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云南大理佛教

古代云南大理佛教
　　The Buddhism of Dali in the Ancient Times
　　2005年12月
　　大理在云南省西部，东距昆明的四百余公里，为滇西交通孔道，也是着名的古战场。城西依点苍山，城东滨洱海，风光秀丽。作为“边地”，大理在汉代已经有名，赫然载于史书。当时为益州郡地，置叶榆县。唐代中叶，南诏蒙氏自立为南诏国，并建都大理。五代后晋时，段氏继蒙氏之后建大理国，亦建都于此。元时忽必烈率军征云南，破大理，建云南省，改大理为太和，属大理府。清咸丰六年（1856），以杜文秀为首的回民据此抗清。1983年以后，大理、凤仪二县与下关合并为大理市。今天所见的大理古城系唐贞元间（785～804）南诏孝桓王所建，历代虽有重修，壮阔规模依然可以想见。南诏大理时的都城（羊）苴咩城，位于今大理古城西。
　　大理佛教始于何时，学者至今仍有歧说，大致分为两类：一说自西南的丝绸古道自印度而来，或经藏区，或经缅甸阿拉干；又一说边主来自汉地蜀中。此地自古佛事甚隆，有妙香国之称。元人郭松年《大理行记》云：“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
　　主张佛教在唐武则天时期来自内地汉人地区的理由所据，是现存安宁市的王仁求碑。该碑为云南现存著名古碑刻，从明代以来就一着录于云南地方史志，清以后更受瞩目。以其作为佛教人滇的证据，则在1991年。据介绍，《王仁求墓碑》，离其墓约三百多米远，碑乃青砂石，连跌高近四米，碑身连额高2.81米，宽1.20米， 厚0．25米。额为半页形，龟趺高1米。碑额弧背上，浮雕三条龙身．两月角侧各雕三个龙头，计两角共有六个龙头，是有首有身无尾的六条龙像拱桥形的跨在碑额顶。碑额正面当心月雕一佛龛，龛缘作莲花瓣式，内为拱龛洞，整个佛龛高50厘米，宽40厘米，深亦40厘米。龛内雕二躯佛像，结跏趺座于须弥座的莲台上，左释迦，右多宝佛，须弥座间雕一座七宝塔。额面左右部是龙手各支下撑，上部作两龙各一足伸出，交爪而两足成人字形于于佛龛上面，并龛左、右从龙身上至佛龛旁，雕为二道S形各一凸宽条。额背面龙的手足姿态也同正面相似，而这面是没有雕S形的两道凸宽条，中心是雕为云形图案，雕刻手法精细与古雅。碑额正背两面都无文字。”
　　“这《王仁求墓碑》额正面雕着一龛佛像，应是非常的有要义，它虽不是实录的文字，但未尝不同于实录文字呢。先看清末金石名家叶昌炽《语石》卷三中说‘碑额往往不题字而造像，世所知者，如怀仁圣教序额上佛像七躯。宝历二年，皇泽寺造像碑额佛像一龛。道因法师碑，刻释迦牟尼、观自雀、大势至三佛像于额。’叶所举这些是唐代与佛教有关者的碑额佛像雕刻，严格说来，不为奇事。而王仁求这边僥之人，又是唐王朝的边郡土守，碑额雕刻着一龛佛像，它的意义，向来无人关注到，这不能以等闲视之，它应是佛教传到云南时间的历史证据。一向研究云南佛教传入的不少学者先生，率皆以为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是在蒙氏中期或后期(即中、晚唐)，《王仁求墓碑》立于武周时，可说初唐后期，以其碑额有佛像而看，佛教之传入云南，实早于某些学者专家之说，至少也是早一百二三十年。”（12）
　　尽管对《王仁求墓碑》碑文中提到的河东州的地望未能确定，但从杨延福先生对《王仁求墓碑》的介绍和认识可以看出，由于王仁求碑额上已有佛像，因此佛教传人云南的时间，至少可以确定在初唐，具体地说是在唐武则天时期。因此，佛教在南诏初期已传人云南，是无可怀疑的了。(杨延福“访王仁求墓碑漫记”)
　　佛教传入之前大理地区的人民信仰什幺宗教？我们也可以试作猜想。据《白国因由》所记，隋末唐初时，恶魔罗刹久据大理，人民深受其苦；贞观年间（627～649），观世音菩萨至此，降伏罗刹，使百姓各安其业，此后，“年年三月十五，众皆聚集，以蔬食制之，名曰祭观音处。后人于此交易，传为祭观音街，即今之三月街也。”此即三月街之滥觞。这里还连带着说出了有名的大理“三月街”民俗节日活动。古代大理有流行过萨满性质的宗教，当地白族，原有“本主”信仰（本主，指当地的护佑神）。在南诏、大理时期，传入大理的佛教，以密教为主。当时传入大理的佛教，与本主信仰、当地文化，相互混合而形成一种名为“阿咤力教”的信仰。这种信仰，与密教之信仰方式较为接近，因此，近代学者中有人称之为‘滇密’，意谓此为有别于西藏密教的云南密教。
　　现存昆明筇竹寺的明郭文撰《重建玉案山筇竹禅寺记》说：“(南诏大理时期)滇人所奉皆西域密教，初无禅、讲宗也。”不少人因此认为，南诏大理时期云南密教盛行，禅宗是元代才由雄辩传人云南。元代记载称张建成人唐得赐佛像佛书为佛教始传云南，更早的唐代文献资料中称南诏“人知礼乐，本唐风化”。具体说来，南诏大理时期云南流行的汉传佛教可以分为净、禅、教、密四支：净宗指西方净土的信仰。日本学者镰田茂雄曾说，剑川石宝山的沙登村西箐口的一处崖石上刻有佛像，佛座下有造像记。该造像记的最后，书有“缘敬造弥勒佛、阿弥陀佛、国王天启十一年七月廿五日题记”。丰佑天启为840—859年，唐年号为开成五年至大中十三年之间，天启十一年即850年。由此题记可知，八世纪中，阿弥陀佛信仰、弥勒信仰就已经存在于南诏国。”元代述律杰《重修大胜寺碑铭并序》又说：“古滇中庆之盛观也，山秀海明，地灵人杰，有王邸省宪总会之府，而碧鸡金马，太平圆照，华庭宝珠，玉案金台……皆佛神所在。居民慕善斋洁，茹苦食淡，手捻口提珠，口诵阿弥陀者，比比皆然。”这段话说明南诏大理曾经十分流行净土信仰。
　　至于禅宗，已经可见于张胜温绘《梵像卷》和《大理国渊公塔之碑铭并序》。《梵像卷》是大理国描工张胜温在大理国第四个皇帝段智兴利贞时期(1173—1176)所绘，但其蓝本多成于南诏时期，其第42和43开所绘为释迦牟尼的弟子迦叶和阿难，这是中国禅宗西土的初祖和二祖；其第44至49开分别绘东土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大师，而第50开绘的是神会大师，后者在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被敕封为南宗七祖。这些画面足以说明禅宗在南诏时期已为滇人所了解甚至接受。
　　再说教宗，指天台、华严、唯识等偏于经教义理的中国佛教宗派。云南可以找到天台、华严等宗在云南流行过的证据。《梵像卷》第63至67开题为“释迦牟尼佛会图”。佛会以释迦佛及其胁侍文殊和普贤为中心，这与华严宗所据《华严经》，以大毗卢遮那佛(释迦牟尼佛)为中心，文殊和普贤为胁侍的“华严佛会”相符。第64开左下角一执香炉戴头囊的皇帝跪坐礼佛，说明南诏大理皇帝崇信这个佛会。现存南诏大理国写经中，有大量《华严经》类作品，还有华严宗祖师澄观和宗密等所撰经疏著作。《梵像卷》第59至62开题“文殊请问”、“维摩大士”，不用说，其经典依据在《维摩诘经》中文殊菩萨向维摩诘问疾论道一事，属维摩诘经变。《梵像卷》第88至90开则是根据《妙法莲华经·普门品》画出的观音变。现存南诏大理时期写经也有《维摩诘所说经》和《妙法莲华经》等，故天台华严大约在南诏大理时期也在云南曾经流传。
　　大理地区，遗留的寺塔甚多，如崇圣寺三塔、感通寺、宏圣寺一塔、大石庵（观音塘）、无为寺等古刹，皆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此外，在洱海东岸的鸡足山上，有寺刹五十余座，古代之印度、缅甸僧人常至此礼佛。
　　[本文参考了台湾蓝吉富教授与云南社科院侯冲研究员的相关研究，特此呜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