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大护国仁王寺旧址及相关问题考察

元大护国仁王寺旧址及相关问题考察
　　来源:北京文博 作者：包世轩
　　（摘要〕五塔寺前身是元至元七年(1270年)为八思巴帝师所建大护国仁王寺，建寺时间几乎与兴建大都同时期。八思巴至元十七年(1280年)逝世，在护国仁王寺内“建大堵波，奉藏真身舍利，庄饰无俦。”此大堵波即五塔寺内金刚宝座塔未经明成化重建时的原始形态。其基部石台座四周尚存元初建造时雕刻的藏文诗句，系中统三年(1262年)八思巴致忽必烈皇帝的新年祝辞——《吉祥海祝辞》。元初此塔可能称为庆安塔。元中期金刚胆巴帝师为护国仁王寺住持，逝后其舍利亦藏于护国仁王寺内庆安塔。
　　明代为之建五塔寺的五明板的达是印度僧人室利沙。
　　五塔寺位于北京城西部，北京动物园北侧，南临高梁河。寺内有建于明代成化九年(1473年)金刚宝座塔，其上部建有五座石塔，造型异常精美，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现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馆址所在地。
　　经考证笔者认为，此地为元代至元七年(1270年)为帝师八思巴所建大护国仁王寺。至元十七年(1280年)八思巴逝世，在寺内为其建大堵波，即今金刚宝座塔，但因明成化九年重建而不复旧貌。元中期金刚胆巴为护国仁王寺住持，逝后葬舍利于寺内庆安塔。元末大护国仁王寺废毁。明永乐年间印度高僧五明板的达室利沙来华，受到永乐帝召见，命在京城海印寺、能仁寺居止，并巡礼五台山。逝后于大护国仁王寺旧址建真觉寺，并在寺西隙地为室利沙建塔。同时在五台山普宁寺旧址重建圆照寺，亦建塔一座。明成化九年(1473年)重建金刚宝座塔(五塔寺俗称源于此)，时有姚夔碑记记述此事。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重修此寺改称大正觉寺。民国初年尚有藏地喇嘛在寺内居止。
　　一、明清高梁河畔景物
　　五塔寺前高梁河，东起高梁桥(至元二十九年建)，溯流而西至广源闸，转向西北名为长河，二十余里达安河桥、青龙桥。整条河流如同一把曲尺状的历史大坐标，在各个地段留下历史陈迹，元明清以来沿河历史景物园标寺观众多，散见于各种历史文献。
　　据《日下旧闻考》卷七十七：自高梁桥始，有倚虹堂，乾隆六十年(1795年)为皇太后六旬万寿所建。在高梁桥之北，即河的北岸。“倚虹堂西二里许为乐善园，园门三楹北向”，乐善园是在南岸，故园门北向。“乐善园西三里许曰大正觉寺，大殿五楹，后为金刚宝座塔。塔后殿五楹，塔院之东为行殿。”“大正觉寺即真觉寺，明永乐间重建，金刚塔成于成化九年(1473)，凡五浮图，俗因称五塔寺，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重修。”此次重修为避雍正帝名讳，改正觉寺为真觉寺。
　　关于五塔寺民国早期的情况，《琉璃厂杂记》卷二：“极乐寺在高梁桥西约二里，明以牡丹胜。……西数十武曰五塔寺，明真觉寺也。……寺西僧塔三，大者无碣，制特宏丽。疑即板的达藏骨处。次者碑题《大隆善护国寺大国师张公塔记》，张名桑节朵而只，山后人，差封乌斯藏法王。……正德七年(1512年)立。小塔坚牢，修净若拭，提督五台山番汉僧象罗藏丹巴塔也。”周肇祥所记此三塔，在五塔寺西墙外仅数十米处，塔久已无存。还记述民国时期五塔寺内住有喇嘛。在五塔寺的北部、西北二里左右的大慧寺(亦称大佛寺)，魏公村的李东阳墓，王崇简、王熙墓，翁仲石兽状况。王熙在顺治帝逝世前，跪录遗诏，深得帝王信任。父子二人为明清之际的重要历史人物。这些景物除大慧寺和五塔寺，其他均已踪迹皆无。
　　按《日下旧闻考》记载，白石桥以西清代乾隆年间尚存或推断有镇国寺(元建)、延寺庵、朝真观、延庆寺、三笑庵、西域双林寺、兴教寺、三虎桥，元代的昭应宫，万寿寺、昌运宫、广源闸。这些古迹显然都位于白石桥以西，在高梁河南北二至三里路的范围内。
　　据《日下旧闻考》卷七十七：“正觉寺(五塔寺)西五里许为万寿寺，自正殿后殿宇佛阁凡六层(《五城寺院册》)。”
　　明末《帝京景物略》对五塔寺和高梁桥以北的天仙庙庙会有生动记录，“水从玉泉来，三十里至(高梁)桥下，夹岸高柳，丝垂到水，绿树绀宇，酒旗亭台，广亩小池，阴爽交匝。岁清明日，都人踏青，舆者、骑者、步者，游人以万计。浴佛日、重午游亦如之。”
　　明代高梁桥北的天仙庙香火极盛，天仙庙即碧霞元君庙宇。这座天仙庙“循高梁桥石道行，西有五圣庵，北有佑国元圣庙(真武)、天仙庙(《日下旧闻考》卷七十七)。”明初《北京岁华记》载“二月，都人进香涿州碧霞元君祠。不论男女，额贴金字，结亭如屋，坐神像其中，绣旗瓶炉前导，从高梁桥归。有杂技人腾空旋舞于桥岸。或两马相奔，人互易之。或两弹追击，迸碎空中。”(《日下旧闻考·风俗》)
　　这是明代二月 ，碧霞元君庙会状况，从涿州进香返回的各种会口，到高梁桥天仙庙“报庙”为结束。结亭如屋者为娘娘驾；盛大的鼓乐旗幡队列；还有各种民间“走会”会口的杂耍表演。瓶炉前导，瓶者盛供品，炉为焚化神马(神像印刷品)之器具，即提炉。到明末碧霞元君庙会改为农历四月，据《帝京景物略》：“四月一日至十八日，倾城趋马驹桥(通县)，幡乐最盛，碧霞元君诞也。”
　　二、五塔寺为元初大护国仁王寺址
　　关于五塔寺与元初大护国仁王寺，有几种史料可资参证。元初所建大护国仁王寺以其地位规模、功用和寺产宏巨来看，唯帝师八思巴堪当之。
　　(一)据《日下旧闻考》卷七十七征引明《燕都游览志》：“真觉寺原名正觉寺，乃蒙古人所建。寺后一塔甚高，名金刚宝座。从暗窦中左右入，蜗旋以跻于颠为平台。台上涌小塔五座，内藏如来金身。金刚座左偏又一浮屠，传是宪宗皇帝生葬衣冠处。前临桥，桥临大道，夹道长杨，绿阴如幕，清流映带，尤可取也。”值得注意的是，此文称五塔寺“乃蒙古人所建”，即元朝所建。元代所建寺院应为大护国仁王寺，其中寺内金刚宝座塔之初形应是元代之塔，明成化重修改变形制。金刚宝座之左(西)的浮屠(塔)传为明成化皇帝生葬衣冠处，显然所指为《琉璃厂杂记》记述的印僧室利沙塔，建于明宣德年间。
　　(二)永乐大典本《顺天府志》卷七：“大护国仁王寺，按《大都图册》都城之外西建此寺及昭应宫。寺宇宏丽雄伟，每岁二月八日大阐佛会，庄严迎奉，万民瞻仰焉。”
　　(三)《元史·世祖纪》：“至元七年建大护国仁王寺于高梁河。十一年三月建大护国仁王寺成。(其年)帝师八合思巴归土番国，以其弟亦怜真袭位。至元十六年八月置大护国仁王寺总管府，以散扎儿为达鲁花赤，李光祖为总管。至元二十二年正月，发诸卫军六千八百人给护国寺修造。”(见《元史》新排本132、154、215、272页)
　　(四)《元史·苗进传》：“文宗幸护国仁王寺，遂泛舟玉泉，盖苗进曰：‘今频年不登，边隅未靖，正当恐惧修省，何暇逸游以临不测之渊乎。’帝嘉纳之，赐以对衣上尊，即日还宫。”
　　(五)《元史·成宗纪》：“大德五年(1301年)正月，奉安昭睿顺圣皇后御容于护国仁王寺。”
　　忽必烈之皇后名察必皇后，死于至元十八年(1281年)，谥曰“昭睿顺圣皇后”。至元十年授册宝，上尊号“贞懿昭圣顺天睿文光应皇后”。其逝后每年“愍忌”于高梁河寺，直到大德五年(1301年)奉安御容于大护国仁王寺。高梁河寺，笔者考证为西镇国寺，在今白石桥以西北京图书馆址处。
　　我们来分析一下大护国仁王寺之所在。
　　(六)《析津志辑佚·河闸桥梁》：“京闸坝之源来自昌平白浮村，开导神仙泉，西折南转，循山麓与一亩泉、榆河、玉泉诸水汇合，自西水经护国仁王寺西，右始。广源闸二，在寺之西。”
　　(七)《元史》卷六十四，“通惠河校勘记(三)”：“《元一统志》：凡置闸二十有四，护国仁王寺西广源闸二。”
　　广源闸二，实统而称之，实际除万寿寺处广源闸外，把紫竹院以北的一处石闸也列入了。还有白石闸据《水部备考》称建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在白石桥以东处。那么大护国仁王寺断无在白石桥以西的任何可能啦!
　　同时在梳理此篇文稿思路的过程中，亦发见一个特殊现象。凡元代文献大护国仁王寺事皆直写寺名。而称“高梁河寺”，皆不知所云为何寺。而“高梁河寺”笔者认为所指为“西镇国寺”。
　　我们再分析一下“西镇国寺”所在地段。
　　(一)《析津志辑佚》“河闸桥梁”一节记载“西寺。白玉石桥，在护国仁王寺南。有三穨，金所建也。庚午至元(1270年)秋七月，贞懿皇后诏建此寺，其地在都城之西，十里而近。有河曰高良，河之南也。”
　　此段文字主要是讲“西寺”、“白玉石桥”，及其与大护国仁王寺的方位。所称西寺，显然有脱字。指“西镇国寺”而言，建寺时间亦为至元七年，由忽必烈皇后所建，即元代文献多所指称的“高梁河寺”。“西寺”在都城之西十里而近，亦是略约而言，并不精确。这座“西镇国寺”有以下几种资料记述。
　　(二)《日下旧闻考》卷九十八：“镇国寺在白石桥《顺天府志》。［臣等谨按］白石桥之镇国寺今废。”
　　(三)《元史·泰定帝纪》“致和元年(1328年)三月，命僧千人修佛事于镇国寺。”
　　这座由忽必烈皇后建于至元七年(1270年)的镇国寺在元代中后期佛事亦兴盛。但到乾隆年间已废毁。推其位置似在今北京图书馆南侧，河的北岸，今有古银杏树处。
　　关于“高梁河寺”，即“西镇国寺”元代状况，史料亦有几条，兹征引如下，以备探究。
　　(四)《析津志辑佚·仪祭》：
　　“察必皇后(忽必烈皇后，亦称贞懿皇后)愍忌高梁河寺。正官，二月初十日。”
　　“那木罕主人愍忌高梁河寺，正官，六月初十日。”
　　关于那木罕，《元史·泰定帝纪》：“至治三年(1323年)十一月，?会福院奉北安王诺摩罕像于高梁河寺。”那木罕即诺摩罕。《元史·诸王表》卷一○八：“北安王那木罕，至元十九年(1282)赐螭钮金印。大德五年(1301年)薨。延七年(1320年)赐谥昭定。”前文所述，忽必烈皇后忌日致祭是在此高梁河寺，直到大德五年(1301年)才奉安御容于大护国仁王寺。
　　(五)《析津志辑佚·岁纪》：
　　“二月初八日，京西镇国迎牌出，鼓乐铿?侪篥。……白伞帝师尊帝释，皇城望日游宫室……。”镇国寺保存有帝后的座位和金牌，以盛大佛事每年二月初八供奉巡游。寺中还保存忽必烈的白伞盖，“至元丁卯四年(1267年)世祖皇帝用帝师(八思巴)班言，置白伞盖于御座之上，以镇邦国。仍置金轮于崇天门之右，铁柱高数丈，以铁?四系之，以表金转轮王统制四天下，皆从帝师之请也。”这个记述，说明白伞盖的使用和缘起，皆与帝师八思巴的建言有关。
　　关于镇国寺创建与收藏佛伞之状况：
　　“西镇国寺，乃察必皇后创，盖功德之寺，藏下有石室，以藏其盖。寺之余累朝不开，遵祖训也。”
　　关于镇国寺所藏忽必烈皇帝帝座、金牌和寺之大佛巡游情况，亦有详细记录。“二月八日，平则门外三里许，即西镇国寺，寺之两廊买卖富甚太平，皆南北川广精?之货，最为饶盛。于内商贾开张如锦，咸于是日。南北二城，行院、社直、杂戏毕集，恭迎帝坐金牌与寺之大佛游于城外，极甚华丽。多是江南富商，海内珍奇无不凑集，此亦年例故事。开酒食肆与江南无异，是亦游皇城之亚者也。过此，则有诏游皇城，世祖之故典也。其例于庆寿寺都会，先是得旨，后中书札下礼部，行移各属所司，默整教坊诸等乐人、社直、鼓板、大乐、北乐、清乐，仪凤司常川提点，各宰辅自办婶子车，凡宝玩珍奇，希罕蕃国之物，与夫百禽异兽诸杂办，献赏贡奇互相夸耀，于以见京师极天下之壮丽，于以见圣上兆开太平与民同乐之意。……凡两京权势之家，所蓄宝玩尽以角富。盖一以奉诏，二以国殷，故内帑所费，动以二三万计。”
　　西镇国寺亦称高梁河寺，其与帝室关联和功用已然明确。大护国仁王寺则是藏传佛教功用的伟巨壮丽之寺院。二寺都在白石桥以北，各在桥北的西部和东部，位置几乎相当对称。从史籍记述推断，大护国仁王寺即今五塔寺，非此无适中之地可当之。建造大护国仁王寺时八思巴在京，而寺成之时八思巴亦从藏区入京，或许是参加典礼而来。元代大护国仁王寺有刘元塑梵天佛像“神思妙合，遂为绝艺。”事载虞集《道园学古录·刘正奉塑记》。寺内还立有《大护国仁王寺恒产之碑》，记载其时在全国拥有土地六万三千余顷，并广有人户、林木、矿冶，寺产之巨实为罕见。为此“建总管府统于内，置提举司提领所分治于外。”(《日下旧闻考》卷九十八)。
　　大护国仁王寺系为八思巴而建
　　以大护国仁王寺兴建时间，建成时间，以及有关文献分析，大护国仁王寺很可能是为忽必烈帝师八思巴而建，尽管史籍于此并无记载。
　　八思巴事迹见于《元史》卷二○二“八思巴传”；《佛祖历代通载》卷三十二“帝师行状碑”；明崇祯年间《补续高僧传》卷一“元帝师发思八传”。
　　八思巴(1235年—1280年)，又译发思八、八合思巴，本名罗古罗斯坚藏。为元乌思藏萨斯迦(今西藏萨迦)人。
　　萨迦派是藏传佛教中一个教派，创始于十一世纪，而在十三世纪初最为兴盛。它的主寺在后藏萨迦地方，故有此称。萨迦派寺院墙上常刷有红白蓝三色条纹，俗称“花教”。
　　萨迦教派在政治上得势并在社会上广泛传播，是四祖萨班和五祖八思巴时期。
　　萨班是八思巴的伯父。他们在元太宗时期即开始同蒙古西征大军建立联系。元朝统治者在西藏以萨迦派为代理势力，建立起一整套政治体制，因而萨班在西藏划归元明统治的历史进程中，作用巨大，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大功臣。
　　八思巴献忽必烈藏
　　文吉祥海祝辞
　　五塔寺金刚宝座塔塔座石雕
　　五塔寺金刚宝座塔塔座石雕1251年萨班逝世，八思巴继承了他的地位。元宪宗三年(1253年)，八思巴谒忽必烈于六盘山驻地，留于左右，并应忽必烈亲请授密教灌顶。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封八思巴为国师，并赐玉印。至元五年(1268年)八思巴返回大都上所制蒙古新字。至元六年(1269年)六月因诏请创制蒙古新字成，命颁行天下。加封“大宝法王”，统领西藏诸部佛教。后升封号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地位无比崇高。八思巴对忽必烈皇帝影响极大，并深受元朝王室信任尊崇。
　　至元十一年(1274年)专使迎八思巴还大都，王公以下出城30里，设香坛净供罗拜迎之。至元十三年(1276年)力辞回藏地萨斯迦。
　　至元十七年(1280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示寂。上闻震悼，怀德无已，乃建大堵波于京师，奉藏真身舍利，庄饰无俦。至英宗，诏各路建帝师殿，立碑颂德。
　　其弟子沙眣巴，侍者达益巴都在双塔庆寿寺任过住持。
　　结合元初政治，以及忽必烈与八思巴的特殊关系，至元七年(1270年)建大护国仁王寺为谁而建?只能是为元帝师八思巴而建!“大护国”、“仁王”谁堪当之?唯有八思巴堪能当之。
　　八思巴逝后，“奉藏八思巴真身的大堵波”，庄严壮丽无比，何以当之——只有大护国仁王寺中的金刚宝座塔。当然明代将此塔改造形制，也改变了用途。明初的政治，明初的改建将这一切历史的真实都掩盖了。
　　但在金刚宝座塔间还保留下元初的历史信息。
　　金刚胆巴帝师葬舍利于仁王寺内庆安塔
　　大护国仁王寺元朝中后期，最著名的喇嘛是金刚胆巴(1230年—1303年)。
　　胆巴是元代藏族人，原名庆喜称，吐蕃突甘斯旦麻人(今四川邓柯)。早年去西天竺国学习梵文佛典。蒙古中统年间(1260年—1263年)经八思巴推荐，谒见忽必烈汗，命他住五台山寿宁寺。至元九年(1272年)至大都，至元十八年(1281年)参加辩论《老子化胡经》事件。至元十九年(1282年)到云中、西夏、临洮。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回北京，住圣安寺。因与丞相桑哥不合，谪往广东潮州。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桑哥死，复还京。至元三十年(1293年)在内殿建观音道场为元世祖忽必烈祈禳。元贞元年(1295年)四月，奉帝命住持大都最宏大的庙宇大护国仁王寺。送座时，成宗皇帝令太府给他使用皇帝出行时仪仗，并由百官护送。大德六年(1302年)二、三月间，随成宗出巡至柳林，命胆巴乘象舆行于皇帝车驾之前。大德七年(1303年)夏胆巴在上都示寂。世寿74，僧腊62。荼毗后，舍利迎归大都(北京)，葬于大护国仁王寺的庆安塔。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追号胆巴为“大觉普惠广照无上胆巴帝师”。赵孟?为之书碑。(事见《补续高僧传》卷一；《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元史》卷二○二)
　　关于金刚宝座塔元初形制的推测
　　五塔寺内金刚宝座塔下为长方形石雕须弥座，颇似元初遗构。在须弥座下沿周边石面间刻有藏文，经专家考证是蒙古国时期中统三年(1262年)八思巴致忽必烈皇帝的新年祝辞——《吉祥海祝辞》。(见《在北京的藏族文物》一书，五塔寺一节)。共计44句，全文曰：
　　对此吉祥大海之佛宝，
　　以大海般笃信之心予以顶礼，
　　则众生所获吉祥如同大海。
　　兹赞颂吉祥大海之辞：
　　富足大海系功德宝库，
　　佛法大海可汇集为智慧，
　　善业可聚合为成就大海，
　　吉祥之海赐当今吉祥!
　　两善出自德业之海，
　　智慧大海深广无涯，
　　诸行遍通畅达如海，
　　吉祥之海可赐当今吉祥!佛经大海有正悟，
　　宝海库藏为所依，
　　佛法大海诸善业，
　　吉祥之海赐吉祥!
　　欲望大海戒根坚，
　　功德大海民生善，
　　僧伽大海诸善业，
　　吉祥之海赐吉祥!
　　佛像如海永长存，
　　福德之海大而广，
　　佛法大海极辽阔，
　　善于亲近智慧海，
　　听闻大海如宝饰，
　　智海宝憧谓吉祥，
　　吉祥大海□胜利。
　　此为吉祥大海颂，
　　此辞赞颂彼大海。
　　明智大海动人心，
　　亦谓诗词之大海。
　　殊胜当以佛为最，
　　太阳法主佛加持。
　　因此平息灾祸语，
　　吉祥常在获吉祥!
　　法性□□□最崇高，
　　佛法甘露真赐福，
　　福慧资粮可宏扬，
　　吉祥常在获吉祥!
　　佛子造益真赐福，
　　平息愚苦烦恼敌，
　　吉祥常在获吉祥!
　　为使皇帝社稷安，
　　祈愿一切皆吉祥!
　　凭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测这座金刚宝座塔的原始，是元初藏传佛教的产物。预计是大护国仁王寺建好后(至元十三年)，由于至元十七年八思巴逝世，在寺的原建格局中，于寺前部添建一座纪念八思巴金刚宝座式塔，初始形态为大型的喇嘛式塔，元末明初塔寺已残破。明初因需把原塔改建以压制前朝的王气，故塔址不能更移。所以产生明代五塔寺格局的局促不展，不合规制的状况。如果明代修建五塔寺，没有旧塔格局因素的限制，而是新建金刚宝座塔的话，塔的位置绝不会如此靠南。以致金刚宝座塔与高梁河之间，依地势只能建两层殿。依明代重建正觉寺格局看，自南而北为山门殿、正殿、金刚宝座塔、后殿。
　　现金刚宝座塔的金刚宝座部分呈长方形，高77米，南北186米，东西宽1573米。南北各有券门一，建在一个巨大的须弥座上。须弥座之上为五层石檐，每层檐下为石雕佛龛：东西两侧共计220龛，南北两侧因券洞和石匾占去一些位置，大约有佛像168龛。每层小佛龛下为通连圭首莲花瓣状石雕承托。龛间以雕花石柱分隔。金刚宝座上沿为圭首莲瓣状石栏环绕。金刚宝座之上为5座四方锥形密檐石塔，中间为13层，高8米，余者11层高7米。
　　尤其值得引起注意的是须弥座间的大型石雕，南侧：有狮、象、金刚杵、如意轮；北侧：狮、孔雀、金刚杵、如意轮；东侧：迦楼罗二、如意轮、金刚杵、降龙罗汉一；西侧：马二、金刚杵、如意轮、伏虎罗汉一。这些雕刻造型丰满生动，与前后券洞之浮雕相较，有明显的时代差异。另外前后券门券面石雕显然是经明代改建时拼贴上去的，用料细弱，不规整，竟用了三层石料形成券面的厚度。笔者认为须弥座间石雕大部是元代旧物，与座上之各类石雕相比较石质、雕刻技法风格迥然有异，不是同一时期作品。在方形须弥座上最初是一座巨大的喇嘛式塔，是为帝师八思巴而建造的“大堵波”。
　　元代的大护国仁王寺占地广阔，以金刚宝座为中轴，其北部可达今大慧寺一带，几乎是一个街区近400米的样子。西达国家气象局，前抵高梁河。明代为破除元代帝王王气，而重建此塔，形制予以改变，金刚宝座塔建成于明成化九年。由于印度高僧五明板的达室利沙来华，逝后建塔于五塔寺西侧，并重建真觉寺，因此把大护国仁王寺的原始状况掩没了。
　　否则我们很难理解，明代皇帝下令建造的塔间，怎么会遗留下元朝国师八思巴献给忽必烈皇帝的新年献辞呢!三、明永乐年间五明班迪达室利沙
　　明永乐年间印度僧人室利沙来华，受到永乐皇帝召见，并按照其所携塔之图形，于成化年间建成五塔寺内的金刚宝座塔。这是一个延续500多年的说法。据《日下旧闻考》卷七十七：“真觉寺塔规制特奇，寺有姚夔碑记，称永乐中国师五明班迪达召见于武英殿，帝与之语悦之，为造寺。石台则成化九年(1473年)所建也《析津日记》。”
　　所谓五明，是指印度古代佛教的五种学术，即声明、因明、医方明、工巧明和内明。它涵括了大乘佛教菩萨学的全部学术。
　　板的达、班迪达皆为梵音汉译，意为学识渊博的高僧。
　　北京古文献关于五塔寺缘起的记述，没有一种是明确详尽的。对的成分是有位印度高僧得到永乐皇帝接见，此僧是谁?无人细究。金刚宝座塔的形制记述亦不错，明代至今也没有大的变化。按照这位印度高僧带来的塔样，明成化年间建成，到明末《帝京景物略》的描述，一脉相承，几成定论。这样影响了我们的思路达500多年，成为无法破译的一道难题。好像在明代五塔寺建造之前，这里是它未开发的处女地，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史实的。
　　明代真觉寺之前，此地是大护国仁王寺。永乐帝召见之印度高僧是室利沙，其行踪在五台山和北京两地。在世时在北京所居寺院为海印寺，还有能仁寺。室利沙圆寂于宣德丙午年(宣德元年、1426年)正月。逝后宣德皇帝命在五台山为其建圆照寺并建塔；并在北京今五塔寺旁建塔，并建真觉寺，(即今五塔寺)。而金刚宝座塔建于成化九年(1473年)，则是距室利沙逝后将近50年的事情了。如此看来这个金刚宝座塔好像和他搭不上边。前文已述，这座金刚宝座塔是元初大护国仁王寺时期的旧物，明成化之建，仅是为消灭前朝蒙古人的旧迹，而重新改建而已。
　　关于这位印度高僧，必须是先读到明万历间《清凉山志》有关章节后，并能在《补续高僧传》中把其分析出来，才能使其身世衔接明晰起来。二者兼见，其谜底方可洞穿。笔者幸运，有缘两个材料先后不期而遇，似有神力之助。
　　其一，明万历间僧人镇澄撰《清凉山志》卷三“大圆照寺”：“显通之左，古称普宁寺。永乐初印度僧室利沙者来此土，诏入大善殿，坐论称旨，封圆觉妙应辅国光范大善国师。赐金印、旌憧遣送台山，寓显通寺。至宣德初复诏入京，广宣秘密。无何，辞归山，上未许，明日示寂。上闻痛悼之，御祭火化，?分舍利为二：一塔于都西，建寺曰真觉；一塔于台山普宁基，建寺曰圆照。正德间封张坚参为法王，赐银印，兼有都纲印。”
　　据此，室利沙逝后才兴建五塔寺，并在五塔寺西为之建塔。塔之形制正如周肇祥《琉璃厂杂记》所记述一般。在五台山依普宁寺基重建圆照寺，并建塔。
　　其二，《补续高僧传》卷二十五“大善国师传”，所记正是印度僧人室利沙。
　　“实哩沙哩卜得眣，东印土拶葛麻国王之第二子也，父母感奇梦而生。在童真位，聪敏不凡，而百无所欲。唯见佛法僧则深起敬信”。
　　年十六，请命出家，遣礼孤捺眣纳麻曷萨弥为师，剃落受具。资受学业，习通五明，阖国臣庶以师戒行精严，智慧明了，称为五明板的达。
　　师足迹周遍五天，从化得度者甚众。凡过道场塔庙，必躬伸尽敬，至地涌塔，修敬卓锡。而禅塔以久圮，劝国王修治，脱管心木，木下纪师名号，众咸异之。
　　永乐甲午年(1414年)入中国，谒文皇帝于奉天殿，应对称旨，命居海印寺。丁酉(1417年)奉命游清凉山。还都，召见武英殿，天语温慰，宠赍隆厚。授僧录阐教，命居能仁寺。岁甲辰(1424年)仁宗昭皇帝举荐扬大典，师掌行，特授师号圆觉妙应慈慧普济辅国光范弘教灌顶大善大国师。赐金印宝冠供具仪仗。乙巳(1425年)宣宗章皇帝举荐，亦命师掌行。师平生不矜名，不崇利，外示声闻，内修大行。遇恩宠而志意愈谦，涉诸缘而戒行弥确。在京师受度弟子数千辈，各随器宇诱掖之。渐引次升，不立遏捺，难行蹊径，使人望崖而不敢前。
　　将化，谓弟子不眣加实哩等曰：吾自西天行化至此，今化缘已周，行将逝矣。汝等各当善护如来大法，毋少懈怠，言讫俨然而寂。实宣德丙午(宣德元年、1426年)正月十三日也。讣闻，上悼叹之，命有司具葬仪，维，收舍利于香山乡塔而藏之，遗命分藏清凉山圆照寺，亦建塔焉。”
　　实哩沙哩卜得眣是其印度名字译音，《补续高僧传》取其前三字，称为室利沙。两个材料对照，明代五塔寺建寺历史，以及五明板的达室利沙身世都清晰了。
　　室利沙生前所居海印寺，据大典本《顺天府志》卷七：“海印寺在半储坊。”而乾隆年间吴长元《宸垣识略》卷八载“海印寺在海子桥北，明宣德间重建，改名慈恩寺。内有镜光阁，今废。”《日下旧闻考》亦有记述。海子桥即今地安门的后门桥。能仁寺，《光绪顺天府志》卷五十一有载“能仁寺，元刹也，在兵马司胡同。寺本延六年崇祥院使普觉圆明广照三藏法师建，明洪熙元年赐额曰大能仁寺。正统九年重修。有胡?碑记。”《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则收录了正统九年碑文，对史实记述更为详尽，主要是智光一系的事略。
　　四、桑节朵而只国师
　　桑节朵而只建塔于五塔寺西部数十米处，亦如周肇祥《琉璃厂杂记》所记状况。唯民国以来此地的几座僧塔陆续拆除，今已踪迹全无。90年代桑节朵而只碑记出土，石刻艺术馆将其树立于东侧碑林处。碑额题“明故大隆善护国寺西天佛子大国师张公墓塔记”。
　　桑节朵而只(1445年—1512年)，正德七年(1512年)八月初五日卒于大隆善护国寺(今护国寺)。明武宗命工部给棺营葬，建塔于都城西香山乡公之下院观音寺后。公之长徒奉?提督五台钤制番汉兼住圆照寺朵而只坚参为之立碑。
　　公姓张氏，讳桑节朵而只，先世山后人。景泰辛未(1451年)礼清心戒行国师为师。成化六年(1470年)奉宪宗皇帝?命差往乌思藏，封阐化国王，公到彼处彰我圣朝褒封恩赍之典。成化十五年(1479年)方回京师，蒙赐宴赏升国师，封净慈利济。弘治二年(1489年)彰德赵王聘公于天宁寺讲习观法。庚戍(1490年)隐迹于五台山圆照寺，修习本佛哑曼繞葛功课，加持六字真言。辛亥(1491年)皇上崇尚秘教，钦取召于禁庭，奉命译写各佛修习讲说秘密戒法。壬子(1492年)加升西天佛子，赐蟒衣、金嵌宝石冠、织金袈裟。又赐金印一颗重二百五十两。加封清觉广智妙修慈应翊国衍教灌顶赞善西天佛子大国师。
　　公生于正统乙丑(1445年)十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八。长徒国师卜以是年九月十五日葬公于塔，以谨终也。正德七年冬十月十七日立石。
　　碑阴其弟子“钦依提督五台弘慈翊教国师朵而只坚参、禅师朵而只扎奴，喇嘛朵而只藏卜”等。还有徒孙、玄孙等藏地僧人近20人题名。
　　《清凉山志》“大圆照寺”所称“正德间封张坚参为法王”，所指正是桑节朵而只国师。
　　2000年9月定稿于琉璃河
　　(作者为北京古代建筑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