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与辽金间的佛教关系

西夏与辽金间的佛教关系
　　陈爱峰 杨富学
　　
　　作者提供（原刊《西夏学》第1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第3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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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以西夏与辽、金的和平交往为背景，通过一些零星的材料，试图探知三个政权之间佛教文化交流的概貌。从而得出：它们之间的交流西夏往往是主动者，西夏以向辽、金购买佛经为主，辽朝主要是通过西夏获得回鹘高僧为自己所用，相比之下，金朝却绝少从西夏输入佛教方面的东西。
　　关键词：西夏；辽；金；佛教；历史
　　西夏是1038～1127年存在于我国西北地区的以党项族为主体的一个多民族政权。其武功赫赫，先后与北宋、辽以及南宋、金成鼎立之势；其文教颇盛，地处丝绸之路要冲，汇集四方文化于己身。其中最集中的体现便是西夏的佛教。西夏在未建国之前就已与藏传佛教有若干联系，特别是在西夏中后期，藏传佛教的发展势头更是迅猛。及至西夏灭亡，仍然有很大影响。本文拟就学界尚少关注的西夏与辽、金间的佛教文化交流略做论述。
　　一、西夏与辽朝的佛教文化交流
　　李继迁自公元982年叛宋自立以来，与宋交锋，屡吃败仗，后来继迁归附辽朝，势力逐渐壮大。辽朝先后将义成公主、兴平公主、成安公主分别下嫁给继迁及其后人元昊与乾顺，从而密切了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及至辽朝灭亡之际，西夏积极派兵援助，天祚帝逃难时，处境极为艰难，乾顺又派大臣曹价问候起居，并馈赠粮饷。
　　西夏与辽朝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佛教关系。辽咸雍三年（1067年）“冬十一月壬辰，夏国遣使进回鹘僧、金佛、《梵觉经》”。[①] 辽寿昌元年（1095年）“十一月……夏国进贝多叶佛经。”[②] 西夏频繁向辽朝进贡，惟独这两次进贡与佛教有关，其意如何？笔者认为：“此举当非西夏统治者独出心裁，而应当是为响应辽朝统治者的要求而为。若此推测不误，则足证辽国朝野对回鹘佛教及僧侣的推崇。”[③] 西夏地处丝绸之路要冲，与回鹘联系较辽更为便利，况且西夏在翻译西夏文大藏经时，回鹘僧人充当了重要的角色。[④] 想必辽朝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急于得到回鹘僧为自己所用。
　　西夏统治者积极扶持佛教，元昊本人就“晓浮图学”[⑤]。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年），元昊建立规模宏大的佛教寺庙高台寺。史载：
　　曩霄更以四孟朔为圣节，令官民礼佛，为己祈福。至是，于兴庆府东一十五里役民夫建高台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贮中国所赐《大藏经》，广延回鹘僧居之，演绎经文，易为蕃字。[⑥]
　　元昊之后的历代皇帝，都积极推进佛教的传播与发展。西夏皇室为推动佛教的进一步发展，采取了多种措施，一部分佛经由皇室刻印，并以皇帝或太后的名义撰写发愿文或序言就是其中的一种。目前所能见到的以西夏皇帝、皇太后名义撰写的施经发愿文、佛经序等，据统计至少有17件，“一个朝代有这样多的御制佛经发愿文和序言，在中国历史上或许是绝无仅有的。”[⑦] 正是由于西夏统治者的重视，才使得西夏文大藏经的完成仅历时53年。西夏境内出现僧人众多、佛刹遍地的景象。
　　西夏佛教的繁荣，致使辽朝频繁入夏朝拜佛塔。史载：“辽国数年来，岁常三四以礼拜佛塔为名，假道兴州，窥阙径路。”[⑧] 无独有偶，类似的事件在西夏与宋朝的佛教文化交流中也曾产生过。宋宝元元年（1038），元昊上表“遣使诣五台山供佛，欲窥河东东路。”[⑨] 对两个事件稍加对比，我们不难发现二者如出一辙。这又使得笔者想起另外一个事件，即：宋景德四年（1007年），德明母罔氏死，下葬时，德明要求到五台山修供十寺，宋遣阁门祈侯袁瑀为祭使护送所供物品至五台山。[⑩] 五台山为宋朝北部的佛教中心。西夏初期，其境内尚没有出现与五台山相媲美的佛教中心，五台山自然也成了西夏人眼中的佛教圣地。同样的道理，由于西夏佛教的繁荣，在辽人眼里西夏境内的佛塔便是他们向往的圣地。
　　仁孝时期，佛事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校勘佛经。传世的西夏文佛经中，明确提出进行过校勘的，大多属于仁孝时期。在仁孝之前，大藏经的主要部分已经陆续译成西夏文，但由于时间比较仓促，译文尚有各种不足之处，仁孝遂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对西夏文大藏经的整理与校勘上。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中提到“后奉护城皇帝敕，与南北经重校”。[11] 这里的“护城皇帝”即“西夏仁宗皇帝仁孝”，[12] “南经”当指北宋的《开宝藏》，“北经”当指辽刻《契丹藏》。亦有人认为这里的“北经”指的是金刻《赵城藏》。其实不然，因为西夏以西朝自居，称宋为南朝，辽为北朝。[13] 如是，则“北经”自然指1062年刻印的《契丹藏》。这条珍贵的史料真实地印证了西夏与辽朝的佛教文化交流的事实。
　　在《俄藏黑水城文献》第2册中收有两件佛教文献，编号分别为TK79.2和TK80.2，原定名为《龙论》，即“龙树所造论”的简称。这两件实为同一残本，共计98页。据考，此写本非《龙论》，实为辽僧法悟所著《释摩诃衍论赞玄疏》卷2中的内容。[14] 辽代佛教最为盛行的学说是华严，其次是密教，再次为净土以及律学、唯识学、俱舍学等。由于受华严和密宗思想的影响，《释摩诃衍论》在辽代受到高度重视。据称，辽道宗皇帝耶律洪基“备究于群经而尤精于此论”，[15] 并命法悟等造疏作注，从而在辽代形成了《释摩诃衍论》传习的热潮。法悟以华严宗的观点来解释《释摩诃衍论》，自然受到普遍关注。西夏是一个善于借鉴外来文化的民族，广泛各族文化精华，以充实自己的民族文化。辽代出现一个这么普遍受人关注的佛经注疏，西夏不会充耳不闻。如是，法悟此作之传入西夏，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外，《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所收编号为F64：W1的文书，原定名为“某辞书残页”。[16] 细究之，可以确定当出自辽代僧人希麟编集的《续一切经音义》卷6，是对《无量寿如来念诵修观行仪轨》的音义注释。[17] 辽朝有一条严格的“书禁”，规定把书传入别国要处以死刑，因此中原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知道《续一切经音义》的存在，学者著述中也不见征引。虽然辽朝有“书禁”的规定，但《续一切经音义》还是被传到了西夏。
　　由于种种原因，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收藏的所谓的“敦煌文献”（编号Ф.或Дх.）中，混入了一些原本是科孜洛夫（P. K. Kozlov）考察队从黑水城带回的汉文文献。这些文献中有部分已经被主持编纂俄藏敦煌文献和黑水城文献目录工作的孟列夫（Л. Н. Меньшиков）先生甄别出来，[18] 近年来，不断有学者指出其中个别文献原本来自黑水城。[19] 在这些文献中，有一些应来自辽朝。如Ф. 123A《增一阿含经》为一刻本，卷前扉画护法神王像。[20] 从版式和刻工之细致，应当是黑水城文献。ф. 204A《增一阿含经》同为一刻本，版式与Ф. 123A《增一阿含经》相同，应当是一个印本的不同残片，同样来自黑水城。[21] 竺沙雅章考证认为，二者其实是辽刻《契丹藏》之残片。[22] 此外，Ф. 317《佛说长阿含经》卷五亦为一刻本，府宪展疑之为黑水城文献。[23] 竺沙雅章认为此文献同样是辽刻《契丹藏》之残片。[24]
　　1959年夏在呼和浩特东郊黄合少乡二十家子西滩大黑河南岸，配合水利建设工程，进行考古发掘，揭露了一处辽代佛寺废墟。在遗址中发现了宋钱“皇宋通宝”、“景祐元宝”各一枚，金“正隆元宝”一枚，尤为珍贵的是在废墟的下层还发现了西夏文“天祐宝钱”一枚。[25] “天祐宝钱”不多见，应为谅祚或乾顺时铸造的钱币。这枚西夏钱币在辽代佛寺废墟中出土，很有可能是西夏僧人来此留下的遗物，从而引证西夏与辽朝的佛教文化交流的事实。
　　二、西夏与金朝的佛教文化交流
　　西夏是辽国的盟友、姻亲，关系极为笃厚。以此之故，在辽朝存在之时，西夏与女真人素无往来。公元1115年，金国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企图一举歼灭辽国。这时，西夏一方面笃守对辽国的情义，“不谕终始，为难相救”，[26] 另一方面，也想以救辽为契机，从辽国获取疆土，欲将自己的疆域扩展到黄河以东。于是派李良辅领兵救辽，与金军在天德军境内野谷一带鏖战，结果，3万夏军“败之几尽”。野谷战败，使西夏认识到金国军事力量的强大，于是改变原来对外政策，弃辽附金。
　　夏金交好之初，即从夏元德四年（1122年）至大庆元年（1140年）的18年中，双方关系相当微妙。由于双方互不信任，加之西夏对金是阳奉阴违，导致冲突的发生在所难免。夏金之间的真正友好关系，主要是在仁孝与纯祐统治时期，也就是金熙宗、金世宗、金章宗在位之时。这种友好关系的突出反映就是夏金双方的交聘活动。史谓：“自天会议和，八十余年来与夏人未尝有兵革之事。”[27] 此说虽有饰美之嫌，但基本上反映了两国长期的友好关系。
　　政治上的友好关系，必将带来文化上的交流。在辽朝覆亡后，女真人入居中原，宋室南渡，于是，金朝和西夏成了近邻。西夏于天盛六年（1154年）派使臣到金朝购买儒学和佛教书籍，《金史》记载：“九月辛亥朔，夏使谢恩，切请市儒、释书。”[28] 所购佛书为何种类，史无详载。是时，金朝正在解州天宁寺雕造汉文大藏经《赵城藏》。此经开雕于金熙宗皇统八年（1148年），毕工于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年）。西夏去购书时尚未完工，因此，西夏所购佛书当非《赵城藏》。
　　大藏经的雕印是金代佛教事业中的一件盛事。金版大藏经是由私人集资雕印的，潞州女子崔法珍断臂苦行，感动了许多善男信女，共同捐献钱物，在解州天宁寺雕印。大定十八年（1178年），由崔法珍将印好的大藏经进于朝廷，朝廷命圣安寺为法珍受戒为比丘尼，大定二十年（1180年），将经版运抵京师，收藏于弘法寺。元朝初年又有补刻。金版大藏经共收佛典六千九百余卷，因最初发现于山西赵城广胜寺，又称《赵城藏》。西夏向来重视佛教书籍的购买，从宋得到《开宝藏》，由辽得到《契丹藏》。自元昊称帝（1038年）至夏崇宗乾顺天祐民安元年（1090年），用西夏文译完了从《开宝藏》中拣选出来的经典820部，3579卷，分装入362帙中。此后，又以《契丹藏》为底本对西夏文大藏经进行校勘。对金朝雕刻的规模宏大的大藏经，西夏人自然也会尽早得到。如果此推测不误，那么，西夏对《赵城藏》的购进当在大定二十年之后不久。
　　金代除中央机构刻印出版书籍外，在平阳（今山西临汾）又形成了出版中心。这里有专门刻书机构，出版了很多精美的书籍。金朝的刻印中心平阳距西夏很近，两国来往密切。黑水城还出土有平阳姬家雕印的《四美图》，绘画高超，刊刻精细。此外，黑水城还出土有金朝的杂剧本《刘知远诸宫调》、《六壬课秘诀》、《新雕文酒清话》以及佛经《南华真经》、《心经注》、《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三十五佛名经》等。[29]
　　由于西夏佛教的传播与普及，西夏的佛事活动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因西夏早期的文献资料较少，佛事活动多见于赎经、建寺、译经等，至于史书则很少涉及。至西夏中期以后，随着密宗的发展，特别是藏传佛教的兴盛，法事活动在佛教信仰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在这些法事活动中，散施佛经于信众是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在西夏这样一个地域促狭、人口较少的王朝，印经数量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这么多佛经，肯定要耗费大量的纸张，也势必造成西夏用纸的紧缺。为缓解用纸的压力，西夏常从邻国利用各种手段获取纸张，如黑水城出土文书里面，就发现有大量的宋朝纸张，正面是宋朝的各类文书，背面多是西夏文、汉文佛经以及各类文书。同时，在《俄藏黑水城文献》里，发现有三件编号分别为A32、Инв. No. 4484、Инв. No. 5176的金写本文书，其中Инв. No. 4484号文书《毛克下正军编册》，背为西夏文写本佛教禅宗文献；Инв. No. 5176号文书，《俄藏黑水城文献》将其定为西夏写本，据考，其实应为金写本。[30] 此文书背面为西夏文写本《梵语金刚王乘典触》。
　　西夏与金朝虽能长期友好相处，仅在自金太宗至章宗在位的80余年间曾发生过三次比较严重的对峙。第一次夏金对峙发生在海陵王完颜亮正隆末年（1160年）。完颜亮弑熙宗自立后，遭到西夏仁孝皇帝的责难，由此产生矛盾。同时完颜亮自恃武力强盛，扩军备战，发动了对宋的战争，还企图以兵定夏国。期间，双方发生了多次战争。至金世宗时，双方才正式恢复和好。
　　夏金第二次对峙发生在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诱因是金朝对西夏使者态度比较蛮横，仁孝皇帝盛怒之下，发兵攻打金朝的边境地区。金朝对西夏一系列的军事进攻采取理智、忍让的态度，除要求西夏严惩肇事者外，并没有采取军事报复行动。因此，在夏仁宗仁孝死后，纯祐即位，夏金关系又重新归于和好。
　　夏金第三次对峙是在金大安元年(1209)，此时蒙古军再次攻入西夏，夏主安全遣使至金求援。然而，昏庸的卫绍王却拒绝出兵援助。这使本已积怨甚深的夏金矛盾白炽化，终于爆发了一场长达10余年的战争。
　　值得注意的是，在夏金交战期间，曾发生过三次耐人寻味的事例。
　　1、金大定十八年（1178年），“九月，西夏遣将蒲鲁合野来攻麟州，至宕遵源，有邛都部之酋名禄东贺者，密与之通。番僧谛剌者，约日为应。兵与战，禄东贺从中而叛，与西夏兵首尾夹击之，师熸。戊子，麟州城险，夏人掳金帛而去。”[31]
　　2、光定四年（1214年），西夏右枢密使、吐蕃路都招讨使万庆义勇以书信约宋夹攻金朝，派去联络的，是蕃僧减波把波，他带着蜡丸书，前往西和州的宕昌寨进行联络。[32]
　　3、光定十二年（1222年），金、夏大通城之战，则是金宣宗利用河西蕃部僧人入城为内应而取得了胜利。[33]
　　上面三个典型事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使用僧人作为使者或内应。类似情况，早在西夏与北宋、辽对峙时期就已经出现过。天授礼法延祚五年（1042年），北宋知清涧事种世衡派僧人王光信潜入西夏行反间计，以蜡丸书送交西夏大将野利旺荣，使元昊产生怀疑，终于杀掉旺荣。[34] 北宋知渭州王韶、总管葛怀敏也曾使僧人法淳持书信前往西夏活动。[35]
　　这些现象，庶几乎可以确定，西夏与辽、宋、金作战时，喜以僧人为使者或内应。那么，双方在战争中为什么频繁采取这种手段，而且屡试不爽呢？据笔者推断，僧人似乎有一种特权，即使在战争期间，他们出入两国边界较常人相对自由一些。作为使者或内应的僧人固然是战争中的一分子，然而，他们毕竟只是战争中的一枚棋子而已。更多僧人却没有参与战争，他们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来维系着两国之间的交往。
　　三、小结
　　文化间的交流是双向的，但综观西夏与辽、金间的佛教文化交流，西夏往往是受者，输入的远远多于输出。辽朝的《契丹藏》被用作校勘佛经的底本，金朝的《赵城藏》也极有可能被列入所购买的儒、释书籍之中。不唯如此，辽、金私人编撰的或地方出版的佛教书籍，也都受到西夏佛教徒的重视。西夏人积极学习各民族佛教文化，以容纳百川之气概，借鉴周边各民族之优秀文化成果，汲取其精华，以充实、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使西夏佛教文化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迅速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辽人甚至一度把西夏看作是佛教圣地。相比之下，金朝却绝少从西夏输入佛教方面的东西，倒是佛教信仰浓厚的西夏往往因与宋朝佛教界联系不畅而把金朝看作汉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的一个中心，不断从中吸取营养。
　　作者简介：陈爱峰，1980年生，满族，河南叶县人，现为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杨富学，1965年生，河南邓州市人，敦煌学博士，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联系人：杨富学 博士
　　联系地址：兰州滨河东路522号敦煌研究院
　　邮政编码：730030
　　电话：13609338899、0931-8880860
　　E-mail: yang-fuxue@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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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辽史》卷22《道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67页。
　　[②] 《辽史》卷26《道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8页。
　　[③] 杨富学：《回鹘文化影响契丹的点点滴滴》，《宋史研究论文集》第十辑，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18页。
　　[④] 杨富学：《论回鹘文化对西夏的影响》，《宋史研究论丛》第5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9～194页；杨富学：《回鹘僧与〈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38～344页。
　　[⑤]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3页。
　　[⑥]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18，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12页。
　　[⑦] 史金波：《西夏佛教新探》，《宁夏社会科学》2001年第9期，第70页。
　　[⑧]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25，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88页。
　　[⑨]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5页。
　　[⑩]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0页。
　　[11]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22页。
　　[12] 李范文：《西夏皇帝称号考》，《西夏研究论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5页。
　　[13] 史金波：《西夏佛教新探》，《宁夏社会科学》2001年第.9期，第70页。
　　[14] 宗舜：《〈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佛教文献拟题考辨》，《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第83页。
　　[15] 法悟序：《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卍续藏经》第72册，第831页。
　　[16] 李逸友编著：《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02页，图版肆柒（2）。
　　[17] 聂鸿音：《黑城所出〈续一切经音义残片考〉》，《北方文物》2001年第1期，第95页。
　　[18] Л. Н. Меньшиков,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части коллекци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Москва, 1984（[俄]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科孜洛夫卷）》，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
　　[19] 吴其昱：《列宁格勒所藏敦煌写本概况》，《汉学研究》第4卷第2期，1986年，第73～82页；府宪展：《敦煌文献辨疑录》，《敦煌研究》1996年第2期，第84～95页；荣新江：《〈俄藏敦煌文献〉所收黑水城文献》，提交“黑水城人文与环境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额济纳旗，2006年9月16-20日）。
　　[20]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俄藏敦煌文献》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66页；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9页。
　　[21] 《俄藏敦煌文献》第4册，第237页；《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第69页
　　[22] 竺沙雅章：《黑水城出土の辽刊本につぃて》，《汲古》第43号，2003年6月，第23页。
　　[23] 府宪展：《敦煌文献辨疑录》，《敦煌研究》1996年第2期，第89页。
　　[24] 竺沙雅章：《黑水城出土の辽刊本につぃて》，《汲古》第43号，2003年6月，第24页。
　　[25] 张郁：《呼和浩特郊区辽代废墟佛寺揭密》，《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2期，第75～79页。
　　[26] 《金史》卷134《西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865页。
　　[27] 《金史》卷134《西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867页。
　　[28] 《金史》卷60《交聘表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08页。
　　[29] 史金波：《西夏出版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0页。
　　[30] 杨浣：《黑城〈西北诸地马步军编册〉考释》，《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137～144页。
　　[31] [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17，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40页
　　[32]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27页。
　　[33]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41，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87页。
　　[34] 《宋史》卷335《种世衡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743～10744页。
　　[35]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