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追忆——周总理指示“保护恢复金陵刻经处”

一点追忆——周总理指示“保护恢复金陵刻经处”
　　上世纪80年代初，“文革”浩劫之后，金陵刻经处也得以劫后重生。在赵朴初居士的关心安排下，我来到了金陵刻经处，主持恢复工作。
　　由于“文革”后中国佛教协会的工作尚未完全走上正轨，金陵刻经处的现状及第二年的工作安排，需要到国务院宗教局汇报。那时我才上任不久，对北京的情况并不熟悉，所以南京市民族宗教事务局领导特意派办公室主任陈琼英陪同我，于1980年12月中旬前往北京汇报工作。
　　12月16日至23日，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文革”后中佛协召开的第一次佛代会。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汇报工作之后，我去看望参加佛代会的刻经处代表——李安、田光烈两位老居士。当时正是午休时间，进了门，许多代表听说刻经处的负责人来了，都围上前来，纷纷诉说他们遇到的困难与苦衷。有的说：“‘文革’期间，我们都被下放劳动，接受改造，经书全被当 ‘四旧’、‘迷信’物品烧毁了。”有的说：“那时，我们的庙都没有了，还有什么经书？”有的直接干脆问我：“金陵刻经处是中佛协直接领导下惟一的经书印刷单位，什么时候才有经书流通？”突如其来的问题，问得我一头雾水。当时的我感到既惭愧又委屈。心想，刻经处的情况也不比你们好，现在的状况可用一个“乱”字来形容。以前的存书，“文革”中都进了造纸厂，化为纸浆。当时用一辆大卡车运了一天一夜，包括每种经书的样本，全部销毁，现在哪有经书流通？代表们的要求我理解，但刻经处的混乱状态不是一时半刻能改变的。我向赵朴老做出的保证是3年恢复刻经处，时间还未过去1个月，看来印刷经书的工作还要提前。
　　根据以往的经验，克服困难没有捷径可走，出路只有一条：请教和学习。对于我个人来说，还得再加上一条：尊重和谦虚。代表们陆陆续续走了，我向李、田二老请教：“寺院恢复后，出家人急需哪些经书？”“《金刚经》、《心经》、《法门经普门品》、《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阿弥陀经》、《大悲咒》等，这些都是早、晚课诵的内容，是当前急需的。”二老不愧为专家，回答得干脆利落。特别是李老，长期在刻经处工作，熟悉刻经处历史和印刷流通业务，经常向他请教，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增长了不少知识。
　　“文革”后首次恢复印经，一定要慎重，我想应该兼顾多方面的要求，不仅是寺院方面。一天，乘会议的间隙，我又去请示朴老，朴老说：“刻经处能恢复印书，可不要忘了赵元任先生和杨步伟女士。他们是杨仁山老居士的孙女婿和孙女，对刻经处有特别的感情，时刻关心金陵刻经处的恢复。”接着，赵朴老向我们深情地回顾了一段往事。
　　1973年，赵元任、杨步伟夫妇从美国返国探亲。5月13日晚，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切会见了赵元任、杨步伟和他们的亲属，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国务院教科组组长刘西尧陪同会见。谈话间，杨步伟提出了恢复刻经处的请求。周总理当即下达了“保护恢复金陵刻经处”的指示。
　　朴老说：“当时夜已经很深，电话铃声将我惊醒。我拿起话筒，听说周总理要见我，便立即起身前往。首先看到的是国务院宗教事务局肖贤法局长。见到总理互致问候后，总理说：‘赵元任、杨步伟夫妇回国探亲访问，要好好照顾。二位特别关心金陵刻经处，要求恢复。’总理目光注视着我，接着说：‘你陪赵先生和杨女士到南京看看，安排保护恢复工作。’”朴老用手指指我，说：“上个月你汇报时，说你到刻经处只接收了三间房子，实际上这三间房子那时也住了一户人家，为接待赵元任先生和杨步伟女士，才将此户人家搬出，并将深柳堂后塔院内‘文革’中被部分毁坏的杨仁山居士的墓塔修好。从此以后，我与赵元任、杨步伟夫妇成了朋友。只要有他们熟悉的学者从美国来中国访问，他们就委托来看我，并询问刻经处的恢复进展情况。后来我去美国，他们又亲临机场接我，他们的二女儿赵新娜为我开车。我有时吃住都在他们家，我们的友谊也越来越深。此次刻经处恢复后首次印刷经书，先印几种代表性的，送到美国让他们看看，以了却年近九旬老人的心愿。”
　　稍停了一会儿，朴老语气深沉地说：“恢复刻经处是周总理生前下达的指示，我只是个执行者。刻经处开始恢复的时间，不是从刻经处职工下放回来开始。”朴老此时又用手指指我说，“也不是从你来刻经处工作时开始，而是从1973年5月周总理接见赵元任夫妇时就开始了。时间已过去7年了，进展缓慢啊！”
　　言毕，朴老叹了口气。朴老动情了，顿时我感到周围有一种压抑的气氛，这时，我将话头岔开，转到了另一个话题：“《百喻经》印不印？”“印！”朴老坚定地回答。接着他微笑着说：“这本书是鲁迅先生捐资刻印的。尾页那块版我已答应送给上海鲁迅纪念馆保存。现在此经书的尾页版是重刻的。明年是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多印些书，积极配合这个纪念活动。”我接着说：“是不是再印《净土四经》和《杨仁山居士遗著》？前者代表金陵刻经处创业的开始，后者代表杨仁山老居士经营阶段的结束。”朴老听后连连点头，说：“好！好！”至此，我此行的目的达到了，要印的首批经书确定下来了。
　　朴老又答应，为了分开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他将亲自为《百喻经》、《净土四经》和《杨仁山居士遗著》三部书重题书名签条，并撰写《金陵刻经处重印经书因缘略记》。
　　此次接见，时间较长。该让朴老休息了，我站起身来告辞。朴老亲自送到门外，并双手合十与我道别。
　　走在路上，脑海中又想起了朴老一再强调的刻经处恢复时间问题。一再强调的原因，朴老未说，此中道理颇耐人寻味。从时间上讲，1973年5月正处于“文革”后期，而就刻经处而言，它占地仅6亩多，是个很小的宗教文化机构，周总理在这种形势下批准恢复刻经处，并由新华社发出专题报道，不仅仅因为赵元任夫妇与杨仁山老居士的亲缘关系，一定有更深层的考虑，我认为那就是：一定要尽快恢复被极左路线破坏了的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朴老说“我只是个执行者”，就是希望一切有关人员，坚决执行周总理指示，将金陵刻经处的恢复工作早日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