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来魏晋南北朝佛教研究

　　十五年来魏晋南北朝佛教研究

　　王朝晖

　　[上海]历史教学问题，1996年第6期

　　55-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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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研究在学界向来受人重视。自隋唐时代起，就有不少学人浸淫于此。迄及近代，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更多，成果丰富。汤用彤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就是其中的代表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建国后的三十年，魏晋南北朝佛教研究沉寂下来，直到七十年代末，这一学术园地才开始复兴，并在八十年代迅速走向繁荣。据初步统计，从1979年至1994年，国内出版、发表的有关著作共十余种，论文达200多篇。这些论著除了对魏晋南北朝佛教进行宏观研究外，更多的是微观的专题研究，在佛教与政治、佛教与经济、佛教人物、佛教文化诸多方面有比较深入的探讨。同时，这一领域涌现出了一批用力甚勤的专家、学者，如方立天、郭朋、杨曾文、谢重光等。本文拟对近十五年来的魏晋南北朝佛教研究作一简要论述。

　　一、宏观研究及有关问题

　　从总体上探讨魏晋南北朝佛教，把握其发展规律和特点，是近年来一些学者很感兴趣的课题。有关的论著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全面考察这一时期佛教的演变过程和特征，如方立天的《魏晋南北朝佛教的演变》（《中原文物》85特刊）、吴虚领的《佛教初传中国时期的形态研究》（《世界宗教研究》94.4）等；一是系统总结这一时期的佛教思想。佛教既是宗教又是哲学，佛教思想是佛教研究中最重要的内容。由于佛教在中国传播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魏晋南北朝佛教思想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完善和统一的过程。这方面的文章有郭朋的《南朝“佛性”论思想略述》（《世界宗教研究》86.1）、方光华的《南北朝时期佛教教义发展的特点》（《文史哲》93、1）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与本土文化发生关系，逐渐改变自己的面貌，融入到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过程就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近年来不少学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此问题继续探讨，如赖永海的《从魏晋南北朝佛学的中国化看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的关系》（《浙江学刊》87.2），通过剖析慧远和梁武帝的佛教思想来研究佛教的中国化；王琰的《东汉魏晋时期佛教汉化问题刍议》（《辽宁大学学报》87.2）认为当时佛教的初步汉化主要是由于人们对佛教的无知，用表面相似的思想学说和宗教去强加阐释所致。

　　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佛教与儒、道、玄之间由依附、冲突到融合的过程。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佛儒道的关系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重大问题。近年来这方面的文章有：（一）关于儒佛交融，如诚遥的《魏晋南北朝儒佛交融的历史原因浅析》（《安庆师院学报》91.4）、唐长孺的《南朝高僧与儒学》（《传统文化与现代化》93、1）等；（二）关于道佛比较，如简修炜、庄辉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道佛二教比较论》（《学术月刊》90、1）对道佛二教的发展途径及其竞争情况等问题作了探讨；（三）关于玄佛关系，魏晋南北朝佛教般若学与玄学的关系密切，两者既有共性又有区别，且相互影响很大，同成为当时社会重要的思想潮流。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此倾注了很大的热情，发表了很多文章，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的从正面论述佛玄的异同，如石峻、方立天的《论魏晋时代佛学与玄学的异同》（《哲学研究》80.10）；有的则从某个角度探讨佛玄交融的问题，如田文棠的《从道安的佛教思想看魏晋的佛玄交融》（《陕西师大学报》83.3）；还有的着重阐述自己的不同看法，如针对很多人把玄佛合流简单理解为派别之间的对立，洪修平在《也说两晋时代的玄佛合流问题》（《中国哲学史研究》87.3）中提出反对意见。玄学本体论是否受到佛学影响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问题，王晓毅在《汉魏佛教与何晏早期玄学》（《世界宗教研究》93.3）中从一个侧面对此作了肯定回答。

　　从总体上把握魏晋南北朝佛教，要求研究者具有相当深厚的学术功底。十五年来国内出版了几部有关的通史，如郭朋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齐鲁书社86年）、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一、二、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81—88年）等，再加上此时期的其它专著和论文，可以看到这项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成绩。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很多学者偏重佛教哲学思想的研究，忽略了佛教与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这种微观研究的不足限制了宏观研究的进展。此外印度佛教的中国化和佛儒道玄之间的关系是魏晋南北朝佛教研究中的大问题，也是其中令人兴奋和引起争论的问题，纵观八十年代以来的研究状况，这两者都有逐渐明朗化的趋向，这与众多学者的热情参与分不开，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不少文章大同小异、甚至重复论证的情况，应该在以后的研究中尽量避免。

　　二、佛教与政治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作为一种主张出世的宗教与现实政治发生联系，两者之间产生了深刻而又久远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呈现出一个错综复杂的局面。关于这个问题，以往学者研究较少，近年来有一些论著出现。谷方的《佛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封建政治》（《中州学刊》85.5）认为中国的封建政权对佛教进行利用和提倡、限制和打击，表现了极大的主动性。佛教政策集中反映了佛教与政治的关系，这方面的文章有严耀中的《北魏前期的宗教特色与政治》（《上海师大学报》89、3）、李刚的《试论十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四川大学学报》89.2）等。

　　皇帝位居封建社会统治阶层的顶端，他们对佛教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佛教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很多皇帝与佛教有密切的联系，其中崇佛最积极的是梁武帝萧衍。关于梁武帝与佛教的问题，近年来有很多学者作了探讨：一方面是从整体上考察，如杨曾文的《梁武帝与佛教综论》（《中国哲学史研究》86.2）；另一方面则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剖析，如潘桂明的《试论梁武帝“三教”思想及其历史影响》（《孔子研究》86.4）。关于其余皇帝与佛教的文章还有杨耀坤的《符坚、姚兴与佛教》（《社会科学战线》91.2），刘精诚的《魏孝文帝与宗教》（《华东师大学报》93.5）等。此外也有探讨皇后、家族与佛教的文章如夏毅辉的《北朝皇后与佛教》（学术月刊94.11）和张元林的《冯氏家族与北魏孝文帝时期的佛教》（《北朝研究》93.1）等。

　　魏晋南北朝，尤其是北朝时期，随着佛教在社会上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佛教与各方面的矛盾和冲突也日益增加，导致了排佛思想的兴起和反佛浪潮的高涨，僧侣起义和灭佛斗争就是这种情况的激进表现。施光明的《北魏僧侣起义及其性质初探》（《社会科学》83.4）等文章对上述问题进行了一定的论述。关于灭佛事件发生的原因，近年来学术界存在几种观点，如皇帝对佛教的无知、佛道之争、加强政治控制、寺院经济的影响等，施光明、肖黎、向燕南等学者纷纷发表文章，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僧官制度是佛教与政治结合的产物，是教权与王权斗争的结果。魏晋南北朝是僧官制度形成和初步发展的阶段，对后来历代王朝的僧官制度有奠基的作用。八十年代以来关于这项研究有多种论著发表。其中谢重光、白文固合著的《中国僧官制度史》是我国第一部论述僧官制度发生、发展和演变的专题通史。其余文章还有业露华的《北魏的僧官制度》（《世界宗教研究》84.2）等。

　　魏晋南北朝的佛教组织包括两种形式：一是出家僧尼所定居的寺院，一是由共同信仰佛教的普通民众组成的社邑。寺院和社邑随着佛教的发展，在社会上产生了日益广泛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经济因素的推动和制约。关于这一问题前人研究不多，近年来逐渐被学术界重视。谢重光的《晋至唐中叶门阀大族与佛教寺院的关系——从开业寺碑谈起》（《北京师大学报》91.4）等文章论述了寺院与社会的相互影响；张英莉、戴禾的《义邑制度述略——兼论南北朝佛道混合的原因》（《世界宗教研究》82.4）、郝春文的《论东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结社》（《历史研究》92、1）等文章分别对义邑和佛社的形成、作用等问题作了探讨。

　　魏晋南北朝佛教与政治的研究由于起步较晚，基础比较薄弱，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其中统治阶级、特别是皇帝与佛教的关系，包括皇帝关于佛教的思想、政策和活动是佛教史和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仍须深入研究。另外，由于魏晋南北朝长期处于动乱和分裂，特别是南朝和北朝之间的对峙，导致二者在佛教与政治方面的巨大差异，对此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还不多，值得进一步探讨。

　　三、佛教与经济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后，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佛教与经济结合以后产生了寺院经济，成为我国古代经济中一种特殊经济形式。寺院经济是佛教僧团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与世俗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两者在很大程度上互相影响。尽管对魏晋南北朝寺院经济的重视肇始于本世纪三十年代，但直至八十年代初，发表的文章仍很少。近年来，学术界对此日益重视，一些专家、学者把宗教史和经济史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从不同的角度作了新的探索，使这项研究领域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气象。简修炜、夏毅辉的《南北朝的寺院地主经济初探》（《学术月刊》84.1）、简修炜、庄辉明的《南北朝寺院地主经济与世俗地主经济的比较研究》（《学术月刊》88.11）等文章对这一时期的寺院地主经济作了深入探讨，并分析其与世俗地主经济的异同；业露华的《北魏的僧祗户和佛图户》（《世界宗教研究》81.3）等文章则从寺院经济的组成部分——寺院的依附劳动者角度考察当时的寺院经济；谢重光在这个学术园地中用力甚勤，他对于寺院经济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并著有《汉唐佛教社会史论》（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90年）。他在论著中着重探讨了寺院经济几个组成部分的状况、特点和作用。其余研究魏晋南北朝寺院经济的文章还有韩国磐的《魏晋南北朝寺院地主阶级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88.1）、张弓的《中国中古时期寺院地主的非自主发展》（《世界宗教研究》90.9）、蒋福亚的《南朝寺院地主》（《首都师大学报》93.4）等。

　　十五年的魏晋南北朝寺院经济研究比以往有了很大进步，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和加深。但比起同时期其它领域的研究，比起目前日本学者在这一方面的成就，还显得很不够。今后既要尽量吸收和借鉴前人与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又要充分发掘、整理、利用有关材料，继续广泛、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

　　四、佛教人物

　　魏晋南北朝高僧辈出，既有外来和尚，也有本土僧人，翻译家和传道者交相辉映，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对于推动这一时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佛教人物作为佛教思想的载体和佛教活动的执行者，可以看作是佛教在某段时间和某个空间的缩影。这正是众多学者对魏晋南北朝佛教人物进行个案研究的出发点。

　　鸠摩罗什是魏晋南北朝早期的著名僧侣，在佛教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发表的有关论文很多，如胡戟的《龟兹名僧鸠摩罗什传》（《敦煌学辑刊》91.1）、杨曾文的《鸠摩罗什的诸法实相论》（《世界宗教研究》94.3）等。1994年是鸠摩罗什诞生1650周年，中日佛教学术界为此举行了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发表在《世界宗教研究》94年第2期。其内容包括对鸠摩罗什成就和地位的肯定和评价，对其译本内容、特征的探讨等。

　　僧肇是鸠摩罗什的得意门生，作为一位著名的理论家，他对我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僧肇的主要著作是《肇论》，内容分为三部分：般若无知论、不真空论、物不迁论。近年来任继愈、贺其叶勒图、钱伟量等人发表文章，分别对这三者进行了探讨。也有学者从总体上研究僧肇的“三论”，如洪修平的《僧肇“三论”解空的哲学体系初探》（《世界宗教研究》87.3），文章还针对现行的一些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关于僧肇哲学思想的理论渊源尤其是老庄思想对僧肇的影响问题引起了一些学者的争论，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意见。这方面有刘国梁、龚隽、田文棠等人的文章。此外刘成有的《关于〈涅槃无名论〉作者问题的讨论》（《文史哲》90.4），认为《涅槃无名论》的著作权应归僧肇，表达了与汤用彤先生截然相反的观点。

　　慧远是晋宋之际南方佛教的首领和净土宗的创始人，他的哲学思想和佛教活动，在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上影响深远。方立天对慧远进行了深入研究，撰有《慧远评传》（《世界宗教研究》81.1）和《慧远及其佛学》，后者是国内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系统论述慧远的第一部专著，详细探讨了慧远佛学思想的内容、特点等。关于慧远与因果报应学说的关系，有吴定勇的《试论慧远对佛教因果报应学说的发展》（《西南民族学院》93.6）等；关于净土宗和净土大师，有方广锠的《略谈初期净土大师及净土宗的形成》（《青海社会科学》81.4）等。

　　竺道生也是鸠摩罗什的高徒，是与慧远同时代的著名佛学家，其“顿悟成佛”说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方立天在《论竺道生的佛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80.4）中认为竺道生的佛学思想实为禅宗的渊源；潘桂明在《道生、慧能“顿悟”说的岐异》（《世界宗教研究》89.2）中对此持相反观点，并系统剖析了两者的重大岐异。菩提达摩是佛教史上有争议的人物，孙述圻的《菩提达摩与梁武帝——六朝佛教史上的一件疑案》（《南京大学学报》84.3）针对胡适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慧可在禅宗六祖中居于达摩之后，通常被称为“二祖”，王晖的《“大祖禅师”慧可考一兼论慧可在禅宗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法音》94.3）则持不同看法，认为慧可应是中国禅宗的初祖。

　　其余论述魏晋南北朝佛教高僧的论文还有：杜继文的《略论康僧会佛学思想的特色》（见《中国佛学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84年）、靳生禾的《试论法显》（《史学月刊》81.6）、阎瑜民的《东晋高僧佛图澄》（《五台山研究》94.1）、杨曾文的《支遁佛学思想述要》（《五台山研究》91.3）、孙述圻的《论僧佑在六朝佛教史上的地位》（《南京社会科学》90.6）等。
　　魏晋南北朝的世家大族，大都崇奉佛法，如南朝的陈郡谢氏、琅琊颜氏等。他们中间很多文人名士更是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些人对佛教的信仰和支持成为佛教在中国传播和汉化的重要因素。孙述圻的《谢灵运与南本〈大般涅槃经〉》（《南京大学学报》83.1）和陈启智的《颜之推“归心”佛教析》（《东岳论丛》85.6）等文章探讨了这一问题。此外，佛教宣扬形尽神不灭的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中，遇到了无神论者的抵制和反对，其中尤以南朝的范缜态度最为坚决，双方的争论在中国思想史和佛教史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包定环、高令印的《南朝佛教的异端范缜》（见《中国哲学史研究集刊》上海人民出版社92年）和乐寿明的《范缜的形神观在认识史上的地位》（同前）在肯定范缜思想积极的一面后，也指出了其中的局限和不足，在前人研究范缜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

　　十五年来的魏晋南北朝佛教人物研究比以往有了大的发展，表明学术界对佛教人物的重要性认识提高，并且在研究方法和理论方面也有所改进。但就已有的研究情况来看，关于鸠摩罗什、僧肇、慧远的论著较多，其余的重要僧人则很少研究，有些甚至无人问津。同时期的文人名士与佛教联系紧密的也不少，但除了谢灵运、颜之推等外，关于其他人的研究也是一片空白，这种局面必须大力改变过来。

　　五、总评与展望

　　十五年来众多学者的努力，使得魏晋南北朝佛教研究领域收获不少，为以后进一步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创造了条件。但是，在过去的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下面结合这些不足谈谈对今后研究的展望：（一）宏观研究的成果不多，微观研究的进展状况不够平衡。如有的选题过于集中，有的空白则无人问津。以后要大力加强薄弱环节的研究和进一步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二）某些领域发表的论著，重复论证、人云亦云的情况较多，部分学术观点与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并无二致，意义不大。以后在增加学术成果数量的同时，也应该努力提高学术成果的质量；（三）马克思主义观点已经成为魏晋南北朝佛教研究的基础理论，以后要继续坚持和发展，同时也要积极探索和运用新的史学观点和方法，尤其是借鉴海外学者的理论和经验，使这项研究的道路越走越宽广；（四）国内魏晋南北朝佛教研究虽然近年来成果很多，但比起日本还有一段距离。以后必须加强同国外的学术交流，取长补短，急起直追。国内学者在这项研究上占有不少优势，只要在理论、文献、考古的结合利用上多下功夫，更新更大的学术成果的取得并不遥远。

　　（附记：八十年代以来，学者们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区佛教和佛教文化方面发表的论著非常多，由于篇幅所限，不再一一评述。也由于同样原因，上述的评论仅举代表性的论文和观点，谨作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