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佛教概说

　　大理佛教概说

　　中国云南省西部的大理市，于汉武帝元封二年（西元前一○九），在此设置“叶榆县”后，即纳入中国版图的一部份；唐宋期间白族的先民联合彝、纳西等民族在这里建立了南诏、大理国。元初，大理是云南行省省治所在地，历明清至今，一直是滇西交通、文化、政治经济的重镇。
　　大理古有妙香佛国之称，是西南地区佛教传入较早，佛法十分兴盛的地区。如诗云“叶榆（大理）三百六十寺，寺寺半夜皆鸣钟”、“伽蓝殿阁三千堂，般若宫室八百处”，都是古代大理佛教兴盛的写照。
　　大理地区的佛教名刹，如崇圣寺三塔、感通寺、无为寺、宏圣寺一塔等古刹，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其中，崇圣寺三塔所保存的六百余件佛像与写本佛经等文物，是研究云南佛教文化的珍贵资料。此外，崇圣寺三塔及宏圣寺塔在佛教建筑艺术方面，无论就美术史观点或艺术角度而言，都深具研究价值。在绘画艺术方面，南宋时期大理画家张胜温所绘制的佛教巨幅名画“张胜温画卷”，长达数十公尺，内绘人物数百人，是佛教艺术史上的珍品。
　　因此，佛教文化在大理的历史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大理社会、政治背景与佛教的关系
　　社会背景
　　西元前二世纪末，汉武帝征服“西南夷”，大理地区的部分地方隶属于益州郡管辖。东汉王朝又通过大理地区开辟滇西，建立永昌郡，汉族移民及官吏于是不断移入大理。居民种植水稻，并有水上养殖，且能建造重檐式楼房。可见汉族文化的传入，曾予当地文化相当影响。
　　西元六、七世纪左右，洱海地区有由土著居民与汉族移民融和而成的“西洱河蛮”，是今白族的先民，当时已有文字，居民文化程度较高，农业及建筑水平进步，也有城市的出现。
　　西元八世纪初，南诏逐渐统一六诏，并征服洱海地区诸部落，在西元七三八年建立统一政权。从此，大理地区成为白族政权的中心，政治、经济、文化乃有进一步发展。
　　古代佛、道、儒三教并存于大理地区，其中尤以佛教影响最深最广，故中古时期的大理文化实可称为佛教文化。兹举以下三事来说明佛教对白族文化的影响：
　　文字 唐初“西洱河蛮”已有文字。南诏诸王均通文墨，使用汉字。白文的出现，是到南诏末年，为传布佛教的需要而创立。这是因为南诏上层人士通汉文，可阅读内地传入的佛典；但对一般民众而言，自感困难。因此，就现成的汉字记录当地的语言（白文），则人易读，此即凤仪写经中白文注释的由来。
　　此外，夹杂白文的碑刻共有六种传世，大半亦与佛教有关系。如邓川的《段信苴宝碑》（一三七○年立），记载舍田建寺之事。著名的杨黼《词记山花．咏苍洱境碑》，颂苍洱的胜景，抒发自我的怀抱，其词多为佛家语汇，如云“菩提达摩做知音，迦叶做师主”、“云窗下析大乘经，看公案语录”。其他在大理喜洲附近发现的墓碑，如《史城芜山道人健庵尹敬夫妇预义冢记》（一七○三年立）宣扬佛教的无常空性思想。《大本曲》的曲本，内容多记载佛教故事，亦多用白文写成，至今仍流传于民间。
　　艺术 在云南诸族中，大理白族绘画、雕塑较为发达，并有特殊工艺品，如大理石著名于当世。溯其来由，均与佛教有关。
　　大理地区现存的早期绘画，仅有佛教画作，即著名的《南诏画卷》及《张胜温画卷》。古代大理地区寺庙菴院很多，明代谢肇淛《滇略》卷四载“点苍、鸡足、大鼎之间，缁徒云集，搭桂兰若，金碧辉映相若”。佛教建筑物之所以金碧辉煌，这是因为多施绘画的缘故。寺院绘画的题材，多取自佛教故事，如大石菴韦驮殿版画绘“观音斗罗刹图”、文殊寺版画绘“十六罗汉过海图”等。
　　饰画之风由寺院而普遍到一般民间住宅。今日大理白族房屋的门楼、照壁及墙壁仍多施壁画。此种建筑风格成为白族文化重要特色。
　　又古代大理的文人画多出自僧侣之手，例如知空法师擅长画梅，担当法师的山水画，画中有诗，诗中有禅，驰誉海内。
　　大理早期的雕塑品，也全是佛教题材，可以说是随着佛教的普及而产生。例如近年在三塔及佛图塔（蛇骨塔）发现的佛像、剑川金华山北方天王像及卧佛等。大理地区的坟墓地亦多采石雕，虽年代较晚，仍多因袭佛教石窟雕塑的风格。
　　木雕堪称为白族雕刻艺术的奇葩，亦先流行在寺庙建筑中。剑川沙溪南神庙的木雕屏，大理喜州圣元寺门上观音故事组雕，是其中最著名的作品。
　　葬俗 火葬是白族历史文化的又一特点。大理白族火葬，兴起于佛教盛行之后，主要是受佛教徒火葬习惯所影响。他们大抵以陶罐来盛放骨灰，偶而也用铜罐。骨灰上多见覆有金箔，上有硃书梵文经咒，穴或以石板砌成，板上或刻梵文经句及十二生肖像等。
　　政治背景
　　佛教何时传入云南，各家说法不一。有谓佛陀大弟子迦叶在西元前五世纪左右，曾到云南地区传法，是为云南佛教的肇端。或云云南佛教始自汉代（西元前二○六至二二○）。
　　根据元代李京的《云南志略》记载，云南太宗王在开元二年（七一四），派遣宰相张建成入京，玄宗厚礼之，敕赐佛像，云南开始有佛教。另外南诏王寻阁劝（八○八至八○九在位）曾修曲靖崇真寺，劝龙晟铸佛三尊，送佛像给顶峰寺，并曾重修崇圣寺。
　　由此可知，佛教传入南诏，受到南诏统治者的信奉和提倡。因此，社会稳定，与周围地区的联系加强，尤其是异牟寻时和中原政治上的重归和好，文化上积极吸收中原文化，佛教亦随之得到发展。
　　此外，南诏王室受佛教影响后，在外交上，始终要求和唐朝维持平等关系。阁罗凤时代，因唐边吏的侵侮，认为“至忠不可以无主”，转与吐蕃结盟，仍有天下一主的观念。至南诏中晚期结合佛教重新建立王室的权威，则不再有“不可无主”的观念，而坚持和唐维持对等的关系，唐朝甚至要透过僧侣来和南诏建立外交关系。
　　二、大理佛教的特点
　　白族的阿吒力教
　　密宗是最早传入大理的大乘佛教教派，白语称阿吒力教。
　　阿吒力，意思是轨范师，或导师，白族语称为师主簿。他有妻室儿女，子孙世代相承。印度阿吒力到赞陀崛多时，在南诏保和十六年（八三八），经过西藏来到大理国。南诏王劝丰佑对他极为信任，封他为国师，又以族女越吴公主嫁给他。从此，阿吒力在南诏王族护持下，大修佛寺，塑造佛像，吸收白族信徒，密教因此蓬勃兴起，历代为南诏大理国师。元代以后，大理结束独立状态，阿吒力在白族上层的影响力受到削弱，但往后的四百多年，其在白族农村依然盛行。到清康熙时，阿吒力的势力更进一步被削弱，代之而起的是内地佛教的禅宗，阿吒力则被视为土教。
　　佛教是国教
　　南诏中期以后，王室、贵族都皈依佛教，并敕谕全民虔敬三宝，恭诵三皈依，家家供奉佛像，诵经念佛，每年正、五、九月持斋，禁宰牲畜。劝丰佑的母亲出家，用五千两银铸佛像一尊；蒙世隆的母亲段氏也信佛，母子在今四川西昌创建白塔寺（原名景净寺）。世隆因威服四方，感佛所成，于是建八百所大寺，称为兰若；小寺三千座，称为伽蓝，遍于云南境内，家喻户晓，都以弘传佛法为要务。隆舜用黄金八百两铸造文殊、普贤二圣像，供奉在崇圣寺；又用金铸一百零八尊观音像，于各里巷街头供民众瞻仰膜拜。
　　南诏后，大长和国王郑买嗣铸佛万尊，为他杀绝南诏王室八百人而忏悔。大理国段思平，也藉佛教教化治理国政，为感佛恩德，岁岁建寺铸佛。在大理建国三百多年时期，共有二十二位国主，其中有九人禅位为僧，这是中外历史所少见的。大理国时期的佛教，不仅在民间广为传播，而且与政体紧密结合。大多数的官员，从相国到一般官员，是从佛教徒中选拔的，但他们也读儒书，故称“儒释”。这不仅可以说明密教在大理白族中影响的深刻，也说明了密宗在大理国的政治势力之大。大理国“用僧为相”，并从僧侣中“设科选士”，治理国家。可以说，这是一种近乎政教合一的制度。元宪宗二年（一二五二），忽必烈奉命征讨大理，革囊渡江，分三路进逼大理。次年，大理亡国，但大理佛教仍昌盛不坠。
　　元代至元十七年至二十年（一二八○至一二八三），郭松年以西台御史的身分巡行云南，在他所作的《大理行记》中谈到大理佛教的状况：“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浮屠，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
　　在明代，大理佛教继续兴盛，朝廷设有专门统理僧尼的僧纲司、僧正司，大理有“阿吒力僧纲司”。明代谢肇淛《滇略》卷四也说：“叶榆（即今大理）以西接天竺国，故自唐宋以来崇奉释教，日甚一日。朔望则理饭袖香，入寺礼佛饭僧。俗云：信三宝家，永为和合。”南诏、大理时期，佛教盛极一时，由此可见一斑。
　　到了清代，大理佛教逐渐衰微，但仍具有相当的规模，清初的吴伟业在诗中写道：“苍山与洱海，佛教之齐鲁。”对佛教的赞颂之意，溢于言表。
　　此外，大理国人民在姓之下双名并列，其中一名必取自佛名法号，这个风俗，一直到明代还流传着，至今在偏僻农村中仍保有遗风。
　　三、佛教信仰对大理建筑、雕塑艺术的影响
　　佛像造型艺术
　　南诏、大理时期佛教流行，佛教造像艺术也发展蓬勃。明代杨慎编著的《南诏野史》说，南诏王劝龙晟（八○九至八一六在位）曾用黄金三千两铸造佛像三尊。此外，在考古出土的文物中，曾发现了不少南诏、大理的金铜佛像，而且在剑川、安宁、晋宁等地，也保存了一些南诏、大理时期的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
　　南诏、大理佛教造像活动长达四、五百年，依其特色，约可分为三期
　　南诏时期，以雄浑粗壮，写实生动著称，和唐朝的佛教造像关系密切。
　　大理国前期，秀雅细致，菩萨衣饰华丽，深受北宋美术的影响。
　　大理国后期，是云南佛教造像的成熟期，造像面貌变化多端。
　　这些风格的形成和演化的轨迹，显然和南诏、大理国及其邻近地区的往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大理地区留下的珍贵佛教造像作品中，最有名的当属崇圣寺的“雨铜观音”。《南诏野史》胡蔚注云，唐朝天宝年间（七四二至七五六），崇圣寺有一名僧侣劝募一尊丈六观音像未成，夜里忽然下雨，天明之后一看，竟然是铜，即取之铸成佛像。佛像完成后，放光三天三夜，世人称为雨铜观音。这尊佛像经过清代补修，于文革之后，下落不明。
　　塔
　　大理地区的古塔，在南诏中后期已经开始大规模的建造，至民国终止，在千余年中，古塔的建筑随着朝政的变更，佛教的发展，呈现不同的造型和艺术特色。
　　根据各种志书及出土文物的分析研究，大理地区的古塔，归纳起来有下列几种建筑造型：
　　窣堵波式 这种古塔，最早源于印度，是佛教徒供奉佛陀舍利和遗物而建造的。它是由台基、半球体塔身、塔刹三部分组成的实心或空心的建筑物。在云南剑川石钟山的一号石窟“阿姎白”造像，在右边石壁上就雕刻这样的塔模圆形的基座、半球体的塔身及塔刹。
　　亭阁式塔 亭阁式塔是在窣堵波式塔的基础上，融和我国亭阁台榭建筑造型的发展第一步。它的基座有一至三层不等的方形台子，有的是须弥座。在基座上造立一个方形塔身，再上为四坡式的顶层，顶上置刹。现在的大理地区，虽没有保存这类塔的实物，但在一些雕刻图案和出土文物中，仍可看到这种塔模的图案，如剑川石钟山十四号窟的左右两侧就有阴线雕刻的亭阁塔式图案。在维修大理三塔、弘圣寺塔、下关佛图塔等古塔时，从中就出土了不少这样的塔模。另外，被誉为南天瑰宝的大理国画卷上，也绘有这样的塔形。由此可见大理地区亭阁式塔曾经风靡一时。
　　密檐式塔 密檐塔是在楼阁塔的基础上，将建材由木料改为砖石材的一种造型，因檐与檐间的距离很短，故远远望去，檐与檐是紧密相联的；檐与檐之间的塔身距离很近，每面塔身上的窗洞也不是很大。密檐式塔是窣堵波式塔传入我国后，演变成中国式塔的典型范例。现今大理境内尚存的古塔，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密檐塔。
　　喇嘛塔 喇嘛塔是根据喇嘛教所遵奉的经典教义而建造的佛塔造型，由窣堵波式塔发展而来。它的形状是在方形的基座上造立塔身，塔身的样式，下周舒张，中部束缩，上部鼓大，须弥座升高。塔刹也有变化，刹竿拔高，相轮增至十三圈，宝盖的装饰极其繁褥。
　　圆柱式塔 这是清代中晚期的建筑，属风水塔之列。基座为方形，塔身平面呈圆形。各级塔檐收分不明显，檐级伸出较短，每层塔檐用石料仿砖塔正反叠涩出挑。这种塔的规模不大，通常只有三、四公尺高。
　　大理国经幢
　　大理国经幢位于云南昆明古幢公园内，又称地藏寺古幢、梵文经幢，俗称古幢。幢高八点三公尺，由石所造，呈七层八角棱形。第一层刻有段进全所撰的汉文《佛顶尊胜宝幢记》及梵文《佛说般若般罗蜜多心经》、大日如来发愿文、发四弘誓愿文；第二层刻有四天王及梵文《陀罗尼经》；第三层以上雕刻释迦牟尼佛、菩萨、四大天王、楼宇、飞禽等。这座石幢是大理国时期（九三八至一二五四）段氏的布燮（高级官员）袁豆光为歌颂其国鄯阐（今昆明）侯高明生前的功德而建造的。雕刻精致，线条鲜明细腻，形象维妙维肖，被誉为云南艺术的极品。
　　四、大理佛教的发展现况
　　现在大理著名的佛寺有鸡足山、感通寺、观音堂、宝象寺等，长年僧侣云集，晨钟暮鼓，诵经之声不绝于耳。每逢盛大佛事法会，热闹非凡，周围数十百里，香客蜂涌而至，万人空巷。总之，大理佛教的历史已逾千年，至今仍有深远的影响。
　　近四十年来，大理地区的重要佛寺佛塔分别被列为国家级、省级、州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重点文物。例如剑川石钟山石窟、大理崇圣寺三塔等，在五十年代就被列为国家级文物，并公诸于世。更于大理地区发现几批重要的佛教文物，提供了研究大理佛教的实物资料，引起世人广泛注意。
　　一九五六年，在大理市凤仪北汤天村法藏寺发现一批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写本佛经。这些佛经夹有大量的白族文批注，是研究佛教在白族传播的第一手资料。近几年来，从崇圣寺三塔、弘圣寺一塔、佛图寺塔等古建筑中出土了大批重要的佛教文物，有木质经幢、佛像、观音像、天王像、西域比丘尼像、佛塔模、法器、经卷等。总计大理的佛教文物出土的有千余件之多，受到国家保护，现在分别陈列在昆明的云南省博物馆、大理市下关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大理市中和镇的大市博物馆、崇圣寺三塔文物陈列室等。
　　至于大理佛教的研究“大理州南诏史研究会”，在大陆学者的倡导下，多年来进行了大理佛教与大理历史的研究。一九九○年由财团法人佛光山文教基金会全额赞助“云南大理佛教文化考察团”，进行大理地区实地调查的研究工作，并将海峡两岸学术界的研究论着汇集出版《云南大理佛教论文集》一书，打开台湾佛教学术界大理佛教文化实地研究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