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国家

佛教与国家
　　佛法有世间法与出世间法，以世间法为权巧，出世间法为究竟。出世间法有大小二乘，以小乘为自度，大乘为究竟。大乘佛法行菩萨道者须深入世间，度化众生，所以归根结底说起来，佛法只在世间，不在世外。
　　误解佛教的人，说佛教徒消极遁世，不事生产，进而说佛教对国家对社会都是无贡献的宗教。这种论调，似是实非。佛门有四众弟子，出家弟子是比丘、比丘尼。在家弟子是优婆塞、优婆夷（在家的男女信众）。在家弟子中，有农工商军公教各种职业的人士。这些人并不曾因信仰佛教而妨碍其正常职业。至于出家的二众，他们诚然是不事生产者。但在社会上，除了农夫耕田，工人作工，是直接生产者外，其余哪些职业是直接生产者呢?例如公务员、教员、律师、医师，以及其他宗教的牧师神甫等，都是不耕不织的。这些人不事生产，被视为理之当然，何以独讥出家的佛门弟子?须知出家的比丘众，并不是饱食终日的消耗者。他们负有弘扬佛法，教导信众的责任。社会上法律舆论的力量，只是制裁犯罪于已然，宗教道德的感化，才能防止犯罪于未然。我国自南北朝隋唐以来，佛教之盛衰与国家之治乱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佛教盛行的时候，社会秩序较多安定。换言之，社会秩序安定，佛教亦多盛行，这可说是互为因果。
　　释迦世尊教弟子对国言忠，对亲言孝，对子言慈，对友言信，守五戒，行十善，修六度万行，在在处处都是要人先做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公民，进而再修出世之法。世尊教人要报四重恩。这四恩是国土恩、父母恩、众生恩、佛恩。世尊把国土恩、父母恩列在前面，可知佛教不是要人忘掉自己的国家，及要人毁弃祖宗牌位的宗教。
　　儒家五常，是教人以仁义礼智信为做人的原则，佛门五戒，不乱杀近于仁，不乱取近于义，不邪淫近于礼，不饮酒昏乱近于智，不妄语近于信。在世间法上，佛儒之理原是脉脉相通的。
　　至圣先师孔子最重恕道，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佛在《四不坏净成就经》中说：“若有欲杀我者，我所不喜，我若所不喜，他亦如是，云何杀彼?作是觉已，受不杀生戒。不乐杀生，如上所说。我若不喜盗于我，他亦不喜，我云何盗他?是故持不盗戒。不乐于盗如上说。我既不喜人侵我妻，他亦不喜，我今云何侵人妻妇?是故受持不邪淫戒。如上说。我尚不喜为人所欺，他亦如是，云何欺他?是故受持不妄语戒，如上说。”这段经文，岂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最佳注解?须知佛经不是因孔子讲忠恕而后写的，这原是东西两位圣哲——释迦与孔子——之见，相去不远啊!
　　释迦世尊尝训诫弟子阿难云：“阿难，受佛禁戒，诚信奉行。顺孝畏慎。敬归三宝。养亲尽忠，内外谨善，心口相应。”又云：“为佛弟子，可得商贩，营生利业，平斗直尺，不可罔于人。”佛要弟子忠孝诚敬，善信谨慎。佛要弟子应有职业谋生，且应公平无欺，由此看来，佛教有何损于社会?
　　国家与宗教原有着密切的互相关系。国家的武力，用以抵御侵略，维持秩序。宗教的感化，用以劝善止恶，安定人心。所以，孙中山先生曾说：“政治能治外在；宗教能治人心。宗教能辅助政治，政治能拥护宗教。由此看来，政与教，是维持社会安定的两大基石。话虽如此，但政教的目标必须一致，才能相得益彰。中国立国数千年，讲的是为国尽忠，为子尽孝，所以配合以讲忠孝的佛教。才能相辅相成，现在有种宗教，使教徒只知有教会，有上帝，不知有国家，有父母。这种宗教，过去为了教中的新旧派之争，血战三十年，死伤千余万，这种不忠不孝，随着条约兵舰而来的宗教，对于中国的社会环境和传统文化是不大适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