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大护国仁王寺与西镇国寺位置的商榷
元代大护国仁王寺与西镇国寺位置的商榷
来源:北京文博 作者:刘之光
《北京文博》2001年第1期曾发表拙作《大护国仁王寺觅址》一文,第2期登载了包世轩同志《元大护国仁王寺旧址及相关问题考察》一文(以下简称包文),第3期又登载了王世仁同志《关于元护国仁王寺位置及牛街礼拜寺年代二文的商榷》的文章(以下简称王文)。今仅就包、王二君的文章涉及到的护国仁王寺和西镇国寺位置,略述个人看法。愚下一文,是探索元代的护国仁王寺的位置,应在今之石刻艺术博物馆(五塔寺)一带,这和包文是不谋而合。但是包文收西镇国寺定位于长河北岸,国家图书馆南侧则笔者有不同看法。包文也是引用了《析津志辑佚》的记载,即:“西寺白玉石桥在护国仁王寺南,有三穨,金所建也。庚午至元(至元七年)秋七月,贞懿皇后诏建此寺,其地在都城之西,十里而近,有河曰高良,河之南也。”包文为了认证西寺即西镇国寺而引用此段文字,却未再进一步理解,恰恰忽略了西寺在河之南岸的明确记载,从而得出西镇国寺和护国仁王寺同在河北岸的错误结论。
王氏文章认作西镇国寺位于高良河南岸,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析津志辑佚》所记距城的里数有出入,而将西镇国寺分裂成二,又将护国仁王寺安置在今紫竹院公园迤西,从而西镇国寺和昭应宫均相应的西移(见王文图示)。王氏似未见到拙作,因无一语涉及愚下有关护国仁王寺位置的看法,今再将个人观点列后,兼及西镇国寺位置的问题。大护国仁王寺位置,王氏认同文献所载,“寺在广源闸东面的高良河北岸”,亦即广源闸在护国仁王寺之西。可是又拘泥于“十里而近”,而将白玉石桥、昭应宫、西镇国寺,以及护国仁王寺均定位于广源闸东侧,比邻广源闸之处。忽略了《元一统志》(《日下旧闻考》卷八十九引)与《析津志辑佚》护国仁王寺西广源闸二的记载。关键就在“二”上。元代为了南粮北运,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春,修建了通惠河,水道每隔一定距离设置坝闸,每闸又分上、下闸或上、中、下闸。以便节制水流,使漕运粮船自通州到达大都积水潭停泊。广源闸二,即意味着有上闸和下闸,广源闸即上闸,现仍存桥涵和新修的桥梁,位于万寿寺(今北京艺术博物馆)迤东。上闸以下为今紫竹院公园湖泊,元代时的水面比今日所见还要宽阔。水面自不能设闸,其下闸应即在下游水道瓶颈处设置,也就是今日尚存地名的白石桥迤西一带。《日下旧闻考》所载的白石闸(卷九十八、引自《水部备考》)当即广源闸下闸,它和通惠河同是至元二十九年修建的。现在南北通道上的新架桥,即白石闸(桥)西侧的小白石桥。下闸既可分晓,文献所载的广源闸二,在护国仁王寺西,护国仁王寺的位置自应还在下闸之东。以今日石刻博物馆(五塔寺)为中心的广阔地域为元代护国仁寺的遗址,应是可以肯定的,把护国仁王寺靠近广源闸上闸,是疏于考虑下闸的结果。
护国仁王寺的位置大致确定,在河干南侧的西镇国寺,自亦应迎刃而解。王氏文根据《析津志辑佚》所载西镇国寺距城有3里、10里的不同,而认为是两座庙宇,则是太相信其记载了。《析津志辑佚》不等于《析津志》原书,它是从散见于各书中的记载,辑录成册,再加辗转抄袭,难免有断间错简,缺字衍文的失误。就以西镇国寺的三、十里程之别,若有抄录错误,自然会导之错误的结论。但从另一角度观察,假定抄本无误,则是因句读造成的理解错误。诚如王氏文中所言“高梁河习惯上是指广源闸至西城墙外的一段,这段河约4公里多。”那么,《析津志辑佚》所载“贞懿皇后诏建此寺,其地在都城之西,十里而近。有河曰高良,河之南也。”若将都城之西的逗号改作句号,将10里而近的句改作逗号,其意义就完全不同了,10里和西镇国寺无关而是高良河的长度如此解释,也不无不通。西镇国寺就只有一座,别无分号。西镇国寺为一,从元代以后志书的记载也可证实。如明代前期的《明一统志》,明后期的《宛署杂记》、《万历顺天府志》等书,在京西同一方向,均只有一镇国寺。其实《析津志》所载的虽有3里、10里之差,也是指的同一镇国寺。不过是在编著《析津志》时,根据民间对里程不同的说法信笔而就,所以有矛盾之处。就以《宛署杂记》所记各寺的里距差异,是很明显的例子。如:
“镇国寺……极乐寺、真觉寺(五塔寺)以上俱在白石桥。”
“万寿寺……以上在广源闸,俱离城五里。”
“昭应宫在西直门外……混元宫在广源闸,以上离城三里许。”
《宛署杂记·街道》又载:
“自西直门五里曰白石桥,又三里曰豆腐闸(广源闸)。”
从以上所记里程比较,可知差异之大,无论是原来所录还是刊误,总之是不能尽信,不能为其束缚,只能供作参考。《析津志》所载西镇国寺的里距,虽有3里和10里而近之差,也都是同一西镇国寺。既可认定西镇国寺只有一座,其相对位置亦可锁定。《析津志》已言其在高良河干之南,《宛署杂记》和《日下旧闻考》引《顺天府志》俱言在白石桥。《析津志》和《大典本顺天府志》又俱言西镇国寺在昭应宫西。昭应宫也是至元七年(1270年)元世祖皇后察必后所建。系供奉北方大帝真武的殿宇,既和西镇国寺为邻,当亦在白石桥一带。据《帝京景物略》卷五载:双林寺西为昭应宫明正德八年重修。双林寺在今紫竹院公园的东部,建国后尚存寺后的数座砖塔,建公园时将塔全部拆除。双林寺万历时始建(可见《日下旧闻考》卷九十七)其西即为昭应宫,可知在元代,双林寺所占地域属于昭应宫,元代皇家寺庙占地之广,非明代庙宇可与比拟(可参见《北京文博》2001年1期拙作《护国仁王寺觅址》)。明代重建的昭应宫应只是原址的一部。
西镇国寺在昭应宫东。《帝京景物略》无载,只言:“昭应宫……西又二里,三虎桥亦曰神虎桥。”可能镇国寺明末已废。但是提到的三虎桥,也为镇国寺的位置,提供了重要线索。
元代高良河南侧自西向东有一道专为皇家供水的金水河,明代时废弃,逐渐堙没。三虎桥或即金水河上所架之桥梁。今紫竹院公园迤南、白塔庵(画院)北侧,尚存三虎桥的地名。镇国寺既在昭应宫迤西,也应在三虎桥不远之地。《析津志辑佚·河闸桥梁》:“金绳桥在西镇国寺前。”金绳桥也应是跨金水河的桥梁。因而元代的金绳桥可能即明清时的三虎桥。
综合以上看法,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即元代时高良河南岸有昭应宫和迤西的西镇国寺,俱属于白石桥广阔区域。明代时昭应宫和西镇国寺俱为重修,范围有所缩小,西镇国寺也只称镇寺。明末,昭应宫西侧的镇国寺已无存,但有三虎桥和西镇国寺前的金绳桥位置大致相当,故而可认定镇国寺在此带。亦即元代西镇国寺的所在地。
以上,诚如王工所言,仍是从文献到文献。从文献记载来判知它的大致方位,若欲知其确切地点,还须通过实际调查和发掘来确定。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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