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柳堂与杨仁山居士墓塔

深柳堂及其后院（又称塔院）中的杨仁山居士墓塔，就在金陵刻经处内。在国外享有盛誉的金陵刻经处，位置在南京城内东南，现址为淮海路35号，是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金陵刻经处是我国著名的佛教文化机构，它创建于清同治五年（1866）。是全国最早成立的刻经处，也是近代第一家私人创办的融经书雕刻、印刷、流通及佛学研究于一体的佛经出版机构。金陵刻经处成立以后，如皋、杭州、常熟、扬州等地也相继成立了刻经处。金陵刻经处出版的经书，以选本精严、校勘严谨、版式疏朗、纸料讲究著称。它的创始人是我国清末佛教复兴的奠基人杨文会。
　　杨文会（1837——1911），字仁山，安徽石埭县人。他自幼颖悟，10岁受读，14岁能文，但对科举考试很反感，性嗜书，“凡音韵、历算、天文舆地及黄老庄列之术，靡不探赜韫之于胸”。同治二年（1863），其父病故。次年，他染上时疫，病后检阅《大乘起信论》，不禁爱不释手，竟然连续阅读了五遍，终于明白其中的深义。从此，他广泛搜求佛经，研究佛法。同治五年（1866），杨仁山率全家移居南京，参与经过太平天国十年战火后的城市建设工作，主持江宁工程。当时江南久经战火，文物典籍损毁殆尽，甚至最常见的佛经如《无量寿经》、《十六观经》等也难以找到。他经常与同事王梅叔、魏刚己、赵烈文、刘开生、曹镜初等共同切磋佛学，讨论弘法事业。他认为，在末法时代，只有佛教经典广为流传，才能普济众生，遂于同年创办了金陵刻经处，并首刊《净土四经》。
　　光绪二十三年（1897）六月初四日，杨仁山居士全家迁入南京延龄巷新居。这是金陵刻经处第四次搬迁。居士当时考虑到金陵刻经处应有一处永久的固定基地，才有发展前途，故在花牌楼杨公井附近购置土地六亩多，于其上新建房屋六十余间。因当时居士母亲孙氏病重，想亲眼看一看新居，所以房屋还没有油漆就搬了进去。这幢宅院大门朝东，面对延龄巷。门头上写着“金陵刻经处”五个大字，大门右边有“池州杨寓”四个字。宅院前部为经坊（即雕刻、印刷、装订经书的作坊），后部则为家眷住地，而居士的居室在宅院的最西隅，是一座独立的平房建筑。居室的前面有池塘，四周植柳，命名“深柳读书堂（简称深柳堂）”，系取唐人诗句。学者因以“深柳大师”称居士。此处是居士校勘经书、著述讲学的地方。深柳堂共分三间：东间是居士卧室，中间是会客室，西间是书房。金陵刻经处作为杨仁山居士一切佛教事业的基础，自从迁入新居后，刻经和讲学便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而居士一生最后14年的佛教活动，又与深柳堂密不可分。
　　此年6月14日，居士母亲孙太夫人去世，享年98岁。服阙，居士召集长子自新、次子自超和五子福严来到深柳堂，对他们表示了分家的意愿，希望将延龄巷的房屋捐作金陵刻经处的永久办事处所。居士嘱咐他们：“我自28岁得闻佛法，已誓愿出家，而衰白在堂，鞠育之恩未报，未获如愿。今老母寿终，自身已衰迈，不复能持出家律仪矣！汝等均已壮年，生齿日繁，应各自谋生计，分炊度日，所置房屋作为十方公产，以后勿以世事累我也。”居士自此安居乐道，一心钻研佛法。居士曾对别人说：“吾在世一分，当于佛法尽一分之力。”4年以后，即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月十九日，居士再次招集三个儿子来到深柳堂，订立《分家笔据》。将延龄巷房屋捐给金陵刻经处，作为十方公产，而历年因刻印流通经书所欠债务共欠银3810两，则由三个儿子分认归还。
　　深柳堂不仅是居士读书和工作的地方，也是居士平时会见朋友故交、门人弟子的场所。他们多为佛教学者，也不乏维新人士和革命党人。中国近代史上的知名人物如谭嗣同、欧阳渐、苏曼殊等都与深柳堂有一定的关系。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光绪二十二年（1896）六月底，以江苏候补知府的身份来到南京。在宁期间，他对官场黑暗极为不满，心中甚感苦闷，于是从居士研究佛学。从此，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在给其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说：“固知官场黑暗，而不意金陵为尤甚……幸有流寓杨文会者，佛学、西学海内有名，时相往还，差足自慰。”杨仁山的佛学思想，对谭嗣同影响很大，他学佛深得华严奥旨。他的佛学思想，对其著作《仁学》一书有很大的影响。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说：“作官金陵之一年，日夜冥搜孔、佛之书。金陵有居士杨文会者，博览教乘，熟于佛教，以流通经典为己任，君时时与之游，因得遍窥三藏，所得日益精深。其学术宗旨，大端见于《仁学》一书。”光绪二十三年（1897）二月间，居士与谭嗣同两人联络了郑孝胥、蒯礼卿、徐积余、缪荃孙、刘聚卿、茅子贞等人组织了“金陵测量会”。会址就设在居士家中，并由谭嗣同起草了《金陵测量会章程》。当年居士从西欧回国时，带回了各种仪器图纸“约计不下千数百张”，还购置了大批仪器，如天文仪、天文镜、地球仪、地上望远镜、经纬仪等，谭嗣同对“仪器亦颇考究”，经共同商议，故有此中国近代第一个测量会之设立。谭嗣同在南京期间，经常来深柳堂向居士请教佛学问题，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携家眷离开南京，返回湖南。临行前，谭嗣同将其住处南京东关头公馆的一套红檀木家具赠送给居士。此套家具后来一直放置在深柳堂。同年七月谭嗣同被召入京，任军机章京，授四品卿衔，与林旭、杨锐、刘光第同参新政，号“军机四卿”。受职后，谭嗣同特地从北京寄来报单贴在居士家大门口，末署“受业晚生谭嗣同”，以示荣宠未忘师恩。同年8月13日（公历9月28日），谭嗣同与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一起被杀。此六人史称“戊戌六君子”。不久以后，在一个夏日的晚上，居士家中即被官府搜查，深柳堂也未能幸免。因居士学佛名声很大，且与地方官多有交情，有关官员早与居士家暗通消息，使之已有准备，最终当然什么也没有搜到。
　　梅光羲（1878—1947），字撷芸，江西南昌人。光绪丁酉（1897）科举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冬，由桂伯华介绍，往深柳堂叩谒居士，并听讲《起信论》，皈依佛法。后梅氏于宣统二年（1909）完成《心经浅释》，求正于居士。居士为作《心经浅释题词》，置于书首。居士认为，《心经》文约义丰，诵之者众，注疏虽多，皆古奥难懂，故《浅释》乃初学入门之津梁。
　　高鹤年（1872—1962），名恒松，号隐尘。祖籍安徽贵池，后世迁于兴化，复移刘庄，遂定居。他是佛教居士中，为朝山访道而徒步行脚的旅行家。光绪二十八年（1902）底，高鹤年住进金陵刻经处，向居士学佛，次年正月23日，高鹤年来到深柳堂，向居士告假，又将开始其行脚生涯。居士示以“外出参访，务须著眼，学必参而得悟，津以知而不迷，知之非难，行之维艰”等语。
　　欧阳渐（1871—1943），字竟无，江西宜黄人。光绪庚寅年（1890）考中秀才，后入南昌经训书院学习，与桂伯华同学。从居士学佛，是由于桂伯华的引见。光绪三十年（1904），欧阳竟无34岁，以优贡赴京考试。南归途中，到南京于深柳堂谒见居士，得启示后，回乡办“正志学堂”。
　　苏曼殊（1884—1919），名元瑛，后改名玄瑛。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苏曼殊在日本得陈独秀赠英文底本，完成汉泽《梵文典》。次年初，又与章太炎联名发表《儆告十方佛弟子启》、《告宰官白衣启》，在佛教界产生了不小影响。同年，居士在金陵刻经处开办“祗洹精舍”，特地函请他来任英文、梵文教师。“祗洹精舍”于10月开学，苏氏先于9月13日抵达刻经处。空闲时，苏曼殊常到深柳堂听居士讲经。他对居士极为景仰，在给友人刘三的信中说：“瑛于此，亦得时闻仁老说经，欣喜无量。仁老80余龄（按：应是72岁），道体坚固，声音洪亮，今日仅保我佛余光，如崦嵫落日者，唯仁老一人而已。”苏曼殊本来身体就不好，又因授课过于疲劳，后来患了咳血症，仅在“祗洹精舍”授课一个多月，就于12月上旬离开了。
　　此外，同盟会会员余同伯、孙毓筠都曾前往深柳堂叩谒居士，请益佛学。余同伯曾长期住刻经处，从居士学佛。后来孙毓筠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从日本回南京运动新军，响应萍醴起义，事泄被捕。孙氏被捕后，其眷属即隐藏在金陵刻经处，并由居士照顾生活。
　　宣统三年（1911）8月18日，杨仁山居士病逝于深柳堂，享年75岁。临终前，居士嘱咐家人：“经版所在，即吾之遗体所在。”遵照居士的遗愿，家人及其弟子就将居士安葬在经版房与深柳堂之间的空地上。并在墓地周围建起围墙，使与深柳堂连为一体。
　　杨仁山居士去世后的第4天，住在对面巷内张公馆的张勋（当时在南京任江南提督兼江防大臣），在卫兵的簇拥下，来到金陵刻经处吊唁，并在深柳堂居士的棺位前磕了头。平时，张勋与居士家素无往来，大约因为居士在南京几十年学佛有名，并在官绅界有很大的影响，张大帅觉得应尽邻里之谊吧。此时，辛亥革命已经爆发，张勋的辫子兵在南京城内到处搜捕革命党，并乘机搜刮民财，城内秩序很乱。居士家人多已离城。欧阳竟无不忍居士开创的基业遭到破坏，一人坚守在刻经处，处境极为艰险。当时李瑞清也同被围在城内，后来资助他10块银元，欧阳竟无遂得在兵解后离开南京。
　　居士去世后，深柳堂就不再住人。堂中悬挂着居士遗像，作为纪念凭吊场所。深柳堂后，开有一门，直通塔院。每年，居士在南京的弟子门人都要来塔院悼念居士。后来任支那内学院院长的欧阳竟无居士每逢岁暮，都要亲自来到深柳堂，深深缅怀自己的恩师，此时正值寒冬，院内的腊梅已经怒放，刻经处内到处荡漾着阵阵清香。辛亥革命后，一次，居士的学生、曾任“祗洹精舍”汉文教习的李晓暾来到金陵刻经处深柳堂内拜谒恩师遗像。抚今追昔，见景色依旧，人事已非，不禁感慨万千。是夜，住宿于自己当年任教的“祗洹精舍”内，提笔作五言律诗一首《乱后抵金陵宿祗洹精舍拜仁山师遗像》：
　　“狮弦悲息响，寂寞掩缁帷；池柳迎人立，山禽傍户窥。
　　禅堂无主客，画像有威仪；勺水分明记，天龙护在兹。”
　　居士逝世7年以后，1918年墓塔建成。此塔是藏密式建筑。从塔基到塔顶高8.15米，加塔台0.73米，总标高8.88米。六角型塔基面积14.4平方米。塔身象一只大钟扣在塔基上。前面门上为圆型，里面有一块水泥碑，高1.95米，宽0.97米，上刻一个大梵文吉祥花字，用蓝查体梵字唵、诃、义、摩、罗、娑、啰、耶八个字构成，表示命、心、资具、业、受生、解、愿、神力、法、智十种自在具足。下面从右至左写着“杨仁山之塔”字样，以示墓塔性质。此塔是南京八塔之一。金陵刻经处在文革期间是白下区红卫兵司令部，致使处内文物损失严重，墓塔的6个塔角也全部被砸掉，现已修复。它位于深柳堂后，经版房前，墓塔后部左侧的围墙上，镶有青石碑一块，上面刻有沈曾植作、魏家骅书《杨仁山居士塔铭》。
　　光绪乙未（1895）、丙申（1896）之际，居士长子杨自新在江南筹防局任职，以工程委员身份监造下关沿江、雨花台和富贵山等处炮台。当时黎元洪自旅顺归来，任狮子山炮台台官，与杨自新换帖结拜为兄弟，过从甚密，进城时经常寓居于杨氏花碑楼旧宅，亲近居士请益问学。不久黎氏赴湖北任新军马队管带，杨自新也于光绪壬寅（1902）赴湖北任凯字营管带。后来黎元洪为副总统，袁世凯称洪宪帝，封黎为武义亲王。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任总统。居士墓塔建成，黎元洪赠“法幢持世”匾额一方悬挂于深柳堂。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第二天，深柳堂及谭嗣同赠送的一套红檀木家具、黎元洪赠送的匾额均被日寇焚毁，深柳堂后的塔和院也同时被损。此事招致日本佛教界有识之士的责难。迫于舆论压力，日本驻汪伪大使重光葵乃与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商量，拨款重建被毁房舍。工程于1943年3月完工。由于偷工减料，重建后的深柳堂，既无原屋高大，又用材低劣，已非旧观。此事在李安先生《金陵刻经处》一文中有记述：“民国二十六年（1937）冬，南京沦陷，刻经处职工，有的避难于城内难民区，有的避难于外地，刻经处无人看守。日本侵略军入城次日，深柳堂被烧毁，塔和院也同时被损。但因侵略军中有随军传教的佛教徒，熟悉刻经处性质，招呼日军未十分骚扰。但刻经处任日寇占据，已糟得不堪。幸经版房经版损失不大。尔后在难民区中的部分职工陆续回来。刻经处负责人徐子洁于1941年辞职，蒯若木另委陈彦通继徐为代表任职。深柳堂被烧毁，日本国内的佛教徒谴责日本侵略军把同日本南条文雄最友好的朋友杨仁山居士创办的刻经处房屋烧毁，损害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对此，汉奸褚民谊想讨好主子，掩饰日本侵略军的罪行，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由褚拨赃款2000元，假名伪中日文化协会所出，由费友记木器厂承包，偷工减料，把深柳堂和墓塔照原样修建还原。落成时，褚民谊、江亢虎等汉奸和日寇还恬不知耻地举行庆典，褚并亲自撰书《修建纪念塔纪念堂记》，勒石于塔院后墙右边。”
　　此块记录日本侵略军侵华罪行的石碑，长110厘米，高55厘米。碑文如下：
　　“修建杨仁山居士纪念塔纪念堂记，石埭杨仁山居士既舍金陵延龄巷所居为经坊，传刻佛经，传扬法宝。灭度之后，门人诸子即坊建塔，以葬以旌。丁丑‘八?一三’之变，烽燧迫都门，塔损而堂毁。癸未春月，日本驻华大使重光葵、诗人今关天彭念居士为有清一代学人，埋骨浮屠讵宜长圮？谋予为理，以事建修。予以彰隐扬幽，文教极则，因由中日文化D会任其资，课役缘存，成其事，未几而仁山堂塔，焕然皆新。遂于民国三十二年三月廿九日，即癸未二月廿四日举行落成典礼。两国贤硕，多士孔休；居士英灵，格其来享。爰书始末，用勒贞珉。吴兴褚民谊撰书。中华民国卅二年三月吉日。”
　　此碑在抗战胜利后，即被石灰封没。封没的原因有二：一、当时的刻经负责人陈彦通担心国民党政府以石碑为借口，将此地作为敌伪财产，从而导致对金陵刻经处全部房地财产的没收。且他对深柳堂的修复及修复庆典的举行也负有责任。是他介绍当时租住在刻经处内的费友记木器厂承揽工程，施工过程中又偷工减料，导致外界对工程质量啧有烦言，而修复庆典的举行，他也参与其间。因此，他也恐惧祸累及身。二、当时借住在刻经处内的杨氏后人对此也有顾虑，认为此事处理不当，危害极大。指出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皆由陈彦通负责。所以，当时即用石灰将石碑封藏于院墙里面，以免招祸。解放后，刻经处业务恢复，为明了事实，于1963年由工人孙国宾将所封的石灰铲除、洗净， 抄录碑文后，又重新封设，直到前年才重新开封。
　　据林子青先生言，深柳堂修复后，堂内曾悬挂重光葵撰书对联：“池水微波，我思吉士；□□□□，邻有善人。”（下联首四字，林老已记不清了。）
　　1954年夏，南京市政府拨款重修深柳堂。重修后的深柳堂焕然一新。堂中悬挂有一块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题写的“深柳堂”横匾，匾的左侧有他的题词：“堂前故有池，四周皆柳，仁山居士以此名其堂。今夏市府既重修刻经处堂舍，同人复于旧时池址处补植柳焉，后之登此堂见此树者，其有灵山未散之思焉！”
　　现在的深柳堂正中悬挂着杨仁山居士的坐像。堂内陈列一套红木家具，放置有十六只书橱和十六只陈列柜。里面有居士当年托日本学者南条文雄从日本觅回的中国古德佚书，还陈列有居士协助日本藏经书院编纂的《续藏经》，居士生前使用过的日本《弘教藏》。此外，还陈列有明《嘉兴藏》、《频伽藏》、影印本《碛砂藏》和《藏文藏》、《玄奘法师译撰全集》、《藏要》以及1914年鲁迅先生捐资刻印的《百喻经》等。
　　每年，都有大批国内外文化界人士和信众来到金陵刻经处，参观中国古代传统的木刻水印技术、全国最大的汉文木刻经版库，并购买线装经书，他们总要走进深柳堂，瞻仰杨仁山居士的遗像，向这位中国近代佛教文化史上的伟人致敬。杨仁山居士在南京的后人，每年也要来到居士的墓塔前敬献鲜花，缅怀自己的先人。八十年代初在杨仁山居士墓塔旁种植的四株柏树已长得郁郁葱葱，高耸出塔尖。“老树春深更著花”，杨仁山居士创立的金陵刻经处及其所从事的佛教事业，又迎来了一个繁华似锦的春天。
　　（《佛教文化》武延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