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文学

佛教与文学
　　大文豪毛姆说：“文学是人类所见到、经验到、想像到和感觉到的生动纪录，是人生最直接，最具体的生活表现。”文学是人类传达感情、心灵与智识的方式之一。不论是诉诸文字的散文或小说，亦或是透过有影像声响的戏剧作品，都是人类传达忧悲喜乐的方法。具有创造性的文学作品，有时更能超越时空的藩篱，展现无拘无束的心灵思想，达到报导、娱乐、教育的效果。
　　佛教三藏十二部经典，如《维摩经》、《妙法莲花经》、《楞严经》等，本身就是瑰丽的文学作品，为历代文人所喜爱。《百喻经》被译为多种文字，流传到世界各地，是世界公认为文学中的佳作；叙述佛陀本生故事的《本生经》是著名的传记文学；《大宝积经》有如单元剧；《普曜经》是长篇故事；《须赖经》是小说体作品；《思益梵天所问经》是半小说半戏剧体裁之作；二世纪马鸣菩萨著作的《佛所行赞》是长篇叙事诗；以舍利弗与目犍连为主题而编成的戏曲“舍利弗之所说”，以佛陀的弟弟难陀的故事为题材所作的美丽诗篇“孙陀利难陀诗”等，是印度古文学的先驱。其他像佛教典籍中的偈颂、赞、散文、故事、俗讲、变文、语录、传记、游记、文集等，都是优美的佛教文学。中国、日本、斯里兰卡的许多著名文学作品，都是在佛教的影响下，汲取本国传统文学的艺术形式，逐渐形成一种别具风格的文学作品。佛教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与新的遣词方法；佛经的文学蕴涵信仰，能引起共鸣。
　　佛经与文学的关系
　　虔诚的宗教信仰与佛教数千卷的经典向来与文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更影响文学创作的走向。比方佛教的《维摩诘经》、《百喻经》等，鼓舞了中国晋、唐小说的创作；佛教的俗讲开示与经变文，对后来的说书、小说戏曲等中国通俗文学的形成，有一定的启发作用；禅宗语录不仅为宋明理学家所仿效，也影响到后来的民间文学创作；明朝传奇神怪小说《西游记》，是吴承恩从唐朝玄奘大师的《大唐西域记》中所得到的灵感。到了明代，《西游记》更成为戏剧的话本。其他像《红楼梦》、《老残游记》都是受佛教影响的文学作品。
　　中国近代白话文学家梁启超先生说：“我国近代的纯文学，若小说歌曲，皆与佛典之翻译文字有密切关系，《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等长篇叙事诗的产生，恐受东晋昙无谶所译马鸣《佛所行赞》的影响，同时鸠摩罗什所译马鸣《大庄严论经》，为一部儒林外史式的小说。我国小说自晋人《搜神记》以下一类初期作品，渐渐发展到唐代丛书所收的唐人小说，大半从《大庄严论经》的模子里鎔铸出来的。这是因为印度人向来匠心独运之思潮，付于经典刻画入微、淋漓尽致的文采，此类富于文学性的经典译出之后，激发了中国人的创造力，改变了中国人的诠释法，形成了特有的中国文学。”
　　胡适之博士称《维摩诘经》是世界上一首最长的新诗。<佛国品>说：“目净修广如青莲，心净已度诸禅定，久积净业称无量，导众以寂故稽首。既见大圣以神变，普现十方无量土，其中诸佛演说法，于是一切悉见闻各见世尊在其前，斯则神力不共法，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这段偈颂，展现文学的典雅与修辞的优美。经中“天女散花”常被用为歌剧表演的脚本。
　　又如《华严经》，从“法性本净”的观点出发，阐明法界诸法等同一味，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无尽缘起，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的圆融观，就是最有价值的文学论文。其中的偈颂“佛面犹如净满月，亦如千日放光明，圆光普照于十方，喜舍慈悲皆具足”，是被用来赞颂佛德的梵呗。经中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是戏剧家用来创作小说、戏剧的题材。《法华经》的“七譬喻”是发觉佛性，启示真如的譬喻文学。
　　汉译经典中，如鸠摩罗什的译本，文笔优雅流畅，堪称翻译文学的杰作。文学家描述有关佛教的作品，举凡僧信礼赞、忏仪之类，优秀的作品不胜枚举。以文笔知名的僧侣辈出，如隋代的法周，唐代的慧净、皎然，五代的齐己、贯休、希觉，北宋的思悦，元代的昙噩、大圭，明代的德言，清代的智朴、圣通、照常、读彻等。
　　唐朝禅宗六祖惠能大师的《六祖坛经》，被近代国学大师钱穆博士认为是探索中国文化必读的经典之一，也是中国第一部白话文学作品。六祖惠能大师在广州法性寺指点两位僧众说：“不是幡动，不是风动，是仁者心动。”就只这么一句话，就直截了当的点出人心的微妙不可思议，益加显现出《六祖坛经》在文学上的价值。
　　佛教对文学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无论是文体的开创、技巧的表现、文藻语法的讲究、境界的创新、内容的蕴涵、价值观的突显等，对人们思维领域的扩大，产生既深且广的影响。
　　扩大中国文学词汇
　　随着佛经的翻译与流传，佛经中优美的典故和新词语，渐渐为中国文人所引用。佛教的新词语丰富了中国文学语言，使中国的文学观大大的宽阔起来，突破过去人类用字遣词的局限，并统合了事相上的差别观念，例如：“众生”一词，把一切有意识情感的生命归纳在一起；“三世因果”把人的生命无限的延长，破除过去“人死如灯灭”的愚昧思想。
　　生死乃人生之大事，大圣如孔子，对这样的问题，也仅能以“未知生，焉知死”作为回答。而佛教的“诸行无常”、“轮回转生”之说，解决了人类自古对生死来去的疑惑；又佛教文学富有上天下地毫无拘束的宇宙观，如：一心法界、一念三千、三界唯心、三千大千世界、万法唯识；佛经文首安置“如是我闻”等六成就的体例，除了令人起信之外，更兼备朗诵之利，这是佛经历久不衰的负责表现，也是中国文学所未开展的领域。
　　佛教用语因为佛法的普遍弘扬，而成为社会大众的日常用语，在中国文学里也增加了三万五千个以上的新兴名词。如真如、般若、三昧、禅那、不生不灭、六根清净、四大皆空、四无量心、六波罗蜜、森罗万象、抛砖引玉、水中捞月、火中生莲、空中楼阁、盲人摸象、心猿意马、手忙脚乱、作贼心虚、自作自受、因果报应、开方便门、辩才无碍、五体投地、功德无量、唯我独尊、天女散花、回头是岸、立地成佛、皆大欢喜、一心一意、一念万年、一尘不染、一弹指、善有善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平常心、不增不减、平等、回向、不二法门、公案、不可思议、僧多粥少、菩萨心肠、放下屠刀、借花献佛等。佛陀曾说：“人命在呼吸间。”因此，“息息相关”一词，也是出自佛教的成语。佛教不仅丰富汉语的词句表达，对文学的开拓，实有推波助澜之功。
　　推动音韵学的发展
　　据《大智度论》卷四十八说：“四十二字是一切字根本。因字有语，因语有名，因名有义。”此四十二字是生诸字之母，因此称为字母。字母，又作悉昙字数(梵语matrka)，译作母、韵。现今华语的三十七个注音与四声即是由四十二字母演变而来的。太虚大师说：“中国之反切语音韵是六朝时由华严字母等翻译，使有萌芽，至唐朝时，我国的切音学才得以完成。”
　　佛教以音声做佛事，尤其梵呗有医治身心疲劳及强化记忆的作用，所以梵呗在印度普遍流行。传到中国之后，曹魏陈思王曹植摹其音节，撰文制音，删治《太子瑞应本起经》，作“太子颂”，又着“菩萨睒子颂”，这是印度佛教合汉曲制梵呗的开始。梵呗不仅作为寺院六时行道的朝暮课诵、讲经说法的仪式，更成为现代最流行的中国音乐之一。如佛光山每年在国家音乐厅举行“梵音海潮音”梵呗音乐会，接引许多有缘人。又大陆及台湾许多音乐出版公司，都是以佛教的梵呗作为题材，创作出许多杰出的音乐作品。
　　文体形式的改变
　　释迦牟尼佛说法四十九年，为后世留下无尽的宝藏。当时没有文字，这些教理都是透过口口相传的方式记忆传承。佛弟子为了避免遗教散佚和确立教法，乃进行佛教经典的结集，佛陀说法，依其形式与内容，可分为十二部经：长行，以散文直接记载佛陀的教法，即一般所说的经；重颂，以偈颂重复阐述长行所说的教法；记别，又称授记，佛陀为弟子的未来所作的证言；讽颂，全部以偈颂记载佛陀的教说；自说，佛陀未待他人问法，而自行开示教说；因缘，记载佛陀说法教化的因缘；譬喻，以譬喻宣说法义；本事，记载本生谭以外，佛陀与弟子前生的行谊；本生，记载佛陀前生所修的种种大悲行；方广，宣说广大深奥的教义；未曾有，记载佛陀与弟子希有之事；论议，抉择诸法体性，分别明了其义。这十二部经无非就是十二种文学形式，堪称文体学的范本。
　　中国自汉魏以来，散文和韵文日渐骈丽，相对的，佛经却以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出现于世，经典或以长行、重颂、譬喻宣扬佛法，或纯以讽诵传播教义，这种新文体深深地影响了以后的文学发展。其中，《维摩经》中维摩居士的辩才无碍，应机化导，就是一本绝妙的小说。《法华经》的经文优美，譬喻为人所乐道，而《华严经》重重无尽的世界，对思想的开拓，有无限的助益，而这三部经典是历代文人案边不可或缺的智慧宝库。
　　又如佛经为了表达真理，使读者更能体会佛法妙处，常以诗偈方式来表达，《金刚经》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两段四句偈，把般若性空、色心二法的道理亲切而明了呈现出来。
　　佛教东传中土，继经典大量传译之后，佛教徒更致力于佛法的普及，于开讲佛经时，尽量改编为通俗的故事体裁，并配以通俗音乐吟唱，此种讲经法会称为俗讲。盛行于唐朝、五代。俗讲所留下的话本，其体裁通常有押座文、讲经文、变文、吟、记、话等。由于讲经变文的普遍，而促使讲史变文的兴起。此外，讲经变文所采“说唱”的形式，于我国文学史上影响极大，我国白话小说的鼻祖宋元话本，即是萌芽于唐末五代的讲经变文。
　　文字的语体发展到民国以后，产生很大的变化。例如佛经本来是讲理论的，但为了使读者能明白透彻，竟能摆脱句意艰涩的文法，而以白话散文的形式出现，如佛光山编辑的《中国佛教经典宝藏》，将古文艰涩，卷帙浩瀚的佛经典籍，以言简义赅，深入浅出的白话文学方式写出，达到雅俗共赏的目的。这一项变革，不但使有意专研佛法的人得以入门，更使一般读者豁然贯通开朗。
　　丰富诗歌的意境
　　佛教对于中国诗歌的影响无与伦比，尤其般若空和禅宗的思想，丰富了诗歌的内容、意境，使得诗歌更显多采多姿
　　南北朝时期因为般若学的广泛传扬，文人学士多与高僧交往，受其影响，一切皆空的思想也融入诗人的作品中，中国诗歌史也因为佛学而展现新局面。晋代的诗人谢灵运，对佛学有深入的研究，其诗作大都描写浙江、江西的山水名胜，他把山水与佛教义理结合，被称为山水诗的鼻祖。
　　唐代是我国诗的黄金时代，唐诗和禅宗的兴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唐代著名诗人如白居易、王维、杜甫等，常与禅师往来，谈禅论道，受禅师们的潜移默化，以诗表达禅理、禅趣，为唐代诗歌创作开了一条路。以禅入诗，是唐诗的特色。如王维的名作<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表现无常寂灭的心境。而孟浩然、柳宗元等，其诗歌也与佛理相融和，达到以文学弘扬佛法之功。
　　中国禅师也常常以诗表达禅修的心境，如《碧岩录》第三十七则“盘山三界无法”的公案附雪窦禅师的诗句：“三界无法，何处求心？白云为盖，流泉作琴。一曲两曲无人会，雨过夜塘秋水深。”将心境托付大自然，以象征思想境界，深得宋朝翰林学士苏东坡佳评；天童如净禅师的“风铃颂”：“浑身是口挂虚空，不问东西南北风。一等为他谈般若，滴丁东了滴丁东。”也是绘炙人口的禅诗；又比方唐朝惠能大师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表现出真心本性是一尘不染的清净廓然；刘宋时代的善慧大士以一首“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勘破世间的差别对待；柴陵郁禅师摔跤悟道时，体会出“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尘尽光生，照破山河万朵”；明朝憨山禅师历经时代动乱、人间瘟疫疾病的灾难后，深深体悟“红尘白浪两茫茫，忍辱柔和是妙方，到处随缘延岁月，终身安分度时光”；宋朝大学士苏东坡了悟“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透过实体方位的观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悟出世界万物因角度的转变而有不同的意境；唐朝无尽藏比丘尼行脚参学，在走遍大江南北之后，不禁发出“终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岭头云，归来偶把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日本江户时代的良宽禅师于其“病起”诗中譬喻“人命如桃花，人生如江河”、“一身寥寥耽枕衾，梦魂几回逐胜游，今朝病起立江山，无限桃花逐水流”。这些悟道诗把人生体验、佛法意趣、生命价值，透过文学表露无遗。
　　现在许多文学作品，由于不重视哲理思想，显得乏善可陈；然而也有一些哲学家，不重视文学艺术，以致于表达做人处事的道理生硬，不够亲切，无法老少咸宜。望今后文艺界人士，能兼重文学与哲思，并多运用佛教思想的词汇，自然能打通一切束缚拘限，达到移风易俗的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