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唐留学僧与鉴真东渡

　　遣唐留学僧与鉴真东渡
　　隋唐年间，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出现了一个波澜壮阔的高潮。日本一次又一次地派遣使节和留学生、学问僧来中国学习。隋王朝(589—618年)三十年间，日本先后派出三次遣隋使；唐代从630年到894年的二百多年中，日本又先后派出十九次遣唐使，使团人数少则一、二百人，多则五、六百人。唐王朝也多次派遣使节回访。中日两国十分友好。

　　当时，中日两国常常以佛教为桥梁，来沟通两国之间的文化。据统计，随遣唐使来华并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日本留学生有二十六人，而留学僧却多达九十二人；在长安的外国僧人中，也以日本僧侣为数最多。

　　佛教自一世纪从印度传入中国，经过几百年的时间，唐代时达到高度发展时期。公元六世纪，佛教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到了八世纪也很盛行。当时，中日两国统治阶级都把佛教作为国家宗教，许多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如建筑、绘画、雕塑、书法等等，往往联系着佛教的传播有了新的创造。因此，隋唐年间，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以宗教为桥梁，也就成为很自然的历史现象了。

　　七、八世纪时，日本统治阶级大力提倡佛教，持统天皇(687—696年在位)年间，日本各地寺庙多达五百四十五所以上。741年(天平十三年)，日本仿照中国做法，下诏各地置僧尼两寺。742年，圣武天皇(724—749年在位)在首都奈良东大寺铸造高五丈、重五百吨的金铜佛像，投入的劳动力多达二百多万人次，历时近十年。752年(天平胜宝四年)，即鉴真赴日前一年，东大寺举行了大佛开光(注文:开光，佛教的宗教仪式之一。佛像塑成后，择日致礼供奉，名“开光”，也称“开眼”。)法会，这是国家重视佛教的象征。

　　当时日本的佛寺有免课免役的特权，而出家又很方便，一般通过“私度”、“自度”即可参加僧尼队伍。为了逃避课役，人们纷纷出家，使得朝廷的赋税收入明显减少，在经济上陷于十分窘迫的境地。同时，在僧尼队伍中，出现了腐败堕落行为。日本政府曾三令五申，禁止私自传教，规定僧尼不得私度，限制授予度牒的人数，并制订了种种严格的规定，可是仍然不能改变局面。于是，日本政府认为，必须把取得僧籍的权力直接控制在政府手中，制定完善的授戒制度，以此来限制、取缔和淘汰僧尼，挽回佛教界的颓废状态，使佛教更好地为他们的政治服务。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日本元兴寺有一位名叫隆尊的僧人，向政府献策，提出亟需派员去中国聘请传戒师。这个建议被采纳了，当时挑选了两个人，即兴福寺的荣睿和大安寺的普照，都是年轻的僧徒。他们来唐的任务是修习佛学，聘请传戒高僧。

　　733年(唐开元二十一年，日天平五年)四月(注文:本书纪年用阳历；月、日用阴历。)，荣睿、普照随第九次遣唐使多治比广成来中国，同行者还有玄朗、玄法两个僧徒。四月初三，遣唐使的四条船从难波出发，经过四个多月的漂流，终于在八月中抵达苏州。第二年，多治比广成等到达东都洛阳。这一年唐玄宗(712—756年在位)正在洛阳。荣睿、普照被安置在洛阳的大福先寺，跟随定宾律师修习佛法，普照还从定宾律师处受具足戒，获得了正式僧徒的资格。在大福先寺，他们物色到一位名叫道璇[xuan旋)的中年僧徒，深明律法，受到一部分僧人的尊敬。道璇接受了邀请，与婆罗门(印度)僧菩提，同时随副使中臣名代等一起东渡，于736年(日天平八年)五月到达日本。上述人员抵日后，对日本的文化、宗教曾发生过一定影响，但由于道璇在学问资格方面还不够理想，加上僧员不足，仍不能完成正规的授戒仪式(注文:按佛教戒律，授具足戒，必须三师七证，即需要三位师僧授戒：七位僧人临场作证。)。因此，荣睿、普照认为自己尚没有完成来唐的使命。

　　737年(开元二十五年)，玄宗返回长安。荣睿、普照也从洛阳来到长安，荣睿被安排到大安国寺，普照被安排到崇福寺。他们在修习佛学的过程中，结识了不少中国僧徒，其中有一位名叫道航，是鉴真的徒弟。荣睿、普照从道航那里知道鉴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高僧，并了解到鉴真有度人、授戒数万人的丰富经验，认为鉴真是他们所要物色的赴日传授戒律的最理想的人选。

　　742年(天宝元年)，荣睿、普照在中国整整度过了十年岁月，他们准备回国了。为了赴日的方便，他们通过道航的关系，取得了当朝宰相李林甫给他在扬州的侄子广陵郡(即扬州)司仓参军(注文:司仓参军，简称仓曹，专管漕运的官员。)李凑的一封介绍信，要李凑给予备办船只的便利。荣睿、普照还想通过道航的关系，请鉴真推荐几位德学兼备的传戒师。道航愿意东渡，长安的僧人澄观，洛阳的僧人德清，高丽的僧人如海等，也都答应随同赴日。上述一行人于当年十月抵达扬州，来到大明寺拜谒鉴真，向鉴真陈述了来意，诚恳地请求鉴真东渡传戒，并推荐适当的传戒师。

　　鉴真看到他们一片诚意，平时又传闻日本的情况，深感日本是一个“有缘之国”，当时就问徒弟们说：

　　“有愿意接受邀请到日本国传法的吗?”

　　可是在场的僧徒一个也不吭声，有一个名叫祥彦的僧徒代表大家出来讲话：

　　“日本国离中国太远了，性命难存，中间隔着茫茫沧海，百人中无一人得渡。”

　　这表明祥彦对东渡日本，有很大的顾虑和犹豫。鉴真又开口问：

　　“另外有谁愿意去的?”

　　仍旧无人回答。于是，鉴真第三次开口道：

　　“为了佛法，何惜身命!你们既然不去，那么，我去吧!”

　　见到师父如此坚决的态度，祥彦等十七位僧徒纷纷表示决心，愿随师父东渡传戒。

　　这样，鉴真就以五十五岁的高龄，开始了他那照耀史册的东渡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