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普济禅院的开山祖师大汕

澳门普济禅院的开山祖师大汕
　　普济禅院建立不久，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明清鼎革，遗民逃禅成为时代风潮。在这股汹涌澎湃的遗民浪潮冲击下，岭南佛门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据不完全统计，仅皈依在曹洞宗第三十四代传人天然函罡座下的“今”、“古”两辈遗民，包括出家者和居士，就有一百多人。（注：陈伯陶著：《胜朝粤东遗民录》卷四）
　　遗民逃禅的风潮不仅对岭南佛门有巨大的影响，对澳门佛教的影响也是至深且巨的。甚至可以说，正是明末清初的遗民僧，掀起了澳门佛教的第一次高潮。
　　遗民僧中对澳门佛教影响最大的，首推石濂大汕。
　　大汕（1633 —1705）字石濂，亦作石莲、石湖，号厂翁，亦号石头陀。俗姓徐，江苏吴县人（一说江西九江人）。
　　大汕“幼而警敏，善画仕女。作诗有佳句，有故出家，踪迹诡秘”。（注：潘耒：《救狂砭语》，第55页）
　　大汕出家的原因不详，有说其曾当过府县门役，因“以讼亡命”而“剪发为头陀装”。（注：《南海百咏续编》注，见《独漉堂集》，中山大学出版社）
　　中年以后，大汕来到广州，在广州一住30年。初时以卖观音画为生，后得平南王尚之信赏识，住持广州城西长寿寺。
　　大汕交游广阔，经常出入官绅、士人中间，与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吴梅村、陈其年、高士奇、王士祯等名流都有交往。
　　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春，大汕应越南阮主时代的显宗阮福周（明王，1692—1725）之请，前往顺化、会安传法。次年满载金银珠宝而归。此时，大汕与岭南名士潘耒交恶，与屈大均等亦皆失和，康熙四十一年（1702）被粤东按察使许嗣兴以“讼上”、“通洋”等罪名擒治，押解至赣州，至于山寺，皈依者甚众，又为江西巡抚李基和逮解回籍，死于常山途次。
　　大汕天资独具，颇有匠心，能诗会画，通星象律历，善园林设计，喜新奇器玩。著述甚丰，但多已不存，主要著作有《离六堂集》和《海外纪事》。
　　1696年秋大汕回广州后，出巨款修建长寿寺、峡山寺，并扩建澳门普济禅院。
　　长寿寺位于广州城西郊，万历三十四年（1606）巡抚御使沈正建所建，至康熙初已废。经大汕重修的长寿寺，“文木为梁，英石为壁，曲房奥室，备极精工”（注：张渠：《粤东闻见录》），具池沼、园林、宫室之胜。内有离六堂，池水与江潮相通，池上复有小桥。
　　清远峡山寺，又名飞来寺，为平南王尚可喜所重建，后转赠大汕作为长寿寺下院。
　　澳门普济禅院祖师堂，是专门纪念禅院开山祖师大汕和尚的内堂，堂内悬挂着大汕的自画像，画中法师长发披肩，目光坦荡。两旁的对联“长寿智灯传普济，峡山明月照莲峰”，道出了他的传法业绩，也透露出这些寺院之间的密切关系。
　　清代的曹洞宗僧人多出自湛然圆澄和无明慧经门下，其中，前者习称云门系，后者习称寿昌系。清初曹洞宗中影响较大的禅师，乃多出自寿昌系。石濂大汕就是属于曹洞宗寿昌系的僧人，关于其禅法传承，历来争论颇多。大汕的早期学法经历，难以详考。据称曾印法于觉浪道盛，他也自称是道盛的嗣法弟子。
　　大汕著有《证伪录》一书，批判由霁仑超永等编的御序《五灯全书》。大汕反对《五灯全书》把觉浪定为曹洞宗三十三世之说，而将觉浪定为第二十八世，他自己当然也就是第二十九世传人。这一说法虽然在当时不能被大多数僧侣、文士所接受，但却被澳门普济禅院所承认。今天普济禅院祖堂中的《西天东土历代祖师菩萨莲座》，上写“洞宗第二十九世开建长寿飞来石濂大汕太祖太老和尚”（注：郑炜明、黄启臣著：《澳门宗教》，澳门基金会，1994年11月第1版，第17页）， 将大汕视为开山祖师，尊崇备至。
　　大汕的禅法思想和人格特征，包括其俗世化倾向、三教合一观念、禅净一致理论与实践、不忍忘世的情怀、富有商人气息的风格等等，都明显地受到了岭南佛教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澳门佛教的特点与走向。
　　大汕晚年虽然受到清当局的逮解和许多士大夫的冷落与批评，被贬为“混迹法门，追逐名利的投机家”，被称为“妖僧”，以至死于押解途中，但在澳门，由于大汕对普济禅院的重修，和他对发扬和坚持中国佛教及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而受到普济禅院及澳门佛教界的一致推崇。
　　可以说，说到澳门佛教，不能不说普济禅院；而说到普济禅院，则不能不论及大汕和尚。
　　大汕之重修普济禅院，其意义不仅在于使这一澳门的最古老寺院有了远胜昔日的规模，更重要的是，在17世纪末中西文化交错杂陈的澳门，通过对普济禅院的重修，使这一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寺院成为坚持和保存中国文化的阵地，同时也成为明末清初具有抗清思想的文人士大夫的雅集之所。
　　在17世纪末的澳门，西方天主教正通过这里传向中国内地。此时的澳门，教堂林立，教士聚居，教徒纷杂。中西文化相互交错、相互矛盾、相互融合，西方教堂与东方禅林并列杂陈，中华文化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与冲击。在这个时候，大汕重修普济禅院，尤如树起了一座中华文明的丰碑，对于中国文化的保存与发扬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重修之后的普济禅院，同时也变成了不肯降清的明末遗民文士的聚集地。慵叟在《澳门杂诗》中说：“明末诸遗老多为澳门之行。”而来澳门，又多居于普济禅院。现在，普济禅院中仍存有迹删的草书屏条、天然函罡的行书诗轴、澹归和尚的《丹霞日记》和行书条屏、罗岸先画的《米南宫拜石图》、黎简的行书对联和隶书中堂、陈恭尹的诗幅等等。“普济禅院在三个多世纪中成为了在澳门这个中西文化杂陈的都市中保存和展示中华文化的中心地”（注：姜伯勤著：《大汕大师与禅宗在澳门及南海的流播》，《文化杂志》第13、14期，澳门文化司署出版，第131页），这与大汕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作者： 华方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