奉珍，他们都属于北索。唐初有沙州都督索允。莫高窟盛唐一九九窟供养人题记中有昭武校尉索崇嗣，豆卢军副典诸城使索弘。
　　安史之乱爆发后，陇右、河西以及安西四镇的精兵东调平叛，西北边境兵力空虚，吐蕃贵族乘机发动大规模进功，先后功陷凉州、甘州、瓜州等地，沙州成为河西最后的抗蕃据点。沙州民从在节度使周鼎、阎朝的领导下，经过十余年的顽强抵抗，械尽粮绝，于建中二年（七八一）以“苟勿徒地境，请以城降”为条件，接受了吐蕃贵族的统治（注释：《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
　　吐蕃占领敦煌以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采取优待世家豪族的政策，拉拢敦煌大族，p.4638号<阴处士碑>云：
　　自赞晋启关之后，左衽迁阶；及宰辅给印之初，垂祛补职。蕃朝改授得前沙州道门亲表部落大使。承基振豫，代及全安。六亲当五秉之饶，一家蠲十一税。复旧来之井赋，乐已忘亡，利新益之园池，光流璋（竟）岁。
　　阴处士即嘉政，出自敦煌望族阴氏。他曾镇守敦煌，抗击吐蕃入侵。但吐蕃任命他为部落大使，成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以汉制汉”政策的联合拉拢对象。索氏家族也是吐蕃政权拉拢优待的对象，p.4640号<沙州释门索法律窟铭>记载其兄任“沙州防城使”，“权职蕃时，升荣曩日”，其弟清贞被称为“一城领袖，六郡提纲”。
　　索氏家族在吐蕃政权中极有势力，为其重要的依靠对象。都督一职是吐蕃政权中汉人所能担任的最高官职，地位相当于唐代的刺史。从敦煌文书看，吐蕃时期担任都督的有杜、安、张、宋等敦煌大姓，索氏家族有两人曾出任此职，一位是都督索公，一位是索琪，即索勋之父。敦煌文书多处记载有这位索公，p.2807号<释门杂文>云：
　　故都督索公，愿步金莲，神游宝界，遇慈舟于定水，永竭昏河，晖惠剑于稠林，长祛爱绸，所在亲族，咸报良缘；远近枝罗，俱沾胜益。
　　从文中看，这位索公精通佛理，在他的提携下，索氏家族“俱沾胜益”，频频出仕。他在吐蕃政权中的活动，为索氏家族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郑炳林疑其为索琪之父（注释：郑炳林《“索勋纪德碑”研究》，载《敦煌谳研究论集》第一七九～二０四页，兰州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另一位都督即索琪，<索勋纪德碑>云：
　　父琪，前任敦煌郡长史，赠御史中丞，早承高荫，皆显才能。
　　郑炳林认为索琪的官职为都督而非敦煌郡长史（注释：郑炳林《“索勋纪德碑”研究》，载《敦煌谳研究论集》第一七九～二０四页，兰州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另据p.3410号《沙州僧崇恩处分遗物凭扰》末署“侄都督索琪”，我们知索琪为索崇恩之侄，曾任都督。
　　索琪是吐蕃统治末期到归义军初期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在许多佛事文书中都有记载，p.2630号<转经文>云：
　　我都督公既承斯决，君不遑安，遂命有司揆日成建，所愿上资圣寿，爰及百僚，次益城池，福沾黎庶。
　　p.2854号《释门杂文》云：
　　则我释门教授和尚爰及郡首都督等奉为尚书北征保无灾难之所为之。
　　这些愿文都是吐蕃统治末期到归义军初期的作品，其中的都督均指索琪。
　　部落使是吐蕃统治时期的地方官职，一般由敦煌大族成员担任，例如阎英达曾任大蕃部落使，索氏家族中也曾有出任该中。p.3774号<龙藏牒>所提他的父亲索留南为部落使，被东衙赏赐羊牛马毯等物，恩遇隆宠，地位不低。龙藏本人作为部落使之子而身充将头，亦享受优待。
　　敦煌索氏家族在吐蕃政权的任职情况表明：敦煌索氏家族的势力在吐蕃占领时期并没有削弱，反而有所增强，担任都督、部落使等官职，是吐蕃统治河西的主要依靠力量。
　　吐蕃奴隶主贵族对敦煌大族加以重用，然而敦煌大族依然盼望回到唐朝的怀抱。大中二年（八四八）吐蕃发生内乱，张议潮乘机起的兵逐蕃，收复瓜沙，唐政府诏令沙州建立归义军政权，以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的建立归义军政权并且能够陆续攻下肃、甘、伊、凉等州，这在很程度上得力于索、李、翟等敦煌大族的支持。索氏家族即为张议潮逐蕃运动的主要支持者与对与者，后来在归义军政权中担任各级职务。索氏家族在张议潮逐蕃运动中的功绩是其日后显赫地位的基础，前引p.4640号<沙州释门索法律窟铭>称赞其长兄之二子，云：
　　次子押衙忠头，勇冠三军，射究七札，助收六郡，毗赞司空，为前矛之爪牙，人后殿之耳目。……攻五凉而克获。驻军神鸟，镇守凉城，积祀累龄，长冲白刃，俄然同枕疾，殂殒武威。
　　押衙忠信：……登锋履刃，猛气超群；铁臂钻枪，先冲入阵；提戈从事，每立殊殒。葵心向阳，兢兢使主。
　　奉元而归阙，臣子之礼无亏。……愿投桑梓，未遂本情。
　　据考，此碑铭是咸通八年至十一年（八六七～八七０）间完成的（注释：石璋如《敦煌千佛洞遗碑及其相关的石碑考》，载《历史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四本上，第七三～七四页。），索义辩为抚之后，与索勋一家同属北索。索忠头跟随张议潮收复河陇故地，克获五凉全境，镇守凉州。神鸟是唐凉州所辖五县之一，位于凉州西郭，索忠头等驻军于此，控制凉州的西半部。索忠信也部跟随张议潮收复河陇失地，后任职押衙，咸通八年随同张议潮入京，未能回归故乡。此二人为张议潮的得力部下，在收复河陇的战争中立下卓越功勋。
　　索崇恩一家也曾跟随张议潮收复河西，影响很大，p.2854号《释门杂文》云：
　　厥今转金经于宝地，集四众于莲宫，并画弥勒索变一躯，毗沙天王两躯，事无疆之福者，则我释门教授和尚爰及郡首都督等奉为尚书北征保无灾难之所建也。
　　此处的“释门教授和尚”即指崇恩（注释：郑炳林《“索崇恩和尚修功德记”考释》，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一四七～一七八页，兰州在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他在张议潮起兵逐蕃以及建立归义军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索琪也是吐蕃统治末期到归义军初期的一位相当活跃的人物。s.4504号《释门杂文》在大中皇帝、尚书、安妣、索教授之后又记：“又持胜福，次用庄严，都督琪等。”即指索琪，他于大中年间在归义军政权中担任都督，归义军时期都督排名在沙州刺史、部落使之前，不仅统兵作战，而且与沙州刺史共治敦煌郡务。
　　索琪子索勋在张议潮收复六郡的战争中功勋卓著，<索勋纪德碑>云：
　　公则我河西节度张太保之子婿也，武冠当时，文兼识达，得扶囊之上策，□□□□□明主，□□□□□皇王之□□。□韬钤而五凉廊靖，布鹤列而生禽六戎。□□□□姑臧寇扰，□□□□□□□□。上褒厥功，持爱授昭的武样持节瓜州诸□□□□墨厘押蕃医落□□□□□□史。
　　索勋为张议潮的女婿，曾参与收复凉州的战争，后来担任瓜州刺史无前例兼墨离军使。从敦煌文书来看，瓜州为沙州屏藩，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张氏家族多任用大姓、懿亲出任瓜州刺史。墨离军使一般由瓜州刺史兼任，握拥重兵，甚至左右著归义军的政局。索勋能出任瓜州刺史并兼墨离军使，这是由索氏家族在敦煌地位以及索勋章先祖对归义军政权的支持决定的。
　　唐五代归义军政权以张氏为首的敦煌大族与粟特人联合推翻吐蕃统治后建立的区域性政权。随著归义军政权的日益巩固，其内部斗争也尖锐起来。大顺元年（八九０）归义军内部发生政变，节度使张淮深一家被杀。同年，索勋执掌归义军政权，于景福元年（八九二）正式受朝命节度使。索勋执政引起李氏家族的不满，乾宁元年（八九四）被张议潮第十四女，李明振妻诛灭。
　　索勋是如何执掌归义军政权的？历来说法颇多，莫衷一是。解放前，向达曾指出淮深全家死于索勋之手（注释：向达《“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一九五七年。）。后人长期的治用此说。八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提出异议，否认索勋杀张淮深一家而夺张氏权的说法，认为张淮深全家死于张氏家族的内部残杀。荣新江进一步指出，张议潮之子淮鼎杀淮深自立，但不久即去世，死前将幼子张承事托付给张议潮女婿索勋，索勋乘机自立为节度，后来受到朝延的正式任命（注释：荣新江《晚唐归义军李氏家族执政史探微》，载《文献》一九八九年长三期。）。莫高窟第九窟甬道南壁供养成人像列西向第一身题名为：
　　敕归义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索勋供养。
　　此题名当在景福元年（八九二）索勋正式受朝命为归义军节度使时所记。他在瓜州地区享有较高威望，受人敬仰，p.4638号<瓜州牒状>云：
　　索中丞出身陇上，文武双兼。有陈安抚养之能，怀介子馘戎之效。一从旌旗，十载片途。铁衣被于严霜，出剑几劳于大汉。积功国效，岂丑于曹参；向国输诚，于惭于已（纪）信。况当亲懿，德合潘阳（杨），久辅辕门，颇修职业，专城符竹，须籍仁明。
　　索勋善于用兵，勇敢绝伦，是一位英豪。不但如此，他“况当亲懿，德合藩阳（杨）”，是张氏家族的女孩子婿。因此，在张氏政权出现危机的时候，由他出面执掌政权是较为稳妥、可行的举措。
　　索勋能执掌归义军政权，这与索氏家族对他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池田温说：“能在实际上支持氏族传统的人，多数是没有直接血缘关系的不著名的同姓集团（注释：（日）池田温《八世纪初的敦煌氏族》，载《东洋史研究》，二四一三，一九六三年。）。”索勋以他的上辈崇恩、索琪以及他的同族索义辩、索龙藏等人为基础来发展他的政治势力。
　　据敦煌文书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记载，敦煌索氏在归义军政权中担任都押衙、押衙、镇使，兵马使、营田使、县令、都指挥等职，是一支极其重要的政治力量。
　　都押衙是唐五代时期归义军政权中的重要官职，是节度使的亲信，职高位显。索氏家族中有两人曾出任都押衙一职。p.3023号《后晋时代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记载乙亥年（九三九）西仓破：
　　布二丈一尺，索都押亡时，吊孝娘子诸郎君僧政等用。
　　这位索都衙任职于后晋时期。又据p.3556号<张氏墓志铭并序>云：
　　娘子，巨鹿索公讳私之夫人也。……出适巨鹿索公讳私，即前归义军右马步都押衙、检校工部尚书、轻车都尉、沙州衙内都押衙。
　　这个索都衙与p.3032号<后晋时代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中的索都衙应为一人（注释：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四０九页，甘肃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s.2474号《庚辰—壬午年间（西元九八０～九八二年）归义军衙内面油破历》：
　　八日支索都衙家住达坦身故助葬，细供十分，胡饼三十枚，用面三斗四升，油八合。
　　这位索都衙地位极其显赫，由归义军政府出油、面等物为他家助葬。
　　押衙也是节度使的亲信，控制著从使府到地方面的各个政部门，权势很大。索氏家族中出任此职者人数众多，据笔者检索共有十二人次。直接提到索押衙的有：p.3964号背《年代不明便麦粟历》：“索押衙便麦两头至秋伍斗。”s.6217号《年代未详（西元十世纪）诸色斛斗破历》：“与索押衙羯羊一口，断麦四石。”p.2032号背《后晋时代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豆肆头，于索押衙换铜用。”p.3745号《三月二十八日荣小食纳付油面柴含散饮等数》：“索押衙面八斗两合半，索押衙付面二斗。”“索押衙一分”。p.3234号背《年代未详（西元十世纪中期）诸色入破历算会稿》：“豆肆头索押衙所换铜用”。p.3935号<丁酉年（九九七年）洪池乡百姓高黑头状（稿）>：“还索押衙粟十石”。记载姓名的有：p.4640号《乙未年—辛酉年（八九九～九一０年）归义军衙内破用纸布历》中有索像通；p.2803号<唐景福二年（西元八九三年）二月押衙索大力状>中有索大力；p.2484号《戊辰年（西元年九六八年）十月十八日归义军算会群牧驮马羊现行籍》中有索怀定；p.3280背<宋至道二年（西元九九六年）三月索定迁改补节度使押衙牒>中有索定迁。
　　都头是领军统帅，一般以兼官的形式出现。索氏家族中出任都头者共有二人。p.3010号<天兴七年（九五六年）十月于阗回礼使索子全状>：“内亲从都头兼寿昌县令索子全。”索子全身任头兼寿昌县公。s.2578号<薛九安致张都头索都头状>：“仲冬严寒，伏惟张都头、索都头尊体起居万福。”
　　兵马使是归义军政权中重要的藩镇军将，职级甚高，深得节度使信任。索氏家族中有三年位兵马使，一位见于p.3410号<年代未详（西元八四０年）沙州僧崇恩处分遗物凭据>：“侄兵马使索荣彻。”一位见于.4654号<丙午年（九四六年）金光明寺庆戒出便于人名目>：“十一日，索兵马使便豆壹（石）肆斗，秋壹头八斗。”p.3501号背<戊午年（西元九五八年）康员进贷生绢契>：“于兵马使索儿儿面上货生绢壹疋。”
　　指挥使在五代时期逐渐取代兵马使而成为最重要的武职军将。索氏家族有两位指挥使，s.4700号<甲午年（西元九九四年）五月十五日阴家内婢子小娘子荣亲客目>：“索指挥及娘子并都头子等七人。”p.3440号《丙申年（西元九九六年）三月十六日见纳贺天子物色入绫绢历》：“索指挥白绢两疋。”
　　都虞侯、虞侯为归义军政权中的重要军将，既统领军队，对外征战，又维护治安。索氏家族有人出任此职，p.3410号<沙州僧崇恩处分遗物凭据>中记有虞侯索。
　　教练使是统兵教习的军将，不仅教习训兵，而且统兵征战。索氏家族中有一位教练使，p.2040号背《后晋时期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中曾提及。
　　镇遏使是军镇的军事长官，索通达曾任玉门镇遏使。p.4640号《归义军衙内破用布纸历》在有所记载。
　　县令是归义军时期重要的地方长官，p.3016号<天兴七年（九五六年）十一月于回礼使索子全状>中记有寿昌县令索子全。
　　此外，索氏家族成员在归义军政权中还担任郎水官、知马官、判官、营田官、仓司、将头等官职。他们活跃于归义军政权中，充斥于各级机构，影响甚大。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索氏家族在吐蕃归义军政权中颇为活跃，任职者很多。他们在这一历史阶段仍是影响政治局势一股重要力量，保持著魏晋十六国时期的雄风。归义军时期索氏家族在任职情况见附表。
　　归义军时期索氏家族任职情况表　　
　　第二节　　索氏家族的婚姻关系
　　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古代宗族社会中，姻戚关系不但是维击种族的必要途径，也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划分等级的标准。通过考察敦煌大族间的婚姻关系，我们可以窥知敦煌大族势力的消长，政治风云的变幻以及社会习俗的变迁。
　　如前所述，唐代世家大族虽然已经不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望族，但仍然是影响社会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一股强大力量，在人们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人们争相与之联姻。索氏被称为“礼乐名家”，是魏晋以来最合乎人们标准的一个门阀望族，敦煌大族争相与之联姻，共同形成敦煌地区的上流社会，享受政治特权。
　　根据对有关资料的统计，索氏家族中有可考婚姻关系二十五例。索氏频繁地与张、曹、宋、李、氾、阎等敦煌望族通婚，形成身分内婚姻。
　　张氏　张氏为敦煌地区最有势力的大族，以南阳、清河两望最为显贵。南阳张氏即张议潮一族，执掌归义军政权长达六十年。清河张氏为汉司隶校尉张襄之后，在敦煌地区也很有影响。索氏家族通过与张氏家族的世代联姻，结成相互支持、相互依托的政治夥伴关系，成为张氏归义军政权的重要支持力量。
　　索氏与张氏婚姻关系中可考者共八例，其中与清河张氏联姻一例，与南阳张氏联姻共三例，姓望不可考者四例。张氏与索氏门当户对，张、索联姻是典型的政治婚姻。
　　张、索联姻较早见于吐蕃时期所开莫高窟一四四窟供养人题名。该窟窟主为前提索氏家族成员龙藏。窟内主室东壁门上方女供养像题名为：
　　亡母清河张氏供养。
　　由此可见，龙藏父娶妻清河张氏。又p.3774号<沙州僧龙藏牒>云：
　　大兄嫁女二：一氾家，一张家。
　　齐周嫁女二：一张家，一曹家。
　　索龙藏父娶妻张氏，龙藏及其兄又嫁女张氏。
　　晚唐第十二窟为索氏家窟，窟主为前提索义辩。该窟西壁龛下供养人像列第八身题名为：
　　侄男新妇张氏一心供养。
　　同列第九身题名：
　　侄男新妇张氏一心供养。
　　前文名提索义辩有两侄忠信、忠顗，这两位“侄男新妇”可能是忠信、忠顗之妻。此为索、张联姻一例证。
　　索、张婚姻法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索勋家族与张议潮的婚姻关系，即张议潮娶妻索氏，张氏议潮嫁女索勋，张淮深之女嫁给索勋之侄。
　　张议潭娶索氏女：莫高窟第九十四窟为张淮深所开功德窟，该窟主室南壁中段供养人像列题名：
　　母□（武）威郡太夫人巨鹿索氏一心□□
　　张淮深称“巨鹿索氏”为“母”，则张议潭夫人为索氏。又p.2762号《张氏修功德铭》为张淮深修建第九十四窟的功德记，文中称其母为“巨鹿郡索氏，晋司徒靖十七代孙”，这也说明张议潭妻为巨鹿索氏。
　　索勋娶张议潮女：<索勋纪德碑>明确记载索勋为张议潮女婿，p.3126 号《还冤记》写本上端页边小字题记：
　　中和二年四月八日下手镌碑，五月十二日毕手。索中丞以下三女夫作设于西牙（衙）碑毕之会，尚书其日大悦，兼觉僧设统以下四人，皆沾鞍马缣细，故记于纸。
　　尚书指张淮深，索中丞以下三女夫指索勋、李明振等人。上文记载了张淮浴功德窟——九十四窟营造完毕后，镌刻功德碑并设宴庆祝的情景。索勋参与张氏家窟的营建活动，这一点反映出索氏与张氏的密切关系。
　　张淮深女嫁宗勋侄：p.3556号<张氏墓志铭>云：“皇考讳淮深，前河西一十一州节度使、特进、检校司徒、南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实封五百户。”“［娘子］出适巨鹿索公讳私，即前归义军右马步都押衙、检校工部尚书、轻车都尉、沙州衙内都押衙。”“娘子七十有四，于广顺四年甲寅岁九月二十日殒逝于定难坊私第也”。
　　据钱伯泉考证，索勋曾统领过定难军，为平定祸乱立下功劳，因此标其居住的坊为“定难坊”（注释：钱扔泉《为索勋篡权翻案》，载《敦煌研究》一九九八年第一期。）。张氏居住在定难坊，那么其夫索都衙必为索勋亲属。索勋又是张淮深的姐夫或妹夫，淮深女应嫁索勋侄。这位索都衙地位极显，应是索勋近亲。由此可见，张淮深之母为索氏，其堂妹及其女均出适索氏。索、张两家三代联姻，相互依托，极为亲密，是典型的身分内婚姻。
　　索氏与曹氏婚姻：曹氏本非沙州旧族，是唐代后期才崛起的军事显事，其地位自然无法与张、索、阴、氾等敦煌老牌世族相比。然而，在后梁时期，其家族势力骤然增，曹议金接管瓜沙归义军政权，祖纱三氏相继执掌归义军政权长达百年。曹氏家族的骤然崛起固然是由曹议金本人的政治才干决定的。但也与曹、索联姻，从而和是到索氏和张氏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曹、索联姻共有五例。
　　曹议金娶索勋女：莫高窟九十八窟为曹议金所开功德窟，此窟甬道北壁第一身男供养人像题名为：
　　故外王父前河西一十一州节度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支度营田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食邑二□户实□伍百户……上柱国南阳……。
　　贺世哲认为这个“外王父”就是张议潮，即曹议金妻索氏的外祖父，曹议金妻为索女，因此才会把索勋的供养像画在第九十八窟甬道北壁，列于张议潮、张淮深之后，居第三位（注释：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载《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甬道壁第三身男供养像题名为：
　　敕归义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支度营田等使……巨鹿郡索讳勋一心供养。
　　曹议金娶索勋为妻，由此与张议潮家族攀扯上关系，得到这两家用“龙沙州鼎族”的支持，抬高了他在敦煌地区的声望。所以，曹议金将张议潮、张淮深、索勋这几位实力派人物的画像列在地位尊贵的确北壁，籍以光耀门楣，抬高身价。在张氏政权内外交困之时，曹议金理所当然被推上节度使的宝座。
　　曹元忠姐妹嫁与索氏：莫高窟五十五窟为曹元忠的功德窟，该窟南壁东端供养人像列第六身题名为：
　　外甥小娘子索氏一心……。
　　元忠既称索氏为“外甥”，他一定有姊妹与索家。
　　曹元忠史弟娶索氏女为妻：莫高窟第六十一窟为曹元忠功德窟，该窟北壁供养人像列东向第十一身题名：
　　嫂小娘子索氏一心供养。
　　元忠既称索氏为嫂，他必有兄娶索氏女。据姜亮夫推测，曹元德娶妻索氏（注释：姜亮夫《唐五代瓜州张曹两世家考》，载《中国文史论丛》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
　　此外，此窟中北壁供养人像列东向第十身题名：“□小娘子索氏一心供养”，可见曹氏家族中有又有娶索氏女。
　　五代第九十八窟北壁东端供养人像列东向第四身题名为：
　　新妇小娘子索氏一心供养。
　　索氏家族又有人嫁与曹氏。
　　从以上对张索、曹索婚姻关系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出：索氏家族与张氏、曹氏的联姻中，政治利益是决定其婚姻关系的重要因素。张、曹两代相继执掌归义军政权都离不开索氏家族对他们的支持。
　　索氏与阎氏联姻：敦煌阎氏望称太原，是敦煌地区的古老大姓，p.3630号<阎会恩和尚邈真赞并序>称其家放秋“西裔高枝，实敦煌之大荫”。阎氏在归义军政权中任职者颇多，有阎者衙、阎都头、阎兵马使等。p.4649号、p.4525号、p.4373号、p.2040号都提到阎家或阎家庄。阎氏家族中归义军时期势力较为显赫，索阎联姻是索氏家族的势力发展乃至代替张氏出任节度使的重要条件。
　　索氏与阎氏婚姻关系可考者共二例。p.3410号<沙州僧崇恩处分遗物凭据>末尾署名有“表弟大将阎英达”　，可见崇恩家与阎氏有姻戚关系。阎英达是吐蕃统治末期到归义军初期在敦煌地区颇有影响后位人物，先后担任部落使、大将军、瓜州刺史等职。此外，莫高窟第一四四窟东壁上排供养人像列南向第一身题名：“姑母阎氏一心供养”，可见索龙藏家与阎氏也有姻戚关系。
　　索氏与阴氏联姻：阴氏望称武威，与索氏同列“凉州郡姓”的九姓之中。阴氏也是敦煌望族，在吐蕃归义军政权中任职者颇多，有道门亲表部落大使阴伯伦，都押衙阴文通、常乐县令阴善雄等人。阴海晏曾担任僧统。敦煌文书s.2425号、s.1519号记有阴家庄，s.1053号、s.3165号记有阴婆庄。阴氏在归义军时期势力的很盛，频频与索、张、曹等家族联姻。
　　莫高窟二三一窟是阴嘉政为其父阴伯伦与其母索氏修建的功德窟，该窟东壁门上方中央供养人题名为：
　　亡慈妣敦煌录事孙索氏同心供养。
　　p.4640号<阴处士碑>为阴嘉政开建第二三一窟的功德碑，其中云：“慈母索氏，通海镇大将军之孙。”即前提索恪之孙。
　　此外，p.3774号<丑年（西年八二一年）十二月沙州僧龙藏牒>中“龙藏曾娶妻阴二娘”，索龙藏妻为阴氏。
　　索氏与杜氏联姻：杜氏望称京兆，是敦煌地区另一名族。s.2052号<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将其列于京兆四十姓第二。杜氏家族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势力大，地位高，曾在人出任都督之职。归义军时期，京兆杜氏势力虽不如以前，但仍不愧为一望族，影响颇大。
　　索氏与杜氏联姻见载于p.4986号<京兆杜氏邈真选赞>，称杜氏为“前河西节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监祭酒殿中侍御史勾当沙州要（水）司都渠泊使巨鹿索公故妻”，索押衙娶妻杜氏。
　　索氏与宋氏联婚：宋氏望称广平，也是敦煌大族。索氏与宋氏联婚可考者一例。前提莫高窟晚唐一四四窟是索龙藏所建家窟，西藏龛化侧坛南壁五代供养人像列西向第二身题名为：“伯母宋氏一心供养”，索氏与宋
氏也有婚姻关系。第一九六窟为宋氏家窟，南壁西向第六身左下方男供养人像题名：
　　弟子宋文君敬画菩萨四躯
　　一为慈母二为已息已亡索氏娘子。
　　索氏与宋氏联姻共此二例。
　　索氏与李氏联姻：李氏望称陇西，也是敦煌的一大望族，索氏与李氏联姻见戴者仅一例。莫高窟一四八窟为李明振所开功德窟，该窟西壁供养人像列北向第三身题名：
　　故甥将仕郎守沙州司马□……索□鼎供养。
　　李明振称“索□鼎”为外甥，李明振家族与索氏应当有婚姻关系。
　　康氏　　敦煌康氏为粟特人后裔。p.6497号<辛丑年酒帐>记载有康家店，当是康姓人的聚落。康氏在吐蕃时期很受重用。最义军时期，除瓜州刺史康使君外，还有肃州防戌都营田康使君（s.2589号）康指挥（p.2032号）、都知兵马使康通信（p.4660号）、兵马使康员进（p.3051号）。前揭一四四窟东壁门南侧供养大像列北向第一身题名：
　　夫人蕃任瓜州都□（督）□仓□曹对军金银间告身大虫皮唐公之女修行顿悟优婆姨发祥□（弟）一心供养
　　可见索龙藏家与康氏有婚姻关系。
　　敦煌索氏与慕氏、氾氏、成氏、邓氏均有姻戚关系。索氏与慕容氏联姻见于五代第五十三窟，该窟为慕容氏家窟，供养人像列第五身题名为：“妹小娘子索氏一心供养。”索氏与成氏联姻见于隋代六十七窟，该窟供养人题名中成陀罗“妻索玉恩供养”。索氏与邓氏、氾氏的联姻均见于前提一四四窟供养人题名。
　　索氏家族与张、曹等家族姻戚关系见附表。
　　从上表可知，索氏家族与张、曹两姓通婚最为频繁，分别是八次和五次，而与其他家族通婚次数不多。考虑到张、曹两族地位显赫，索氏与他们联姻，政治依靠为主要因素。而阎、阴、杜、李、宋、氾、邓氏都为敦煌老牌大姓，文化素养较高，政治地位显赫，索氏与他们的婚姻关系是典型的身份内婚姻。粟特人在敦煌地区的历史并不悠久，但他们在经济上很有实力（注释：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的粟特人与佛教》，载《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索氏与他们联姻，主要是出于经济果上的考虑。
　　第三节　　　索氏家族在佛教界的活动
　　从西晋到隋唐时期，敦煌一直是一座传统的佛教城市，寺窟林立，“硕德高僧，接踵连行”。在唐代中国，佛教发展到极盛阶段，开始向世俗化、大众化方几转变，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内产生了深远影响。敦煌作为丝路重镇，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中转站，佛教更是繁盛，莫高窟兴盛就体现了这一盛况。吐蕃占领，使敦煌避过了唐武宗的“会昌法难”，佛教寺院数目、僧尼人数有了很快的增长，佛教教学水平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归义军历任节度使都扶佛教的发展，尤其是曹元忠兄弟更加信佛，大开佛龛，大量施舍。在地方统治者的倡导下，敦煌佛教事业非常兴盛，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敦煌佛教的发展与敦煌民众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敦煌大族更是佛教发展的有力支柱。莫高窟中许多大窟都是由当地豪族出资修建，如初唐第九十六窟就是阴氏家窟。敦煌藏经洞中相当一部他文书出自敦煌大族之手。敦煌僧界要职多由张、索、李、安、唐、康等大族把持。敦煌大族是佛教界一支重要的控制力量。
　　敦煌索氏被称为“龙沙鼎族”，地位显赫，名人辈出，影响深远。他们在敦煌佛教界颇有势力，这是他们在世俗社会中的势力的补充。
　　敦煌僧尼数量很大，在总人口中比例较高，其中有许多大族子弟。索氏家族中僧尼众多，广泛分布于敦煌各寺院，奠定了索氏在敦煌佛教界影响的基础。s.2709号<吐蕃辰年（一八八）三月沙州僧尼部落米净辨牒（算使勘牌子历）>是吐蕃占领敦煌后对当地僧尼所做的一次大规模的人口统计。其中，记载辰年三月五日版式算使论悉诺罗检牟敦煌诸寺僧人名目，索氏僧人有永安寺索光证、索处净，开元寺索善来、索离喧，灵修寺索了性、索变船、索广川，普光寺索普证、索善行、索悟智、索无念、索普岩、索普满、索广净、索真净、索悟真、索胜缘、索妙性、索善性、索善胜、索香岩、索真意。这一次口统计共计有僧尼三百一十名，其中，索氏二十四名。在僧尼总数中占百分之七。而索氏人口占八世纪末至十一世纪初居民人口数的百分之六（注释：（日）池田温《八世纪初的敦煌氏族》，载《东洋史研究》，二四一三，一九六三年。），僧尼的比例数比它在总人口的比例数高出一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索氏家族在宗教界人数较多，势力较大。
　　从莫高窟供养人题名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索氏僧尼人数众多，在佛教界基础雄厚，影响甚大。莫高窟一四四窟为索龙藏为其家族所开功德窟，窟内供养人画像共三十幅，其中僧尼画像共九幅，占该家族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弱，比例很高。这些僧尼中但任教职的者共五人，有“妹画修寺主比丘善……”、“妹尼普光寺律师玗相一心供养”、“妹尼普光寺都维证信一心供养”，僧有人“管内释门都判官职任龙兴寺上座龙藏修先代功德永为供养”、“释门龙兴寺上座□□一心供养”。索氏人物控制著这几所寺院。
　　佛教是由印度优传入的宗教，它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有很大冲突。例如，佛教规定教徒只拜佛，不拜父母，这与中国传统的孝道相悖。在唐代，佛教进一步向中国化发展，与传统封建思想达到了相当程度的融合，形成中国化的佛教。前揭s.2669号<年代未详（八一五～八七０年）沙州诸寺尼籍>中所载尼姑都指明其姓氏。龙藏所开莫高窟一四四窟明确指出他为纪念先辈而出资造窟。佛教界与世俗社会有著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敦煌佛教界的势力是世俗家族势力的延伸，体现著家族的利益。
　　从敦煌文节和莫高窟供养人题名来看，无论在吐蕃统治时期还是归义军时期，索氏家族成员充斥于敦煌佛教界，担任各级僧职。
　　僧统是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教团的最高僧职，可以和节度使平起平坐，受到广泛的尊重。索氏家族有一位僧统，见于p.4120号<壬戌年～甲子年（西元九六二～九六四年）布褐等破历>：
　　布肆尺五寸，索僧统亡吊孝及王上座用。
　　据荣新江推测，这位索僧统为副僧统（注释：荣新洒《归义军时期的佛教与佛教界》，载《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藉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吐蕃统治时期，都教授为佛教教团最高领袖，据郑炳林推测，索崇恩担任此职（注释：郑炳林《“索崇恩和尚修功德记”考释》，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一四七～一七八页，兰州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p.5579号<教授崇恩等贴>为吐蕃末年的文书，其末署“教授崇恩”，说明吐蕃时期崇恩已担任此职。p.4610号<索崇恩和尚修功德记>：
　　蕃落信知，众性恢附。虎徒祇顺，□驾先迎；劝以八关，布行十善。瓜、凉、河、陇，节相尊重。门师悲同药王，施分医术。
　　s.1164号<愿文>：
　　又持胜福，次用庄严，释门教授等，伏愿荣贵转新，香名霞布，入陪帝座，出统僧拳，群生因赖以□高，苦海恒施于宝花。
　　p.3172号《尼患文》称：
　　然索教授公，僧中俊哲，侪侣白眉，行洁水霜。遂使遐迩瞻仰，节度观风，善转法轮，妙为道首。
　　s.3702号《释门范文》：
　　仰唯索教授者，并阐精不二，戒净明珠；或巧用时机，或研穷奥典，或论新讲古。
　　从上引文书来看，索崇恩任职教授于吐蕃统治末期和归义军初期，精通佛理，医术高超，行为高洁，在河西地区声望很高。
　　吐蕃时期和归义军初期在敦煌僧界另一位有影响的索姓人物是金光明寺都法律索义辩，他是索抚的后人，在敦煌文书中屡有记载。p.4810号<请金光时寺赵阇梨等为亡妣追七功德疏>中记有“索义辩”。p.4640号<沙州释门索法律窟铭>称其“穷七祖之幽宗，示三乘之淳淬。趋庭则半城缁众，近训乃数百众徒”。“写大乘之教藏，法施无穷”。p.4660号<索义辩和尚邈真赞>是义辩于咸通十年亡后，都僧统唐悟真所写题赞，其中盛赞义辩为“一郡人师，五凉钦伏”。总之，索义辩精通佛理，曾写《大乘教藏》，广收门徒。他与崇恩一样，在敦煌享有崇高威望，为人爱戴。
　　敦煌文书中还记有索法律，生活在吐蕃统治末期到归义军初期，地位稍逊于索义辩。p.4660号<金光明寺故索法律邈真赞并序>是都僧统唐悟真于文德二年所写题赞，从中知这位索法律亡于文德二年左右。文中称赞他：“行解清洁，务劝桑农。……灯传北秀，导引南宗。禅农本草，八术兼通。”这位索法津不但精习佛经，传授义理，而且管理金光明寺的田土营作，通晓《神农本草》等医学著作，行医看病。另一位索法律为智岳，其事迹见载于唐朝悟真撰写的<索法律智岳邈真赞>。该赞文称其“真乘洞晓，儒墨兼宜”；“药闲中道，病释两遍”，是位儒墨兼通，精习佛理，医术高超的僧人。
　　归义军时期的敦煌文书中多处得到索法律。p.4674号《乙酉年（西元九二五或九八五年）十月麦粟破用历》：“龙兴寺内纳粟十斗，迎索法律粟一斗。”p.2054号背<疏请都僧统和尚等稿>提到“二索法律”。p.3388<开运四年（九四七年）三月九日曹元忠请金光明寺马僧政等为故兄太传大祥追念设供疏>，“金光明寺请二索法律”。□X586号《索法律等名录》：“惠索法律在衙座场，索法律写经录。”s.5941号<淳化肆年（九九三年）五月曹长千请翟僧政等为后槽大祥追荐设供疏>中有索法律，□X2586号《索法律笔名目》中有“惠索法律在衙座场，索法律写经当”。
　　索氏家族成员在佛教教团中还曾担任都判官，如前提索龙藏。据p.3440号《丙寅年（九九六年）三月十六日见纳贺天子物色入绫绢历》中“索判官绢壹疋”，曹氏归义军时期又有一名索判官。
　　僧政在敦煌僧团中地位也很高，索氏家族曾有人出任僧政之职。p.3664号<团僧等于白鹿道场认真课念贴中>中有“第一团头大索僧正。第二团头小索僧下。”p.520号<报恩寺方等道场请司勾当分配榜>：“前殿请……索僧政。”p.3388号<开运四年（九四七年）三月九日曹元忠请金光明寺马僧政等为故兄太传大祥追念设供疏>中提到索僧政，p.3152号<淳化三年（九九二年）八月陈守宗请陈僧政等为故都押衙追念头设供疏>中有索僧正。
　　索氏家族还曾有人出任法师之职。s.5039号《诸色斛斗破用历》中记有索法师，p.5049《戊寅年（西元九七八？）某寺诸色斛斗破历算会残卷》中有索法师。
　　敦煌各寺院中的基础僧官，如寺主、寺卿、上座等官职，也多由索氏家族成员担任。s.592号<坚意请处分普光寺尼光显状>后为<丑年七月普光寺寺卿索岫请得佛羊牍>，提到寺卿索岫。此外，前揭p.3774号<沙州僧龙藏牒>中索龙藏姊即为主。
　　由此可见，索氏家族成员分布于敦煌佛教教团各阶层中，人数众多，影响颇大。索氏家族中的僧尼将索氏族的影响的带入寺院，控制著敦煌佛教界。
　　在中世纪的敦煌，人们为了祈求来世的幸福和佛祖的保佑，向寺院施舍大量经卷。这些经卷或者出自专门抄写经卷的“经生”之手，或者出自祈福者之手。索氏家族向寺院施舍经卷颇多。索道微向寺院施舍s.4923号《十地论》，索绍员会写《妙法莲花经》，索洪范捐入上博3323号《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索清儿捐入p.3135号《四分戒律》，索闰写《无量寿宗要经》，索慎言曾写《无量寿宗要经》，索奇写《维摩诘经》，索和子写《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卷三百九十四，索显誓《佛说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经》。索氏家族向佛教寺院施舍的大量佛经促进了敦煌地区佛教教学、研究水平的提高。
　　索氏家族除向寺院施舍大量佛经外，还施舍计多财产、财物。索氏家族从经济上对佛教寺院的支持是该家族在敦煌教团中势力发展的基础。他们向寺院施舍的财产、财物种类很多，有土地、水磑、牲畜、家具、衣服等，是寺院的重要经济来源。
　　索氏家族中以索崇恩向寺院施舍的财产最多，影响最大。前揭p.3410号<崇恩遗嘱>中记载崇恩捐入净土寺“无穷渠地两突”、“延康地两突”，这两块土地成为日后净土寺的主要地产。p.3638号《辛未年正月六日沙州净土寺沙弥菩胜领得历》中记有“索阇梨两硕故柜子一口”，“索阇梨施大床一张”、“索阇梨施瓷瓮大小十三”，这些都是索崇恩捐于净土寺的财产。
　　索氏家族其他成员也向寺院广为施舍，p.2912号《丑年正月以后入破历稿》是某寺对其财物的统计记录，其中有“胡粉半两准麦两石……索秀一两索庭兴二两”。胡粉是一种名贵化妆品，也是丝路上的一种进口货物，价格不斐，索氏家族共捐入三两，相当于六石麦，p.3074号《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康喜奴等施入历》：“索老幡一口”，p.2040号背《后晋时期诸色入破历算会稿》，“麦拾硕，索家郎君将豆入”。p.3234号背《壬寅年（西元九四二年）正月一日已后净土寺直岁沙弥愿通手上诸色入历》：“细布一疋，；官布壹疋，索家小娘子念诵入。”这些记载反映了索氏家族的施舍活动。
　　索氏家族不但向寺院施舍大量财物，而且在敦煌地区主持修建或重修过若干所寺院。索氏的建寺活动，在敦煌文书中屡有记载。<索勋纪德碑>云：
　　城内东北隅有古昔龙□□□□□□□□和壁尤存，模仪尚宛，真以风催雨灿，尊象尘蒙，栋宇疏廊，空余基陛，□□□□□□□贸工，于时改作，四厢创立，八壁重修，南建门楼，北安宝殿。
　　据郑炳林研究，索勋重修寺院为龙兴寺（注释：郑炳林《“索勋经德碑”研究》，载《敦煌文献研究论集》第一七九～二０四页，兰州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在沙州城东北隅，与索氏家族关系极为密切。p.3256号《释门范文》记载有一位索都督：
　　我都督公奉为令公画像写经之所施设。……大建檀那，用申回向。……龙兴之精舍，启鹿苑之思恭，恕已奉公，忠敕效上，记为当朝相国保愿功德之嘉会也。
　　这位都督，据郑炳林研究是索琪（注释：郑炳林《“索勋经德碑”研究》，载《敦煌文献研究论集》第一七九～二０四页，兰州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他曾在龙兴寺讲经说法，为当相国祈福发愿。
　　索义辩也会在敦煌地区修建寺庙，s.530号<索义辩和尚修功德记碑>称他“建宝刹于家隅，庄成紫磨，增修不倦，片善无遗”。可惜这所寺院名称已不可考。索崇恩也曾修建过寺院。p.4010号《索崇恩和尚修功德记》云：
　　尊庄洞户，费除积聚，求□□日，建寺办心。不求有□之财，但取自□□□。□银缕像，饰就万□；紫磨庄龛，日供千箔。闻声两集，割已纳于佛前，应乡云奔，襁输而造寺。
　　索崇恩也曾率领民众“襁输而造寺”，可惜寺名已不可考。前引p.3703号背<释迦牟尼如来涅槃会功德赞>是“巨鹿索公”的修功德记，文中提到他“于金光寺佛殿西壁敬图释迦牟尼如来涅槃会功德一铺”，这位索公对金光明寺的修建曾作出一定贡献。
　　总之，龙兴、报恩、金光明寺的修建和发展都得到索氏家族的大力资助，与索氏家族有密切关系。除此之引，索氏家族还在敦煌地区修建了一些家寺，见于敦煌文书者有“索使君佛堂”、“索家佛堂”、“索家兰若”、“城南佛堂”等，规模应不会太大。
　　古代敦煌人把开凿石窟，绘塑佛像看作一种可以实现祈愿的功德，可以“光昭六亲”、“道济天王”的善党代会　，因此民代造窟成风。造窟的规模取决于功德主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力量。敦煌大族凭籍其显赫的政治地位，雄厚的经济实力，纷纷在莫高窟出资开窟造像，作为“家庙”，并在造窟铭中陈述家谱，矜示阀阅。正如史苇湘所说“敦煌莫高窟是古代敦煌豪门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映”（注释：史苇湘《世家与石窟》，载《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在莫高窟最多，规模最大的是曹议金一家，据考第二十二、二十五、五十三、六十一、九十六、四四四、四四九、四五四窟均由曹氏祖孙三代修造或重建（注释：驾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高莫窟部分沿窟的营建年代》，载《敦煌莫高窟供养人世间题记》，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索氏家族在莫高窟亦累代修造，绵延不绝。最早见载者为索靖，《莫高窟记》云：“晋司空靖题壁号仙岩寺。”
　　北魏时期索氏已经开始在莫高窟出资建窟，北魏二六五窟北壁第三身题名为：“阿婆索氏一心供养”，这是索氏家族在莫高窟最早留下的供养人题名。北魏二四八窟为索氏家窟，中心塔柱南向面龛下座有索金、索□奴的供养人画像及题记。第二六三窟是社团出资开建的洞窟，其中有“社人索苟住”、“社了索丑□”的供养画像和题名。北魏时期，莫高窟初步发展，索氏家族已在此留下足迹。
　　隋代以后，莫高窟发展到它的鼎盛阶段，一批富丽堂皇的大窟相继建成。索氏家族在这一阶段积极投资兴建了几个大窟：第十二窟、一四四窟、二四八窟、四十五窟。它们记载了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历史，为后人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和宝贵的文化遗产。
　　第十二窟：该窟修建于晚唐，覆斗形顶，西壁开一龛。前室顶残存晚唐千佛六排，五代画千佛二排。北壁画赴会菩萨一组。主室北壁画华严经变、药师经变、天请问经变各一铺，东壁门北画维摩诘经变一铺，门南画报恩经变一铺。
　　第一四四窟：该窟修建于晚唐，为覆斗形顶，西壁开一龛。窟内前室西壁门上存供养比丘残像，门南画南方毗琉璃天王一铺，门北画北方毗沙门天王一铺。主室南壁画法华经变一铺，观无量寿经变一铺，金刚经变一铺。
　　第二四八窟：该窟修建于北魏，五代重修。洞窟前部人字披顶，后部平棋顶，有中心塔柱，柱四面各开一龛。主室中心塔柱东向面园券龛内塑趺坐说法佛一身，龛外两侧塑胁侍菩萨各一身。主室南壁画天宫伎乐十余身，北壁画天宫会乐十七身，不壁画千佛、夜叉。
　　第四十五窟：该窟修建于盛唐，洞窟西壁开一龛。洞窟前室顶画千手千眼观音一铺，西壁门上画毗沙门天王赴那叱会。主室西壁平顶敞口龛内盛唐塑趺坐佛、阿难、迦叶、观音、大势到及南、北天王各一铺。南壁画观音经变一铺，北壁画观无量寿经变一铺。
　　敦煌索氏笃信佛教，其成在佛教界担任各级僧职，控制著名佛教界。索氏家族向寺院施舍大量经卷、财物，支持寺院的发展。同时索氏家族还在敦煌修建过若干所寺庙，在莫高窟开凿石窟。这些都是索氏家族在僧界影响的反映。
　　　第四节　　　索氏家族在敦煌地区的经济活动
　　敦煌索氏家族通过豪族之间的频繁联姻，跻身于敦煌上层社会，继而左右瓜沙地区僧俗两界。这一切都是以该家族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的。索氏家族广占田地，经营粮食加工业、制造业，种聚财富。
　　在沙州，世族在地产比均田制度更加古老。　p.2005号《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云：
　　州城四面，水渠侧，流觞曲水，花草果园，豪族士流，家家自足。
　　由此可见，敦煌城郊的水渠侧有世家大族“家家自足”的庄园。
　　姜伯勤认为，敦煌的的主灌溉渠源于敦煌西南的鸣沙山，渠水由西东流。水头即西南地区，为灌溉条件较为优越的沙州良田。沙州大族多占体制改据西南水头地区或城东近效的良田，其家渠也在附近（注释；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第一六、二二七页，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据敦煌文书记载，索氏家渠有三条：一条为索悤同渠，一条为家渠，二条为索氏底集。索悤同渠位于城东，属三支渠大河两侧灌溉系统。索家渠位于城西南，属都乡大河母灌溉系统。索底渠也位于城西南，属孟授水系。索氏家族在敦煌城西和城东拥有大片良田。
　　索氏家族饶有田地，农产品获颇丰，并享受免税特权。前揭p.3774号<丑年十二月沙州僧龙藏牒>为齐周出家后为与其兄争奋家产所写拆状，文中详细罗列他在三十年中为家庭所做贡献，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未得牛中间，亲情知已借得牛八具，种涧朵地至毕功。其年收得麦一十七车，齐周自持打。
　　杨际平认为一个牛（即两头牛）一天可耕地一突，齐周同时借八具牛耕涧渠地，则每天可耕地八十亩（注释：杨际平《吐蕃时期沙州社会经济研究》，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从齐周的拆状看，其涧渠地似非一、二日即可毕功。由此推测，齐周一户的田土应不少于二、三顷。齐周会身任将头，“当户突税差科产并无”，在吐蕃优待世家大族的政策的庇护下，不断扩大地产。p.3703号背<释迦牟尼如业涅槃会功德赞>云：
　　阙有信士巨鹿索化讳□□，……青田数顷，世嗣丰年，缘树千株，负衣为业。
　　这位巨鹿索公亦富有地产，家境殷实。另p.4986号<京兆杜氏邈真赞并序>为河西节度押衙巨鹿索公的妻子杜氏的邈真赞，称这位索公家中“桑麻万垄，缉烛（灯）遗风”，也广占田地。s.514号<唐大历四年沙敦煌县县泉乡宜禾里手实>记载了十五个家庭的户口，其中有索思礼一家。
　　据统计，这十五家平均每户应授地十六·八顷，实际所得为０·五五顷。而灵州武略府别将索思礼一家应授土地六十一·五三顷，实际所得二·四三顷，为平均所得土地数的四·四倍。索思礼授勋“上柱国”，其子亦袭为上柱国，政府向其家庭赐有大量勋田，并役使四名奴婢为其耕作。索思礼一家的经济状明显优于其他家庭，这是索氏家族雄厚经济实力又一明证。
　　索氏家放占据水渠，拥有良田，粮食丰饶，这为他们从事与粮食相关的工业如磑米、榨油提供了条件。索氏家族从事这些这些经营活动，获利极丰，现分别论述于后。
　　磑碾业：在气候乾旱的敦煌，由于旱碾效力低，成本高，人们往往依靠水碾加工粮食。因此，水碾中人们日常生活中影响很大，寺院、大族都将水碾看作重要财产。在唐代，获准立碾的只能是官方特许的寺院，拥有水渠的豪门及官立机构（注释：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第一六、二二七页，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这就保证了水碾所有者可获高额利涧。唐代豪族占有水碾的记载屡见不鲜，如“王公之家，缘渠立碾，以害水功”（注释：《唐会要》卷八十七<磑碾>。）。索氏家族亦有碾三所，从事粮食加工。又s.3873号<索琪牒文>云：
　　（上缺）代水磑三所
　　另据p.3774号<沙州僧龙藏牒>：
　　齐周去酉年看丝绵磑，所提斛斗，除还外课、罗底价、置鏊一面及杂使外，余得麦粟一百三十石。
　　此牒叙述齐周为丝绵部落看碾一年，净入麦粟一百三十石。<索琪牒文>是索琪为追回五十年前其叔父族与寺院的财产所写牒状。崇恩拥有水碾三所，按每所水碾年收利一百三十石麦来计算，其收利当为三百九十石麦。而崇恩作为水碾所有者，收入超过这个数额无疑。
　　畜牧业经济是唐五代敦煌的主要产业之一，与农业一起构成敦煌地区的两大经济支柱。敦煌附近的紫亭镇、常乐、都河甘泉水下游湖泊草泽地区都水草丰美，是敦煌主要的畜牧区域（注释：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畜牧区域研究》，载《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人们在这些地方放牧羊、马、牛、驼等牲畜，以获取利益。在敦煌文书中屡见“知马官”、“知驼官”、“羊司”、“牧羊人”、“牧子”等与牧业有关的名词。索氏家族拥有牲畜数目庞大，p.3174号<沙州僧龙藏牒>叙述齐周家前除料理田产外，还顾人放牧牲畜，家中“羊满三百，小牛驴三十头”。这只是不完全统计，但数量已颇为可观。又据理力争p.3410号<崇恩遗嘱>记载，他有“（上缺）二岁草马壹匹”、“五岁草驴一头”、“四岁父驴（下缺）”、“牛五头”、“耕牛一头”，亦广有畜产。
　　酿酒业：唐五代时期敦煌，人们饮酒成风，达百贵人僧侣百姓纷纷设坊酿酒，赚取丰厚利润。索氏亦开坊酿酒，p.3774号<沙州僧龙藏牒>云：
　　齐周自开酒店，自雇人，并出本价三十石造酒。其年除吃用外，得利价七十亩，柴十车、麦一百三十石。
　　齐周经营一年，所获粮食除供全家吃用外，还置地产七十亩，余一百三十石。当时一个劳力辛苦劳作一年才得利六十石（注释：郑炳林《唐五代敦煌酿酒业研究》，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齐周收入至少相当于一个劳力劳作三年所得。而开设酒店需要雄厚财力，非一般家庭所能为之。
　　索氏家族还开设资庄，从事高利货经营。s.2228号《辰年巳年麦布酒付历》云：“又索家货粉一疋。”s.6235号《子年便麦粟历》云：“子年抵领得及官仓如后：昌归边便粟两石，至秋四石。索家仓三驮麦。”由此可知，该文书中所载高利货利率为年利百分之地百，获利相当高，索氏从事高利货经营收入亦很可观。
　　除此之外，索氏家族还经营榨油业，活跃于丝路贸易的商业活动中，这些情况在敦煌文书中均有记载。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敦煌索氏家族广占田地，经营畜牧业，并且以此为基础，从事商业和加工业，积累资本。

结束语

　　以上我依据正史、敦煌吐文书和碑记资料详细分析论述了索氏家族的渊源、发展及其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的影响。通过对敦煌索氏家族的深入研究，我们对敦煌大族这个特殊的历史现象得出以下结论：
　　一、敦煌远离中原，是民族聚居与民族争夺的特殊地区。我们所考察的敦煌大族，就处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地区。因此，他们既体现出与中原地区门阀大族相同的共性，又体现出一定的个性。
　　就总的历史发展潮流而言，门阀大族萌生于汉末，兴盛于魏晋时期，衰落于唐代。然而在敦煌地区，门阀大族势力在唐代并没有衰落下去，反而日益兴盛。例如在敦煌文书中有许多“邈真赞”之类的历史资料，标明所述人物的郡望源渊，p.2970号<阴善雄邈真赞并序>称其“门承钟鼎，代袭簪缨”p.2482号<罗盈达墓志铭并序>称“其先著姓”。莫高窟许多大窟都由大族出资修建，在供养人题记中罗列其家庭成员，叙述郡望源流。这些说明在唐五代时期的敦煌社会生活中，人们仍非常看重姓望和家世门第。
　　唐五代时期中原地区的门阀大族在人们心目中还保持著崇高威望，但其在政治、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已经动摇。而在敦煌地区，社会政治、经济大权仍把持在以张议潮家族为代表的敦煌大族手中，他们在政治上享有特权，在经济上地位优越，控制著敦煌佛教界。这一切都体现著敦煌大族的个性特征。
　　二、敦煌大族体现出共同的家族发展进程。敦煌大族绝大多数是汉魏时期由中原地区移入敦煌地区的，经过魏晋时期的大发展，在唐代达到极盛阶段。例如敦煌罗氏原居豫章，“后一子任职敦煌，子孙因官，遂为此郡人也”。在归义军政权中，罗氏家族任职者很多，威望较高。清河张氏在汉代移入敦煌，后来成为大族。王氏自太原迁入，宋氏自广平迁入，索氏自巨鹿迁入，刘氏自洛阳迁入，杜氏自京兆地区迁入，李氏自陇西迁入。这些大族自中原迁入后，形成敦煌大族的主体，他们掌握著敦煌的大权。
　　三、敦煌大族对敦煌历史的发展既有积极的作用，又有消极的影响。地方大族的积极作用表现在：地方豪族作为政治、经济力量较强的地域性集团组织，能够起到组织民众，保护家园的作用，尤其在动乱时期，这种作用表现得最明显。例如，安史之乱后，吐蕃贵族向河西地区发动进攻，在敦煌地区由敦煌大族组织民众进行了一系列抵抗活动。大中年间，率领敦煌民众推翻吐蕃统治的张议潮就出自敦煌大族南阳张氏。他们的这些政治活动符合人民的利益，顺应历史潮流，受到人们的称赞。
　　敦煌大族作为文化素养较高的一个群体，他们为学术的发展、文化的弘扬作出一定的贡献。敦煌索氏这家族在文化上的贡献前文已述。在归义军时期非常活跃的张景球出自清河张氏。他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留下二十余种作品，发为邈真赞、铭记、写经题记等。其中许多作品极有研究价值，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如p.2488号<贰师泉赋>、p.2913号<大唐敦煌译经三藏吴和尚邈真赞>、如s.1655号背<白鹰呈祥诗二首并序>。
　　敦煌大族是莫高窟的一支重要营建力量，他们为莫高窟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在莫高窟开龛塑像需要很大的财力、物力、人力，非一般老百姓所能承担。而敦煌大族具有优越的经济地位，雄厚的资财，他们主持开凿了许多大窟，如九十四窟、九十六窟、九十八窟、二二０窟，为我们留下极为宝贵的文化遗产。
　　敦煌大族对敦煌的社会发展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这种消极影响表现在：敦煌大族长期把持敦煌地方政权，形成对敦煌政治、经济的垄断，阻碍了历史发展出进程。
　　附：敦煌索氏家族世系表现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