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佛经目录概述

中国古代佛经目录概述
　　■　张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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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宗教文化》2005年第1期
　　佛教传人中国始于汉代，当时梵语经文已有译本。魏帝曹髦时，颖川人士朱士行出家以后，西行求经；晋武帝时，敦煌人竺法护随师至西域，归来后译经一百四十五部(见释僧枯《出三藏记集》)。由此佛教盛行，翻译经书便开始盛行起来。
　　朱士行、竺法护所撰之译经目录，在后世众经之著述中可以见到。西晋荀勖的《晋中经簿》也收录了佛经。东晋时，支敏度撰《经论都录》、《经论别录》，通录古今，并且似已有分类。但奠定佛经目录之基础者，当推东晋时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其旨在“诠品译才，标列岁月”(梁释僧枯《出三藏记集》)。所收录自安世高至法立，共十七家，并按译者年代为次序，逐家立目。“安录虽仅区区一卷，然其体裁足称者盖数端：一日纯以年代为次，令读者得知兹学发展之迹及诸家派别；二日失译者别自为篇；三日摘译者别自为篇，皆以书之性质为分别，使眉目厘然；四日严真伪之辨，精神最为忠实；五日注解之书别自为部不与经混，主从分明。凡此诸义，皋牢后此经录，殆莫之能易。”(梁启超：“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综理众经目录》将当时所有佛经的全部加以整理，是有组织的一部创作。释道安的弟子释僧睿的《二秦众经目录》，则是续补道安，收录苻秦、姚秦兼及北凉新译之佛经。
　　南北朝时，佛教盛行，佛录也甚多。竺道祖撰《众经录》，分魏、吴、晋、河西四录。宋王俭《七志》，佛经单列一录，附于《七志》之后。南齐时，有释王宗的《众经目录》，通录古今，并分别“大乘”、“小乘”；释道慧的《宋齐录》，专录宋齐二代的译经，上之东晋之末。又有宋人所撰《众经别录》，该录的分类标准有三：(一)按教义分“大乘经录”、“三乘通教录”、“三乘中大乘录”、“小乘经录”、“大小乘不判录”五类。(二)按体质分《篇目阙本录》、《疑经录》二类；(三)按文体分《律录》、《数录》、《论录》三类(见费长房《开皇三宝录》)。因此，可见佛书有大乘、小乘之别；有经律、数论之别。其中又有完阙、真伪之辨。遗憾的是此录未详作者(姚明达先生曾疑是释王宗所撰，但未能确定)。此外，齐梁时阮孝绪作《七录》，以《佛法录》为外篇第一，内分“戒律”、“智慧”、“疑似”、“论记”五类，以及释宝唱的《梁世众经录》。
　　南朝佛录虽兴盛，但称得上是佛录精善之品的，当推阮孝绪同时略早的释僧祐所撰的《出三藏记集》。它是我国现存最古的一部佛经目录。是僧枯根据定林寺经藏，于梁天监年间在《综理众经目录》的基础上增辑起来的。它的编制体例是：“一撰缘记，二诠名录，三总经序，四述列传。缘记撰则原始克昭；名录诠则年代之目不坠；经序总则胜集之时足征；列传述则伊人之风可见。”(见释僧枯《出三藏记集》之自序)该录十五卷，分十二部分。(1)新集撰出经论录；(2)新集条解异出经录；(3)新集表序四部律录；(4)新集安公古异经录；(5)新集安公失译经录；(6)新集安公凉土经录；(7)新集安公失中异经录；(8)新集续撰失译经录；(9)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10)新集安公疑经录；(11)新集疑经伪撰杂录；(12)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
　　这十二部分中，有六部分标明“安公”，全为保存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而设，其余六部分为僧柘自创。其在“经学录”方面的突出贡献是：1、叙述佛典的来历及翻译经过，使读者了解译经的地点及年月。2、校阅群经，广集同异，雠校佛经的不同译本，判明许多疑经、伪经。3、广搜经序，即“录”前有“记”，释译文异义；“录”后有“序”，专录出经著论之序或后记。“令学者虽未窥原书，读其序亦可知其崖略焉。此实佛藏提要之椎轮也”。(梁启超：“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地位”)4、详述列传。所撰《高僧传》一卷作为辅目录，附于全书之末，对后人研究佛学史甚有参考价值。总之，《出三藏记集》无论从书目编制体例，抑或从史料价值，均为后世采用与推崇。释僧祐在佛教史及佛教目录学史上，都有着特殊地位。
　　释僧枯之后，佛经录逐渐从译经特征编排，转向从佛经内容分类。隋时，奉敕撰经录者，先后有法经、费长房、彦琮、智果等。现存最有名的是隋开皇年间释法经编撰的《众经目录》。它把“经”“律”“论”分开；有把“大乘”“小乘”各列一录；三藏以外的书分为抄录、传记、著述三集(所谓三藏指三大类藏经，即“修多罗”、“毗多”、“阿毗昙”)。这样，把一切佛书都汇集在一个严密的体系中。此外，尚有费长房所撰《开皇三宝录》；彦琮所撰《隋人寿年内典录入》、《昆仑经录》；智果所撰《众经目录》，都是隋代的主要佛经目录。
　　唐代，佛经翻译极盛，佛经目录也日趋成熟。这一时期经录学大师前推道宣后有智升。唐高宗麟德元年释道宣撰《大唐内典录》十卷。其特点有以下几点：1、按代记人，依次列其所译，并把《费录》全部录入。一经而有数译者，皆注“初出”、“第二出”、“第三出”……等字样。并注明某经初见于某目录中，使读者一望而见其著述渊源。2、将释法经编撰的《众经目录》全部录入；据当时现存者，分别大小二乘，单重两译；并在每类之下皆分一译、异译、失异、别生、疑惑、伪妄六门，在组织上最合理。此“别生”诸经，释法经绝对排斥，释道宣则相对保存。“疑惑”及“伪妄”，释法经分为二，释道宣合而为一。3、释道宣立“有目阙录”，此类为目存书亡之佛经。且明言录之为将来采访之资。“抱残守缺，确是目录学家应有之态度”(梁启超：“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4、此录中最有价值的当属“众经举要转读录”，于异译别行诸经，各择最优一本为代表。例如《华严经》举佛陀跋陀罗译之六十卷本；《涅粲经》举昙无谶所译之四十卷本。诸如此类，此佛经之要目，足以备学者顾问。 唐玄宗开元十八年，释智升又撰《开元释教录》二十卷。其体例基本仿《内典录》。分“总录”、“别录”二部分。“自后汉孝明皇帝永平十年岁次丁卯至大唐神武皇帝开元十八年庚午之岁，凡六百六十四载，中间传译缁素，总一百七十六人；所出大小二乘三藏圣教，及圣贤集传，并及失译，总二千二百七十八部，都合七千四十六卷，其见行阙本，并该前数。新录合二十卷，开为总别。总录括聚群经，别录分其乘繁，二录合成十卷。就别更有七门，今先叙科条，余次编载。”(释智升《开元释教录》序《开元录》最有价值的部分在于其“别录”，共七大部分。概述之：(一)《有译有本录》，包括大乘、小乘、圣贤传。(二)《有译无本录》，收录名存书亡之佛经。(三)《支派别行录》，是指从大部经中抽出一部单行，即“别生”者是。仍然包括大乘、小乘、圣贤集传。(四)《删略繁重录》，即将大部经书删繁摘要，另成一书。(五)《补阙拾遗录》，指旧录阙题，新翻未载诸经。(六)《疑惑再详录》，指真伪互参，是非相矛盾之佛书，分别录之，以待将来圣明高人再为详定。(七)《伪妄乱真录》，每经经过释智升考定，确为伪经，并皆附考证之语。由此可见，《开元释教录》在佛教目录中，可谓是集大成。尽管那一时期尚有玄琬的《众经目录》，静泰的《大敬爱寺一切经目》，明铨的《大周刊定众经目录》，毋煚的《开元内外经录》，圆照的《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但都不及释智升的《开元释教录》那样登峰造极。
　　自唐德宗至宋太宗初，无著名的译经。宋真宗祥符四年，赵安仁、杨亿始撰《祥符法宝录》；仁宗景枯四年，吕夷简、宋绶撰《景祐法宝录》；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庆吉祥撰《弘法人藏录》及拾遗，这三种都只是译经目录。庆吉祥所撰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是佛书总录，但也不及释智升。
　　明末北天目沙门释智旭，以“历朝所刻藏乘，或随年次编入，或约重单分类，大小混杂，先后失准，致使欲展阅者茫然不知缓急可否。故诸刹所供大藏，不过缄置高阁而已，纵有阅者，亦罕能达其旨归，辨其权实。……旭以年三十时，发心阅藏，次年晤壁如镐兄于博山，谆谆以义类诠次为嘱。于是每展藏时，随阅随录。凡历龙居、九华、霞漳、温陵、幽栖、石城、长水、灵峰八地，历年二十祀，如获成稿。终不敢剖破虚空，单藉此稍辨方位，俾未阅者知先后所宜，已阅者达权实所摄，义持者可即约以识广，文持者可会广以归约。若权若实，不出一心。若广若约，咸通一相。故名之为《阅藏知津》云。”(姚明达《中国目录学史》)此书成书于清世祖顺治八年。它有别于其他的佛录，其特点在于，分出《密部》，使《显》、《密》不致混淆；单本重本合并一处；以符号标明所录书之优劣，供读者选择。
　　《阅藏知津》与宋徽宗时释惟白所撰《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及清源居士王古撰的《大藏圣教法宝标目》，合称为三部佛经解题书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