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佛教管见

　　日本佛教管见
　　“一个人不论善恶如何，一死便成了佛，在这里，佛教不但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还在有意无意地鼓励日本人‘为恶’，这恐怕也是释迦牟尼始料不及的。”——归根结底，宗教的释义，最终不过是为人所用。这也是宗教的功利性所在。

　　佛教自印度等地传到中国，与中国的儒、道、传统巫术相融合，已经经过了一次“汉化”，再传到日本，又经过一次“和化”，更是面目全非，越发“不像佛教”了。很多时候，连中国人也无法理解日本的佛教现象，只好含糊地说：“莫名其妙，不可思议。”
　　日本人对佛教的信仰，几乎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从出生到死亡、从茶道到剑道、从朝廷礼仪到居家生活，无处不可见佛教的身影，可以说，日本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被佛教控制着，他们对佛教的信仰程度，绝对要比中国人深。按理说，佛教在日本可算是根深蒂固，不可动摇了；可奇怪的是，明治维新后，统治者宣布以国家神道作为全民唯一的宗教信仰，这其间，固然有佛教徒的不满、抱怨甚至反抗，但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却是温情脉脉、两厢情愿的合作，几乎在一夜之间，国家神道已成为日本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信仰。
　　佛教本来就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强烈排外性不同，佛教，特别是经过汉、和等民族改造过的佛教，很少有“异教徒”的说法：在西藏，被“降伏”的恶神成为了佛的护法；在中原，佛与关帝、玉皇大帝甚至孔子常共处一庙；在日本，佛教徒既烧香拜佛，也参拜神社（里面供奉的一般是传说中的英雄）。日本的皇权神授、天皇至高无上等观点，也被佛教以及佛教徒所接受并肯定。日本国民记忆里的天皇系统，可以上溯到与秦同时的神武天皇，以后，即使是在武家统治的幕府时期，尽管天皇也许会被骂为“天狗”，却也没人胆敢取而代之或者提出废除天皇制。二战时期，被俘虏的日本人，绝大多数仍然坚持认为天皇是绝对正确的，这里面也包含那些已经认识到这场战争“侵略”本质的进步军人——他们认为，是军部欺骗甚至挟持了天皇，天皇本身还是爱好和平的。颇具戏剧性的是，当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在前一天还信誓旦旦要抵抗到底的日本人，立即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遵照天皇的命令，完全地与占领军合作。因此，日本佛教与国家神道尽管本质迥异、形式不同，其内核却大有相通之处，一旦有外力，特别是以天皇名义施加的外力推波助澜，两者很容易互相转变。
　　佛教是讲究恬静、与世无争的，在中国，和尚们甚至提出了不必向世俗帝王叩头的口号。而在日本，和尚们却积极地参与政治，政治家们也积极地利用佛教。战国时期，一向教徒频繁起义，旧佛教教徒也往往拥有大量的田地庄园与僧兵，本愿寺派甚至建立起与其他诸侯相似的政权……上杉谦信、伊达政宗宣布自己是天王或者神僧的转世；武田信玄、大友宗麟接受了剃度；武士隐居或者半隐居后，往往为僧（岛津义久、黑田孝高）；甚至连有火烧比睿山、屠杀一向教徒暴行，被称为“佛敌”、“第六天魔”的织田信长，也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与岳父见面的地点选择在了正德寺；出兵中国地区时，他住在了本能寺。佛教自传入日本起，就严重世俗化，中国中原的“佛道之争”、中国西藏的“佛本之争”，其核心仍然是宗教斗争，而在日本，佛教的进退兴衰，却往往直接是世俗势力争权夺利的结果，信奉佛教的一派掌握了实权，佛教便取得统治地位，反之亦然。日本战国时代的本愿寺派属净土宗，但教义有了许多新的发展，如可以娶妻生子、本寺的领袖继承采用世袭制等，情形与中国后汉、三国时期的张鲁政权很相似。在传教的过程中，本愿寺家族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实际成为一个相当大的诸侯，而且他们的教徒遍布全国，经常由于政治需要——而非宗教需要——在各地挑唆教徒起义，或者分化对手的家臣团，如德川家康的部下本多正信就曾离开主家而参与了三和国的起义。后来，本愿寺派加入了信长包围网，曾搞得信长焦头烂额、苦不堪言，信长一手血腥镇压，一手安抚利诱，双方才暂时结束了敌对状态。后来，在丰臣秀吉的策划下，本愿寺派分裂为东、西两部，究其分裂原因，并非两派教义不合，而只是为了继承问题——一句话，是为了争权夺利。
　　“善哉”是佛教徒的口头禅，“慈悲”是佛教的教义。可在日本，佛教却与血腥联系在了一起。佛教既然与政治牵扯在一起，自然就免不了杀人放火、兵戎相见，但，日本佛教的血腥还远不止此，如剑道的最高境界，就是讲究“禅”，柳生但马守（不知具体指的是不是柳生宗严）在将剑术传给了弟子后，说：“我能教你的就只有这些了，你要想取得更大的进步，就要到禅里去寻找。”宫本武藏的《五轮书》，会给我们造成一种错觉，认为宫本是一个慈眉善目的智者，然而他杀人时从不手软，据说他少年时就是以杀人越货为职业的。日本人的切腹，被认为是最残忍的自杀方式之一，这也跟佛教扯上了关系，如切腹时要面向西方，因为佛是在西方的，此外，自杀的姿势也与禅道相关，面朝天死去，会被认为是一种耻辱，所以，为了避免临死前挣扎而死的“难看”，日本女子自杀时甚至先把脚与身体绑在一起。大和民族本是一个嗜血的民族，中国史书上便常称其人残忍好杀。在困难时期，他们竟然会把自己的孩子淹死——这在中国也有，但毕竟是个别的行为。日本民族的残忍好杀，使日本佛教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血腥色彩。与日本佛教的世俗化相似的，日本佛教也讲究实用，佛教最后被改造的只剩下许多形式性的东西，如坐禅、烧香等，至于佛教原理、哲学，只有少数的僧人、学者才注意研究。佛教常用轮回说来劝善，可是日本佛教认为，一个人不论善恶如何，一死便成了佛，在这里，佛教不但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还在有意无意地鼓励日本人“为恶”，这恐怕也是释迦牟尼始料不及的。

　　参考书目：《武士道》、《菊与刀》、《国家神道》、《德川宗教》、《日本书纪》、《佛教三百题》等。