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人眼里读鉴真的六个谜

[平面媒体用稿]
　　提到鉴真，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一种象征，这位唐代高僧十年东渡，赴日传法，建唐招提寺，以“一衣带水”比喻中日两国，堪称促进文化交流的巨匠。现在，每到谈起中日友好这类话题，鉴真总是成为不可或缺的内容。然而，当我和日本的有关人士谈起鉴真，于“中日友好”的大题目之下，感觉更多的，是我们对鉴真作为 “人”所了解的，似乎反而不如他的象征意义那样多。
　　日本国宝鉴真大和上像 -- 和上并不是别字
　　鉴真，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其实，鉴真生平的介绍并不难找到，但是，其中对于鉴真东渡以后在日本的情况，记载并不很多。而中日文献中，即便是鉴真的东渡，也颇有一些彼此不同的地方。从这些材料中，我们似乎更可以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鉴真。
　　在鉴真的生涯中，似乎有六个话题，都可以视作“谜”来解一解的。
　　第一个谜，鉴真到底东渡了几次？
　　我们通常都讲鉴真七次东渡，历时十年。前六次东渡都失败以后，第七次才取得成功，这是中方的说法。但是，日本方面的说法却说鉴真六次东渡，两者的说法有所差异。
　　我们可以对照一下双方的纪录，就可以看出区别所在了。
　　鉴真第一次东渡，日方纪念鉴真的文献《挑战与挫折的十一年 – 六次渡日大作战》中记载是天平15年（743年），鉴真五十六岁时，借拜访天台山之机前往日本（当时的皇帝唐玄宗爱惜鉴真才德，没有批准他东渡的要求）。这时，鉴真的弟子向港口的官员报告前来邀请鉴真的日本和尚实为海盗，于是在官府干预下，东渡胎死腹中；第二次东渡则是743年年末，购买了军用船，鉴真一行包括工匠等八十五人从扬州出海，不幸在狼沟浦遭遇巨浪，危急中鉴真镇定自若，高诵经文，-- 这对于海潮未必有什么作用，但是确实安定了众人的情绪，终于坚持将难船驶回；第三次东渡在744年，准备中，当地倾慕鉴真的士绅不愿他冒险出发，再次举报日本和尚荣睿和普照是海贼，于是俩日本和尚又被捕，经过鉴真搭救，才以“病死”为名，脱身逃走；第四次东渡在744年，由于长江一线出海控制较严，鉴真前往福州出航，这一次他的弟子再次向官府报告师父的计划，鉴真被官府送还扬州，日本和尚逃亡；看到弟子和崇拜者因为爱自己而阻挠东渡，鉴真花了几年时间作通他们的工作，于748年第五次东渡，这次很不幸，遇到飓风船被吹到了海南岛，历时一年才返回扬州，负责邀请的日本僧人荣睿病死，鉴真也因病双目失明； 753年，65岁的鉴真最后一次，第六次东渡，乘日本第十次遣唐使返回的船只，终于到达日本。
　　看中方文献，内容大同小异，只是更加详细，比如记录了鉴真被僧俗设法阻拦回扬州后几个月不见笑容。其中，所多的一次东渡，是在743年年末，中方认为当时鉴真于12月乘船东下，在浪沟浦遇险后，返回下屿山，第二年曾经再次出发，结果在桑石山海面再次遇到暴风，只得退回。因此，这应该算作两次东渡。
　　究竟鉴真的东渡应该算六次还是七次呢？在日本，我有幸采访了日本教育学者，2005年日本国家教育一等勋获得者滨崎昭先生（现居兵库县伊丹市）。对此，滨崎先生的解释是双方在史实的认定上并无歧义，采用不同数字是文化背景造成的。日本，七的发音为“XIQI”，与“死”的发音接近，不太吉利。使用的一些典故，如楠木正成的“七生报国”就带有为国家死七次的含义，而六则是吉利数字，因此说鉴真“六次东渡”。中国的“七”并无这样的发音避讳，而佛教有“七级浮屠”的说法，所以使用了“七次东渡”，也是吉利的意思。
　　也是一种颇有特色的说法吧。
　　日本漫画 《鉴真东渡大作战》部分，显然，带有了YY的内容
　　第二个谜，日本方面为何执意要邀请鉴真东渡
　　其实，鉴真东渡以前，已经有洛阳大福先寺的道睿禅师等唐朝僧侣受邀请东渡，日本为何还要执意邀请鉴真呢？而且，到达日本后，鉴真的地位也远高于同时代的其他东渡僧侣，无论其来自中国还是印度，或者百济，鉴真为何获得如此尊崇的地位呢？
　　这时因为当时日本从唐朝邀请高僧东渡传法，主要目的在于解决日本僧侣戒律不严的问题。日本佛教来自百济，经过天竺-中国-百济-日本的长途传播，其内容已经颇为驳杂。日本民间普遍采取自誓自愿的方式出家，对于戒律的理解也五花八门。 – 也就是说，任何人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宣布自己是和尚，而且没有什么戒律约束，该怎么过还怎么过，这和尚当得也太自在了。日本当时官民都对佛教很推崇，但对这样随意的僧侣又觉得不能信任，于是，就产生了严格戒律，用受戒的方式规范僧侣的要求。
　　僧人受戒，是佛教的一大典仪，类似于一种宣誓仪式，表示受戒者立志遵守佛教戒律，从此成为正式的佛教徒。大多数僧人都要经历受戒的仪式，不过，由于派别不同，受戒的内容也很不相同，如小乘佛教就没有吃荤等戒律。一般僧人常受的有五戒，八戒，十戒等，但是最为严格的大乘佛教途，要受二百五十戒，称为“具足戒”，至此，佛教戒律发展到最高的形式。也只有自己受过戒的僧人，才可以为其他僧人受戒。这种严格的戒律日本当时无人了解，所以决心到中国聘请高僧，指导日本佛教界完善对戒律的理解。不过，对“具足戒”即便在当时佛教发达的唐帝国，也只有少数僧人了解，接受并能够遵守。
　　鉴真与其他赴日僧侣不同，正是一名真正受过“具足戒”的僧人，而且在赴日之前，已经为四万名僧侣受戒，正是日本方面寻找的理想对象。
　　唐招提寺讲解戒律的讲堂，等于佛教中的大学
　　由于日本佛教界严格戒律的努力未能始终如一，今天日本的佛教流派中，大多数都不排斥吃肉娶妻。至今，鉴真创建的唐招提寺中的律宗寺僧，依然是日本除临济宗总坛以外仅有的严守戒律的僧侣。
　　这也算是鉴真给日本佛教界留下的一大遗产吧。
　　第三个谜，在日本，与鉴真有关的文化遗址有哪些？
　　在日本，与鉴真有关的文化的文化遗迹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有三处，那就是唐招提寺，东大寺和秋目鉴真纪念馆。
　　鉴真所建的唐招提寺
　　奈良的唐招提寺，原为旧冈部亲王宅第，鉴真将其重建为寺院，并不在奈良的中心，但至今香火不断。招提，是僧人修行的意思。唐招提寺，含义就是唐朝来的和尚的修行寺院。其中的讲堂，金堂和鉴真墓都是重要文物。如果说金堂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主要体现了唐代建筑艺术对日本的影响，讲堂便是反映了鉴真对日本佛教的贡献。由于鉴真规范了日本佛教的戒律，从那时起在日本成为僧人都要举行受戒的仪式。而鉴真整理的佛教戒律详细复杂，所以，为了解这些戒律新的僧人必须要在 “讲堂”接受一段时间的学习。这其实是正规化了日本的佛学教育，提高了日本僧侣的基本素质。考古发现，鉴真在日，唐招提寺最主要的建筑就是讲堂和戒坛，现在富有盛名的金堂当时可能并没有竣工。鉴真墓在唐招提寺后的山上，步行二十分钟可及，墓前有当年以中国总理身份访日的赵紫阳手植之树。
　　奈良东大寺，是当时日本佛教的中心，也是鉴真到达日本后最早驻锡的地方。对东大寺本身来说，鉴真只是一个客人，而东大寺西北不远处，走过一片树林可见一座幽静的禅院，就是鉴真为圣武，孝谦两天皇，文明皇后和数十名日本高僧受戒的地方。这里和东大寺似连还分，至今，还要分别收门票的。东大寺又是日本高僧一休出家的地方，历史，仿佛是有意地让两个大和尚在这里有了在不同时空错身而过的机会
　　而位于九州鹿儿岛县阿多郡的秋目，古名秋妻屋浦，是鉴真到达日本后登陆的地方，今天，这里依然保留着鉴真纪念馆。里面有复制的鉴真雕像和描述他东渡生涯的纪念展览，常年向公众开放，是当地最重要的名胜之一。
　　第四个谜，鉴真最终是怎样东渡成功的？
　　鉴真在748年第六次东渡（日本称第五次东渡）失败后，因为年老体弱，虽然积极筹备再次东渡，却有五年时间无法成行。这时，日本僧人普照带来了极好的消息 – 日本向唐朝派来了第十次遣唐使船队。
　　事实上，当时遣唐使船队是中日交流的一个重要媒介。日本派遣普照和荣睿两僧人到中国寻找高僧东渡，就是随第九次遣唐使而来，是带有官方性质的邀请，原本打算请鉴真随下次遣唐使船队赴日。不过随后，日本因为经济紧张，有十年时间无法再次派出遣唐使来华。因此，鉴真一行才屡次自行东渡。
　　日本的遣唐使船，这是夸大了的，如果看复原的，也就是西湖上用用。事实上日本尽管是海洋国家，但造船上远远落后于大唐，白村江海战，刘仁轨的海战打法是战船和日船直接相撞，每撞日船必沉，而唐朝的船没事。日军百思不得其解，直到遣唐使到唐朝，才明白唐朝的大船都用松香弥缝，而日本人是用麻绳。。。
　　第十次遣唐使船队的来访，使鉴真萌生了随其一同前往日本的想法。接到普照的联系，日本遣唐使方面对此十分乐于提供帮助。但是，唐朝政府继续坚持不同意鉴真东渡的决定，日本遣唐使正使藤原清河不敢带鉴真一行去日本，以至与其部下发生争吵。最后，副使大伴宿弥仲马吕安排作了折衷的处理 – 鉴真不乘较大的藤原座舰，而与大伴宿弥仲马吕乘副使所坐的船，这样万一被唐朝发现，也可推托藤原不知情。
　　出航顺利，但是东渡途中，戏剧性的情况发生了 – 由于当时航海水平的限制，即便是国家使团的遣唐使，能够平安航行往返中日之间的，也不过50%。这一次藤原的船队也碰上了风暴，结果鉴真乘坐的副使座舰，得以闯出风暴，以半漂流的状态到达日本，较大的藤原座舰，却被风吹到了南方越南中部，结果与当地土人发生冲突，论打仗当时日本人是不行的，大半船员丧生，藤原仅以身免，返回长安。和他同难的还有一个人很有名，就是李白《送晁卿》一诗中所送的阿倍仲麻吕（中国名字晁衡），他原是日本在中国的留学生，已经通过科举做到高官，这次因为思念故国想和遣唐使一同归国，不料遭到这次磨难，只好回到长安，终老于此。
　　对于晁衡的故事中国人大多耳熟能详，但这位不愿搭载鉴真的藤原清河此后遭遇也很值得一提，他此后因路途艰险没有再回日本，在唐朝用“河清”的名字做到秘书监的职务。777年，第十一次遣唐使来华的时候，本有带他回国的意图，但他没有出发就病死了。他的女儿（日中混血儿）喜娘依其嘱托，最终随遣唐使团回到了日本。
　　第五个谜，鉴真东渡有没有犹豫
　　从历史记载来看，鉴真是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完成东渡的，他的这种精神，也受到后世的推崇。不过，从日本流传的鉴真弟子所著文献看，鉴真对于东渡，也有过两次犹豫的经历。
　　第一次犹豫，是在第五次东渡失败的时候。那一次鉴真的船只被暴风刮到了海南岛，是为东渡中最大的一次失败。这时，鉴真产生了一次不再东渡的犹豫。不过，鉴真当时的犹豫并不是后悔东渡，而是因为这次漂流使他产生了新的想法 – 海南岛已经是中国当时的最南端，根据当时的地理知识，鉴真明白这里大约是中国从海上去印度最近的地方了。所以，他怀疑是不是佛在指点他前往天竺佛国深修佛法阿。如此，自己不该向东，而应该向西！
　　但是，这次犹豫很快就被他打消了，因为长期师奉鉴真，并恳切邀请鉴真东渡的日本僧人荣睿这次东渡失败后不久，就因病去世，临终还请求鉴真务必东渡。鉴真感其至诚，遂不再思考天竺之行。
　　第二次犹豫，是东渡到达日本后，鉴真发现自己的理想和现实存在着相当的差距。的确，鉴真个人受到了日本皇室乃至平民的极大欢迎。两位天皇和一位皇后经他受戒，并任命鉴真为“大僧纲”，负责总领日本佛教界。甚至，日本政府竭力推崇鉴真的精严戒律思想，试图杜绝不受戒就可以成为僧人的现象。然而，鉴真满意之余却看出了这背后的端倪。原来，当时日本面对佛教正面临一个极为矛盾的问题。那就是佛教正日益为官民各阶层所接受，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同时，又有大批劳动力或真或假地出家为僧 – 僧人是不用承担田赋和瑶役的，这对日本政府肯定是个不好的影响。日本政府希望通过鉴真带来严格的戒律，提高成为僧人的门槛，从而达到减少僧侣数量，避免劳动力流失的目的。这个目的，和鉴真希望在日本弘扬佛法，扩大佛教影响的思想，无疑是南辕北辙。看到自己被利用的鉴真，曾经表达出一定的消极，有日本文献称他甚至一度有归国之念，只是，以七旬老病之身，又怎能回得去呢？
　　然而，这位高僧很快就表现出了他一贯的坚韧不拔精神。他放弃了个人的地位，离开佛教的中心东大寺，不再担任大僧纲，只接受了“大和上”的尊号，与日本佛教界达成接受自誓自戒的协议，自建唐招提寺，通过普及知识，建立贫田院周济平民等方式扩大佛教影响，并创立了日本佛教南六宗之一的律宗，用他的努力，继续自己弘扬佛法的事业。唐招提寺，很快因此成为日本佛教界的圣地。
　　纵观其一生，鉴真对理想的坚定和执著，是无可怀疑的。
　　第七个谜，鉴真第三个谜，鉴真到日本后健康情况如何，他最后的日子是怎样的？
　　鉴真像细部，可见微合的双目
　　鉴真到达日本时，已经是六十六岁的老人，而且，由于在东渡中收到劳累和热病的影响，其双目都已经失明。
　　由于双目不能见物，鉴真通过耳听的方式帮助日本僧人校正了大批佛经，又用舌尝的方式为日本修正了药典，他是靠顽强的精神继续自己的事业
　　但是，《奈良新闻》2004年10月29日，有一则新的报道，认为鉴真到日本后，他的双目可能还存在微弱的视力。其依据是757年，鉴真为借经卷曾经向当时的奈良东大寺提出了一张借条。这就是现存正仓院的《鉴真奉请经卷状》。然而，经过奈良国立博物館的西山厚研究员检证，认为此文与中国所存鉴真相关文献出自同一人手笔，所以，日本研究人员认为，鉴真在东渡时，可能还保有轻微的视力，能够自己书写重要文件，但不能很好地阅读了。不过，随后就有人提出，由于文献记载鉴真并不是最后一次东渡才失明的，而是此前五年就已经失明。所以在中国保留的所谓相关文献，也未必是鉴真的亲笔，很可能是鉴真失明后由其弟子代写的。
　　无论鉴真是否彻底失明，日本的文献中，他在日期间从未有过哭泣的记载，而总是以最和善的微笑面对信徒。
　　鉴真因为年高体弱，为了传扬佛法又不惜劳苦，终于在日本天平宝字７年（763）５月６日，坐化于唐招提寺，根据日本方面的记载，当时鉴真双脚结跏趺坐，神态安详，死后三日，体温尤在，时人呼为真菩萨。。。
　　其实，以鉴真的经历，其平生又岂止六个谜可解？这些都不过是细枝末节而已。
　　佛法云，大雄无畏，勇猛精进。大约，是为鉴真大师最好的写照。
　　[转自“萨苏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u/476745f6010008b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