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密之祖高僧最澄传

　　台密之祖高僧最澄传
　　自从六三零年派遣第一次遣唐使以来，到八九四年办青原道直上奏废弃唐使为止，日本向唐朝共同派出十二次遣唐使。此外，又派遣三次"送唐客使"（其中，六六七年派出的"送唐客使"未曾到唐，只到百济）和一次"迎入唐大使"（迎接卷入唐朝"安史之乱"而无法回归的第九次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因此，遣唐使共派出十六次（如把六六七年派出的"送唐客使"除外，只有十五次）。另外，还有两次遣唐使及一次"送唐客使"虽被任命，但未能派出。
　　八零四年，以藤原葛野麻吕为大使的第十一次遣唐使踏上征途。这是迁都平安京以后首次派出的遣唐使。在这批遣唐使中，有两位颇受朝野瞩目的佛教界后起之秀--最澄和空海。学成归来后，他们为日本佛教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恒武天皇对奈良佛教界的堕落深有感触，认为尽管很多寺院作为接受大陆文化的基地，曾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随着各门宗派势力的不断壮大，开始同地方家族势力争强斗胜，大量开垦和购置土地，逐渐成为人土地所有者，更有甚者，自恃财力雄厚，凌驾于朝政之上，觊觎皇位。
　　基于这种情况，桓武在迁都平安京时严厉控制京城内的寺院建设，并决心改革奈良佛教界。最澄和空海也是带着桓武的这种期望，加入遣唐使的行列。
　　最澄于七六七年生于近江国（滋贺县）滋贺都古市乡（坂本），幼名广野。俗姓三津首，，近江国滋贺郡人。祖先是东汉献帝的后裔，于应神天皇时代来到日本，赐滋贺地为采邑。据《叡山大师传》记载，父亲百枝是虔诚的佛教徒，学富内外，咸得里闾的尊敬，但多年愁无子嗣，遂于叡山山麓下的神祠祈子，筑草庵预定七日至心忏悔，至第四日梦得吉兆，其妻乃妊娠，于神护景云元年生澄。
　　广野七岁受学，聪明绝伦，十二岁的广野投奔近江国的国师（设在地方的僧官）行表，当一名见习僧人。不久就受到剃度、法名最澄。十九岁时，最澄在东大寺接受修学具足，成为一名正式僧侣。但是，他对堕落的南部六宗佛政界只重出身高低，而不重信仰和修行的风气感到失望。开始了他十二年不下山的叡山修业。他毅然离开奈良，在故乡比睿日枝山结一草庵，继续修行。十二岁时，又在此地建立一座寺院，名比叡山寺，号“一乘止观院”，又称“根本中堂”，并亲自雕刻药师佛像供奉。之后，藏经阁、八部院、文殊堂等建设工程相继完成。西元七九八），最澄在比叡山开始讲说法华，三年后招请南都诸大德列席参加法华大会，翌年又在高雄山寺讲学，并启建法华大会，因之获得僧俗大众一致肯定。后得敕许入唐求法，并允许与翻译僧义真同行。
　　当时比叡山虽然有了藏经阁，却只有少数的经论，因此，最澄立愿要备齐一切经藏，但限于人力、财力，还是不容易满愿，终于他写信请求南都七大寺协助。南都诸师感于他的愿心，或送米供养写经生的食费；或送来经书作抄写的原本；或书写好送来，使佛教界当时兴起了一股写经风潮。 鉴真有弟子号称东国化主道忠，遣弟子送来书写好的经典二千余卷，南都诸僧则协力书写送来五千余卷。经过十年的长期努力，终于完成了近万卷经书，此时比叡山的图书可以说是当时藏书最丰富，最完备的。最澄为此敬设三天的万佛斋，礼谢佛教界的大力支援。在这股写经风潮中，最澄根据《法华经．法师品》描述法华行者“受持经典读诵书写”五种行持方法，撰《经师观行》一书，介绍如何入写经三昧及写经功德。直至现在，在日本各寺院依旧盛行写经活动，应是起源于此时。最澄在叡山的活动，已受到桓武天皇的注意。天皇一直有心以佛教的真精神重整国风，加上最澄亦有“国师国用”——以佛教镇护国家的观念，于是在他三十一岁时，应聘为“内供奉十禅师”之一。
　　十余年来，最澄以唐朝僧人鉴真带来的天台宗为典范，一直苦心钻研其真谛。这同当时以治学为主、宗派界限不清的奈良都市佛教形成鲜明的对比。此时，以大和的室生寺（兴福寺相学派的山林道场）、吉野的比苏山寺（元兴寺法相学派的山林道场）为开端，开始把寺宇修建在远离人烟的深山老林中，渐渐形成一般独特的势力，被称为山岳佛教。显然，最澄结庵比睿山，绝不会无意为之。
　　最澄的施主中有一个叫和气广世的显贵，他是向桓武建议迁都平安京的和气清麻吕之子。由于他的斡旋，最澄有机会接触桓武天皇，并立志树立天台法华宗。八零四年，最澄入唐求法的要求得到批准，他同空海一起加入第十一次遣唐使。
　　八○三年，最澄与遣唐使由难波向九州出发，拟赴中国求法，却在濑户内海遇上暴风，被迫折返。翌年七月，最澄再度搭乘遣唐副使石川道益的船只起程入唐，九月一日抵达明州（宁波）后，立即前往越州龙兴寺拜谒六祖荆溪门下弟子道邃和尚，学习天台法门。道邃和尚见其器宇轩昂，遂授予“一心三观”之旨及菩萨大戒（圆顿戒），说道：“弘道在人，人能持道，吾道化行，今其时哉！” 最澄亲承此密法，为使后人有所凭藉，写下《天台教门疏记》一书，共两百四十卷。其所受之梵网菩萨大戒，成为他日后积极建立大乘戒坛的基础。之后，转赴天台山，到达佛陇寺参谒行满座主，学习天台深义。行满座主赞誉道：“昔智者大师告知门人：‘我灭后两百余岁，我法传东国。’今终见祖师之言不虚。”于是将荆溪大师诸典籍倾囊相授。行满又说道：“汝持此法，当为海东传灯之始祖。”最后并赠与智顗所著之《法华疏》、《涅槃疏》等八十二卷。
　　最澄又到各处参学，曾依止翛然禅师习牛头禅，由于机语投契，得达摩一派牛头山法。又于龙兴寺受晓顺阿闍黎的真言密教灌顶，得陀罗尼经书、印契图样、灌顶器物等，并成为善无畏、义林、顺晓等次第传法的第四代祖师。最澄到了中国天台宗的发源地--天台山（浙江省天台县）。经台州剌史的推荐，最澄师从高僧逐遂，学习正统天台宗的传授方法和独特的大乘元顿戒。此后，最澄继续受教于佛陇寺的行满。行满是天台山第七代住持，毫无保留地把本宗教义传授给最澄，以此了却开山始祖天台大师智向东瀛弘扬佛法的宿愿。
　　在唐朝虽然逗留仅八个月期间，即得到天台、禅、密、大乘戒四种传法。最澄如饥似渴，不仅钻研天台宗经典，而且还在龙兴寺和禅大寺涉猎了密教、禅宗等其他宗派的教义。翌年返国（西元八○五），于高雄山寺设灌顶台传密教灌顶，又于宫中修毗卢遮那法，此为日本首度传授秘密灌顶之始。大同元年（西元八○六）获准设天台宗年分度者（按年限定诸宗派、诸大寺的出家人数），于南都六宗之外，即华严、律、三论、成实、法相、俱舍，新增天台法华宗二人，正式独立为日本天台宗。同年十二月，圆澄等百余人受圆顿戒。
　　天台法华宗可谓是日本佛教史上第一个以教团成立的教派。在此之前，奈良朝六宗属学问上的学派，而非教团的宗派。天台法华宗理论上以《法华经》为中心，并配合禅、密，以及大乘戒的四宗融和，强调实践修行的重要。此时最澄所弘扬的天台法门，亦有别于中国的天台，而独创台密的综合体系。 由于本宗具有多种的融和性，加上后来弟子们的努力，不断引进新思潮，比叡山不但成为鎌仓佛教的根本，在平安朝之后，日本的文化艺术也以此为中心。
　　八零五年七月，最澄随同藤原葛野麻吕等遣唐使平安归国。归国时，最澄满载天台宗的典籍、佛像、佛画、佛具等，可谓硕果累累。第二年，得到天皇恩准，最澄在比睿山正式树立天台法华宗。
　　比睿山位于京都东北部与大津交界的连绵山区，海拔八百多米。自古以来，东北方位一向被视为生命诞生与消灭的地方，经常修建佛门寺宇，来镇守一方土地的安宁与昌盛。
　　最澄身负镇宇王城、弘扬佛法的使命，在此地创造了延历寺。延历寺为天台宗总本寺，包括东塔、西塔、横川三个地区。全盛时期，被称为"三塔十六谷"的延历寺，竟有三千多座僧房，可谓气势宏伟大、威震四方。难怪白河法皇叹息，说："贺茂之水、双六之赛、山中法师（延历寺僧兵），不从腾心者。"
　　西元八○六，三月，桓武天皇驾崩，最澄丧失了最大的支持者。其后十六年间，他致力于天台宗实质的确立，主要重点在于大乘戒坛的建立，以及与法相宗德一论辩有关“三一权实”的内涵。最澄所以主张大乘戒坛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自己辛苦培育的弟子，必须到东大寺戒坛受具足戒，而弟子们到了南都，环境舒适，接近权贵，名利可得，丧失道心。二是最澄主张一乘思想，认为比丘具足戒是小乘戒，只是自觉自利，而大乘戒是自觉觉他，自利利他。所以主张弘扬大乘的天台宗、密法及戒法，希望实现一个具有活泼朝气而又和谐的大乘理想国家。西元八一八年，最澄宣言舍弃东大寺戒坛所受的小乘戒，并上呈“山家学生式”，说明天台大乘僧的养成办法，规定凡受大乘戒之后十二年不能出山门，必须专修止观业（天台）与遮那业（真言），直到成为国宝、国师、国用为止，惜未获准。
　　翌年，最澄撰《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一卷，说明其内证为佛陀所悟之法，是由师徒展转相承下来的血脉系谱。由于最澄上表请废小乘戒仪，别设大乘戒坛，因此引起南都诸宗的多方论难，西元八二○年，最澄乃针对此类论难撰述《显戒论》三卷，阐明大乘戒为经论中所明示的事实。此实为开展日本山家学生式及成立天台宗的根本理论，也是纯大乘戒创立的根本圣典。又经一年，最澄编集《显戒论缘起》等论着，虽极力向天皇奏请，却依旧未获许可。
　　八二二年二月，最澄受敕为传灯大法师，其后四个月，仍一心渴望实现大乘戒的认可，惜宿愿未满，即于六月在比叡山中道院示寂，世寿五十六。遗言：“勿为我着丧服，但弘我志。”后经弟子光定等人努力争取，终于得到敕许大乘戒，天台僧养成制度由之确立。
　　弘仁十四年，为纪念桓武天皇敕许创建天台法华宗，遂取其年号“延历”，将比叡山寺改为延历寺。门下弟子有义真、圆澄、光定、圆仁等多人，均为佛门龙象。
　　最澄一生撰述甚丰，有《法华辅照》、《付法缘起》、《长讲愿文》各三卷，《灌顶仪式》二卷，《法华秀句》三卷，《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一卷，《六千部法华铭》各一卷等，计一百六十余卷，均收录于《传教大师全集》。
　　八六六年，清和天皇追赠“传教大师”諡号，"大师"这一称号，在日本尚属首次。世称叡山大师、山家大师、根本大师、最澄上人。至今最澄的亲手笔迹法宝、入唐牒、越州余等遗物仍被珍视保存，其精神历万古而弥新。
　　最澄于延历寺根本中堂点燃的法灯，在悠悠岁月、沧海桑田中，从未熄灭。一千多年以来，延历寺作为佛教圣地，培育了几工宗师。慈觉大师、智证大师、惠心大师、法然上人、亲鸾上人、道元禅师、日莲上人等，大凡代表日本宗教界的领袖都曾进入比睿山学佛求法。正是他们为日后的日本宗教界开创了各门宗派，使佛法不断得以升华、发展。只可惜后来被织田信长一把火烧个精光，残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