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和尚与海南之缘

●唐代高僧鉴真六渡日本，五遇海难而不屈。其无畏精神谱写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奇迹。
　　●1200多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促成鉴真与海南岛的一段缘份。 　　
　　●今年四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加“博鳌亚洲论坛”首届年会时还不忘提起这段历史。　　
　　历史常有偶然的巧合。 南海上的一场台风，竟促成唐代高僧鉴真与海南岛的一段奇缘。 唐代天宝七年（公元748年），鉴真师徒和日本僧人荣睿、普照及水手共18人，于七八月间从越州（今浙江绍兴）出发，开始他的第五次东渡。在海上航行十余天就遇上一场大台风，狂风骤雨巨浪让他们迷失了方向。海浪把他们乘坐的木船送到了振州（今三亚）。鉴真等人受到海南民众的盛情欢迎，并在海南岛居住近一年半之久。 　　
　　今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首届年会召开。出席会议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发言时，对于鉴真和尚的这段历史如数家珍，使得许多海内外与会者对海南丰厚历史人文积淀有了深刻印象。 鉴真来到海南，使海南这个曾留存宋末元初女纺织家黄道婆，宋宰相卢多逊，宋代爱国将相李光、赵鼎、胡铨，元代宰相王仕熙，岭南巨儒钟芳父子等人生活痕迹的宝岛，于丰厚的流放文化、民俗文化、海洋文化中又添加了重要的佛教文化元素。　　
　　海南对鉴真的记忆尽管鉴真的背影早在1200多年前就飘浮于大海北去，不再回归。不过既然有过活动的遗迹，也就留下了记忆。 鉴真东渡到达海南并且居住近一年半之久，是由于一场台风的偶然。然而，海南以前对鉴真的到来的迎接是轰轰烈烈的，如今对他的记忆的表达也颇为壮观，这在现今的三亚大小洞天和南山文化旅游区可见一斑。 　　
　　三亚大小洞天景区位于南山西南隅，枕海面壁，景区文化虽以中国道家文化为主题，却有好几处主要景点与佛教高僧鉴真相关。如鉴真群雕。群雕是组高达七八米的大型雕塑，以大块花岗岩石为原材料。塑像是鉴真师徒五人面向大海，石头的质感凸现五人面对危情的刚毅之态。鉴真群雕的山下是一组惟妙惟肖的龟雕。这些用石头雕成的10余只龟，大小不一、神情逼真。龟在佛教中是吉祥动物，将此群龟雕刻与鉴真群雕相衬映，自是刻意为之。 站在鉴真群雕安置处，远眺大海，崖州湾弧弦百里，碧波万倾可尽收眼底，山海之间宛如一幅古朴雄壮的长卷画图。　　
　　海上奇石林立是大小洞天景区的一大特色，其中有处天然大礁石被命名为“鉴真沐海”。景区工作人员说，高僧鉴真漂流至大小洞天附近登陆，并居住在南山之中，他经常来此沐浴海水和阳光，久而久之便在此处有了一块酷似鉴真的巨石，故取名为“鉴真沐海”。 然而，鉴真师徒是否真的在大小洞天处登岸？　　 　　据有关史料，鉴真登陆海南岛是在宁远河入海口大港，大港入海口距大小洞天景区有好几十里路远。从史料看，鉴真先是住在振州别驾冯崇债家中，后才居住在大云寺。大小洞天区域树高林密，解放后，郭沫若先生在修《崖州志》时，前往大小洞天还专门请人砍树开路。　　
　　笔者认为，唐代时大小洞天一带自然生态更原始，鉴真是否果真落脚于此还是一个谜。 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中国佛教界和旅游业的人士，提议在三亚南山兴建“南山寺”，以纪念鉴真东渡时曾到过海南。为促成其事，1993年4月，著名书法家、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特致信给当时海南省的主要领导。在海南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1993年6月，南山文化旅游区进入实质性运作。　　
　　南山是一大型生态文化旅游区，规划面积34．7平方公里，分期开发建设，总投资额需60亿元人民币。现南山文化景区虽然建成部分仅为总体规划的十分之一，但已在海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与亚龙湾、博鳌一道誉为海南具有聚集效应的三大旅游品牌。 因鉴真和尚生于盛唐，“南山寺”采用的是盛唐时的寺庙建筑风格。其建筑开阔、富丽雄浑，再现了高度繁荣的盛唐时期民众昂扬向上的审美风格。 　　
　　鉴真在海南的日子 　　
　　●《唐大和上东征传》 史学家最大的抒情主题往往是怀古之情、兴亡之叹。 这个特征，不仅表现在数量上，也表现在寻访敏感的表达模式上。某个地方，如果曾有王侯钟鼎、名士茶座，即便只剩下荒草冷月、颓垣碎瓦，也会有人去探寻。 可能正是这种人文心理特征，才有《唐大和上东征传》对鉴真经历的详实记录，我们今天才能得以循着那些字符体验回味鉴真在海南的那一段历史。 唐天宝七年（公元748年），鉴真师徒和日本僧人荣睿、普照及水手共18人，于七八月间从越州（今浙江绍兴）出发，开始他的第五次东渡。鉴真没有想到，大自然的狂暴再次使他东渡日本的尝试失败。航行十余天后，一场大风暴打坏了他们乘坐的木帆船。船在海上随风浪漂流至振州（今三亚，古代一般称崖州）附近的崖州海面。正巧遇上几位运货回振州的商人，在他们的引导下，鉴真等人经3日行至水南村大港。 由于随船携带的衣物、佛具和经书，全部被海浪打湿了，鉴真等人登陆后，便把东西摆放在一块坡地上晒。　　
　　据《大唐和上东征传》述，晒场上所晒的衣物、菩萨像、佛具和经书，多达数千件。仅衣物中的裙衫便有千件、袈裟千件、坐具千张。还有铜盂、铜碟、铜盘、珠幡等大量供佛用具。佛像种类也有不少，有宝像金漆泥像、菩萨五顶像、元扇像等。同时还有大量的经书，如《大集经》、《华严经》、《大湿盘经》和《犬品经》等等。那些物具可供千人参加大法会用。 如此盛装，难怪鉴真等人“所经州县玄坛授戒，无过空者，弘扬佛律，暂无停断”。　　
　　三亚崖城镇人为纪念鉴真，把鉴真等人曾晒过经书等物的坡地称为“晒经坡”。我曾多次去过那些个地方，现只剩冷寂荒草，周边全是虾塘。 听说鉴真来了，振州别驾（辅助州郡长官的官员）冯崇债，亲率四百军士前往迎接，在太守衙厅里“设会授戒”。为表示尊崇佛教，冯崇债拜鉴真为干母舅，并迎入私宅设斋供养。州属官员也纷纷前往，“施物盈满一室”，并轮流供养众僧。直到大云寺修好后，才送鉴真等人进大云寺安顿。　　
　　●修建大云寺 　　
　　有资料记载，古崖州在唐代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人口为2821人。估计唐天宝年间的人口也与这个数字相当。在鉴真的指导下，不到半年时间，振州衙门附近宁远河畔修筑起一座雄伟壮观，具有中州风貌的大云寺。如此少的人口基数，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可见当时官府、民众对佛教的虔诚，对修寺庙不惜人力、财力。寺内修筑有堂塔、佛殿、讲堂、砖塔等多层次建筑物。其结构精巧，布局和谐，气势雄伟，讲堂所采用的鸱尾、三层斗拱等乃唐代建筑的最新成就。殿上坐着一尊高一丈六尺的释迦牟尼佛像。 大云寺几经毁坏，后又几经修缮，在明代时彻底被毁。大云寺位处三亚崖城镇。　　
　　崖城镇曾是古崖州州府所在地，这个曾经在相当长时期内作为海南中南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小镇，现存的东西很普通，房子是到处可见的房子，也没有特别的风景。与中国南方的许多小镇相比，它甚至显得有些寒碜，难觅史书中所载的优美风情。前些日子，三亚博物馆的同志在大云寺旧址，挖出了些旧瓦片、旧砖头。带着泥土芳香的旧瓦、旧砖历经千余年风霜，仍非常坚固，瓦片上的花纹脉络清晰可见。　
　　●传播佛教文化 　　
　　鉴真羁留海南期间，给海南的开发与科学文化的发展史上添加了些新的内容，也丰富了他自己的游历，增加了他人生传奇色彩。 大云寺建成后，鉴真和他的弟子们为大云寺手抄了大量的佛教经典，并以大云寺作为讲坛，向当地民众讲授律、戒、度等佛教要义，传授有关书法、雕刻、医学、建筑、工艺美术等知识，不仅传播佛教文化，也让中原文化在海南有进一步的延伸。　　
　　鉴真对医学深有造诣。在医学方面，他使一些当地人学会了用鼻子的嗅觉、舌头的味觉、手指的触觉等直觉鉴别方法诊断病情。此外，他还把自己在药物方面的收藏、炮制，配合心得告诉当地民众。　　 　　
　　●关注风物风情　　
　　鉴真学识渊博，才华超群，被尊为淮南“独秀无偏，道俗归心”的佛教首领。羁留期间，鉴真等对当地风光物产和野生植物，进行了广查博采，并载入史籍。鉴真高足弟子思托负责进行详细的记录，写进《东征记》中。这些宝贵资料，后由日本淡海真人元开以之作为蓝本，写成《唐大和上东征传》一书。这本书在中国史学上有一定位置。据记载，当时南国宝岛风光秀美，独具特色的风情，和南药、香料、奇树异果等在书中都有所体现。例如热带作物有荔枝、龙眼、椰子、菠萝、槟榔、沉香等等。思托尤其对其中的毕钵果、优昙钵树和楼头等珍果感兴趣，并作了极其详尽的记录。 鉴真对海南的民间的生活，尤其是农事方面也十分关注。他写道：“养蚕八度，收稻再度”。　　
　　这与明代的丘浚所撰写的《南溟奇甸赋》“岁用八茧之蚕，田有数种之禾”的说法大致相符。进一步说明了唐代海南不但掌握了养蚕取丝的技能，而且还懂得种植双季稻，具有先进的农耕制度和生产技术。 鉴真一行在振州整整住了一年多时间。离开时，州别驾冯崇债又派甲兵八百多人沿途护送，到了万安州（今万宁），住在冯若芳家中，“三日供养”。在开元寺住了些日子，后转道前往澄迈，从海路乘船入雷州半岛，不久回到扬州。 　　
　　大海盗与佛门高僧 历史的记忆，不经意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特征。 鉴真一行羁留海南的近一年半时间中，据记载，他们所接触到的海南头面人物中，主要为冯若芳、冯崇债、张云等等。冯若芳“每年劫取波斯船二三艘，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婢，其奴婢居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芳奴之住处也。”（据《唐大和上东征传》）。　　
　　以此推测，冯若芳乃唐玄宗天宝年间，盘踞海南岛万安州（今万宁市）的大海盗。 从史料看，冯若芳的家财恐怕富可敌州。他会客时焚烧价值昂贵的“乳头香”，而且一烧即百斤。乳头香极其名贵，是外商赖以与中国贸易的奇货，冯若芳却用以当火烛。当时振州还有一个名叫陈武振的地方豪强，也劫掠外籍船只，不过他的劫掠够不上冯若芳，也不如冯若芳富有。鉴真第六次东渡日本带十二种香，约六百余斤。那些香是用海南特产香木制成的，有可能是冯若芳赠送的。　　
　　冯崇债与冯若芳是亲戚。官府与海盗相依托的实录告诉我们，隋唐时，海南存在一个豪强割据现象。唐德宗时期的史学家杜佑著的《通典》也称：“以富为雄，豪富俘掠不忌”。实录同时也反映，当时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很发达。古崖州在中国史书上占有一席之地，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水南村的大港。大港作为通商口岸，在海南古代海上交通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唐代，我国的对外贸易已十分发达，往返于广州、扬州、泉州和波斯等国的中外商船，为了避风和取水，经常停泊于大港。大港成为南方海外交通的中转站。　　
　　当时海南的金银、珍珠、玳瑁、香料、槟榔等土特产也从这里远销国内外各地。偏僻的海岛，居然有如此丰富的物流中转中心，自然激起一些豪强的贪婪之欲。 让人颇感兴趣的是，大海盗对佛门高僧鉴真如此恭敬，致以极高的礼遇。这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是为了赎罪？已经发了大财，想金盘洗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还是出于什么别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当时佛教在国人心中的地位非常之高。 大海盗也罢，无欲无求的圣人也罢，现在一切成了过眼烟云。惟一让人回味无穷的是海南岛与佛教高僧在不经意间结下的那段佛缘。 　　
　　“过海大师”鉴真其人大海常常是历史的出发点。 在古代科技条件还不足以提供海上人身安全保障条件下，脆弱的生命在茫茫大海上随时可能遭遇各种无常。鉴真东渡日本五次失败，历经诸多艰险后，却仍不熄灭心中理念之火。 　　
　　对于许多人而言，鉴真的可贵更在于他大无畏的精神气慨，而不是作为一个具有博识的高僧。 在眼睛失明的情况下，已入花甲之年的鉴真第六次东渡日本，终于成功。到达日本后，他传授戒律，度人济世，成为日本律宗的开山始祖，日本人尊称他为“过海大师”。 　　
　　鉴真本姓淳于，广陵江阳（今江苏扬州）人。生于公元688年，卒于公元763年，享年76岁。唐朝佛教盛行，他的父亲也是位虔诚的佛教信徒。当时扬州城内及近郊寺院林立。淳于从孩提时代起，就生活在浓厚的佛教气氛中。淳于兴趣很广，喜欢建筑技艺、雕刻玉器人像，还钻研绘画、书法以及医药等。 　　
　　淳于14岁时，有一天跟随他父亲去扬州的大明寺。也许是佛缘触动，他当即向父亲提出要出家，得到父亲的赞许。大明寺在当时是淮南一带的名刹。里面不但有富丽堂皇的建筑和威武的塑像，还集中了各种各样多才多艺的人物。淳于进大明寺受戒成为智满禅师的徒弟，法名鉴真。 　　
　　公元705年，他18岁那年，道岸禅师为他授了菩萨戒。道岸在建筑学、佛学、文学等各个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在唐佛教界有崇高的地位，当时被誉为天下四百余州的“授戒之王”。授戒后，鉴真跟随道岸到长安（今陕西西安），学习佛教三藏。 鉴真26岁登坛讲律疏。除了讲授佛学外，他先后参与修造古寺多达80余所，还为不少寺院铸造雕像、砌造宝塔、书写藏经。他还创立悲因院救济贫穷病人。　　
　　鉴真人虽出世，却以出世之情怀关切入世之事。 那时，中国同日本之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日本经常派出遣唐使节、学问僧与留学生到中国来，为的是把唐代的律令制度、学术文化、科学技术带回日本，以促进日本正在实行的封建改革。在第九批遣唐使团中，有两名年轻僧人荣睿和普照。他们在长安的大安国寺学习，他们的老师是鉴真的徒弟道航。　　
　　道航经常在授业时，把对师傅的敬佩之情流露出来。两位年轻的僧人因此很想见见他们的师祖。公元742年，他们终于在普照寺见到了德高望重的鉴真。他们请求鉴真与他们一起东渡日本传播佛学，鉴真欣然答应了。唐玄宗天宝二年（公元743年），鉴真带着佛门精英祥彦、思托等14人，水手18人和其他3人，一行共35人，进行首次东渡。船经扬州新河起航，没有成功。再一次出海历尽艰辛，也因天公不作美而遭受挫折。生性刚毅的鉴真又进行了第三、第四次渡海尝试，可是风高浪急，都成了泡影。　　
　　又过了五年，鉴真壮志未减，和弟子祥彦、日悟、如高、神仑、思托、德清、道祖、顿悟和日僧荣睿、普照等，进行第五次东渡。在扬州新河上船，东下至狼山（今江苏南山港）。可是天公总是在找麻烦，一时间“风急波峻，水黑如墨”，船在波涛中，忽然犹如登高山，忽然如坠入深谷，很快失去了控制。船随东北方向的季风，一直朝南飘。在漂泊中，船上的淡水吃完了，日子过得很艰难。　　
　　六次东渡中，这一次的行程最长、遭受艰险最大。鉴真一行在海南休整近一年半后，返回扬州，开始为他的第六次东渡日本作准备。鉴真到达日本后，成为日本律宗的创始者，深受日本人的尊崇，为中日友好交流立下了汗马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