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诸王（893-978）与佛教

吴越诸王（893-978）与佛教
　　黄绎勋
　　中华佛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华佛学学报第17期 (p123-147)
　　台北：中华佛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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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中国从唐朝衰亡，到宋朝未兴前之间，大约动荡了一个世纪，吴越国（893-978）就是在这艰难之处境中求安定与发展。近期间，学者对于宋朝佛教研究越深，就越肯定吴越对延续佛教在宋朝之发展的贡献。本论文之主要目的在于探讨吴越武肃王钱镠，文穆王钱元瓘，忠献王钱弘佐和忠懿王钱弘俶与佛教之关系，以明了吴越诸王如何护持佛教和对佛教发展之影响。
　　吴越建国初期，藉由钱镠之建佛寺和护持佛教僧人等活动，我们可看出其个人之宗教信仰，佛教之持咒法门提供了他巩固国土之依靠，佛教超度亡灵之思想和仪式也帮助钱镠疏解其在战场杀戮之罪恶感。之后，佛教亦提供了信仰的管道，让钱元瓘等诸王表达他们求现世安稳，来世解脱的期望。最后，吴越降宋前，钱弘俶藉由立陀罗尼经幢，抒发其保疆卫国之心愿。因此，吴越诸王与佛教之关系，随不同之时期而改变。吴越诸王护持佛教之动机包含了他们的政治意图，但也应出自于他们个人之佛教信仰。
　　对于佛教之发展而言，钱氏诸王之贡献甚大，他们广建佛寺经幢，因此在吴越地区提供了佛教僧人一个安定和护持的环境，也使一般民众得以有机会亲近寺院、僧人和佛法，对于佛教之普遍弘扬非常有帮助。最后，忠懿王钱弘俶遣使收集流散海外之佛教典籍，他并使吴越地区之佛教免于后周世宗毁佛之难。
　　不过，在此期间，我们也可见到吴越王延用了唐代之僧官制度，也掌有任命僧人住持寺院和监管戒坛之权，介入僧团之戒腊制度和寺院清规之施行，此外，忠懿王钱弘俶并建佛寺附带家祠的功能，使佛寺兼具世俗之用途，因此削弱了佛教僧团自主之权力和僧人自治之能力。但是，总而评之，吴越诸王对佛教之影响是利多于弊的，他们的护法政策，使得吴越地区在寺院之建设和僧人之护持上，都保存和奠定了佛教在宋朝继续发展之良好基础。
　　关键词： 1.吴越 　2.佛教 　3.钱镠 　4.钱弘俶　5.佛寺经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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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次】
　　前言
　　一、武肃王钱镠（893-932年在位）
　　二、文穆王钱元瓘（932-942年在位）
　　三、忠献王钱弘佐（942-947年在位）
　　四、忠懿王钱弘俶（947-978年在位）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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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吴越国（893-978）为五代十国时期中之十国之一，吴越从893年钱镠（852-932）受封为镇海节度使管理杭州开始，到978年钱弘俶（929-988）纳土降于宋朝为止，国祚共86年。[1]　虽然此时期之中国正处于唐朝衰亡后，宋朝未兴前的动荡之中，吴越却能在艰难之处境中求安定与发展，而且成为延续佛教慧命之重地。
　　从中国正史来看，五代之前，除了土地开拓与灌溉之外，朝廷并不重视此地区之经营。[2]　如宋范成大于其《吴郡志》中慨然感叹，从隋唐立有科举之制以来，吴郡从未出过状元，由此可见其地区文化之低落。[3]　吴越地区在钱氏统治之86年之间，以其政治地位而言，是臣属于五代，因此于《旧五代史》中，吴越国钱氏诸王之传记仅被列入于〈世袭列传〉中；在《新五代史》中稍有提升，但仍被列于〈世家〉而已。[4]　如今，现代学者重新研究钱氏对吴越地区之开垦及人民之教育的贡献，都对中国史学家傲于正统之尊，对钱氏家族偏颇之评发出不平之鸣，如周次吉认为钱氏对中国有安定吴越，筑城堑及海塘以护钱塘地区，交通外国繁荣商贾和维护宗教等多种贡献。[5]
　　从外交之关系来看，吴越与日本、高丽和契丹皆有其独立于五代朝廷之外的政治关系。早于915年，吴越之立国者钱镠即遣使与当时占有中国北方之契丹建立外交关系，根据Denis Twitchett之说法，其目的在于保持渤海航海之通畅，保障吴越与高丽贸易之安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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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越以灵活之外交手腕与五代朝廷和外国保持稳定之关系，在钱氏之统治经营之下，渐渐成为一经济贸易繁荣之地，因此吴越虽然于五代十国中，占地实数小者，但后来却成为五代十国中最富庶之国。
　　从中国佛教史来看，先前之佛教学术研究，如鎌田茂雄、牧田谛亮和汤用彤等所著之中国佛教史中，有关五代时期佛教发展之情况，都仅占少许篇辐。[7]　总结这些学者之意见，在此时期中五代各朝继续保有唐朝以来所实施之僧官制度，朝臣人民亦积极参与佛教之活动。但是，因为此时期君主信佛之方式欠当，导致学者汤用彤批评后唐庄宗「佞佛」最盛，南唐后主国亡时仍不知悔悟，「于围城中听经不辍」；然后，此时期最引人注意的事件为，后周世宗（954-959年在位）所导致的中国佛教史最后一次之法难，故而汤用彤总结五代时期为中国佛法「极衰之候」。[8]
　　但是，佛教后来在宋朝初期之兴盛发展却又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因此在五代期间佛教慧命是如何延续的，成为一重要之议题。近期间，学者对于宋朝佛教之研究越深，就越肯定吴越对延续佛教在宋朝之发展的贡献，如北宋佛教史专家Chi-chiang Huang在其研究北宋时期仕人菁英与僧人之互动关系的专文中，就是以杭州为其研究范围，因为杭州从「佛教国家」吴越建国以来即为其首都，既是文人百官荟萃之处，又是佛教寺院与僧人繁多之地。[9]　尤其是，由于吴越保持了航海之安全通畅，中国佛教得以从高丽（一说日本）寻回流散之佛教典籍，[10]　许多日本、新罗与高丽等僧人也得以于五代时期来华求法，[11]　并将佛法弘扬回去，因此，吴越对佛教在东亚的传播亦是贡献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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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本论文之主要目的在于探讨吴越钱氏诸王与佛教之关系，以明了吴越诸王如何支持佛教信仰，必要时亦兼谈吴越诸王与其它宗教之关系，以对比出佛教于吴越朝廷之角色。本论文之论述是依钱氏诸王统治吴越之次序为主轴，[12]　分别探讨吴越各王与佛教之关系，吴越为钱氏三代五王相继统治，其五王分别为武肃王钱镠（907-932年在位），文穆王钱元瓘（932-942年在位），忠献王钱弘佐（942-947年在位），钱弘倧（947年在位）和忠懿王钱弘俶（947-978年在位），唯因钱弘倧只在位六个月即遭罢黜，且对佛教发展无特殊事迹之记载，故本论文不包括钱弘倧之讨论。
　　一、武肃王钱镠（893-932年在位）
　　吴越之建国者为钱镠，钱镠于852年出生于杭州，[13]　犹如许多有丰功伟绩之人的童年记载，钱镠于年幼之时即有些他将成一国之君之征兆。据《新五代史》所记，钱镠幼时与其童伴嬉戏时，曾坐于一大树下之大石上「拍麾群儿为队伍，号令颇有法」，他并善射且稍通图纬。但是他及长时却不事正当工作，以贩卖私盐为生。直到干符二年（875），钱镠二十四岁时，因浙西王郢作乱，钱镠加入乡兵讨贼，初为董昌之偏将，才得以展现其运筹帷幄之才能。钱镠骁勇善战，战绩辉煌，其出名之一役为879年时，以少数兵力智取打败黄巢。[14]
　　钱镠渐渐能独当一面后，便开始获得唐朝昭宗之重视，于893年拜镇海节度使。后来，董昌于895年在越州叛变，自称皇帝，国号罗平，并欲封钱镠为臣。[15]　但是钱镠不受，并写给董昌一信，劝其：「与其闭门作天子，与九族百姓俱陷涂炭，异若开门作节度使，终身富贵？」[16]　可见钱镠自始便无统一中国之野心，只专心于经营其所辖之吴越地区，且以人民之福祉安危为重。他在位期间特重修筑钱塘江堤，教导人民种田植桑，[17]　因而奠定下吴越安定繁荣之基础。最后，钱镠以八十一高龄去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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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太宗后来赐号，谥曰武肃。[18]
　　钱镠与佛教初始之因缘，根据佛教史传《宋高僧传》所述，[19]　僧人洪諲（?-901）于钱镠初应募为军时，曾见到钱镠，见面时洪諲握其手，屏左右之人而告诉钱镠说：「好自爱，他日贵极，当与佛法为主。」后来钱镠屡立战功被升为杭牧后，于893年时奏请唐昭宗赐洪諲「法济大师」之名号，往后钱镠见洪諲必拜跪，而且檀施丰厚异于其它僧人，洪諲于901年去世时，钱镠亲自为其举行丧礼，感念洪諲昔日对他的鼓励之言。
　　钱镠虽然对洪諲特别礼遇，他对其他僧人也很尊重。他的军事力量渐渐扩大和稳定之后，他开始邀请逃避唐末战乱颇具名气之僧人到苏杭。光启三年（887）他迎文喜（?-900）住持龙泉院，[20]　依《宋高僧传》所记，文喜有一神异之事迹，广明元年（880）文喜居霅川，夏季时有蝗飞翳天，下食田苗，文喜乃拄杖悬挂袈裟，标立于畎浍中，当蝗虫将飞下时，文喜就厉声叱之，结果蝗虫悉翻飞而去，据载当年仅此十顷之苗成稔，众人皆赞叹文喜之感通能力。[21]　钱镠并请楚南（?-888）下山供施，楚南为唐有名之居士裴休（797-870）之知己好友，且为著名禅僧黄蘗（卒于847-859间）之徒。[22]
　　钱镠礼遇供养僧人必然是出自他个人对佛教之信仰，但另一方面亦可能含有一些政治目的，钱镠实为平民与军旅出身，依学者Albert Welter所述，钱镠非常努力营建其为英明君主之形象，如钱镠兴建瑞相院供奉弥勒佛和佛塔供奉佛舍利，Welter解释礼拜弥勒佛之仪式于唐末和宋初时非常盛行，民众皆相信弥勒佛出世时，将有明君接迎。Welter另外解释兴建佛塔供奉佛舍利是效仿佛教著名英主阿育王之事迹。[23]
　　钱镠除了与佛教僧人保持良好关系，以增加其声誉以外，钱镠早期努力于建立及统一吴越时，他亦不免当地习俗而相信其它宗教鬼神之力量，《吴郡志》描述吴郡地区之人「俗信鬼神，好淫祀。」[24]　他在征战初期常祈请地方鬼神之助，以求胜仗。中和二年（882）钱镠率兵往讨浙东刘汉宏，入夜后，可惜星月皎然，兵不得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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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便掬起江沙，吞而祝祷曰：「吴以义兵讨贼，愿助阴云蔽月，以济我师。」不久果然云雾晦暝，钱镠之兵即刻渡江，一战而胜。[25]
　　钱镠最信仰之地方神祇为龙王与春秋时期吴国之英雄伍子胥（?-484 B.C.），他曾上表后梁请封钱塘湖之龙王为广润侯，此求获准后，钱镠即建一庙以庆之，并作〈建广润龙王碑〉一文以记之。[26] 　干宁二年（895）时，钱镠欲沿胥江筑罗城，但江涛汹涌，板筑一直无法置放，他于是向伍子胥祷之求援，结果沙一涨十五里，钱镠因而奏封胥江伍子胥为「惠应侯」。干宁四年（897）时，叛军安仁义原来计划沿江入犯，结果夜间忽起惊涛，一夕之间江边之沙路全毁，其计谋因而不得逞。钱镠认为此为伍子胥神异之力相助，遂请后唐封其为「吴安王」。[27]
　　开平元年（908），钱镠为后梁封为「吴越王」后，随即作〈镇东军墙隍神庙记〉[28]　以表「冥阳共理之规，人神相赞之道」，他两次于记中提到如今吴越两地，已皆属一王（即钱镠）所管理，这是隍神所助之光荣，他会回报幽灵之恩。钱镠藉由〈镇东军墙隍神庙记〉一文，一方面感谢神明之威助，另一方面也昭告吴越两地之人民，他已被封为吴越王之事实。
　　此外，钱镠亦与道教道士有良好关系，也求助道教仪式和道士之神异力量。干宁二年（895）起，钱镠重建余杭之天柱观，后来于光化二年（899）完成时，钱镠命上清道士阎丘方远为首，[29]　与毕法道士郑茂章等其它三十多位道士于观中焚香清修。他并奏请唐昭宗赐阎丘法号「妙有大师」，赐郑茂章紫衣。光化三年（900），钱镠作〈天柱观记〉，描述整件事之始末，内容富含道教之洞天神仙思想，另外也不忘对自己重修天柱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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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时斋醮之贡献，歌功诵德一番。[30]　之后，天复元年（901）临安为淮人攻围时，钱镠命阎丘方远于龙瑞宫设金箓，以求阴助。[31]
　　由此可见，钱镠非常相信神明灵助，他亦相信佛教仪式和僧人之神通力量，如钱镠会特别延请僧人建金光明道场，其因应是藉由《金光明经》所述四大天王之威力，以达其护国之愿望。[32]　从天佑三年起（906），他每年都请僧人如幼璋（840-927）于天台山建金光明道场。[33] 　此外，当钱镠听闻僧人从礼（846-925）有诸多感动鬼神之神异事迹，便立即召他入州府建金光明道场，对他檀施优渥。[34]
　　钱镠除了建金光明道场以外，亦非常勤于兴立经幢。经幢为刻有经文之石柱，一般多使用八角形之石柱，其上刻以陀罗尼经。钱镠分别于911年于招贤寺建一经幢和于大钱寺建二经幢，913年于天竺日观庵建一经幢，和924年于海会寺建二经幢。[35]　立经幢之风盛行于唐朝中期至五代辽金之顷，这是由于念诵陀罗尼从唐时起就非常盛行，念诵陀罗尼的效果广泛地吸引上至君王下至一般民众之信仰。[36] 　 宋初之僧人赞宁（919-1001）也于其《大宋僧史略》中赞扬念诵陀罗尼之法曰： 「密藏者，陀罗尼法也，是法秘密，唯有二乘境界之诸佛菩萨所能游履也。」[37]
　　归纳钱镠最常刻于经幢上的陀罗尼经有两种，一为《大悲真言》，一为《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38]　《大悲真言》为中国佛教中最常被念诵之陀罗尼之一，[39]　据伽梵达磨所译之《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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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述，大悲真言全文共计有八十四句，此咒宣称诵此陀罗尼神咒者能得十五种善生，不受十五种恶死，现在生中一切所求得果遂，临命终时十方诸佛皆来授手，欲生何等佛土，随愿皆得往生。[40]　《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为唐代罽宾国三藏沙门般若共牟尼室利合译，此陀罗尼经表示诸国土有人诵此总持，则 「国无饥馑人民安乐，国主无病无复怨敌，佛法流通无诸障碍。」[41]　 由此二种经幢之建立，可充分看出钱镠于建国初期保护其国民国土之祈愿。
　　对于钱镠，除了保国护民之功能以外，佛教亦提供钱镠一种方式以减少其于沙场杀戮后所带来之罪恶感。[42]　据《宋高僧传》所述，干化二年（912）僧人可周（?-926）受杭州龙兴寺所召，开演佛法，千名听众间，阴阳两界各半。武肃王钱镠听闻此说后，命可周于天宝堂夜为冥司讲经，许多人皆目睹鬼神现形扈卫。钱镠再闻此说之后，特赠可周金如意并钵紫衣一副，并赐号「精志通明」。[43]钱镠亦曾请彦偁（821-920）设冥斋，召行持明法。[44]
　　由上可知，钱镠与佛教僧人关系之密切，因此他深知掌控佛教僧侣人数及资质之重要，因而介入僧团设戒坛之事宜。他于894年命慧则（834-908）于越州临坛；干化初年（911）杭州龙兴寺开度戒坛时，召鸿楚临坛，钱镠并奏荐梁太祖赐鸿楚紫衣并号；干化中（911-914）会稽开元寺度戒时，命虚受（生卒年不详）担任监坛选练，钱镠亦上表于后梁荐其紫衣；钱镠并命景霄（?-927）赴北塔寺临坛。[45]
　　这些为钱镠所授命监坛的，皆是唐末时深为朝廷和民众所尊敬，德高望重之僧人。如慧则于咸通十五年（或干符元年）即为唐僖宗（873-888）选为临坛正员。唐大顺中（890-891）鸿楚上表昭宗（888-904）欲重新缔构大云寺，昭宗准其所请。景霄则是于金华东白山奖训初学时，江西有一律匠名徽猷特意领徒众去问难，景霄正开讲如何保持五戒乃至具足戒等止恶之戒法，徽猷听完之后再三叹赏景霄之见解开示，从此景霄之名声大扬。[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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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镠召令德高望重之僧人监坛，虽可被视为护法的行为，但亦可被视为介入僧团剃度僧人和施戒之自主权。除此之外，钱镠亦运用其权力，介入僧团中之「戒腊」制度。赞宁之《大宋僧史略》记曰：后梁开平中（907-910），吴越王钱氏奏请梁太祖令其十三岁之子出家，法名令因，号法相大师，敕赐紫衣并加「三十年」之戒腊。之后，钱镠于梁干化三年（913）令其为安国罗汉寺之住持，贞明六年（923）并封其为「僧统」，赞宁记说钱镠后来也感到此封号实僭越甚多，乃改降称「僧正」。[47]　赞宁于其文中率然评曰：赐戒腊之源由，是因为有一些人与王室有密切之关系，当他们决定加入僧团，初入法流时，依其戒腊，须居下位，若能得君王 「赐虚腊」，则可顿为老成。[48]赞宁言下之意，似乎对如此「赐戒腊」之举颇不以为然。
　　钱镠病逝于932年，根据《钱氏家乘》中之〈武肃王遗训〉所载，钱镠除了训示后代子孙忠孝友爱以外，特别要求他们要爱兵恤民，教导人民广种桑麻稻米。针对吴越之国势，他以自领军以来，见天下多少兴亡成败提出忠告：「民为贵，社稷次之。中国之君，虽易姓频繁，仍不可废大礼，需善事之。而且必需度德量力而视时务，中国有真主出现时，应速速归附，免动干戈，即是爱民。」[49]　从此吴越国年年航海入贡五代及宋朝各朝君主，直到最后忠懿王钱弘俶降国纳土于宋朝为止。
　　综合钱镠面对不同宗教之态度，身为吴越之建国者，他是以实用为原则的。根据目前所见之资料所显现，在征战建国之初期，[50]　钱镠祭祀地方神祇如城隍、龙王及伍子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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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为道教道士盖道观，同时也为佛教僧人建寺。 钱镠所关切的比较是各宗教仪式或行为所带来之结果，当这些结果是如他所期望的时候，他便一概嘉奖有功者，他为地方神祇建庙，也延请赐道士紫衣名号，以及建立寺院和赐给佛教僧人紫袍。但是，尽管如此，从以上之讨论可见，钱镠与佛教僧人之关系，仍是与道教道士之往来较为密切的。钱镠建国之过程中，藉由对佛教僧人的支持，他为自己建立了佛教英主之形象和赢得民心；佛教也以超度亡灵之思想和仪式，帮助减轻他个人在沙场中杀伐后之罪恶感；最后，钱镠亦相信佛教之陀罗尼真言可以帮助他保护和巩固他所新成立的国家。但是，钱镠同时也介入并影响僧团之内务，他任派僧人住持寺院和监管戒坛，更甚之，则为替自己新出家之儿奏请添增戒腊，以提高其于僧团中之地位。
　　二、文穆王钱元瓘（932-942年在位）
　　钱元瓘生于唐光启三年（887），为钱镠之第七子，年少时即自愿入叛将田頵之营为人质，以纾家国之难，之后又随钱镠征战最有功劳，因此钱镠卧病时召集诸大将，要他们推举贤能之人以继其位时，众将皆共推钱元瓘继位为吴越国王，钱元瓘统治吴越共10年，谥文穆。[51]
　　从即位开始，钱元瓘即对佛教显现坚定之支持。钱元瓘于932年4月登基，是年7月之中元节他便于龙兴千佛寺造释迦如来丈六金身像，[52]　 之后，他陆续地兴建了净空寺、昭庆律寺、甘露寺、化度禅院、观音看经院和龙册寺。[53]钱元瓘亦诏请僧人志通住持真身塔寺，[54]并于935年时在天竺寺造两座石幢。[55]　根据阿部肇一之整理，钱元瓘与佛教僧人道怤（868-937）、道翊、全付、灵照（870-947）、希觉、志通与延寿（904-975）皆有往来。[56]
　　从龙册寺之兴建，我们可看出钱元瓘统治之期间，吴越与五代政治关系微妙之改变。钱元瓘于935年在府城外建一寺之后，奏函后唐君主，乞以「龙册」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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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为后唐所不允，以「龙册」之名「未称勤恳」为理由，指示改称为「千春寺」。[57]　虽然如此，根据《宋高僧传》之资料所示，钱元瓘并未遵照唐朝廷所指示，仍沿用「龙册」为名，[58] 可见吴越于钱元瓘时，虽仍属五代之下，但国力已较为强大，政治较为独立。
　　钱元瓘对于佛教信仰之内容，可从他建造化度禅院和观音看经院中清楚看出。据《两浙金石记．建化度禅院宝幢记》[59]　中钱元瓘己身之所述，化度禅院之建地原为其父武肃王钱镠屯兵时关置犯囚之牢狱，钱元瓘虽肯定其父钱镠宰断之明确，无枉滥之缺失，但念及于此地丧生之亡囚，沉沦于九泉之中，他不忍心他们不得解脱之苦，乃于长兴四年（933）改建为化度禅院并造宝幢，将此功德回向给钱镠，愿其升「七觉之法身」，得「耀千光之瑞相」，钱元瓘并愿疆境平安，兵火无虞，子子孙孙永远蕃盛。
　　另外观音看经院则缘起于僧人道翊（活动于936-944年间）于山间见一光华之处，他前往探视后，得一香木，道翊便将此木命良匠刻成一观世音菩萨像。之后，钱元瓘常梦见有一白衣人向其索求居处，他相信此白衣人即为道翊所刻之观世音菩萨像，适时恰好有一将军名冷求需要于天竺山开辟一道路，天福四年（939）钱元瓘乃令冷求于天竺山新路之端，建观音看经院以居此观世音菩萨像。[60]
　　从钱元瓘所做与佛教相关之事来看，我们可以知道钱元瓘为其父钱镠建国时期所杀戮之亡灵担忧，可见他对佛教之因果，功德回向和解脱等思想都有基本之理解。他的观世音菩萨之梦及建寺，亦可显见他对佛教之信仰比起其父钱镠应更为深刻虔诚。因此佛教之角色对于钱元瓘而言，较具宗教之实质内容与功能。以现存之资料来看，他亦多建寺以求功德，较少筑经幢以求保护。另外，虽然他亦重建一道教开元宫，[61]　其目的亦是将功德回向给其父钱镠，除此之外，则不见他与道教道士交往之描述。
　　三、忠献王钱弘佐（942-947年在位）
　　钱弘佐生于928年，为钱元瓘之第六子。钱元瓘于941年时因吴越宫殿丽春院大火，且延烧至内城，惊惧以致发狂疾而亡。钱元瓘之长子早夭，他原本属意传位给其养子宏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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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属下在钱元瓘死后，废宏侑而拥立弘佐。钱弘佐接继王位时才十四岁，就由丞相曹弘达摄政，[62]　但是钱弘佐只在位五年就去世了，谥号忠献。
　　钱弘佐在位期间有几项与佛教有关之事迹，他即位时即免道宫佛寺之赋税，[63]　并兴建报国千佛院、法云寺、宝相华藏院、龙华宝乘院和鹫峰禅院等佛寺，与他有交往之僧人有灵照（869-947）、皓端（?-962）、惟宝、全付、法諲、慧龟和伏虎光禅师，[64]其中有较详细资料者为龙华宝乘院之建造。
　　钱弘佐于943-945年间舍瑞萼内园建龙华宝乘院，《宋高僧传．晋永兴永安院善静传》中记曰： 「忠献王钱氏造龙华寺，迎取金华梁傅翕大士灵骨道具寘于此寺，树塔，命照住持焉。」[65]　善静即为灵照，傅大士傅翕（497-569）为南北朝时期（420-589）梁代著名之尊宿，东阳乌伤人（今浙江义乌），死后葬于金华（今浙江省）。[66]　钱弘佐为何建傅大士塔，史料中并无详细记载，只说钱王遣使金华，迎取翕大士灵骨及其道具，这可能是因为翕大士虽然为南北朝人，但因地缘之故，五代时仍为江南学佛者所敬重。僧人灵照则本为高丽国人，为学佛法，远道而来，得心于雪峰义存（822-908）。他的性情苦志节俭，恬淡自持，千众畏服，因他而受三衣披五纳者，不可胜计。钱弘佐造龙华寺，特命其住持之，后来灵照即终于此寺。[67]
　　钱弘佐另有两件赐僧人紫衣之事，《宋高僧传》说钱弘佐曾赐皓端（?-962）紫衣，并别署大德号崇法。皓端后来慕远公之不渡虎溪之举，誓约不出寺门，二十余年，身无长衣口无丰味，最后坐灭于其房中。[68]　赐紫衣之俗亦有其弊，宋赞宁于其《大宋僧史略》中〈赐僧紫衣〉一项文首就说，此举乃是因古人 「贵名与器」，[69] 　因此也有僧人坚不受赐，如钱弘佐数次欲赐僧人全付紫衣，全付就坚持不受，钱弘佐最后只好以纳衣赐之，全付解释说： 「吾非荣其赐而饰让也，恐后人之仿吾而逞欲矣。」其德行之精纯，用心之深，莫怪钱弘佐非常感佩，后来又欲赐其号为纯一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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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全付仍固辞不受。[70]
　　总而言之，钱弘佐即位时虽然年幼，在良相之辅佐下，却是一贤明仁君，连《资治通鉴》都赞其温恭贤良，敏于政务，尤其是当他问仓吏得知吴越之蓄积足十年之用，即下令免除民税三年。[71]　由于钱弘佐英年早逝，史料中记载他与佛教相关之事迹不多，但可见之资料都显见其对佛教护持之态度。
　　四、忠懿王钱弘俶（947-978年在位）
　　钱弘佐去世后，初由钱元瓘之第七子钱弘倧继位，但因钱弘倧之性情过于刚严，不得属下爱戴，诸将帅另谋迎钱元瓘之第九子钱弘俶即位，钱弘俶与诸将帅谈妥条件，要求保留其兄长钱弘倧之性命后，才答应接继王位。钱弘俶卒于978年，在位共32年，谥号忠懿。[72]
　　钱弘俶的佛教信仰可从多方面看出，根据《景德传灯录》所记，钱弘俶为台州刺史时，即仰慕天台德韶（891-972）之名而延请问道，德韶告诉他说： 「他日为霸主，无忘佛恩。」[73] 　钱弘俶后来于947年即位，翌年即迎德韶为国师，以弟子之礼相待，钱弘俶且于954年召僧人道潜入府，请受菩萨戒。[74]
　　之后，据《佛祖统纪．谛观法师传》所记，[75]　钱弘俶因览《永嘉集》，不解「同除四住」一语之义，而咨询德韶，德韶推荐天台羲寂（919-987）为之指导。羲寂告诉钱弘俶说，此语可由智者之教说得解，但羲寂也只读过残篇，因为智者之典籍多散落海外。钱弘俶乃遣使搜寻天台典籍，后来僧人谛观（生卒年不详，于960-962年来华）带着多部智者之论疏而来。由此可知，天台典籍之复得和天台教说于宋初得以盛行，忠懿王钱弘俶之功实不可没。
　　钱弘俶护持佛法之贡献，亦可从后周世宗毁佛时，他所扮演之角色看出。根据《五代会要》，后周世宗于955年诏曰：「诸道州府县镇村坊，应有敕额寺院，一切仍旧；其无敕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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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宜停废。」[76]此令颁布实施之后，《资治通鉴》记说全国仅存2694寺院，[77]　而据《十国春秋》所记，钱弘俶承后周世宗诏后，检杭州寺院，得有敕额之寺院竟有480所，光是杭州一地之寺院，就占全国寺院百分之十七强，而且无数据显示钱弘俶曾毁坏任何寺院。可见吴越在政治与经济渐形独立自主，后周世宗诏令对钱弘俶个人对佛教之护持不构成重大影响，杭州之佛教也才得以保全。
　　相反于毁佛，钱弘俶更在后周世宗停废无敕额寺院之同年底，开始了造八万四千小宝塔之计划，此计划费时十年了才得以完成，总结诸葛计所收集之各种金石铭文之记载，这些佛塔高约五寸（一资料作九寸），以铁或铜涂金而成，塔之四面外壁所绘的内容为佛陀本生故事，有尸毘王割肉饲鹰救鸽，慈力王割耳燃灯，萨埵太子投崖饲虎，和月光王捐宝首之故事，塔内面铸有楷字云：「吴越国王钱弘俶敬造八万四千宝塔，乙卯岁记。」塔之下有一基座，每面各铸有四柱，柱中各有一佛安坐，下为花瓣之形。《金石契》亦云，钱弘俶并遣使送五百座小宝塔到日本。[78]
　　根据现存于日本之佛塔得知，塔内并刻有《宝箧印心陀罗尼》，全名为《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心陀罗尼经》，为不空（705-774）所译。此陀罗尼经云若有人书写此经安置塔中，能获福无量，必定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79]　学者Albert Welter指出钱弘俶此举是效法阿育王建八万四千塔的事迹，[80] 　钱弘俶于 967年亦曾迎阿育王舍利，奉于南塔寺。[81]
　　但是，钱弘俶虽然为佛教之大护法，他对佛教僧团之内务亦作强力之介入，如他掌有任命指派僧人住持某寺院之权。钱弘俶于965年命慧居住持上寺，彦求（卒于960-962年间）住持功臣院，行明（932-1001）住持大和寺，遇安（?-992）住持北关倾心院和天龙寺。[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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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弘俶更于965年要求雪峰寺实施雪峰义存（822-908）[83]　所立之雪峰清规。忠懿王钱弘俶在位时，雪峰义存虽已入灭，雪峰寺仍为一大寺。干德三年时，钱弘俶以「天下兵马大元帅守尚书令吴越国」之名，对雪峰寺告示如下：
　　先师住持规制奉宣下降帖，命准元条件施行。
　　不许各度童行，私置田业，擅泥锅，仍别众食，
　　寄附常住庄舍，典质营转等事，准此禁断者。[84]
　　而根据《雪峰寺志?纪艺文》所记，钱弘俶所要求雪峰寺实施之清规为义存于901年所立之〈雪峰清规〉和去世前所作之〈雪峰遗戒〉。总结〈雪峰清规〉之主要内容为：一、于雪峰寺出家之僧人只能归奉一主，此为芙蓉弘照大师之规制。僧人之职事逐年轮差，照顾众中老病者之责任顺序为童行，沙弥，最后为大僧，对老病者必须终始看待，无所违越。二、有檀那礼请唱佛道场，必须得大众商议之后，才能作法事，以免俗讥嫌。三、住众犯过，受礼佛和出院之处罚。四、若有住众之职位非为知事，却私取木杖，使人不安，则昼时出院。[85]
　　两相比对雪峰义存所立之清规和钱弘俶之指示，很明显地钱弘俶后加之要求与雪峰清规之内容实不一致，钱弘俶之忧虑主要在于私度童行，私置田业和从事典质营转等事业，其目的在禁止私度童行以限制出家僧众之数量和掌控佛寺资产之扩展。
　　吴越时期，依周次吉所统计，名见于《宋高僧传》和《景德传灯录》者，就有64位，而这些僧人又多为著名寺院之住持，每一寺院所居住之僧众，动辄百千，总人数之多，可想而知。因此，雪峰清规之内容实只论及童行之责任，钱弘俶却于其令中强调禁止私度童行一条，可见私度童行之普遍和钱弘俶试图掌控僧人数量过多之企图。
　　钱弘俶所添加的另二项主要禁令为不准私置田业和从事典质营转等事业，这也都与寺院经济有直接之关系，而且钱弘俶会强调禁止此二种营利活动，必然是因为当时于雪峰寺中或其它寺院中有此二种营利活动之进行。雪峰寺是在唐武宗会昌法难之后所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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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会昌法难其中一主要原因为寺院之资产过于庞大。雪峰义存于建寺之第二年即得一大檀那蓝文卿之支持，立遗嘱将其田宅舍为梵宇。根据其遗嘱，蓝文卿所舍之物共有：屋宇亭榻三百余间，米仓十二间，庄田二十所和水牛三百六十头。[86]　因此，尽管是佛教之大护法，钱弘俶深知佛教寺院所聚集之财力，并试图掌控。
　　至于从事寺院典质营转等事业，同样地，雪峰义存的清规并无提及此二种营利活动，义存仅强调外出作法事必需得大众之同意，以免俗讥嫌将法事变成营利之活动。但是，钱弘俶所指为典当和金钱营转等事业，根据Lien-sheng Yang所发现，此二项营利活动始于公元五世纪，[87]佛教经济学者Jacques Gernet认为这是寺院与下层社会互惠之活动，下层社会之人民得以有金钱运转之可能来源，寺院也得以有财力为欲出家之僧人买度牒，虽然如此，佛教寺院仍常因此二项营利活动而遭受批评。
　　此外，除了介入寺院规则之制定与执行外，钱弘俶另有建佛教寺院并兼以为家祠私用之弊，如953年钱弘俶建报恩元教寺以奉祀其母；[88]　 翌年他又为其母立二像，供于奉国与金地二尼寺；[89]　964年，他重修宝塔寺并供奉钱镠、钱元瓘和钱弘佐三人之像；[90]　968年，他建奉先寺以奉祀其父钱元瓘，随后并命僧人清昱（去逝于968-976年间）居之。[91]
　　综而言之，在所有吴越王中，钱弘俶可谓是与佛教有最密切的关系，[92]　他个人甚至受菩萨戒，除了建寺立像以外，对于佛教之发展，他比任何吴越王都有更实际贡献，如遣使到国外搜集天台典籍，佛教随着吴越之安定成长与吴越各王之护持，稳定发展。
　　但是，吴越立国至钱弘俶时，已有49年，随着赵宋的扩张，吴越国渐渐陷入险境，赵匡胤于960年灭后周，建立宋朝，并且开始野心十足地向外征战。钱弘俶的担忧此时亦显现在他的佛教信仰中，钱弘俶于969年在奉先寺立了两座经幢，分别刻有《大佛顶陀罗尼经》和《大随求即得自在陀罗尼经》，他并作〈新建佛国宝幢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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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达他现世与来世之心愿：[93]
　　仍于宝地，对树法幢，雕琢琅玗，磨砻圭璧。
　　勒随求之梵语，刊佛顶之密文，直指丹霄，双分八面。
　　伏愿兴隆霸祚，延远洪源，受灵贶于祖先，助福禧于悠久。
　　军民辑睦，疆土肃宁。宗族以之咸康，官僚以之共治。
　　四十八愿，永符法处之良因；八十种好，更倍昙摩之圆智。
　　得大坚固，不可称量，凡在舍生，同跻觉路。
　　天下大元帅 吴越国王俶建，
　　时大宋开宝二年乙己岁闰五月日。
　　钱弘俶藉由建佛教经幢，祈能霸祚兴隆洪源，疆土肃宁。随后，他又于云林寺再立《大佛顶陀罗尼经》和《大随求即得自在陀罗尼经》经幢。[94]　由此可见，佛教又再一次成为吴越国王个人之信仰及国家安全之依止。
　　到了978年，宋朝已立国18年了，十国之中，已灭八国，钱弘俶原本上表宋太宗欲请授官赐爵，但为宋太宗所拒。钱弘俶之宰相崔仁冀十分明白宋太宗之想法，便与钱弘俶和其它官员商妥，为免浙东兵祸，钱弘俶于是赴京，纳吴越十三州之国土与军民于宋朝，完全体现其祖父武肃王钱镠之遗训：「中国有真主出现时，应速速归附，免动干戈，即是爱民。」[95]　宋太宗欣然接受其纳土，并且称赞钱弘俶保全一方之功，兵不血刃，忠懿爱民之德。[96]　但是，钱弘俶从此就被宋太宗留在汴京，卒于六十岁生辰之日，至死都不曾再有机会返回故乡杭州。
　　总结
　　吴越历代之君主皆崇信佛教，在吴越建国初期，钱镠藉由建寺和护持佛教僧人，奠定了其为英明之王的名声；佛教中持咒之法门提供其巩固国土之依靠，佛教超度亡灵之思想和仪式亦帮助钱镠疏解其在战场杀戮之罪恶感。之后，佛教亦提供了信仰的管道，让吴越钱元瓘等诸王表达他们求现世安稳，来世解脱的期望。最后，吴越降宋前，钱弘俶藉由立陀罗尼经幢，抒发其保疆护国之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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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佛教而言，钱氏诸王之贡献甚大，他们广兴佛寺佛塔，[97]　亦在佛寺中造佛像和经幢，因此在吴越地区提供了佛教僧人一个安定和护持的环境，也使一般民众得以有机会亲近寺院、僧人和佛法，对于佛教之弘扬非常有帮助。忠懿王钱弘俶并遣使收集海外流散之佛教典籍和使吴越地区之佛教免于后周世宗毁佛之难。
　　但是，在此期间，我们也可见到吴越王的护持所带来相对的忧虑，为了掌控僧团之数量和质量，他们延用唐代之僧官制度，指派僧人担任僧正、僧统、都僧正、国师和功德判官等职，[98]　也掌有任命僧人住持寺院和监管戒坛之权。他们以赐僧人紫衣和名号来和僧人建立良好关系，也同时介入僧团事务，如赐戒腊和指导僧院之管理，另外，忠懿王钱弘俶建佛寺附带家祠的功能，使佛寺兼具世俗之用，因此削弱了佛教僧团自主之权力和僧人自治之能力。
　　因此，吴越诸王与佛教之关系，随不同之时期而改变，吴越诸王护持佛教之动机包含了他们的政治意图，但也应出自于他们个人之佛教信仰。其弊可让佛教僧团和僧人引以为借鉴，审思如何权衡政教权力互动之关系；其利处，从弘扬佛教之观点来看，是远胜于弊的，吴越诸王的护法政策，使得吴越地区在寺院之建设和僧人之护持上，都保存和奠定了佛教在宋朝继续发展之良好基础。[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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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Kings of Wuyue (893-978) and Buddhism
　　Yi-hsun HUANG
　　Assistant Researcher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Summary
　　The Wuyue Kingdom 吴越国 (893-978) falls in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period (907-960) following the Tang (618-907). With the fall of the Tang, most of China had collapsed into a state of turmoil. Although Wuyue ranked among the smaller states of that period, it became one of the wealthiest owing to its prosperous economy and considerable peace lasting eighty-six years. As scholarship on Chinese Buddhism proceeds to the Song dynasty, scholars are discover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Wuyue Kingdom in terms of the continuation of Buddhism into the Song.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ddhism and each of the four Wuyue kings: King Wusu Qian Liu 武肃王钱镠, King Wenmu Qian Yuanguan 文穆王钱元瓘, King Zhongxian Qian Hongzuo 忠献王钱弘佐, and King Zhongyi Qian Hongchu 忠懿王钱弘俶. The ways in which they supported Buddhism as well as their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will be examined.
　　The Wuyue kings built numerous Buddhist temples and dhāra?ī-sūtra stone pillars (jingchuang 经幢). By doing this they provided a supportive environment for Buddhist monks and nuns and propagated Buddhism among common people. Furthermore, the last king of Wuyue, Zhongyi, helped bring the Tiantai master Zhiyi’s works back from Korea. It was also because of King Zhongyi’s protection that the coastal area of southeastern China escaped the last Buddhist persecution.
　　Although all the Wuyue kings believed in Buddhism, the nature of each king’s relationship with Buddhism varied.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kingdom, his construction of monasteries and support for Buddhist monks helped King Wusu acquire renown as a virtuous king. He believed that Buddhist rituals and the practice of dhāra?ī cha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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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protection helped him consolidate the state. Buddhism also provided a religious means to release the king’s guilt over slaughter in battles. During the middle period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Buddhism offered a path for rulers such as King Wenmu to express their wishes for fortune, happiness and even liberation in the present and future. As the Wuyue kingdom came to a close, King Zhongyi expressed his wishes to protect the kingdom by erecting dhāra?ī-sūtra stone pillars. Thus Buddhism served both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functions for each of the Wuyue kings.At the same time, the Wuyue kings also controlled the Sa?gha by implementing the Tang system of Sa?gha officials and by claiming the authority to appoint abbots and ordination supervisors. They also interfered with the monastic seniority system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monastic “pure regulations.” King Zhongyi built Buddhist temples to be used as ancestral shrine for worshipping his parents and grandfather. As a result, the Sa?gha’s powers of autonomy and and self-regulation were weakened.
　　However, in balancing the overall effect of the Wuyue kings’ policies on Buddhism, the benefits outweigh the disadvantages. The disadvantages could be excellent experience for the Sa?gha in subsequent periods in dealing with issues of balancing political support and autonomy. All in all, the Wuyue kings’ contributions of building Buddhist temples and support for the Sa?gha established a firm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in the Song and thereafter.
　　关键词： 1.Wuyue 　2.Buddhism 　3.Qian Liu 　4.Qian Hongchu 　5.Buddhist temples and dhāra?ī-sūtra stone pillars
　　[1] 吴越国之创立，依官修正史，皆自893年唐朝授封钱镠管理杭州起算，参杨家骆主编《新校本旧五代史并附编三种三》，页1766-76和其〈新五代史述要〉《新校本新五代史并附编二种一》，页13。吴越建国后以杭州为中心逐渐扩张，最后所统治之地区约为现今之浙江全省，江苏之西南区，和福建之东北部。参《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页90。
　　[2] 越首先被记于中国之历史始于公元前601年，吴则始于公元前585年。吴起源于太伯，太伯与仲雍分别为周之长子与次子，他们认为其幼弟季历为更为合适之君主人选，因而自愿放弃王位，移居至吴地，当时一千多户民众跟随他们到此地开垦。参宋范成大所撰《吴郡志》（1192），卷1及Friedrich Hirth之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页347-48。
　　[3] 《吴郡志》，卷44。
　　[4] 《新五代史》之作者欧阳修（1007-1072）非常歧视钱氏家族，认为钱氏只是「黥髡盗贩」，非有「功德积渐之勤」，亦非有「德泽施其一方」。又说钱氏之兴，乃因「自托于妖祥」，又说吴越人民虽免于兵革之殃，却不免赋敛之毒，见《新校本新五代史并附编二种一》，卷67，页844。但是，欧阳修私下则亦肯定钱氏对钱塘地区之贡献，于其〈有美堂记〉赞之曰：「独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足安乐。」〈有美堂记〉可见于《咸淳临安志》，卷25。
　　[5] 参其书《吴越释氏考》，页40-49。
　　[6] 参其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页71-72。
　　[7] 如鎌田茂雄《中国佛教史》（中译版），页212-15，牧田谛亮《中国佛教史研究》第二，页108-109，和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页354-55。其它有关吴越佛教历史之讨论，可由以下之论文或专书得见不同层面或角度之讨论，如铃木哲雄《五代禅宗史》、赖建成《吴越佛教之发展》、阿部肇一《中国禅宗史の研究》、杨曾文《唐五代禅宗史》、周次吉《吴越释氏考》、Heng-ching Shih之 The Syncretism of Ch’an and Pure Land Buddhism和Albert Welter之 The Meaning of Myriad Good Deeds，每部著作皆各有其特色。其中以阿部肇一之《中国禅宗史の研究》和赖建成《吴越佛教之发展》对吴越诸王与佛教之关系探讨最为详尽，但阿部肇一之书为1963年之作品，成书已久，而且其内容过于庞杂；赖建成之书内容丰富，但趋向于资料之汇整，缺乏细节之分析和意义之探讨；但本论文之架构即为此二书所启发。此外，近期对吴越佛教之研究为作者之博士论文“A Study of Yongming Yanshou’s The Profound Pivot of Contemplation of Mind”之第二章，另有释智学以日文发表于《冉云华先生八秩华诞寿庆论文集》之〈永明延寿と吴越佛教〉一文，其文包含了吴越佛教的特色之总结。
　　[8] 参其《隋唐佛教史稿》，页355。
　　[9] 参其论文“Elite and Clergy in Northern Sung Hang-chou”，页297-98。
　　[10] 关于此处细节之讨论，请参本文忠懿王钱弘俶之项。
　　[11] 根据赖建成所统计，五代期间共有7位日本僧人与31位新罗与高丽僧人于吴越求法，参其《吴越佛教之发展》，页204-12；如高丽僧人灵照（822-908），其传记可见于《宋高僧传》，《大正藏》50册，页788上6-16。
　　[12] 本论文所运用有关吴越之历史资料，有新旧《五代史》、《吴越备史》、《十国春秋》和诸葛计和银玉珍所汇编之《吴越史事编年》，本论文也采用《咸淳临安志》、《两浙金石志》、《吴郡志》等之地方志和佛教《大正藏》之史传与佛寺志。
　　[13] 钱镠之传记主要记载于《旧五代史．世袭列传》，卷133，《新五代史．吴越世家》卷67和《十国春秋．武肃王世家》，卷77-78。
　　[14] 有关此战役之细节，请参《新校本新五代史并附编二种一》，卷67，页836。
　　[15] 同上注，卷67，页837-38。
　　[16] 参《吴越史事编年》，页46。
　　[17] 袁枚于《重修武肃王庙记》就转述钱镠之话说：「世方喋血以事干戈，我且闭关而修蚕织。」见倪世毅〈吴越首府杭州〉，《吴越国始末》，页8。
　　[18] 参《新校本新五代史并附编二种一》，页841。
　　[19] 本段之叙述参《大正藏》册50，页781上27-中8。
　　[20] 参《吴越史事编年》，页27。
　　[21] 参《大正藏》册50，页784上13-16。
　　[22] 同上注，页817下23。
　　[23] 参其The Meaning of Myriad Good Deeds，页28-29和《佛祖统记》，《大正藏》册49，页389下27-28和页390下1-2。有关弥勒信仰与中国主政者之关系，请参Kenneth Ch’en之Buddhism in China，页428和Heng-ching Shih之The Syncretism of Ch’an and Pure Land Buddhism，页79-81。
　　[24] 见《吴郡志》，卷2。
　　[25] 参《十国春秋》，卷77。
　　[26] 〈建广润龙王碑〉简要内文为：
　　盖闻四灵表瑞则龙神功济于民生…自古吴都，襟带溪湖，接连江海。赋与甚广，田亩至多，须资灌溉之功，用奏耕桑之业。…盖古来藩侯牧守，不能建殿堂。
　　予统吴越山河，绾天下兵柄，前后累申祈祷，皆致感通。既荷阴功，合崇祠宇。…予遂与钱唐龙君，一时建立庙堂，同表奏闻，乞加懿号。
　　见《全唐文》，卷130，页583和诸葛计《吴越史事编年》，页152-53。有关吴越地区对龙王的崇拜可参姜彬主编，《吴越民间信仰民俗》，页49-60，但是此书并不依不同年代时期分别讨论，因此很难判别书中所描述之民间信仰民俗所施行时间。
　　[27] 参《十国春秋》，卷77。
　　[28] 〈镇东军墙隍神庙记〉记中之「墙隍」即「城隍」，此乃避后梁朱全忠（852-912）之父朱城读之名讳。〈镇东军墙隍神庙记〉一文，见于《全唐文》，卷130，页581-82，诸葛计《吴越史事编年》，页110-11和陈桥驿《绍兴地方文献考录》，页320。
　　[29] 阎邱方远于《十国春秋》中有传。他年二十九时从左元泽和陈元悟习法箓，精黄老又酷爱儒学，常诠《太平经》。阎邱于893年初谒钱镠时，与其谈老庄之义。之后，阎邱深感实不适宜与钱镠谈玄虚之道，翌日改谈《春秋》，才得钱镠之礼遇。参《十国春秋》，卷89，《吴越备史》，卷1和诸葛计《吴越史事编年》，页34-35。
　　[30] 〈天柱观记〉一文，见于《全唐文》，卷130，页580-81。钱镠另作有〈真圣观碑〉，收于《全唐文》，卷130，页582-83，但著作时间不明。
　　[31] 参《吴越备史》，卷1和诸葛计《吴越史事编年》，页82。金箓为道教中之一种斋醮科仪，有济生度死之功。参《中国道教大辞典》，页723。
　　[32] 参《金光明经》，《大正藏》册16，页427中-427下。金冈秀友《金光明经の研究》有一章讨论《金光明经》中之政治思想，页97-117。此外，据《续高僧传》所记，天台智顗（528-597）曾为隋炀帝之萧妃行金光明忏法，使其死而复苏。参《大正藏》册50，页567上10-17和Daniel Stevenson之“The T’ien-t’ai Four Forms of Samadhi and Late North-South Dynasties, Sui, and Early Tang Buddhist Devotionalism”，页227-28。
　　[33] 幼璋人称为「悲增大士」，因其于884年之饥荒时，曾协助掩埋数千饿尸。参《景德传灯录》《大正藏》册51，页367中4-9。
　　[34] 参《大正藏》册50，页809下28-29。
　　[35] 见诸葛计《吴越史事编年》，页116，页139和页176，吴任臣《十国春秋》，卷78及阮元，《两浙金石志》卷4，页29。
　　[36] 如唐时最盛行之《佛顶尊胜陀罗尼》就宣说：「持斋诵此陀罗尼，满其千遍，令短命众生还得增寿，永离病苦一切业障悉皆消灭」等等其它利益，见《大正藏》册19，页351下7-8。日本僧人圆珍于其《入唐求法巡礼记》亦记说于五台山见到过经幢，页132-33。
　　[37] 见《大宋僧史略》，《大正藏》册54，页240下27-28。
　　[38] 参《吴越史事编年》，页176。《大悲心陀罗尼》为《大正藏》册20，第1113号和《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为《大正藏》册19，第997号。
　　[39] 吕建福指出，唐代时即可发现刻有此咒之石幢，如广州光孝寺所存之铁塔寺大悲心陀罗尼石幢，刻于敬宗宝历二年（826），参其《中国密教史》，页351。
　　[40] 参《大正藏》册20，页107上6-15。
　　[41] 参《大正藏》册19，页569下3-5。
　　[42] 学者石万寿亦认为此原因为五代十国之君主信奉佛教原因之一，参其〈五代的佛教〉，页192-94。
　　[43] 可周在天宝堂夜为冥司讲经之传奇，《宋高僧传》另记有一事以证之，据说当时有人祭铜官祠之神巫氏，却久请不下，之后此巫解释说他随从大神去西关天宝堂听法，方才返回。参《大正藏》册50，页747下17-20。
　　[44] 参《大正藏》册50，页809中36。
　　[45] 参《大正藏》册50，页809上24，页870上25-27，页747中28-29和页810上13-14。关于此论题，亦可参考释智学之《永明延寿と吴越佛教》一文，页569-70。
　　[46] 《大正藏》册50，页809上19，页870上23和页810上9-11。
　　[47] 参《大正藏》册54，页243下6-7和页251上17-19。赞宁之《大宋僧史略》中记令因为钱镠之季男，但〈吴越国故僧统慧因普光大师塔铭〉则记令因为钱镠之第十九子。参《两浙金石志》，卷4，页5。
　　[48] 《大正藏》册54，页251上8-9。
　　[49] 见《吴越史事编年》，页206。《钱氏家乘》收录钱塘钱氏之宗谱、年表和有关武肃王钱镠训诫后代子孙之文数篇等等，此文献未收于《四库全书》中，本论文所引之〈武肃王遗训〉为《吴越史事编年》所转载之文。倪士毅亦总结吴越王钱镠的基本国策是「保境安民」，参其〈吴越国始末〉，收于《吴越首府杭州》，页4。
　　[50] 学者阿部肇一与赖建成总结钱镠与其佛教政策之意义时，皆将钱镠之佛教政策划分为三时期，如阿部肇一之分期为：第一期为钱镠36岁初任杭州刺史以前（即887年以前），此期钱镠之宗教信仰态度不明确；第二期为钱镠37-58岁之间（888-909），显示出道佛二教融合之关系，但钱镠对佛教采以较多保护；第三期为钱镠 59-81岁之间（910-932），钱镠对佛教有明显深刻之认识与信仰，参其《中国禅宗史の研究》，页130-31。阿部肇一此三期之叙述，虽提供读者很明确之概念，但需注意之处为，目前已有资料叙述钱镠36岁以前之情况，如《十国春秋》记中和二年（882）钱镠为渡江，掬吞江沙而祝祷之事，见卷77；此外，钱镠之佛教政策意义之改变，实难断然地以其年岁划分，如第一与第二期之分隔为钱镠36岁时，和第二期结束于罗隐去逝之年，两者之理由实皆不清楚或不充分，或许这就是赖建成所划分之三期时间与阿部肇一不同之原因，参其《吴越佛教之发展》，页46。此外，钱镠于77岁时（928）仍作有《投龙文》，遍投洞府名山以谢太湖水府金龙之恩，文中道教思想浓厚。参《全唐文》，卷130，页583。因此，本论文不采以钱镠之年岁，严格地划分其与佛教关系之演变。
　　[51] 钱元瓘之传记请参《十国春秋》，卷80和《新校本新五代史并附编二种一》，卷67，页841。
　　[52] 据《淳佑临安志辑逸》五 ，「胜相院」条云: 钱元瓘以铜万金、金一百两铸成此像。参诸葛计《吴越史事编年》，页225-26。
　　[53] 参诸葛计《吴越史事编年》，页225，227，233，和242，《十国春秋》，卷79和《两浙金石志》，卷4，页10。
　　[54] 参《宋高僧传》，《大正藏》册50，页585下22-24。
　　[55] 参诸葛计《吴越史事编年》，页232。
　　[56] 参其《中国禅宗史の研究》，页141。
　　[57] 参诸葛计《吴越史事编年》，页233和《全唐文．请建龙册寺奏》，卷130，页584。「勤恳」有至诚之意，见《增修辞源》，页298。
　　[58] 《宋高僧传．后唐杭州龙册寺道怤传》中曰:「文穆王钱氏创龙册寺，请怤居之。」《大正藏》册50，页787上29-中1。
　　[59] 本段请参《两浙金石志》，卷4，页4-5。
　　[60] 参《十国春秋》，卷79和《两浙金石志》，卷4，页10。
　　[61] 参《吴越备史》，页38和诸葛计《吴越史事编年》，页232。
　　[62] 参《新校本新五代史并附编二种一》，卷67，页840-41。
　　[63] 参《十国春秋》，卷80。
　　[64] 参阿部肇一《中国禅宗史の研究》，页145-46，赖建成《吴越佛教之发展》，页64和诸葛计《吴越史事编年》，页268-74。
　　[65] 见《大正藏》册50，页788上14-16。《十国春秋》，卷80和《咸淳临安志》，卷77皆记有此事，《武林旧事》，卷5更详记翕大士之道具为其拍板门槌。
　　[66] 有关傅大士之传记，参《景德传灯录》《大正藏》册51，页430上24-431上13。
　　[67] 有关灵照之传记，参《宋高僧传》《大正藏》册50，页788上6-17。
　　[68] 参《大正藏》册50，页751上1-5。
　　[69] 参《大正藏》册54，页248下3-4。赞宁且记有一僧乞赐紫衣之事。唐大中（846-873）年间，大安国寺有一僧人修会，才思清拔。有一日他向皇帝乞赐紫衣，但皇帝答曰：「不于汝吝耶，观若相有缺然，故未赐也。」最后，修会仍得赐紫衣，但是他带着紫衣，还未归回寺院前，就忽然得暴疾而卒。参《大正藏》册54，页249上4-7。
　　[70] 参《大正藏》册50，页787中26-下3。请注意阿部肇一《中国禅宗史の研究》引述此事时，只说到钱弘佐不久又赐其「纯一禅师」之号，阿部肇一并未继续引用到全付「又固让之」一语，这对全付之德行恐非完整之叙述，见其书，页145。
　　[71] 参《资治通鉴》，卷282。
　　[72] 参《十国春秋》，卷82。
　　[73] 参《大正藏》册51，页407下2-9。《十国春秋》，卷89中德韶之传记亦有相同之记载。但是《宋高僧传》之叙述稍异，钱弘俶时为汉南国王，且德韶所说之言为：「 他日为国王，当兴佛法。」见《大正藏》册50，页789上27-28。
　　[74] 参《大正藏》册50，页788下25。
　　[75] 参《大正藏》册49，页206上18-24。《佛祖统纪．谛观法师传》中云谛观来自高丽国，但学者沈海波于其〈北宋初年天台教籍重归中土的史实〉中表示，钱弘俶所得之天台典籍应是来自日本，详细讨论请参其论文，页187-205。
　　[76] 见《五代会要》，卷12，页150。关于后周世宗毁佛之详述，可参罗时宪〈唐五代之法难与中国〉，页186-88。
　　[77] 参《资治通鉴》，卷292。
　　[78] 参其《吴越史事编年》，页313-14。《两浙金石志》记有一名叫张孝廉之人，于武林市中，购得一铁塔，可见当时铜铁并铸，卷4，页34。另外，《望月大辞典》中绘有其塔形及「吴越国王钱弘俶敬造八万四千宝塔」之铭文，页2959-60。
　　[79] 参《望月大辞典》，页2960和《大正藏》册19，页711上17-19。
　　[80] 参其 The Meaning of Myriad Good Deeds，页29。《杂阿含经》中有关阿育王立八万四千塔之记载如下：
　　阿育王闻彼比丘所说，于佛所生大敬信。又白比丘言：「佛未灭度时，何所记说？」比丘答言：「佛记大王，于我灭后，过百岁之时，于巴连弗邑，有三亿家。彼国有王，名曰阿育，当王此阎浮提，为转轮王。正法治化，又复广布我舍利，于阎浮提立八万四千塔。」（《大正藏》册2，页164下15-21）
　　[81] 参诸葛计《吴越史事编年》，页347和《十国春秋》，卷81。
　　[82] 参《景德传灯录》，《大正藏》册51，页425下15-16，页424中10-11，页425中24-25和《宋高僧传》，《大正藏》册50，页884下14。
　　[83] 依〈真觉大师年谱〉所述，雪峰义存为福建人，十二岁拜庆玄律师为师，留为童侍。十七岁落发，二十四岁谒福州芙蓉寺弘照大师。三十岁时谒弘照大师示寂。此后游方多年，咸通七年，年四十五返回福州，十一年登象骨峰，决终老于此，遂立雪峰院兴法。后因纳子云集，至无所容，闽观察使韦公舍钱扩建，历六年而成。干符二年（875），义存受赐「真觉大师」之号与三衣，雪峰院则赐名为「应天雪峰禅院」。干宁元年（894），因闽王之护持，蓝文卿施田七千余亩而得扩建，剎宇遍及全山。参《雪峰志．真觉大师年谱》，页39-53。
　　[84] 见《雪峰志》，页186-87。
　　[85] 参《雪峰志》，页182-85。
　　[86] 同上注，页187-88。
　　[87] Lien-sheng Yang指出与寺院有关之四种营利活动有：当铺、借贷、拍卖和彩卷之发售，详细讨论请参其论文“Buddhist Monasteries and Four Money-raising Institutions in Chinese History”和Jacques Gernet 之 Buddhism in Chinese Society，页174。
　　[88] 参《十国春秋》，卷83。
　　[89] 同上注，卷81。《吴越史事编年》，页309，错记「金地」为「金池」。
　　[90] 参《十国春秋》，卷81。
　　[91] 参《十国春秋》，卷82，《景德传灯录》，《大正藏》册51，页423下18-21和《吴越史事编年》，页335。
　　[92] 依《赤城志》，卷30所记，钱弘俶亦出资茸修道教之栖霞宫和崇道观，但此数目与其所兴建之佛教寺院之数目实不可相比。
　　[93] 见《全唐文》，卷130，页584和《吴越史事编年》，页352。
　　[94] 参《六艺之一录》，卷110。
　　[95] 参《吴越史事编年》，页206和《十国春秋》，卷82。
　　[96] 参《十国春秋》，卷82。
　　[97] 周次吉于其《吴越释氏考》统计吴越钱氏共兴建三百多所寺院，但是这个数目需再详加探索，因其所列之寺院包括了钱氏所帮助修复及道观和家祠，如报恩寺为孙权所建，钱氏只是移寺额于彼；另外周次吉也将水仙王庙、杜太师庙、钱文穆王庙和钱武肃王庙包括于寺院中，参其《吴越释氏考》，页98-120。据作者之统计，《咸淳临安志．寺观》卷75-85中所记，吴越诸王所建和重建之道观有5所，佛教寺院约有160所。
　　[98] 关于此论题，可参考释智学之〈永明延寿と吴越佛教〉一文，页566。
　　[99] 关于吴越时期一般民众之佛教信仰活动和佛教各宗派之发展情况，请参考作者之博士论文“A Study of Yongming Yanshou’s The Profound Pivot of Contemplation of Mind”之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