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传上座部佛教“毫洼”的当代文化价值

南传上座部佛教“毫洼”的当代文化价值
　　摘要：南传上座部佛教通过每年的“毫洼”活动，使信教群众强化了道德意识，提升了人格；融洽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效的精神慰籍；调适了各种心理。因此，“毫洼”作为一种传统的宗教活动，它又具有能迎合不同时期的可变需求的社会功能，其可贵的当代文化价值也就必然显现出来了。
　　关键词：南传上座部佛教 毫洼 文化价值
　　一
　　“毫洼”（入夏安居）是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一个重要节日。在南传上座部佛教信教社区，教徒们每年从农历六月十五到九月十五（傣历九月十五日至十二月十五日）是“毫洼”的日子。这三个月，正值雨季，又是农闲时节，上座部佛教便用这段时间集中广大信徒进行念经拜佛活动。届时，所有僧侣一律回到自己所在的寺院持戒坐禅；旧时连官家也要停止办理公务；百姓不能建屋盖房和举办婚事。中老年信徒在“毫洼”期间,每逢七、八日，十四、十五日，二十二、二十三日，二十九、三十日集中到佛寺食宿持戒，听经坐禅，过着清净的出家生活，其余日子可以在家里念佛。
　　“毫洼”的第一天，信徒们穿戴整齐，双手捧着供品偕同全家去寺院赕佛，聆听经文，忏悔过错。之后，青壮年男女和少年儿童云集寺院的广场上，有敲锣击鼓跳孔雀舞的，也有跟随拳师习武练拳的。
　　期间，在农历七月三十日（傣历十月三十日），要举行隆重的集会，傣语称为“赶摆”，信徒们用竹子和彩纸扎成各式彩亭和动物，举行赕佛活动和各种娱乐活动。
　　到农历九月十五日（傣历十二月十五日），是“奥洼”（出夏安居）的日子。为期九十天的赕佛听经，静思忏悔，赶摆娱乐的活动到此结束。各村各寨的男女老少信徒敲锣打鼓放鞭炮，前往寺院参加集会，欢庆佛归。①
　　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不断的加快，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各方面的变化日趋深刻、复杂。各民族群众在经济地位变动、社会角色变换、人际关系变化等过程中，总是会遇到诸种困惑与迷茫、痛苦与失落；人们既有物质层面的许多需要，也有精神层面的种种需求。在满足边疆少数民族群众的诸多需要、尤其是精神层面的需要方面，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发挥了积极的、特殊的、有时甚至是无法替代的社会功能。因此，以“毫洼”为例的各种宗教活动作为宗教文化的载体,无疑具有其可贵的当代文化价值。
　　二
　　定期的人格修养和锻炼造就了信徒们特殊的人格力量。在笔者选定跟踪调查的云南省潞西市风平乡，傣族信教群众日常生活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口头禅是“我做的对吗”、“别太心毒”、“非常同情…”、“非常可怜…”等等。这些充满自悔和慈悲的语言，折射出一些傣族信教群众潜在的宗教文化心理。风平乡历史上就是一个南传上座部佛教活动的中心。相传释迦牟尼转世为金鹦鹉时期，曾经在风平佛塔附近的大青树上栖息过。这使得该地区的宗教活动在南传上座部佛教信徒中有一定的影响,该地区教徒们的文化心理也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风平乡的南传上座部佛教信徒中,表现出来的共同宗教文化心理特征是：谦虚好学、敦厚待人、温和处世、勤劳敬业、道德高尚，但缺乏开拓精神和强烈的进取心。
　　南传上座部佛教徒之所以普遍具有以上文化心理特征，究其缘由,南传上座部佛教教义包括“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四谛”中的道谛主要是讲人们要达到“涅 ”这个终极目标的理论和修习方法，其中就有持戒（坚守戒律）和禅定（修持者思想集中、观悟佛理、灭除情欲烦恼）,以及信徒们对教理的修习。南传上座部佛教对道谛具有其独特的理解,以至于每年用“毫洼”来集中进行持戒、禅定和修习教义。南传佛教经藏中曾说：“都畏惧痛苦，都热爱生活，记住你与他们一样，用他人的尺度来衡量自己，你就不会再去伤害别人。”（Dharma-pada，cited in Das P．４０６）②南传上座部佛教告戒人们，不要战争，不要杀生，要爱好和平，互相帮助。通过“毫洼”，强化了众多信徒的宗教意识，形成了一定的宗教文化心理，影响着人们的性格和行为。于是，在我国信教地区，往往表现出这样的现象：在不信教的村寨，贩毒、偷窃、虐待老人、唯利是图等道德滑坡现象较普遍；而在信教的村寨，村民感情融洽，乐善助人，抚恤孤寡，赈灾济贫，勤劳敬业，整个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都呈现出健康的状况。这于该信教地区每年的“毫洼”活动关系非常紧密。在“毫洼”期间，有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连续性的听经、颂经，除了高僧带领僧侣们用巴利语、缅甸语颂经外，僧侣们为适应广大信教少数民族群众文化水平偏低的现状，把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宗教教义、宗教教规、宗教伦理等翻译成民族语，甚至采用故事、传说、戏剧等少数民族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加以宣讲，广大信徒易于接受。采用这些浅显易懂的方式传教，并没有影响南传上座部佛教对世俗道德的“圣化”作用。恰恰相反，它为民间的世俗道德提供了一个终极保障、一个至上权威，使世俗道德由此而在人们心中变得更加“神圣”起来，有效促进了信教群众对现存道德关系、道德规范和道德准则的接纳认可与维护遵守，对整个信教社区群众的道德建设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久而久之，宗教伦理道德便深入人心，表现为一种日常生活理念，外化为一种人格力量。“现代社会越来越严重的道德危机，包括人与人的危机、人与自然的危机、人与社会的危机、国家与国家的危机，都显示出对宗教精神资源特别是宗教道德资源的强烈诉求”③每年通过“毫洼”这一宗教形式，阶段性地集中进行道德教化，劝人乐善好施，重视人格修养成为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的鲜明特色。这与汉地佛教、大乘佛教的传教方式不同，“毫洼”活动客观上有效地强化了信徒们的宗教伦理道德思想，人为地营造出一种信徒们人格锻炼的契机，达到宗教修持的目的。又因为“毫洼”期间，各种集会、文娱、体育活动同时进行，迎合了各种层次的教徒的文化心理特点，教徒们自然而然地与寺院拉近了距离，对僧侣们的传教乐于接受，也乐于遵守其教义和教规，愉快地进行修持。由此可见，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中，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毫洼”活动对防止信教群众的道德滑坡，净化心灵、提升人格、美化社会是有积极的社会功效的。
　　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道德（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道德）建设极为宝贵的资源，是维护边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重要文化心理因素，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强有力的推动因素，它积极参与并维系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道德体系。
　　三
　　南传上座部佛教主张和谐、共存，如“不杀生”、“众生平等”等理念客观上改善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融洽了复杂的人际关系，维系了正常的婚姻家庭关系，达到化解各种矛盾的终极目的。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笔者的母亲亲眼看到过这样的情景：冬季的芒市大河岸边，时常会有热水瓶一般粗大的蟒蛇出来晒太阳，旁边放牛的傣族孩子在放他的水牛，各不相干。甚至当放牛孩子要回家拿“毫派”（傣语：晌午饭）时，还会交代大蟒蛇说：“岩么（傣语：傻小子），岩么，我回趟家，你帮我看着水牛，我会给你带个饭团来。”等孩子回来时，水牛在，大蟒蛇也还在。当然，有时候大蟒蛇也会不守信用先回去了，剩下水牛在等它的小主人。当时，“猎杀者”和“偷牛者”这样的词汇，在信奉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地区，似乎还不存在。田间、河边的鱼多得密密麻麻，也没有人吃。在南传上座部佛教左底教派，如今一些上了年纪的教徒，仍然恪守传统教规：不吃可以再生的植物，如葱、蒜、番茄；不吃野生动物、鱼及禽蛋类；走路不许东张西望，目光只能看到一根扁担（约1.5米）远……在“毫洼”期间，以上教规是教徒们反省自身的重要内容，教徒之间也少不了互相议论和提醒，以便更好地修持。芒市镇左底教派的信徒家里，房前屋后绿树成荫，院子里各种鲜花四时不断，人们以清洁卫生、邻里和睦为荣。尤其是“毫洼”期间，老年人着装以黑、白、浅灰为主，浅色短上衣配黑色长裤（男）、长裙（女）；中青年妇女衣着绚丽多彩，就象她们手捧的赕佛的鲜花④一样美丽。当“衡奘”（傣语：去寺院赕佛）的人群穿行在茂密翠绿的凤尾竹林里，当信徒们虔诚地围坐在花团锦簇的佛殿里听经，当僧侣手持贝叶刻就的经书在讲经说法……就会深深感到，在这里人与自然一直完好地结合在一起，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协调一致，宗教文化氛围浓郁。云南是我国的旅游大省，上座部佛教信教地区，如西双版纳、德宏等地又是云南省旅游业开发较早、经济较发达的地方。大量朴素的生态观，对水资源的保护、对野生动物的关爱、对森林山川的亲情等等，在南传上座部佛教的贝叶经中早有记载。直至今日，这种原始生态观仍然在信教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有着深厚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左右着广大教徒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由于在每次“毫洼”期间，都反复宣讲有关原始生态观的教义，强化有关生态伦理道德方面的教条，上座部佛教信教群众始终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的原始生态观来发展经济，其中就包含有原始的可持续发展的观点。也只有在这样独特的思想基础上，才造就了象西双版纳这样的北回归线上唯一的一片绿洲。这种爱护环境，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佛教原始生态观，对上座部佛教信教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对云南省建设绿色经济强省也具有独特的当代价值。
　　关于上座部佛教的“赕”，《辞海》中说：“赕，傣语音译，傣族地区小乘佛教的一种集会，多在宗教节日内以村寨为单位举行，临近地方亦有人参加。摆期不劳动，以银币、首饰、食品、鲜花等向佛奉献，称为赕佛。”其实，赕就是敬献、布施之意。赕是南传上座部佛教徒们“毫洼”期间的核心内容。教徒们通过赕这种行动来积个人的善行，修来世，最终达到涅盘。他们认为，赕佛不在乎数量多少，而是看信徒是否心诚，心诚则无论赕多赕少都没关系；心不诚，则赕再多也达不到涅 的境界。南传上座部佛教认为，宇宙是由极乐世界、人间、地狱组成的，教徒在现世如不潜心行善和布施，死后就不能升入天界，只能在人间反复轮回，平庸无用；作恶多端之徒，在后世将被打入地狱，转生为饿鬼或畜生，受尽折磨。于是人们都虔诚地向佛求福，向代表佛的僧侣求福，希望他们能赐予大家吉祥幸福。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形成了信徒们乐善好施的习惯。无论是傣族、布朗族，还是德昂族和阿昌族，所有上座部佛教徒都具有共同的性格特征：1、教徒们大都乐善好施，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他们鄙视贪婪行径；2、从不染指偷窃、奸淫、虐待老幼；3、为人谦恭、和气，乐于助人；4、勤俭持家，善于理财；5、安土重迁，胆小怕事。笔者幼年时期生活在德宏州潞西市的上座部佛教信教地区风平乡，曾经历过一次火灾。在一个不幸的下午，无情的大火顷刻间吞噬了三户人家的房屋和全部家产。当黄昏来临时，附近村寨的傣族群众就自发轮流来送饭、送水，男人们砍来竹子帮助搭建临时住所，直到灾户有能力升火做饭时，才停止送饭。在上座部佛教徒看来，危难之时，乐于施舍，多行善举，几乎与赕佛同样重要。这些社区虽然地处边疆，贫困闭塞，但是多年来没有械斗与纷争，安定团结，平稳发展，在东南亚一带发挥了很好的窗口作用。正如西方社会仍有许多人把战争、污染、奢侈等种种非道德现象归于人类背离宗教的缘故。爱因斯坦认为，科学与宗教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必不可少的，科学提供认识的证明，宗教提供道德的力量。在当今社会生活中，有人只重金钱而不重道德；有人则把道德败坏的行为归咎于市场经济，认为是市场经济使人们的私欲膨胀，道德沦丧。实际上，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稳定、协调、有序的社会环境。从经济与道德的关系来看，市场经济是一种道德经济，它要求等价交换、买卖公平、诚实守信。在这些方面，上座部佛教的教义与之比较接近。上座部佛教要求信教群众自觉修桥补路，扶危济困，多行善举，弃恶扬善，这在一定程度上能促使公民完善自身的道德修养。只有每个公民都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属性，认识到道德修养的重要性，搞好道德建设，并且身体力行，自觉履行道德义务，市场经济才能得以顺利发展，现代化才能早日实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融洽关系、化解矛盾的稳定功能由此显现无余。
　　四
　　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宗教是被压迫心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在此，马克思肯定了宗教具有“苦难中的人民的精神安慰”的重要社会功能。上座部佛教同样是一种“无情世界的感情”，不可否认，它对信教群众有重要的心理慰籍与平和心态的作用。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带给人们的负面影响是精神的饥渴和心理的失衡，生活和工作的压力使人们经常处于一种焦虑和狂躁之中。随着市场竞争日益突出，人们越来越受到它的影响以至支配力量，这种风险在人们还不能充分认识和控制它的时候，就会表现出一种盲目的，不可捉摸的，神秘的力量。正如列宁所说：“恐惧创造神。现代宗教的根源就是对资本的捉摸不定的力量的恐惧。”⑤“宗教文化除了对人们的经济生活具有一种规范、定位，引导的功能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功能，那就是给人以精神安慰，从而使人的心理健康，心灵平静，生活乐观，对于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起着重要作用。”⑥在某种程度上，南传佛教文化不仅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它所凭借的部分文化精神，而且还能够平和人们的心态，在矛盾冲突时给人以精神安慰。牟宗三先生在谈到基督教问题时认为：“文化生命之基本动力在宗教。”⑦由此可见，上座部佛教的心理调节对信教地区的社会稳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南传上座部佛教信教地区有一种带有浓郁宗教色彩的现象，就是以各种年龄层次、不同性别的人分别举行的聚餐会（拱豪）。在“毫洼”结束和春节之后，南传上座部佛教信徒们都要举行聚餐活动。形式多种多样，或以村寨为主，或是村寨之间互相邀请。一般是年纪大的和年纪大的在一起，年轻人与年轻人在一起，女人与女人在一起，男人和男人在一起，甚至是嫁到某个村的媳妇们与到这个村入赘的男子轮流做东。俗话说，人以群分。不同的群体，总是有许多共同语言。他们聚在一起借吃饭之机，或相互传递信息，融洽关系；或相互劝慰、彼此开导；或在谁遇到难处时大家热情互助……通过每年这类定期的活动，人们的精神因此得到极大的安慰，减轻了各种心理压力和生活压力，缓解了各种紧张的人际关系。于是，宗教解除痛苦、精神慰藉的安乐功能在边疆少数民族群众中集中显现出来了。从这个角度来看，谁都无法否认宗教文化中关于心理调适的理论与方法可以帮助人们有效地减轻各种精神压力，让大家潇洒、豁达地面对人生道路上的一切顺逆，最终达到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
　　当然，我们也承认宗教文化的社会功能历来是双重的。趋利避害，发挥宗教文化的积极社会功能，消除其消极影响，这正是我们现在和未来所要努力的。
　　五、结束语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宗教与社会经济现代化之间的正面关系。在2001年12月10日至12日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指出，做好宗教工作，关系到推进两个文明建设，关系到加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首先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秩序；其次，我国南传上座部佛教信教地区几乎是全民信教，宗教问题已成为一个群众性问题；再次，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长期以来影响着广大信众的文化心理素质。宗教工作者要深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关注众多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研究在信教社区宗教文化对信教群众的人生价值观及其对该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在实践中寻找南传上座部佛教与现代社会新的切入点与结合点。
　　实践证明，一种合法的、优秀的宗教文化是邪教的对立面，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对于抵制“法轮功”等邪教毒害民众、扰乱社会也有其独特作用。据有关部门统计，在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地区，凡参加“毫洼”活动的群众，对“法轮功”的歪理邪说都嗤之以鼻，没有人参练“法轮功”。
　　德国波洪大学社会学家穆勒在北京大学谈到传统文化时说过，如果某种传统文化限制人的发展、限制人的自由，就必须从新的角度对它加以修正。在全球化过程中，有碍于人们提高认识及改善生活水平的文化必须加以改进，才有可能使其进一步发展。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与现代化和科学并非完全互相对立，而是唇齿相依、相辅相成的。只有充分发掘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中有利于社会进步、人类幸福、世界和平的积极因素，才是边疆少数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又一个新的思想文化基点。对于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中那些不利于现代化建设、阻碍教徒个性发展、有违社会经济需求的内容，要坚决废除。
　　总之，我们可以从研究“毫洼”这一宗教活动挖掘其特有的当代文化价值，探索南传上座部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及其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新方法与新途径。
　　注释：①传说佛到西天讲经三个月，就是这一天返回人间的。
　　②参见H．T．D．罗斯特《黄金法则》，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③万俊人著《寻求普世伦理》，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第７６页。
　　④左底教派规定赕佛只能用鲜花，而不能用绢花或塑料花。
　　⑤杨曾文：《当代佛教》，东方出版社1997年5月出版。
　　⑥[俄]舍尔巴茨基：《大乘佛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