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敦煌文明的多民族贡献——兼及民族关系

　　论敦煌文明的多民族贡献——兼及民族关系

　　汪泛舟

　　[兰州]敦煌研究，1995年第2期

　　185-193页

　　历史上的敦煌，是多民族的杂居地区。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先后既有大月氏、塞种胡、乌孙、羌戎、匈奴等族生息和繁衍，也有汉与鲜卑、退浑（吐谷浑）、吐蕃、回纥（鹘）、党项、蒙古等族经营与统治。自汉以降，由于丝路贸易，又有南亚、西亚的商旅、僧人等外来民族的涌入。多民族杂居共处，既有斗争，又有团结，共同创造了这一地区堪称辉煌的物质与精神文明。笔者拟从史籍、敦煌文献、石窟、碑刻诸方面加以考索，以揭示多民族对于敦煌文明创造与贡献的历史功绩。
　　一
　　敦煌自汉列郡以来，在较长的历史年代里，它虽是以汉民族（由屯边戍卒部曲和内地移民等繁衍构成的）和汉文化（封建的儒家文化）为主的统治地区，但同时又是多种民族语言文字混用的、多民族杂处的边陲。
　　民族地区的民族矛盾与战火烽烟，是人类史上的共有现象，敦煌亦概莫能外。早在武帝、宣帝时，就有诸羌反汉斗争发生，所以，《汉书》里除有70岁老将赵充国破羌故事外①，今敦煌城西65里处，还有汉破羌将军辛武贤大败羌戎筑亭纪念的破羌亭遗址；北魏时，也发生过瓜州（即敦煌）人张保杀刺史成庆以反抗鲜卑人政权的历史事件；唐时，除回纥不断虏掠汉地人畜、杀死汉人，与党项常为边患外②，吐蕃也乘安史乱机，逐步蚕食河西，所以，在敦煌文献里，遗存有《为肃州剌史刘臣壁答南蕃书》（P.2555与5037）和唐俘佚名氏《春日羁情》等59首诗(P.2555)的诸多写卷；当吐蕃成为河西统治者后，为了巩固其疆土，也实行过一段野蛮高压政策，以致酿成了贞元七年(791)敦煌玉关驿户汜国忠等人反蕃起义的一场历史悲剧③；大中二年(848)，敦煌人张议潮率领沙州汉人，联络居住于沙州的以安景佑为代表的粟特人和以阎英达为代表的退浑人等，一举驱逐了吐蕃守将而归唐；大中四年，吐蕃大将论恐热与尚婢婢火并。婢婢败走，论恐热以轻骑五千人追至瓜州，“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焚其室庐，五千里间，赤地殆尽④”。蕃将的杀掠暴行，也进一步加速了议潮相继收复河西陇右十一州的历史进程；五代时，议潮后人张承奉建立的西汉金山国也与甘州回鹘国拚杀两次：一次，天祐三年(906)秋，金山国胜。另一次，后梁开平年间(907～911)，金山国败北，回鹘兵临城下，白衣天子张承奉被迫派宰相及大德僧人出城议和，并答应了以尊回鹘可汗为“父”，自称为“子”的条件而缔结了和约⑤，在《辛未年(911)七月沙州耆寿百姓等一万人状上回鹘可汗》(P.3633)文书里，则更为详尽地记载了这次战争的始末。
　　然而，在敦煌及其周边地区既有充满民族矛盾斗争的年代，也有长时间的民族友好相处的融融岁月，并且民族之间更是可以自由交往的。在史籍里，记载汉唐民族友好的有浑邪王归汉⑥；呼韩邪单于来朝，汉“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为阏氏⑦”；弘化公主下嫁吐谷浑；吐蕃王与文成公主联姻⑧；回纥、吐蕃出兵助唐平定安史之乱⑨；鲁公出使吐蕃，赞普问茶之事⑩；以及唐宁国公主、太和公主远嫁回鹘(11)；于阗娶“东国君”之女，等等。对于外来僧人，如竺法护、鸠摩罗什、昙无谶诸译经大师们，更是受到河西地区各族人民的膜拜与景仰。在敦煌文献和其他著作里，反映汉与少数民族杂居而又友好相处的资料尤丰，如有世居敦煌郡的月支人竺法护，到莫高窟献经的于阗太子，还有于阗公主施纸、花树和宰相礼佛（见P.3184、3111、2812），以及甘州使头阎物成致回鹘状(P.3272)……。这里兹以唐代吐蕃和议潮时期之例说明之：
　　(1)吐蕃时期：唐建中二年(781)以后，敦煌易主于吐蕃。当时吐蕃一面宣扬“我今圣神赞普，……重圆舅生（甥），四方艾安，保无征战(12)”的唐蕃舅甥关系，一面重用汉官、汉僧、汉医，并实行通用汉文化的一系列政策，这无疑是吐蕃在敦煌统治能长达70余年之久的根本原因。据S.530卷载：索法律和尚义 之兄，原为唐沙州坊城使，“权职蕃时，升荣曩日；克勤忠烈，管辖有方，故得边方晏晏。郛郭厌厌(13)”之绩。还有，像阴嘉义、阴嘉珍、窦良骥……这些唐代降官和宿儒，在吐蕃也都委以重任，恩遇优加。其中的一些汉官、汉僧、汉医，则更是直接受到吐蕃王赞普的信赖和重用。如：
　　王锡，中唐敦煌人，原河西观察判官、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河西节度使周鼎助手之一。吐蕃陷敦煌，王锡也随之被俘，旋为赞普所闻，被征至拉萨宫中任职。当时吐蕃贵族对于赞普重用唐俘深恨不满，常以“扭手械足边境”相胁迫，并向赞普进谗处死之。赞普坚持重用贤能唐官国策不易；而王锡也机智大胆地向赞普申奏辩诬以自保，并请求充任为唐蕃和解效力的使节名义离开宫廷，以缓和与吐蕃权贵之间的矛盾。此时，王锡还上疏赞普，提出“以佛法拯济黎民，放弃杀伐”的劝谏主张。在敦煌文献里，存有王锡《呈吐蕃赞普奏章》和《顿悟大乘正理决并序》(14)诸文。
　　妙弁、洪 ：中唐敦煌名僧。前者是张议潮女婿李明振之叔，后者是议潮起义支持者。吐蕃国奉佛，王崇高僧、名僧。吐蕃领有敦煌后，妙弁因“行高才峻，远迩瞻依，以达戎王。赞普追召特留在内，兼假临坛供奉之号，师以擅持谈柄，海辨吞流，恩洽敦煌，庇庥家井”（见莫高窟碑《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可见，妙弁是一位心系蕃汉民族的僧人。所以，在敦煌文献和壁画里，多见有王和宰相奉佛的“赞普听法图”（159窟）、“新加福田转经”(P.3336)、“印沙佛”(P.2255)以及“宰相尚腊设斋”(P.2974)等等题材内容。洪 ，俗姓吴，也是深受吐蕃信赖的敦煌僧人：“戎王赞普，瞻仰禅墀”(P.2913《大唐敦煌译经三藏吴和尚邈真赞》），并充任吐蕃“知释门都法律兼摄行教授”十数年。他还是开凿莫高窟365窟的窟主（见《吴僧统碑》）。今莫高窟17窟（俗称藏经洞）就是当年洪 苦修的禅窟，并还存有其塑像一身。由于洪 “能以空王之法，革其异类之心”，“倾向天朝”、“分其觉路”，襄助议潮起义有功受到唐王敕封：洪 及悟真告身、诏书等碑刻，与 塑像同存于17窟里。吐蕃王重用汉僧、信奉佛法，自然也是希图借助佛教以达安边的目的。但其结果，却又与汉族共创了敦煌佛教代代昌盛的历史与内涵丰富的多元文化。
　　东松冈瓦是吐蕃王赤松德赞所迎“四方九名医”中三位汉族医生里最著名的一位。他约于8世纪中叶由汉地入藏。东松冈瓦学识渊博，尤精医道，曾先后两次入藏。他第二次入藏，是应召专为吐蕃王赤松德赞医治顽疾的，途中，他除向吐蕃人讲授他的医学外，还将专著《良医道矩》、《远方医学四论》二书献于吐蕃王；为王治病，妙手回春。王喜，誉为“塔希东松冈瓦”，意为“远方当三千之医”(15)（黄颢释作“名贯四方三千世界者”(16)。），并将藏南雄、堆两地赐之，使其在蕃娶妻延嗣，号称“塔希氏之后”，其后传就是今藏医北派。
　　(2)张议潮时期：张议潮是一位具有多民族胸襟的统一河西的功臣。他的部队不仅是由龙、石、安、洛、康、米、目、齐等多民族所组成(17)，而且他还把吐蕃守将与吐蕃僧民区别开来，并对后者加以体恤之。如：
　　蕃僧法成：他是议潮最尊敬的沙门大师。生于吐蕃部落，并于蕃地学习梵、汉文，20岁受戒后，于唐贞元十七年(801)至敦煌研习中国佛学及汉文，因此，是一位梵、汉、吐蕃文兼精的著名译经大师。唐元和十年(815)彝泰赞普（可黎可足）即位，被召入蕃，令译《金光明最胜王经》、《贤愚经》等释典为吐蕃文，并充任译经、校经大德释门都统和尚。大和七年(833)前后，彝泰赞普病重，朝臣结党相争，成辞官来敦煌。初在甘州修多寺，后居沙州永康寺，主讲有《六门陀罗尼经》、《稻芊经》、《大乘四法经论及广释开决记》(P.2794)、《瑜伽师地论中第十一思所成地分门记》(P.2222)等经，并将许多释典如《诸星母陀罗尼经》(S.2425,P.3916、4587)、《释迦牟尼如来像法灭尽记》(P.2139)、《达摩和尚观绝论》(P.2885)、《叹诸佛如来无染著德赞》(P.2886)、《菩萨戒律二十颂》、《八转声颂》(P.3950)诸经都译成了汉文。议潮军事判官张俅在法成《邈真赞》(P.2913)中称誉的“贝叶教化，传译汉书”，赞普“诏临和尚，愿为国师”、“司空奉国，固请我师。愿谈唯识，助化旌麾”等语，确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由于蕃僧法成是对汉藏文化交流与敦煌文明卓有贡献的人物，所以，议潮光复沙州后，即迎法成于沙州开元寺，生动地反映了当时蕃汉民族之间的深厚友谊。
　　温末民族：温末，本为吐蕃奴隶之名。吐蕃每发兵，富室多有奴隶相随，往往一家十数人。及论恐热作乱，奴隶无主，遂纠合形成新的温末民族部落，散居于甘、肃、瓜、沙、河、渭、岷、廓、叠、宕之间(18)。其实，史载未全，当时凉州亦有众多的温末部落。议潮归唐时，为陇右多民族相安杂处，遂上表朝廷，及时提出既不能放弃凉州，亦要对温末民族实施抚慰国策，并得到唐王朝的“近知蕃状，不便改移，今已允一切仍旧，□推心许国，递有奏论，念其恳□，深可嘉奖，令中书门下宣布(19)”的敕准，从而使与汉人杂处的温末民族得以安居乐业，也进一步有效地稳定了河西。
　　其实，早在仓慈为敦煌太守的三国时代，这一地区就已出现了“胡女嫁汉，汉女嫁胡，……邻国蕃戎，不相征伐(20)”的民族和睦的友好局面。西魏时，像“户主侯老生，水（癸）丙生，年伍拾伍，妻扣延腊腊，丙子生，年伍拾两”；“户主其天婆罗门，戊辰生，年陆拾，妻白丑女，辛巳生，年肆拾陆”；“户主王皮乱，己巳生，年伍拾玖，妻那雷处姬，辛卯生，年叁拾柒”（俱见S.613《西魏大统十三年瓜州效谷郡（乡）计帐》）等民族家庭的组成与出现，更为敦煌民族和睦史增添辉煌。逮唐，由于有对安西经营的国策，因此，敦煌军事与贸易地位也随之加强，并吸引了更多的外来商人驻足敦煌与来华。当时，敦煌的从化乡，就是唐代为安置昭武九姓等少数民族而专门设置的一个民族聚居区域。五代宋初，权知瓜、沙等州节度使的曹议金，更与东甘州回鹘国和西于阗国结为姻亲关系。于阗国王李圣天在一封书信里，既有赐给议金白玉一团之事，也有要他发遣沙州木匠杨君子西来的内容。曹元德统治时期，还特地派人向于阗皇后送去楼机绫一匹（见P.2638）。同时，金山国与曹氏政权里的将军、剌史、押衙、镇使的军政官员，则又为退浑、吐蕃、回鹘第兄弟民族的慕容归盈、罗俊成、罗通达、安通顺诸人所充任。在《归义军曹致蕃官首领书》(P?4525)里，还有“赐汝（蕃官）斜褐□段，牦尾叁条，到可领也”(21)之载。党项族的西夏与蒙古族的元代，同是这一地区不同时代的统治民族。所以，汉与鲜卑、吐蕃、回鹘、党项、蒙古、退浑、龙家、鞑靼、温末等等民族代代杂处，友好往来，正是这一地区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旋律与时代的推动力量。这些多民族的和睦生活，并对这一地区的共同开发与创造，则又是形成古敦煌地区灿烂文化与文明的根本原因。
　　二
　　历史上的敦煌，既是开放的，又是繁荣的。前者反映了汉唐以来的对外国策；后者标志着汉与少数民族以及南亚、西亚人对于这一地区共同开发的功绩。古敦煌的文明进步，反映于物质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当然，敦煌地区物质文明的发展，自然也包括第一生产力的科技在内。其中它的物质文明的发展，既有借鉴、学习中外的东西，同时，更是离不开边地多民族共同创造性的实践活动的。如：
　　(1)边地民族学习先进农耕与引种：三国曹魏嘉平年间(249～254)，安定人皇甫隆除任敦煌太守，遂将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带到了边地。他“教作耧犁，又教衍溉”（即分畦灌溉）方法，使从事农耕的各族人民获得了“岁终率计，其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22)”的极好经济效益。尔后，随着丝路贸易的发展和大批波斯人留居敦煌，也把波斯棉、安石榴、呵犁勒、草鼓、苁蓉、胡桃许多域外农副产品和水果、香药带了进来(23)，其中先后被引种的有葡萄(24)、波斯棉(25)、呵犁勒、(26)胡桃、安石榴(27) 等作物。由于敦煌各民族学习并运用了中原先进农耕技术和对域外许多作物的引种、培育，这样，不仅增加了当地各族人民多种经济的农业收入，而且还有力地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生产力发展与经济繁荣。
　　(2)多民族共同开发与经营：古敦煌是民族历史舞台，汉与周边的，以及外来的民族都在这里演出过自己民族的悲喜剧，也都为这一地区开发与经营做出过贡献：汉家开疆列郡；鲜卑北魏特派东阳王安治瓜州；北周时，“推波斯使主张道义行州事(28)”；唐时，既属李氏天下，也有吐蕃国统治岁月；五代，则由归义军曹氏、沙州回鹘和党项西夏政权统治；逮元，又易主蒙古，并留下了西宁王速来蛮“驻镇沙州”的许多新的史篇。历史上的敦煌，是由多民族先后共同主宰过的地区：它的辉煌与文明，正是多民族共同开拓的丰碑与记录。而康艳典与李无亏二人的建树，则尤具多民族的代表性：
　　康艳典原系康国大首领。唐贞观年间，亲率国人东来鄯善（今新疆若羌一带，汉名楼兰国、鄯善国，隋置鄯善郡，唐上元二年改名石城镇）垦殖定居。其垦殖聚落，史称典合城、兴谷城，唐遂委派其为石城镇将，统辖罗布淖尔广大地区。上元二年(675)，康艳典主持修筑新城：其中石城北四里为葡萄城，西北为故屯城，东南四百八十里为萨毗城。该城位于萨毗泽附近，又地处东西通道，因此，新城建成后，常有吐蕃、吐谷浑人往来，(29)既便利了交通，也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开发与进步。李无亏为沙州著名刺史之一。敦煌本属沙碛少雨地区，农业丰稔，仰赖雪水灌溉。因此，敦煌历史上便出现了像孟敏太守（西凉）、杨宣太守（前凉）、阴澹太守（前凉）这些率民造渠灌田、使民受益而安的良吏。至唐时，范阳长城人（今北京房山以南、长城以东地区）李无亏除沙州刺史。他力效前贤，到州为民造堰，发展生产，民丰乐业，并产生了颂扬武周则天为“圣母”的歌谣在沙州广为流传(30)。敦煌各族百姓还将李氏率民所修之堰，呼为“长城堰”以旌无亏之功。他为国为民的卓卓政绩，也受到了武后的封赏。武周朝，由于在瓜州地区实行“官贷种子，付户助营”、“课役具免，复得田苗”的抚民政策，因此，进入中唐时的敦煌地区，便已出现了“郡中无事高枕眠”，“黄沙碛里人种田(31)”的太平乐业的盛世景象。
　　(3)多民族发展了医学：敦煌医药学遗产，也是多民族共同智慧的结晶。唐代敦煌，除州府内置卫生押衙以领州县卫生与医疗外，各地还设有医校、医院、卖药局，以及博士、医师与专司药材栽培的药园师等专门人才。所以，当时敦煌地区的医药事业是十分发达的。这从敦煌文献中可以得到证明：现在已知的敦煌汉文医学有百余卷，还有为数不详的藏文医学写卷。这些医药学文献，范围涉及医经（如《内经?素问、灵枢篇》）、诊断（如《脉经》）、药方（如《杂疗病药方》）、本草（如《本草经集注》）、针灸（如《新集备急灸经》）、其他（如《疗服石方》与佛、道医方）诸多门类。而其中的藏文医学，则尤为宝贵：目前初步翻译认识的有P.t.1053号《藏医杂疗方》、P.t.127号《藏医针灸方》、L.O56卷57号《医疗术》等典籍。这些写卷，比古藏文医学文献《四部医典》时代还早。《四部医典》有关火灸疗术一章，就是承袭敦煌卷“火灸疗法”的基本医方而成。(32)当然，这些医药方面的藏文写卷，非一人所著，而是那时敦煌蕃医为吐蕃人治病经验积累、并在唐时由某些医药学家辑录成文的。同时，在敦煌文献有些医方里，还有32种香药中每药都有“菖蒲（ 者）、桂皮（咄者）、丁子（索瞿者）、藿香（钵坦罗）……”（见S.6107、P.3230）之类梵汉文对音的情况。这些，都生动地反映了敦煌医药学由多民族所创造和发展，并为多民族服务的特点，丰富了祖国医药学宝库理论。
　　在唐五代敦煌地区，还出现了波斯文化与中国文化结合的敦煌星占术(33)。在敦煌研究院藏《酒帐》残卷第6行里，有“廿一日，支纳呵犁勒胡酒一瓮”的一笔细目。施萍亭在《本所藏＜酒帐＞研究》一文里更指出：“呵（诃）梨勒，出产波斯，果实可入药，酒帐作‘纳呵梨勒胡’，正好说明交纳者为胡人(34)”；在《大周天授二年(691)腊月石城镇康拂耽延弟舍拨状》里，有“老人及天竺婆罗门云：中国有圣人，海水即清，无波。奴身欢乐，望请奏圣人知者(35)”诸语。敦煌星占术、酒帐与状文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敦煌地区物质文明的形成确与域外民族的功绩密不可分的历史事实。所以，当时古敦煌地区出现的高度物质文明，其中虽有丝路贸易的促进因素，但主要还是汉与各少数民族以及南亚、西亚人共同建树的殊勋。
　　三
　　古敦煌既有多民族先后不同时期的统治历史，又有多民族共同创造的物质文明的基础，加之处于丝路贸易重镇的地位，以及东西文化交流窗口的诸特点，遂使敦煌成为华夏一个古代灿烂文化与文明的地区。但是，做为古敦煌地区高度精神文明标志和代表的，则又集中生动地反映于文献、石窟、碑刻诸方面。
　　(1)文献：这里文献是特指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古代写印本、绢画等，共有数万卷，内容也异常丰富。除有汉文题画记与写印卷外，还有数量众多的民族文献文物。依据总目粗略检索分类：其中西域文卷43个（不包括碎片卷号，下同），于阗文卷39个，藏文卷26个，粟特文卷11个，梵文卷20个（杨富学以为连同新疆出土的梵文卷共有万余件）、汉藏对译文卷6个（包括P.3301、2046一本辞典、一本字书）、汉梵对译文卷8个(36)。据研究，早期敦煌回纥文凡有39个写卷。它们既有正背两面都书的S.8212(117)、(180)回鹘文写卷，也有15个正为汉文、背为回鹘文的S.3853、P.3049写卷。这些写卷，题材范围极广，既有涉及唐公主与回鹘汗王和亲历史大事的，也有反映来自高昌西回鹘汗国使团人员由回鹘人与粟特人共同组成情况的(P.2988)；同时，也还包括有一位回鹘人因滞留于罗布淖尔仲云人部落而给家人的书信(P.ouīgour15)，以及“一位龟兹人面向十方佛陀、毗卢遮那与世尊项礼”(P.ouīgour13)方面的诸多内容(37)。敦煌回鹘文献中还有少量谚语和诗歌的文学作品。其中两首谚语和诗歌，已有杨富学加以汉译：一首是由十余句以豹子、游鱼、衣服、锅碗、狗狼、猎物（人）、智慧、岩羊等为比喻组成的富于哲理的谚语诗（见P.2988）；一首为述及九雏隼鸟及野兽本性乃至臣子、鹅鸭、地神的谚语(P.2969)(38)。在敦煌研究院藏的文物里，还有一批未作整理的、数量不少的藏文写卷；还有张大千先生题识的西夏文《金刚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三》、《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九》、《‘三足乌图’注字》和回鹘文《六道轮回图》、《供养佛塔图》等。在敦煌藏经洞里，还发现有作为印刷用的许多回鹘文木刻活字(39)。日本著名学者池田温先生也指出：唐代敦煌地区风行祆教，主要是由敦煌安城及从化乡的粟特聚落中的移民所信仰(40)。维吾尔族学者依不拉音?穆提依对此更为明确地说：中世纪的罗布泊地区、河西走廊“都设有经商的粟特人的村落，其中以罗布泊地区的粟特村落最为有名”。(41)中日学者的说法都是不谬的。中世纪的敦煌郡既是一个中外使节频繁出入与中外商贾云集的繁华地区，同时又是一个有着各种宗教信仰的多民族结构的社会。敦煌石窟出土的丰富的民族文献文物无不生动地说明了多民族正是这一地区文明创造的主人。
　　(2)石窟：在敦煌地区，还有着总数惊人的500余所洞窟，分属五处石窟寺群。这是汉与各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人类文明史上的著名文化遗产。这里仅以莫高与榆林两处石窟为例：在这两处石窟里，除有汉人政权时代开凿的300余个石窟外，还有鲜卑北魏时代开凿的洞窟19个，吐蕃洞窟45个，沙州回鹘洞窟18个、党项西夏政权时代开凿的洞窟71个（包括重修前朝在内），蒙元时代开凿的洞窟14个，凡167个，约占其石窟总数的三分之一。不宁唯是，在这些洞窟里，还有西魏大统四年、五年发愿文题记和供养像（如莫高窟285窟）、吐蕃王像（如莫高窟159窟）、吐蕃婚礼图（如榆林窟25窟）、蒙古“思钟答里太子”与“太子答里夫人”供养像（如榆林窟3窟），等等。特别是其中的吐蕃王像、回鹘王与王妃像……，更是多民族的典型例证：
　　其一，吐蕃王听法图：此图绘于莫高窟中唐159窟东壁南侧的《维摩诘经变》中。当时维摩大士居于中印度毗舍离城，因疾，那里的国王大臣、长者、居士、婆罗门，及诸王子并官属数千人往问之，维摩遂为之说法。然而，莫高窟159窟这幅维摩帐下诸王子听法场面，既有佛经的依据，同时又赋予其时代新义：该图制作者，把唐代吐蕃王赞普绘于首领地位，于是，遂成了以吐蕃王赞普为首的诸王听法图。赞普头戴红巾缠裹的平顶高冠，身着交领内衣，外套翻领长袖大衫，腰束皮带，丰硕轩昂，其右手高执香炉供养，并由随从前呼后拥地引导至帐前的褥垫上，而诸王皆尾随其后。这种以吐蕃王赞普为首领的诸王听法场面，正是当时敦煌历史的直接反映：中唐大中年间，吐蕃尽有河西之地，成为这一地区的统治者。吐蕃王朝治下的敦煌寺院绘制诸王听法图时，也因之就特别突出吐蕃王的领袖地位以示尊崇。吐蕃王朝时，莫高窟大量的开窟造像活动，既反映了吐蕃人及其周边民族的奉佛信仰，同时，更证明吐蕃人是直接参与并创造古敦煌文明的具有突出贡献的民族。
　　其二，回鹘王与王妃供养像：回鹘于1036～1070年间在敦煌地区的统治达30余年。回鹘国，是一个既吸收中原文化又接受外来文化、倚重佛教的少数民族政权。(42)所以，在它统治敦煌地区的那段时间里留有丰富的文化遗产，今莫高窟409窟东壁门南、门北地方还存有回鹘王与王妃供养像：国王头戴尖顶高冠，身着圆领窄袖团龙袍，腰束皮带，下垂短刀、荷包等物，足穿白色毡靴，仪态庄严。其身后侍从8人，专司张伞、执扇、捧弓、举剑、持爪、背盾等职；王妃二人，均头戴桃形凤冠，宽发双鬓抱面，耳垂大环，身披翻领窄袖红袍，双手拢袖而立，其风韵妩媚动人。
　　敦煌地区西夏时期佛窟里的大量壁画与彩塑俱佳的文物精品，也是党项民族留下的标志着敦煌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碑刻：在敦煌及其周边出土有不少汉与少数民族文字的碑刻。这些泥木石碑兼有的碑刻，记叙了河西地区千余年的重大历史事变、多民族的宗教信仰，以及莫高窟的营造与兴废等情况。因此，这些碑刻（有的仅存碑文文献）不仅具有弥补正史缺载之价值，而且像六字真言碑刻，还为我们提供了考证多民族共创敦煌文明的重要史料。
　　六字真言碑，现存敦煌莫高窟。它是元至正八年(1348)由功德主西宁王速来蛮命人刻石。此碑高75公分，宽55公分，上刻“莫高窟”三字。碑中央阴刻四臂观音坐像，周遭三方都有两列刻文：上方第一列为梵文，二列为藏文；左方外为汉文，内为西夏文；右方外为回鹘文(43)，内为八思巴文。这六种文字都与汉字“唵嘛呢叭 吽”对音，世称六字真言碑（碣）(44)。其碑上还有刻年、功德主、立碑（碣）人题名。此碑“六字真言”，原是梵文om manipad me hum之音译，系喇嘛教徒常口唱之咒文，意即祈宝珠于莲上之意。西藏人多书六字题目于长布片上，藏于经洞中，称为法轮，人人手自回转，称为转法轮，以为可脱生死轮回之苦。今西藏境内家家门户上飘扬之旗幡，以及路旁碑上所书此六字，正是以此求其佛家所谓解脱之因的(45)。敦煌这块六字真言碑（碣）在莫高窟的刻立，不仅说明了元代“驻镇沙州”的西宁王速来蛮对于喇嘛教的信仰和倡导之功，而且也从一个新的碑刻侧面反映了多民族友好杂处并共创敦煌文明的历史现实。
　　此外，在S.1366《归义军使衙役司破用历》里，还有“甘州来波斯僧用”与“廿六日支纳药波斯僧用”诸记载；在莫高窟72窟南壁右上，还有“月支国婆罗门乘象以七宝至”的壁画与榜题；在莫高窟98窟东壁南侧，还绘有于阗国王李圣天与王后供养像；在榆林窟西夏与元代洞窟中，不仅供养人都是党项、回鹘、蒙古人股饰与形象，而且还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西夏文(46)、回鹘文(47)与蒙文题记(48)；在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中，还发现有多处提到“录于木牍上的诏令”官文(49)；在凉州也发现有西夏文的木牍残片(50)……。敦煌及其周边地区这些极有价值的文献、石窟、碑刻等丰富文物，堪称是中华民族对于世界人类文明贡献的一份瑰宝，同时，也是考察和研究中国民族学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再者，这些文物也向我们昭示了一条历史真理：敦煌能成为人类史上的奇迹和丰碑，既有丝路中西文化交流的因素，但更闪耀着多民族共同智慧的光芒。所以，多民族的中国必须包容、开放，才能共创自己灿烂文明，总领时代风骚。过去和今天莫不如此。
　　附记：本文的写作曾得到敦煌研究院谭真（医学）、杨富学（民族古文献）二先生的帮助，特此说明并致谢！
　　注释：
　　①《后汉书?西羌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②《资治通鉴》卷218，中华书局1956年版。
　　③S.1438写卷。
　　④《资治通鉴》卷225。
　　⑤P.2864写卷。
　　⑥《汉书?西域传》。
　　⑦《汉书?元帝纪》。
　　⑧《唐书?太宗纪》。
　　⑨《资治通鉴》卷232。
　　⑩《唐国史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
　　(11)《资治通鉴》卷241。
　　(12)见S.6315《愿文》。
　　(13)见P?4638《阴处士碑》及S.530《索法律和尚义biàn②窟铭》。
　　(14)P.3021及P.4646卷。
　　(15)见《藏汉大辞典》，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2页。
　　(16)黄颢《唐代汉藏文化交流》，载《藏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206页。
　　(17)P.3244《归义军兵籍册》。
　　(18)《资治通鉴》卷250。
　　(19)S.6342《张议潮进表》。
　　(20)P.3636。
　　(21)P.2826《于阗王赐沙州令公书》。
　　(22)见《三国志?魏书?仓慈传》转引《魏略》《二十五史》（二）1986年版，1128页。
　　(23)P.3236、S1733写卷。
　　(24)S.367写卷。
　　(25)《旧五代史》《二十五史》(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6)敦煌研究院藏《酒帐》残卷。
　　(27)P.3230等卷。
　　(28)《周书?令狐整传》。
　　(29)P.5034写卷。
　　(30)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
　　(31)岑参《敦煌太守后庭歌》，《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32)黄布凡、罗秉芬《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选编》，民族出版社，1983年。
　　(33)P.4071《星命课文》及姜伯勤《敦煌与波斯》，《敦煌研究》1990年第3期，第1～15页。
　　(34)《敦煌研究》1983年创刊号，第152页。
　　(35)P.269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
　　(36)黄永武《敦煌遗书最新目录》，新文丰出版社1986年版，第218页(S.6107)、711页(P.3230)、763页(P.4569、P.4577)等。
　　(37)耿升《敦煌回鹘文写本的概况》，载《敦煌研究》1988年第1期，第101～106页。
　　(38)杨富学《敦煌出土回鹘语谚语》，载《社科纵横》1994年第4期，第52～54页。
　　(39)杨富学《敦煌研究院藏回鹘文木活字》，载《敦煌研究》1990年第2期，第34～36页。
　　(40)其文载《欧亚文化研究》1965年，转引自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244～245页。
　　(41)见其所著《中亚地区的三个重要民族及其语言》，载《新疆历史论文续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4页。
　　(42)杨富学《9～12世纪的沙州回鹘文化》，《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2期，第90～100页。
　　(43)一般都称之为回鹘式蒙古文，但杨富学认为其实是回鹘文，从之。
　　(44)此碑闫文儒、李永宁二先生都有专文介绍，闫文题为《元速来蛮刻石释文》，刊《敦煌研究》1981年试刊第1期，第34～42页；李文题为《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二），刊《敦煌研究》1982年试刊第2期，第108～112页。
　　(45)丁福保《佛学大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996页。
　　(46)史金波、白滨《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研究》，《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第367～385页。
　　(47)杨富学、牛汝极《安西榆林窟25窟前室东壁回鹘文题记译释》，《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三），天津古藉出版社1991年，第118页。
　　(48)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师范大学蒙文系《敦煌石窟回鹘蒙文题记考察报告》，《敦煌研究》1990年第4期，第1～19页。
　　(49)见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民族出版社1992年。
　　(50)甘肃少博物馆《甘肃武威发现一批西夏遗物》，《考古》1974年第3期，第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